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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于诗、文都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家，首先要数韩愈了。他在诗歌天地中开创了韩孟诗派，在散文领域成就尤为卓著。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今辽宁锦州市），世称韩昌黎。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三岁而孤，由兄嫂养育。

他自小“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旧唐书》“本传”），并从当时儒林推重的独孤及、梁肃学习，“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同上），颇有雄心大志。二十五岁登进士第，二十九岁始为官，历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河南令、中书舍人、刑部侍邮等职，官终吏部侍郎，故又称韩吏部。死后，赠礼部尚书，谥日“文”，因之后人尊称为韩文公。

自步入仕途，韩愈经受了三次政治上的打击，其中两次非常严重。这在他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张籍在《祭退之》诗中说他“三次论退，其志亦刚强。”第一次是803年任监察御史时。这年关中一带大旱，但官府仍肆意聚敛。京兆尹李实向朝廷谎报“今年虽旱，而谷仍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韩愈耳闻“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的传言，眼见人民“道边死”、“饿者何其稠”的惨状，便上书请免徭役赋税。幸臣李实等对他恶意中伤、肆意谗毁，因而激怒德宗，贬其为阳山（今广东）令。韩愈一片为国为民之心，却招来一场灾祸。他极为悲愤：“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怀着满腔冤屈赴贬所。宪宗即位，将他量移江陵法曹参军。不久，召回京城任职。

第二次被贬，发生在817年任中书舍人时。蔡州藩镇吴元济谋乱，裴度巡视诸军，力主武力制伏，意见与宰相不一。韩愈亦奏言：“必胜之师，利在速战”，致使“执政不喜”。这时，有人告他在江陵时曾与裴均相好，均的儿子锡凡鄙无行，而韩愈反为其撰文；并以此“喧列于朝”、“谤语嚣暴”，罗织罪名。

这样，他被改为太子右庶子。这可能是执政的阴谋陷害。但不久，宪宗采纳裴度的主张，命裴平定蔡州，裴奏韩愈为行军司马。因其参谋作战有功，回朝后迁为刑部侍郎。《平淮西碑》就是此时名作。

第三次被贬最为严重，几招来杀身之祸。元和十三年（818），功德使上奏说：“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资治通鉴》卷240）宪宗李纯这时已迷惑于方士神仙之术，于是在十二月“避中使帅僧众迎之”。次年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赡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同上）这便是哄动一时的中唐迎佛骨事件。

在唐代，佛教、道教极为盛行，从民间到内宫，从百姓到皇帝，崇拜信奉至极。寺院、道观大量占有土地，僧侣、道士们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生活，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韩愈力排佛、老，对这种“诡怪相披猖”的现象不满，对宪宗迎佛骨的愚昧行为更感可笑、可恨。

他无所畏惧地上《论佛骨表》，列举史事，对照古代帝王，认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是观之，佛不足事”，历数信佛的危害，论述其虚妄，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建议“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态度鲜明、坚决。激烈之论触犯了妄想长生、“独共南山守中国”的天子。“殃咎”降临了，但不是佛有灵，而是人所为。宪宗勃然大怒，要置之于死地：“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教！”后经裴度等多方解救，才将韩愈贬为潮州（今广东潮阳）刺史。此时，他已五十二岁了。离京后过蓝田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极言委屈、悲苦之情。到潮州后又有《潮州刺史谢上表》文，尽抒怀念朝廷之意。宪宗本欲召还，但因宰相阻挡，只量移袁州（今江西宜春县）刺史。

820年，宪宗死，穆宗立，召韩愈回朝拜国子祭酒，历官兵部、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曾因与权臣不合罢为兵部侍郎，旋即复为吏部侍郎，至卒。韩愈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自言“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赴江陵途中寄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主张“行之乎仁义之道，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

这也是他领导“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他“亦有戾孔、孟之旨”（《旧唐书》“本传”）的言行，如称道商鞅变法，反对封建礼教的避讳法规而为李贺写《讳辩》，被人斥为“文章之甚鱿缪者”（同上）。

因此，在宋代理学家眼中，他不算“淳儒”，只不过是一位文章巨匠，而对于孔、孟“却倒学了”。连苏轼也认为他的言论“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韩愈论》）可见，韩愈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复杂性、矛盾性，并非是纯粹的儒家道统。韩愈的女婿、门人李汉将其著述编为《昌黎先生集》，收诗370余首，收各类文章330多篇，合为四十卷。今有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童第德《韩愈文选》可供参阅。

参考资料

《韩愈论》

《昌黎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