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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戈革：一生特立独行，不随大流，不跟风，文如其人

撰文 | 熊伟

如何给戈革定位？

2007 年12月29 日，中国石油大学教授戈革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6岁。

我与戈先生相识二十多年，这些天总惦记着写些文字来悼念他。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给戈先生定位？”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教授Mary R. Haas在谈到赵元任时说：“赵元任的职业生涯是很了不起的。他的兴趣的广度份量太重。标签他为‘数学家’或‘语言学家’或‘音乐家’都是误导，唯有称他‘学者’。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人能象他一样能够如鱼得水地参与在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之中，这两种文化的每一种都已经在二十世纪的中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它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互为陌生的。”

从戈先生有成就的领域，我们可以给他很多称呼：翻译家，科学史家，教育家，玻尔专家，诗人，文章家，书法家，篆刻家，画家……等等，等等。

2001年6月5日，戈革（右）被丹麦授予“国旗骑士勋章”

所以，要给戈先生定位，给一个准确的称呼不是一件易事，也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只能根据自己的偏爱，给戈先生参与的领域排出一个大致的次序，并陆续写些我这样排序的理由。

这个次序是极其主观的，欢迎不同的看法与争论，那就是：文章，篆刻，诗，翻译，玻尔研究，科学史研究，教育，书法，绘画。

我的排序标准

大凡知道戈革先生的人，听到戈革先生去世的消息，都会有一种感叹：“先生的才学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先生享年86岁，寿数决不算短。

先生也是极为勤奋的人，在“‘保心秘诀’的故事”一文中他说自己“有三条‘秘诀’，第一，我从来不锻炼身体，从来不作早、午、晚操，不跑步，不打太极、八卦或少林等派之拳。除有不得已的原因以外，我每天四点半起床，洗漱后即伏案工作，然后吃早饭，然后接着干，午饭后睡一觉，至下午两点，又接着干，至下午七点左右吃晚饭。晚饭后一般不再工作，看看电视，便睡觉。（年轻时晚上看小说，读诗文之类。）每年每天如此。我不过星期天，不休寒、暑假，不参加春、秋等出游，不过年假、春节（旧年）、上元、端午、中元、中秋等节。只有别人偶尔来访时，我以交谈作为休息。（我平生正式出版的著、译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共约两千万字，便是如此写出来的。）”

不算篆刻、书法、绘画，单单就文字，86年发表两千万字，平均每年要多于23万字，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对先生，我们还是有一种遗憾：上天给了他许多的才气，他也很用功，很珍惜光阴，可上天却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可以把这些才气完全发挥出来的环境！

许多年前，我曾经向先生建言：“您应该少作翻译，多作创造研究。”先生淡然一笑曰：“要想多有研究，就需要有许多经费去收集资料。”那是八十年代，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也是知识不值钱的时候。

这样，在上面的感叹之后，我们又会有新的感叹：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先生依然能在人文和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取得傲人的成就，先生的确非常人也！

在上一节，我试探性地给戈先生的成就领域排了一个次序，并声明这个次序是极其主观的。我是希望能以这一提法吸引更多的人来享受先生的成果。果然，马上就有朋友送来电子信，建议把“玻尔研究”与“翻译”的位置对调。我很高兴朋友们的鼓励和参与。在这里，我大约列出自己主观的排序标准，以后再就序列中的各项内容略作讨论。

我的排序标准有三：

1. 充分体现个性，别人不可替代；

2. 在该领域中的地位，与该领域中其他从业者的比较；

3. 影响和(对未来)潜在的影响。

以下次第论说。

文章第一

在戈先生所有成就中，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文章，排为第一。

“文章千古事”，中国人很讲究文章。中国是个文章大国，出过不少大家。文章有些基本的要素，例如：字，句，和文章的整体结构，这些都是可以传授的。但是，文章是否传世，则更取决于文章的内容，它所表达的作者的才情，性格，见识等等，这些是无法传授的。

古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用“气”来称呼这个文章的基本要素。曹丕认为“文以气为最”(《典论论文》)；韩愈宣称“气甚言宜”(《答李翊书》)；三苏之一的苏辙干脆说“文者气之所形” 。他说孟子文章高明，原因就是孟子自己说过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上枢密韩太尉书》 )

先生一身特立独行，不随大流，不跟风，其文章亦如其人。

例如，他给于光远先生的《碎思录》配印，有“刀下留言”，说：“拜鞠（拜鞠为先生号）学印，了无师承，亦无传人。其‘泽’一世而斩。居常搜读故籍，究心众谱，操刀而刻，不循法度。自作自受，如是四十余年，依然是个闭门造车的汉子，从不曾梦到过出门‘合辙’之事。以故至今普天之‘艺术界’不知有拜鞠其人，而拜鞠也不知何物是‘艺术界’。大家隔着偌大一个类空区间(space-like interval)，‘不相非薄(？)不相师’，倒也省却了许多的口舌和烦恼。”文字雅而有力，鲜活，透露出来的是性格和灵气。

在《半甲园丛稿》的“自序”中，他写道：“老夫从来不作‘应景’之文，不发空洞之论，每篇文章必‘有所谓’，而且自信有些东西是现今世界上任何别人都不可能写出的。” 的确气势十足。

既然“气”是文章的关键，那么如何“养气”？据“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说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一个痛苦而人生代价惨重的过程。中国的特色是让人被迫“养气”。许多伟大的学者就是这样造就的，人们熟悉的例子有司马迁。

就我了解，先生也是在很极端的环境下被迫“ 养气”的。

先生的青壮年恰逢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讲究制造奇迹的时代，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人的宝贵只是毛泽东造作奇迹的原材料。有句流行的话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人变鬼”有些残酷，但“鬼变人”却非奇迹不逮。

先生吃尽了奇迹的苦头，而有两件事给他的心灵创伤最为深重：

其一是他的职业任人羞辱：1952年自清华研业生毕业，先生便在大学教授物理。为人师，得到的却不是应有的尊重，而是外行领导的愚弄和不明真相的学生的嘲弄。进牛棚，受隔离。先生自幼立志献身学术，也向来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信。斯文扫地，对他是绝大折磨。

另一是友谊的幻灭：理科训练出来的先生在文学也是一等身手。他与两个文科学者游戏文字，互相唱和题赠。三人惺惺相惜，引以为知己，一日不见，便若有失。可没曾想到其中一位却在文革初期，把先生的游戏之作上交组织，成为他反革命的证据，先生因此在1969 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细说先生所经历的磨难，难免“一说便俗”，了无趣味。提到上面两点，只是想给读先生的人提供一点理解先生的线索。他要是不“怪”(卓尔不群)，不“自负” (自信)，不“顽固” (执着) ，不对删改他文章的人“大发脾气”(敬业)，先生肯定会被改造成为一颗“又红又专的革命螺丝钉”，而中国就会少了一个文章大家。

先生的非学术文字，大都收集在他自费出版的《半甲园丛稿》中。该书2006年8月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先生的文章得到一些行家的激赏。例如，香港信报社长林行止就曾经撰文介绍戈先生的文字，说是一读起来“竟然Unputdownable，原来戈革先生博学多才，识古通今，特立独行，现实生活把他迫得浑身是刺，文章满是棱角，读起来便‘趣味’盎然(想起来便有物伤其类的辛酸)”。

然而,当今“商业大潮”铺天盖地，讲究的是“包装”和“炒作”，戈先生的作品不合潮流。先生文章的质量与欣赏者的数量极不成比例。象林先生这样的识者却如孔乙己碟中的茴香豆，一般地“多乎哉，不多也！”但是，我相信，当国人从商潮中爬上岸时，肯定会有不少人发现先生，喜欢先生的文章。

“流毒”几乎遍布世界

戈先生操刀四十余年，治印数以万计，也是高产。

有天先生给我说起，除非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有他治的印。套用文革语言，篆刻乃封建“流毒”，则先生之“流毒”几乎遍布世界。

我也是众多的“散毒”者之一。十数年前，我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有一法裔女同事善画。她画了一幅油画，装帧好了送我。油画颇大，装帧起来就挺贵的。我觉得受之有愧，就请先生为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并治印一方还赠于她，把她乐坏了。

先生所治数以万计的印大约分为三类：一是刻治代表观点、理念的词句；二是给虚拟的人物，多是小说中的角色；三是为现实中的人，包括亲朋好友，前辈后生等等。

第一类以先生为于光远先生的随笔集配印为代表。于先生的随笔集名曰《碎思录》，乃其数十年治学暨为人处事的心得。文章主要是百字短文。为加强内容，于先生想请一位篆刻艺术家帮助，为随笔集配印，最终以戈先生为最佳选择。该书1993年由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于先生没有失望，《碎思录》竖排，仿线装，戈先生一文至少配一印，全书印过百方，为于光远先生的著作平添书香。

第二类的代表有《红楼梦人物印谱》，约500印。《金庸人物印谱》，有印1600多枚。可惜，这两项大工程，迄今未能面世，并各有自身戏剧性的命运。

戈革先生部分印章

《红楼梦人物印谱》的印章都送给了天津词人孙正刚先生。七十年代大地震时，孙先生所住楼房大动。本已跑到楼外的孙先生，忽然又不要命地往楼上跑，再又跑下来时，楼就倒了。孙先生所收藏的文物典籍皆化为尘土，唯一抢出那一包印章，一时传为佳话 (先生有《金缕曲》一首以记其事，收在《半甲园丛稿》中) 。可惜孙先生早已作古，他舍命救出的印章也就不知所终了。

话说先生是超级金庸迷。他不仅写成专著《挑灯看剑话金庸》，还以一年多的时间，为金的十五本武侠小说的所有人物治印，刻成《金庸人物印谱》。《金谱》动工时，金大侠便承诺书成之后由他本人出资出版发表。可惜，《金谱》完功后，一诺千金的金大侠却没有履行诺言。我曾问起缘由，先生只是淡淡一句“他一心在大陆作官，忙忘了。”后来，先生把《挑灯》和《金谱》卖给了一位台湾商人。卖《金谱》时，连印章也都卖了。那位台商在买《挑灯》和《金谱》时，也承诺出版，结果却也是失信。再后来，《挑灯》和《金谱》又回到先生手中，印章却留在了台湾。《挑灯》近二十年来，曾出入许多出版社。进去时，编辑都有承诺，可又总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不能如愿。今年一月，《挑灯》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不过，先生却没能看到此书面世。这对先生这个超级金迷自然是十分的遗憾！

先生拓了一套《金谱》赐我。全套数十部。16开沿左右再分为二，与常见32开相比，高而窄。《金谱》由极薄的宣纸构成，每部厚薄大约半厘米，兰皮线装。封面上有白条，黑字题写《金庸人物印谱》。每页通常拓一印，偶尔有两印或三印一页。每部的首页是书名之印。我每翻阅《金谱》就有感慨：若金大侠不曾食言，则《金谱》无疑会给“金学”增加丰富的内容。唉！

后来，电影《藏龙卧虎》饮誉世界，远景出版公司的主人沈承恩要戈先生为王度庐的小说人物治印，否则偏爱金庸，不公平。可是其时戈先生视力大坏，不能操刀刻印。沈便策划由戈先生在纸上设计印文，再由另外印人照谱奏刀。可惜，工作开始不久，就告中断，此又一人间憾事也！

我收藏的先生所治之印，都属第三种。我夫妻二人得先生赐印，两个孩子出生时先生也赐印祝福。

在先生高产的治印生涯中，给先生带来喜悦的，多是这种给现实中人所治之印。为亲朋好友奏刀，增加了相互交流，也调剂了先生的学术生活。

先生曾经给钱钟书先生和夫人杨绛治印，得到两位先生赞扬。之后，钱老用印不出戈先生所治之印。钱老并亲自抄写本人的诗一册还赠予先生，先生珍为镇斋之宝。钱老的研究生曾对戈先生说：“钱先生写信，尽夸你好！”

钱钟书致戈革的书信

先生与张伯驹老先生有不寻常的交往。张老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亦是二十世纪中国词坛上的重要人物和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戈先生在文革前，曾参加张老主持的庚寅词社，与社中诸词人相互唱和。先生曾为张老和夫人潘素治印。戈先生自号“拜鞠”，鞠者菊也。1975年张老为戈先生画菊，潘夫人补红叶，成“寒菊图”。以命救印的词人孙正刚先生又请了十几位名士为该画题诗，裱成一个长卷，是为“寒菊图卷”。题咏者中有黄君坦、夏承焘等诸前辈。另外，王世襄先生的题诗写在一张更大的纸上，不好裱入长卷，戈先生把它单独裱成一张“镜片”。

先生还为献身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治印九枚。李老曾致函感谢。除了孙正刚先生，于光远先生可能是得到戈先生赠印最多的人。

诗人、文学家顾季羡老先生乃戈先生的前辈。他得到戈先生赠印后，赞誉戈先生的刀法，说先生治的印“厚重沉实”、“胎息汉玺”。

作为印人先生是自学成才，他收集了各类印谱近二百种，博采众家。先生还发表过一些谈印的文章。他在治印方面的工作充分体现自己的个性：勤奋，独立追求，甘坐冷板凳。

先生治印的成就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衡量，都不让专业篆刻艺术家。基于上述原因，在先生众多的成就中，我把治印排为第二。

“凤箫长近美人唇”

《尚书·尧典》有云：“诗言志” 。这是对诗极其狭隘的看法，远远不如“诗言情”。

志只是情之一种；而情涉及的方面要宽泛得多。志有些枯燥，远不及情的丰富和敏感。当然，这里的情不仅仅限于性爱，而包括对家人、朋友、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关怀之情。

但凡伟大的诗人，通常都是大情种，而且又都是些想不透看不开的人。这种看不开，并不是他们没有洞悉世事的能力，而是他们不愿意，也不忍心。他们有很深刻的感情，他们不能放弃，那怕是极端地一厢情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被楚怀王彻底地抛弃了，他依旧不能面对现实，在唱完“离骚”后意犹未尽，终于以身殉江。

这个论点也可以反过来说：有智慧而看得太开的人，可以成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也可以写诗，但其诗少情，只具躯壳，必然不会是感人的好诗。

戈先生饱经挫折，又是一个敏感、多情、无法看破的人；再加上他对中国文化的勤奋专研，他在古典诗词方面的成就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先生乃河北献县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或许受到他的小同乡、大才子纪晓岚的影响。他告诉我，他的祖先和纪晓岚还有一些文字交往，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先生热爱中国文化，方块字对他有无穷的吸引力。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古典诗词，不能互相唱和，这就失去了人生一个极大的乐趣！

先生苦命，自幼父母双亡，又经战乱（抗日、内战），却能唱出：“衣单体弱无寒态，国破家危剩热情”，显出他的热血和志趣。

前述先生在文革前曾参加张伯驹老先生主持的庚寅词社，与社中诸词人相互唱和，“所作不落老辈之后。”他也与两位文科学者交流诗词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诗词成为“反革命罪证”，有段时间他一家四口散落在四个地方，先生曾经感叹：“我没有家！”

在人们不能有互相信任的奇迹年月，多情的戈先生寄情于菊花与猫，逆境中的文人与在生命进化的谱系上低得多的草木生灵间发生特殊的感情，此情可以比肩参照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所述对狗的情有独钟。

先生自号“拜鞠”，据云此号成于文革之中。当时先生处境困难，痴情无所寄托。一夜忽有硕大金黄菊花入梦，先生情不自禁，对着菊花纳头便拜。俄倾梦醒，不见菊花唯有泪花，遂以“拜鞠”为号。

先生之迷痴还在于猫，有“猫论”曰：“世间胎生、卵生、隰生、化生，一切众生中，除约占人类十万分之一的少数美人以外，要以猫为最美。”他有诗词多首咏猫，其中一首《水调歌头》云：

信得洋传说，魔鬼宠黑猫。那及乌云盖雪，黑白更谐调？不识鼠为何物，自有猪肝当饭，斗室乐逍遥。兴至练脚爪，地毯任抓搔。

懒垂纶，羞弹铗，况吹箫！但解床头高卧，四体未勤劳。最擅投怀索抱，博我轻伶密爱，儿女逊其娇。七世修行后，福比主人高！

林行止先生读到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呼先生为“猫痴”。先生再接再励，写出《红莩论猫》数篇（按“红莩”亦是先生别号）。其中“乌云盖雪之猫”确为世间至情之佳作。

先生的有些诗词格调古雅，敏感多情，例如“《鹊踏枝》和冯十四首”（冯指南唐冯延巳，全篇过长，恕不全引于此）。冯的《鹊踏枝》十四首，以缠绵悱恻闻名，但有识者认为先生所和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最后一首(其十四)：

漫掩香尘埋玉树

半尺鲛绡

泪血凝红缕

欲把前盟申抱柱

蓝桥逝水匆匆去

昔日芙蓉今败絮

天际繁星

乱落纷秋雨

莫向佛前忏绮语

会心一笑拈花处　　

当然正如同屈原，先生不曾也不能忘怀人世。还在1975年，毛泽东依然在世，先生就又“旧病复发”，不顾亲友的反对，开始和一些诗词之友唱和。

先生是历史学者，他相信历史有情，后来曾出版文集，名曰《史情室文帚》。在读了陈述元先生所题陈寅恪文集的诗后，先生有《读陈述元题陈寅恪先生文集诗有感》(三首）：

收戟焚书法不疏，却无一计护扶苏。

寝宫常带鲍鱼臭，还被后人笑小巫。

筑得长城未足豪，如山白骨乱蓬蒿。

幸无吕雉污帷薄，此事居然胜汉高。

一卧沙丘便不醒，千秋笑骂岂堪听。

悠悠青史皆刀斧，绝胜鞭尸作典刑。

充分表明了先生鄙夷独裁者，坚信历史自有正义的信念。

1984，先生作“君子兰歌”，以诗文的形式道出了中国科学家当时的坎坷命运，其序文为：

君子兰，乃凡花之一种，非天上之碧桃与日边之红杏也。其花有色而无香，叶壮阔，少风姿，盖与楚灵均之美人香草了无关涉。世有不逞之徒，往往以此花代苞苴，则于君子之名唐突尤甚。或谓此花佳种有售至六万元者，老莩闻之而作此歌，以附于新乐府之流亚云尔。

这首“君子兰歌”（全诗并注如下：“君子兰，佳种一株六万元。少给几元便不卖，买主多应在国外。国外多财国内穷，君子之道行不通。我亦多年充教授，何尝安乐几分钟？教授生涯可悲又可伶，焚膏继晷度年年。埋头伏案如枯腊，不辨秋冬春夏风花雪月晴天和雨天。弱冠年华成近视，咫尺观书不见字。三十轻霜上鬓丝，四十踌躇不得志。五十惊天浩劫来，人间地狱百层开，通衢白书走厅鬼，难倒刘元妙塑才(刘元乃古之塑手，昔北京东岳庙有地狱变相，传为元作)。前例果然史无有，翔龙堕地成刍狗。多少灵魂工程师，一朝忽入狐狼手。骨伤胆落困“牛棚”(毛泽东骂人为“牛鬼蛇神”，“文革”中非法关押被迫害人士之处遂称“牛棚”，一日，余与众参观中南海囚禁光绪帝之处，众方嗟叹，余曰：“此高等牛棚也”) 。惨绝人寰“臭老九”！勉保残躯到劫余，春风浩荡又何如？依旧牢愁卧贫窟，谈何容易长安居。君不见，街巷纷纷个体户，垂手千金若神助，累卵还能买汽车，天下哄传养鸡妇。又不见，我译千言易六金(乙丑以前科学译稿千字六元)，也须呕出几分心，卅年译满五百万，才及盆花一半春。吁嗟乎，七折八扣那及盆花一半春？”）被收入2002年版《中国现代科学家诗文选》中，在知识同仁中曾被传唱一时。该书一共收录先生诗词八首。孰料得到样书后，先生不很开心，觉得《诗文选》大部分作品“不及格”，羞与为伍。

《诗文选》收有先生一首“自题画竹”，诗曰：

懒随冷暖辩冬春，劲节高风不染尘。

老干坚枝有奇用，凤箫长近美人唇。

其实先生题名“画竹”的还有一首：

雪满关山百卉凋，此君格调独风标。

不应擅做《闲情赋》，偏得将身化凤箫。

我今日读之，心中不禁怦然一动：先生另号“红莩”，且早于“拜鞠”；记得有次先生跟我谈起，说什么时候有了兴致，他会为我“释红莩之意”。可惜，我终于没有机会听到先生的解说。不过“莩”乃竹膜也。竹化凤箫，则紧贴美人唇者“莩”也。“红”或为美人，或为“莩”之颜色？以“红莩”为号也足见先生之情痴。可惜我福薄，没有听到先生亲口为我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

先生诗词品格多样，有的古色古香，有的活泼随性，例如仿聂绀弩的《戏用说部语效聂绀弩体为诗》：

金瓶梅发品花空，万古红楼一梦中。

休画三贤战吕布，须看五鼠闹皇宫。

董超薛霸双衙役，明月清风两道童。

莫向江湖问奇侠，人间儿女有英雄。

安徽岳西有号“啸云楼主”的刘梦芙先生作《“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先生也是榜上有名：

掌管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戈革(1922- )

北地词人多聚于京、津，词业向不及东南之盛。八十年代以来，张伯驹、黄君坦、萧重梅、寇梦碧诸耆宿相继凋谢，后起者寥若晨星，词苑有弥望榛芜之叹。戈革先生为河北献县人，任物理学史教授，余事倚声，清丽雅正，皎皎鹤立，惜知者尚不多也。

学，便是“神算子”。先生说，我曾学过多种高等数学，却不曾作过会计。究其原因，正如《点将录》作者所指出的：“惜知者尚不多也”！

先生一生，创作过不少诗词。可惜因避文祸，许多诗词作品大都喂了火。文革前所存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因其朋友上交组织才得以保存。先生因此而成为“反革命份子”，但是先生的部分诗词却因祸得福，得以保存，历史真是让人捉摸不定。

先生的诗词很少发表，幸存部分也只传颂于亲友之间。

晚年，先生曾收集诗词作品成《红莩残吟》，自费印二十余册分赠朋友，我也有幸获赐一册。后来，出版《半甲园丛稿》时，先生也将其部分诗词收录，大约有四百余首。

诗词也是先生自学的结果，可惜识者极少。在先生的成就中，我把诗词排为第三。

翻译“快刀手”

中国积弱已愈百年。百年中多少仁人志士以血洗辱，以命试药。药方大都为舶来品。无可否认，西学东渐，翻译家做出了极大贡献。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科学进化论输入中国。对于严复，进化论并不仅仅是科学，更是一剂醒世良方。它的引入影响深远，在今天流行的“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嘉言语录中，我们依然可以辨出严复的声音。但是，严复更为“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则要数他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

对中国来说，“赛先生”是仁人志士们确认的一味主药，也是舶来品。而要把现代科学移植到中国，少不了翻译家。翻译并非易事，严复就有“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感慨。说求其信已经很困难，但如果只是准确而句子不通顺的话，还不如不译；再加上雅，那就更不容易了。

戈先生有作翻译家的好本钱：他上学时学过英语和德语，五十年代又学了俄语，他的正规训练是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这就是“信”的底子。他热爱中国文化，对方块字情独所钟，能作古典诗词，写个性文章，这就有了“雅”的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先生有为学问献身和为中国的子孙后代留些东西的宏愿。他固执地相信：“只要翻译出来了，放在那里，中国就会不一样。”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坐冷板凳，辛勤工作，为他人做嫁节裳。在先生的《尼耳斯·玻尔集》译后记中，他说得很实在：

三十多年来我常常想，我花了这么大精力，这么多时间，受了这么多辛苦，遭了这么多冷淡和污蔑来翻译这十二卷《尼耳斯·玻尔集》，到底‘图的’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除了追求个‘充实自己’以外，也不过是一点‘留赠后人’的指望而已。

我觉得，先生尽心于翻译，他心里是有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唐玄奘的，在去丹麦“取经”的路上他吟出：

三藏取经有好徒，降妖猴圣化斋猪。

庸庸碌碌沙和尚，也捡人头当数珠。

我亦西来几万程，只将电报作先行。

飞机不过盘丝洞，辜负蛛精食肉情。

先生曾经说他写出的文章与他想写而又能写的相比，不到十分之一。这是多大的浪费呀！我觉得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翻译上，曾经向他建言：多创作自己的，减少些翻译。我的理由很简单：时间是有限的，其使用的比例只能根据重要性来排列。我认为翻译科学书籍并不那么重要，那些有兴趣的人也会有能力去读原文的。

可是先生对我的论点不以为然，他指出：

· 1 ·

现在科技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即便对于广大民众，不读科技书，便不能算是广博；

· 2 ·

退一步讲，即便对于能读懂原文的读者，翻译本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原文本不易得。先生以他翻译的《尼耳斯·玻尔集》为例，他说《玻尔集》的英文版印刷数才以千计，而全世界的大学当以万计。对于一位普通的中国科技工作者，要想看到英文版的《玻尔集》就太不容易了，而先生的翻译就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3 ·

当然还有精心加入的注释，其中许多是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心得(有识者就认为先生“译书所加之注有如金圣叹之批水浒，比正文远好”) 。

可惜，国人对先生的苦心的回应是冷淡的。就拿《玻尔集》的翻译出版来说吧：《玻尔集》一共十二卷。此书第一卷于1972年问世，而到2006才出版最后两卷。到后来几乎是丹麦出一卷先生就译一卷。

先生是2006年7月才拿到第十一、十二两卷样书的。而在此之前的2005年冬天，先生接受了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效果不理想，不用放大镜已经完全无法阅读一般书报了。为了翻译《玻尔集》的最后两卷，先生只好自己出资聘请了一位私人助手，由先生手持放大镜，阅读经过放大复印的原书，同时歪歪斜斜地写出译文，再由助手录入计算机。就这样，从2006年7月15日到2007年6月1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用这种办法译完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初稿。译完《玻尔集》的最后两卷不到半年，先生就去世了，他也最终没有能够看到这两卷书的出版。

现在已经出版的前十卷，命运也不佳。《玻尔集》曲高和寡，出版这十卷书，已经换了三个出版社：第一、第二卷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因不赚钱第三卷到第九卷转到了科学出版社；第十卷科学出版社也不出了。没有办法，先生只好托人，用一家有名无实的出版社(“香港”天马出版社)的名义“自费”出版了第十卷。这卷书因系“港版”，不能在大陆随便销售，据说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藏本。

于此，我也是问心有愧的。2002年我在北京，又去看先生，他提出要赠送给我已经出版的十卷《玻尔集》。因为我好动，迁居勤，守不住书。十卷《玻尔集》不是小数，当时我怕自己不能善待先生厚赠，就谢绝了先生的美意。现在每念及此，我就满肚子的遗憾和惭愧，如今先生西行，再想要有先生题赠的十卷《玻尔集》已绝无可能！而当日我一定也是很让先生伤心的了！

先生对翻译是精益求精的，例如就Niels Bohr 的译音，先生就坚持，前一个用“耳”，后一个用“尔”。对此他曾发表专文“玻尔姓氏的译音”加以说明：这是王竹溪、杨肇廉等物理界前辈当年编写“物理学名词”时审慎酌定的体例，凡外文中的l对应“耳”，外文中的r对应“尔”，所以非“尼耳斯·玻尔”不可。又如，他说有人把Volta译为“沃尔塔”是“太过分了！”，指出Volta乃是国人并不陌生的伏特。

由于有这种严格的标准，他常常觉得有些书必须他亲自来译才行。否则，就很有可能“糟塌了”。在这种心情下，他就忍不住地要把许多精力用于翻译。

严格说来，翻译也不是戈先生的“正业”，他的“正业”是教授物理学。可是翻译是先生投入时间最多、“产量”最高、也最得同行承认的领域。这“副业”也就喧宾夺主，给先生赢来了翻译家的称号。

的确，先生的翻译是很得到同行的赞赏的。例如物理家王福山就称赞过他的外文功底和翻译速度，同是翻译家的赵中立先生也曾赞叹戈革先生的翻译是“又准确、又快、又好”。

先生的翻译涉及许多方面，除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玻尔集》外，还有教科书、人物传记、科学史、剧本等等。

2003年5、6月间，北京“非典”流行。先生闭门译书，以30天时间译完英国作家M.Frayn的剧本《哥本哈根》，全书11.5万字，平均每日将近4000字。其时先生已是八十有二的高龄。他的老朋友，上海师范学院退休外文教授乔佖先生赞其为“快刀手”；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却说“事实上已比当年慢了许多”。

先生译书还常常要为翻译以外的问题呕心。例如《哥本哈根》剧本1998年问世，就有友人们由海外寄赠先生三个不同的版本。先生也就开始联系翻译出版，经过许多周折，直到2003年才有了着落。不过，剧作者的代理人在同意出售版权的同时，还有个附加条件，要审阅先生的译稿。先生动了怒，让中方出版者传话过去：“请你告诉她，就这本书来说，全世界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审阅’我的译稿。咱们不再和她谈了。”对方终于撤回了条件，先生得以着手翻译。可先生以一个月时间译完，寄给出版社，八个月后书才出版。而且，编辑还师心自用地改了先生的译稿。先生悲怒交加，专门为文“常恨乾坤有外行”。

先生一生，发表两千万字，大多数是译文。先生为自己治“爬格生”印，并有诗曰：

爬格生非柏格森，小楼一统岂初心？

可知爬格盈千万，流水高山何处寻？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年─1941年），法国哲学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愿后人能珍惜先生的劳作，使之不再曲高和寡！

男儿原不事封侯

戈先生是公认的玻尔研究专家。中国的玻尔研究以先生最为权威，他因此而享有崇高的国际荣誉，亦在中国引起激烈的争议。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先生与玻尔的缘分是由“打”开始的。他刚刚接触玻尔时，玻尔是批判的对象。从六十年代初，戈先生就用“郁韬”的笔名，翻译了玻尔的哲学文集《原子物理与人类知识》。后来他又翻译了另外两本，其中一本还是在“牛棚”中完成，文革结束后出版的。戈先生也写过一些“批判”玻尔的文章。按照当时中国官方的“哲学”，玻尔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其实玻尔的学说挺“革命”的)。但是，随着对玻尔思想了解的深入，戈先生愈来愈“糊涂”，慢慢地被玻尔的思想征服，成为玻尔思想的最忠实的追随者。

其实，把学术立场打上道德记印几乎是中国特色(这里说“几乎”，因为纳粹德国已有先例，例如给相对论贴过“犹太人物理学”的标签。)，也是中国学术还在初级阶段的标记。严格说来，“唯物主义”也只是一种信念，而凡是信念都是“唯心”的东西。当然，这方面的细节说多了就会跑题，就此打住。

先生后来对自己“批判”玻尔的经历作了很真诚的反省，承认自己干了“傻事”。

据说戈先生之所以成为玻尔专家是受到钱临照先生的启发。八十年代初，中国学术环境开始改善。1980年，戈先生被“正式平反”，不再是“反革命”。是年，钱老在某个会议上感慨，说外国有牛顿专家，麦克斯韦专家，而中国没有。戈先生就发下心愿，要成一个真正的玻尔专家。从此，先生就更加系统地研究和介绍玻尔的思想，并于1992年出版了代表他的玻尔研究成果的专著——《玻尔》，收入台湾学者韦政通教授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

读过玻尔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是很难读的，句子长，费琢磨。而先生这本书写得好，很容易读。很有意思的是，在每一个章的开始，先生都引一段切题的中国古诗词，或古人语录，中西对照，相映成趣。例如，第四章“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他引的是苏东坡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第五章“互补性观点的提出”，他引的是王静安(王国维)的《鹊桥仙》下阙：

北征车辙，南征归梦，知是调停无计。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

第六章“爱因斯坦-玻尔论战”，他引的是陆放翁“示友”中的两句：

学问更当穷广大，友朋谁与共磨砻？

戈先生翻译的《尼耳斯·玻尔集》是其玻尔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全套书共十二卷，约五百万字。由于此书英文版各卷由不同的学者编辑，作为这套大书“全世界唯一的译者”，戈先生也就成了全世界读玻尔的书最多的人。他不仅要吃透难懂的原文，还要进行详细的注释，其所花的功夫并不亚于单纯的课题研究。这套巨著的翻译和出版，为中国学者后来的玻尔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此，我把先生的翻译成就排在他的玻尔研究之前。

先生曾三次(1988-1989，1991-1992，1994 )去丹麦的尼耳斯·玻尔文献馆（NBA）访问。第一次访丹时已经六十七岁，而最后一次则是七十有三的高龄了。

在丹麦，他与世界上的其他玻尔学者进行了交流。其中有理论物理学家，对研究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有著述的派斯(A.Pais)。

先生还在玻尔文献馆发表了讲演《尼耳斯·玻尔和东方文化》，阐述中国的阴阳思想与玻尔的互补原理是不相干的。

先生也与玻尔的家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玻尔的四子奥格·玻尔(Aage Bohr)是核物理学家，他1975年与另外两人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1994戈先生最后一次访丹时，七十多岁的小玻尔正在写一篇运用他父亲的的互补原理来分析现代物理前沿问题的文章。他在与戈先生多次讨论后认为，戈先生已经取代理论物理学家列昂·罗森菲耳德(L.Rosenfeld)，成为除了玻尔以外，玻尔思想的“亚圣”。他说这是由于列昂·罗森菲耳德过于教条，不配做玻尔思想的“亚圣”。这让戈先生大为意外，因为列昂·罗森菲耳德是玻尔的得意弟子，也是《玻尔集》的第一任主编。他曾经被称为“教皇的唱诗童子”（“教皇”指玻尔）。玻尔四子的言论或许有客气的地方，但他对戈先生在玻尔研究方面的赞赏是无庸置疑的。没有他的帮助，后来丹麦朝野给予先生的荣誉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学术交流外，先生还积极为出版中文版的《尼耳斯·玻尔集》申请资助。丹麦华人企业家“春卷大王”范岁久先生就为戈先生的玻尔研究前后捐款共十五万克郎。可是，即使“自费”出书，已经出版的十卷《玻尔集》也要经过三个出版社。商海中的中国学术可见一斑。

经过先生策划与募捐(得到范岁久先生等的赞助)，他所在的石油大学建造了全世界第一个全身玻尔铜像。迄今为止，世界各地的其他的玻尔塑像都是头像或胸像。铜像由雕塑家田跃民塑造。1995年5月12日举行了落成典礼。丹麦大使和玻尔次子汉斯·玻尔(Hans Bohr)等人参加了典礼。这也是中丹文化交流美丽的一页。

在石油大学，先生还设置了一个玻尔文献室，陈列和收藏他几十年来收集的有关玻尔的资料，方便后来的学者。资料中有的在中国乃至亚洲都属珍本或孤本。

先生的玻尔研究在中国引起的争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认为“尼耳斯·玻尔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和牛顿的地位相比。二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性质等等当然很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独创性却有相同的程度。”

再一个是他和许良英先生试图把爱因斯坦－玻尔论战(1927-1935) 引进中国的尝试。许先生代表了爱因斯坦而戈先生代表玻尔。爱因斯坦－玻尔论战是现代科学最富启发性的科学大辩论。

学过量子理论的人都知道，虽然量子理论在解释现象，预测和技术应用方面成果卓著，但是这一理论总是有些“奇怪”和费解。“量子跃迁”，粒子的“波粒二相性”，泡利的“不相容原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量子逻辑”，玻恩的“几率诠释”等等都与“常理”有相悖之处。要讨论清楚上面提到的认何一个概念，都不是一篇小文章可以做到的。这里，只就“物理理论”与“物理实在”的关系说几句，希望有助于了解爱因斯坦－玻尔论战的重要意义。也希望从侧面说明，戈先生的玻尔研究不仅仅只有历史和文化价值，他还真诚地希望未来的物理学家会从玻尔那里得到启发。

爱因斯坦、玻尔同牛顿一样，都不是职业的哲学家；但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哲人，因为他们的工作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牛顿的引力理论在解释、预言和应用方面都取得极大的成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牛顿的引力理论真实地刻画了我们的“物理实在”。牛顿理论描写的“物理实在”，其特点之一是有“决定论”的因果性，对此拉普拉斯说的最为生动。他设想有一个全知精灵，她对宇宙万物在某一时刻的状态(空间位置和速度)都一清二楚，那么，再加上牛顿的运动定律与引力理论，精灵就可预测宇宙万物的未来状态。如果抛开认知的精灵，就本体论而言，这种“决定论”的因果性断言宇宙的未来状态是由其过去状态完全决定的。

且不说牛顿理论需要“上帝的第一推动”这一无法实证的假设，它还面临一个牛顿自己也不能回答的深刻问题：引力传递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举例来说，牛顿的引力理论认为在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着与它们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那么，这两个物体是怎么“发现”对方的存在的？又是怎么“算出”相互的距离而“调节”出它们之间的引力的？

牛顿强调要分开引力的关系式(平方反比律)和引力传递的机制(也就是对这个平方反比律的解释)。他当然是对的，引力关系式并不因为其传递机制的不清而减小了它的实际应用。不过这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面还是让人不满意。物理学家们于是假设有一种“以太”在传递引力。可最终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彻底断绝了“以太”存在的可能。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引力提供了一种自圆其说的机制，物质导致时空弯曲，而引力是时空弯曲引起的。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爱因斯坦的学说革新了时空、物质、能量等基本概念，但是“决定论”因果性在相对论中还是保存下来了。

而在量子理论中，这种“决定论”因果性却不再成立。拉普拉斯的精灵也不能再知道粒子的初始状态(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而描述粒子运动的薛定谔方程，它的物理意义也只是粒子的几率分布(玻恩的“几率诠释”)。这些都是爱因斯坦所不能接受的。他坚信量子理论只是暂时的，因为它没有表达出“物理实在”。他说 “上帝不掷骰子”。

爱因斯坦和合作者设计了一系列“思想实验”来说明量子理论不完备。作为量子理论的领军人物，玻尔坚信量子理论抓住了自然的本质，“决定论”因果性是应该放弃的。玻尔接受了的爱因斯坦挑战，每次他都能够回答爱因斯坦“思想实验”提出的问题，保卫了量子理论。他对爱因斯坦“上帝不掷骰子”的回答也同样风趣：“请不要告诉上帝他该做什么。”

爱因斯坦－玻尔论战激发了多种尝试，至今人们还在努力寻找能够统一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的物理理论。爱因斯坦－玻尔论战所代表的深刻分歧也远远没有消失，依然存在于当今大物理学家中。例如，1994年彭罗斯(R.Penrose，代表爱因斯坦)和霍金(S.Hawking，代表玻尔)就有过持续六个月的系列辩论，两人辩论的演讲还合在一起出了专著(The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1996)。

有一点应该强调一下，爱因斯坦和玻尔，彭罗斯和霍金他们辩论归辩论，私交都是很好的。

2001年6月5日，丹麦女王马格丽特二世向戈先生颁授“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仪式在北京丹麦大使馆举行。这是女王为了表彰戈先生几十年来对丹麦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的全面深入研究，并且翻译出版丹麦已经出版的《玻尔集》前十卷的中文版而举办的一件盛事。仪式由丹麦驻华大使主持，参加者还有前两任的丹麦驻中国大使。中方也有一位人大副委员长出席。此举对先生、对中国毕竟都是很风光的事情，也是中丹文化交流史上动人的一章。美国AIP物理学史中心的《通信》(Newsletter)为此发表了报导，称戈先生是一位“科学史的英雄”。香港《信报》社长林行止先生在《信报》上发表了他亲自撰写的专文。

戈先生为此赋了一首“辛巳闰四月，余获丹麦女王封为国旗骑士，佩勋章，感而赋此以自嘲叹”，诗曰：

平生未曾坐马背，骑士头衔徒自愧。

科史沙场一老兵，剑光照夜月三更。

荷兰水盖忽临止，东关酸风冷人齿。

独抱毛锥叹白头，男儿原不事封侯。

(先生自注道：“香港回归以前，每年两度皆有港人获英王封赠。勋章既多，港人戏呼之曰“荷兰水盖”，盖以瓶盖喻勋章也。”)

本文节选自《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3期(2008)，原标题为《古道西风忆戈革》，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熊伟，198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1985年毕业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许良英先生。现居渥太华，为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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