韩梅村率部起义时正值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其政治意义不同寻常

本文为邓钧洪同志的回忆文章。邓钧洪，一九三九年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四六年六月到阜新做地下工作，主要协助韩梅村将军做起义准备工作；一九四七年五月韩梅村将军在凌源起义后，任热辽建国学院中学部主任，后又调到冀热辽群众报社工作；离休前任湖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一九四七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东北冀热辽解放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军分区召开了一次会议，专为总结国民党嫡系将领韩梅村当年五月一日在热河凌源率部起义的经验。会议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程子华主持，有副司令员黄永胜、杨梅生、宣传部长赵毅敏、城工部长李乐光、公安部长杨奇清等近二十人参加。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派来东北策划韩部起义的周太暄和我也被邀参加了会议，由我详细汇报了策划起义的经过。经过到会同志的深入分析和热烈讨论，最后程子华同志作了总结发言，大意是：一、韩梅村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他是关麟征、杜聿明的老部下，抗日时期曾任国民党军五六六旅少将旅长），他的起义是主动追求已久，并在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前后实现的，与其他战败被围或被形势所迫而起义的性质完全不同。对此，我们的同志往往缺乏足够估计，思想落后于形势；甚至当地下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偷过封锁线来接洽起义时，我们有的同志还在半信半疑，不敢大胆放手协助，几乎给起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二、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快，我们放弃延安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还能主动追求起义，那末，即将到来的反攻胜利形势必将促使更多的国民党军弃暗投明，起义自救。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和气魄，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敢于迎接胜利。三、这次起义，正当我军即将大举反攻的前夕，对韩的老上司、老同事杜聿明、郑洞国及其他东北蒋军将领来说，确是一个晴空霹雳，对国民党军盛极一时的嚣张气焰，是一次当头棒喝；对蒋管区特别是东北军队士气的瓦解是一付催化剂，而对坚定我军大反攻胜利的信心，鼓舞我解放区人民的斗志，提高对形势发展的认识，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四、打入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部，协助韩梅村司令举行起义的，正是我湖南地下党派去的同志，这就说明我地下党的秘密革命活动是错综复杂，非常艰巨的。湖南地下党撒下的种籽，居然在东北开了花，这是人们没有料到的。可以断言，在我军即将举行全面反攻的大好形势下，这种有利于我们反攻的意外好事，还会层出不穷。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尤其要吸取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作好充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

（一）离湘出走

湖南地下党撒出的"种子"为何会飘荡到了东北呢？原来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经过谈谈打打，正进入最后决裂时期。

一九四五年底和四六年初，我正在长沙和刘东安、常杏云等同志﹣起，在周里同志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而以开书店（邓晏如主持的"兄弟书店"，实际是"三联书店"的分店）和从事新闻报纸（国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做掩护。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在国民日报遇见了原来在省立第一师范和我同班同学的毛孝祥。此人是三青团的骨干，我一九三九年在第﹣一师范作地下党支部书记时和他是死对头，我毕业离校后去湘北抗日前线作民训工作时，就是被他们告发而被捕入狱的。这时他已被提升为省三青团的科长，专门追踪侦察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把这情况向周里反映后，他叫常杏云转告我：省工委决定我马上离开长沙。

到哪里去呢？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到上海，通过新知书店经理沈静芷、刘逊夫介绍和掩护我通过封锁线到新四军首府淮阴去。但当我到达上海时，形势已很紧张，前线封锁很严，无法进入解放区。只好再找第二条出路。

第二条路是到东北去。还在当年四月份，我就接到东北阜新市国民党市政府主任秘书杨明清的信，邀我去那里工作。杨是我在第一师范的同学，一九四二年又同在桂林铁路子弟学校工作过，他当时表现进步，和我们常有来往。但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便打听我的组织关系，只是猜测我在桂林开的平明书店可能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他有个小同乡叫韩梅村，是杜聿明的亲信部下，抗日初期曾任国民党军五六六旅少将旅长，后因带兵练兵有点模仿八路军的作风，被集团总司令关麟征撤了职。他当时闲居在桂林，曾托杨明清想通过我取得与地下党的联系，终因不能肯定我是共产党员而未敢启齿。此事我是后来从杨明清口中得知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韩以少将高参名义随杜聿明去东北接收阜新市并任市长。杜聿明原想照顾他去阜新市发一笔"劫收财",而他想的却是如何励精图治，解民倒悬。他到阜新以后，照样穿旧军衣，吃高梁米饭。把接收的小轿车卖了办学校，自己出门只骑脚踏车。并采取一系列进步措施，压制豪强，关怀民痪，保护进步人士和解放区的被俘人员。可是他的这些作为，解放区的人们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却无法理解，没有向他作出任何反应。于是他叫主任秘书杨明清给在长沙的朋友写信，要求我们派人去协助他工作，并暗示"英雄有用武之地"，意思是想依靠我们去打通当地的党和解放区的关系。

去东北也很不容易。当时铁路、公路均已破坏，陆路交通完全断绝，只有海上尚可来往，而又只有几条破船，尽被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家属占了，有等上几个月仍无着落的。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在报纸上看到招商局一条最大最好的海轮蔡锷号第二天要开往天津的消息。于是我在第二天一早赶到上海，当蔡锷号正在升火起锚的时候，我雇上一只划子，冲向黄浦江心，攀上了蔡锷号海轮，混入人群当中。到查票时，我摆出新闻记者的架势，大模大样地从船头走向船尾，他们居然没有拦阻我，让我自自在在地到达了天津。

到天津以后，再乘火车出山海关。那里国民党军警检查很严。我考虑东北是新收复区，买不到进步书籍，为了工作需要，带了一大箱子马列主义书籍，上面盖些《三民主义》之类的书作掩护。当检查时，我照样大大方方，拿出我的记者身份证，主动打开箱子请他们检查。我就这样侥幸地混出了关。

（二）东北扎根

一路上经过多番折腾，我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到达东北阜新市，找到了杨明清。他把韩梅村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我和韩初次见面时，难免有些对旧高级军官的那种隔阂，但几经交往，就顾虑全消，非常融洽了。他是那么坦率朴素，平易近人，没有一般高级官吏的傲慢态度和腐朽习气。他生活朴素，廉洁奉公，衣着饮食，与平民无多差别，从不追求个人享受；思想作风也很正派，坚持真理，不计名位，不畏强权，更不作威作福，以势压人。一心兴利除弊，为民造福。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确使我惊叹不已，感到剥削阶级队伍和反动阵营里，也还有方刚正直、志行高洁、追求进步的人，不能从狭隘的阶级观点出发，对他们抱成见。从此，我和他心气相通，无所不谈。他开始要我作市政府的教育科长，我和杨明清商量后，认为最好是当机要秘书，便于做秘密工作。

我们认为，要在阜新树立廉正清明的政治局面，首先必须自己做到，不贪财嗜利，不徇私舞弊，不养尊处优，不欺压人民。吃粗杂粮，穿棉军衣，关心民，勤求民隐，除自己应得的薪水外，一尘不染。我们这样做了，就给阜新人民造成一个很不寻常的印象，纷纷谈论，有口皆碑。那些被权贵推荐来想升官发财的人，看到这存一个奇怪的市长，也不免所望，一个个借口开溜，另图高就去了。

其次必须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阜新当时的主要反动势力是国民党书记长江济、参议长王涵之、贾玉昆和大蒙奸李守信及土匪头子崔兴武、索华忱等。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鱼肉乡里，欺压人民，阜新人民恨之入骨。韩征得杜聿明的同意，扣押了崔兴武、索华忱，赶走了李守信，杀住了江、王、贾的气焰，阜新市及附近各县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而江、王、贾等则到处造谣，说韩梅村所作所为，完全象个"八路"。

第三，我们注意了对人民的宣传教育和福利工作，我们查禁过阜新市的反动书刊，办过宣传革命的油印进步报纸，去北京买回了不少进步书籍，办起了以韩和我兼过校长的阜新中学。我还去省立中学高中毕业班兼过课，尽力向青年学生们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启蒙教育。还组织中学生公演过宋之的剧本《转形期》（描写解放区县长与农民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我们还办过托儿所、幼儿园和救济院。这并不是我们抱有什么"乌托邦"的幻想，而是觉得只要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麻痹手段，宣传启蒙进步思想，给群众一点实际的物质利益，即使搞点改良主义也是好的。

第四，我们在打击反动势力的同时，还想尽办法保护革命进步势力。阜新邻接解放区，出城向西二十里就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当地军警和公安局经常送来抓获的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和区乡干部，当时监狱里已关着二、三十人。我们决定来一次清狱，由我负责把他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进行"审问"，只要是与八路军、解放区有关的"人犯"，都借口证据不足，案情很轻，予以释放了。

（三）设法找党

经过三个多月政治上的苦心经营，我们在阜新的声誉更加提高了，韩、杨的信心也更足了，我也站稳了脚，扎下了根。接着就着手进行下一步骤。这一步的主要课题有两个：第一是设法取得联系，打通与当地党的关系，以便得到党的直接领导，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但是前面说过，当时陆路交通破坏，南北不通，在解放区与蒋管区互相封锁隔绝的情况下，与地方党是无法直接打通关系的。要做到这点，必须经过延安党中央，那在时间上不允许，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我们后来起义进入解放区，还是经过中央通过香港南方局钱瑛同志与湖南党联系，才接上组织关系的，但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第二是建立自己的武装，并收编和集中地方武装，以防止他们对解放区的骚扰和对老百姓的残害，进而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协助扩大解放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们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率队探察解放军的动向，以便与之取得联系。当时阜新的西、南、北三面都被解放区包围着，出城二十几里就是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但是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在没有打通关系以前，根本无法找到他们，只能听到一些传说的"神话"，如说什么红梅女司令（内蒙游击队女司令）如何来去如风，令人谈虎色变。至于解放军正规部队的动向，就连传闻也听不到，我们在没有办法当中，不得已采取了一个带有几分冒险性的办法，带一支小的队伍到游击区去，进行探察联系。九月的一天，我带了一排阜新县保安大队的骑兵，到阜新西北地区距城三十多里的边境去巡查。那个地区是大蒙奸李守信部（约有千余人枪）活动的场所。阜新参议长、大地主王涵之当时也在李的司令部活动，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不时对解放区进行骚扰。他们把我请去会谈，说八路军已离此地很近，就要向他们发起进攻，请我赶快离开，避免遭受损失。实际上是他们对韩和我存有戒心，对我下逐客令。我知道在他们的怀疑和监视下，不可能达到探察联系的目的，只好带着队伍暂时回来，我们刚启程，后面就响起一阵枪声，无疑是他们搞的鬼。

二、建立部队，扩充实力，准备起义。我到阜新以后，感到为了对付地方团队和地主武装，为了工作的开展以及在适当时机宣布起义，把队伍拉向解放区，我们有自己建立和掌握武装的必要。于是韩、杨和我共同商议，由韩写信给杜聿明，建议在阜新建立一支部队，由韩掌握，杜同意了，我们便以原驻热河凌源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刘清霖不听调遣为由，把这个支队的七、八、九三个团约三千多人整编为七、八两个团，又把阜新地区的地方团队整编为第九团，成立新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部，由韩梅村兼任司令，刘清霖任副司令，归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指挥。但是这个部队的参谋长却是东北保安司令部介绍来的，三个团的团长、团副也都是极其反动的旧军官，他们除军事指挥上能服从韩的命令以外。在政治思想上是很难接受其影响的。因此，一切起义的策划只能在韩、杨和我之间进行，对他们必须严格保密。有一次，后来提升为第八团团长的钟良请我吃饭，饭后第九团团副涂怀忠突然假装开玩笑地当众对我说："你很象共产党的 xx 首领。"我也开玩笑地回答："要有这样的好事，我一定委派你当总司令。"看来他们对我这个"机要秘书"是目为异类。对我们释放解放军和边缘地区的俘虏及政治犯，限制军统、中统特务活动的行为已很怀疑，只是碍于顶头上司对我的信任，不敢公开捣乱而已。我当然清楚这一点，因此，在没有取得与当地党的联系以前。只能依靠韩的军事命令来掩盖自己的革命意图和行动。这就给策划起义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三、由我去北平找军调部中共方面的负责人，说明我们的意图和要求，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打通党的关系并和解放区取得联系，同时顺便购买一批进步书籍，供青年们阅读。这年十一月底，我到了北平，首先找到"读书生活出版社"，谈及我过去和三联、新知书店的关系，并选购了大批进步书刊。由于他们也是受上海三联、新知总店领导的，对总店负责人沈静芷、刘逊夫等同志都很熟悉，听到我谈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已相信我是地下党的同志，但按照地下党的组织原则，彼此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那位同志（忘其姓名）终于认为我所谈的情况和要求非常重要，是一件关系党的革命事业的大事。当即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北京饭店二楼去找军调部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徐冰和张香山同志。由美国马歇尔倡议成立的中国军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包括美国、国民党、中共三个方面的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国民党代表住一楼，中共代表住二楼，美国马歇尔等住三楼。当时国共关系正处在最低潮，中共方面负责人叶剑英已回到延安，当我通过一楼国民党的监视走上二楼时，接见我的同志也不知是否是徐冰（因我从未见过他）。他看到我穿的一身国民党棉军服，感到非常突然，不免有些吃惊，劈头就问："你怎么能通过一楼到这里来的？要小心啊！"当我说明来意，详细地说明韩梅村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当时我们在阜新的情况和意图，他表示很为难。我要他无论如何设法帮助我接通解放区和当地党的关系，他沉吟了很久说："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尽这个义务，可是难啊！我们这里是公开谈判机关，不允许干这种秘密工作。如果被国民党侦察到了，那就会出大问题，给党带来麻烦，造成被动。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许，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原谅这一点。"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何况我又没有党的正式关系，只好一再保证自己不会泄密，求他尽量设法，他只是摇头说"不行"。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我只好自觉告退。

四、写信到湖南，向周里同志求援。信中用隐语说：我在阜新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生活困难，请求他介绍当地朋友给予援助，并把我的衣服鞋子赶快寄来。这就是说，我在万分焦急地等待组织关系。不久，周里就派了原在宁乡一个中学当校长的党员周太暄和他爱人陶涛到阜新来工作。周太暄夫妇到达阜新时，已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我把他们暂时安排在阜新市中学任教。从此，我们多了两位得力的同志，加以我原来留在长沙的两个学生胡良杰和邓敏捷，也由湖南党的同志找到美国救济总署的关系，把他们当作难民子弟送到东北，我们的起义就又增加了几个帮手。

（四）一场误会

既然通过上级组织沟通与当地党的关系的愿望不能实现，怎么办呢？总不能因为没有与当地的党取得联系就停止革命工作吧？于是，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采取自己上门去找的办法，再作一次侦察联系。就是由我们的同志带一支部队到边界去巡逻，把解放军引出来，再派人去向他们说明，以实际行动来争取他们的了解和信任。我们的打算是在取得解放区的信任以后，先在边缘地区建立"中间两面"政权，以便逐步扩大解放区。

正当我们打算带队出去探察时，阜新地区的国民党棍和地主恶霸造出舆论，说我们不打"八路"不反共，却把他们坚决反共的部队整编了。国民党书记长江济、县参义长王涵之等并联名向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告状，说韩梅村"政治主张极为乖谬。于是韩为了掩人耳目，借机行事，便集合五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一个特务排，带上团长钟良、赵序伍、团副涂怀忠，王茂恩等一同出发，装作打解放军的样子，向阜新西南二、三十里的王府与红帽子一带边缘地区推进。一路浩浩荡荡，故张声势，名为巡边，实际上是找机会和解放军联系。

一九四七年元月下旬，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到达离阜新西面三十余里的红帽子。前面侦察兵回报说，离我们二十里处发现有解放军。我们马上下令驻扎下来。同时考虑到要和解放军取联系，韩在此诸多不便，万一事机不密，会使他首当其冲，我们便建议他当天下午返回阜新，只留下我和几个团长、团副去周旋，由我相机行事。当天晚上，我们指挥部驻扎在红帽子的一个大地主的大院里，院子的高墙四角均有炮楼。除了韩带回阜新一个连以外，其余四个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都部署在大院周围。当晚风平浪静，没有得到任何解放军向我移动的情报。我正在考虑着如何才能在第二天创造条件，找到借口，以便偷渡过去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午夜过后，前哨仍无动静，除担负巡逻、侦察和岗哨的士兵外，大家都安然入睡了。到凌晨三、四点钟，当人们正在酣睡时，突然枪声四起，大院被解放军紧紧包围了，我们赶紧起来弄清情况，发现布置在大院周围的五个连全部不知去向，估计是溃散了，这种突然事变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几个团长、团副向我建议，要带几十个精选的卫队突围出去。这可把我急坏了，如果突围，不但我们的人都会被打死，对方也会受到损失。我只好打电话给在阜新的韩司令（我们是架了军用电话的），说明不能突围的理由，请他下令定夺，意思是即使被俘过去也是好的。韩当然是心领神会，立即下了不能突围的命令，团长们一听不妙，害怕要当解放军的俘虏，一个个开溜逃命。他们是从丈多高的围墙跳出去，找到一个包围圈的空隙跑掉的。接着，厚实牢固的院门烧着了，机枪手榴弹都打到院里了，眼看解放军就要冲进来。我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与对方联系的，我们即使不被打死，也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最好是暂时离开这里，等到战斗结束后，再回头来找他们。于是我从那个墙上的空隙处跳了下去。不料那个空隙被发现了，机枪封锁严密，一连串枪弹就落在我们脚下，打得尘土飞扬，我幸好没有中弹。

我们离开大院以后，通过小镇的曲折街巷，到达了旷野平原。那时天尚未亮，皓月当空，茫茫积雪，一望无际。在雪光反映下，人影清晰可见，后面高处的一挺机枪，一直对准我们射击，打得前后左右积雪纷飞。等到机枪不响了，又爬起来跑几步。如此反复多次，才算逃出了射程。向东走出三、四里后，天已发亮，隐约看到一个村庄，农民们惊慌地走过来，把我们领进了暖炕。这时我们的马匹行李都已丢光，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步行回去是有困难的。恰好碰上一辆去阜新的大车，只好暂时搭上先回阜新。休息好了以后，再化装出来找解放军。

由于这次"误会"，我们丢掉了一个精锐连和一个特务排，连长、排长和士兵几乎全被消灭，解放军也有伤亡。特别是想到解放军亲人的伤亡，我不禁阵阵心痛。这是一个不小的代价啊！

（五）两进解放区

回到阜新的当晚，我向韩梅村汇报了情况，经商定，由我单独秘密进入解放区去执行联系任务。第二天清晨，他派亲信借来了小商人的衣帽鞋袜，我就装成小商人，带上阜新地图，奔向王爷府（此时王府已被解放军占领。我们的那个"精锐"连就是在这里被歼灭的）。当我绕过国民党中央军石觉的十三军的哨所到达王府时，却不见解放军的踪影。我找到一位老大娘向她打听，顺着她指点的方向走去，约走了三、四里路，到了一个小村庄，在那村旁的灌木林里发现闪闪发光的刺刀在来回晃动。我当时心中一怔，不是害怕，而是感到既亲切，又陌生。还没有见过解放军，今天有机会见到他们，能不激动得心跳吗？

战士把我引进一幢民房，看样子是个连部，有二十多人在忙着做饺子，包的包，蒸的蒸，喜气洋洋，这才使我想起那天是四六年除夕。他们有说有笑，亲如家人，对我这陌生人也十分亲切，热情地招呼我吃饺子，还怕我没有吃饱哩。他们纯朴真挚的感情，使我第一次感受到革命亲人的喜悦。当我说明有重要情报需要见到他们有决策权的上级时，有个调皮战士问："有什么大好事情，可以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吗？旁边有好几个战士说："这是秘密，你有资格问？"接着，连长就派了一班骑兵，带来一匹马，把我送到营部。营部又连夜把我送到团部。我不知到底到了哪一级的军事单位。为了保密，他们不说，我也不问。只说明事关重大军事秘密，问他们是否有权决定回答。结果，又连夜把我送到二十里外地名桎梏台的一个军事机关。到时已是午夜，一个姓曹（忘其名）的科长接待了我，说是"首长"早已睡熟，明天早上再谈。在我的卧室对门，住了三、四个青年，非常活跃，有唱有笑。其中一个二十来岁，满口进步词，口口声声要继承八路军的革命传统，发扬八路军的优良作风。这个青年叫皮广正，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三支队的一个排长，不久前被八路军俘虏过来的。八路军优待俘虏，他就伪装进步，表现积极。他们跑来打听我从哪里来，是干什么的，显得非常亲热。我只说是个商人，往来阜新北票一带接洽买卖的。

第二天早饭后，有一位首长单独接见了我，我才知道我已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十七旅司令部（当时民主联军独立作战的军事单位旅（师)，旅以上就是纵队）。接见我的是政治部主任李质。政委谢镗忠没有出面。李质声称他能代表上级单位决定答复我的问题。于是我就向他介绍韩梅村和我自己的情况与意图，并提出在边缘地区搞两面政权的想法。李质似乎半信半疑，他直爽地说："由于南北交通隔断，党的关系转不过来，这是客观困难；但我们却不能没有根据地随便相信一个人，这是革命斗争，尤其是军事斗争的原则问题。因此，我们既应把你当同志看待，又要当敌人来防备。这是血的教训，我想你是能够谅解的"。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当然懂得这个道理。难道我没有任何根据，就想凭三寸之舌来取得你和党的信任？但我完全有信心，总会取得你们信任的。现在就请你们提出具体要求，让我来接受考验吧。"我口里虽这样说，内心还是感到有些委屈。因为一般策动起义，总是党和革命队伍派人去做对方的工作，而今却要我来说服革命队伍，乞求起义了，但这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在没有接通组织关系以前，就这样拚命地往解放区闯呢！然而不这样，难道因为怕困难、受委屈就不革命了吗？我这时内心矛盾得有些烦恼了，紧接着说："说吧！你要我们干什么？怎样来考验我们"？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见我这样一问，便不加思索地说："我们向你和韩司令要两件东西：一要二十张盖好大印的阜新县政府（韩兼县长）的空白公文纸；二要阜新市和阜新地区详细军事部署地图，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十三军的兵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防御工事等等。"他说完望着我，似乎很得意地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没想到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说："行！你派谁跟我去取？"他说："我们再商量一下，看派哪个干练得力的人去。"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当天下午，他们就派了一位侦察员，扮作赶毛驴的，与我同去阜新，由接待我的曹科长带一排骑兵护送我到王府边界。从桎梏台到王府四十里，中间又在我来时的那个团部停留了一会。接待休息之后，团长对我说："李质主任来电话，我们这里有照相机，要我们合个影作纪念。"我已猜到是怎么回事，心里有些不痛快，便说："要照就照我个人吧，何必合照？放心，我不会计较的。我很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真没想到，为了革命来策划起义，也要经过这样复杂的内部斗争。然而，我认识到干革命工作，在特殊情况下，是难免会有内部斗争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虽辱犹荣，只有决心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对方的信任。照了相，我们重新上路，赶到王府，已是黄昏时候。护卫我们的骑兵象急风骤雨似的，围绕着王府奔驰了三圈，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然后我选在人们看不清的一角，急忙下马，换上毛驴，后面跟着化装佣人的侦察员，与曹科长匆匆握手告别，再走十余里，黑夜里遇上了阜新的巡逻骑兵，他们非常紧张，要把我们扣留检查。我随身带了许多共产党、解放军准备反攻的宣传品，深恐遇上了十三军的巡逻兵那就麻烦了。但我表面还是镇静自若，掏出我的机要秘书的符号，命令他们派一班骑兵送我去韩司令家。原来他们是保安三支队的，正好归我们管辖，就乖乖地听从我的命令，把我们护送到了韩家。

回到阜新以后，我发觉那个跟我来的侦察员，不能胜任带回重要文件的任务，就写了几个个字交他带给李质。约好过两天由我亲自将文件送去。随后我要杨明清办好盖了大印和私章的阜新县政府的二十张空白公文纸；请韩梅村司令命令三支队司令部的心腹人绘制好阜新地区防御部署的详细地图。事办妥以后，我在第三天又去到王府．在约好的地方去找解放军，谁知又无踪影。我怕他们怪我失信，就在该处被作战时烧毁的一根房柱上；用钢笔写了几个字："我已到此，不见其人"，然后再出王府向西寻找，没走几里，终于找到了他们。又和前次一样，我被辗转护送到了旅司令部。我见到李质，把他所要的东西统统交给了他，这次他特别高兴，对我亲热起来，不再把我当敌人看了。当即给我安排了特别房间，由曹科长陪着住宿，和李质两人单独一起开小灶。他还指着他的高头大洋马说："这次我一定用我心爱的坐骑送你回去。"我说："谢谢，我骑不了你那个庞然大物，还是上次那匹中国马安稳些。只是请你注意那个俘虏来的皮排长，不要让他逃回去危害我们就好了。"他说："这们事我一定会小心。"第二天，我又向他提出上次的工作方案，他基本上同意了。但对于要求他们派人住到阜新去，以便彼此联络，筹建中间政权一事，他开始同意派曹科长，后来又说还得请示冀察热辽军区和中央分局，才能确定人选。他建议我先回阜新，等中央分局和军区批准后，再派人来找我联系。我希望越快越好。第三天他们把我送到王府。我仍在黄昏时候匆匆下马和他们分手，独自一人，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之夜，通过二、三十里的茫茫雪野，朝阜新方向走去，没有行人没有路，也没有村落人烟，只好借着雪光反映，在积雪尺余的无垠旷野，摸索前进。走了约三个钟头，才远远的听到犬吠，见到灯光，知道已近阜新城边。这时我已是气喘吁吁，坚冰在须，手脚冻僵，精疲力竭了，但心里却是热呼呼的。

（六）变生意外

我第二次从桎梏台回到阜新后，已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了。我们日夜盼望解放区派人来，等了一个多星期，仍无消息。一天，我从司令部出来，正在门口碰上了那个被俘排长皮广正和他的连长王善章，不知他是什么时候从解放区逃回来的。他看到我便惊呆了，接着就紧紧跟住我。我故意往韩司令家里走，他们也跟到韩家，坐下来以后，皮说："我认识你，你是到过桎梏台的。"我说："什么桎梏台？你是谁？你认错了人吧？"他说："没有错，就在八路军十七旅那个地方，你说是阜新的商人，怎么又到了这里？"我说："你疯了吧！你知道我是谁？敢这样瞎说！"韩夫人张剑云也说："他是司令的机要秘书，你胡说些什么？"他俩有些困惑不解，就搭讪着起身走了。

我从韩家出来，感到有些不妙，就找杨明清商量，杨想了很久，最后说："干掉他！否则很危险。"我说："还不到采取这种最后手段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制服他。那样把事情弄大了，反而不好。再说，革命非到不得已时，是不能轻易伤害人命的。我想，最好让韩司令把他找来，说是司令亲自派我到八路军去做反间工作的，这是重大的军事秘密，如果泄漏出去，就要砍他的头。这样一吓唬，是可以把他吓住的。"杨同意了我的主意。我当即去找韩，说明情况和我们的意见。他也很同意，便把皮广正叫了来。他对皮说：:"你很忠诚，应该嘉奖，但你哪里知道邓秘书是我派去向八路军做反间工作的，这是军事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讲。"我立刻严厉地对皮说："你知道吗？没有我去桎梏台。阜新和你们都完了。八路军来势这么猛，你是见过的，没有我的反间计，能挡得住吗？这个重大的军事秘密，你要是透露出去了，就要砍你的头！"我打起国民党的官腔，使皮广正吓得连连称"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十七旅负责人的不负责任，几乎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月中旬，周太暄、陶涛、胡良杰、邓敏捷等都先后到了阜新，给阜新中学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学生们受他们的影响，逐渐活跃起来。皮广正虽然不敢把秘密泄露到外面去，但对他的亲密上级和心腹朋友，总难免透露一些风声。加上我们在阜新的所作所为，我两次出入解放区，看见的和知道的人也不少，因而流言蜚语早已暗播全城。只是慑于韩是杜聿明的亲信，又是"阜新王"，那些党棍恶霸还不敢公开叫嚷。恰在此时（约三月初），杜聿明为了进攻辽东临江一带解放区，把原驻热南凌源的央军都调去了，命令韩部移驻凌源，担任锦（州）承（德）路护路任务。周太暄等随韩部去凌源，我暂留阜新办理学校移交事项，同时等待我的妻子，当时的朋友李茵从上海来阜新，共同参加起义工作。

韩部调离阜新时，阜新地区的党棍恶霸江济、王涵之等。立刻活跃起来。他们在交通要道刷标语、写传单，到处发快邮代电，还通过中央社发布消息，说韩梅村带着部队投降八路军去了，不久就要带六千人来攻海州（阜新别称）。这条"新闻"，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北平的民国日报都登了。一时谣言四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当时也有些后悔，不该留下来担这个风险，等了一个多星期，李茵赶到了。我于是公开宣称："韩司令刚一离开，你们就敢这样造谣言诬蔑；我马上去把韩找来，同你们算账！"话虽这样说，还是有些担心他们采用卑劣恶毒手段进行暗害，好在杨明清还在代理县长，量他们也不敢太放肆。至于谣言，杜聿明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一则韩是他们的亲信；二则部队是他们调动的，他心中当然有数。我为了脱离这是非之地，便在三月中旬，赶紧和李茵一起动身去凌源，为防万一，我没有乘直达锦州的火车而是经新立屯、新民绕道沈阳，在沈阳休息两天，再经锦州转锦承路去凌源。

（七）三进解放区

当我赶到凌源时，正是我军退出延安的时候，周太喧已经接受任务在两天前化装农民进入解放区。他请了当地的一个老农作向导，托词是奉三支队派去侦察解放军情况的。他们刚进入解放区，便被抓起来了。周暗中示意，要解放军把他和那个老农分开。然后，他也被送到一个旅司令部，这就是驻防热南的十六旅，和热东的十七旅是兄弟部队。这个旅的司令员是张德发，一个粗犷善战的老红军，待人热情坦率，政委就是南下后湖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黄志勇。周太喧向他们叙述了我们和十七旅一再联系的经过，并谈了十七旅既不敢大胆放手帮助我们，又未能认真妥善地保护我们，以致让皮广正逃了出来，在阜新给我们制造险恶环境的情况，他们立刻请示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分局和军区早已了解我们在阜新时和十七旅接触的全部情况，以及由于十七旅负责人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和险恶处境，因而更加信任和关怀我们。这从后来分局、军区召开的起义经验总结会上程子华同志的总结发言（大意如本文开头的所述）可以领会到。于是经过上级批准，十六旅就派了他们的作战科长戴平带领五名老侦察员，化装分别住进了三支队司令部和侦察班。戴平、周太喧和我一起住在韩司令公馆里，不和外人接触，我们日夜细谈，增进了相互了解。当戴平知道韩和我们的身世、经历、为人，以及在阜新的工作和与十七旅联系的经过情况后，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好同志。然后，韩和我又和他一起环绕凌源县城，观察了城防阵地，商定了解放军来接应我们起义时的路线。

本来军区首长还打算让我们继续留在国统区，不必急于起义，以求扩大战果。但我们考虑到部队处境危急，且有被编入补充石觉的十三军的可能，经过研究，认为还是提早起义为好，决定让戴平在我们作好起义准备以后，返回解放区，要求上级立即派部队支援我们起义，因为我们是处在国民党十三军和九十三军的包围中，没有解放军的接应，是很难把部队拉进解放区的。四月中旬，戴平返回凌源，告诉我们：军区首长已同意我们在四月＋三（四）日起义，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在凌晨以前迎接前来接应的解放军。但在四月二十日，我们得到情况，说石觉的部队二十三、四两天将有两个师由东向西，路过凌源，开往承德。这对我们的起义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我们赶紧在二十一日，一连三起，派遣解放军留住在三支队司令部的老侦察员，先后进入解放区，以防万一，一起出事，另一起就可接上去，不致有误，俾能及时向解放区报告这个紧急情况，请求改变起义时间。随后又让戴平回解放区，向军区首长请示，另订起义时间。过了两天，戴平再次回凌源，传达军区首长指示，决定把起义时间改在五月一日。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的起义酝酿，总算有了一个确定的日期。至此，我们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八）"五一"起义，叶落归根

用部队起义来庆祝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这是多么鼓舞人心和意义深远的事！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首先命令铁路沿线的驻防部队立即集中凌源车站近待命。然后再次去城外观察地形，检查部署情况，布署通讯联络；同时指派部队看守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仓库，严防敌人破坏，以便起义时全部带走。三十日晚，解放军分三路出动，以两部分破坏凌源东西两面铁路，堵截国民党军前来增援的部队；十六旅的主力则于黄昏以后逐步接近凌源，直接进城迎接起义。当十六旅的部队到达城厢和车站外围时，我们便下令把所有三支队的城防部队集中在城内一个大院内，让开通道，使解放军迳直入城。这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十六旅司令员张德发和曹副政委象疾风一样奔向三支队司令部，进入韩司令家。两位司令员紧紧拥抱，我们大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马上召集部队官兵在司令部门口大坪集合，由韩司令宣布起义。十六旅早在解放区动员了一百多辆大车，把所有仓库中的粮食、布匹、弹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装满。中午时分，起义部队全部人马、车辆浩浩荡荡向解放区宁城八里罕进发。沿途居民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到了八里罕后，我们立即草拟了起义宣言，通电全国，历数蒋介石国民党的滔天罪恶，说明我们起义的原由，同时发出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这些都刊登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八里罕是宁城地区地委、军分区和十六旅司令部所在地，经过几天筹备，各领导机关召集周围数十里的居民和军队一万多人，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并送来许多慰劳品，使起义官兵受到很大的鼓舞。

大会以后，我们应邀到了冀察热辽解放区首府赤峰，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以及分局、军区、热河省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随后又把韩梅村接到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首长招待了将近一月。接着，将起义部队整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四野）独立第六师，由韩梅村任师长。此后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始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新阶段。

韩梅村起义后，不久又根据韩的请求，审查了他的生平历史，并报请中央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批准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以国民党嫡系少将的身份，在起义后立即经中央批准入党的，还只有他一人，我和周太暄、陶涛三人的党组织关系是在起义后经由香港中共南方局钱瑛同志转到中央，再转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后来进入解放区的两个学生胡良杰，邓敏捷和我的妻子李，经过工作的，也很入了党。周太暄、陶涛夫妇在参加辽沈战役后留在辽宁工作。我们四个人经过辽沈、平津两战役最后都南下到了湖南。韩梅村则领导他的独立六师，与四野一同南下打到江西，被任命为江西浮梁军分区司令员，后转业任农垦厅副厅长，现已离职休养。

这里还要附带交代几句，即杨明清当时留在阜新代理县长，当我们在凌源起义时，他没有来得及赶到凌源，以致没有和我们一起奔向解放区。在辽沈战役解放锦州时，我才见到他，安排了他的工作，他虽然不是党员，但一直是拥护革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他对我们的起义工作，不仅有引进之力，而且有参与策划之功。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并衷心感谢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