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房子

陈建铭　译

纪念伟大的约瑟夫

1

1998年的春季某一天，布鲁玛·伦农在索霍区的旧书铺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跨出店门一边走一边读，才正要读第二首诗，就在街口给汽车撞倒了。

书籍能改变人的命运。有些人只因为读了《山中王》，不辞千里甘赴偏远的异国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一部《悉达多》令成千上万年轻学子醉心东方哲思；海明威的小说造就出许许多多户外健儿；大仲马的著作则教无数妇女从此陷入愁云惨雾，所幸其中不少人借由食谱、烹饪书，得以从自杀边缘捡回性命。布鲁玛如今则成了书本底下的冤魂。

但她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钻研古文的老教授，利奥纳德·伍德，曾在自己的书房被书架上掉落的五大册《大英百科全书》砸伤脑袋，导致全身瘫痪；吾友理查德某次打算伸手抽出一本摆得太高的威廉·福克纳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不慎从书梯上头跌下来，当场摔断一条腿；另一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则因为长时间待在公共档案馆的地下书库而染上结核病；我甚至还听人说过：智利有条狗，某天下午突然疯了似的狂啃整本《卡拉马佐夫兄弟》，结果活活被纸页噎死。

我的祖母每回只要看到我躺在床上看书，就会说：“快把书搁下，那玩意儿可危险了。”过去好几年以来，我一直认定她简直蒙昧无知，可是随着年岁增长，我逐渐明白流着日耳曼血液的老祖母委实睿智过人。

剑桥大学绝大多数有头有脸的人都出席了布鲁玛的丧礼。罗伯特·劳雷尔教授在告别式上朗读一篇备极哀荣的悼文，由于该文颇具学术价值，后来还辑印成册。他在演说中极力推崇布鲁玛在学术工作中的非凡成就，并以“机敏、慧黠”总结其历时四十载的生命。那篇悼文花许多篇幅称颂她生前在盎格鲁–撒克逊对拉美文学之影响的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可是文章的结语却惹来颇大争议：“布鲁玛将毕生奉献给文学，却万万没料到文学到头来却夺去她的生命。”

有些人指摘劳雷尔以一句“蹩脚的拐弯抹角”毁了通篇演说，因而杠上一票为他辩护的支持者，双方僵持不下、壁垒分明。事后几天，我在友人安家中，亲耳听到约翰·伯农斩钉截铁地朝一群劳雷尔的门生说：

“害她丧命的是那辆汽车，可不是那首诗。”

“说者无意，完全是听者有心。”两名年轻人和一个最直言不讳的犹太女生不甘示弱，当场毫不客气把话顶了回去，“任何人都有自行选择表达形式的权利。”

“还有把好好一篇文章搞砸的权利。那倒是，”年迈的绅士以其惯用的话中带刺语气悻悻地说，“这会儿咱们城里有上百万辆汽车满街横冲直撞，正足够让你们从中拣好词儿来使。”

光是为了这么一个欠高明的句子，整座校园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人以“现实与语言之关联性”为题，举办了一场学生征文比赛。还有人跑到索霍区的人行道上，实地测量布鲁玛当时到底走了几步路，连意外发生时她正打算展读的那首十四行诗也被拿来逐字逐句分析研究。大家针对伦敦市区的交通符号学，还有，当大家敬爱的布鲁玛五脏随文学与整个世界俱裂的那一瞬间，文化、都市以及语言相互之间产生的文本连动关系展开一连串激烈辩论。由于我奉命临时递补她在西葡文学系的遗缺，除了要进驻她的办公室，也得忙着代理她的授课工作，根本无暇关照身边热闹上演的纷纷扰扰。

某天早上，我收到一个以这位亡故的同事为收件人的包裹。邮戳显示它寄自乌拉圭，但是上头完全没有注明寄件人姓名、地址，我原本以为那是她屡屡收到的作者赠书，希冀她能在学术刊物上就该书写点儿评介。除非事先知道那本书是寄自非常大牌、正红火的作家，写写吹捧文章能给她带来某些实质的好处，否则布鲁玛根本连拆都懒得拆开。她往往都是直接往纸袋上潦草写上一个大大的“可”字（“不看可也”之意），然后交代我把那玩意儿往成堆待处理的档案里头一塞了事，从此不加闻问。

那个包裹里头果然是一本书，不过并非我原先料想的那种书。当我一拆开包裹，突然感到心头一紧。我先走到门口，把办公室大门关上，然后回到桌前仔细端详那本遍体鳞伤、陈旧不堪的《阴影线》。我晓得布鲁玛手头上正在进行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研究计划。我百思不解的是：那本书前前后后沾满了又脏又粗的灰垢。三面书口还附着状似水泥的粗砾，稍稍一碰，当场掉下一层薄灰在光洁的桌面上。

我掏出手帕，忐忑不安地捡起一小片碎屑。确实是寻常水泥没错，从书上的痕迹看来，整本书原本曾被水泥密密严严裹覆，后来才被人硬敲下来。

包裹内并没有附上任何信函，里头就只有这么一本破破烂烂、几乎不堪拿取的书。我小心翼翼用手指挑开封面，布鲁玛的题赠落款映入眼帘。绿色的钢笔字，百分之百是她的笔迹，干净、利落，一如她本人的一贯作风。字迹倒不难辨认：“致卡洛斯，这本小说一路伴随我飞过好多地方，谨以此书纪念我俩在蒙特雷的那段疯狂时光。容我为自己料事如神的好本事说声抱歉，打一开始我就说了：你的任何举动都不可能令我吃惊。1996年6月8日。”

我对布鲁玛的香闺了若指掌：冰箱里存放哪些食物、床单的气息、内衣上头的香水味。我和系上另两位主管与一名不知怎么勾搭上的学生同列她的入幕之宾。也和其他几位一样，我心知肚明她趁着赴蒙特雷参加学术研讨会之便，照例谈了一场闪电恋情，以满足虚荣、弥补自己渐逝的青春和两段不顺遂的婚姻，也顺道一圆自从读了《百年孤独》之后便无法自拔的梦想：划独木舟上溯马孔多河。这本书为何在两年之后又回到剑桥？过去这两年它去了哪里？假如布鲁玛此刻依然健在，她又会从这些水泥残迹中读出些什么端倪？

我曾夤缘亲抚由叶芝作序、詹姆斯·托兰斯绘制插图的《爱尔兰传说与民间故事集》善本，还有《萨德侯爵及其众亲好友之未刊书札》。我曾有幸得以捧读若干摇篮本古籍，一一轻启其书叶，除了感受其重量，也一尝得天独厚的滋味，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眼前这本平装书如此教我深深着迷，它那因受潮而弯曲起翘的纸页，仿佛正张口殷殷召唤着我。

我将书本放回纸袋，收进公文包里，然后做贼似的鬼鬼祟祟抹掉桌面上的泥渣。

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我翻遍布鲁玛的档案，试图从中查出举办单位例行寄给与会评论家与作家的通信簿。我在一个封面标示着“蒙特雷摭忆”的赭红色卷宗里头找到一份名单。两名参加那次会议的乌拉圭作家的名字都不是卡洛斯，但我还是一一记下他们的联络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虽然我一再告诫自己不该擅自涉入布鲁玛的个人隐私，但同时我也认为这本古怪透顶的书——完全无法从漫漶的水泥残迹中解读合该由她本人接收的讯息——实在应该退还给寄件者。

我暂时把那本书搁在书桌上的阅读架，老实说，一连好几个晚上我都目不转睛盯着它，混杂着好奇与焦虑的心情。或许因为爱丽丝总是用吸尘器把书房打理得纤尘不染，不只书架顶层，连每块地毯、每寸桌面也丝毫不放过，这本平装书仿佛当场打破整间书房的均衡状态，活像一个叫化子贸然闯进国宴场合。这本书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梅塞出版社于1946年11月印行。我花了一些工夫，查出它原属博尔赫斯当年与比奥伊·卡萨雷斯合编的“象牙门”丛刊之一。在层层泥灰的覆盖之下，该书系特有的帆船图案仍然依稀可辨，底下似乎还有隐隐约约的鱼群，但是我并不十分确定。

接下来几天，爱丽丝在阅读架底下铺了一块抹布，防止书上不断剥落的泥灰弄脏了玻璃桌面，而且每天清晨她都会更换新的抹布，如此一丝不苟，怪不得打从她一来帮佣就深得我心。

头几封从墨西哥新莱昂市回复的电子邮件完全无法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消息。那些与会成员名单、议程、街道图，全是我手上已经取得的。不过，其中一名乌拉圭作家透漏：有一位名叫卡洛斯·布劳尔的人当时也参加了该次会议。布劳尔是乌拉圭的藏书家，那位作家还声称曾目睹他搂着布鲁玛一同离开某次晚宴，两人都累得不成人形，想必是在宴会上喝了不少龙舌兰、连跳几支哥伦比亚巴耶那多的后果。“此事请勿张扬，”他写道，“否则就显得我太口无遮拦了。”

我的脑海浮现一幅画面：风雨欲来的典型墨西哥燠热夜晚，布鲁玛在一座南美大宅院的阳台上挨着烛光翩翩起舞，卖力地证明自己纵使没有半点拉丁血统，照样能跳得有板有眼，她一脸正经，活像一回事。然后，我仿佛看见她踉踉跄跄地（开开心心地？），让一个男人牵着手，并肩走在铺着圆卵石的街道上，接着，两人的身影双双隐没在一道黑黝黝的门里。

那位作家还透漏：布劳尔已乔迁到乌拉圭濒临大西洋的罗恰省，从此失去联络，但如果我能等个几天，他或许可以设法向一位朋友打听看看。

十五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恰恰也是我远离故国来到英国的时间。每三年，我固定会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趟，探望母亲、和老朋友叙叙旧，也让自己整个人沉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满城满街、各色人等开口闭口全是母语的环境当中，然而我对乌拉圭却几乎一无所知。脑海里只能寻出一丁点模糊的记忆：五岁时曾随父亲登上开往蒙得维的亚的夜班渡轮，再随着父亲下船。还有一次，某位朋友邀我去埃斯特角城小住几日，但我从未到过罗恰省。我只大概知道它约略所在的方位。

阿根廷南部海滩，过去不曾给予我雨天的肮脏挡风玻璃的印象。或许是因为那一大片无边无际的天空、苍劲的风与沙使然，再加上后来经历了那场追索卡洛斯·布劳尔的过程，现在只要有人开口赞美我的藏书，我便会马上联想起从挡风玻璃望出去的罗恰海岸，以至于感到惶惑不安。每年我总会清出至少五十本书送给学生，即使如此，我的书仍旧无可避免在架上前后挨成两排的窘境；书籍在屋子里无声无息地不断滋生、持续蔓延。我对此完全束手无策。

我每每自问：到底为什么要保留很久以后才可能稍稍派得上用场、和本行简直八竿子打不着的书籍？收藏这么一大堆只读过一遍便束之高阁的书，究竟所为何来？待下回（倘若真有下回的话）再度取下展读，天晓得又是何年何月！可是，这么说吧：一旦丢掉那本《野性的呼唤》，或者那本让我挥泪告别苦涩青春的《希腊人佐巴》、抑或《战火游魂》，岂不是一并葬送了构筑我童年岁月之一砖一瓦？至于其他所有随着时光荏苒，逐渐移往书架顶层，从此纹丝不动、默不吭声，忠心镇守着我们心中那方神圣净土的任何一本书就更甭说了。

割舍书籍往往比获得书籍来得加倍困难。书籍与我们之间以互需、相忘之契紧紧相系，它们见证我们生命中某个永远不能回首的吉光片羽。只要书本仍在身边，便依然是我们的一部分。我曾留意许多人会记下他于某年某月某日读了某部书；他们以此留下私人记录。还有人借书给别人之前会先在扉页签署自己的姓名，有人会在通信簿上一一登记哪些书被谁借走，甚至不忘加注日期时间等等。我还知道有些书主比照图书馆做法，在书上盖章、夹借阅卡。没有人甘心自己的书一经出借，从此流落在外、迟迟不归。我们宁可遗失一枚戒指、弄丢一只手表，或是掉了一把伞，也不情愿一本书从此佚失，纵使我们永远不会再次翻阅那本书，但是光凭着铿锵有声的书名，那些书页仍然保存着久远以前、连自己或许都早已忘却的情感。

归根结底说穿了，藏书量多寡的确大有关系。我们将它们摆着供人检阅，活像公开展示一副巨大、裸露的脑子，透漏若干卑微的借口与些许虚假的矜持。我曾认识一位古代语言学教授，他总是借着泡茶煮咖啡的机会，刻意在厨房里多耽搁一会儿，让访客有充裕的时间瞻仰、欣赏他书架上的藏书。等到确定目的顺利达成，他才会两手捧着托盘、脸上堆满笑容再度现身。

既然同为读书人，只要一逮到机会，我们也会窥探朋友们的藏书，即使当做一项消遣。有时是因为我们企图从中找出自己一直想读却无能拥有的某本书，有时候则因为我们想弄清楚眼前这家伙的特殊摄食习性。如果是在自己家里，我们要是让某位来访的同僚独自一人留在客厅里，待回头一瞧，他往往不出所料已站定在书架前、睨着一双眼睛仔细打量咱们的书。

有朝一日，当我们累积的书本数量越来越多，终于冲破一道无形的界线，原本的优越感将全部化为负担，因为从此以往，空间问题将会如影随形、无法摆脱。早在那本《阴影线》寄达我的手上那一天之前，我已经伤透脑筋，寻思哪儿还能匀出地方再容纳一组新书架。打从那一刻起，它成了一道挥之不去的恒常警讯。

幸好学校正值考季，我的心思得以暂离那本书。它兀立在阅读架上，我则必须在自己和布鲁玛的授课工作上两头忙碌。排山倒海的论文报告、纷至沓来的课堂作业令我丝毫不得喘息。还好，暑假接踵而至，我决定提前回国探望母亲，顺道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把这本书送还给那位男子（当时他对我而言不具任何意义）并顺道告知他布鲁玛的死讯。老实说，我当然也想借此探清此人底细。

2

一周之后，我已置身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赫然发现城里到处充斥玻璃帷幕，变得比从前摩登许多；我的母亲和朋友们却显得较以往更加沮丧，仿佛震耳欲聋的街市的喧嚣、明灭闪烁的灯光霓虹与酒吧里哇啦作响的电视，必须借由居民的意气消沉，才能提供足够的空气喂饱城市肺囊。

圣菲大道如今取代科林特斯大道成为时髦景点。整条街上充斥着又大又光鲜的书店、贩售CD以及影音器材与书籍的大型商场、时髦的咖啡馆、电影院和剧场，商店外头则是沿街的乞丐。

城里的人走在路上，耳朵总是凑着行动电话；开车时则歪着头以肩膀夹着手机照讲不误；公车上、超级市场里，甚至走在人行道上，每个人都不停地讲电话，仿佛全染上躁口症似的。

某天下午，我独自踱到港口散步。在一圈一圈的大缆绳、宽阔的砖造货仓、起重吊臂、船舶、海员和海鸥之间闲晃，这是当年住在这儿的时候我惯常干的一件事。如今只要我一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会行礼如仪上这儿遛遛，就像打开一本孩提时代的书，重温里头那些保存某段过往回忆的页面，也让我有个自由进出城市的喘息空间。如今，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档餐厅、大卖场、咖啡厅、门房，彻底改头换面、令人目不暇给，加上到处物价飞腾教人咋舌，于是我觉得还是尽速逃离为妙。

那天下午，我在地铁车厢里看见一个抱着手风琴的小女孩。她满脸忧伤、一身褴褛，我心里琢磨她八成来自科连特斯、图库曼或米西奥内斯等内地省份，一路跟着其他流浪儿和无家可归的孩子进城。她必然察觉我好奇的眼光，于是她也开始紧瞅着我，奏起一曲吉卜赛小调，才让我回过神来。当车子抵达下一站，她停止弹奏并且走出车厢。不知怎地，我突然有股冲动想下车尾随她。她浑身散发出一股悲凄，同时却又泛生一丝甜美、恐怖，一如那个如今已然离我远去、消逝无踪的港边一角。可是我还来不及下车，车门就在我面前合上了。后来我才听人家说这女孩是科索沃难民，平常搭巴士、火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处流徙，当父母忙着向路人乞讨的时候，他们就在一旁弹奏手风琴。布宜诺斯艾利斯每每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令我吃惊，这一回，我见识到污秽猥琐与城市紧紧相依附，比那本书上的水泥更加牢固。

几位朋友送了刚出版的书给我，但是他们的言谈却鲜少触及自己的著作。他们说来说去总不外乎：皮格里亚或萨尔是否有妙招，让他们能在阿根廷文坛抢占一席之地；先预告自己即将出席某场研讨会或新书发表会，届时却不现身算不算高明；究竟该不该“全力瞄准”学院派书评家，还是集中火力对报刊书评版下工夫；搞神秘、让人家觉得高深莫测好不好；到底要选择那些会花心思照顾你的书的小出版社，还是投奔能让你风风光光一个月，然后像流星殒落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外资出版公司。

他们对于文学的满腔抱负，说穿了和投入选举没有两样，说得更准确一点─简直就像殚精竭虑筹划一场军事行动，冀望借此一举推翻埋没自己才气的藩篱，冲破只有极少数顶尖分子才够格通过的关卡。文学的穹苍不乏熠熠明星，凭借出版商大力吹捧造势、在报纸副刊频频曝光，再加上行销有术与文学奖项、蹩脚改编电影的推波助澜，以及花钱买来的书店橱窗醒目陈列位置，就算再糟糕透顶的书，还是有人能够一夕致富。乍听他们在酒吧里聊起这种事，仿佛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混乱战场，全然不在写作的漫长过程─虽然其中某些人刚起步时确实如此─而是刀起刀落、但看今朝。出版社口口声声抱怨找不到好书稿、大出版社净出“狗屁不通”的作品，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吐，满嘴的失败借口可说，满腔的雄心壮志待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书籍世界俨然成了怨声载道、尔虞我诈的场域，一名作家具不具备才华倒还其次，地盘大小、权力有无才是前提。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搭乘水翼船穿越河床前往我从未到过的海滨。暗褐色的河水静静缓缓流动，我一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置身宽广的水域与辽阔的地平线，感觉自己呼吸顺畅多了，内在也放空了些。

船只在蒙得维的亚靠岸过程平顺、安稳。整座城以义无反顾之姿向河面突出，使得城内寥寥几幢高层大楼看起来就像起重吊臂一般，也像停泊在港边的大渔船，远处的河湾被一座缓丘簇拥着，弥漫一股受到母爱呵护的感觉。

过了几个钟头之后，我走进旧城区的一爿铺子，准备与蒙得维的亚最顶尖的二手书商若热·迪纳利见面。店员引领我穿过以殖民时期风格装潢的大厅，进入一间暗蒙蒙的办公室，一盏昏黄的台灯斜斜映照着绿色写字垫，满墙书籍都在光晕之外。一位嗓音异常低沉的灰发男子出面接见我，某位曾经造访蒙得维的亚的作家事前给了我他的名字。

此人过去的确和布劳尔相交多年，尽管两人的交情只限于业务层面，就像城里其他藏书家一样。

“且容我这么说，藏书家分成两种：一种是一心一意搜罗稀罕的本子，好比说，奥拉西奥·基罗加(1)在萨尔托印行的刊物，搜集博尔赫斯的书籍之余，连他发表过的单篇文章也不放过；还有吉拉尔德斯(2)的编辑哥伦布的本子，或是经博内特签署的精装本，只是这种人除了略略浏览内页之外，自始至终都不会展读那些藏书，换句话说，就和有些人看待艺术品、古董的方式没两样。另外一种藏书家，本身也读书，这种人倾毕生之力聚累一批重要非凡的藏书。我个人把布劳尔归为此属。对于自己耗费可观金额购买的书，也能够花同样多的时间在上头，念兹在兹于读懂、读通，才堪称爱书人。

“由本人来议论布劳尔或许不太恰当。还有其他人跟他走得更近、更了解他，也更能明白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尤其是阿古斯丁·德尔加多。我待会儿就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我顶多只能讲个大概。”

迪纳利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几个字的时候，突然双眼低垂，露出局促不安的神情。他指的是布劳尔迁居到罗恰省这件事？还是另有所指？我打开公文包，取出包裹，把那本书摆在他的案前。

他全神贯注盯着那本书，好几秒钟光景没有任何动作，仿佛连碰都不想碰。

我说：“我专程来这儿，是为了把这本书还给他。”一边等着看这句话会引起什么反应。他欠身仔细端详那本书。

“你打哪儿拿到这本书？”

“有人将它寄到我任职的剑桥大学办公室，收件人是我的一位同事，不是给我的。不过没来得及送到她的手里，所以我决定原书奉还。”

“我可没把握你能不能办到。”

“因为罗恰省离这儿很远？”

“问题不在罗恰，他先前住在拉帕洛马附近，不过我想他这会儿应该已经搬离那儿了。”

“为什么？”

“麻烦你，先把这个拿走。”迪纳利指着那本书。我将它塞回公文包里，益发感到好奇。

“呐，我也是从别处听来的。我并不打算谈论这件事。你应该去找德尔加多。他会原原本本告诉你。你必须在晚上十点之后或是一大早拨电话给他。我会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别担心。你手上那件东西背后有个不幸的遭遇。你很快就会明白。我无法告诉你该怎么处置那本书。假使换成是我，我也不晓得该拿它怎么办。请别动气。大家同是爱书人嘛，”他指了指书架，又补上一句，“你原该去找德尔加多的。”

他翻开通信簿，然后在自己的名片背后抄下一组电话号码。

“我只能告诉你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小事。我是在几年前的一场拍卖会上认识布劳尔的，因为他那时和马特尔老头合伙。我知道他曾经在外交部工作，也晓得每次只要有整批书标售的场合，如果马特尔没有举牌下标的话，布劳尔或德尔加多之中总有一个人会买下来。那些书通常都是美洲文学。但是他们总会先静待老头的决定，他对廉价的好书嗅觉特别灵。马特尔很早就把布劳尔纳到麾下，他会把自己没那么感兴趣的东西让给他去买。你也晓得，一整批书籍里头五色杂陈、什么都有。一堆糟粕里头说不准就掺杂了几部珍稀善本，限量印行仅三五百册的书，这种书向来苦寻难得，当然也就特别昂贵。当年有人以为印本书的出现会彻底终结这种局面。光一部印刷机就能印出成千上万本书。可现在再瞧，时间的力量毕竟最大。时间，加上当今装帧工匠的愚昧，你看嘛，光为了求其整齐划一而任意裁切古书，他们压根不晓得一刀下去，不仅白花花的银子也给白白削掉了，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请恕我如此愤慨。这种人杀红了眼还乐在其中，我根本无力劝服。”

迪纳利好不容易才消了气，总算恢复之前迎接我那样的轻声细语。这个话题令他感到不舒坦，他这番话似乎也搞错了对象。

“布劳尔专门收集文艺书，”他继续说道，“特别是西班牙文首版书、画册、19世纪小说，尤其关心法国与俄国小说。这就是他的收藏领域。他曾经向我买了一些卡雷拉斯兄弟印行的小册子，就是聂鲁达也很感兴趣的那些东西。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聂鲁达当年来蒙得维的亚，目的就是为了……”

“他有个情妇，好像就住在阿特兰蒂达吧。”我帮他把话说完。

“嗯，他会上我这儿来，每回总是对卡雷拉斯兄弟的小册子表现莫大兴趣，那全是智利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期边走边印的。至于布劳尔，他曾经卖给我一套《马丁·费耶罗杂志》，因为他有两套。我们双方对那次交易都很满意。他无疑是位学究。那些杂志上头被他写了密密麻麻的眉批、批注─不瞒你说，字迹相当凌乱潦草啊。但是这正足以显示布劳尔这个人不光只会藏书，也是个传统读书人，就像马特尔、奥拉西奥·阿雷东多，或西蒙·卢库易斯一样。起码，他从前是如此。

“我知道他从前在夸莱姆街上的一幢豪宅，虽然我本人从未去过那儿。在他搬家前，在他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之前，我们曾谈到他的墨西哥藏书。甭担心。他的朋友德尔加多会一五一十告诉你。呐，我差点就买到他的藏书哩。我很清楚那批藏书的珍贵性，虽然我说过我没有亲眼看过，毕竟那是累积多年的成绩，我晓得那批藏书里头有若干非常罕见的珍本，好比说：他拥有里昂·帕利耶雷与维达尔的全部著作，里头的版刻插图完整无缺，光那些插图，这年头大约就值两万美元。但是，一旦发生不寻常的事情，人们总爱绘声绘影、加油添醋，以至于再也分不清哪些属实而哪些又是凭空杜撰。最好还是听听德尔加多的说法，虽然老实说，我没把握你到底能不能顺利送还这本书。我不认为现在有谁真正知道布劳尔的下落。那么，恕我无礼，你实在不该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这儿。”

迪纳利从椅子上站起身，绕过书桌朝我走来的当儿，我注意到他步履不稳。

“请容我给个忠告，”他悄声说道，“假如我是你的话，拿出那本书拿给德尔加多看的时候，我会特别提高警觉。反正你很快就会明白，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

他送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把那张写了电话号码的名片递到我的手里，并祝我好运。

回到旅馆之后，原先的困惑消除了，我明白《阴影线》此刻已将我带入一个干涸的荒原。我在这座隐隐污浊、隐隐古老的城市内游逛，即使当地的居民也隐隐不着痕迹地生活在其中。缓慢行驶的公车，酒吧侍者、旅馆雇员与出租车司机的友善程度，在在都令我吃惊，仿佛一个迟滞不动的时光，正要在城市稀微、含蓄的空气中掩藏一张满载秘密、密密交织的网。

从头到尾，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中了《阴影线》作者自序里头的这段文字的魔咒；这本书，我逐渐怀疑能否顺利归还，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越来越教人坐立难安。康拉德的足迹遍及各地，却从未来到蒙得维的亚，但是为了否认他的作品中隐含任何超自然元素，他如此写道：“天地之大，蕴藏万千惊奇、无尽奥秘─这些惊奇、奥秘，以种种无法言传的方式影响吾人之情感、智识，此或许足以证明：生命万物之蕴生，原本就是如梦似幻。”

当我反复忖思迪纳利的一席话、那间办公室给予我的强烈印象，或是当我站在到处挤满汽车、银行员和书报摊的街道远程，意外瞥见巨大的船首的时候，脑中就会浮现康拉德的这段话。所有这些片段印象不分先后次序全部揉成一团：红色的船首与灰色的城市就像紧紧相嵌的两个世界，最后却令两者都显得如梦似幻。

3

我于当晚十一点钟致电德尔加多。电话中他的语气虽显露出诧异，但仍答应隔天下午见我一面，他要我记下地址：位于一处叫“卡雷塔斯角”（Punta Carretas）─也就是“货卡角”（Cart Point）─的地方，我几乎忘了这两个名称其实是同一个地点。

虽然德尔加多在电话中频频以“我的书斋”称呼他的居所，但当我按照地址找到地方，却发现那是一幢现代化大厦，我登上五楼，他已好整以暇等着我上门，我当下明白自己原先完全料错了。德尔加多长得又高又瘦，当天穿着蓝色西装搭配黑领带。他先带我进入一间十分宽敞的客厅，里头有好几扇可俯瞰街景的斜面玻璃窗。见我不断啧啧称奇，他似乎颇为得意。厅内每面墙均由不计其数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填得满满的。而且不止这间大厅，连隔壁另一个房间也是同样光景。他接着带领我参观整层公寓，不管走到哪儿，放眼望去全是塞满书籍的一式橱柜，走廊的转盘阅读架上摆着又大又厚的各种辞书，衣柜里则是几乎爆满的黑胶唱片，浴厕间、仆人房、厨房、里间也尽是书满为患。我料想他本人八成不住这儿，待我们返回大客厅，在音响旁双双坐定之后，听他自己一讲，果然没错。

“我和内人就住在上一层楼，”他解释道，“最近还添了个儿子。我曾经盘算，索性打通这两层楼，里头再盖一座楼梯，不过，还好及时打住念头，因为我明白，书本毕竟不该被家居生活污染。要不然，两者肯定全要蒙尘了。”

他原本一直交叠着两条腿，脚下的袜缘顶端到裤管之间露出一小截十分白皙的肌肤─他旋即察觉我的目光，我相信他要是及早发现，肯定会极力遮掩。刚刮得白净的脸庞、略显灰白的头发则梳剪得整整齐齐，如此干净利落的门面仿佛正发出一道严正警告，提醒我务必谨慎小心一言一行。

“您这儿总共有多少书？”我开口问他。

“不瞒你说，我早就懒得算了。不过，我估计大约有一万八千本吧。打很久前我就爱到处买书。累积一批藏书无异于创造一个新生命。绝不是漫无章法、乱收一通。”

“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我说。

“不断往书架上增添书本，仿佛一批藏书俨然成形，不过依我之见，那只不过是假象。持续购置某些主题的书籍，长此以往，我们难免据此诠释世界，或者，像某些人爱用的比喻：此乃亦步亦趋追随前人的步履，好处在于：我们得以将这些轨迹保留下来。这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我们借由这道过程让书目逐步完备：我们从尚未拥有的某部书籍的相关数据入手，然后当我们购得那部书，它又将我们带往另一部书籍。尽管我必须承认，我自己的阅读时间实在少之又少。但是一旦要读，我非得查阅那部著作的所有相关批注、完全搞通书中全部含义不可，所以当我有空拿起一本书，有时候只是为了彻底读懂其中某一章节，甚至还得同时翻阅其他二十本书才行。当然，这正是让我沉迷其中的原因。”

他朝我露出个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微笑。

“但不幸得很，”他接着说道，“咱们每一天能拨出多少时间投注在阅读这件事上头？顶多就那么四五个钟头。就拿我来说吧，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都得办公。但分分秒秒我都巴不得溜回这儿来。窝在我的巢穴……请原谅我措辞不雅，在这儿我可以开开心心地耗几个钟头，每每都待到十点钟才上楼用餐。

“我并不热衷收集首版书。我最在意书籍的品相务必尽可能完好，要不然我就会浑身不舒服。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书柜全是用质地极其细密、无处藏虫的乌沉木打造而成；我特别吩咐工匠用防虫胶水把十片板子黏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玻璃门，因为书本这玩意儿特别能沾染尘埃。虽然，我也不时熏蒸那些书以免有任何闪失，但总还是不能完完全全放心。布劳尔就被蠹鱼给惹毛了。”

“布劳尔也用玻璃橱存放书本吗？”我逮到机会赶紧问了一句。

他微笑不语了一会儿工夫。

“他在保存书本这件工作上太随便了，因为他并不晓得该如何妥善保存那些珍贵的藏书。我经常就这件事和他起争执。布劳尔是个病入膏肓的嗜读者。不管手头上有多少钱，他会统统拿去买书。打从几年前我在特里斯坦·纳尔瓦哈（Tristan Narvaja）的古书市集结识他以来，我就晓得他无可救药。从他身上呈现出宛若羊皮纸般的瘾患者特有肤质即可一眼分辨出来。”

我低眼瞄见他那截裸露的小腿。表面又干又黄，就像羊皮纸。德尔加多察觉我的眼光，迅速把腿缩进裤管里。

“他原本在外交部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德尔加多接着说，“那会儿他独自一人住在夸莱姆街上，凡能弄到手的书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生吞活剥，还有满满一屋子的糖果、甜点也统统吞下肚。因为医生严格禁止他抽烟，所以他便改吃零食取代烟瘾，由于酷爱书籍，所以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从地板直抵天花板的大书橱。还不止这样，连厨房、浴室，还有卧房的空间他也没放过，全堆满了书。我说的倒不是他原本那间卧房，他老早就不得不迁出卧房，只能在附带小盥洗室的阁楼上找到栖身之处。通往阁楼的楼梯上头也摆满了书，那些全是19世纪法国文学作品，专供他消磨漫漫长夜。

“他的藏书包括好几套完整无缺的古旧期刊、许多古典史籍、几乎一本不漏的19世纪旧俄小说，还有美洲文学、艺术图籍、各类哲学论著；完备的古希腊、伊莎贝尔女王时期剧作；20世纪中叶之前的秘鲁诗集；好几册墨西哥摇篮本；阿尔特(3)、博尔赫斯、巴列霍(4)、奥内蒂、巴列–因克兰(5)等人的首版书，当然各种百科全书、辞典，以及溯河旅行家的小册子、专著等等，他统统都有。

“到头来，他的藏书量之多─我相信总数不会低于两万册─以至于整间富丽堂皇的客厅全摆满了大书柜，就像你在公家图书馆看到的那种。就连他的浴室，除了靠近莲蓬头的地方之外，也是举目皆书，那些书本之所以没坏掉，是因为他根本不洗热水澡，所以不受水蒸气侵扰。一年四季，不管天气多冷多热，他都冲冷水澡。”

德尔加多揉着后颈，两眸望向远处，露出浅浅一笑。

“你可晓得他还干了什么？”他问道，眼光再度落在我的脸上，“为了把车库空间腾出来摆更多书，他索性连车子也送人了。可这算盘打得不怎么高明。次年冬天天气坏透了，因为车库漏水，一整套用细致薄纸印制的《艺术大全》全给泡烂了。好在我手上原本收藏两套，还能让一套给他。”

“合着他的日子八成过得挺舒坦的吧。”我好不容易总算插进一句话。

“他运气特好，年纪轻轻就可以辞掉工作，还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其实，我曾花许多工夫和他争辩该如何善用那笔钱。我苦口婆心劝他不要老往拍卖场砸银子、没命似的买书，而是理应回头好好照料原有的藏书。但就像我先前说的，他是个嗜读如命的人，总是日以继夜泡在书本里头，可不止三四个钟头而已。而且，老喜欢在书上写一大堆眉批。我个人并不赞成在书上写字。我自己都是另外做笔记，等用到那本书的时候再插在书里随页搭配着研读。一旦阅读完毕，我便将它们抽出来，统统扔进字纸篓里。”

“为何不保留下来呢？”我感到很惊讶。

“嗯，并不是人人都有本事写。我的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该写。凡是读到有意思的段落，我便随手记下只字词组，帮助联想、留下通往其他书籍的线索，这里一笔、那儿一笔的，纯粹只是留下一些吉光片羽。好比说：克维多–比列加斯作品中出现某个隐喻形式，刚好可以和本–古斯曼(6)在某部安达卢西亚–阿拉伯诗选里的用法相互对照，我就写个：‘参阅格雷多斯版’；或是某篇文章里头描述一只鸟，恰与洛佩·德·维加(7)作品中关于鸟类符号象征的说法若合符节，我就记下‘须查考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院之馆藏’。除了我自己，有谁会觉得这些东西有趣呢？

“坦白说，我确实曾经差点按捺不住，而将部分笔记付梓出版，可是，作为一名读者，说穿了无非只是游荡在别人设定好的风景之中。尽管里头再怎么无限宽广，其中的一树、一石，就连吹拂枝叶的风、因树摇枝动而勾动的愁绪怀思、对于其所赐与的庇荫之感念恩情，人家早都原原本本写在那儿了。对我个人而言，每天能从尘俗之中挣脱出来透个气儿，让自己浸淫其中几个钟头，就是莫大的愉悦了。且容我稍稍剽用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话：‘图书馆乃穿梭时光之门。’

“布劳尔时常同我讨论这些事情。我屡屡求他别在书页上头胡写乱涂，平白糟蹋了那些珍贵的本子。当然，他始终我行我素。我总责怪他铁石心肠，他则嫌我假道学，尽管如此，彼此倒不曾因此伤了和气。他老是辩称：如果不拿笔─往往是各种颜色的笔─写下眉批、画上底线，便无法深入理解文义。我姑且复述他曾讲过的一句颇不堪入耳的话，他大概不会生气吧─‘当我遍(上入下肉)群书的时候，要是连个痕迹都没留下，简直毫无高潮可言。’与他恰恰相反，我只要看到书上出现半点涂写，就像亲耳听见他嘴里冒出那句粗话一样，总是令我惊骇莫名。随意翻开一本书，里头找不到任何一页折了角；仔仔细细审视舒朗通透的字间、行间，宽阔洁净的页边；或是生日当天翻开一册书缘未裁的毛边本，才能够令我满心喜悦。”

德尔加多突然闭上嘴，仿佛刚刚不慎吐露了太多个人隐私。但他稍一转念，又接着说道：

“无论是理直气壮的态度，还是日益增强的穷凶极恶，对布劳尔倒是全不碍事儿。”

他再度停顿下来，摆出不太高兴的神态。为了掩饰，他站起身来。他连声道歉没招待我任何饮料，然后朝一台小型咖啡机走去。

“方才您提到布劳尔被蠹鱼惹毛这件事……”我说，德尔加多正从小吧台上取出两个瓷杯。

他扬了一下眉毛，顺手倒上咖啡。

“成千上百只蠹鱼大举进犯他的书架。有段时间他每隔一年半载就采取熏蒸法加以防范。然而书虫还是对珍本造成严重损害。他虽然控制住虫害，却始终无法完全根除。他的书架使用未涂装的木料，虽然雇了个佣妇，但毕竟年纪不小了，长久以来老是没照顾到该清扫虫蠹窝藏的角落，布劳尔却始终不忍心辞退她。可是就算如此，说真格的，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屋里堆放太多书了。他早该拿出一笔钱规规矩矩做好防潮、除虫、杀蠹的工作。总之他这人心太野了，一放出去就收不回来。我老是抱怨没多点时间供我看书，可你想想，像他那样有一整天、一整夜随自己高兴爱怎么看就怎么看；还有足够的金钱让他购买任何想要的书。这可说是老天爷赏的、给他满足够不着边儿的欲望。可你晓不晓得他真正的欲望是什么来着？依照我长期的观察……他偏偏要够着边儿。不过这并非简单的勾当。布劳尔并没打算只在书海里游荡，他活脱就想征服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好比说吧，他一进了拍卖场就六亲不认，把一票朋友都给得罪光了；许多同侪原本盼某几本书盼了好久，就因为布劳尔总能出得起比别人更高的价码，只好眼睁睁看着好书全被他给硬生生夺了，人家还有不伤心的吗？

“可麻烦还不止这些喔。他并不是百万富翁，口袋再怎么饱满也总有见底的一天。咱不妨就说─他的欲望终于够着了边儿。他不再到处跟人竞标拼搏，后来甚至连拍卖场也压根不去了。接着，更麻烦的事儿上门了。离婚这么多年之后，他的前妻居然通过律师来向他要钱，他这才发觉大事不妙─得把房子卖了，另迁他处。”

“你倒没提他结过婚。”

“他从不谈这事儿。我认识他那么久以来，只有非常少数几次场合才扯到这件事，不过他从未透露任何细节。”

德尔加多停下话，为我添咖啡的时候，飞快斜睨了我一眼。

“我竟然尚未请问阁下究竟因何事前来呢。原本我只需要知道是迪纳利要你来找我就够了……不过，请务必明白：布劳尔并不打算对别人和盘托出他自己的惨痛经历。”

他已经找到切入点，准备要打探我此行的真正目的了。但是我故意不立刻给予答复，心里透着一丝说不上原因的任性愉悦。我们已交谈了好一段时间，却仍然没有浮现任何线索，足以合理解释这本《阴影线》为何要寄给布鲁玛。然而我可以感受到，我们已经隐隐约约更接近核心了，就像康拉德笔下描述的奥塔哥号：即使在黑漆漆的大海上，依然静悄悄地持续往前漂航。

“其实我们也没聊过太多其他话题。”德尔加多纵使心中不快，也只能接受了我三缄其口的现实。“不管原因如何，总之眼前的情况很明白：他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了。那些书把他困得死死的。那么多书，怎么可能全部搬得走？又叫他怎么割舍得下？他把毕生的心血全挹注在上头啊。除了我们这几位朋友会利用他的藏书，还有附近的妈妈们频频把孩子带到他那儿翻翻书、查查资料，应付学校的功课、报告之外，那些书全是他长年的功绩；布劳尔的心血结晶，如今成了一场噩梦。

“他该怎么办？如果他决定处理掉那些书，他大可卖给市政府、公家单位，或是人文学院。乌拉圭政府曾收购过许多重要的私人藏书，并累积了宝贵的遗产。但是我必须很惭愧地说：许多藏书皆已遭到惨绝人寰的掠夺。其中最价值连城的书籍都被人盗走。有一位阿根廷大藏书家曾经遣人窃取一部《传教士》（El Misionero）的印本─任何关于天主会的印刷品都是极其常罕见的，不过国家图书馆里以前也收藏一部。那本书被窃之后，落入那位先生手里，此人的姓名我就不明说了。多年之后，他把藏书卖给利马的国家图书馆，那本书才从此在那儿落了脚。

“从种种迹象显示，布劳尔必然很害怕他的藏书会面临相同的命运。人文学院保存的奥拉西奥·阿雷东多生前所藏的贵重史料也被偷，其他人的东西也没能幸免。他可不希望自己的书也落入同样下场。可是他的书已经堆满床铺四周、沿着走道满室迤逦：仿佛自有生命，纷纷兀自蔓延。

“我记得布劳尔有好长一段日子成天忙着更新书目索引卡片，即使是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发现要从书堆里找出一本书变得越来越难。人家说：你要是找不到某一本书，那就等于不存在。但布劳尔的情形更恶劣。

“当时他家里有一口桃花心木书橱，就像一般办公室常见─带卷门、附抽屉的那种，他的书目卡片全搁在抽屉里，跟图书馆的做法一样。分类、排比两万册藏书可不是件轻松活儿。不仅必须从头到尾一丝不苟、毫不松懈─寻常人可没这等能耐啊我说─干这吃力不讨好的编目工作，还得有方法、有时间，可不是光给每本书逐一编号就完了啊。我打个比方：好比说你打算去一趟亚马逊，你必须关照一大堆琐碎的东西，不只不能漏掉任何环节，还得能够把你带到那儿去、到了那儿也派得上用场的每一件事物。假如你想写一首诗，你得先有纸和一杆好使的笔。又好比说，你打算找个女人谈恋爱，你得花许许多多工夫做准备，连一些烦人的事儿也不能免，例如：好好把脚指甲修剪干净。一旦拥有布劳尔那样子的藏书，免不了要有一套索引。一个人或许能够征服许许多多书籍，但征服之后，便得为它们当牛作马了。

“布劳尔不喜欢人家认为他只会埋头看书，一本接一本狼吞虎咽。因为他做索引的进度远远落后阅读，我原本打死也不相信他能完成书目更新的工作，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告诉我即将大功告成了；他声称：‘过程中最耗神、也最费力的，就是厘清每本书之间的关联性。’

“这是他初次出现有点不对劲的征兆。有一天下午，他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子，对我详述他如何挖空心思，避免让两个互有过节的作家著作摆在同一层书架。譬如：博尔赫斯的书，就万万不可和被他称作‘全职安达卢西亚人’的加西亚·洛尔迦的著作摆在一块儿；因为莎士比亚和马洛拼命互控对方抄袭，两人的作品也无法并肩陈列，但同时还要慎重保持整套书的编号不至于紊乱；至于马丁·艾米斯和朱利安·巴恩斯，因为友谊宣告决裂，两个人的书当然也不可以放在一起；同样情形还有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

“很不幸地，正如我前头所言，我没太留意我的朋友正逐步脱离现实。他向我解说他正在进行的十进制编码法，能够完美配合动态需求─他坚持：绝非漫无章法─让他可以随时更换书籍陈列位置，因为说穿了，世上最变幻无常的莫过于文学见解。所以，要是他得知某部冷门作品确定重获重视，或是那本书和其他著作发生新的关联性，他就可以改变它在架上的位置。听着他兴致勃勃地辩解何以非打破主题分类法不可，我也胡里胡涂地跟着信服了好几天。

“能不能找到书是一回事，要把它们集中抑或分散置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布劳尔不断坚持：判断书籍是否隶属同类，绝对不能像寻常俗人那样以内容形态为依据。

“他说：‘长达几世纪以来，我们都受制于一套缺乏想象力的刻板系统。让我们昧于认清书与书之间的真正关系。好比说：《佩德罗·帕拉莫》（Pedro Paramo）与《跳房子》（Rayuela）俩书都出自拉丁美洲作家之手，但其中一部带我们回溯威廉·福克纳，另一部则是源出莫比乌斯(8)。再换个方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穿了，与罗贝托·阿尔特的关联性更为接近，而不是跟托尔斯泰。还有，黑格尔、维克多·雨果和萨米恩托(9)三者之间的关系，远比帕科·埃斯皮诺拉、贝内德蒂(10)、费利斯贝托·埃南德兹来得更紧密。’

“我从没打算仔细弄明白卡洛斯到底怎样搞他的分类系统，因为当时我必须进医院动一场手术，之后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到他。不过，经几位朋友相告，得知他仍然忙着进行索引卡的编制工作，并且花许多时间研读高等数学，更令大伙儿吃惊的是：除了成天案牍劳形，他还显露出精神错乱的迹象。”

德尔加多站起身来，走出客厅。再进来时手里拿着一帧照片，上头显示一名五十来岁的男子，端坐在堆满书本的圆桌前，背后则是爬满攀藤的砖墙。亮晃晃的阳光照出男子棱角分明的五官、一对锐利的眼睛和往后梳拢的满头乱发。他身上的穿着简单马虎，翘着二郎腿，我很惊讶他原来是这么一副邋遢样儿。

过了一会儿，德尔加多说：“这是我在他家后院拍的。”

“原来他没戴眼镜啊。”我说。

“他的视力可好了。我待会儿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先仔细看看，是不是能找出什么迹象……你肯定瞧不出来。”

“有天晚上，某位朋友发现他对着一本搁在阅读架上的《堂吉诃德》善本用餐，书前还摆着一杯酒。我不是指布劳尔手上那杯，怪就怪在：他为那本书也斟了一杯。

“还有另一位朋友则发现一桩更诡异的事。当时因为楼下的盥洗室坏了，他得借用楼上的洗手间，当他经过布劳尔的卧房前，从未掩上的门缝瞥见床铺上搁了二十几本书，参差错落排成一具人体的外形。他形容得言之凿凿：可以清清楚楚看出头部、几本红色书背围成躯干、胳臂和两条腿。究竟是男？还是女？难道……那是布劳尔的分身？后来大家谈起来，没人能够明白，或断定那是怎么回事。我们甚至不清楚那几本书是否经过精心挑选，倒是那位朋友瞧出其中有一本西卢埃拉伯爵的著作；头颅里头则隐约有几册文化经济基金会印行的手册，腿部好像是用好几本罗萨达出版社的本子组成。

“我们都不晓得那些书为什么要放在床上、为什么摆成那副模样，也搞不懂布劳尔究竟想拿它干什么。没有人有胆子开口问他，因为那东西摆在卧房里，毕竟是人家的隐私。不过，我倒认为事态再明白不过，他把书籍关联性那套理论玩得太过火，以致失控了。”

“还有其他人看到吗？”

“只有那位朋友看到，”德尔加多说，“他说得非常保留。我们听了则全傻了眼。像布劳尔那样的聪明坯子，这下子到底跟他的书玩什么把戏？像个小女孩玩洋娃娃那样把玩那些书吗？还是他经过长期、深刻的思考，决定该排成那副模样才符合那些书的含义？或者，他正在施某种法术，打算从纸墨之中召唤出什么来？我完全不知道。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另一桩事故，我正好亲眼目睹了经过。

“事故发生前两个月，我听人家说卡洛斯喜欢就着烛光阅读19世纪法国小说，这桩惨剧就是一组银烛台造成的。我们以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阅读歌德的时候，也喜欢同时播放瓦格纳的歌剧；读波德莱尔就放德彪西。如此一来，整个阅读过程才算完整，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会大大增加感官上的情趣。或许你也晓得，看书的时候如果轻声念出来，会发生一连串字词的音频。虽然几乎听不见，但声音本身是存在的，一旦存在，便不会消失。那声音随文章运行，就像乐器照着乐谱弹奏一样，我向你保证，那就跟眼睛一样不可或缺。它造成一个音调、一组流贯字里行间的旋律，于是，如果再加上轻柔的音乐，自己发出的声音与音箱传出的音乐，贯入双耳便会形成和谐的对位。如果音响调得太大声，音乐的声响就会掩盖语音，文字的声音便会消失。而且，会让整个阅读的步调紊乱不堪。巧妙搭配一首美妙的音乐，一篇烂文章也能因而增色不少。

“我们总是打趣，阅读电灯发明之前的作品时最好点上蜡烛。这对你来说或许迹近荒唐、有点多此一举，不过，你不妨试试在烛光下欣赏一幅油画，你肯定会发现那幅画呈现前所未见的全新面貌，那是不管用多少电灯都照不出来的。你会惊讶它脱胎换骨：即使摆在同一个房间里，颜料、油彩发散的光芒并没有不同，只是经烛光一照，晦暗部分纷纷活灵活现了起来。当烛光弥漫整个空间，你也进入另一个全新的境界。

“至于书本，也有同样的现象，因为印刷的纸页和一幅错综复杂的图画没有两样。那是由一行一行、细细小小的文字，伴随抑扬有致的音节，遵循它独特的韵律、节奏法则所谱写出的一出戏；按着精心设计的字体、大小、粗细，加上边栏的宽窄、纸页的厚薄，页码靠右或置中……以及许许多多细微的差异，共同创造出来的绝妙艺术品。无论是多么新颖的本子，也不管它使用了最白皙的纸张，烛光就像变戏法似的，能够使一本书散发出额外的光泽，令它彰显价值、透出精妙。此时穿梭于路径之中，实在是莫大享受啊。”

“什么路径？”我还以为自己听拧了，赶紧问他。

“喔，这可是亘古的话题了。没有人能够笃定地说这东西究竟来自作者的才智抑或印刷工匠的巧手。可说是众说纷纭。反正对许多阅读者而言，能从路径中读出一本书好不好、值不值得读，就已经受用无穷了。”

德尔加多走到一座书架前，抽出一本古旧的《欧也妮·葛朗台》交到我的手上。他要我随便翻开一页，找出字词空格造成的连续垂直、直角间隙。果不其然，我似乎看见几道长长的路径贯穿字里行间，不时在某处稍事停顿，然后又从对角处接续下去，有时从右到左，有时从左到右，有时甚至是一路笔直到底。

“一个缺乏节奏感的作家是无法办到的。万一他在一个句子里用了三两个超过四个音节的字，便会搅乱整段文字，那路径肯定是窒碍难行，整个节奏也会被破坏殆尽。你只要看看那本书上的空白，都没有这些情形。蹩脚的本子不是用了太小就是太大的铅字，那绝对会严重扼杀咱们赏心悦目的小把戏。

“布劳尔绝对服膺这种论调，认为光从这一点就可判定一名作者的价值、其风格的良窳。我倒不像他那么深信不移。”

我觉得太妙了。的确不假，这本书的每一幅页面不断出现路径，甚至排列成奇怪的图形。我把书递还给德尔加多。

“你方才提到一桩事故……”我提醒他。

“喔。当我出院回家后，我听说卡洛斯不但自己就着烛光看书而已，而且还到处怂恿别人也跟着干；但是读20世纪作家的书就免了─因为，如果是那些书，他也是开电灯阅读，而且换上别的音乐。不过他真的是完完全全地心仪19世纪文学作品，也收藏一大堆唱片用来配合阅读。

“有天夜里，他稍微多喝了几杯酒─他另外一项用来伴读用的伙伴，只不过也是危险的伙伴─还把烛台搁在索引卡片柜上头。八成是其中有根蜡烛倒了，反正等到他被烟雾呛得受不了，张眼就看到火舌不断从客厅窜出。还好他当时睡在二楼，烟先冒上去把他呛醒了。

“隔天下午我去探望他，只见他呆坐在焦黑的卡片柜旁，根本没心思到门口迎接我。我往里头一看，整片地板积了一大滩水；他的模样看起来就是整夜没阖过眼，而且心情显然坏到谷底。

“谢天谢地，他的书架并未遭到波及，要不然就更惨了。但是他的索引卡片全完了，部分被火烧了个精光，部分被水泡烂。他扯着喉咙叫我进门，我刚刚说到他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两眼盯着那口乌漆抹黑的柜子。这么一来，他完全无法找到绝大部分藏书的确切位置，甚至连哪本书当初搁进哪个书架也全没了主意。真是太惨了，我只能默默地坐下来，三番两次试图安慰他，但是他全不领情。他低低垂着头、两只手无力地搁在膝盖上，披头散发从两侧垂下，两眼茫茫望着柜脚。我总不能奢望他在这节骨眼还保持应有的礼节是吧。于是我陪他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我真为他感到哀恸啊，因为对爱书人来说，别说真着了火，连这字眼也不该提，火一来就全完了嘛。我们成天就最忌讳这玩意儿，总防得什么似的；一旦遭了火灾，我们岂不是啥也不剩了吗？所以我们向来绝口不提，就是惟恐出言不慎触了霉头。”

“他后来怎么了？”我焦急地追问。

“嗯，甭急，咱们光顾着聊卡洛斯·布劳尔的事，也聊了好半天了，我想你是不是该先说说你的来意？”德尔加多又补上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愿闻其详。”语气不甚佳，我当下明白他不高兴了。他的耐心已经用罄，开始觉得被人利用。

“我是为了归还他寄给我同事的一本书，但是她还来不及收到就过世了。”

“你这位同事尊姓大名是？”他好奇地问。

“她叫布鲁玛·伦农。在剑桥大学西葡文学系任教。她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当场丧生。”

德尔加多目瞪口呆望着我，我发现他似乎开始坐立不安，仿佛布鲁玛这个名字让他无论如何再也沉不住气了。

“拜托，你能不能告诉我……”他的语气透着忐忑，“事故当时，她的手里是不是正好拿着一本书？”

这下换我吃惊了。他打哪儿来的念头问起这事儿呢？我点了点头，说不出话来。这时，德尔加多的姿态突然变得不再那么高傲，跟打一开始我暗地里对他形成的印象出现了极大出入，不再是稍早前对我娓娓述说一名埋首书堆的男子如何经历一连串奇怪遭遇的那个人。但是我无以为应也令他手足无措，他开始吞吞吐吐，仿佛要费尽吃奶力气把一个要命的念头挤出来似的。

“还有一件事……你不要不信，我几乎不敢启齿……那本书，是否就是《狄金森诗集》？”

我再次点头如捣蒜，只不过这次更感到我的魂儿简直要出窍了。

他笑了起来，还差点笑岔了气。等他笑完了却又一句话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依然毫无头绪。

“你可别吓着了。喔，或许该说：我们都该被吓着。我实在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

“我也不敢想信！”我急着要他好好给我解释一番。

“你确定要知道？那场火灾之后，卡洛斯终于把房子脱手，前妻一再催讨的款子也如数付了，然后就跑到墨西哥去了。他离开了约莫三四个星期。他的情况并不好，关于这部分，我待会再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现在最想听的是：当他结束远游回到这儿，某个周末我和他在特里斯坦·纳尔瓦哈古书市集又碰面了，两人还聊了一下。他告诉我他去了墨西哥湾，也待过米却肯（Michoacan），还有其他几个他还记得的怪地方，他还提到他参加了一场在蒙特雷举行的作家聚会；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没有？’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还不赖，最棒的是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英国学者。始终兴致高昂、活力充沛、自信满满的女子，一开口就是引经据典，这种人如果命中注定要死，最好的下场就是一边读狄金森、一头被车撞上。’”

我无法克制自己，神经兮兮地冒出一声干笑。接下来好几分钟，两人互视无言，双双无法置信事件的发展，我们仿佛当场掉进一则寓言故事里，眼睁睁看着现实世界在面前崩解。德尔加多站起来，走到吧台前，拿了一瓶威士忌、一个冰桶和两只玻璃杯回到座位，“死得其所也。”他说。

德尔加多斟酒的时候，我想起布鲁玛写在扉页上的献辞。他们当中一定有一方蛮横地甩了对方，要不然就是出了某件事，以致那段畸恋戛然而止。卡洛斯·布劳尔或许一直无法令布鲁玛吃惊，但是他终究还是证明了他的道行比布鲁玛更高。最叫人吃惊的并非布鲁玛费劲心思卖弄才情、机关算尽到头来全是枉然，而是：人算毕竟不如天算。

但是，我依旧不知道卡洛斯后来的遭遇，也不明白为什么无法联络上他。

“他后来怎么了？”

“既然房子都已经卖掉了，”几口酒下肚，德尔加多的声音终于稍稍恢复了元气，“我和其他朋友一样，都希望他就好好待在蒙得维的亚，可是从墨西哥回来没多久，他便不再应门─我猜他根本就把门铃拆了─连电话也不接。

“除非我记错了，不然的话，在特里斯坦·纳尔瓦哈书市那次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又过了一段时间，某位友人告诉我他在拉帕洛马买了一块地，虽然那儿既没电也没自来水，他还是立了四根桉木柱子、搭了茅草顶，盖了一幢简陋的小屋。

“我听了之后大感吃惊，像他那样一个城市佬，怎么搞的住到海边去了？可那位朋友并没瞎编。他真的在海岸边儿造了一幢小屋。你晓不晓得我说的是哪儿？那是一片狭长的荒凉沙丘，成天净刮风，随时都有被巨浪侵袭的危险；湖畔则是破败的渔民聚落。那些人趁每年2月沙洲出现缺口时捕捕虾，其他时候就只能捞些鲶鱼糊口。那地方可不是随时都能行车。往往得换乘板车，因为海岸公路时不时地给沙丘埋住。就算再往上一点另有一条土泥巴路，要到那幢小屋还得费劲儿先踩过两三百码又深又软的沙地。换句话说，那是远在天边海角的穷乡僻壤啊。假如有人活得不耐烦了，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或者万念俱灰，打算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去那儿准没错。不管你是想安安静静死个干净、落个无人收尸的下场，还是要闭关自省，合着也该去那儿。反正在那儿绝对没有让人牵肠挂肚的东西，也没人给你嘘寒问暖，包你自然清心寡欲、不忮不求；说穿了简直就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儿的天空也是你在别处都见不到的，黑压压一大片望不着边儿，大白天也差不多；光看着就能教人脊梁骨发凉，教人觉得自己顿时成了米粒大小的虫豸。我实在不明白卡洛斯跑到那种鬼地方到底想干啥。总之他整个人就是不对劲，或者是因为失去那些索引卡片，让他对于整理藏书的希望彻底灭了。

“那可不是小事。我希望你了解。稍微试着想象一下，想象你花了一辈子储存自己从小到大的回忆：感觉、气味、母亲发梢上闪动的光辉，还有头一次在街头游荡的惊险经验，虽然印象中满是蒙(左马右矣)、充满混乱，混杂了恐惧、喜悦与悸动，全部兜拢起来便成了完整的童年回忆。然后，你便有了一份可资查验的成长清单。就学生涯自动排序；所有曾经教导过的老师、同班同学、初恋的忐忑心情……想象你不断从林林总总的经验中累积回忆，直到当下。

“有一天，忽然之间你完全丧失这些记忆的次序连接。回忆都还在，只是你再也找不到它们了。你想回忆第一任妻子的容貌，却出现好久好久以前孩提时代某处荒地上叼着一只鞋的狗；打算回味母亲的脸庞，浮上脑海的却是某个官衙里令人嫌恶的一张嘴脸。你的过去全乱了套。我曾试着想象、努力揣摩卡洛斯的处境。最糟的是：事实俱在，只是等待有人碰巧去掀开它。但是你自己却束手无策。那并不是遗忘张开纱网，罩住我们不堪回顾的过往。那些全是好端端封存的记忆，却任你千呼万唤也毫不回应。他不肯依照内容主题编制索引，还费心炮制了另一套更繁复的新系统，结果只是换来一场空。

“不过他还是把他的书带到罗恰。运到介于潟湖和海洋之间的那片沙丘。搬运那一趟还花去不少钱，因为那些书得用加了篷顶的卡车装载，全部路程超过两百多公里。到了那儿，先沿着土泥巴路走一段，然后再用板车慢慢穿过沙地，最后才运到濒临海岸线、空荡荡只有骨架的小屋前。

“你猜他怎么处置那些书？他开始在当地寻找没活儿干的泥水匠，一名有办法拿木头当水泥、能装窗子、铺茅草顶儿，敲得动指头粗的铁钉，钻井、凿石，样样都难不倒的工人，可他会造出啥子来说不准。这人还得要能听使唤，不会问东问西，不管下什么命令，乖乖照做就对了；做完工就有钱拿，反正他又不必住在那儿。

“布劳尔吩咐那名工人在沙地上的窗户和两个门框加几道支撑；还得添一面石墙，再造个烟囱。等到屋子上边的烟囱造好，门、窗的框架也都固定牢了，布劳尔要他在地面灌入水泥；至于这地面上头─你看看，连我现在讲起这事儿都还觉得心里头直发毛─他要工人拿那些书当砖块去砌墙。

“没错，一点都没错。那名工人瞅了一眼从板车卸下，堆在干净白沙上的书山，眼里似乎带点怜悯，也带点无所谓，然后便动手从那堆小山似的书堆里挑拣；布劳尔如今只想用那些书为他避风、遮雨、抵挡冷酷的寒冬。他早就顾不了作家之间的交情是好是坏，不在乎斯宾诺莎、亚马逊河流域的植被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关联抑或相互排斥；至于装帧精不精巧、书中插图是铜版画还是木版画，他更无心去管；连毛边本、摇篮本，这会儿都无可如何了。他现在只计较书本的大小、厚薄，那些封皮是否足够坚挺，扮演石灰、水泥和沙砾的角色。工人随手从整套百科全书里抽出一本，靠着房子犄角儿，然后拉起一根线绳儿，再用其他书本齐着边砌起一道墙。

“我丝毫不难想象他这么说：‘怎么不行？有点儿不平又怎样？石头都没它方正哪。跟砖块比也差不多啦。甭操心，这可难不倒俺。’

“我可以想见布劳尔两手垂着坐在椅子上，身旁是板车运来的高耸书堆，另一边就是海岸线，头上戴着草帽抵挡罗恰的灼热阳光，竖着耳朵听工人拿抹刀刷过书背的声响；那些书上头曾被他写满了无用的眉批，记载了这本书、那本书的关联，如今再也不可能翻查、研考，甚至连打开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他心中没有喜悦亦无忧伤，只是有点惊讶自己竟能如此残酷无情，而听到工人吹着口哨、开着收音机，还伴着浪涛拍岸的响声、成群海鸥聚集在海滩上的嘈杂，居然感到无比的祥和、平静。

“我反反复复想了很多。当四堵墙越筑越高，他肯定先绕了一圈，然后交给工人一本博尔赫斯充作窗台；一本巴列霍，上头一部卡夫卡，旁边填上康德，再铺上一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当门槛儿；还有科塔萨尔、专写砖头书的巴尔加斯·略萨；巴列–因克兰挨着亚里士多德，加缪和摩洛索里砌在一块儿；莎士比亚和马洛，在砂浆簇拥下终于难舍难分；所有这些书都注定要齐力筑起一堵墙，共同形成一道阴影。这时他定定不动，仿佛整个人跟着那些书一样掉进砂浆桶里；工人拉开嗓门对他说：‘有了这墙，俺估计您往后够暖的了。’这才让他稍稍放松了眼光和身体。他脸上映现出那些书本的身后寂寥─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翻开那些书，也不会有慕名而来的访客登门，让他再有机会说一次：‘其实，我还没能把全部藏书读完呢。它们长年以来都陪伴在我身边。来，我让您见识见识这部好书。’

“现在，他大可这样说：‘那些书依旧都仍陪在我身边。它们给我遮风挡雨，让我免于挨冻受凉；这些书就是我家。’即便房子盖得不成样子，而那些长年陪伴他左右、曾经备受珍重看待的书籍，如今皆只能跟着他一起流放到这偏远、孤寂的海滩，但是，没有人能质疑他这句话。

“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那名工人就这样一页接一页、一册接一册、一本接一本地，在罗恰海边的沙地上筑起四堵墙；卡洛斯·布劳尔的毕生心血逐渐隐没在水泥底下。一部从内部摧毁其他作品的作品，并非只是封存起来，而是在水泥之中销毁殆尽。

“我听说他在那儿住了一阵子，那些厚纸板、硬卡纸、纸页，和混凝土两相结合，居然又密又实，远超过所有人原先的料想。当然，它们还是撑不住屋顶，就由角落四根桉木柱子代劳。但是它们还是承受住自身的重量，坚实挺立、阻隔了风风雨雨。也许你看过水泥块崩坍碎垮、砖头四分五裂。书本的装订反而还坚韧些。”

德尔加多终于沉静下来，我屏气凝神听他一口气讲完这段过程，丝毫不想打断他。显然，和盘托出这段心痛的往事，令他整个人几乎虚脱了。

“我猜，寄给布鲁玛的那本书，八成就是从那儿来的。”我最后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

4

他惊讶地看着我，脸上满布惊骇。扭曲的脸上全是抗拒的神色，颇为吓人。

“什么都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他眯起蓝眼睛。他低头瞥了一眼腕表，请我离开。临告辞前他承诺隔天会再跟我见面，届时先拨个电话安排时间就行了。

只怕这个承诺注定要落空了。

长久以来，我看过有人拿书本垫桌脚，也知道有人将书本一册一册堆栈起来，上头罩上一块布，权充床头桌；人们用字典、辞典压东西的机会，往往比翻查它们的次数还频繁；许多书里头夹藏信札、钞票，以及不欲人知的秘密。人同样也能改变书籍的命运。

花瓶、咖啡壶，或是电视机，都比书本更容易砸碎摔破。除非书主蓄意撕烂书页，或点火焚烧，一本书并不会自行支解毁损。最近一次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掌政期间，许多人被迫在马桶、浴缸里烧毁自己的藏书，有的人则将它们埋进自家后院的花圃泥地下。一夕之间，书本变成严重危害身家性命的祸首。由于不得不在舍弃书籍与付出生命之间作出抉择，许多阿根廷人宁可自我了断。

曾经用以悉心研读、深入探索的书，曾经引发热情、激起坚定志向，抑或召唤先圣先贤的书，一一化为灰烬，飘逝于空中。

我实在无法狠下心肠那么做。我当时把报刊卷成筒状，硬塞进浴帘的挂杆里；把最可能惹祸上身的书籍统统藏进衣橱后面或书架的最里层，即使如此，我晓得一旦有人破门而入，随时都有可能当场搜出那些书。在那段日子里，书籍成了足以获罪的犯行证据，葬送人们的生命。

人类与这些得以存活一两个世纪，甚至二十世纪之久，从某方面来说，能够战胜时间的坚韧玩意儿之间，自始至终保持着错综复杂、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的使命早已牢牢附着在这个柔软却又无可摧毁的木浆里头。

我并不是一个凡事喜欢刨根掀底的人。我乐于顺从玩偶师傅的摆布，引我进入舞台上营造的单纯幻境，沉浸在抑扬顿挫的戏文里。但是远在南方海边的那幢纸屋，终究使我意识到那道阴影线：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境界，把这个奇妙玩意儿里头印刷字的意志与形体聚拢在一起。

回到剑桥之后，我把那本书放回书桌的阅读架上，虽然它已经不再掉下水泥屑，爱丽丝还是在它底下铺上一块抹布。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应征布鲁玛遗缺的面试，这正好让我有个好借口，忘掉这本书的存在、不必分心理会它静默不语却又不断牵动我的神经。

我无法向对任何人提起我在乌拉圭的经历，如今惟有努力将这场经历形诸文字，因为我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参透这整件事。

前天夜里，我正在读约翰·伯农的文章（他已取代了劳雷尔原先在研究所的教职），无意间发现台灯的光线正好把阅读架一分为二：书名所在的上半部隐于暗处，被照亮的下半部则显现晦暗、残破的书体。我没办法抗拒它的频频召唤，再也无心阅读。对我而言，无非只是参与了一场偶然的机缘与奇妙的历程，然而这本在南北半球之间来回往返四趟的书却早已渗入命运。

我站起身来，把书装进一只牛皮纸袋，收到抽屉里。

昨天下午，我上了布鲁玛的坟。我们当时将她葬在位于市郊一处稍嫌拥挤但风光明媚、绿意盎然的墓园。当我在蒙蒙细雨中驱车前往途中，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信差，正要去传递一个失去时效的警告。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令我想起卡洛斯·布劳尔在乌拉圭海岸，位于潟湖和海洋之间的那幢小屋；还有那个乌云密布的下午，仿佛每个巨大、张牙舞爪的云团都窝藏着一场风暴。正如我先前所料，德尔加多后来避不见面。我三番两次打电话到他家，千辛万苦地在他的录音机里留话，甚至还试图联络商会办公室，但全被他的秘书客气有礼地打了回票。他的态度虽然令人不悦，不过我倒觉得无可厚非。此人向来只沉溺在书籍美好的一面，对于布劳尔的遭遇，自然会打心底感到不寒而栗，以致巴不得能尽快撇个一干二净。可是假期已然所剩无多，我急着亲眼一睹这本《阴影线》的出发地。

我再也顾不了那么多，在几乎没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匆匆搭上一辆开往拉帕洛马的巴士。当时已近6月尾声，整座小镇空荡荡、静悄悄，街上的商店门窗紧闭，仿佛严峻的南国寒冬当前，家家户户都不敢轻忽，虽然是大正午，迎接我的却是顺着街道横扫过棕榈树梢的强劲海风。进城的马路上已躺着几截断落的松树干，但是狂风仍然使劲地吹，似乎要把不住乱颤的枝叶全扫下来才肯罢休。

那根本不是造访海滨胜地的好日子，但我当时只能腾出来那一天，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机会了。不晓得是老天爷破例开恩还是怎地，居然让我问到一名出租车司机愿意载我到潟湖。根据德尔加多的描述，要到潟湖得先回头开上公路，然后顺着一道坑坑洼洼、比干河床没好到哪儿去的土泥巴路绕上一大圈。司机也证实通往海岸的道路确实走不通。

我没费太多工夫就认出那个所在。我们先绕了好大一个弯，接着就开上夹在潟湖和绵延沙丘之间的道路。我远远地一眼就望见那幢孤零零的小屋。在陆地这边，距离湖水咫尺之外，隐约是起伏不定的郊野景象，然后陆地再度隐没，接着便全是无限延展的海水，直到消失在地表那一头。冬季的海潮已淹到了一整排用洋铁皮、木板搭建的小屋。马匹、几条狗，还有一些渔夫全踩在水里，不断溅起水花，挂在一旁的渔网和小船被海流推送，晃个不停。其中几个男子抬头看到有出租车驶近，露出惊讶表情，然后带着戒慎恐惧回头继续干活，过去这几天下来，我已经越来越晓得如何辨认这种神态了。

我吩咐出租车司机在原地等候，我掏出手帕罩在脸上，遮挡蜇人的风沙，独自往小屋走去。眼前隐约可见宽阔灰暗、徐徐晃动的海面；浓浊的暗沉海水泼溅到岸边，聚成好几大块，然后挤迸出一道厚厚的污浊泡沫，这时海风一刮，泡沫顿时裂成好几大块，再连同沙砾被卷得漫天乱飞，其中还夹杂了塑料破片、漂流木屑；沙滩上有一具巨硕的海豹尸体，上头停着几只海鸥。小屋历经风吹雨打，只剩一副嶙峋的骨架，木头框架虽尚称完好，但其余的部分全是断垣残壁。当布鲁玛还在蒙特雷街上到处溜达，或是窝在旅馆床铺上翻读《艾米莉·狄金森诗集》（或其他任何一本没给她带来那么凄惨下场的书）的时候，她绝对无法想象我眼前这副光景。仅存的几面颓墙千疮百孔、东倒西歪，小贝壳、黝黑的苔藓斑渍混杂在凌乱的水泥块之间，我依稀看见来来回回被烈日炙干又被海水泡湿的书页，紧紧固着在一起宛如墨鱼的喙一般，上头的字迹漫漶，墨色褪得几不可辨；只隐约看出一块某部百科全书的封面，一本泡得肿胀发白、歪七扭八的平装书，三面书口已完全成了波浪状。

接着，我在几道门、窗的附近发现几本书：维多夫罗(11)、聂鲁达，还有巴托洛梅(12)的著作；然后是紧紧黏合成一块硬砖似的劳伦斯与玛罗莎·迪·休希欧，仅剩残片的艾略特与洛尔迦(13)；布克哈特(14)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上头黏满大大小小藤壶，还有一本被污泥裹覆、难辨面目的帕利耶雷。

“两万美元！”我转身背着风喊了一声，一根原已松脱的屋梁在风中晃来晃去，把角柱敲得不断作响。接着我看到那些书了，全埋在乱石堆里，和一堆浊黑的泥淖难分难解。手边没有任何工具，简直无法将它们抽离出来。我只能硬着头皮把手伸进去乱掏一阵。等到好不容易摸到坚硬的物体，一一淘出来一瞧，尽是些歪七扭八、面目全非的东西。沙丘上躺着的每本书宛如一具一具狰狞的尸体。破纸残页、漫漶的字迹、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的封皮，成千上百条细小的蛀洞贯穿纸页、章节。

我脸上罩着手帕，蹲踞在地上，脑际突然闪过一个妄念：或许我能够从中发现品相绝佳的阿尔特、达里奥(15)初版本、布劳尔举杯对饮的那本《堂吉诃德》；结果我挖出来的却只是几块破烂不堪的半砖半书，里头似乎掺杂某部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的残屑、泡得几不可辨的洛佩·德·维加纸页，还有巴尔扎克紧皱的书皮。

忽然间，一阵极度的恐惧和不安袭上心头，我停下挖掘的双手，站起身子。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仿佛正发出微弱的呼号，奋力要从沙地里头钻爬出来。书并未消失，仍然还在那儿，一本一本黏成一块儿、全身被拷得焦黑，每幅页面全爬满了天才作家和印刷匠创造的宽阔笔直路径，从那些绽开的外皮裂缝看进去，霎时冒出某个封面的局部，活像一只眼睛，还有几个拱起的书脊，似乎要挣出暗无天日的墓穴。

我起身撇下沙丘上的那些书，向小屋走去。所有的门、窗皆已佚失，只剩下孤零零的框棂，镶着远方一幅幅单调黯淡的风景，贫瘠一如破败的框架。海风在屋顶仅剩的茅草间隙穿梭，发出阵阵悲鸣。

石造的烟囱依然直直挺立，水泥地板在斑驳的沙砾覆盖下犹依稀可见。我突然有股冲动，想拿出带在身上的那本《阴影线》，将它留置在壁炉一角，让它与其他残缺不全的书本一块儿经历海滩日复一日的消蚀；因为，即使对于由无数印刷工、设计家、书记官、捡字师傅、批注者、作家，以及传令员、施墨与装帧的工匠们、插画绘制师、序文撰写者共同促成的书籍世界怀抱令人陶醉的坚定希望，纸张仍是有机产物，就像横躺在路上的那截松树一样，迟早都会在海水静静的啃噬、侵蚀、摧残之下溃散于无形。

我望着近在咫尺的大海，澎湃、汹涌，每阵浪都像成排的锯齿狠狠一咬，沙滩上几具海豹尸体露出血淋淋的骨架任由信天翁穷凶恶极地啄食。空气中飘着海腥味，阵阵强劲的风沙，不知从多么遥远的地方漂送而来、如今被海浪推打上岸的大树干。除了将自己埋藏在沙地里、任凭黑暗久久吞噬，像船难残骸一样于刹那间浮现，一本书在此地又能够如何呢？

但我终究无法狠心把将书留在那儿。我紧紧地握住它，仿佛一旦放手，便要从此臣服，变得麻木不仁，因为，即使这就是我们─这本书和我，还有那一天从海边黏稠的泥沼中钻爬出来、企图在陆地上创造自身意义的一切事物─的共同命运；尽管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苟延它的生命，这些文字终究难逃在命运之前低头。

于是我带着书一块儿回来，就像揣着一只护身符，虽然心有余悸但仍怀抱着信仰。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深感庆幸地看着它满身风霜兀立在书桌上，我们一起讪笑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籍，极尽能事地数落那些书纤尘不染，就像被鸡毛掸、吸尘器频频呵护的光洁书架一样，根本不识生命为何物，只知镇日安然沉睡，偶或醒转履践义务，亦因从未遭受它们自身详载的暴力侵扰而沾沾自喜。

然而这种愉悦的心情逐渐消退。我仿佛被布劳尔的阴魂驱使，对整座书房进行了彻底的整顿，把所有我认为不需要或短时间内派不上用场的书统统装进大纸箱里。其中好几箱送给我的学生或同事，我很高兴腾出的空间可以挂上一幅画、装一面镜子，或者啥也不必做，就任它光秃秃一面白墙。

但是一到了夜里，我却开始一连串的恶梦。梦中我又回到那片沙丘，沙地里不再是参差错落的书本，而是窜出一只只手掌，紧紧抓住我的脚踝不放，苦苦哀求似的死命不让我逃脱。

后来因为忙着准备面试，我逐渐忘却那些慑人的影像。尽管有其他三名资历颇佳的讲师与我竞逐，最后由我取得资格，得以代理布鲁玛留下的职缺，但是我对于这个职位已经不如原先那么热衷了。我偶尔会心血来潮，迫不及待想远赴阿拉斯加当一名船员，好让生命的方向彻底扭转，或者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此生永不再接触任何书籍。但是我心知肚明：自己依旧深深被布劳尔的故事吸引，却不该容许自己被这个魔咒牵着鼻子走。我心里老想着：此时此刻他究竟身在何方？身边没有任何书，能否让他快乐？他是否从此专心营生？或者，他早就已经一点一滴地又不经意收集了另一批藏书？

不管布劳尔的命运如何曲折，我都必须依照我自己的命运继续走下去，谨守自己设定好的人生方向和目标：廓清拉丁美洲文学在欧洲发展的轨迹，循序渐进完成布鲁玛未竟的一部分旅程。问题是：自从经历了那趟乌拉圭之行，和那些书籍自身所完成的旅程相较之下，这个抱负似乎显得陈义过高。我逐渐认清这一点，也深感未来之路恐将因而颠沛多舛以至终不可行。

我端详书店橱窗展示的书籍，宛如五颜六色的稀世珍宝在聚光灯下熠熠发光，尽管我看得见那些书名，但总会暗地打量它们的大小、厚薄，无法抑制内心冒出一股既尖酸又恶毒的欲望。要是这些书命中注定也要遭受横祸、劫难，让它们尝尝风吹、火燎、水淹的滋味，眼前这副光彩夺目的风姿、美轮美奂的封皮、装帧，届时又会变成哪样面貌？

那几天，我只要一看到刚出版的新书总会惶惶不安，也努力逃避书店廉价促销的诱惑。更糟的是：凡是从遥远国度寄来的书籍，我几乎连看都不敢看，直接将它们送进学校图书馆。我深怕自己不慎对其中哪本书动心，结果糊里糊涂将它带回家，让早已盘据每面墙、正逐渐蔓延到每个过道的广袤书籍殖民国度再添新成员。

假如我把那本《阴影线》放回每天都看得到的阅读架上，那是因为我没把握自己能否一路恪守对自己的承诺。就在我看见那本书被阴影线拦腰切成两半的那个晚上，不管是不是因为认同布劳尔对于书籍会自行建立关联性的主张，或者只是因为我终于恢复理智，我当场下了一个决定：该是去布鲁玛的墓地走一趟的时候了。

我把书搁在驾驶座旁，开车上路。绵绵不绝的雨越下越大，我不得不打开车前灯，同时被迫努力回想自己不切实际的出发点。我在一个酒馆前停下来买烟，回到车上，把车子停到一棵白蜡树下待了一刻钟，听着雨刷刮去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发出固定节奏的声响。我这么做，对康拉德公平吗？难道这本书也非得还诸大地不可？

“他再次恳求我承诺不弃他而去。但我早已铁了心，断不肯应允。后来，当时那般铁石心肠似乎铸下大错；就因我的心意已决。”船长在病榻上谈起那名完全神智错乱、“彻底六神无主”的可怜水手。这段文字叙述让我仿佛听见那本书打从一开始就不断发出的隐隐哀告。

我重新启动引擎，继续开上公路。往前开了几英里路之后转入通往墓园的一条浓荫夹道的笔直马路。我把车子停在一棵榆树旁，拿了书下车步行，走进整理成一簇簇花圃的成排墓冢，那些墓碑看起来就像一本本紧紧合上的书本，方正、森然，没有人能够将之开启，每座坟下的潮湿土地里头都埋藏着一则关于求生意志的故事。

柔缓的雨丝将枝叶和墓碑濯洗出更加鲜明的绿意。我一时寻不到布鲁玛当初下葬的位置。我翻起外套衣领挡住雨水，一名管理员带领我走到她的墓位。我把书放在孤寂、喑哑的大理石板正中央。

我在墓前站了一阵子，看着雨点落在粗糙的封面上，它在雨中依旧坚固完好，就像当初承受着水泥、经历一大段旅程一般。罗恰当地渔夫，不明就里地对我道出故事的结局。

“有些人上咱们这儿一看，到处都那么空旷，老觉得挺不习惯哩。”我随两名渔夫在淹水的草屋面对面才一坐定，准备听他们说说整个经过，其中一个人这么打开话匣子，水都淹上小腿肚了。

正当我坐上出租车，准备回程，突然念头一闪，决定去找附近的渔家谈谈，我告诉自己：错过这次机会，我就再也无法得知当时发生什么了。我沿着小径一路拍着手，几条狗闻声趋近，马匹则纷纷吓得跺开。几秒钟后，墙后冒出两个人，我说想找这儿的主人，他们挥了挥手，嚷着要我走过去。那可一点都不容易。我才刚踏出几步，黑黝黝的潟湖水便开始涨起来，我根本不晓得水有多深。可是他们一股劲儿招我过去，我只好脱了鞋袜、卷起裤管，两手拎着鞋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走了约莫百来码，终于到了屋前。

进屋一瞧，我非常吃惊，那些人似乎对于居住在成天淹水的环境完全视若无睹，脸上那副平静的态度，连我都要以为：若不是因为小腿明显感受到一股寒意，我也应该能够不予理会。他们把床垫铺在几张高脚桌上，一堆渔具、锅碗瓢盆和一口小瓦斯炉高高堆栈在另一张桌子上；其他各种简陋的家当，则统统以钩子悬挂在墙上。敞开大门就能望见潟湖，一路延展到乌云密布的海平面，渔船就停泊在屋外仅仅数码以内，再更往远一点的水面上，则栖息了成群的鸭子、海鸥和火鹤。

那两名渔夫告诉我，他们已经越来越习惯那个男子在附近走动。他们曾看见那人在海滩上或绕着潟湖四周徘徊，有时见他走得老远，几个钟头之后两手拎满漂流木、海豹骨、各式各样的破烂货儿，还有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回来。他用那些木头造了几件家具和架子，用鱼线把海豹骨和信天翁或其他鸟的骨头绑在一块儿，里里外外挂满一屋子。起风的日子，那玩意就挨个儿撞得乒乓乱响，大家都想不通，吵成那样儿他夜里可怎么睡，也搞不明白他挂那些东西干吗。横竖大家尽量别挨近那屋子，女人家更不准自己的孩子靠近那儿一步。

就只有那么一回，有个老太婆去找他，求他施点法术驱驱恶魔，让她肚子别再胀得厉害，简直要爆了似的。结果她失望了回来，数落那个江湖术士不但没半点本事，说不准还会招来横祸，从此以后，大家更是尽量避得远远的。

“有时候还会看到他躲着太阳，在屋里捧着一本书看，八成是当初盖房子用剩的。夏天一来，他会去拉帕洛马采买食物，要人家给他送来；至于冬天呢，他就会到某个渔夫经营的铺子，打点些啤酒啦、纸烟啦、散袋装面粉、面条等等填饱肚子的东西。他不大张口说话，万非必要，也没见哪个渔夫跟他‘扯淡’。没人晓得他干啥营生，也不知道他到这儿来找些什么。

“就那么过了一个夏天、一个冬天，然后又过了一个夏天。8月鲸鱼群往南方回游那会儿，有人言之凿凿，都说好几条鲸鱼游到他屋子那儿就停住了，纷纷伸出大鱼鳍拍个不停，还一个劲儿吼呀、跳呀，比往常都来得更厉害；咱们村里可是人人都给吓傻了哟。还有一回呀，有条小鲸鱼不知怎地搁浅在沙滩上，离海就只隔着那么几码远，十个男丁圈起水围，打算给它一条生路。费了好大一番工夫，但是布劳尔连靠近也没靠近一步；光是站在屋子里看着大家忙活，身旁的骨串儿叮当直响，他一个人就那么一动也不动站着看，直到小鲸鱼终于游回海里。

“就在几个月前的某天早上，有人说他们看到他拿着榔头打墙。最教大家吃惊的是：他可一点都没打算要整修什么，因为他一会儿在这头敲，一会儿又绕到另一头敲。大伙儿就眼睁睁看着他一下子敲窗、一下子敲门。有个住在附近的孩子，只有他敢跟‘那位先生’说话，上前问了究竟，回头跟大家解释解释，算是解了所有人的疑惑，只是大家接着更不明白了，那孩子是这么说的：‘他在找一本书。’

“他们原本就晓得当初盖那间屋子的砖头并不是全用水泥砌成，长久以来，大家总在算计那些墙到底撑得了多久。盖屋子的泥水匠在海边那几间酒馆里逢人就吹牛，说他盖了一栋纸屋，大家只当他喝多了净胡诌。

“这会儿大伙儿可全信啦，虽说咱都没亲眼瞧见他怎么盖。”年纪较大、也比较健谈的渔夫对我说。另外一人，或许是他的儿子或亲戚，只是不住地点头、搓手。

“好多观光客来到咱这儿，爱干啥就干啥，”老者接着说，“呐，人家存什么心思咱也管不着，您说是吧。他要拿书去砌墙盖屋，这可够吓人的了；更教人吃惊的是，他这会儿还打算往那上头凿出几个窟窿哩。俺说呀，光是两天工夫，他就把墙给敲烂了，那孩子说，那是因为他找不到那本书。您说说看，那该有多少书呀？

“反正那屋子最后给凿得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每面墙少说也有十来个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的大口子喔。也不晓得后来真找到没有，反正那小子是这么说的。他总算找着了他要的那本书，拿到拉帕洛马，不晓得寄到哪儿去了。孩子可没瞎说，因为他当时跟着去了。

“那男的回到这儿之后，我们就等着看他怎么修理那房子。他去买了一袋水泥，叫人载来一大车石头。可教俺怎么说呢？那局面根本无从修起啊。一开始只塌了半边儿，接着另半边也不行了。看他好不容易才扶正一本书，墙根儿就跟着歪了，眼看着也要坍了。那些墙头顶儿上的书呢？一本接着一本垮下来。整栋屋子歪七扭八、东倒西弯，横竖是没法儿修了。他花了几天工夫打算重头盖起，可您先前不也去那儿瞧过了么？现在根本啥也不剩。到了最后，他索性自己动手砸个稀烂。咱大伙儿眼睁睁就看他抡起大榔头拼命敲拼命敲。俺说呀，大家可都觉得心疼。说穿了，要不是他发起牛劲儿，非要找出那本书不可，那房子可还不差哩。

“有一天下午，我们瞧见他在小道儿上，手里提了个皮箱。他先是回头望了一眼那间坏了的小屋，然后朝大家挥手，顶着毒辣辣的太阳渐走渐远。从此就再也没看他回来过。”

当我正打算向那两名渔夫告辞，拎起鞋子，才发现两只脚全冻僵了，我猛然想到还有一件事，于是吞吞吐吐地问他们：在他离开之前那几天，可有人留意到任何不寻常之处。他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年老的渔夫这么回答我：

“不寻常？他打一开始就没寻常过啊。谁晓得他在那儿干啥子来着？俺不跟您说了吗？咱这儿可没人跟他打过交道，说真的咱还全都有点儿怕他。除了那小子胆子特别大。那孩子倒是这么说过，他说那个男人并不是什么江湖术士，不过就是老爱大声念一些他压根儿也听不懂的东西，活像唱歌，不过他也不明白那些骨串儿是干啥用的。他问过那位先生，可人家只一径苦笑，啥也没说。”

“能让我跟那孩子谈谈吗？”

“哟，他这会儿被他舅舅带到阿拉齐纳盖房子去了。”

“倒是有那么一封信，”另一名渔夫突然张口道，“那孩子曾经拿了一封从英国寄到拉帕洛马的信给他。”他一鼓作气说完，仿佛再多冒出一个字眼，就会牵扯出更多谜团、引起更大的困惑，让他此生都得跟着这桩怪事没完没了。

从我的双脚再度伸进水里，一步一步踩着泥淖，蹒跚穿越漫到膝盖的湖水、搭上出租车、换乘巴士到蒙得维的亚，再乘坐水翼艇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母亲家里好不容易把重伤风治愈之后，包括最后搭乘飞机返回伦敦途中，这一路上，我始终牢牢惦着这件事。

最后这件事也是我最需要的证明，当我昨天站在布鲁玛坟前，低头注视雨水汩汩淌过书上的水泥，底下班驳的封面图案，老旧的帆船、鱼群残影忽隐忽现，仿佛受到一股神秘的欲望驱使，突然间开始缓缓动了起来。原来布鲁玛写了一封信（我回来后，在她的计算机里发现那封信的备份文件），向布劳尔索讨她在蒙特雷送他的书─她坚称那本书对于完成她的康拉德研究论文不可或缺。我很清楚这根本不是真心话，因为那本书除了扉页上的题赠词之外，她根本没有写上任何眉批，况且她大可不费分毫力气，在任何一家书店购买另一本（英文版或西班牙文版都不缺）。我怀疑其中另有隐情。或许，她纯粹只是出于好奇，想测试这名曾经与她在蒙特雷一夕狂欢、共度春宵、如今远在天边的男子，除了深深怀念她之外，是否也有本事为她赴汤蹈火。

那本书逐渐被雨水浸湿泡软，在大理石板上一丁一点溶解化散，极其缓慢却十分安祥地消逝，宛如一艘帆船正无声无息地驶进港口。此时我不禁再度揣想：卡洛斯·布劳尔满怀困惑、苦不堪言，绞尽脑汁回想那本书究竟安在屋子的哪个角落；他在每一面粉刷过的粗糙白墙表面来来回回盲目摸索，抱着一丝希望，冀盼能在指掌之间猛然忆起它所在的位置。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他冒了脾气，并非气他老是遍寻无着，而是气自己居然找到了那本卡在石缝、水泥间的书，然后好不容易终于痛下决心，动手将它挖出来。他之所以那么做，到底是为了她，抑或是为了寻求解脱─长期离群索居、老是听见兽骨互撞的响声中，不断传出那些书的频频呼唤，令他再也受不了？或者，这一切只是为了赌一口气，要向那位一时兴起就目中无人、口口声声绝不会对任何举动吃惊的女子证明她终究失算？她在临别时既然无端出言挑衅，这整件事情打从一开始（早在针对他之前）便注定只许出现一种结局，于是，他只能抡起榔头，亲自动手摧毁他毕生的心血，于此同时，他何尝不也抱着一丝希望，冀求借此挣脱那座禁锢自己的牢笼？

雨中的这本书，已然来不及令布鲁玛吃惊，而她并未从中得到任何教训。但是有个男子借着一只坚定的手，尽管动作鲁莽粗暴、心情忐忑不安，终于跨过他自己的阴影线。

我向布鲁玛郑重告别。当船只、鱼影的图案开始消融于无形，我仰天向伟大的约瑟夫·康拉德致敬，然后上路返家。

(1)　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1878—1937），拉丁美洲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关于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林莽的故事》《阿纳孔达》《流放者》等。——编者注，下同

(2)　吉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1886—1927），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堂塞贡多·松勃拉》是西班牙美洲文学的经典著作。

(3)　罗贝托·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阿根廷小说家，剧作家，新闻记者，阿根廷文学中荒诞小说的先驱。主要小说有《狂暴玩偶》《七个疯子》，剧作以《三万万》《残忍的萨维里奥》最为著名。

(4)　巴列霍（César Vallejo，1892—1938），秘鲁作家，诗人。

(5)　巴列–因克兰（Valle-Inclán，1869—1936），西班牙作家，戏剧家。

(6)　本–古斯曼（Ibn Quzman, 1078—1160），科尔多瓦诗人，以其用安达卢西亚民间阿拉伯语撰写的赛赫尔（西班牙摩尔人诗歌）而闻名。

(7)　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黄金世纪”最重要的诗人和剧作家。《羊泉村》是其代表作。

(8)　莫比乌斯（August Ferdinand Moebius，1790—1868），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单侧曲面—莫比乌斯带，证明宇宙万物相通互联，永无止境。

(9)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1811—1888），阿根廷总统。政治家、作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反独裁小说《法昆多》（又名《文明与野蛮》）。

(10)　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1920— ），乌拉圭小说家，诗人，散文作家。《蒙得维的亚人》出版后，被认为是乌拉圭最有观察力的作家之一。三次主编乌拉圭最有威望的《前进》周刊。

(11)　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1893—1948），智利现代著名诗人。作品有《水的镜子》《北极的诗》《逆风》《最后的诗》。

(1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约公元1484—1566），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他的《西印度毁灭述略》揭示西班牙殖民者种种暴行，有“印第安人守护者”称号。

(13)　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1898—1936），西班牙诗人。主要诗集有《诗集》《吉普赛人谣曲集》《诗人在纽约》《献给伊格纳乔·桑切斯·梅西亚斯的哀歌》。

(14)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19世纪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主要历史著作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853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和《希腊文化史》（1898—1902年）。

(15)　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