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塔遍于九州，僧侣溢于三辅：唐政府如何助推佛教在中国开枝散叶

佛教作为一种源自印度的宗教，大致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外籍僧侣，翻过葱岭，走过丝绸之路，穿越西域诸国，将这一由释迦牟尼创立的宗教植入中国文化的土壤。传入之初，信徒自然寥寥，人们对这一舶来宗教知之甚少，到了东汉桓帝即位，这位好神的皇帝在宫中立"浮屠之祠"，佛教才算有了点转盛的迹象。及至魏晋南北朝，中国佛教的发展开始进入兴盛阶段，据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了1367所，而南方的建业也有佛寺数百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佛传禅宗的第二十八祖达摩乘一叶扁舟自海路前往中国弘法大乘佛教。迎着汹涌的浪涛，手持金色的禅杖，这位据说当时已经150岁的大师口唱南无，从广州登陆，一路北上，并在河南嵩山脚下的少林寺落迹面壁，最终以"壁观"禅理传给了断臂求法的慧可，从而使禅宗在中国开始有了传世法系。

当时间指向唐朝，在历经近千年的漫长浸润之后，佛教也随之进入到了它在中国发展的全盛期，正是在这个开放的帝国，佛教开枝散叶，真正实现了由外来化向本土化、由贵族化向世俗化的转型，如果说最初人们还将其归附于汉代道术或魏晋玄学，那么进入大唐王朝，佛教已经与产自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一起，共同构成了唐人的心灵栖所和精神之乡。那么，大唐政府对佛教具体重视到了何种程度呢？

弘扬佛教与王化之治并驾而行

俗即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其安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起矣。

这段文字，出自唐人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藏经诗序》，正是因为佛教具备佐治安民的社会效能，在大唐历代皇帝的执政期内，除了武宗朝出现了"会昌法难"，基本都呈现出弘扬佛教与王化之治并驾而行的状态。立国之初，高祖太宗承袭隋代重佛崇佛的社会氛围，虽并未刻意强化佛教的地位，但也认可其安定社会教化民众的作用，武德八年（625），高祖曾颁诏令，提出"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直接给儒释道三教作了排序，待到太宗即位，这位贞观天子虽将儒教视作治国理政的首要载体，声称"朕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但对佛教同样不敢轻慢，为了安抚阵亡将士，他曾请高僧入宫设斋，并下诏在自己曾经冲锋陷阵的七处战场建了昭仁寺、普济寺等七座佛寺，旨在超度亡灵，获取民心，至于取经归来弘扬佛法的玄奘，太宗更是对其礼遇有加，不仅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更为其在长安设立译经院，专事译经弘法。

佛教在唐代开始日趋隆盛是在武周朝。从感业寺走出的武则天，尽管那段与青灯佛号为伴的岁月是其最不愿回首的岁月，但为了打压李唐势力，让自己称帝的理由更具说服力，她于天授二年（691）谕令"释教宜在道教之上，缁服（僧人）处黄冠（道士）之前，不仅让自己的得意男宠薛怀义把持素有中国佛教祖庭之称的白马寺多年，更将象征着天授神权的《大云经》"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让遍布大唐各州的大云寺成为其宣传武周新政合法性的重要道场；玄宗即位后，道教成为唐廷首尊，但玄宗对佛事仍很重视，他曾对"开元三大士"——印度僧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给予优待，天宝五年（746），他还被不空授了"灌顶法"，成为"菩萨戒弟子"；及至"安史之乱"后，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直到文宗，都达到了崇佛甚至佞佛的程度，尤其是代宗，在期执政的19年中，大小佛寺更是多如牛毛，此后，尽管经历武宗会昌毁佛，拆除了大量寺院，遣散了大批僧尼，但到了宣宗即位，这位有过佛门经历的皇帝马上便将其复兴佛教的举措由两京向全国推行，被拆毁的寺院在原地被重新矗立起来，大批僧尼重新捧读起贝页之书，甚至禁宫之内也开始经常有高僧大德出入，与信仰佛教的宣宗探讨佛法，以至到了懿宗执政，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抗颜直谏"国有九破"，将"广造佛寺"列入"九破之一"。

"寺塔遍于九州，僧侣溢于三辅"

大唐皇帝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对佛教的整饬与维护。《法琳别传》记载，由于有唐一代佛教盛行，"寺塔遍于九州，僧侣溢于三辅"，以长安城为例，由于佛教的兴盛，在如棋盘般布局的长安城中，有"77坊设有寺院，共159座"，这其中，佛教十宗的八个宗派的祖庭均设在长安城，与寺相伴生的，是一座座高标临嶒的佛塔，如荐福寺塔、大小雁塔、香积寺塔、兴教寺塔等，当高耸的佛塔和香烟缭绕的寺院占踞于长安城这张"棋盘"的核心位置，唐人对佛教的信奉已达到极致。

在林林总总的佛寺禅刹之中，官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寺院，均由唐廷以诏令形式在全国各大州郡统一设立，除了弘扬佛法，它们还承担着政治宣教、接待外籍僧众、完成佛教仪轨、管理地方僧政的功能，而纵观唐代近三百年历史，唐廷一共颁布了四次在全国设立官寺的诏令，均出现于初盛唐时期，分别是高宗乾封元年（666）、武周天授地狱年（690）、中宗神龙元年（705）和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这四次诏令的颁行，彰显了大唐中央政府对佛教的重视，也由此强化了国家寺院与山野私寺的区别。这些分布于天下诸州的官寺以宏大的规模和建制耸立于大唐全境，在木鱼佛号声中营造出一派清凉世界，而纷至沓来的国外僧众则因这些官寺强大的经济实力得以在这里潜心研读佛教经典，至于声势浩大的国忌行香设斋仪典和对僧政的管理掌控，更让这些气势恢宏的寺院成为大唐政治权力的外化与延伸。

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绮霞遥笼帐，丛珠细网林。寥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李治《谒大慈恩寺》

唐高宗这首诗，在其在大慈恩寺祈福行香时所写。坐落于唐长安城晋昌坊的大慈恩寺，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唯识宗"的祖庭，也是长安三大译场之一。这座肇建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皇家寺院，为太子李治追念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所建，是长安城中规模最宏大的佛寺，当年，玄奘正是在这里主持寺务，并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唯识宗。而寺中最显眼的标志便是建于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的慈恩寺塔，据说当时玄奘法师曾"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功业斯毕"，而慈恩寺塔建成之后，不仅让大唐皇室的行香祈福多了一项内容，更成为天下举子的必由之地，当金榜题名的举子们在慈恩寺塔的砖墙上镌刻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实际刻上的，是值得矜夸一生的荣耀。

数迎佛骨，佑帝业永昌

当然，大唐皇帝在寺院高调地行香祈福，并非始自高宗，从立国之初，他们便极为重视佛教仪轨，将其看作一项重要的国事活动。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就曾于弘福寺迎佛骨舍利，一时间，从朱雀大街至弘福寺寺门，都人士子百官僚属分列道旁，长达数十里；到了武则天执政，佛教更是进入到黄金时代，"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及至玄宗即位，全国大旱，玄宗为禳灾祈福，也请印度僧不空焚香求雨，据说当日便"云物凝晦，暴雨骤降"。

安史之乱后，由于时局动荡，天灾人祸不断，唐朝皇室的消灾祈福行香愈加频繁，他们不仅多次大费周张地迎奉佛骨，更对寺院大加修缮，慷慨布施，这其中，尤以代宗佞佛最甚。据说永泰元年（765）吐蕃兵临城下，代宗在开战前亲自前往西明寺行香礼佛，诏命百官齐颂《仁王经》，并设法座让不空讲经，"已而寇平"，此后，代宗便对佛教深信不疑，"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

而唐朝皇帝们对佛祖的这份虔诚，即使到了风雨飘摇的晚唐，仍旧是有增无减，《杜阳杂编》载：懿宗咸通十四年迎奉佛骨，"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计用珍宝，不啻百斛"，迎佛骨之日，"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长安豪家，竟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抉幼，来观者莫不疏素，以待恩福。"在佛号声声法器轰鸣中，大唐的皇帝们相信，以最虔诚的阵容行香礼佛，内忧外困也好，水旱灾害也罢，佛祖都会庇佑其帝业永昌，平安渡劫。

加强僧籍制度管理，彰显皇权对佛教的控制

如果说大修庙宇、行香祈福，体现了唐朝政府对佛教的虔敬，那么加强僧籍制度的管理，则体现出皇权对佛教的控制。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度僧事务已然成为国家政务，由于僧尼不在纳税之列，寺院又占据大量土地，因此，加强僧籍制度的管理也便成为唐朝政府的一项重要政务。在唐代，童行制已成为度僧制度的前提条件，所谓童行制，即在未被剃度成沙弥之前，先留发在寺中修行，考查其对佛祖的虔诚之心，而"童行"只是第一关，接着还要让欲出家者诵读经论，以试学力，如玄宗朝规定的试经数量为二百纸，肃宗时，则增加到了五百纸，到了佞佛之风极盛的代宗朝，更是规定试经者不仅要背诵经文，同时还要通过佛教经律论三科的综合考核方得出家正度，被授予度牒，成为合法的僧尼，由此时人感叹"敕条严峻"，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士子们的科举考试。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大唐政府对佛教的重视已经到了相当细化的程度，而正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重视，才让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在唐代真正开枝散叶，进入到了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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