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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时江南还有那么多军队为啥这么快就垮了？

1644年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的同一天，江南的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监国。不久，朱由崧即皇帝位，也就是弘光帝。

弘光朝廷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拥有强大的兵力。

当时，总兵左良玉在武汉的兵力约30万，号称百万；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的四镇兵力约3、40万；已经接受弘光册封的郑志龙拥兵20余万。此外，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明朝残余势力及武装，有的也编入南明军队系统。

可以说，弘光政权的总兵力，不下百万。

而当时的大清呢？入关之初，满、蒙、汉八旗兵大约为20万左右，既要对付南明政权，还要进攻大顺、大西的农民军。

两相对比之下，南明即便不能恢复中原，如东晋、南宋一般划江而治还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很短的时间内，南明政权即灰飞烟灭！

这是怎么回事呢？

良好的基础与不称职的领头人

南明立国的基础是非常好的，比东晋、南宋都要好很多。

南京，原为大明都城，朱棣迁都到北京后，仍然实行“两京制”，南京依然保存了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

清军入关之初，“剃发”、“圈地”等政策不得人心，使大批明士大夫南奔，寄希望于在南方。

可以说，南明的立国基础比东晋、南宋都要好得多。

可是，基础再好，也得有合格、明确的领头人。

建立东晋的司马睿，西晋时是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西晋灭亡前已经南渡建康，笼络江东士族。

建立南宋的赵构，北宋灭亡前更是曾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说河北兵马大元帅）。

说他们是真正的“中兴之主”或许不合适（刘秀那样的才算是真正的“中兴之主”），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拥有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拥有相当的个人威望和比较强的“基本盘”。

而南明的皇帝们，就差得远了。

明朝的藩王们，即便想参与军政事务也会被严格限制，除了养尊处优，几乎无事可干。

所以，南明各个小朝廷的帝、王，虽然个人素质各有差异，但全部缺乏实际军事、政治经验，也缺乏“基本盘”，全部都是被实力派人物所拥立的。

比如这位被拥立为帝的朱由崧，自打生下来就跟着痴肥的老福王享福，除了吃喝玩乐，别的是真不会。

基础好，但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

所以，好得不得了的基础，也就成了各派政治人物“八仙过海”的舞台。

兵马虽多，但靠得住得少

南明看起来还拥有百万大军，但其实这些军队大多早已经证明：都是靠不住的。

左良玉，早在镇压李自成时就开始跋扈，畏惧、避开李自成，连崇祯都使唤不动了。

高杰、刘良佐，原本就是李自成的“贼军”中过来的。

郑芝龙，也原本就是海盗过来的。

刘泽清倒是“根正”，但也早已跋扈。京师陷落前，崇祯诏他勤王，他虚晃一枪，跑了。

可以说，这些拥兵大将，大多都是反复无常，并没有岳飞、韩世忠们的忠诚。

清军南下前，有人问刘泽清对策。

刘泽清答：清军来了，我自取江南一郡割据。

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对策，指的是保全自己实力的对策。保卫南明？没空考虑！

乱成一锅走的朝廷

由于任何王爷都没有个人威望、实力基础、军政能力，因此，谁来当皇帝，当了皇帝后干什么，完全由各个实力派人物说了算。

因此，从立帝开始，各类大事无不是各派博弈的结果。

在马士英等人成功排挤史可法后，各派都清楚：所有的旨意都只是马士英的意见罢了，根本不具备权威性！

黄得功，已经算是最为忠诚的将领了。他最后是为护主而死的。

即便如此，黄得功每次得到诏书书，都当着使者的面破口大骂，并当面撕掉诏书！

黄得功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是如此了。

因此，各镇将领彼此之间相互攻杀，各镇上下级之间也相互谋害，乱成一锅粥。

后来，因为“太子案”，武昌左良玉居然放弃武昌，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东下讨伐！

而马士英的态度却非常明确：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

这种情况下，谈论防御体系是奢侈的。

毫无作用的“防御体系”

南明的防御体系，原本是按照史可法的构想设置的。

然而，还没等清军打，这个体系自己就崩溃了。

首先是高杰被杀。

高杰，是江北四镇中兵力最强者，结果在内乱中被诱杀。

这还不算，其他各镇将领都想要瓜分高杰的部队。

高杰所部将士离心，史可法见人心不稳，只得率军南撤，南明在河南、徐州一代的防御不攻自破。

随即，武昌的左良玉突然东进，变成了敌军。

接下来，为了抗拒左良玉，朝廷调黄得功、刘泽清等将领前去抵抗。

刘泽清驻守的淮安，本是淮河防御的重镇，刘泽清一走，江淮防御体系彻底崩溃！

而长江沿线的防御也是“站桩式防守”。

原本，史可法为加强镇江一代防御，特意从福建郑芝隆处借来了郑鸿逵、郑彩等军前来防御。

可是，马士英怀疑史可法调这些人来是为威胁自己，因此，特意安排了自己人前去节制。

因此，长江下游的防御，上下相猜，根本没有统一指挥，各军最多守住自己的驻地，根本无法组织统一的巡江。

可以说，清军还没来，南明的这套防御体系已经自行崩溃了！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被清军打得崩溃的李自成，此时也进入湖北，决意“顺流东下，取江南为业”。

所有人都知道：兵力看起来最多的南明，其实已经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秒杀”

1645年二月初八，多铎奉命攻河南。

高杰死后，河南已经没有什么防御，30余州县，全部望风而向。

四月初九，清军兵分两路，南下进攻。

高杰旧将李成栋无心作战，放放气徐州逃走，清军不战而取徐州。

驻守淮安的刘泽清去打左良玉了，清军轻易突破淮河防线，长驱直入。

史可法冒雨抵达扬州，组织防御。

但是，南明军或已被调去与左梦庚作战，或故意避战，史可法只得到了刘肇基的4000兵支援，兵力薄弱。

扬州城破，史可法死。

随即，一波投降潮到来。

刘良佐、刘辅清、高杰旧将李本深、李成栋，悉数投降。

《明世祖实录》记载，扬州城破后，南明军缴械者达24万！

这些投降的明军掉头就开始进攻南明了！

还没完。

五月十三日，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率20余万大军投降。

弘光依仗的重镇，除兵力最薄弱的黄得功以外，其余将领的兵马悉数不战而降！

清军在突破长江防线时，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郑鸿逵、郑彩等人阻击还算顽强，清军遇到了挫折。

但是，清军看出守军没有统一指挥，趁雾择地顺利渡江，击败郑军，攻占镇江。

此时，南京城内尚有23万大军。

但是，弘光帝畏惧，乘马逃走，去芜湖找黄得功。

戍守南京的23万明军，全部不战而降！

黄得功倒是奋勇抵抗，但部下将领多已与清军约降。

黄得功与叛将刘良佐作战时，部下田雄一箭射中其喉，黄知大势已去，自杀。

弘光帝被俘，弘光小朝廷覆灭了。

基本相似的剧情

此后，南方陆续出现了多个小朝廷。

这些小朝廷的情况也与弘光政权类似。

尽管旧明军系统损耗、投降了，但由于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余部的加入，这些政权的兵力也大多比较强大。

比如，隆武帝，其手下有郑芝隆部20余万，另有湖广一带拥护的力量，合计6、70万。

后来的永历帝，不光兵力较强，手下更是拥有李定国这样的杰出将领辅佐。

然而，剧情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

大多是实力派人物迅速投降，小朝廷迅速崩溃。

只有永历帝支撑得久一些。由于身出西南，又得李定国的杰出将略和坚决抵抗，永历政权一度取得不少胜利，甚至萌生过恢复中原的想法。

然而，孙可望的背叛，郑成功对李定国的不配合等内部问题，使永历的辉煌昙花一现，也灭亡了。

总的来说，南明各小朝廷，尤其弘光政权，拥有较强的兵力，也拥有比较现成的官僚系统，恢复中原不敢说，但偏安一隅的条件比东晋、南宋看起来是好很多。

但是，除最后的永历政权外，几乎没有政权进行过像样的抵抗。

这是因为：他们空有系统架子，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的系统。

自古要稳居一方，都需要一套有效运转的系统。

要真正建立统治，总要有强有力的中心，凝聚各地，形成整体。

要防御北方势力，或沿淮，或沿河，或沿江，总要建立一套防御体系。

可是，小朝廷的帝王大多本是养尊处优的王爷，徒有皇族血脉，却既没有实际军政经验、才能，也没有基本实力。

而小朝廷的顶梁柱将领，大多原本就不是大明的忠臣良将，原本就是反复无常之人，他们既不会服从旧官僚士大夫的“以文制武”，也不会为小朝廷殊死奋战。

因此，对内，小朝廷根本无法制衡骄兵悍将，对外，小朝廷连基本的防御体系都无法运转。

如此，拿什么来维系半壁江山呢？

很多朋友说大清迅速平定南明，是大清厉害。

其实，实际情况是，即便清军不攻，南明自己就根本没有站住脚！不要说遇到大清，就是遇到当年的完颜兀术，他们也是扛不住的！

清军入关后，大明旧土总体上存在三种势力，一是占据北京并确立统治的清朝，二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势力，三是明朝遗老拥戴明宗室组建的南明政权。这三种势力中，惟独清朝达成了统一的、上下贯通的、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且战略目标明确，始终一贯，保证了全局指挥权的贯彻性，政令的执行与配合尚且良好。而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虽同属反清阵营，但他们缺少凝聚力，战略目标不清晰，更无明确的计划与实施步骤。因先天的阶级矛盾与后继的灭国之恨，南明政权也很难与农民军形成真心实意的统一战线，抗清力量的松散性，是其迅速垮台的根本原因。

清朝入关后的策略

清廷入主北京后，最为重要的是稳定官民的情绪，因为清军以往的风格是劫掠和迁移人口至关外。多尔衮的做法是将顺治接入北京，祭拜天地，正式定都，这代表清朝成为中土的稳定政权。

石河之战是吴三桂迎清军入关的模板，这标志着地主阶级与满清是能够达成合作的。多尔衮及时的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宣誓着清廷是愿意接纳明朝旧臣的，这就迎合了地主阶级的现实需求。

明亡之初，士绅就开始分化，在李自成的野蛮掠夺下，北方一部分士绅急于投靠强有力的政权，清廷定都、吴三桂获封，带来了明朝地主官僚投诚的蝴蝶效应。如山海关总兵高第、孔希贵、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御史卫周胤等等，还有通过降清官僚的举荐或自荐，成为清廷主政之初的官僚基础，如明大学士谢枡、冯铨、翰林院侍讲孙之獬等。

在阶级矛盾上，清初并没有激烈的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政策，反而提出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将民间矛盾焦点引导至农民军身上。加之李自成在入京之后，由于军纪不严，部下多有倾占百姓财产的举动，所以人民很容易接受清朝的争取。

清朝入关之后较为平缓的接手了北方，且不像李自成一样，与明朝的官僚体系水火不容。反而是利用明末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争取了大部分地主官僚、普通群众的支持，顺利的继承了明朝的行政架构，迅速进入国家机器的运转。由于明朝投降官员对农民军叛降不定的特点非常了解，也就指明了只剿不抚的方向，帮助清廷筛选出北方的农民军据点，各个击破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一个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能够上下一贯的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并付诸实践。

（多尔衮）

明清交替初期的形势与矛盾点

北方士绅分化以后，与投降派对立的士绅集团忠于民族立场，转向抗清或做遗民，或留居北方，或弃家南下，如明陕西副总兵孙守法、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南下士绅与南方本土士绅核心利益虽有差别，但内心驱动一致，他们不甘江山失于农民军，更不甘异族渔翁得利，于是由士绅集团产生的政治代表聚首南京，推举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统治，产生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拥兵数十万。此时进入了短暂的分裂时期，一时间四大政权并立，除了清朝和弘光政权，另外两个分别是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和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建立在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

“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明史》

这几个政权之间，清朝实力略占上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其他三个政权。而李自成与张献忠虽然是明末统一战线的义军，但长期不睦并非秘密。顺治元年七月，李自成派马科去四川“招安保宁一路”，力图在四川建立根基的张献忠与之爆发大规模冲突，这说明当时农民军并不能形成合力，反而是有利益冲突的。

这种冲突是正面的，而且是发生在两个较大的势力之间。如果放眼全国，各地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也是各自为战，不仅没有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团体，还会借着李自成、张献忠的旗号进行扩编、勒索、敲诈地方百姓。如满家洞起义军就是挂着大顺旗号“招摇撞骗”。

（朱聿剧照）

而南明政权标榜为正统，也算是明朝的流亡政府，所以与农民军“不共戴天”，所以南明政权一方面警惕着清军南下，一方面集中精力打击农民军势力，可以说战略重点仍然倾向于“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时期最困难的就是各个农民军势力，他们饱受清廷与南明双重打击，皆自顾不暇。

清朝正是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矛盾焦点，制定了先农民军，后南明的战略计划。顺治元年十月开始，英亲王阿济格率3万军经山西入陕、豫亲王多铎率2万军由河南趋陕，两路清军剑指西安。

多铎至十二月底渡黄河、破洛阳、定灵宝，进逼潼关，再以红衣大炮破关而入，直逼西安。阿济格到次年元月渡过黄河，沿线攻占绥德、延安等地。

（多铎）

李自成为避免腹背受敌而主动放弃西安，率残部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退入襄阳，并“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于三月攻占明将左良玉镇守的武昌城，企图沿长江东进夺取南京。李自成的路线证明了他是一个善于利用战略地理的军事领袖。也正是农民军处于长江流域的上游区域，弘光政权才会感受到威胁，制订出“联虏平冦”的战略。史可法就是这个策略的绝对支持者，是不是非常嘲讽？

阿济格利用弘光政权的国策，能够在追击李自成的同时，分兵绕道江西九江，切断李自成的去路，这是李自成战败的重要因素。李自成被杀后，大顺军残余在李过、郝摇旗、高夫人等率领下继续抗清，清军则占领了豫、陕、鄂大片地区，黄河流域乃至淮北地区基本被肃清。

多铎在李自成放弃西安后转兵东南，目标指向弘光政权。顺治二年三至四月，多铎部肃清豫东地区，由皖北分兵进攻徐州、亳州，旨在控制两淮咽喉，史可法就是在这个时期死在了扬州。扬州沦陷半个月后，清军一鼓作气渡过长江，攻下南京，于芜湖俘获朱由崧，弘光政权灭亡。

（清军进南京）

由此可见，清军攻打李自成时，就已经为战局走向做好了铺垫。从陕西的正东与东北方向进攻大顺政权，留下东南、正南两个缺口，要么将李自成推向四川，要么推向东南。这两个方向上一个是大西政权，一个是弘光政权。虽然武昌的左良玉当时已经不受弘光政权节制，但他是代表了不愿意归降的军事势力。所以清军的策略就是利用了这些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与山海关前坐山观虎斗，赢得吴三桂开关的模式如出一辙。

南明流亡政权的挣扎与失败

弘光覆灭后，江南半壁已经沦陷，清廷基本稳定了中原及江淮地区，温和的民族政策已达目的，此时诸多汉族官僚为表忠心，纷纷摇首献媚。所以清廷开始强硬的推行民族同化，“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的剃发令也变成了“留头不留发”的强硬政策。虽然激起反抗，但最终在军事镇压下得以平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嘉定三屠”。此后，清廷再以汉族投降官僚兵部尚书洪承畴经略江南，以汉治汉，稳定江南局势。

到了顺治三年，清军的维稳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于是开始向大西政权进军。此时大西政权统治区域内的明朝旧军官仍然进行着游击战，清军趁机攻打四川，张献忠在逃亡的路上被豪格部下乱箭射杀。至此，清朝统一战争算是取得阶段性胜利，但这也改变矛盾焦点，不过这种改变已经难以扭转形式，南明和农民军错过了最佳的联手机会。

在弘光时期，农民军与南明士绅的矛盾不可调和，这是汉族力量分裂与削弱的根本原因，清军正是利用此间矛盾，及时扩大统治区域，并敢于强硬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但当弘光覆灭，李自成、张献忠身死之后，明朝遗老与农民军的矛盾被抛之脑后，他们看清了形式，走到了一起。所以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与大顺军第二代领袖形成了支持与合作；大西军第二代领袖也在云贵地区主动接触永历政权，达成抗清统一战线。

虽然整体形势上形成了貌合神离的统一战线，但这两种集团都没有清除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南明流亡政权从娘胎里带出党争弊端，尤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集团最为严重。由于不同党派之间进行了长期你死我活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至相互仇恨的状态，不可能在同一阵营里救国救民，所以他们拥立不同的政权。即便在同一阵营，也不能精诚团结，出现很多投降和投机者。

弘光之后，隆武政权与鲁王监国政权并立，郑芝龙投降直接导致隆武政权覆灭；顺治三年十一月，唐王朱聿建称监国于广州，年号绍武；桂王朱由榔则在肇庆继位，年号永历。绍武政权建立之初就未将抗清作为第一要务，反而与永历政权相互攻伐，二者互争帝统，最终清军骗开广州城门，朱聿自缢殉国，邵武政权存在四十一天便被覆灭。永历帝见状逃往广西，欲与农民军合作，但地缘隔绝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形成有效的指挥，何况永历皇帝也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士绅利益的代言人。

农民军方面，大顺军分作两部，郝摇旗、刘体纯一部，李过、高一功一部，他们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取得一定成果，配合南明政权掀起了一次返清高潮。可当明军将领与农民军将领打扫战场时，谁也看不起谁，分脏不均后演化为军事冲突。清军趁机反攻，收回湖广，导致大顺军残部溃逃离散。

大顺残部败走之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的带领下再次联合永历政权。反清势力重整旗鼓再入湖广，川南地区也重归大西军。在取得胜利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爆发再次葬送抗清成果，二者爆发大规模军事攻伐，李定国本部人马阵前倒戈，被孙可望打败，而孙可望获胜之后立即叛变降清，以至贵州、广西皆落于清军之手，永历帝朱由榔于顺治十六年（1659）逃亡缅甸，后被降清将领吴三桂连哄带骗抓获，绞死于云南昆明。

综上，南明数个政权缺少足够的凝聚力，在弘光政权错过最佳的反清机会后，后继政权虽然与各地方武装义军、集团形成松散合作，但缺少实际可行的计划与步骤。整个抗清活动，除隆武帝有过五路兴师恢复南京的战略计划，并力图实施，其他则都乌有，中兴的时机和力量就此白白流失。从明亡到夔郧山区起义被扑灭共20年间，南明政权并没有一个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集成一股强大战斗力的领袖。所以各种抗清势力因循苟且，甚至为争权夺利、自残内讧。清朝利用这个致命弱点，有针对性的制订战略，从而完成了征服。

参考资料：《清世祖实录》、《明季南略》、《清史列传》 、《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