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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的务实与远见，与中年梁漱溟“表实里虚”与“大话幻见

毛泽东与梁漱溟皆出生于1893年，可谓真正的同龄人。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梁漱溟生于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略长。二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皆是想大问题的人，关心中华民族的出路。但在如何解决大问题的路径与方法上，青年毛泽东显示的务实作风，远远高出于已届中年的梁漱溟的“表实里虚”。

一

1917年8月，24岁的青年毛泽东给自己的老师黎锦熙写信，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强调“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使人人“共跻于圣域”，达到“太平世”的大同境界。

但青年毛泽东的思考不断深入发展。到这一年的秋季开学，毛泽东听杨昌济讲授修身课，教材为《伦理学原理》，毛泽东精研此书，写一万二千余字批注。

批注表明，毛泽东对过去推崇大同境界，人人皆为圣人的观点，有了改变，“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这表明，24岁的青年毛泽东早已跳出现代传统知识分子，譬如梁漱溟等，一生都无法摆脱的“人人皆共跻于圣域”的窠臼。从而更加务实地从大本大源探索旧中国的改造之路。

1917年9月25日，毛泽东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10月底开始，校友会在第一师范举办夜学，专为工人而设。“国人虽天赋、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通过夜学，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学校。"

毛泽东的务实尤其表现在，他为工人夜学写的广告上：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

“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才是便益的。”

“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个夜学…专为工人设。”

“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

“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

青年毛泽东学生时代办工人夜学，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放二十世纪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来看，也可谓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面向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改造中国的大本大源，就是始于最基层受压迫的民众。二是，敏锐地从当时中国最新锐、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开始。无产阶级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1917年对于24岁青年毛泽东来说，还有一件富有象征意义的事。这一年的冬季，毛泽东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探望。晚上，毛泽东与附近农民谈心，向农民宣传种果树，说前人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且，毛泽东还亲自动手，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

也许这是出身农家的毛泽东的最自然朴实的一个举动，我们不应过分解读。但这件事与二十世纪中国变革的“巧合”，还是让我们感到惊异。二十世纪，推动中国变革的两大力量，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无产阶级，与作为最坚强最可靠同盟军的农民阶级，在1917年24岁的青年毛泽东身上以最自然的方式结合了。

后来，1925年毛泽东为养病，和杨开慧一起回到韶山。通过杨开慧、李耿候等发动进步教师，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学。

1917年毛泽东创办的工人夜学——这种面向中国最基层民众的文化教育形式，后来在红色苏维埃，抗日根据地，人民解放区，进一步发展为：日学、夜学、冬学、识字班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极大地、务实地在中国最广大的基层民众中普及了文化知识，有力推动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而且在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1930年左右，37岁已届中年的梁漱溟，放弃北大教职，去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其行动、勇气及奉献精神皆可赞可叹。但仔细分析，在奉献大勇行为的背后，难掩其“表实里虚"与“大话幻见”。梁漱溟可谓中国二十世纪的唐诘诃德。

所谓“表实”，梁漱溟能放弃北大教授的教职，到山东邹平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并以此出发来改造整个中国，其行动不可谓不实，其心不可为不诚。

所谓“大话”，这是梁漱溟的名言：我们除了不讲，讲就讲大道理；我们除了不说，说就说大话。

正是梁漱溟的“大话”“大道理”显示他的“里虚”与“幻见”。

所谓“里虚”，指他改造乡村的方法、路径太“玄虚”。用自己心造的大理论来改造现实的中国。他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行不通，俄国共产党的路也行不通，那么剩下的唯一的路就是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出一个新文化来，从儒家传统里寻找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资源。

怎么转，向哪里找？向根里找，从根里转。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在乡村，无形的根是中国人的老道理。城市把中国人的老道理破坏了，但在乡村还保留着。故梁漱溟要“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

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是什么？是现代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又在城市里与西方文明接气，然后再回到乡村，和乡村居民一起创造新文化。

在梁漱溟的理论中，完全无视中国一个新的、最先进的阶级——工人无产阶级的诞生。要靠回到农村的现代传统知识分子和处在小农经济意识中的农村居民来改造中国。理论逻辑上似乎很严密，但严重脱离了现代中国的现实。

由于脱离现实，梁漱溟顺理成章地祭出脱离现实的“幻见”——宋代的乡约。梁漱溟要以宋代(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的乡约为底本，来建设公元1930年代的中国乡村。通过乡约，通过乡学，通过早晨乡学士子，于“冬季，天将明未明……疏星残月，悠悬空际”时的“朝会静修”，领会“陶炼要旨”，挖掘各人“深心大愿”，以改造颓坏的民风，进而改造现代的中国。当日本帝国主义运用现代化的机枪、大炮、坦克、飞机，先占东三省，进而要再占全中国的时候，梁漱溟于乡村一偶，陶醉于小农经济的田园梦，津津乐道于他的“大话”、“大道理”，太类似于空怀抱一腔高尚理想的堂诘诃德，要用一柄中世纪的长矛来改造文艺复兴时代的西班牙，这是一副多么具有讽刺性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唐诘诃德图。

但现实终止了梁漱溟的堂诘诃德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无疾而终。后来的梁漱溟在抗战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三

中年梁漱溟的理想，说到底就是青年毛泽东已经抛弃了的“人人共跻于圣域”的玄言高论。两个同龄人，视野、识见相差了不止一个世纪。当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津津乐道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而不能将其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时，显示出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着多么让人可怕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