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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丨禹城大战：抗战史诗的缩影

□记者 卢昱 通讯员 白聪聪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军史作家陈璞平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最后一战》正式出版发行。此时，陈璞平再次来到徒骇河畔，站在当年鲁西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遗址上，眺望滚滚东去的河水，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历史就如同这波涛汹涌的大河，经历了多次暴风骤雨，惊涛骇浪，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为了向前，向前，永不停歇，奔腾向前！

“面对滚滚洪流，我豁然开朗：我们无法改变历史，能做的就是忠实地记录历史，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鉴往知来，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陈璞平说，作为地地道道的禹城人，用文字记录这场鲜为人知的战斗，是自己的夙愿，只因政务缠身，迟迟未能动笔。2021年盛夏，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到德州拍摄“禹城大战”纪录片，恰好敲开了他的创作之门。

陈璞平说，至1946年元旦前后，在全国范围内仍有几股日军拒绝投降，企图负隅顽抗，被我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歼灭，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高邮之战。“实际上，高邮之战起止时间为1945年12月19日到26日，禹城大战起止时间为1945年12月27日到31日。也就是说，高邮之战结束的第二天，禹城大战方才开始。禹城大战是一场不应被忽视的战斗，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对日最后一战；禹城大战之后，中国抗日战场再无一次歼灭武装日军千人以上战斗发生。”

禹城大战，诠释了“抗击黑暗才能点亮光明”的道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日本侵略军会主动放下武器。自10月中旬开始，山东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向津浦铁路济南至德县（今德州）的日、伪军发起强大的秋季攻势，拉开禹城大战的序幕。

经过2个多月的战斗，歼灭日、伪近2万人。12月8日，平原县城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将驻扎在济南的日军第47师团第131联队紧急调至晏城、禹城、德县一线，其中山谷掠二郎大队长率第1大队近千名日军进驻禹城火车站，企图阻止八路军沿津浦线进逼济南，进而打通津浦线，确保国民党军主力运兵东北。

12月27日，禹城大战正式打响。时值腊月，我抗日将士都把这股日寇当饺子，歼灭他们过好年作为动员口号。渤海军区主力部队特务第1、2团和警备第6旅第11、12团在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军区代司令员袁也烈、警备第6旅旅长肖锋的指挥下，于当夜攻占禹城火车站外围据点禹城县城、齐河晏城火车站。

至12月29日，只剩下798名日军凭借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死守禹城火车站。12月30日下午，我军劝降无效，向顽抗的日军发起猛攻。激战一夜，将日军压缩于火车站票房周边的营房内。31日中午，敌待援不至，遂放弃火车站向济南方向逃窜，结果钻入铁路两侧我军早已布下的伏击圈；激战至深夜，山谷大队长走投无路，被迫率部投降。

禹城大战的战术运用堪称二战史上的奇观。“在连续三天的作战中，我军常用的拿手战术几乎全部用上，攻坚战、阻击战、运动战、追歼战、肉搏战、巷战、夜战、骑兵战轮番上阵，令人眼花缭乱。”陈璞平分析道，最后时刻，我军冒着狂风大雪在荒坡野岭上追击逃敌，经过数小时惊心动魄的肉搏战，五百多无处可遁的日军被迫缴械投降，打出了渤海军区八路军的气势和威风，再现了我军将士“大雪满弓刀”的精神风貌和豪迈气概。

禹城大战共歼灭日军1360余人。其中，禹城火车站之战歼敌798人，禹城县城之战歼敌260余人，晏城火车站之战歼敌300余人。此役成为山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最后一战，受到了山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的传令嘉奖。

在陈璞平看来，禹城大战有多重意义和作用。首先，是彻底消灭了盘踞在中国最后一股拒不投降的日本侵略者。再就是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牢不可破的战略大后方。抗战胜利后，津浦线北段的济南、晏城、禹城、平原、德县等重要节点城镇，只有平原县城于12月8日被我军解放，倘若禹城、德县之敌同时出兵，南北夹击，平原县城将会再次失守，整个津浦线北段则面临被敌占领的危险。

“禹城火车站是济南国民党驻军北部的重要门户，也是国民党向我渤海、冀南解放区进攻的兵源物资转移枢纽，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陈璞平说，禹城大战之后，晏城、禹城同时解放，平原得以巩固，驻守德县的日军第131联队闻风丧胆，于禹城大战结束的当日弃城出逃，避开平原、禹城、晏城，从西面的高唐县绕回济南，为我渤海军区不久解放德县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冀南解放区与渤海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战场乃至华东战场稳固的大后方。同时，还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打通津浦铁路的阴谋，对掩护我军主力挺进东北，迟滞蒋军沿铁路北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胜利来之不易，而要书写这场胜利，首先要将史实捋清。陈璞平为还原禹城大战的始末，与节目组成员一起扎进省图书馆、档案馆，大海捞针般地查阅当年的原始资料；四处寻找亲历者的后代，聆听他们讲述父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战斗故事；踏遍禹城火车站周边的村庄和田野，不放过任何一处昔日战场的遗址；在京沪铁路两侧一遍遍地拍摄外景，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大雨倾盆，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半个月下来，人晒得黝黑，变得精瘦，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有了更深了解。

2021年金秋时节，随着中央电视台《揭秘禹城大战》的播出，陈璞平转入对禹城大战的文学创作中。“我封闭在家，查阅史料，近两年时间，足不出户，奋笔疾书，写出这部近50万字的纪实文学《最后一战》，与禹城大战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陈璞平说，那段时间，自己时常徘徊在徒骇河畔，面对滚滚波涛，心中也曾生出许多迷茫。“太多太多的原始资料和奇闻轶事堆积在面前，有些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取舍，从何下笔。我苦苦思考，这部作品究竟应该写什么？是徒骇河畔的市井人文、轶事趣闻？还是日寇的惨无人道、滔天罪行？或是鲁北军民的不屈不挠、奋起抗争？”

直到陈璞平偶然读到，当年日军第131联队山谷大队副官近藤宏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重庆攻击队》，方才坚定了写作的重点和方向。近藤宏在书中回顾了山谷大队兵败禹城时的状态，这样写道：“经过漫长的岁月，大东亚战争也大多埋没在过去，即将被人遗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陈家庄的村子里勇敢地发起冲锋，然后又勇敢地牺牲的小林小队，以及在铁路周边壮烈殉国的将士们。在中国的山野中，还有许多英灵至今不能回到日本，也不能安息。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各地，像禹城战役那样悲惨地结束的许多战友和同胞，不能与中国的山野没有关系，战后37年这种想法至今历历在目。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用自己的手来祭奠死去的战友，这也是所有活着的战友的迫切愿望。”

“读着这段赤裸裸、血淋淋、咬牙切齿、阴魂不散、通篇散发着军国主义腐臭的字句，我突然明白，我究竟应该写什么。侵略者在时时刻刻提醒他们的后人牢记那场远逝的侵略战争，我们又怎能轻易将它抹杀和遗忘？”陈璞平说。

文字让陈璞平回到“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历史时空中。“在齐鲁大地这块人杰地灵、英雄辈出的热土上，涌现出无数感人至深的抗战人物和故事。那一个个被日寇烧杀抢掠的村庄、一次次腥风血雨的扫荡、一回回与敌拼死的抗争、一位位慷慨就义的志士，无不昭示我们：只有这样的土地，这样的人民，才能发生这样的感人故事、创造这样的人间奇迹，而禹城大战不过是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一个小小的缩影。”陈璞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