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救命恩人杨立三，授衔前夕去世，总理与5位元帅抬棺送葬

1954年12月的一天，西北风在北京城中肆虐，把寒意吹进人们的胸膛。灰蒙蒙的大街上，一支送葬的队伍缓缓向前走着，庄重又肃穆。

走在最前面的是周恩来总理，他手中捧着去世的人的骨灰，后面跟着的是黑白的遗像。他们被两侧的花圈围着，上面挂着挽联，插满了黄白两色的花朵。

到达新街口的排练场后，周恩来总理和领导人走上前去，亲自执起绋带，慢慢牵引着棺椁前往陵园。走在左边最前面执绋的是周恩来，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吴玉章，徐特立等，这是文官队；在最右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副司令，随后是贺龙，陈毅等，共同组成了武官队。

下葬的墓穴位于西郊八宝山，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和其他悲痛的领导人一起，一步一步走着，送故去的人最后一程。最后，他们眼含热泪，注视着棺椁缓缓被土壤掩盖，里面的人也就此长眠。

这样大规格的追悼仪式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那么这个如此重要的人到底是谁呢?

原来，遗像上的人是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杨三立，一个曾经将周总理从鬼门关上拉回来的让人敬爱的战士和“红色管家”。

以带病之躯将抬周恩来抬出草地，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1935年8月，红一和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过草地。随三军团一起行动的周恩来正身患重病，身体极为虚弱。他从十几天之前便开始经常昏迷，一连几天高烧不退。

医生确诊为肝炎，并且已经恶化得十分严重。彭副司令下了狠心，扔掉仅有的几门迫击炮，决定抽人组成担架队，就是抬也硬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

他把组织担架队的重要任务交代给了军团参谋长萧劲光。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要求担任队长，军委总兵站部长杨立三坚持要参加，并亲自抬担架。此时，他身上带有不小的病，尽管战友多次劝说，他还是坚持着不松口。

杨立三看到周副主席这个样子，心里十分难过。他知道周恩来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之中，这一切都是以消耗身体健康为代价的。每到一个地方，周恩来就随便找一处坐下，开始处理公务。他忙着了解各个军团现在的情况，忙着研究敌情，及时制定应对的方案，往往忙完后天就快亮了。他就这样随便躺一会，又起来和部队一起行军。

草地荒无人烟，沼泽遍地，野草丛生，天气状况也极其异常。时而下瓢泼大雨，时而漫天飞雪，有时甚至会有冰雹临头砸下来，给行军带来了极大困难。

这一天，天上阴沉沉的，大雨滂沱，而地上也是一片泥泞。周恩来烧得昏昏沉沉的，无力地躺在担架上，一动不能动。杨立三站在前面那头，和后面抬担架的同志握紧担架的把手，一起使劲。冰冷的雨浇在身上，使热量流失的速度越发变快，抬担架使他腾不出手来给自己撑一把伞，但杨立三头顶甚至都没有一个斗笠！

因为早在大雨瓢泼着落下时，杨立三和陈赓就急忙拿出油布和斗笠盖住周恩来的身体，绝不能再让病人挨淋，而自己淋得像落汤鸡也毫不在乎。

他和另一个战友咬紧了牙拼着劲儿，要把担架往上抬。担架在空中停了一下之后，终于稳稳地被抬了起来。雨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让人睁不开眼，看不清路。杨立三和战友只埋头随着队伍前进，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走在泥泞与冷雨中。

双肩磨破了，一歪头就疼，到后来连胳膊都疼得举不起来了。双脚和小腿也被扎出了一道道血口子，经雨水和泥水一浸，疼得钻心。伤口得不到处理，之后变得红肿、溃烂。但他咬紧牙关坚持着，不离开周恩来一步。

尽管杨立三和战士们坚持着，可周总理哪能看着同志们为他受苦呢？虽然浑身无力，但是他还是一次次要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但每次都被杨立三和大伙劝住了。

就这样，整整六天六夜，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终于把周恩来安全地抬出了草地。但这时他自己却病倒了……

主席开怀大笑作词一首，他看见了什么好东西？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举行了一场会议，会议最终决定撤销陈独秀的职务，并且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在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

在召开会议研究后，他们发现平阳、浏阳和安源等地条件较好，适宜开展起义。因为此时是8月30日，正是秋收的时候，于是此次活动被命名为“秋收起义”，负责领导的人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一干人等。

9月初，来到安源的毛主席在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关于此次秋收起义的会议。但在起义之前，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需要完成，那就是为工农革命军设计制作一面军旗。

大家听了消息都万分高兴，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可是，这面军旗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呢？这个点让杨立三和何长工犯了难。

他们走家串户，一个个去询问周围人员的意见，打算综合起来考虑。期间，他们还特别去征求了参谋长钟文璋和参谋处长陈树华的意见。因为他们公认二人都颇有文化，对此应该十分有见地。

一番考量之后，两个人便冒着严寒酷暑，躲在了修水县文昌阁的楼上，连夜实施操办了起来。

在制作军旗这个问题上，两个人各有千秋。何长工曾经奔赴法国勤工俭学，在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喝过洋墨水”，见识自然多一点，十分熟悉苏联军旗的样式。而杨立三虽然没有留过洋，但当过湘军的经历使他了解一般军旗的样式，所以也就熟悉我们党旗的样式和内涵。

协商之后，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纸上剪剪画画，修修改改。经过一晚上的挑灯夜战，二人终于设计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最终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军旗是一个鲜红色的长方形，红旗的正中间是一枚金色的大五角星，黑色的镰刀和铁锤相互交叉，位于五角星正中间。与旗杆接缝处10厘米的宽白布条上，有着一列黑色的字，上面写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五角星正中间的镰刀和铁锤交叉可不是随便放上去的，它们具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镰刀代表农民，铁锤代表着工人，这一项特殊的设计恰恰是为了与“工农革命军”的名号相照应。

毫无疑问地，这面庄重鲜艳，含义深刻的军旗立刻得到了师领导的批准。

尽管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当喜讯到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惊喜极了。随即他们从地方上请来几名裁缝，一边指导，一边监督着她们照着这面样旗裁剪赶制。经过两个通宵达旦，彻夜奋战之后，100面军旗终于被赶制了出来。

就在赶制军旗的同时，他们还想到曾经有建议缝制几千条红色布带，这样就可以在行动时像红领巾一样系在脖子上，代表着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军。

9月9日，在按计划举行的秋收起义中，毛主席见到了这面军旗，他赞不绝口，开怀大笑，并且兴奋地填写了一首词。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但那面红旗里鲜红的革命精神却永不褪色，流传至今。

“红色管家”名副其实，杨立三机智谋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杨立三又被誉为“红色管家。”这个称号是什么意思呢？它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原来，当时杨立三不仅担任了冀南银行的董事长，还兼任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在这双重身份的加持下，他可以称得上是根据地里最大的“财神爷”之一了。

称号虽然叫得响亮，但这个管钱的职位实在是不好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按照4.5万人的人数发给军饷，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在1940年10月，8路军已经发展到了40万人，军饷与人数有了将近十倍的差距，这一点儿军饷哪能够用呢？在这本该增发的时刻，国民党却翻脸不认人，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

国民党的做法不人道，但问题总得解决。面临着几十万人要吃饭穿衣，要行军作战，要枪炮子弹，要医伤看病的现状，杨立三可谓是愁昏了头。

吃饭穿衣尚能将就，可枪炮子弹是战士的命，一点都不能省。根据地经济拮据。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又大都是落后封闭的山区，财源极其有限，靠中央政府的补贴更是不可能。渐渐地，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1941年9月，别的战区情况告急，亟待华北根据地支援600万元。杨立三硬是勒紧裤腰带拿出钱，为党中央分忧解难。可已经揭不开锅的根据地，是如何拿出这笔大数目的呢？

为了给部队筹集军费，支撑抗战局面，杨立三首先想到了向国民党政府催要。

根据杨立三回忆，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的第一笔50万元的经费，还是由周恩来副主席从西安领回，用飞机带到洛川，他亲自去机场接来的。此后，他也曾按照朱德总司令和彭副司令的指示，多次找到国民党一个司令官阎锡山部催要军饷。

1940年4月，国民党政府又是一连六七个月没有向八路军发放军饷，杨立三多次催要也无济于事。此时恰逢朱德路经西安，要回延安开会，由于八路军的军饷是由国民党政府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转交的，杨立三便找来了刚调到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任副部长的周文龙，请他随朱总司令去西安，向国民党当局催领应发的经费。

出发前，杨立三带着周文龙去见了左权副参谋长。左权特地交代他，要把路上各处可能发生的问题考虑到前头，提高警惕，严守秘密。因为当前的敌情十分严重，他要携带着巨款通过国民党的区域和日本人的封锁线，一路上必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拿到军饷后，朱总司令还派自己的警卫员为他押送军饷返回。就连一向大大咧咧的彭副司令也特地一再交代，“这些钱来之不易，关系了几万将士的吃饭穿衣和用弹等问题，一定要把它安全的带回来。”

领钱就是一个十分麻烦的过程，他们与国民党负责的部门进行了多次交涉，办理手续，还需要追回过去被扣发的款项。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考虑到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等问题，一并向对方索求补偿。

另外，杨立三负责的部队还收到了来自社会团体和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支援。中国共产党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这使人民群众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纷纷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不仅如此，他还采取了各种渠道向边区政府请领。但他始终坚持“以军事需要为第一”的原则，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支持军队抗战，不敢浪费一分钱。

在筹集军费这一场持久战中，不仅杨立三，后勤部的全部同志们都绞尽脑汁，采取一切办法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尽管如此，部队的供需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矛盾。

作为部队里的理财专家，杨立三深知在“开源”的同时，也要狠抓“节流”，不然钱永远来得慢花得快，支撑不了艰苦持久的抗日战争。

通过深入调查了解，他决定首先要制定并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他亲自参与并领导制定了抗日八年期间的三次经费供应标准，并且在随后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为了使大家真正了解并且自发认真贯彻这些标准，而不是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他认真撰写了相关文件，以供各部队的士兵们浏览。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战士们现在必须要过非常艰苦的生活了。

同时，他还在经费预算决算和收支制度方面一番整顿，避免有限的军费效益不能发挥到最大和贪污浪费等情况出现。渐渐地，各个环节的理财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面对日军频繁的扫荡，为了使资金不丢失，财务人员都事先准备好了许多大水缸、石板和石灰，趁深夜在庄稼地里挖好一个个深坑。如果突然遇到紧急情况，便把钞票放进缸里，盖上石板和石灰埋进土里，之后对地面进行伪装。

而这一切都是在杨立三的反复教导之下形成的。财务人员知道，面对着残酷的战争，部队的资金就是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1942年下旬，日军突然出动大批人马，对麻田八路军总部发动了大袭击。后勤供给部刚刚才从银行里领到了600万元新票子，这下子可怎么办呢？无可奈何，他们把所有钱分开装进了34个麻袋，用17匹骡马驮着，随大部队突围转移。然而在转移的路上，他们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扫射，由于驮着大袋钱导致行动不便，一部分骡马伤亡惨重。

这时候，天已经将近黄昏了，进退无路，大批钱款处于危险之中。供给部政委周文龙便发动全体同志一起动手，把麻袋里的钞票一捆一捆取出来，抬到山里，埋藏在石头堆里，并留下了出纳员看守。等到几天后，日军终于撤走，600万元全部安全地运回供给部。

这件事情一直使后勤部的财务人员十分自豪，因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600万元，更是将来在战场上、在前线上，战士们手中拿着瞄准敌人，杀敌报国的枪炮子弹。

肩挑双任劳苦功高，却在授衔前夕去世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没喘一口气，抗美援朝战争就要开始了。对于打这么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消耗是巨大的，杨立三不分昼夜地为志愿军筹集各种物资。他需要操心的事情可太多了！不只是从各方筹集，他还需要关注各种物资每天消耗多少？运上去多少？还差多少？而那些不够的又要从哪里解决？所有事情他都一一经办，不假于他人之手。

在过草地时，他心疼周副主席日夜操劳，不注意休息，可如今的他又如何不是以消耗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呢？

杨立三在周恩来总理的提名推荐下，被毛主席任命为国家食品工业部首任部长，同时，他还兼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此时总后勤部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已经运转多时，但食品工业部还是百废待兴，需要从零开始。

为什么要任命杨立三担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呢？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长期搞后勤军需工作，在这一方面拥有丰富的成功经验；二是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我们还缺少食品工作方面的专业管理人才。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改变缺少干部、尤其是业务骨干的现状。虽然知道问题所在，但到底要到哪里去选调所需要的干部呢？杨立三熟悉军队，所以他还是采取老办法——从各部队选调。在他的建议之下，宋裕和担任了食品工业部副部长。曾经是同事的两人都从事过后勤管理工作，在这个方面颇有见地。而且宋裕和这个人踏实肯干，调他来给自己当助手，杨立三很放心。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它先后调任了第一野战、第二兵团后勤部部长范子瑜，冀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张松平等一批骨干，同时招收了一大批刚从各类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男男女女达百名以上。

为了解决办公场地的问题，他带人四处考察。最后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三老胡同看中了一处住房，经过与地方政府联系，他出钱买了过来这处民产。这里变成了共和国食品工业部的办公处，此地与当时总后勤部所在的内务部街五号同处东单大街两旁，离得不远。

在食品工业部工作期间，杨立三确立“八一粉”的事家喻户晓，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原来过去的标准面粉是每百斤小麦出精粉70-75斤，剩下25-30斤麸皮只能都喂给牲口。杨立三感到这样的出粉率太低了，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于是他找有关人员和专家研究试验。最终，他们把标准粉改为每百斤小麦出粉81斤。

这样，他们既提高了小麦的利用率，缓解了粮食的短缺状况，同时又有利于保持面粉的营养价值。后来这件事作为一个提案提交政务院讨论，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很快获得通过。享誉全国的“八一粉”就这样诞生了。

1952年3月，共和国军队鉴于杨立三对共和国后勤工作的杰出贡献，将他评为军队级别中的二等二级军委委员级。1954年1月，在中央军委预评大将人选中，杨立三又作为后勤创始人和奠基人入选了15人预选大将名单，拟评大将军衔。

或许有人会说，杨立三的职务只是兵团职，完全不够格授予大将军衔。这其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想法。因为从古代起便有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策略，从这个被无数次军事行动验证过的古代智慧中我们不难得知，后勤是一支军队取胜的重要因素。就算这支队伍战斗力非常强，如果后勤供应跟不上，照样会失败。

1954年，杨立三因为身患脑癌，在6月前往苏联莫斯科接受治疗。让人痛惜的是，由于病情过于严重，医疗团队全力以赴，却还是没能挽救他流逝的生命。于11月28日，杨立三最终逝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2月3日，在灰蒙蒙的西郊机场上，一众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沉默地站着，他们手臂上戴着黑纱，抬头遥望着远方的天空，眼中饱含悲痛。只见众人缓缓地抬起右手致敬，注视着飞机落地。

这架飞机上载着的便是杨立三的灵柩，几天前，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时任中央军委财务部部长杨立三因病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坚持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

追悼会上，周恩来动情地说，“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要送他一程…。”这个周恩来总理为主祭，陪祭团有军队五元帅等重要领导人参加的追悼会，规格明显高于中将，恰恰表明了杨立三的军衔应该为大将。然而他因为英年早逝，无缘授衔，成为“无冕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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