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上的龙卷风：阳明心学，从民间到朝堂，能量为何如此庞大

（一）正德王阳明心学的兴起

对于中晚明历史而言，阳明先生王守仁无疑是一位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无法绕过的人物。古今称绝业者曰‘三不朽’，成就此三不朽者莫说有明一代，就算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群体，当得此誉者恐怕也是寥寥无几。

事实上如果只是因为这些事迹和功业，王守仁的重要性也仍然极为有限——纵然他一生经历如何传奇曲折，本人又是如何惊才绝艳、成就等身，这一切终究会随着他的逝世而化为过眼云烟。然而事实上王守仁及其学说的影响恰恰是在其身后以几乎不可阻挡的趋势流布开来，以至于整个晚明社会都留下了王守仁及其学说的烙印。

王守仁一生堪称命运多舛。历经宦海沉浮，终在龙场悟道，放弃了传统儒臣一贯秉承的得君行道思想，转而寻求在觉民行道方面的突破。

王守仁少年时本就有成圣的大志，但要从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要于暮气沉沉的朱学之外另立一学，绝不是简简单单依靠一次大彻大悟就能得到足够的信心和决心的。而王守仁学说的优势所在正是贩夫走卒、愚夫愚妇皆可领悟的良知。这无疑比起想要把道统的传承限制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朱子学说更有普世性，能够更好地承担宗教或者说是近似于宗教的职能。

于是王守仁开始了自己的讲学。他“觉民行道”的努力自然并不一帆风顺，虽说依靠其超凡脱俗的学识才干、不畏权阉的耿直名声和三教九流皆可结交的豪杰之气使得王学具有了一定社会基础，但真正为王学的发展传播打开局面的，仍是王守仁及其弟子于正德十四年扫平宁王宸濠之乱的显赫功业。宸濠之乱前，王学不是什么好东西。宸濠之乱后，王学果然是好东西。王学于平乱前后境遇之反差一目了然。

不仅仅是“觉民行道”面对的现实如此，本已对“得君行道”绝望的王守仁本人在内心深处其实也无法于政治完全忘情。于是他一方面劝导门徒科举入仕，增强学派的政治力量，一方面也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寻求扩大王学的影响力。

然而因为已经有过正德元年的那次教训，王守仁对其学影响的扩大也表现出十分谨慎的一面——他不但对自己和门徒的讲学极力规制，避免内容涉及政治，而且长期以来都极力避免以师道自任。王守仁的政治嗅觉由此可见一斑，要知道正是伴随着他的讲学而兴起的师道复兴，成了日后王学被明世宗打成伪学重要原因。

但是毫无疑问，无论王守仁如何否认，在他决定走“觉民行道”道路的时候开始，他的所作所为就无可避免地向着复兴师道的方向前进。事实上中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就是被他的讲学所一手推动的，他也已经实质上成为了师道复兴的领军人物，而他的门徒，更是多以师道自任。

而师道与君道之间的各种冲突纠葛，日后还会将包括王学在内的很多学派和党社以及朝廷本身卷入其中并且影响到整个朝局的发展。“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两条观念和路线的对立，也将贯穿于王学的发展始终。

（二）在野学派的继续发展壮大及其对朝政的影响

经过王守仁及其门徒的不懈努力，嘉靖朝中后期王学在朝野之中都处于急速上升直至如日中天的状态。尤其是嘉靖三十二和三十三年的灵济宫讲会，场面宏大、人数众多。讲学风气之兴盛达到一个高潮。

虽然之后相继秉政于内阁的高拱和张居正先后对讲学运动进行摧抑，万历七年张居正甚至还推动禁毁天下书院，然而这种激烈的反应反而凸显了王学及其模式的威力给其反对派带来的忌惮。书院讲学对于朝政产生影响力的可能性正在被更多的在朝官僚认识到。

于是在张居正及其政权遭到清算之后，不但明代政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书院和讲学在学术上和其与政治的关系上也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一直以来被视作明代党争重要参与者的东林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在朝王学”与嘉靖朝朝局

（一）“大礼议”前后的王学

明世宗即位之初，朝廷力弱，他本人的皇位也不稳当，明世宗不得不为巩固自己的皇位而与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争夺对朝政的控制权。“大礼议”的过程，正是明世宗巩固帝位并基本掌握朝政控制权的过程。

“大礼议”在明代政治史之中是一个颇为特殊的事件，因为一直以来外廷与内廷的交锋之中一直以阻击内廷势力的扩张为主要行为模式，而“大礼议”客观来看却是外廷极为罕见地向内廷采取逼迫态势甚至导致皇帝也一度为之惴惴不安的事件。

明世宗在大礼议初期无疑是居于弱势地位。王学众人此时的力挺作为雪中送炭之举本应在明世宗获胜后转化为巨大的政治资本。然而这种“本应”并未完全化作现实。相反在朝的议礼新贵们在与王学最初的蜜月期过去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普遍对王学充满敌意，而明世宗对王守仁的观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中间的具体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王守仁嘉靖七年病逝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明世宗在次年对其世爵的削夺和将王学钦定为伪学。

按理说，我帮你，你给我回馈，这才正常，可是从大礼议事件后，明世宗对于王学的态度而言，这很不正常。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朝局形式和明世宗自身对文化领域政策的考量进行分析的话，这种钦定王学为伪学的行为就属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了。

因议礼而崛起的朝堂新贵们多数本为位卑小官，他们在朝堂之上多数毫无根基，而且彼此间也很少互通声气。他们的骤然上位几乎完全依赖于明世宗对他们的荣宠和超擢——换言之，他们不可能对明世宗掌控朝堂造成任何的麻烦乃至威胁，在思想和行动上也会高度附庸于明世宗。

然而在朝王学在这一点上却与其他议礼新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王学经过王守仁的多年经营在南方已经有了相当的社会基础，本身在思想体系上又自成一派，其成员在朝堂之上互相交通，王守仁本人又是功业等身长期有功未赏，这些都意味着在朝王学有着潜在的巨大能量。

经历过大礼议洗礼的明世宗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势力的存在无疑将充满戒备，夏言因自己不党孤臣的形象而得到明世宗的亲厚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其他的议礼新贵也几乎本能地将王学视作瓜分大礼议胜利成果的巨大威胁，对王学在朝植党干政充满警惕。

而且王学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对于明世宗的另一重大文化政策意图——以君道压制师道而言无疑是相悖的，甚至可以说中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正是伴随着王守仁的讲学而兴起。

因此虽然说王学曾经在大礼议之中为力量薄弱根基不稳的明世宗提供了帮助，但当明世宗稳固权力后发现王学的存在和发展不但不能与自己的政策意图相适应反而会带来阻力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地开始打压王学。

大礼议是王学在朝介入的第一场重大政治斗争，从本质上说这更加贴近于是一次政治投机。虽然这次投机的是以明世宗削夺王守仁世爵并将王学定为伪学而告终，但这并不是一次失败的投机。

将暴力机关掌握在手的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本就是不可逆转的，而王学发展所带来的师道复兴，也必然成为明世宗摧抑的目标。倒不如说正是因为在朝王学在大礼议中的正确站队，为王学在伪学之禁的大环境下多博得了一分生机。

（二）王学在朝地位的上升与王守仁名誉的恢复

王学既然已经被明世宗定为“伪学”，其生存环境也就变得严峻了。如果说之前王学还要考虑如何光大本学的问题的话，此时需要考虑的，则是如何使本学存续的问题了。不过王守仁在盖棺定论时遭到的不公待遇反而激发了王学门人讲学传道的热情，正所谓“师虽没，天下传其道者尚有人也。”

王学诸人在这一点上仍然奉行了王守仁生前的路线——在朝立功和在野讲学并行。当然，正因为王学生存环境的骤然严峻，在朝立功的重要性在此期间不断增长。

不知是偶然抑或必然，王学本身并非兵学，但王守仁及其初几代弟子诸如徐樾、聂豹、唐顺之、李遂等人皆是知兵善战之辈。而嘉靖朝恰恰是个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正是这个府库空虚、边防糜烂、南倭北虏竞相肆虐的现状给予了王学众人施展才能入朝立功的舞台。

在嘉靖朝这段明王朝周边安全形势颇为严峻的时期，各条战线之上几乎都可以见到戎马奋战的王学门徒的身影。在那个完全谈不上太平的年代，任何可用的军事资源都是朝廷所急需的，而王学诸子身负的知兵善战之学在其中显得尤为宝贵。所以明世宗虽已经将王学钦定为伪学，私下里却依然称之为“有用道学”。

除去王学门徒在军事上的卓著功绩之外，真正为王学的境遇带来实质性改变的，乃是几乎贯穿整个嘉靖朝中晚叶朝局的严嵩与徐阶之争。

事实上如果没有徐阶与严嵩的政治斗争，王学的兴起无论是在朝在野也都不过是会被视作党社的前身和雏形，而与党争的发端无甚关联。但是徐阶和严嵩的斗争则越过了个人对决的界限逐渐波及了整个朝廷，客观来说已经可以算作是一次“党争”了。

徐阶虽然是在朝王学之中政治上最为成功也最为支持讲学的代表，然而他的宦海经历足以证明他真正遵循的绝非“良知”，而是残酷的政治权力法则。所以说徐阶对讲学的支持在用意上说与他对明世宗遗诏的起草和担任首辅以来对言官的回护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将在朝王学众人视作重要的政治资源进而要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而已。

尽管如此，在朝王学仍然在徐阶在位时达到全盛，不但科举试题多从良知之学，一大批王学出身的官员于朝中布列要职，王守仁的世爵也得以恢复。王学到此终于依靠王守仁及其门人的一系列事功和决定性的政治成功奠定了其在晚明朝野和学界无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