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被判处绞刑，施刑者为何故意折磨他40分钟？22年后真相大白

前言

在如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摆放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编号0001，这件文物是当年李大钊就义时，敌人对他所使用的绞刑架。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经过不断努力，终于找到了这具已经被废弃的绞刑架。这具绞刑架不但让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全部被抓捕归案，同时也将李大钊被捕前后的细节公之于众......

一具绞刑架牵出李大钊案

1948年12月，时任文物部副部长的王冶秋在准备接管北平的文物机构时，对文物部的同事们讲述了当年李大钊上绞刑架前的坚贞不屈，同时谈到了解放之后要在北平建立一座新型的博物馆，他交代文物部的同事们：

“我们进城之后，一定要找到这一架刑具，将它展览出来，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知道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翌年1月21日，傅作义接受《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25万国民党将士被下令出城，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10天后，北平宣布正式和平解放。当时北平正处在军事管制期间，全市的文物古迹工作交给了军管会文物部负责。

三月的一天，王冶秋带着同事于坚一同骑着自行车去寻找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他们先到了法院看守所了解情况，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绞刑架早已经被搬到了德胜门外的东德林，于是他们又赶往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这里早已经空无一人，经过仔细的寻找，他们终于在一个荒凉的院落中找到了这架刑具。

他们用借来的工具将这个绞刑架拆卸开来，租了一辆平板车将他们运回到北平历史博物馆，这具绞刑架因此成为北平市文物部接管的第一件文物，编号0001号。这具绞刑架及其背后的历史意义立刻引起了北平市政府的重视，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市公安局，一定要找到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由于这件案子年代久远，市政府要求只要抓住主要凶手。

经过市公安局的缜密排查，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四名主要凶手最终水落石出，同时李大钊当年被杀害的细节也被公之于众。

李大钊被捕，张作霖遭遇各方压力

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军政府下令通缉那些领导爱国斗争的共产人士，李大钊在这些共产人士中位列第一。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李大钊和一些革命同志住进了苏联大使馆的兵营，转入到地下工作。

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开始四处残害革命力量，一时间北平城被笼罩都在张作霖恐怖的气氛中。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多同志都从兵营中撤出，有的去往南方参加北伐，有的则前往苏联学习，只有李大钊还坚持留在北京，就这样他足不出户地工作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

第二年春天，李大钊得以抽身回到家中，每天很晚才回家，早上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房间，有的时候留在家中，也是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随着北平的局势越来越严重，经常有人秘密来看望李大钊，劝说他离开北平，李大钊的妻子也时常劝告他，结果却被李大钊说的哑口无言：

“我不能轻易离开北京，我离开了，这里的工作留给谁呢？”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女儿李星华在家中被捕，当时李大钊虽然手中握有手枪，但顾忌女儿在身边，李大钊并没有反击。由于事发突然，李大钊家中很多机密文件都没有来得及销毁，据说整整装了七辆卡车才装完。

李大钊被关进监狱之后，敌人对他严刑逼供，用竹签钉进了他的指甲缝，最后还残忍地将他的指甲剥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没有说一句有害于革命利益的供词，只说了一句：

“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其他同志的踪迹概不知情。”

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回顾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与抱负。同时他将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尽力掩护其他被捕的青年同志。

敌人见严刑拷打不行，便开始使用利诱的招数。当时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利用和李大钊是同乡的关系，前来对李大钊进行劝说，同时许诺李大钊只要交代实情，就予以高官厚禄。结果李大钊毫不留情地对他说：

“......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李大钊的一席话令杨宇霆羞愧得无言以对，只好狼狈地离去。虽然李大钊身陷狱中，但他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狱中不但鼓舞其他的革命同志要坚持斗争，甚至还对狱警做起了革命宣传。

李大钊被捕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京津地区各大报社都在为李大钊呼吁，同时很多人都在为营救李大钊而奔走。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商定各自分途营救，讨论会会长杨度前往张作霖府上陈述意见，杨度甚至将自己的宅院变卖，买房所得的房款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的同乡白眉初、李时等三百多人联名上书，希望军方能够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提前释放李大钊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天真地以为军阀也会讲人情，在陈情书中还详细地讲述了李大钊这些年来做出的贡献。

对于张作霖的做法，西方国家也颇有微词，当然这并不是考虑到李大钊的安危，而是不愿意接受张作霖连蒙带吓违反《辛丑条约》的事实。这些西方国家中苏联首当其冲，李大钊被捕之后立刻向北京政府抗议，甚至扬言要断交。莫斯科更是发生工人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

在中外各方的压力之下，张作霖赶紧派人整理证据，由于绝大多数文件是俄文写成，张作霖找来交涉署署长张国忱进京成立“编译会”，召集大量翻译人员进行翻译，结果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

随后张作霖允许各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进入警察厅将这些文件进行拍照，以便给这些国家一个交代，苏联发表声明称，这些文件不过是一些普通文件，任何一个使馆中都能够找到，甚至还将张作霖组织编译出的文件目录刊登在了报纸上。

李大钊就义被施刑40分钟

警察厅一方面对外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李无确供”。没有确凿的口供如何对李大钊判刑？张作霖身边的人当时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将李大钊移交司法机关审理，另一派则主张将李大钊按照军法论处，理由就是“共产党在被北方显有扰乱阴谋”。正当张作霖难以抉择的时候，前方的一封电报让张作霖下定决心，立即处死李大钊及其他革命志士。

这封决定李大钊生死的电报究竟是何人所发，至今尚无定论，但在李大钊就义之后，很多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将发报人的身份指向了蒋介石，说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立即处决被捕的共产党人，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8日上午，正当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特别法庭突然开庭，仅仅审理了70分钟，审判长就在法庭上宣告被捕的20名共产党人死刑立即执行。中午12点30分，李大钊等人被押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行刑。

李大钊是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当时他神色不变，从容就义。临行前，李大钊向施刑者索要纸笔，要留下遗书，结果施刑者没有允许，李大钊便不再说话，神情自若地走上了绞刑台。据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写道：

“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

施刑者第一次将李大钊绞昏之后，将其放下来弄醒，并坚持劝他“悔过”，结果李大钊对施刑者愤恨地说：

“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紧接着施刑者第二次将其绞上去，绞昏之后又像前一次一样，弄醒，劝其“悔过”，这一次李大钊对着施刑者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恼羞成怒的敌人不再对李大钊“悔过”抱有幻想，第三次将其绞上去，直至生命的结束。

据考证，李大钊牺牲之后脖子上勒有三条血痕，可以证明当时施刑者使用的是绞刑中极其残酷的“三绞处决法”，也只有这样的处决法，才符合李星华所描述的施刑四十分钟之久。

在李大钊遇害当天，妻子和孩子获释，当时她们并不知道李大钊遇害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李大钊的妻子听说之后悲痛欲绝，几次哭到晕过去，本就不太好的身体病情更加严重。冯玉祥知道李大钊被害的消息后放声大哭，当天为李大钊召开追悼会，各机关、部队降半旗，中级官长以上戴黑纱一周。

李大钊牺牲之后，灵柩被存放在宣武区浙寺里整整六年，1933年4月，各方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互济会为李大钊在香山脚下购买了墓地，出殡前，浙寺中堆满了花圈和挽联，出殡队伍有一百多人。

在众人护送李大钊的灵柩到达公墓时，看坟人跑来说一大早有人拉来了给李大钊坟前立的石碑，石碑上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当时的情况不方便立这样的石碑在坟前，于是大家商量之后，决定将墓碑埋在墓旁的地下。

1982年，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在为李大钊移灵安葬时，大家想起了那块墓碑，果然还在地下埋着，如今这块墓碑被保存在陵园的纪念馆中。

李大钊案凶手全部归案

当年残害李大钊的四名主要凶手分别是吴郁文、王振南、雷恒成以及陈兴亚。1950年年末，在中央开展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陈兴亚被上海群众举报，被当地公安局抓捕归案，对于杀害李大钊的事实，陈兴亚供认不讳。

陈兴亚1907年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回国之后，一步步走上了京师宪兵司令的职务，直皖战争之后，陈兴亚投靠了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败北，陈兴亚跟随张作霖回到了东北，担任东北宪兵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陈兴亚成为京师警察总监。

1927年4月6日，陈兴亚指挥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兵营，将李大钊逮捕，最终导致其被害，陈兴亚也因此被升为陆军中将。北平解放前，陈兴亚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逃往到上海，隐姓埋名生活，没想到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

陈兴亚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北京，经过两地公安局交涉，陈兴亚被押往北京市派出所。1959年陈兴亚死于北京。

1951年6月5日，一封绝密信放到了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的办公桌上，信中的内容令冯基平大为吃惊：

“......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当时张作霖侦缉处处长吴郁文，现住在北京后门......”

冯基平立刻找来侦查处副处长狄飞，将抓捕任务安排下去。狄飞最器重的侦查员温振海第二天来到信中的所提到的地点，但并没有找到信中提到的“博哉”，只找到一个名叫“吴博斋”的人。温振海经过分析，认为吴郁文很有可能就是“吴博斋”，便来到了“吴博斋”所居住的四合院，当时四合院的北屋中躺着一个老人，老人冰冷的眼神令温振海非常不安，同老人寒暄了几句之后，温振海就退了出去。

温振海推着自行车走到附近的一个胡同，同胡同里的大爷大妈们闲聊起来，在闲聊的过程中，温振海了解到刚才见过的老人姓吴，以前是张作霖的手下，解放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温振海基本可以确定，自己见过的老人就是吴郁文。

就在公安局追查吴郁文的时候，三里屯地区派出所接到一封检举信，信中描述多年前在北京西北角寺内出现过的“了明禅师”，其实是敌特分子，当年李大钊被捕就是由他带领警探包围苏联大使馆兵营，还将李大钊的手枪收为己用。

这封信立即引起了市公安局的重视，公安局长谭政文立刻组织人员依照这两条线索展开调查，在提审被羁押的军统特务分子之后，公安局掌握了大量关于吴郁文的资料，市委书记彭真下令立即抓捕吴郁文。

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在被审问时，吴郁文对当年抓捕李大钊的详细过程供认不讳，尽管吴郁文在李大钊案中犯罪情节最为严重，但由于他在被捕前身患重病，政府没有立即对其判刑，而是先为他治病。1953年5月，吴郁文病死在看守所中。

四个主要凶手已经有两个抓捕归案，让办案的工作人员更加有信心。经过大半年时间的调查走访，公安人员得知其余两人早已在解放初期就逃到了上海。对于雷恒成这个人，上海方面掌握的资料比较少，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配合下，上海市公安局立刻组成专门的力量查找雷恒成。

1952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转来的举报信，信中检举一个名叫“雷恒成”的人，此人历任军阀高官，曾经数次带人抓捕共产党员，李大钊就是他亲手抓到狱中，对李大钊百般折磨，最终导致其被杀害。信中还提到雷恒成可能还在上海，以算命为生。

公安人员立刻根据信中提到的信息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个名叫“赵志安”的算命先生，别名：了明禅师。侦查员假扮看相的人，到赵志安家算命，经过交谈，赵志安的样貌特征和检举信中所描述的都对上了号。

第二天一早，公安人员就来到赵志安家对其进行抓捕，经过搜查之后，确定赵志安就是雷恒成。在审讯时雷恒成交代，当年自己带人将李大钊等人抓捕，并将李大钊自用的手枪收为己用，在狱中，自己还对李大钊滥用酷刑。

同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长在雷恒成的审结报告上做出批示：

“同意处死刑，立即执行。”

李大钊一案中的四名主犯，已经有三名被捕，最后一名王振南，此人狡猾多端，给抓捕带来了很多困难，一名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的自首，给案件带来了转机。

这名司法处处长名叫蒲志中，在吴郁文被捕之后，担心自己被人民群众而揭发，整日坐立不安，她的孙女曾经给毛主席当过警卫，当看到祖父的种种表现，就询问其原因。蒲志中吐露自己曾经审讯过李大钊，孙女听说之后，果断劝他去自首，为抓捕王振南提供了一些情况。

当年王振南在京师高等审判厅工作，李大钊一案中，他担任特别法庭法官，多次对李大钊等人进行“会审”，在国民政府的授意下，王振南在最后一次审判中，判处李大钊等人死刑并立即执行，不允许上诉。

李大钊一案结束之后，王振南就被调往上海担任首席检察官，生活待遇颇高，都得益于国民政府对他处死李大钊的报酬。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振南隐居在上海，在被调查期间，他故意隐瞒当年犯下的罪恶，拒不坦白。

1955年12月，王振南被依法逮捕，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对当年犯下的罪恶供认不讳，审讯结束之后，王振南被上海市法院判处死刑。至此，逮捕杀害李大钊等革命人士的几名主要凶手，全部被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