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是顾诚先生十几年学术冷板凳的扛鼎之作，引用方志达237部，引用书目达579种，几乎遍查南明义军所至的每一州县，可谓“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笔者将分多篇文章并辅以图表等，简要介绍南明的5个政权，也可以说是自己的《南明史》读书笔记。想要更详细了解南明历史的读者，在此强烈推荐阅读顾先生的《南明史》原著。

南明史可上溯至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军入关(1644年)，下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为结束，或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为止。

一、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广东反正以前，是瞿式耜等人同广西南浔军阀陈邦傅之间的矛盾；李成栋反正以后，开初是未曾降清的扈从诸臣同反正来归的广东文官武将之间的矛盾。瞿式耜原先对李成栋集团的得势耿耿于怀，不久，何腾蛟兵败身死，马吉翔又极力拉拢李成栋，瞿式耜力单势孤，才通过袁彭年、刘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来归的“东勋”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马吉翔、陈邦傅等原广西实权人物。

所谓党争实际上是勋镇（带有地方割据色彩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简单一点说，主要是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同广东军阀李成栋，李元胤父子之间为争夺朝廷权力的斗争。在后来党争的内涵由东、西军阀的争权，衍伸为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的分歧。

在永历朝廷大臣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南明官绅中显然有一定代表性。

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南明朝廷（从隆武政权开始）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只有联合原大顺、大西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复兴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学士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

堵胤锡从隆武时期起就真心实意地联合大顺军余部，负责改编和联络忠贞营，后来又力主联合据守云南的大西军，因此先后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正人君子”的嫉恨。

二、桂林与广州的陷落

1649年（顺治六年）夏天，孔有德率部行至湖南，驻于衡州， 于秋天进攻占领了湘、桂两省交境的要隘龙虎关。九月十二日，进攻灌阳，明军曹志建兄弟领着残兵逃入深山徭峒。

恭城失守使桂林东南面已受到威胁，另一路清军由全州、兴安进攻严关，构成南北合击之势。十一月初五日，赵印选传来兴安塘报，说严关一带设置的塘兵都被扫去，清军即将迫近桂林。瞿式耜大吃一惊，急忙催促赵印选领兵扼险防守。赵印选见清军势大，这天下午他和其他将领携家属离开桂林向西逃窜，城中顿时大乱。在绝望当中，式耜决定自己留下来，与城共存亡。傍晚，总督张同敞听说桂林兵将星散，只有瞿式耜仍留在城内，就从漓江东岸泅水入城，要和式耜一道殉义。二人于灯下正襟危坐，夜雨淙淙，遥望城外火光烛天，城内寂无声响。天亮前，守门兵来报告清兵已经占领桂林各城门。

初六日上午，瞿式耜、张同敞被清军押往靖江王府、见定南王孔有德。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也拒绝出逃，同时被清军俘虏。闰十一月十七日，瞿式耜、张同敞在桂林遇难。

瞿式耜、张同敞在可以转移的时候不肯转移，宁可束手待毙，这种现象在南明史上并不少见。究其心理状态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南明前途已经失去了信心。其次，根深蒂固的儒家成仁取义思想也促使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与其趁清军未到之时离开桂林也改变不了即将坍塌的大厦，不如待清军入城后，以忠臣烈士的形象博个青史留名。尽管这种坐以待毙的做法多少显得迂腐，还是应当承认瞿式耜、张同敞的从容就义比起那些贪生怕死的降清派和遁入空门、藏之深山的所谓遗民更高洁得多，理应受到后世的敬仰。

十二月初三日，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十六日到赣州。二十七日清军主力进抵南安府。二十八日晚进入广东省境，第二天攻占南雄。顺治七年（1650）正月初六日抵韶州府。明宝丰伯罗成耀已领兵先逃，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韶州。

南雄、韶州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是一番惊惶失措。优柔寡断的永历帝听了刘远生的婉转陈言，想暂且留在肇庆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可是，太监夏国祥却迫不及待地用步辇把慈圣皇太后抬到行宫门外，以太后懿旨名义催促朱由榔上船逃往广西梧州。朱由榔在正月初八日登舟，二月初一日，朱由榔到达梧州，“驻跸水殿”。

皇帝带头逃窜，给广东士民的心理上蒙上一层阴影。正月二十七日，尚可喜、耿继茂统军由韶州南下，二十九日到达英德县。三月初四日尚、耿主力进至丛化县。初六日尚、耿所部即推进到广州郊外。初九日晨，清军抬着梯子进攻广州北城，在守军顽强抵抗下大败而回。尚可喜见广州守御坚固，城中明军实力尚强，同耿继茂等商议改变战略，决定采取扫清外围，加紧铸造大炮等措施，为最后拿下广州创造条件。

到十月下旬，清军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十一月初一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西北角城垣。第二天该处城墙已被轰塌三十丈，清军从阙口攻入城内。在巷战中，明军官兵被杀六千多名，总兵范承恩被擒。南明总督杜永和奔窜出逃。清军占领广州全城后，疯狂地进行屠杀、奸淫、抢劫，一位外国传教士记载：“大屠杀从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直进行到十二月五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三、永历朝廷的播迁

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一月，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克广州，孔有德部占领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朱由榔在十一月十一日仓猝登舟，向南宁逃难。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朱由榔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把从平乐战败后撤到浔州地区的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孔有德作进见礼。

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作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移跸”后，梧州竟然“空城三月”，次年正月孔有德遣左翼前锋马骥接管梧州，二月命总兵马蛟麟镇守该地。

永历朝廷逃往南宁后，仍有一部分明朝将领在广东、广西沿海地区坚持抗清。原守广州的杜永和部乘船渡海撤往琼州（今海南省）；在钦州龙门岛一带有邓耀部、上下川岛有陈奇策部、文山村一带有王兴（绰号绣花针）部。明督师大学士郭之奇、两广总督连城璧于艰苦蹶竭中联络各部义军尽力同优势清军相抗衡。南阳伯李元胤不忍心看到其义父李成栋反正来归的广东全省重新沦陷，又不愿意撤入陈邦傅控制的广西，自告奋勇前往高州、雷州准备收合余烬，同清军再决雄雌。顺治八年（1651），他在钦州防城被士兵王胜堂擒获，押送到广州。几天后，耿继茂下令将他杀害，一同遇难的还有李成栋另一养子明安肃伯李建捷。

四、永历帝进入安龙

1649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一月，清朝攻占广州、桂林后，两广地盘土崩瓦解。永历朝廷的文官武将除了少数慷慨就义以外，叛变投降的比比皆是，演出了一幕大散场的悲剧。

十二月初三日，朱由榔在南宁见情况紧急，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原大西军和原大顺军。这月二十一日首席大学士文安之自请往四川督师，赐尚方剑节制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川中诸将。同时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派兵入卫，三月，朱由榔被迫封孙可望为秦王。

就孙可望来说，他既需要朱明皇帝这面旗帜，把永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借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孙可望要的只是永历朝廷这块招牌，一切生杀荣辱的大权都揽归自己。这不仅加深了永历君臣的畏惧，也引起原大西军主将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不满。

这年十一月，清军逼近南宁，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线国安部占领南宁。永历君臣经新宁州（今广西扶绥）乘船窜至桂滇交界处， 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正月转移到了广南府（今云南省广南），南宁失守后，永历朝廷基本上已经没有自己的管辖区了。孙可望接到报告后，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把朱由榔及其随行人员迎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派副总兵王爱秀带兵护送。永历朝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勉强接受孙可望的安排。

当永历帝已经被安置于笼中以后，孙可望作为主角登场了，事实证明他没有演好。对于孙可望的秉政，我们应该有个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际的政治风云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治理军国大政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欲壑难填使他利令智昏，无法做到高瞻远瞩，正确地驾驭全局。

当时，原大西军管辖区内有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省会昆明，另一个是贵州省会贵阳。前者是原大西军四将军长期活动的中心，后者是孙可望以“国主”身分发号施令的场所，这里建立了属于孙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相当于封建时代皇帝的行在。

永历皇帝在安隆实际上处于软禁之中。连原大西军领导人物李定国、刘文秀未经孙可望许可都不得直接同永历帝往来。

孙可望的专横跋扈在他的言行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只看到永历帝自南宁失守以后既没有兵，也没有地，不得不迁入他所指定的安龙。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孙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须以复明为号召，复明就必须遵奉永历朝廷。即以孙可望赖以威福自操的原大西军来说，李定国就宁愿站在永历帝一边，而不愿受孙可望的颐指气使；何况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夔东以原大顺军为主的抗清武装以及内地各种或明或暗的抗清势力，都是以复明为宗旨，决不可能接受孙可望为盟主。孙可望的一意孤行，不仅在忠于朱明王朝的汉族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也加深了原大西军内部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原大西军的分裂和内讧。

五、李定国奉迎永历帝入昆明

李定国崇祯年间投身农民起义，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是大西军主要将领之一。大西军联明抗清后，李定国对复明事业忠贞不二，战功卓越。1653—1654年他两次进攻广东的时候，永历帝在孙可望的逼胁下，处境非常困难，一再派使者携带密诏让李定国领兵迎驾。李定国深知永历朝廷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抗清事业的成败， 1654年冬，新会之战定国大败，撤至广西南宁休整士马。

孙可望得到情报，派部将于田州（今广西田阳）阻截李定国军北上。李定国为了突破可望的拦击，抽调精锐，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

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军距安龙已不远，二十二日凌晨定国亲统大军到达安龙。入城朝见时，永历帝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激动得泪流满面，说：“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乃不惟不副臣愿，且重贻陛下忧，至万死无能自赎。”

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损失兵员较多，贵州地区又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在朝见回营后就同白文选商议移跸事宜，两人一致意见以迁往云南昆明为上策。二十六日，永历君臣出发，二月十一日到达云南曲靖。李定国已亲统兵马来到昆明城外。王尚礼，在刘文秀的劝说下勉强随众出城迎接，定国同文秀定议迎接永历帝入昆明。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永历帝在李定国的军队保护下进入昆明。定国和文秀决定暂时把云南贡院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

李定国把永历帝从孙可望控制下的安龙迎接到云南昆明，从维护抗清事业的大旗而言，自然应当肯定。然而，定国凭借本部兵力冒险突入安龙，把永历君臣成功护送入滇，主力经贵州转入云南，他长期经营的广西必然落入清方之手。顺治十三年二月清方利用定国主力转移，广西明军势单力薄的机会，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统领广东兵马迅速向广西推进。这年（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二日抵平南县，初十日清军占领浔州府。十五日，广东清军进至贵县，与广西提督线国安、经略洪承畴部下会合继续西进，十八日抵横州，明将高文贵、李承爵、施尚义、李先芳不战而退。二月初四日，清军占领南宁府，广西大部分州县都被清军占领。

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四月，永历帝封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等为王。

对于孙可望来说，永历帝被李定国迎入昆明，不啻是当头一棒。因为李定国、刘文秀同自己一样曾是张献忠的养子，是大西军四大将领之一，地位原来就差不多。永历帝被软禁于安龙时，朝廷军国大事实际上由他这位“监国”秦王一手握定。这时情况大为改观，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支持下封爵拜官，权不由己。今后是改弦易辙听命于永历呢，还是维护自己的“国主”威权公开决裂呢？孙可望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朝廷迁入昆明的初期，着眼于大局给孙可望留有相当多的余地。

为了争取孙可望，稳定西南政局，永历帝派使者携带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消除隔阂，重归于好。可望毫无悛改之意，孙可望深恨李定国不仅打破了自己的皇帝梦，而且连独断专行的“国主”地位也保不住，根本不愿捐弃前嫌

这样，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八月间，李定国奏准将孙可望在云南的妻妾、儿子送往贵阳，命秦王藩下总兵王麟护送。同月十二日，永历帝由贡院移居秦王宫殿。最高权力之争，终致于演出了一场南明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