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别 八成被访者觉得儿女与爸爸妈妈要互相尊重，

11月30日下午，由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老龄社会峰会 青年学者专场（二）——老龄社会 30 人论坛专题研讨会（59）”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会议邀请“第三届中国老龄社会研究青年学术论文征集活动——红枫计划”（以下简称“红枫计划”）六位优秀论文作者代表主讲，头条养老、学说平台、老龄与未来微信视频号提供直播支持，在线参与人数近3万。

获得“红枫计划”青年学者学术论文二等奖的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文轩以“孝道观念与成年子女的赡养行为——基于五省十县2161个样本的实证分析”为题进行了内容丰富精彩的分享。

中国现在已经步入老龄化时代，养老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值得重视。中国的养老大多是依靠家庭养老，代际之间的支持是中国家庭养老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孝道文化就是维系代际养老关系的机制，起着在意识形态上强化、巩固的作用。

而目前我国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社会配置资源方式转变，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流动交往范围扩大、生活节奏加快，促使传统的赡养规范和孝亲观念发生变化。

我国数十年社会变迁显示，孝道为主的中国传统伦理遇到挑战。因此研究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的认同度，孝道观念强弱在成年子女赡养行为的效力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围绕孝道在当代社会的效力，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孝道衰落，另一种观点认为孝道延续。

在对农村的个案调研中，许多研究者提出的结论是传统价值观在当代已经发生变化，孝道衰落，“礼治”秩序区域解体，家庭养老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两代人对于孝道有了不同的看法：父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子女的尊重、服从和长久的回报，而子女虽然认同赡养老人的义务，但是却注重即时的回报，不再将养育之恩看得那么神圣，结果以父母养育之恩的神圣性为基础的传统孝道不复存在。

与上述研究的结论不同，一些研究则认为孝道观念仍然得到普遍认同，对人们的行为依然起着调节作用。赡养老人已经成为子女内在的责任要求和自主意识。子女把照顾父母的孝、责任内化并世代传递，这种典范效应使得家庭共同体得以维系。

纵观上述研究，可以说存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持孝道衰落观点的研究大多基于农村的个案研究，而持孝道延续观点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定量研究的讨论，并且对孝道延续的讨论并没有提供有力的实际证据，只是将一些结构变量的解释笼统地归为孝文化和价值的影响，而对于孝道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子女的赡养行为仍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说明。基于此，本文从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及行为来考察子女的赡养逻辑。

有研究表明，子女对父母的社会即受到文化的影响，又受到环境的制约。比较子女对父母的三种支持，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都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而生活照料受现实环境影响较大，子女的居住方式和居住距离直接影响了对父母的生活照顾。环境制约的影响远远大于文化的作用。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种假设：

假设1：孝道观念越强的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力度更大。

假设2：子女给予父母的生活帮助不受孝道观念的影响。

假设3：孝道观念越强的子女，给予父母情感慰藉力度更大。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原有的养老性别分工已经发生变化，已有研究证实，虽然儿子仍然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女儿在家庭养老的的作用和地位显著提高。相比儿子在经济支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女儿则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给予父母更多支持，在父母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会承担更多地额赡养责任。据此，我们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4：在养老性别分工上，儿子比女儿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而女儿相比儿子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层面给予父母更多支持。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6年9月-2017年8月对5省10县的调查。一共抽取了2161个样本。

因变量

孝道养老效力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成年子女对父母的支持行为，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面。本文将子女对父母的支持频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操作化为三个指标：过去一年中子女是否经常给父母钱，过去一年中子女是否经常帮助料理家务或照顾小孩或其他家人，过去一年中子女是否听父母的心事或想法。

自变量

将子女的孝道观念作为自变量，具体选择养亲（赡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侍亲（对父母养育之恩要心存感激；无论父母对您好不好，仍然善待他们）、荣亲（子女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顺亲（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无论如何，父亲在家中的权威应该得到尊重）四个特征六个指标进行测量。

控制变量

按照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子女的个人人口特征和家庭生活情境等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来分析各个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将受访者给予父母的支持作为被解释变量Yk，k=1、2、3，分别代表子女支持的3种类型。通过调查过去一年中受访者给予父母三种不同支持的频繁程度，经过综合以后形成5个定序变量。将可能影响子女养老行为的11个变量设置为解释变量。

总体来讲，传统孝道仍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从均值来看，被访者对于“养亲”、“侍亲”“荣亲”的态度都在“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间，而对“顺亲”的态度则相对较低。从百分比来看，“养亲”、“侍亲”的认同度都超过九成，说明传统孝道中“善事”父母观念在社会中仍占据主流。而对“荣亲”的认同度也超过八成，说明在子女心中，和父母之间的精神层面的关系仍然是比较重要的，光宗耀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情结。相比之下，“顺亲”的认同感则较低，其中“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的认同度仅有49.4%，不到五成，进一步分析表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该选项上的认同度越低。

表五给出了子女赡养行为各因变量的回归估计，模型1、2、3分别就经济支持、生活帮助以及精神慰藉作了回归分析。就模型估计而言，三个模型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伪决定系数的值都大于1%，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具有一定解释力。

孝道对应回归系数是0.178，为正值，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子女的孝道观念对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有一定的影响，孝道观念越强的人，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力度越大。假设1得到验证。

在对父母生活帮助的影响上，孝道观念仅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较小，表明孝道观念对子女给予生活帮助的频繁程度影响有限。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

而在对父母的情感慰藉上，孝道观念的影响显著，孝道观念每增加1个单位，受访者给予父母情感慰藉的频繁程度选择高次序的概率从就会提高41%。也就是说，相比选择“完全没有”，孝道观念每增加1个单位，选择“很少”“有时”和“经常”的概率会提高41%。假设3得到验证。

结合性别和兄弟变量来看，在对父母的赡养方面，儿子比女儿更经常地给予父母经济支持，而女儿则比儿子更多地在生活照顾和情感慰藉方面给予支持，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当进一步把女儿按照有无兄弟分类时，两性之间仍有一定的差异，无兄弟的女性相比有兄弟的女性在生活照料方面给予父母更多的支持，但是在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上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可能与无兄弟的女性的样本量过少有关。假设4基本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个人特征对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影响显著。从年龄来看，子女的年龄越大，越经常的给予父母经济、生活、情感支持。而父母的年龄与子女的年龄有较强的相关性，我们可以粗略认为年龄越大的父母，越经常的得到子女在各方面的帮助。在婚姻状况上，在婚子女相比未在婚子女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上二者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经济支持上的影响显著。

从兄弟姐妹数量来看，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生活照料上二者没有差异，但在在控制了居住方式后，相比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越经常地给予父母经济援助和情感慰藉。但在生活照料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并不显著。

从居住方式来看，父母的居住方式不会影响到子女对其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即同住与不同住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没有差异。在日常照顾上，相比不同住的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子女越经常地给予父母帮助。在对父母的情感慰藉上，同住的子女更经常地与父母聊天，听取父母的心事和想法，但也有研究显示，不同住的子女也不受父母居住方式的影响。

从居住环境来看，户口状况在生活照顾和情感慰藉方面差异不显著，仅在经济支持上有显著性影响，农村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要高于城市。原因：从文化层面来讲，相比城市，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异质性的程度较低，传统的舆论监督和约束力更强，孝道的社区规范压力较大，因此子女的支持力度更大。从制度层面来讲，受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二元结构的影响，城市父母对子女的供养需求大大减少，“刚性”养老需求变为“弹性”需求，而农村父母经济条件较差，对子女有较大的依赖，对子女的供养仍然是“刚性”需求。

从被访者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无论是主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还是客观的收入和教育都有一定的影响。首先，就主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而言，相比于中上层及以上的子女，处于下层的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援助较少，也较少关注父母心理及情感方面的需求，但是对于中层及中下层的子女却没有较大的影响。其次，就收入而言，经济条件好的子女越经常地给予父母的经济援助，而在日常照料上的付出则较少。最后，就教育而言，在控制了收入后，教育在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频繁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情感慰藉方面的作用明显，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对父母情感慰藉支持的频繁程度会提高4.8%，双变量分析也显示，专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子女在选择“经常听父母心事及想法”的比例是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子女的1.48倍。

研究发现：首先，传统孝文化在当代社会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其次，在代际支持层面，绝大多数子女在过于一年内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都给给予了父母一定的支持，而子女的孝道观念越强，越经常地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但是对给予父母生活帮助方面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从成年子女来说在赡养父母方面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就男女来看，存在一定的养老性别分工，儿子更经常地在经济支持方面给与帮助，女儿更经常地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给予父母支持。第四，成年子女的个体人口特征和家庭生活情境对子女的代际支持有较大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婚姻和居住状况等。

本文发现成年子女对于父母对额支持与传统社会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孝道观念在家庭养老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与现有一些研究的结论相反，同样的研究为什么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在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之前，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前提就是孝道确实发生了变迁。

孝道这样一种文化表征是与特定的经济基础相连的，它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工具，当其背后的现实基础发生改变，文化变迁成为必然。

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农民经济由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家庭养老方式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转变，以孝道为主要内容的反馈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有研究认为，孝道衰落的根源在于长辈将孝道作为一种工具使用来加强自己对家庭事务和成员的控制，这种基于威权的孝道在子女掌握家庭权力后就逐渐削弱。本研究中，子女对于“养亲”“侍亲”和“荣亲”的认同较高，而对“顺亲”观念的认同比较低，也从侧面说明了说这一点。

孝道衰落或延续实际上只涉及观念上的原因，而观念层面的变化则来源于经济生活的变化。

从城乡来看，在子女的支持行为普遍减弱，敬老的传统在衰落的局面下，城乡父母的感受却不一致：城市父母感觉子女尊敬他们，对它们孝顺却很孝顺，但农村父母由于可交换的资源较少却感受到孝道衰落了，甚至因为子女不赡养或虐待而自杀。

对于当前代际关系的失衡或许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孝道衰落。

此外，本文也从子女的角度出发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家庭养老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

家庭要存在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代际之间的经济支持和交换是必要的，但家庭要延续下去精神条件必不可缺，因此家庭的自我共同意识就相当重要，而孝道观念正是这样一种维持家庭凝聚力的力量。

在代际关系中，父母作为子女的血亲，在血亲利益至上的观念指导下，子女会将赡养父母视为自己人生目标，也即奉行孝道观念。只要子女将赡养老人视为自己的人生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追求实现家庭养老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全社会加强孝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形成传承孝道美德的氛围，对于继续发挥家庭养老作用，减轻社会养老压力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本文章已经发言人审定，由老龄与未来公众号发布。

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冯华超、李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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