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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从雅安灵关去莫斯科的传奇

1934年5月，博古在江西瑞金召开书记处会议，鉴于不久前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还很少可能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于是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重要决策报请共产国际批准。

中共中央当时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主要内容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但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由此看来，这时中共中央对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只是在反“围剿”最终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提出的两种供共产国际选择的方案之一，还不是立即要实施的决定。因此，关于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问题，在1934年5月还只是处于酝酿阶段，不能说这时中共中央就已作出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的决定。

　　中共中央上述两种方案报告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于6月16日复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争取在国民党军发动秋季攻势之前的夏季，采取新的战略方针，做最后的努力，以扭转中央苏区的不利形势。这个电报也提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问题，指示“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根据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很明显，共产国际电报的主导思想仍是中央红军主力留在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至于战略转移问题，共产国际只是认为眼前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真正提上日程，要看夏季以后形势是否改观，是一切努力都用尽之后，反“围剿”斗争仍然无望胜利情况下的最后一条路。

　　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电，讨论中央红军的作战新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关于向外线转移的方向，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可以往西。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没有被会议接受。会议接受了李德的主张，决定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到湖南。

　　红七军团、红六军团相继出征后，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吸引敌人的兵力有限，中央苏区更加困难。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人力、物力已很匮乏，中央红军已无通过最后一搏扭转战局的可能，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准备工作。

　　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委，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博古在电报中还期待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共产国际仍在犹豫，迟迟不予答复。直到9月30日，即中共中央要求复电的最后时间，共产国际执委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共产国际才明确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从5月到9月底的四个多月里，共产国际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问题上犹豫不决，对中共中央影响很大。在共产国际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博古、李德把主要精力用于作战上，寄希望于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派出中央苏区后使反“围剿”形势好转，没有积极地作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当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时，他们才仓促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从而在长征初期使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对此，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由于部队经常处于转战之中，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无法携带，因而联系中断。共产国际驻华的机构远东局与中共上海中央局一方面设法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搜集长征中红军的消息，报告共产国际。1935年1月3日，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贝克致信共产国际执委，根据从报刊上得到的消息，报告了中央红军在贵州和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活动的情况。贝克还判断:“尽管缺少直接的消息，报刊上不停地刊登谎言，但还是可以一点一点再现我们军队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情景，特别是在四川。”1月22日，贝克又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洛佐夫斯基，报告了长征中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占领贵州的湄潭、遵义、桐梓等城市的情况，他兴奋地说:“红军在新的地区轻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正在从这些新的地域恢复老苏区和组建新的苏区。”同日，贝克还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认为:中央红军“从江西的撤离得到了补偿:我们的军队取得一些重大的胜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我军在全线的进攻。”

　　根据远东局发来的消息，共产国际执委东方书记处于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整理出《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报送共产国际执委。通报材料分“江西红军兵团的西行路线”、“江西兵团的新根据地在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西部力量对比的主要材料、作战方向、红军近期的作战任务”、“中国白军总的部署及其对四川红军当前的决战进程的影响”等部分，对中央红军长征至川滇黔边地区及其后作战方向和任务作了全面估量。通报材料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红军撤出江西包围圈的决定于1934年11月完全实现了。”中央红军主力经过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后，“到1935年1月底，其先遣队已进入四川省，位于长江南岸重庆与泸州之间的地区。行动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几乎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通报材料根据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到川陕发展为10万人的情况，乐观地估计中央红军在最近的半年内能发展到20万人，并认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可以不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看得出来，共产国际对于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路线基本上是了解的，对于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动目的的判断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对于中央红军发展前景和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景，作了乐观和不切实际的估计。

　　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初派潘汉年离开队伍赴上海，以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20日，潘汉年致信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报告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原因，提出恢复联系的办法，并简单报告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8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收到潘汉年的信。中共中央继派出潘汉年之后，又于6月派陈云到上海。陈云刚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又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陈云、陈潭秋、潘汉年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候补书记弗洛林听取汇报，了解有关情况。由于陈云、潘汉年都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他们的汇报使共产国际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变动的情况，对于共产国际正确判断中国革命形势，制定中国革命新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陈云的汇报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

　　值得一提的是，从1935年7月起，苏联《真理报》先后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英勇作战，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这些文章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对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6月27日，由于混进中共内线的特务告密，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李竹声和与会的李得钊等同志一同被捕。

1930年任中央军委秘书，在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下处理中央三军工作

1933年1月，党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以后，他留任上海中央分局秘书长，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安排特区工作同志往来中央根据地，还领导转移和保存埋藏在上海的16箱16000余件中央档案。

1934年6月26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的中央分局机关遭到破坏，李得钊等被捕，不久被移送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受尽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不为所动。9月，夫人周惠年分娩后尚未满月，也被逮捕，连同两个孩子一起被押送到李得钊所在的监狱。他们在狱中利用暗号取得联系，互相勉励，坚持斗争。

1935年8月，被判徒刑十五年，移送南京军人监狱，(周惠年和孩子们则被移送到苏州反省院，直到"西安事变"后才获释)，终因受尽折磨，且又染上肺结核病，每天发烧，得不到应有治疗，于1936年9月病逝于狱中。

逝后

建国后，周恩来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李得钊为革命烈士，革命史料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

1991年，永嘉县人民政府在烈士家乡修建纪念碑，杨尚昆主席为纪念碑题词。

被捕后，国民党上海区区长韩达曾派劝降特务向他劝降，但在理论上辩不过李竹声。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闻讯，要求韩达将李竹声押往南京特工总部，改由训练科的特务出面劝降，李竹声终被劝降成功，遂叛变。李竹声随即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忠亮的住址，使其随后被捕。后任中统科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骨干。

然而到同年1934年10月，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国民党特务不仅逮捕了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和电台工作人员，而且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以致中共中央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

1931年9月，被王明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博古（秦邦宪）指定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

1934年6月27日，由于混进中共内线的特务告密，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李得钊等同志一同被捕。被捕后，国民党上海区区长韩达曾派劝降特务向他劝降，但在理论上辩不过李竹声。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闻讯，要求韩达将李竹声押往南京特工总部，改由训练科的特务出面劝降，李竹声终被劝降成功，遂叛变。李竹声随即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忠亮的住址，使其随后被捕。后任中统科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骨干。

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盛忠亮接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

李竹声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等，又供出了盛忠亮的住址。

1934年10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

1935年3月5日，任弼时从红二、六军团致电已经从江西突围的中共中央，报告上海中央局派交通员两次来红二军团，并带来与沪电台联系的密码，所持中央局介绍信称：中央驻沪全权代表处去年10月遭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局、共青团组织、工会、特科“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沪完全坍了，和中央关系中断三月”。经考察，来人“似无大问题”。我们拟建立此间与上海经常的交通线，并拟在津市建立中转站。因此间电台功率小，与上海“恐无通讯希望”，望“中央台仍注意和沪台联络”。

对于任弼时告之的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深感当务之急是要打破信息闭塞状态，随即决定派人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于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首先找潘汉年(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谈话：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白区工作部部长)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能掌握国际形势的全局，以利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并且告诉潘汉年：我们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

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结果和红军战略转移的近况。张闻天还说：遵义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党中央曾打算将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派陈云和你出去，就是要使党中央保持着和国际国内的有效联系，不致被长久地隔绝在边远、闭塞的地区。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还向潘汉年介绍了到贵阳城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办法。

陈云也和潘汉年谈了话，他们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已经有过良好的合作，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赖。陈云对他说，我们这次要分开走，中央决定让你先行一步，到上海后我们再设法会合。他们约定了在上海的联络办法，是用陈云相识的潘汉年表妹吕鉴莹的地址会合，因为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

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方面。《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为此作出了安排。

1935年3月5日，张闻天等接到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来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和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张闻天随即代表党中央派他的得力助手潘汉年（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前往上海，一方面设法恢复上海党组织和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改名杨涛，化装成不法商贩，编入一帮被红军拘捕的贩卖“云土”（云南出的鸦片）的商贩队伍中间。潘同这帮人很快混熟，策划他们一起脱逃，红军并不追赶。他们对这位“杨涛大哥”感佩异常，一路护送，所经关卡，通行无阻，直到贵阳。在那里，潘汉年通过党的关系，转途柳州、梧州，经香港到达上海。

另外，在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前，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要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做白区工作。张闻天提议由他自己前往，大家都不赞成。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昆明之际，中央曾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想从昆明走，不果而折回。过泸定桥以后，5月31日，张闻天在泸定桥主持中央常委会会议此事，决定派陈云、罗迈（即李维汉）到白区工作。

6月初，张闻天同他们二位谈话，说明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拟派他们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后罗迈因中央另有安排没有去，陈云则在6月七八日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随军到达天全县北面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只身悄悄离开。

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

陈梁是四川冕宁县沙坝中共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也有时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去川西的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陈云由冕宁地下党书记和陈梁和仪陇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并故意让一个被红军扣留的国民党天全县姓熊的教育局长溜掉，让他与假装躲避红军外逃的陈云、席懋昭相遇后结伴同行。

这样一路顺利通过检查，经天全到了那个教育局长的荥经县城的家里，后经雅州（今雅安）抵成都。陈云带着刘伯承的信，找到刘伯承在成都美丰银行任职的朋友。

陈云托他给上海章乃器（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汇去请章转交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并托人在1935年6月28日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化名刊登一则“遗失私章”的《廖家骏启事》，向中央发出平安到达成都的信号。陈云离开成都后经内江直奔重庆，又持刘伯承亲笔信找到刘在重庆开中药铺的弟弟刘叔禹。在刘叔禹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直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