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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担任三个中央局书记始末

文/水新营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刘少奇按照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指示精神，多次临危受命，先后担任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书记，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地开辟根据地和领导工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的非凡才干也得到毛泽东和全党同志的高度认可，为他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担任北方局书记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为此，1936年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的名义前往天津。他在主持北方局工作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为执行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刘少奇正在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7月16日，他临危受命，再次出任北方局书记。8月初，根据中央指示，刘少奇在太原重新组建了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这样，刘少奇就正式以华北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的身份，担负起了领导华北抗日斗争的重任。

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之初，华北地区的对日作战是以国民党军的正规战为主，但他已敏锐地意识到，游击战将在未来华北地区的抗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将主要体现于游击战中。随着华北战局的发展，太原失守前夕，9月下旬，刘少奇和在太原的周恩来经过研究，把华北划分为九个开展游击战争的省区：（一）绥西（二）绥察边（三）晋西北（四）晋南（五）冀察晋（以阜平五台山为中心）（六）直南（指河北南部）（七）直中（指河北中部）（八）冀东（平津在内）（九）山东。在绥西和绥察边，主要通过原来的地下党组织及派出党员去做工作。在山东、直南、直中等地，主要利用一些统战关系，去进行动员民众的工作。在晋西北，刘少奇指示120师贺龙部利用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并把旧政权改造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在晋察冀三角地区，他派出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李葆华率相当数量的干部奔赴那里，成立晋察冀临时省委，以八路军政治部及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共同名义，动员同蒲路东和正太路北的各县民众，开展游击战争。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右）、副书记杨尚昆在山西。

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了署名陶尚行的《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文章系统分析和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前途、条件和各种政策，是中共党内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最早著作。11月15日，刘少奇在为北方局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根据太原失守后华北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提出，“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根据地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改造与建立各县、区、乡政府”。刘少奇还比较早地提出要把八路军扩大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集团军，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建立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正因为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所以华北抗日根据地迅速地建立了起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阎锡山深知他的旧军不能抵抗日军。一天，他找到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想请他先组织一个团的新军试试。薄一波请示了北方局，刘少奇答复:“要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你赶快回去，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外，主要的精力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此后，薄一波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组建新军的工作上。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总队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至1938年初，决死队已发展到四个纵队（相当于旅）3万余人，成为一支驰骋华北战场的抗日劲旅。山西新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地区，先后和八路军其他部队一起开辟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

在冀中，受党中央、毛泽东的派遣，孟庆山从延安到达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组建河北游击军。1937年10月，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东北军第53军691团团长、中共秘密党员吕正操拒绝国民党政府南撤的命令，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率全团官兵留在敌后。并在河北晋县小樵镇改编部队，691团改称“人民抗日自卫军”，随后，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开始了创建冀中根军地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奉行片面抗战的错误策略，无力抵挡日军的进攻，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此之后，刘少奇更加注重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加快创建领导华北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又派黄敬率一批干部赶赴晋察冀地区，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同时，成立与各个军分区领导范围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1938年1月，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阜平成立。成为插在日军占领区的一把尖刀和晋察冀边区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全面抗战开始后，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图为刘少奇在抗日前线同彭德怀、杨尚昆合影。

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成立，标志着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等五省之各一部，面积40万平方公里，共108个县，约2500万人。边区政府既领导抗日战争，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还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主政权的雏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冀东平原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日军在占领东三省之后，把这个地区作为它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刘少奇认为，冀东是一个战略要地，又是交通要道。在冀东成功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就可以扼住敌人的咽喉，牵制和消耗敌人的兵力，配合全国抗战。

1937年9月底、10月初，刘少奇给河北省委负责人写了一封指示信，要求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同时，他委派李运昌回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着手组织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3月中旬，刘少奇奉命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仍继续指导北方局工作，提出加强与布置冀东工作。1938年7月，在河北滦县、遵化、丰润、迁安等地发动了有20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暴动，成为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对如何巩固冀东暴动的胜利成果，刘少奇十分关注，与毛泽东等联名发出指示，着重强调了暴动部队必须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克服一切困难，创建抗日根据地。

到1938年10月，华北地区的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均已建立，并发展壮大。八路军部队人数也很快增至15.6万人。这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同刘少奇卓有成效的工作分不开的。随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刘少奇又踏上新的征程。

担任中原局书记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上，刘少奇在华北的工作受到与会同志的充分肯定。针对华中地区党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受王明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作用认识不足，敌后根据地建设薄弱等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任职期间，刘少奇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担当起“发展华中”的重任。

华中地处黄河与长江之间，是连接华北与华南的枢纽，地域宽广，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同几十名干部一起离开延安，前往华中。1939年1月下旬，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他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主持召开了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会议，部署安排了中原各地的工作。为了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他在竹沟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在竹沟，刘少奇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讲演稿，并多次给学员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广大学员的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竹沟为中原各地先后培养了4000多名各类学员，被人们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小延安”。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共中原局书记，赴华中开辟工作。图为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后排右三为刘少奇。

当刘少奇抵达鄂豫边区时，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他召开鄂豫边党政军领导会议，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在组织上，中原局撤销了河南、湖北两省委，成立了鄂豫、鄂豫皖、鄂中、鄂西北四个区党委。同时开始建立、恢复和发展县以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武装群众。

1939年1月中旬，根据中原局命令，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全队160余人。随后，李先念率部积极在鄂中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6月，中原局决定统一整编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5个团。1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鄂豫边、鄂豫皖、鄂中三个区委，成立新的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由郑位三任书记，李先念为军事部长。同时将边区各地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后根据刘少奇建议，改称挺进纵队。到1940年底，鄂豫边区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挺进纵队拥有1万余人枪，成为在中原地区我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抗日力量。

1939年10月底，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和部分干部，离开竹沟镇，东进皖东。途中，刘少奇到豫皖苏边区的涡北新兴集视察工作。在豫皖苏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刘少奇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基本方针，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困难。至1940年初，涡北新兴集已成为豫皖苏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2月，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9个团，共12000余人。7月，中原局将南下的八路军第344旅(欠第687团)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合编，成立八路军第四纵队，兵力达17000余人，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以八路军新2旅及687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成立八路军第五纵队，兵力近两万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为“大体上解决苏北准备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率领一批干部到达皖东定远大桥镇，中原局领导机关随之转移到皖东。刘少奇到达皖东后，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贯彻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扭转了王明右倾思想在华中造成的被动局面，是华中工作打开新局面的重要转折点。他严肃批评了在华中地区影响较深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等错误口号，指出华中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给国民党“抬轿子”，而不去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说: “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针对有些同志怕人家说这是招兵买马的思想，刘少奇坚定地说:我看能招到兵买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他对党的抗战方针通俗透彻的阐释，消除了皖东不少党内同志心中的种种疑虑，对皖东党的思想、作风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1940年3月，定远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这是华中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随后，滁县、凤阳、全椒、和县、嘉山、来安、天长等地也建立了民主政权。新四军第四、五支队也由原来的7000人扩大到1万余人。到1940年6月，皖东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规模，根据地人口达到150余万，成为挺进苏北的巩固阵地。

苏北是联结华北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的重要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刘少奇在东进皖东时，就对华中各种政治力量和我党我军的战略发展方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作出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根据中原局指示，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迅速南下进入苏北，南面的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7000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等部占领盐城并与新四军陈毅部胜利会师。

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盐城。同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以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代理总指挥，胡服（刘少奇化名）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所有陇海线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接着，在刘少奇主持下，在海安召开苏北临时参议会，按照抗日民主政权“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抗日政权，组建了地方抗日武装，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也得到扩大。苏北抗战新局面从此开创起来。

◆1941年任华中局书记时的刘少奇。

1941年1月初，正当苏北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在反复权衡利弊后，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建议，被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这一建议使新四军迅速化被动为主动，在遭受皖南事变的局部损失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月下旬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身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又兼任了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重任。

4月下旬，为了统一领导大江南北的党政军民各项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刘少奇在担任中原局书记两年多时间里，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担任华中局书记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刘少奇下大气力狠抓部队整编工作。他针对皖南事变后一些人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番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整编后，新四军全军共编为7个师，计9万余人，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成为一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强大力量。其辖区也大为扩大，北至陇海铁路，南到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已远远超出原来中原局的管辖范围。不久，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刘少奇继续担任书记，还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此时，发展华中的任务已经完成，巩固华中成为新的任务。

1941年5月6日，刘少奇在盐城主持召开华中局会议。会上，他作了关于华中形势的报告。他指出华中地区敌、顽、我之间的三角斗争，是一个相持的长期的斗争，并提出了“发展易，巩固难，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的指导思想。他还提出巩固华中工作的几个重要方面：加强军队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人力财力物力加上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胜利。”

◆1941年，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演讲。

5月15日至19日，刘少奇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决定了华中地区军队的任务。他认为，从抗战爆发以来，在长江局和东南局的错误指导下，华中地区没有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一味强调华中特殊，不敢向敌后发展。“坐等不发展，守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结果守了个老虎来，把自己吃掉了。”会上确定了新四军的行动范围，在战略方向上着重巩固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大力经营苏南和鄂豫边区，坚持皖南，发展皖南、浙东，并伺机向浙西、浙南发展。

6月6日至7日，刘少奇还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检查总结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针对建军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在会上发言说：“如果不好好的加强我们部队的建设工作，那我们连现在都维持不下去。”因此，他提出“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部队的正规化，加强我们部队党化的程度”。上述两次会议，统一了华中地方和部队各级干部的思想，提高了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为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新四军也由重建时的9万余人很快发展到13万余人。

刘少奇一直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他曾说：“要把工作做好，首先要我们党员好。”在华中期间，他连续写了一系列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文章。华中局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训，刘少奇提议创办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他亲自兼任校长，经常到党校讲课，主要讲授党史、形势、战略策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其中所作的《论党内斗争》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报告在华中地区乃至全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巩固，对江南的日伪军构成极大的威胁。他们企图迅速控制和伪化整个苏北，于是加紧对新四军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为此，刘少奇领导各根据地军民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扫荡”斗争。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队三方互相依靠，紧密配合，与敌斗争，使日伪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被迫停止对苏北的“扫荡”。随后，华中各根据地转入深入持久的敌后斗争。

◆1942年底，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1943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图为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

1942年2月15日起，华中局在江苏阜宁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正式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华中三年来的工作，指出：“一般的说，在开辟与发展华中敌后工作的任务上，基本上是完成了”；“我军在华中敌后已相当的最后的站稳了我们的脚跟”。3月5日，他在会议总结时指出：这次会议将成为华中今后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把华中根据地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刘少奇在会上还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他走后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从1936年初受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开始，刘少奇的思想水平、领导能力、工作成绩，在党内不断地受到肯定和赞扬。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的不少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也开始从各个方面认识到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党内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上，包括陈云、任弼时、康生等在内的不少与会者，都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其中，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因此，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合，如刘少奇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从这次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地位的变化，所反映的是党内的共同呼声。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不仅是毛泽东的个人选择，也是全党的共同选择。

会后不久，毛泽东即多次致电刘少奇，表示希望他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七大后即在延安休养身体，并指挥华中。其中10月11日的电文说：“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1942年1月13日，中央再发电报通知，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七大。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从江苏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征程。在华中3年多时间，他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殚精竭虑，充分展现了他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正如陈毅所说：“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3年时间，但这3年，是血雨腥风的3年，是不平凡的3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回延安的途中，他受毛泽东委托，代表中共中央来解决山东问题，统一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了各方面政策，有力扭转了山东抗战的被动局面，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良好局面。12月30日，刘少奇经过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回到延安。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刘少奇还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他在党内实际上的“第二把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