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先生大冒险第三十关怎么过，帽子先生大冒险第三十关

他揭开1.6亿中国男人的痛

今年4月，纪录片《秃然发生》

不动声色地火了。

它是全国首档关注男性脱发的纪录片，

至今已有超过2700万观众收看。

主角何润锋，是一个资深出镜记者，

同时也是一名脱发新人。

片子以他的自救为主线，

展示他如何请教专家、了解行业内幕，
又如何卧底植发培训机构，

并与各色脱发者交流困惑和心得。

何润锋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发友们

采访期间，多数发友选择模糊出镜

在2021年的卫健委报告中显示，

我国目前有2.5亿人被脱发困扰，
其中男性约1.6亿。

片中形形色色的男性发友，
便是这群人的缩影。

他们第一次“向大众展示自己最软弱的地方”，

有人在妻儿面前从未脱下过假发，

有人责怪父母，遗传“脱发基因”，

有人为了追讨1000个毛囊，
跟植发医院打起了官司……

我国目前有2.5亿人脱发，假发成为解决困扰的方式之一

这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纪录片，

全片一反常态，萦绕着女声的旁白，

颇有种男性被凝视的调侃意味，

我们采访了亲历者何润锋，
“男性脱发背后的性别意识，
很值得被讨论。”

自述 何润锋

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何润锋曾作为出镜记者奔走在新闻现场，从不顾及头发

这个纪录片的诞生，要从我的故事说起。

我过去是一个出镜记者，以前跑过战地，奔走在各大新闻发生地的现场。我是从来不管我的头发的，也没时间想要吹一个怎样的发型。

在2017年，我去日本拍一个关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调查，摄影师跟在我后头，有一个机位一直对着我后脑勺。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发量稀疏。

从那之后，身边的人、同事、同行的摄影师，也隔三差五地来提醒我：“小心一点，你要脱发了。”我越发地重视起来，也察觉到我的发量真的越来越少。

转行做节目主持人后，采访现场变得很有仪式感，图为采访诺兰和比尔盖茨

后来我转行做节目主持人，采访现场变成了很有仪式感的演播室，我的形象也是西装革履的，身边还有了一个妆发师，于是又多了一个提醒我的人，“留意一下你的头发”。

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认知，报道的公信力和仪表的体面是有某种关联的。你见过国内哪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和记者，是光着头的呢？即使脱发，也会戴假发。头发，似乎成为一个衡量仪表是否体面的重要因素。

对于头发的执着，除了体面的考量，可能还是中年危机

过去的几年，我尝试过一些应对措施，试过用防脱洗发水，也去看过医生。出差、旅行，行李箱里永远带着发粉、梳子和发胶……

2021年年初，我跟导演组偶然提起想要植发。当时，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脱发的感受，我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她们居然都那么惊讶。我们都觉得这个事儿，好像还真的有一个认知上的 gap。

《秃然发生》，真实揭开1.6亿中国男性的隐痛

大家一拍板，不然就拍一个植发的纪录片。

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直陆陆续续地拍了三个多月，去了北京、河北廊坊、成都、上海、郑州、武汉等。我在里面，既是脱发的当事人，同时也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去寻访全国各地备受脱发困扰的男发友们，和它背后的产业。

发友袁先生，采访期间一直背对镜头

有一位在河南的袁先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他从19岁开始，就不敢在公众场合脱下自己的帽子。在采访时，他一直都背对着镜头。

有一次下大雨，他的帽子丢了，就穿着雨披去公司。因为帽子丢了，他跟领导请假回家。领导问他为什么要披着雨披，他不敢说因为自己没有头发，问他为什么要请假，他也不敢说，是因为要回去找帽子。

朋友到他家做客，朋友出门了，他一个人在家，门还虚掩着，他终于可以摘下帽子了。没想到门忽然开了，他吓得把被子裹在身上。回头才发现，只是一阵风把门吹开了，他就躲在被子里一直哭。这个细节狠狠地刺痛了我。

最后促使他改变的是，家里一位长辈的去世。在葬礼上，他发现自己戴着的帽子成为一个阻碍，只能把帽子反着戴才能披麻戴孝。他下定决心找朋友东拼西凑借钱做了植发，头发长出来不少，可面对我时他还是戴着帽子。

采访前，他再三跟我们确认，是否会保护他的隐私。他用一句话承认了他所有隐忍的痛苦：“我向大众展示了我最软弱的地方。”

发友大多只愿意模糊出镜

发友们其实都藏得很深，他们只愿意和同病相怜的人倾诉。纪录片的同事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潜伏在各个论坛、贴吧里，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去留言和联系发友。我去跟发友见面前，没有做任何了解，防止会有预设。

有一位武汉的大学生，他给女孩告白。因为脱发，女孩血淋淋地拒绝了他：“你自己心里有数。”可他给自己填了个词 ，“你自己心里有点x数”，他打心底里先把脱发的自己否定了。

有一个发友，一度跟自己的父母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他说脱发都是因为基因不好，甚至对自己的基因很羞耻。有的人甚至想要去自杀。这是让我很震惊的。

发友罗林川，在妻子面前，24小时都是完美形象

罗林川老师，脱发22年了。他在妻子面前，24小时都是完美形象，无论睡觉、洗澡，从没有摘下过假发。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极少用“假发”这个词，而用“发片”代替。

羞耻感、自卑、焦虑、心虚都是发友中比较普遍的情绪。但当中，也有看起来是已经“走出来”的发友。

发友李闪光，很活泼，很坦然

李闪光，他是一个B站up主，他非常开诚布公地分享自己脱发的故事，甚至呈现自己不戴假发和戴假发的一个前后的对照。看到他戴上假发后的样子，网友留下的评论都是赞不绝口。

他处于一种临界的状态，看起来很活泼、很坦然。

但我跟他聊天后，我会存疑，我觉得这种坦然后面，还是有隐患的。如果他需要靠跟自己的粉丝互动，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一种认同和信心的话，一旦这些东西改变或者消失了怎么办？

发友朱志彬，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还有一位叫朱志彬的发友，他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原本医院承诺要给他种3500根毛囊，他做完手术之后，认为手术不太成功。他自创了一种“井字数毛囊法”，发现医院只种了2000多根毛囊，于是把医院告上法庭。

他就像《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莲》那样，在这几年间，拿着一大沓的申诉材料，来来回回奔走于法院、监管局、第三方检测机构之间。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毛囊变成了他的执念。或许我们会想象他的故事很极端，但接触下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在这里面受到了极强的一种挤压，才对毛囊那么执着。

当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感到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所有的挣扎以及纠结，背后都是一种成因复杂的“不自信”。

一位发友正在接受植发手术前的咨询

2021年最新的数据说，每6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脱发，总共有2.5亿中国人有这样的困扰。这么大的人群，催生了一整个围绕“脱发”的行业，所以在探访完发友后，我也走访了这个产业。

比如假发村，我总在想象，假发村到底是怎么样？我就到了河南许昌的假发村，进了村就一路走一路问。

见到有一个正在加工假发的作坊，几个大妈、老奶奶，用一些传统的工具在那梳理假发。我们平常看到店里面，卖几万块钱一顶的假发，原来是从这里出来的。

当我看到满屋子都是假发的时候，也看到了背后一种庞大的社会情绪。

“植发”被很多人当做最后的救命稻草

除了假发，“植发”被很多人当做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找到了好头发网的创始人徐峰老师，他算是脱发圈的“老炮”，也是我入门植发行业的领路人。

他给我看了不少用药治好脱发的患者图片，给我讲了不少植发行业的内幕：“如今的植发盛行，是社会、机构贩卖焦虑的结果，许多其实不需要植发的人都跑去植发，脱离了医疗的本质。”

采访的一位行业人员坦言：植发后可能会变“小龙人”

他给了我三条警告：

第一，毛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取出来的时候肯定会弄坏一些。一小时要取1500-2000个毛囊，其实成功率不高。

第二，毛囊取出来，种到前面也有风险。

第三，植发后，可能会变小龙人。

公立医院的植发门诊

接触到公立医院的谢祥医生

植发其实属于医美领域，目前市场里边，主要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机构这两类，他们的运营驱动力和沟通过程都不大一样。

像我们采访的北医三院是其中比较出名的公立医院，整个过程跟求医问诊一样。

我接触到的谢祥医生一年前也做了植发手术，很严谨。他告诉我，即使成功种植，也需长期用药维持 ，不然，头发该掉还得掉。

公立医院不会很急切地说服你去做手术，也不会给你承诺，一定保证成功率。但第一次会诊就能见到主诊医生，他会一直跟着你的诊疗过程，直到给你动刀子那天，也是同一个医生。

民营植发机构，是一种商业逻辑在运行

民营机构里边，它是一种商业逻辑在运作。它会跟你签合同，跟你一些许下承诺，保证95%以上的毛囊成活率，甚至有打折。

一般去做咨询的时候，首先见到的是接待的护士和咨询师，他们会给你用各种仪器去分析你的毛囊的萎缩程度，要植多少根头发，再一并算价钱。主诊医生，一般是要到手术的时候才能见到，咨询师很可能不会出现在最后的手术台上。

民营医院的咨询师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植完发，再做个眉毛，年轻五岁没有问题。”在民营机构里，自己更像是一个消费者，前后的检查、养护，流程更多。

哪个好哪个不好，其实大家的标准也不大一样。我在片子里货比三家，但得出的结论也不适合拿来就用，其实还是因人而异，需要大家亲自去比对。毕竟，植发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选择。

完成一台植发手术，需要4-6个人

我们都知道一台植发手术，它实际上是由4~6个人的小团队去完成的，你的手术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给你主刀的医生，还要看整个团队是否专业。

我真的想知道，如果我做植发手术的话，我会面临怎样的一个风险？

是否像很多新闻报道中的那样，做植发手术的工作人员并不那么专业？这是否是普遍现象？以及这些不专业的人，他们会流向哪里？

准备卧底植发培训班

我们就找了一家植发培训班去卧底，去一探究竟。

这是一个学费为3800元，为期3天的植发速成班，电话里的人介绍，前两天学理论，第三天实操，零基础包教包会。

在我脑子里面，预设培训班很有可能像传销组织一样，会收缴全部手机，关起来集中培训，环境特别恶劣。虽然并不是这样，但还是完全超乎我的意料。

组织者见到我们，连身份证都没看，全程没有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学过医，有没有从医资格证，在微信上转了学费，就能学。培训班所在的地方还挺富丽堂皇，甚至提供咖啡、水果。在上课的过程中，还可以随时用手机拍。

植发培训班

我们本来是准备用隐匿型摄像机拍摄的，后来发现 人人皆拍的时代下，课堂上每个人都会拍照录像，所以就用手机拍摄了全过程。

第一天的理论培训，讲师在一个早上就进行了植发的知识轰炸，非常密集的知识点都要学员记下来，我的笔记本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下午就开始给我们推销，告诉我们，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在他们机构进行医美，如果能拉来2、3个人，还会有回扣。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培训班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开拓客源，并且要开拓下沉市场

用萝卜片练手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上手了。讲师给每人发了两片萝卜练手，用来模拟植发。顺带给我们普及了提取毛囊的仪器，完了还给我们推销这些仪器。

我们还有一个在手术室里，观摩植发手术的机会，在一个不保证彻底无菌的环境下，躺着一个打了麻药的志愿者。当医生老师在取毛囊的时候，忽然一个女学生伸手想去看一眼机器，把医生老师都吓了一跳。还有一个学员，几次地在那里抠鼻子。

整个医疗环境，到处都是不规范。看到每取一个毛囊，头皮的部分就在渗血，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靠谱吗？

最后，甚至要我们在志愿者头上动刀！每个人需要亲自动手取2个毛囊，一共有19个学员，一共要取38个毛囊。

学员一个一个地上去取毛囊，

直到最后，医生点了何润锋的名字，他只能硬上

当时学员都一哄而上，但是我很纠结、抗拒这件事，直接给人提取毛囊，给人种头发，我没有这个资格去帮人做。直到最后，医生点了我的名字，我只能硬上。我取了钻头，努力了接近3分钟，哆哆嗦嗦地，终于取了1个毛囊。

这是我跟植发行业最近的一天，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魔幻。

片中的女声旁白

这个纪录片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片子里面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我的视角，另一个是导演组的女性视角。《秃然发生》的女声旁白，主语一直是第二人称“你”，用一个女性的口吻，在审视着男性发友们——“我同情你们，可怜你们，猥琐的代名词...”

女性长期作为一个被凝视的对象，外貌、身材的焦虑经常发生在女性身上。但同样的，当出现外貌焦虑的时候，男性也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有很多影视文学作品里，很多人会把“猥琐男”塑造成脱发的形象。这样的一种社会认知，慢慢在大家心里固化，成为一种审美标准。

发友张建宏

张建宏，是一个山西农村小伙。他在28岁那年全网征婚，经历了三十多次相亲仍然无果。他发的那条征婚视频，被许多人嘲笑发量。他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强烈的认知，说我的头发可能影响了找对象。

后来得到一个植发机构的免费赞助，植发成功，也顺利处了对象。可是好景不长，女朋友跟自己处得不好，悄悄走了。之后他还在不断地相亲，但是这回别人嫌弃的不是头发，而是因为啤酒肚、身高等别的问题。

张建宏，可能是洪流当中最无力的一个，他一直都被审美标准、社会论述推着走。

我们采访认识的朱玮，他是一个程序员，他选的方式就是光头，他觉得那样就是帅的、酷的。他跟我说：“为什么你都这么成功了，还要去在意自己的头发？”

上海光头协会，每个成员都很坦然

我在上海见到一群光头协会的老外，他们丝毫没有这样的困扰。他们对我说：“你是个记者，你就应该勇于打破这种偏见。”这话其实谁都能说，我也希望我能够自己打破这个规则，但你身在规则其中太难了。

我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又都一样。这当中不仅仅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还是一种在社会观念裹挟下的自我认知。

那天片子上线，有网友的观点说，“有趣的灵魂是最重要的”。

但实际对许多人来说，外表的体面，它是某一种精神力量的枢纽，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他能够很大程度上去解决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脱发的患者很多，但大家又仿佛是社会的少数派，被边缘化。归根结底，还是你能不能接受一个脱发的自己。

你要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不在意，其实很难做到。就像我，哪怕愿意去拍这个节目，但拍摄的时候还是会担心头发在镜头中过于稀疏。也许，当我把自己的在意表达出来后，才能变得坦然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