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讲座展揭密中国共产党西南联大基层党组织发展史，

精英摇篮西南联大，在战争中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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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清华大学等校筹划南迁。平津失陷后，又于1937年9月10日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北大的胡适、清华的顾毓琇、南开的何廉等知名教授组成筹备委员会，以蒋、梅、张三校长任常务委员，决定在中央庚款外，拨款50万元作为经费。

长沙临大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全校设文、理、工、法商4院17系，共有老师148人，学生1452人。

1937年底，南京失守，长沙也岌岌可危。1938年1月19日，国民政府批准长沙临大西迁昆明。长沙临大决定迁滇前，广西省政府也曾表示欢迎临大到广西桂林或省内其他城市办学。北大经济系主任秦瓒教授则提出应该迁往四季如春的昆明，理由是云南峰峦叠嶂，日军难以进犯，相对较为安全。加之云南有滇越、滇缅两条公路通往国外，便于学校与外界的交流和办学，临大常委们当即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

1938年1月，长沙临大任命秦瓒为先遣队长，与同为迁校筹备委员的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和清华大学的王明之等组成第一批人员赴昆明筹建西南联大。当时规定教职员搬迁费为65元，学生20元，教职员和学生统一限于3月15日以前在昆明报到。1938年初，师生们开始分三路入滇西迁。

第一路为湘黔滇旅行团，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284个学生分成18个小队，11个教师组成辅导团。南开黄钰生、北大曾昭伦、清华闻一多、李继侗、袁复5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黄钰生任主席。由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还配有炊事员和医生，两辆卡车负责运送行李。该团于1938年2月19日出发上路，在闻一多、黄子坚等教师的带领下，一路栉风沐雨，翻山越岭，由长沙搭船到益阳县，再从益阳步行经湘西到达沅陵，在沅陵乘卡车到晃县，随后穿越云贵高原转滇越铁路于4月28日抵昆，全程3000多公里，其中步行路程约1300公里，历时68天。

对于大学的师生来说，这长达2000多里的征途几乎都是人生的第一次，谁也没有用自己的双脚走过这么长的路。

时年40岁的闻一多不顾体弱，他说：“现在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一路上虽然历尽艰辛，但他却仍然意气风发挥笔作画，沿途画了50多幅写生。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杨振声教授听说闻一多要参加步行，曾打趣地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材同行。”第一旅行团到达昆明后，闻一多见到杨振声，也风趣地说：“如果我带着棺材走的话，现在可以送给你了。”

师生们一路考察，采集标本，收集民歌民谣，访问少数民族村寨，受到沿途各地方政府和当地老百姓的热情接待。学生们不仅经受了体力和意志的锻炼，还学到了许多从课堂里、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此时在美国的胡适听到师生们的徒步壮举后，深为感动，于是自费把师生徒步西迁的照片放大，散布到全美国，宣传联大这段光荣历史，说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值得纪念的。

第二路人员主要是女老师、女生和身体较弱的师生及教职员眷属，由长沙经广州、香港、海防、河内和滇越铁路入昆明，沿途均设置了接待站；第三路由陈岱孙教授组织，从长沙经桂林、南宁、河内和滇越铁路进入昆明，冯友兰、朱自清等均走此路线。

1938年4月2日，学校奉教育部令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于5月4日正式上课，从4月28日三路师生胜利会合到此时仅六天就开学复课，充分说明了西南联大办事效率之高。

1938年3月15日校常委会又决定设蒙自分校，文、法学院在蒙自上课。理学院及校本部在昆明大西门外，工学院在拓东路。1938年8月23日，文法学院迁回昆明，购得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8月，遵照教育部下达的命令增设师范学院，并将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教育学部分划归师院，该系改名为哲学心理学系，后云南大学教育系也并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

至此，联大共有5院26系及2个专修科，即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理学院（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由此，西南联大成为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

1938年9月，日机首次空袭昆明。一些学校外迁，西南联大借得昆华工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昆华中学的校舍，1938年至1939年度的第一学期才得以在12月1日上课，师范学院则推迟至12月12日上课，该年度招收新生700余人。1939年4月新校舍落成，有土墙茅草顶的学生宿舍36栋，土墙铁皮顶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砖木结构的食堂2栋，图书馆1栋，至此西南联大初具规模。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因交通不便，西南联大继续在昆明办学一年，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在昆明的教学活动就此终结，三校陆续北返平津。7月31日，西南联大宣布正式结束。

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5月4日这8年里，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本科毕业生3732人，研究生毕业75人。毕业生中，有的是在战前入学的，具有三校各自的学籍，毕业时拿三校各自的文凭，有的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入学的，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时，自愿登记转往三校继续学习的1665人，其中北大666人，清华936人，南开63人。

坚韧的名流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

如果有机会去昆明的西南联大原校址，面对那些坑坑洼洼的红土小径、那些铁皮屋顶和泥土地面、那些有窗没玻璃的平房，你可以想象在很多年前，站在这些简陋校舍讲台上的著名教授们，用他们深厚的学养娓娓而谈，讲台下是一双双对知识如饥似渴的眼睛。在炮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这该是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图画。

若干年后，这些当年的莘莘学子中也涌现了大批的学者专家。

让我们来看看西南联大这些如雷贯耳的部分师生名单吧：

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周培源、邓稼先、丁肇中、朱光亚、王竹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赵九章、李楷文、汤用彤、谢玮、黄昆、宋平、彭佩云、汪国真、潘光旦、江泽涵、吴晗、张奚若、李庆海、任继愈……

这其中，哪一个名字不是头上笼罩着耀眼的光环？又有哪一个名字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联大不仅集中了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师资力量，还聘请了一些外籍学者、教授，如米士、白英、温德、葛邦福等，再加上不定期地聘请客座学者讲学，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李约瑟、华莱士、费正清夫妇和老舍、曹禺、林语堂等都曾任过联大的客座教授。

这无与伦比的强大教师阵容，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前来报考，青年们都以考取联大为殊荣，在同时被几所学校录取时，学生们宁肯舍近求远，奔赴昆明。这些联大毕业的学生，有些人牺牲在抗日的疆场，有更多的人成为日后中国知识界的中坚和学术带头人。有资料统计，1955年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473名学部委员中，原西南联大的师生竟然有118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等人。

联大师生在国难当头时所迸发出的那种为民族复兴、为国家强盛而努力教学的精神力量，体现了校歌中所描述的悲壮情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竭。中兴业，需人杰。”在这样的感召下，便有了闻一多蓄须明志抗日之举，便有了钱穆在空袭警报频来时凭记忆写成了两卷本的《国史大纲》。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回忆道，他对现代物理学的鉴赏力是当年在昆明求学时养成的。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碑文中，冯友兰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联大师生们说，在战争中我们的责任就是护卫中国的文化，他们说：“前方的将士在护卫中国的躯体，而后方的书生们则在护卫我们民族的灵魂。”

曾经有位记者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的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联大的师生也是这样，虽然他们失去了平津的校园，然而，他们心中的校园并未失去。“凡我在处就是清华，就是北大，就是南开！”凡联大所在之处就代表着中国自强不息的文化。

钱钟书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1937年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去做研究，原来想留在法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回国时，国内有很多大学争相聘请他讲学，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抢先了一步。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力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黄延复在《钱钟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录了当时冯友兰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弟意名义可与之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应不低于此二人方好……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描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所发的议论，与他在西南联大的这段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他在联大教书时还不到30岁，又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正是年富力强、风流倜傥的好年华。

在联大的教师团队里，吴大猷是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其研究领域涉及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等离子体及其动力学理论、核物理、天文物理、统计物理、散射理论及相对论等，内容十分广泛。他对现代物理学的许多理论有着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常常能够提出自己独到而有深度的见解，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他家住在离联大十里路的岗头村，每天他去上课，都要走1个小时左右，早晨5点多就要起程。“累是不必讲了，穿皮鞋走石子路，一天来回20多里，用不了几天，皮鞋就要打掌。”他不但自己长期抱病坚持教学，他的夫人阮冠世也长期患肺结核，全家人的生活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吴大猷仍然著书立说，写成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该书获得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丁文江奖，他是继李方桂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人。

对于这段抗战期间的经历和他自己发奋图强的精神，吴大猷在《回忆》中感叹道：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是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每月发薪，纸币满箱，因为物价直线上升，所以拿到薪水后，除手头留些用于买菜的零用之外，大家都立刻拿去买容易保存，不易坏的东西，如米、炭等。

很多外省人为了在将来战争结束时回乡准备路费，都在摆地摊卖东西，我可能是教授中最先出马的一个。抗战初期时，托人由中国香港带来较好的东西，也陆续卖光了，等到1946年春复员离开昆明时，我和冠世的东西，只需用两个手提箱就足够装，还不是满的。

在当时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吴大猷仍坚持科学研究，他回忆说：

……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了一位助教帮我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

我想，在20世纪的任何实验室里，不会有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易木架做成的分光仪。

吴大猷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培养李政道的经过也十分感人，吴大猷的回忆道：1945年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不到20岁的孩子来找我，这个孩子叫李政道。李原在广西万山内迁的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那时恰逢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及格了……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

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还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多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也不需要我详细讲解就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1946年吴大猷去美国考察，按规定可以带两个年轻人随行，于是他选择了武汉籍的朱光亚和李政道两个人。李政道因无大学毕业文凭，一般大学的研究生院不收，最后是芝加哥大学爱惜人才，通过选拔考试，李政道才顺利地被该校录取。吴大猷慧眼识珠，使得李政道此后得以展示其夺目的光彩。

而另一位学生朱光亚也是后来大有建树的学者，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朱光亚在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

朱光亚是中国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政协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不得了”与“了不得”

西南联大绝大部分学生都来自沦陷区和战区，都是离别家乡与父母，独自一人跟随学校内迁的。战争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使他们无法得到家里的接济。联大学生自治会曾数次上书学校领导，反映生活问题：

颠沛流离，辗转来昆，得身受春风，固属万幸。然以物价高涨百物腾贵，学生等又家乡沦陷，接济无门，是以身心苦痛无日。此生活既处风雨飘摇，伏案又岂得安心？

西南联大曾编写过两本《联大八年》，其中有一篇《八年来同学的生活与学习》谈到学生的伙食：

同学的伙食在民国二十七年时每月只要7元，还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至三十年时已涨到每月200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地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费涨到1000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元，三十五年一万元，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由于生活费用上涨，不仅剃头洗衣成问题，即按月伙食的费用，也逼得学生走投无路。有的除开自己而外，还得肩负弟妹的生活负担，为谋解决的办法，兼差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先是对这些学生实行贷金及公费制，以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战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大后方总计有128000余人，西南联大学生领取救济金的占学生总人数的35%。在当时，教育经费是仅次于国防经费的第二项开支。当时我国大学生的数量在总人口里占的比例是万分之一，仅是欧美国家比例的百分之一，所以保障学生的生活就成了国民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即便如此，少得可怜的补助金和“膳食贷金”仍难以维持学业与生计，学生只得自办膳食团。因为联大学生食堂伙食质量较差，一日只有两餐，由国家提供，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早餐要自理。学生们自嘲：“我们吃的是沙石俱全的‘八宝饭’！”米中有沙子，有时甚至还有老鼠屎，有时菜里连盐都没有。

因营养不足，课业繁重，有的学生被迫因病休学，有的晕倒在课堂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奖学金，多数人要靠打工维持生计，包括到中学兼课、做家教等。

为了帮助同学们解决实际困难，学校想了许多办法。图书馆和不少系科纷纷安排一些简单的有偿劳动，如看管图书、整理资料等，以便让学生赚取一点生活费。北平图书馆主持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需要人剪贴报纸，抄写资料等；工学院土木系教授李庆海，帮助同学成立清华服务社为美军测量绘图；云南图书馆在编地方志时需要抄录史料，云南省民政厅和建设厅需要有人刻蜡版等，各种需要临时性工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联大学生的身影。有人估计，联大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做过各式各样的兼职，甚至有的学生去做大西门城楼上打午炮报时的活计。

兼差不仅解决了学生们的生计，更让他们品尝到了人生的艰辛，体会到能继续学业是件不容易的事，从而更加珍惜读书的时光。

又因书籍短缺，学生中发起了一种互通有无的方法，高年级学生学过的书籍，用不着了，或急等钱用，便写张纸条，贴在民主墙或食堂外面，需要者便上门议价。充满在联大布告栏上的除了校方布告外，最多的就是同学们出让私人物品的广告。这些小广告也充满了意趣，比如广告上说：“某某东西定价3元出让。”后面就会有人写道：“2元卖不卖？”

尽管联大是抗战时后方最大、学科最完备的大学，但校舍简陋得出奇，条件艰苦得惊人。初建时，下无寸土，上无片瓦，只能借用昆明一些学校的校舍，但昆明城区的学校实在太少，以致联大各院系不得不分散于昆明城内和郊外各地。理学院设在北郊，工学院在东郊，法学院和文学院竟远在200公里以外的蒙自县。

1939年学校在昆明西郊购买了120亩荒坟地重建的新校舍（今云南师大校址），全是泥地土坯墙、木格窗的平房，除图书馆是瓦顶，教室是铁皮屋顶外，宿舍则用茅草覆顶。宿舍是由梁思成设计的，但因经费严重不足，即便是建筑大师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教室夏天如同蒸笼，冬天则寒风穿堂入室，窗户是用棉纸糊的，一刮风，沙沙作响。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教授讲课要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雨声和风声。

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因下雨，学生根本听不到他讲课的声音，万般无奈之下，陈教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几个字。

宿舍是土坯草屋，睡的是上下双层床，室内灯光暗淡。一间大房间里要住40人，双层床一排排地摆满。遇上大雨，木床上层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了用场。学生的衣着就更简单了，多数是褪了色的黄制服，天气冷了就加一件黑色棉大衣，遮住缀着一层层各色补丁的破裤子。有些同学几个人合用一件长衫，谁进城就谁穿。因为新校舍是在泥土松软的坟地中建的，地上泥泞，床下长草，一到下雨天就到处是烂泥。路上也是一个个的水坑，一双鞋穿一个雨季就破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破了洞叫作“空前绝后”。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有一句名言：“大学之大不在有无高楼，而在于有无大师。”西南联大恰恰有大师而无高楼。那时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参观昆明的西南联大校舍后，感慨地说道：“看了西南联大的师生学习、生活情况后，感到西南联大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不得了，但是精神生活了不得！”

战火中的辉煌

即便如此，校园内仍是生机勃勃、学习氛围浓厚。每每于钟声响后，男女学生便满院奔跑。但他们既非逃空袭，也不是避火灾，而是去抢座位的。因为当时的联大学生，每班有四五十人之多，因座椅设备不齐全，去晚了就要站着。不仅“罚站”，有时连黑板都看不见。

遇到名教授上课，教室内外更是挤满了人，好些人站着记笔记。当时校图书馆库藏书少，参考书也不足，有些教授为了备好一堂课，往往需要四处寻觅有关书刊，常常挑灯夜战赶编讲义。联大许多教授，如周培源、吴大猷等为了躲避空袭迁到郊区居住，住得最远的是在50多里外的呈贡。由于住得分散，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为了讲课时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他们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讲授的方式，一门3学分的课程必按每周三次来校授课，教授们不辞辛劳往返数小时，从不迟到一分钟，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深受同学的敬重。

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回忆说，图书馆座位太少，而且只有煤油灯。每天晚上规定7点开放，但是每每在6点就有学生在门口排队了。当地茶馆晚上有汽灯，于是也成为学生们学习的好去处，买一杯茶，可以占着这个位子坐一个晚上，甚至一天。因此学生们看书多半在茶馆，按当时联大学生的说法叫作“泡”，只要五分钱就够了，这还是喝茶，若是喝白开水只要三分钱。既省得去图书馆人挤人，而且光线也好得多。所以每天晚上都有些联大的学生占据着茶馆，叫作“开矿”。汪曾祺最初的一些小说就是在茶馆里构思写就的，他后来自认“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昆明街头的大小茶馆，像是为数众多的联大图书馆分馆，同学们亲切地称茶馆为“校外的第二学习阵地”。

当年西南联大学生上课时用的课桌椅，大家都戏称之为“活腿椅”。但是就在这些破桌椅上，培养了一大批的科学家，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物理学家丁肇中等，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极深造诣的学者大家，任继愈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1938年，任继愈考取西南联大的北大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成为哲学家汤用彤教授的得意弟子，他对联大充满了感激：我觉得联大有个好的传统，那就是相信同学自己的能力，好多课程不是把着手教的，而是自己读、自己看，这个很有好处。而且老师也不鼓励死记硬背，死记硬背答的卷子，分数都很低的。

物理学家黄昆教授，当年是吴大猷的硕士生，他回忆道：

西南联大从学术方面来讲是很强的。我记得我后来到英国读研究生时，与其他同学比较起来，我明显地比他们基础要强。虽然我是去读博士生，从我实际的情况看，甚至已达到博士后的水平，这就完全反映了当时西南联大在学术方面深厚的底蕴。

物理系学生杨振宁后来回忆说：

当年的课堂笔记，现在仍然有用。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着丰富的内涵，例如，教授可以自由流动，由教授而非政府官员来管理学校，合法地和非暴力地对政府进行抗争，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把学术自由作为第一要务等。西南联大的学者都有着殚精竭虑、笔耕不辍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对国家民族的一腔热忱，在学术上的成功也无不来自国难的激励。

联大是由两所国立大学和一所私立大学所组成的，三校的经费来源各不相同。北京大学的经费由国民政府拨给，南开大学的经费是自筹自用，清华大学的经费靠的是庚子赔款，但抗战后庚款停止，因此实际上也是依靠国民政府拨给的。据此，西南联大的每年经费预算为120万法币，仅仅相当于抗战前清华大学一所学校的经费数额。

北大和清华是北方最好的国立大学，而南开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但即便是这样，北大和清华还是比私立的南开的学术力量远为强大。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长期战乱的环境中，私立大学办学相当困难，经费始终是个大问题。南开在没有并入联大之前，饱受经费缺乏的困扰，只有不断扩大招生，从学费中寻找生路，但是私立大学好在不需要依靠政府，所以有自由研究的精神。

当时的昆明，是在与蒋介石一直有矛盾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保护下，呈现的是一番独特的景象：言论自由、社会政治活动成风。西南联合大学因而成为当时共产党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后方堡垒。许多新中国成立后在重要岗位上的领导，也都出自西南联大，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不少省市的领导人当时都是在联大就读的中共地下党员。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在昆明有一座联大从军纪念碑，在这座石碑上，镌刻着联大834名从军学生的姓名。实际上，战时联大离校参军的学生远不止此数，在长沙临大时期校方记录还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他们都是自愿暂时放弃学业，立志从军的，很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中国战场已经从1943年起转入反攻阶段，1944年，日本已经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本军队在中国南方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已经是拼凑起来的非精锐部队。而这时，接收了大部分国际军事援助物资，特别是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尤其是驻印军和远征军都感到兵员严重不足，尤其是能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兵员非常缺乏。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弥补兵源不足的状况，并改善兵源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而实际上，就在这一年，在大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了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陆续空运到印度去。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时称：

“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

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国也是委员之一。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是当年国民政府的一句征兵口号，这个口号惨烈而不失悲壮!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在此口号的激励下，十多万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远征军走上了征程，并将他们的热血、生命和报国的忠诚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

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团长都是由嫡系部队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的。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

10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等法规，规定男性知识青年年满18岁~35岁者，受中等以上之教育或具有相当知识程度者，体格标准符合条件者，均得志愿参加，数额暂定为十万人；除照远征军之待遇办理外，副食费酌量增加；服役期限定为两年，期满后退伍。

13天后，教育部也出台了《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不仅对从军学生一律保留学籍，而且还对从军学生退伍做出了优先录取、减少学期、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优待办法。

为鼓励学生从军，一些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一些省市县的长官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去报名，学生青年投笔从戎成为当时一大潮流。

据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学生的人数竟达到在校生的1/3，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也要求参军。一时间，从陪都重庆到贵州、云南、甘肃、广西、陕西等大后方，甚至敌占区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市，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

当时在很多大学都展开了学生从军的大讨论，对知识分子去当兵值不值得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报刊上也连篇累牍地刊发文章，如《有血性者，死国之时也》、《从军行》、《祖迈、父老、母死、弟幼、妻无子，都不能阻止我从军》等。在中央政治大学甚至还展开了“大学生从军划算吗”的大会辩论，绝大多数同学都表达了“以身许国，甘当普通一兵，战死沙场”的决心，社会各界也是一片支持的声浪。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遍全国，很快，各地征集人数突破了原定十万人的数额。

据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宣布，1945年1月1日应征入伍的青年远征军共有12万人在各基地接受训练。1945年4月底，实际入营者为8 5万余人，后因一部分人补充远征军及出国接受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到抗战结束，在国内实有76000余人。

青年军成立初期九个师的师长分别是201师戴之奇，驻璧山；202师罗泽闿，驻綦江；203师钟彬，驻万县；204师覃异之，驻泸县；205师刘安棋，驻贵阳；206师杨彬，驻陕西汉中；207师罗又伦，驻昆明；208师黄珍吾，驻江西玉山；209师温鸣剑，驻福建上杭，总计约13万余人。

9个师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6军、第9军、第31军，还有相当一部分调入新1军、新6军、第5军、辎重汽车第14团、第15团、宪兵教导第3团、第4团、第5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拨给印缅远征军的青年军总数在1万余人，他们在印度受训结业后，很快被派到印缅前线担任交通运输、坦克兵等技术兵种工作。

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戍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的青年军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很特别，也是很神秘的部队。关于青年军的资料很少，它们的番号、建制、武器配备等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绝密。目前在中国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中，很多都是这批青年军的后代，平均年纪大约在50岁。

在这个从军报国的热潮中，联大有800余名同学赶赴前线，有的担任盟军翻译，有的同学参加远征军到了印度、缅甸。航空系同学则直接参加空军服务，担任飞行员，承担飞越“驼峰”航线运输物资的任务。

当时在昆明，由于美军援华的机构非常多，从空军的各个指挥机构到各级招待所，有数十个之多，因此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西南联大以及其他学校的很多学生都担任了美军翻译。一时间，昆明便有了“五千译员”一说。

联大校长梅贻琦儿子梅祖彦当时是联大理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他也想跟同学们一起投笔从戎。梅贻琦一开始并不支持他，认为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但在儿子一再坚持下，梅贻琦便毅然把儿子送到了前线。

梅祖彦告别父亲，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军中。这些军队中有一支新军，它的统帅便是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孙立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孙立人时任远征军新38师的指挥官，他的部队是史迪威军事改革的样板部队，拥有全副美式装备，这支新军中有大量高素质的知识型军官，而且士兵待遇好。

1943年冬天，为能打通中印公路，新38师迅速向缅北推进，涉险挺进死亡地带。两个月后，攻占太伯卡和甘卡，而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顽敌，攻击缅北重镇孟拱。日军做梦也未曾料到，孙立人竟会如此勇猛。密支那被攻克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五大王牌之一。

正是在这支军队中，梅祖彦和他的同学们实践着他们报国的理想。

联大师生大批从军，“秀才就是兵”。他们的从军不但提高了军队的素质，也改变了士兵的形象和人们对军人的固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