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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急电毛主席：你们赶紧派两个师来边境

1942年5月，德军在苏联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50万多万苏军在德军的炮火之下灰飞烟灭，通向苏联南部腹地的大门已经打开。

7月17日，百万德军兵临斯大林格勒。9月13日，希特勒飞临前线，亲自召见了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他命令德军立即对该城发动总攻。在德军的进攻下，苏军节节败退。到了11月初，德军已经占领了80%的城区，苏军残部被压制在伏尔加河一线。在德军看来，斯大林格勒的沦陷只是个时间问题。

斯大林格勒极度危急，这让斯大林也心急如焚。他一面号召苏军尽最大的力量拖住德军，另一方面他也在调兵遣将，试图集结一支大军，一举将德军驱逐出城。

斯大林明白，要击败如狼似虎的德军，除了靠苏军自身的英勇奋战，同时还需要寻求外援。因此一方面，斯大林加紧向美国、英国讨要物资援助；另一方面，斯大林还将目光投向了他们在东方的盟友——八路军。

1942年9月，俄语翻译师哲急匆匆地找到了毛主席，说是斯大林又发来电报了。毛泽东打开电报一看，署名正是约瑟夫·斯大林本人。

在电报中，斯大林要求八路军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接受苏军提供的可以装备一两个师的先进武器。

长期以来，是斯大林将援助中国抗战的装备都提供给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援助八路军武器，这还是苏联人第一次提出。从当时的局势看，八路军确实非常需要这些武器。此时日军正集中兵力围剿我抗日根据地，而蒋介石也屡次掀起反共高潮，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弹药供应。此时的八路军虽空有数十万大军，却陷于缺枪少弹的境地。若能得到两个师的苏式装备，别说是国民党了，就算是打败日军也不在话下。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却拒绝了斯大林的“好意”。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斯大林第一次向毛泽东求援了。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巴巴罗萨计划的序幕。由于斯大林一再误判战争开始的时间，导致百万苏军一触即溃。在短时间内，德国占领了苏联在欧洲大部分领土，苏联60%以上的工业尽皆沦入敌手。1941年秋，德军杀到了莫斯科城郊，其先头部队甚至已经能够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塔尖了。

为了抵抗德军，斯大林亲自坐镇莫斯科，发誓要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但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在担忧：“纳粹的盟友日本，会不会趁机进攻苏联远东地区呢？”

事实上，日本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可谓是觊觎已久。日军之中一直有两派——“北上派”和“南进派”。所谓“北上派”就是北上苏联，将苏联滨海地区和外蒙古全部夺过来。为此，关东军在占领东北后，屡次向苏军发难，连续发动张鼓峰和哈勒欣湖两大战役。但是在朱可夫的亲自指挥下，日军大败亏输，于是暂时放弃了与苏军在远东争雄的计划。

为了防御日军，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了强大的兵力，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在远东地区驻扎了70万常备军，配备了1万门火炮、3000余辆坦克和400多架飞机以及90多艘舰艇。

在苏联的武力威慑下，日本决定见好就收，先巩固对东北的占领。1941年4月1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对于这个条约，斯大林非常重视。在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约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还亲自到火车站为松冈送行，并同他拥抱甚至亲吻。这是破例、罕有的事，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大员都没有受到是斯大林这样的礼遇。

不过斯大林也非常清楚，所谓的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德国和苏联也曾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结果呢？希特勒还不是想撕毁就撕毁。日本人和德国人本就是一丘之貉，谁能保证日本不毁约呢？

果不其然，1941年7月，也是苏军屡遭败绩之时。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由11个师团扩充到20个师团，总兵力由40万扩充到70万。德国和日本本就有盟约，苏德战争后，德军不断催促日军早日出兵，好早日与其东西夹击苏军。

莫斯科危急、远东危急，斯大林很快便想到了八路军，这是除苏军之外，世界上最强的共产党部队。因此斯大林致电毛主席，以商量的口气询问毛主席，是否能调遣若干旅团摆在长城附近，牵制日军。

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电：这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力量一集结，目标就大了，就会遭到袭击、围剿，会吃大亏。另外我们武器很差，没法与日军作战。

不过毛泽东也没有把话说死，毛泽东电示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日苏战争极有可能爆发”，如果日本进攻苏联，“敌为肃清后方计，将在华北加强镇压”，面对如此复杂局势，“我们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

但是毛泽东同时提醒彭德怀：“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不是长期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和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毛泽东并非不想援救苏联，但他同时也清楚。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也确实不能盲动。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

苏德战争起， 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 ”但是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强调“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我党我军对苏联的军事援助是间接的，是长期的，是通过巩固我各地敌后抗日根据地， 广泛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 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 从战略上来配合苏联红军，这一方针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死心。随着德军对莫斯科的猛攻，一个“坏消息”又从远东方向传来：“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军就会进攻苏联远东。”因此斯大林于11月12日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了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情况之下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 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要知道，当时八路军的主要发展方向还是华北，暂时还没有向中蒙、中苏边境发展的打算。

为了让毛泽东尽早出兵，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向我们施压，他一再要求毛泽东派遣部队，尽一切努力向日军发动主动进攻，以配合苏军。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批评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不负责任的。苏联的处境困难，八路军的处境也不容乐观。

苏德战争后，国内外反动势力更加暴露了他们反共的真面目，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聚集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故意要一些国民党军投降日军，充作伪军进攻我边区。而胡宗南也做出计划，打算“闪击延安”。

而在日军那一边，他们已经将60%以上的兵力投入到敌后战场，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对我根据地反复“扫荡”“清剿”“蚕食”“铁壁合围”。我军只要稍一聚集，就会引来日军多路围攻。

别说大规模出击，甚至连正常训练也很难做到.在日军点线密布的平原地区，如果八路军以旅、团为单位集中起来，得到情报的日军很快就会从各据点出动，向八路军驻地进行包围合击。

在山地，我军训练也需要布置相当的力量进行警戒，如三八六旅所属七七二团为保障 1941 年全团整训顺利进行，最多时曾派出三分之一的部队到日军据点附近游击。

这种严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秋。光在1942年时，八路军、新四军就由五十万减少至四十万人；根据地急剧缩小，总人口由一亿减少到5000万；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抗日军民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连鞋子都没有，工作人员冬天都没有铺盖。

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与敌人硬拼，除了惨败和灭亡，很难想象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如果听从斯大林的指示，八路军恐怕要全军覆没了。

其后德军虽然兵败莫斯科，但苏德战场的局势依然没有好转。在随后的反攻中，朱可夫指导的百万苏军在哈尔科夫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惨败，战局再次急转直下。随后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向斯大林格勒发起攻击，一旦此地被攻占。苏联就将丧失最重要的油田——巴库油田。同时伏尔加河的交通也将被切断。可以说，斯大林格勒只要沦陷，苏联就只能退到乌拉尔山以东了。

因此斯大林第三次向毛泽东求援，而这一次的求援变得更加急迫。这是为何呢？

原来斯大林为获得战役的胜利，制定了“天王星计划”。苏德战争进行以来，苏军在远东的部队依然完好无损，是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因此斯大林打算将远东部队调到西部。但这样一来，远东就空虚了。

此时日军虽然忙于太平洋战场，但仍有不少传闻，说日军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当时斯大林无法确切判断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为防万一，苏联一方面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另一方面寻求我们的援助。

因此斯大林才会向毛泽东拍发电报，请求八路军派遣两个师的兵力来到中蒙边境，获取苏联武器。在斯大林看来，有了苏联武器，八路军已经可以拖住日军，和他们一决雌雄了。

对于缺枪少弹更少炮的八路军来说，火力强大的苏制装备自然极具诱惑力。彭德怀曾轻蔑地评价国民党军：“八路军若有蒋军的武器，早就将日军赶出东北了。”这绝不是吹牛，解放战争后，我们只是稍稍获取了一些先进武器，就把美国打得屁滚尿流。八路军若能获取苏制装备，应该可以打破当时根据地不利的局面。

然而毛泽东的头脑很清楚，他再次拒绝了斯大林的请求，他回电：

“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到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还未到达目的地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再次来电，这一次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毛泽东同志，你们可否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接受较小批量带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对于这个方案，毛泽东依然否决了。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第六集团军的数十万大军被团团围困，其灭亡已经是时间问题。在此期间，苏联的远东部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斯大林给毛泽东再次发来电报：

“你们可否调遣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的力量，或增加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一次，毛泽东却赞同了。

斯大林格勒虽然在万里之外，但毛泽东却对欧洲战事洞若观火。毛泽东曾预言：“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将是德国法西斯灭亡的开始。”斯大林格勒打胜了，盟军就将如摧枯拉朽一般将德国摧毁。

与此同时，日军在太平洋、东南亚战场也是一溃千里，可谓是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几时。到时候，苏军一定会掉头向东，突袭盘踞在东北的日军。

于是毛泽东立即指示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将部队部署于长城一线，准备随时向东北腹地发展。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它既未暴露目标，没有打草惊蛇，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进可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它还为抗日胜利后迅速进入东北，收复失地做好了准备。

1943年2月2日，苏军全歼盘踞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获得了这场血战的伟大胜利。此后苏军又进行了库尔斯克战役，彻底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从此一路势如破竹，将希特勒逼向了绝境。在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败退，根本无暇进攻苏联，斯大林的担忧也就不成其忧了。

在出兵援助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充分做到了“以我为主”。

师哲曾请教王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毛泽东只有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

“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即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操心得太多了。”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于处在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中国革命胜利了，才有余力来帮助那些被压迫的外国人民。”

其例证在于，新中国刚一建立，就投入到抗法援越、抗美援朝的斗争之中。其后的岁月，我们一直帮助广大亚非拉人民脱离殖民者的桎梏。因此可以说，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只有做好了自己，才能拯救更多人。

而王明则不同，他唯莫斯科之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苏联指示红军应立即进攻大城市，获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个要求，完全不符合实际，曾为毛泽东极力抵制。然而王明却不管，明明不可为，却偏要为。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落败，丢光了南方的根据地，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给人民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对于苏联的建议，我们要听，但也不能全听。必须做到实事求是，量力而为。

当然，这并不等于毛泽东只重视本民族利益，不关注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试问如果八路军不在敌后拖住数十万日军，谁能保证这批日军不北上偷袭苏联？八路军并非没有帮助苏联，虽然是间接性的帮助，但也是具有相当决定性的帮助。

面对压力和困难，毛泽东坚持从中国抗日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不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左右。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