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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接手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开始了衰落

第4章 驶向拜占庭

在普罗柯比看来，根本就没有赢家，这并不奇怪。

我想，要确切地说出那些被他毁灭的人的数目，对任何人，甚至是对上帝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想，数清所有的沙粒，还比数清被这个皇帝消灭的人要快。

他的审视是从北非开始的，此时（550年前后，创作《秘史》时），北非“已经被彻底毁灭，长途跋涉的旅行者要遇见一个人都很不容易”。至于后来在意大利，“到处都比北非更加人烟稀少”。受破坏的不限于查士丁尼的军队攻击过的地方。

从查士丁尼接手罗马帝国开始，（整个罗马巴尔干半岛）几乎每年都会被匈人（指保加尔人）、斯克拉文人（Sclaveni）和安特人（Antae）侵占，他们在该地区的居民中造成了可怕的破坏。我认为每一次入侵都有二十多万罗马人被消灭或奴役。

与此同时，在东方：

科斯罗伊斯治下的波斯人四次入侵罗马其余领土，摧毁城市，对于被占领的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他们杀死一部分，带走一部分，所到之处，十室九空。

这还没有算上罗马人的敌人的伤亡人数（就像作者接着列举的那样），以及恶政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人数。所有这些都可以理所当然地归咎于他笔下的恶魔皇帝。总之，普罗柯比认为，死于查士丁尼恶魔统治之下的人数为“一万的三次方”，即一万亿人。一个标准英语译本的脚注很有帮助：“‘一万的三次方’并不是精确计算的语言，普罗柯比是在试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查士丁尼。”^<1>

但是，文学的夸张并不意味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许多人认为查士丁尼的统治确实耗尽了帝国，使它很容易受到各种灾难的破坏。那么，反对查士丁尼的理由究竟有多充分呢？这里需要回答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首先，他的军队在西方吞并的领土是否值得他付出那些代价？其次，这些代价是否对他从舅舅那里继承下来的帝国的人口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最后，是否可以合理地认为，后来巴尔干半岛和东部的领土损失是查士丁尼政策的长期后果？

哥特人的黄昏

最终，正如普罗柯比的判断暗示的那样，查士丁尼从事哥特战争的代价远远超出了皇帝及其顾问们的预期。这有点像西方国家21世纪初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部署，代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在最初阶段，意大利战争看起来像是北非战争的重演，令人欣慰。这场战争真正开始于536年夏天，贝利萨留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包围了那不勒斯，经过长时间斗争，那不勒斯最终沦陷。我们知道，到了11月，它已落入东罗马人之手。与此同时，仍在罗马的狄奥达哈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大概是希望通过谈判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们认为，那不勒斯的陷落太沉重了，于是在年底前废黜并处决了他。伟大的狄奥多里克家族里最后一位统治帝国残余部分的男性就这样死掉了。哥特人的领袖把维提吉斯推到了狄奥达哈德的位置上，而维提吉斯已经确立了能干的军事领袖的声望。和查士丁尼一样，哥特人现在的政权致力于武装对抗。小规模冲突一直持续到那不勒斯沦陷才结束，537年春，随着天气转好，草木复苏，战争又要开始了。^<2>

维提吉斯整个冬天都在备战。12月离开罗马后，他前往拉韦纳集结和装备部队。他还把狄奥多里克在508年赢得的、图鲁因在6世纪20年代扩大的高卢地区割让给法兰克人，以确保哥特人北部边境的安全，并腾出原本需要驻守在那里的军队。由于他的军队已经遭受了一些人力损失，这种需要是很迫切的。那不勒斯守军被贝利萨留摧毁了，而且一些哥特人（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不是大多数）显然对汪达尔人的轻易破坏印象深刻。于是，一个名叫皮特扎斯（Pitzas）的将领和萨莫奈（Samnium）一半的哥特人立刻投降了贝利萨留，而不是为维提吉斯战斗。

到了537年2月，维提吉斯已经调动了他的部队，而贝利萨留把他相对有限的军队调到了罗马，他是在维提吉斯于12月9日和10日撤出罗马后不久进入的。537年，哥特人包围了这座古老的帝国首都，但毫无结果。此时，普罗柯比仍然在跟随他的将军，他写下了扣人心弦的第一手叙述，里面充满了对勇敢哥特人和坚定罗马人的描写。从根本上说，维提吉斯缺乏攻城的兵力和技能，而贝利萨留尽管在武器装备上依然拥有战术优势，但每次遇到敌人时，他都缺乏出兵作战的兵力。537年12月，罗马增援部队的到来促使哥特人休战3个月，封锁一度中断，而这一年中，在达尔马提亚的巴尔干前线只发生了一些同样无关紧要的战斗，哥特人再次围城失败，他们这次试图围困的是罗马人在535年占领的萨罗那（Salona）。^<3>

新年伊始，围绕罗马的僵局被打破。贝利萨留的增援部队主要由骑兵组成，他一有机会就派他们去袭击皮切诺（Picenum）。皮切诺位于亚得里亚海旁边的亚平宁山脉的另一边，这里的哥特人聚居区相对密集。贝利萨留意在通过威胁围城士兵的家室来打破对罗马的包围。这一策略很管用。到了538年3月，向维提吉斯施加的压力已足以迫使他放弃包围。哥特军队向北撤退，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Via Flaminia）穿过亚平宁山脉，切断和摧毁了贝利萨留的骑兵，在此之前，这些骑兵已经在里米尼城的城墙后面建立起了自己的堡垒，将最大的破坏扩散到了更南部的地区。撤退时，维提吉斯建立了一系列的据点来保护后方。处于战略位置的奥克西姆（Auximum）得到了一支特别优秀的驻军。其他的队伍驻扎在因国王拉斯·波希纳（Lars Porsena）而出名的克鲁西乌姆（Clusium）以及乌尔维温图斯（Urviventus）、都德拉（Tudera）、佩特拉（Petra）、乌尔比努斯（Urbinus）、恺撒纳（Caesena）和蒙特费特拉（Montefertra）。

然而，罗马围城结束了，贝利萨留的军队现在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忙于建立据点的维提吉斯的主力部队到达之前，他通过另一条穿越山区的道路向里米尼派遣增援部队，用船只向热那亚派遣了第二批部队。队伍接着向北进军，接受了米兰和西北部利古里亚其他城市的投降。贝利萨留率领主力部队随着维提吉斯向东北方向进入了皮切诺，在得到更多增援后，他开始沿着海岸向拉韦纳进发。^<4>皇帝似乎一直很谨慎。尽管他的政权已经投入了战争，但他在看到最初阶段的战斗进展后才增派部队。推测起来，如果贝利萨留表现不佳，皇帝可能会考虑以在某种程度上分割半岛为基础达成一项协议，这是在小规模冲突时期与狄奥达哈德讨论的一种安排。但是，到了538年年底，皇帝已经可以想得更远了。冬季无法移动作战，维提吉斯的队伍集中到里米尼周围，贝利萨留在他身后迅速逼近，哥特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正在减弱。

539年，贝利萨留基本上把握着战略主动权。在亚得里亚海的主要前线，他慢慢地收紧了对维提吉斯军队的包围。夏天，他将奥克西姆和菲耶索莱（Fiesole）一起攻占。这些成功打开了通往拉韦纳的道路网，贝利萨留于12月向这座城市推进。与此同时，维提吉斯派他的侄子乌拉斯（Urais）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利古里亚，夺回了失去的城市，并在此过程中洗劫了米兰。但是，对于哥特人来说，这还不足以夺回战略主动权。罗马人对该地区的威胁仍然很大，足以阻止乌拉斯离开波河流域，如维提吉斯所希望的那样在关键时刻去保卫菲耶索莱。^<5>

到这年年底，维提吉斯的地位迅速恶化。个别的哥特人甚至一些小群体都抛弃了他，希望与贝利萨留达成妥协。贝利萨留再次采取在皮切诺的策略，直接威胁哥特士兵的家庭和财产，哥特人在科蒂安山的驻军和乌拉斯的大部分机动部队纷纷逃回家中。由于在拉韦纳日益受到孤立，维提吉斯开始尝试外交手段，试图通过谈判从北部的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那里获得援助。绝望之中，他甚至求助于东边的波斯帝国，希望波斯入侵叙利亚会削弱查士丁尼在意大利同时作战的能力。^<6>但这一切都没能及时实现，削弱不了贝利萨留的战略优势，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卡西奥多罗斯奋力书写《信札》，拼命确保自己不受迫在眉睫的政治灾难的影响。

相比之下，贝利萨留面临的是他眼中这场战争的最后问题：拉韦纳。在沼泽和城墙的保护下，拉韦纳几乎坚不可摧，就像在他之前的狄奥多里克在493年所做的一样，贝利萨留试图另找方法进入城内。谈判开始了，在许多层面上同时进行，就像战争爆发时那样。明面上，哥特人正式提出向查士丁尼屈服，并将大片意大利领土割让给他。根据这个计划，被缩小的哥特王国将被限制在波河以北的土地上，即利古里亚和威尼西亚（Venetia），大部分哥特人在5世纪90年代被狄奥多里克安置在这里。在战争开始的阶段，查士丁尼可能会接受这一方案，但他既然已经获得胜利，也有了增援，自然会想要一个更好的结果。与此同时，哥特人秘密接触贝利萨留，试图诱使他放弃对皇帝的忠诚，提出让他“统治西方”：贝利萨留军队和哥特军队联合起来，进一步在西方复兴帝国。

540年5月，维提吉斯以为他已经争取到了贝利萨留，于是打开拉韦纳的大门，但哥特人被骗了。据普罗柯比所说，他们投降时以为贝利萨留会宣告自己为西方的皇帝，但是在罗马人进入城市之后，什么也没发生，而维提吉斯对此无能为力。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拘留，哥特军队的其他成员被遣散回家。贝利萨留的戏剧性转变似乎结束了战争。^<7>如果战争就此结束，历史学家恐怕就不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焦虑地讨论战争的代价了。处理掉盖利默花了8个多月的时间，战胜维提吉斯所花的时间更长，而且成本也更高，尤其是那不勒斯和米兰遭遇的洗劫。540年春天，通过三场战役，东哥特王国被推翻了，而就在一代人之前，东哥特王国还是可能复辟西罗马的支柱力量，对于查士丁尼来说，他的投资似乎得到了非常合理的回报。

然而，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在遥远的东方，查士丁尼对汪达尔人的胜利开始在波斯宫廷引发思考：罗马在西方的成功是否改变了两个帝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有改变，那改变的程度有多大？539年夏天，维提吉斯的一个使者不知从何途径抵达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带来了一个使波斯人越发感到形势严峻的消息：

很明显，如果他可以完全摧毁哥特人，就会与我们和已经被他奴役的汪达尔人一起向波斯进军，他不会尊重友谊，也不会因为违背誓言而感到羞耻。

这个使节的目的是鼓动波斯人，缓解哥特人的压力，但我相信即使没有绝望的哥特国王或亚美尼亚人的协助，波斯人也完全能够明白这一点。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亚美尼亚人也在忙着用罗马实力增强的消息来煽动科斯罗伊斯。不管怎样，540年春天，科斯罗伊斯率领军队进入了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完全无视阻挡他直接前往安条克的一连串要塞。安条克是罗马东部的地区首府，也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很多罗马军队被调往北非和意大利打仗，他因此确信自己在率军冒险深入罗马领土的时候，不会遭到来自后面的攻击。

结果是毁灭性的。波斯人首先占领了贝洛亚（Beroia，今天的阿勒颇），然后在540年6月开始进攻安条克。几天后，这座城市就被攻陷，几乎夷为平地，只剩下两座教堂，一座在城墙内，一座在城墙外，还有郊区一些被忽略的房屋，这些房子里并没有住人。幸存下来的人们被带到了波斯，在距离泰西封一天路程的地方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他们的旧城。这座新城被称为“库思老（Khusro）的大安条克”，有一个澡堂，一个竞技场，有赛车手和音乐家。为了永远纪念波斯国王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他们在建造这座城市时不惜代价。^<8>就这样，科斯罗伊斯在西方的冒险间接地使查士丁尼失去了帝国的第二大城市，这本身就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绝不是清算的结束。

在意大利，大部分哥特人已经被贝利萨留精心策划的战术驱散，该战术旨在攻击他们的家园，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在战斗中被击败。此外，贝利萨留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占领波河以北的哥特人中心地带。该地区归罗马管辖的只有特雷维索（Treviso）维塔利乌斯（Vitalius）手下的一群赫鲁利人。因此，随着贝利萨留的诡计越来越明显，更加能干的哥特领导人完全有战术机会和军力来重新点燃战火。540年夏天，还有两个人在继续抵抗，一个是帕维亚的乌拉斯，另一个是维罗纳的伊尔德巴杜（Ildebadus）。两人都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但是都拒绝投降，并继续向贝利萨留施压，要求他统治西方。

如果此时贝利萨留能够把队伍迁移到波河以北，战争真的有可能就结束了。但是东线已经乱成一团，士兵缺乏，查士丁尼（据说他也为哥特人向他的将军开出的条件而担忧）最终决定把贝利萨留召回。因此，540年12月，贝利萨留离开了拉韦纳，带着维提吉斯和他俘虏的其他哥特人，不用说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卡西奥多罗斯。诱使将军放弃对查士丁尼的忠诚的所有希望都化为泡影，哥特人需要尝试新的策略。伊尔德巴杜召集支持者起兵反抗，维塔利乌斯和他手下的赫鲁利人试图把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但遭到了惨败。^<9>哥特战争的第二阶段即将真正开始，但首先，哥特人需要理清他们的政治。

一开始，乌拉斯尊重伊尔德巴杜。但权力分享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两人闹翻了（据说起因是他们的妻子在着装方面的竞争），伊尔德巴杜设计除掉了乌拉斯。这疏远了一群重要的哥特人，他们反过来又杀死了伊尔德巴杜。葛西尼（Goscinny）和优德佐（Uderzo）认为派系斗争与内战是哥特人的顽疾，这并没有错。到了541年年底，两人都死了。与此同时，在489年跟随狄奥多里克来到意大利，并在与奥多亚塞的斗争中脚踏两条船的鲁吉人的最新领导人埃拉里克（Eraric），将自己塑造成了未来的国王。他的主要政策是与君士坦丁堡谈判，恢复分裂意大利的想法。后来他也被谋杀了，权力落到了伊尔德巴杜的侄子托提拉（Totila）手中。^<10>在短期内，托提拉更倾向于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托提拉的成功一直延续到6世纪40年代，依靠的是两个因素。首先，与波斯的战争使查士丁尼无法增援他的意大利军队。查士丁尼从安条克的溃败中吸取了教训，他小心翼翼，不再让东线暴露得如此之多。其次，托提拉靠速战速决取得了一些胜利。在军事上，这些胜利让他重新获得了战术上的主动权。在政治上，这些胜利激励了更多的哥特人加入反叛。托提拉对待囚犯也很宽容，结果许多罗马士兵（通常是为此雇来的蛮族同盟的分遣队）最终加入了哥特人，特别是当他们没有拿到薪水的时候。托提拉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少则数百人，多则几千人的增援部队。有一段时间，一些罗马奴隶也在哥特军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普罗柯比没有告诉我们其数量。^<11>面对托提拉和重新爆发的反抗，1.2万人的帝国军队于541—542年冬季北上，包围了主要抵抗中心之一的维罗纳。春天，托提拉率领5 000人追在他们后面，在波河以南的法恩扎（Faenza）大获全胜，罗马军队从这里撤退。托提拉的300名骑兵冲进了罗马的后方，战斗的关键时刻来了。据普罗柯比讲述，这次胜利鼓舞了更多的哥特人加入，将托提拉的军队扩充到2万人。他迅速利用这次成功，包围了罗马军队控制的佛罗伦萨，并在那里战胜了罗马的援军，再次赢得胜利。这两场战役足以使意大利的罗马军队处于守势。他们只想保住自己已经占领的防御中心，而托提拉得以将他的反抗向南蔓延，先后占领了贝内文托（Benevento）和库迈（Cumae），最终在543年春天占领了那不勒斯。^<12>

在接下来的两个战季里，托提拉小心地瞄准了罗马的重要据点，包括战略要塞奥克西姆。对奥克西姆的占领切断了罗马和拉韦纳之间的陆路交通，为哥特军事野心的升级铺平了道路。545年年底，托提拉准备对罗马本身发动围攻。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对这座城市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最终这座城市在546年12月17日向他打开了城门。在维提吉斯失败的地方，托提拉取得了成功，但哥特人的人力已经到了极限。在围城期间，托提拉得出结论：必须将威尼西亚省移交给法兰克国王提奥德贝尔特（Theudebert），以便让更多的哥特人从那里的驻守任务中解脱出来。^<13>

托提拉的成功让查士丁尼感到警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东部的稳定之后，他派贝利萨留在544—545年冬天回到意大利，但没有援军跟随，对此他也无能为力。贝利萨留最辉煌的时刻是547年4月，当时他重新占领了罗马。由于长期缺乏人力，托提拉决定放弃这座城市，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摧毁其防御。但贝利萨留也不能再做什么了，他最终于548年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而哥特人还在继续取得军事胜利。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之后，托提拉从549年夏天开始再次围攻罗马，第二年1月，罗马再次落入他的手中。在此期间，哥特军队还占领了一系列其他要塞，包括塔伦图姆（Tarentum）和里米尼。托提拉也选择在这个时候建立一支突袭舰队，由来自东罗马军队的逃兵因达尔夫（Indulf）指挥。后来，这支舰队被用来骚扰君士坦丁堡的领地。达尔马提亚海岸在549年遭到蹂躏，西西里岛在550年被占领，科孚岛和伊庇鲁斯岛在551年遭到袭击。^<14>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托提拉仍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东罗马拥有的财富和人力资源远远超过了他本人所有的。就像他之前的维提吉斯一样，他被迫将狄奥多里克王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兰克人，以腾出哥特人兵力用于他的战役，而每次战役都会带来进一步的损失。6世纪40年代中期，查士丁尼的资源仍然被两条战线的战争所消耗，和科斯罗伊斯之间始于洗劫安条克的战争依然在继续，但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哥特人是不可能彻底取胜的，托提拉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在保持哥特王国一定程度上完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托提拉积极寻求从军事上解决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并不试图彻底赢得战争，而是尽量提升继续战争的代价，促使查士丁尼愿意与他达成协议。因此，即使在他军事上如日中天的时候，托提拉也不断做出让步。例如，在他第二次占领罗马之后，托提拉立即第三次致信查士丁尼，信中的语气非常和缓。在信中，托提拉提出将达尔马提亚和西西里割让给君士坦丁堡，每年向君士坦丁堡进贡，并为东罗马的战役提供军事分遣队。^<15>托提拉清楚地知道，如果不给些好处让他挽回面子，就永远不可能说服查士丁尼结束战争，而说服他结束战争对哥特人很有好处。

然而，查士丁尼拒绝了他的每一次请求。我想，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征服政策已经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要放弃是极其困难的。到了6世纪40年代后期，东部前线又恢复了稳定。544年夏天，波斯军队包围了埃德萨（Edessa），但以失败告终。此后，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战斗，而在高加索地区，罗马人在549年取得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早些时候的损失，并使科斯罗伊斯相信自己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优势。正式的和平协议要到551年才能达成，但到550年托提拉的第三封信件到达时，查士丁尼已经很清楚，从战略环境看，他将很快找到完成意大利战争所需的部队。托提拉的请求都被拒绝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到了。

查士丁尼更喜欢的策略是通过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北部，进行陆上远征，这是狄奥多里克在大约60年前走过的路线，比试图从海上运输一支大军要容易得多。准备工作始于550年，皇帝的表弟日耳曼努斯（Germanus）被任命为远征军的指挥官。此时维提吉斯已经去世，日耳曼努斯也娶了阿马拉斯文塔的女儿玛塔斯文塔（Matasuentha），企图混淆哥特人的忠诚。然而，日耳曼努斯在他被任命的那年去世了，直到552年年初，由太监纳尔西斯将军指挥的远征军才整装出发。但是在其他方面，套索已经在收紧。551年夏天，一支帝国军队在安科纳（Ancona）完全摧毁了托提拉的突袭舰队，普罗柯比描述了哥特阵营得知这一消息后的惊慌和沮丧。^<16>

552年4月，一切就绪，现在青草又长出来了，可以用来喂养驮行李的牲口，纳尔西斯开始向意大利挺进。托提拉试图通过放水淹没维罗纳南部的土地来堵上通往拉韦纳（仍在东罗马人手中）的道路。他还另外派遣了一支由自己的指挥官泰亚斯（Teias）率领的精锐部队，去骚扰纳尔西斯的行动。然而，东罗马的军队沿着海岸线有条不紊地向拉韦纳挺进，而第二支罗马军队在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登陆，并在克罗托内（Crotone）击败了一些哥特人。纳尔西斯在拉韦纳补充了储备后，开始寻找战斗机会。最终在6月底或7月初，托提拉在亚平宁山脉北部一个叫作布斯塔加洛伦（Busta Gallorum）的平原上与纳尔西斯展开对峙。托提拉集结了大部分可用部队，战斗的核心是由他军队的精锐哥特骑兵发起冲锋：“哥特全军接到命令，不许使用弓，也不能用除了长矛以外的武器。”这大概是为了近距离地制造震撼和恐惧来战胜对手，但不幸的是，这被证明是误判：哥特骑兵发起冲锋时，闯进了8 000罗马步兵中间，左右两侧都受到了弓箭的射击。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与罗马人的阵线决战，就被击溃了。他们的撤退导致了哥特人的溃败，据说有6 000人丧命战场，随后所有战俘都被处决，伤亡人数迅速增加。托提拉本人也受了致命伤。获胜之后，纳尔西斯迅速占领罗马，征服了托斯卡纳所有残存的哥特驻军。不过哥特人并没有被彻底打败。泰亚斯在帕维亚集结了尽可能多的剩余哥特人，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于是同法兰克人进一步结盟。552年10月，在南方坎帕尼亚的拉克塔里山（Mons Lactarius），战役打响。在又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泰亚斯战死，剩下的大多数哥特人达成了停战协议。^<17>

意大利哥特人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被消灭了，但是查士丁尼还没有完全占领意大利，纳尔西斯在冬天制服了一些顽固但完全孤立的抵抗势力。泰亚斯死后，三位哥特领袖继续斗争。因达尔夫带着1 000人退到了帕维亚，阿利根（Aligern）在库迈继续战斗，拉格那利斯（Ragnaris）在康扎德拉坎帕尼亚（Conza della Campania）继续抵抗。后来，在553年年初，泰亚斯购买的最后一批法兰克人援助（一支主要由阿勒曼尼人组成的军队）终于到达了。他们通过利古里亚和埃米利亚（Aemilia）向南推进，在狄奥多里克前追随者分散的残余势力中赢得了一些哥特人的支持，其领导人之一布提林（Butilinus）甚至被授予哥特人的王位。然而纳尔西斯已经准备好了。553年，他的军队征服了整个托斯卡纳，并于12月让阿利根投降。554年，在卡西利努姆（Casilinum）战役中，布提林的远征最终被击败，拉格那利斯的追随者也在555年春天投降。

剩下的就是收拾残局了。到了560年，帝国已经牢牢控制了利古里亚、希斯特里亚（Histria）和威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威尼西亚的东部还没有被征服，而这个地区见证了哥特人最后的反抗。561年，一位名叫维丁（Widin）的哥特伯爵在布雷西亚（Brescia）造反，并再次请求法兰克人的帮助，造反以失败告终。^<18>维丁的失败标志着哥特人对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的抵抗终于结束。562年11月，纳尔西斯正式向君士坦丁堡汇报了对维罗纳和布雷西亚的占领。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西西里27年后，东罗马终于确立了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

天大的代价？

仔细考察他早年的事件，以及他下达给贝利萨留的命令的具体细节后，我们不难看清查士丁尼政权是如何随着事态发展而逐渐采取向西扩张政策的。多亏了普罗柯比，要想再现实际征服的戏剧化事件也相当容易，虽然他倾向于将同时发生在不同战线的事件分散到不同的书中，而这隐藏了事件之间的重要联系。然而，要想对征服政策及其短期和长期影响做出令人信服的全面判断，总的来说要更加困难。这些战争花费了多少，被征服的领土为帝国的财政基础增加了多少税收，等等，这些数据都无法得到。^<19>定性判断比统计分析更现实，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公元第一千年中期的事件，这也许并不太令人惊讶。

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做出这种判断时应该采用谁的视角？人们往往会问耶特曼（Yeatman）和塞勒（Sellar）的《1066年的那些事》（1066 & All That）里的那种问题，比如“查士丁尼的西部扩张政策是好事吗？”（在许多大学的试卷上都看到过类似的问题）。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从谁的角度来判断的。在民族主义时代，在西方的史学中，国家被普遍认为是“好事”（再一次用《1066年的那些事》的话说），判断事件通常根据的是它对政治权力中心的繁荣或其他方面的影响。但这只是一种视角，对于受到查士丁尼发动的征服战争影响的每一个人都要公平对待，这一点很重要。

对许多相关者来说，战争的经历是毁灭性的。更重要的是，两次战争摧毁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的政治精英，而北非和意大利的两个继承国是围绕这些精英建立起来的。最近的一些文献有轻视这些政治单元的强烈倾向，理由是它们不是民族主义时代的学者想象的统一的、文化上一致的民族。它们被认为是松散的群体，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一来，它们在政治上受到破坏自然算不上重大损失。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政治实体固然不是古老的“民族”，但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是因为对群体身份起作用的方式一知半解。的确，有些人能够而且确实改变了群体认同，而认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你怎么想，在于你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个人对自己想法的主张必须得到更广泛群体的承认。你的主张可能会被你想要加入的团体认可，也可能不被认可，而群体规则会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一些群体对想成为或已经成为其成员的个人施加了相对严格的规定，因此群体身份比较固定，而另一些群体则不是这样。因此，从原先认为群体身份完全固定，到现在认为群体身份完全流动，只不过是抛弃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转而接受另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

来到了北非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显然是新的联盟，有时是文化上非常不同的群体在5世纪时联合的产物（汪达尔人是说日耳曼语的农耕民族，而阿兰人是说波斯语的游牧民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联盟没有真正的群体认同。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是在与西罗马的战争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同样，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狄奥多里克领导下的哥特人也是在一系列斗争的背景下组织起来的，首先是对抗阿提拉帝国的其他继承者，然后是在罗马的巴尔干半岛作战。社会科学家证实了直觉所暗示的：冲突以及在冲突中生存的需要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群体肯定很喜欢这样的凝聚力。他们在北非和意大利的定居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凝聚力。除掉奥多亚塞之后，狄奥多里克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为那些助他掌权的追随者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在5世纪40年代的北非，汪达尔人—阿兰人的领袖盖萨里克不得不经历同样的过程。在这两个地方，在分配资产时，狄奥多里克和盖萨里克都以地产赠予的方式奖励主要的军事支持者，地产将继续由其继承人持有，作为对其军事服务的回报。虽然在定居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在这两个王国的总人口中，这些最初的群体将因此继续作为明显受到奖赏和明显负有责任的群体而存在。就哥特人而言，我们知道，凝聚力是通过集群定居点和随后的定期聚会来维持的，在这些聚会上，还会有更多的奖励被授予出去。^<20>

我们在普罗柯比的战争叙事中见到的，正是这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依然与别的群体不同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如果跳出具体军事冲突的细节来看整体，你看到的将是这些核心群体被各种方法所摧毁。汪达尔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但是在最初的征服完成时，绝大多数的汪达尔—阿兰男子已经不在北非的土地上了。在意大利，这一过程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也得到了更完整的记录，其总体状况是很清晰的。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由两种不同身份的武士组成，他带领到意大利的军队之所以能够保持凝聚力，高级别的武士是关键。他们并非中世纪晚期意义上的少数贵族，而是占到了追随者总人数的大约四分之一，即5 000人或更多。东罗马征服的故事就是这个群体被消灭的故事，少数人投降了，但更多的人或者战死，或者被驱逐出去。由于目前人们倾向于强调身份的流动性，这一证据往往不会得到讨论，但证据是丰富、连贯、详细的。它也与该群体最初形成和随后在意大利境内定居的历史完全吻合。因此，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固然不是种族群体，但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群体只是不可捉摸的幻影。他们的灭亡（许多人的确遭到了灭顶之灾）可以也应该算在查士丁尼征服的代价之中。^<21>

当然，还有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造成的所有附带损害。卡西奥多罗斯称，在狄奥多里克创建王国的过程中，其意大利—罗马臣民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自然是一种粉饰。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周期性的战争，加上时不时爆发的暴力冲突，肯定给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普罗柯比生动地描述了一些城市遭到洗劫的情景，如战争初期的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洗劫，还有后来对台伯河口的洗劫。甚至在早年，卡西奥多罗斯就提到过一场饥荒，这场饥荒可能是由军队供应的混乱造成的。贯穿这一切的是一个子主题：战争以城市为中心目标，扰乱农业生产，社会分裂时有发生——比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托提拉无奈之下把罗马奴隶武装了起来。要对这场战争的影响做出任何定量的判断都是不可能的，但很明显的是，意大利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特别是被伦巴第人占领的意大利北部，那里未能从战争的破坏性影响中恢复过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那里存在复杂的交换系统，而且虽然不完整，但有证据说明那里出现了人口锐减。我们无法得知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但这个罗马晚期世界的重要中心不仅人口数量出现了下降，其经济也一去不回地朝着仅限于本地交换的方向发展。

在君士坦丁堡控制下的地区，情况则大不相同。意大利南部保留了商业性的制陶业，其产品在相当广阔的地区销售，这表明较普遍的交换模式保留了较大复杂性。罗马城也从多次围城中恢复过来，再次成为财富中心，大量进口商品，进口商品的数量按7世纪的标准来说相当可观。这一切与罗马晚期的规模完全不同，人们通常认为，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口从几十万降到了只有几万。尽管出现了衰退，但有人认为，在7世纪和8世纪早期，意大利南部可能比西罗马故地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富裕。很难估计如果查士丁尼的军队没有攻打到该地区，这种经济衰退是否能够避免，或者能够避免多少。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给人的印象是，在536年之前，一切都在正常运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的确，我们在伦巴第人统治下的意大利看到的那种经济简单化现象，在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复存在以后，也出现在了后罗马时代西方的所有其他地区。因此，我毫不怀疑查士丁尼的战争在意大利半岛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破坏，并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但也有可能的是，即便仍受东哥特统治，意大利的经济也会走向中世纪早期北方的那种简单模式。^<22>

尽管最初征服的速度很快，但在北非并非一切都光明美好。同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东罗马当局发现，赢得战争比建立有效的政府结构容易得多。有一个与查士丁尼无关的问题。得益于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带来的降水，在罗马古老的北非省份，靠近沙漠边缘和山地的游牧摩尔人与人口密集、农业发达的罗马中心省份非常接近，其中包括东努米底亚、普罗康苏拉里斯（Proconsularis）和拜萨西恩。这些省份经常会发生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冲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的关系“控制得比较好”，并不会导致持续冲突。汪达尔人—阿兰人在439年攻占迦太基后接管了这些关键省份，他们继承了与摩尔人建立的联系网络，开始在地中海的一些军事冒险活动中利用摩尔人，尤其是在457年著名的“洗劫罗马”过程中。以某种方式（我怀疑是在此过程中获得的新武器、新财富和新野心的结合），非洲边缘的摩尔人开始不服从汪达尔人的统治，到了5世纪80年代，随着更大的政治结构的出现，摩尔人已有能力周期性地集中足够的兵力打败汪达尔人的军队。事实上，盖利默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多人的支持来反对希尔德里克，这样的一次失败是主要原因。

贝利萨留推翻汪达尔王国之后，查士丁尼的新管理者要面对的是摩尔人的问题，早在534年，就有报告称努米底亚和拜萨西恩遭到了袭击。^<23> 533年到534的快速胜利被证明是虚幻的。与天主教会的关系仍在磨合，剩下的汪达尔人和罗马士兵薪酬短缺。很快，更大的问题来了，那就是与摩尔人的对抗。汪达尔人统治的混乱让摩尔人有能力实现大肆掠夺定居农业地区财富的野心，这些地区是该省的生命线。这个问题花了10年时间才得以解决，在此期间，新任罗马指挥官约翰·特洛哥利塔（John Troglita）在547—548年取得的胜利再次稳定了中期的局势。这些绝不是小问题，即使没有迹象表明由此产生的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与意大利各省遭受的损失一样大。只有一个城市曾经易手，对平民的主要损害似乎来自广泛但小规模的袭击。从5世纪40年代开始，北非沙漠边缘的定居点内外似乎回归政治稳定，考古证据表明，北非各省的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复苏，尽管从未完全恢复到罗马晚期的水平。

迦太基腹地似乎特别明显地繁荣起来。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防御和宗教建筑进行了大量投资。高档餐具和葡萄酒、橄榄油等农产品的出口也略有回升。罗马晚期北非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与更广泛的西地中海交换体系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这在很多方面依赖于西罗马，尤其是因为西罗马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而补贴了运输成本，而在6世纪中叶，这些补贴都不复存在。北非不再是西罗马经济繁荣的中心，而仅仅成为东罗马经济中一个相对繁荣的外围地区，东罗马的经济中心位于更靠东的爱琴海和近东。因此，北非仍在出口，但规模要小得多，而该地区的总体财富似乎已回到较为一般的繁荣水平。^<24>

无论是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哥特人、罗马军队，还是对北非和意大利的各省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都只能是一场大灾难。虽然较长期的考古证据并不能表明其毁灭性有普罗柯比所说的死亡人数显示的那么大，但是，在有些地方，无论是意大利的战争本身，还是为控制北非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其影响都极为重大。意大利和北非这两个区域的人口水平似乎都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尽管显然有大量的农业活动，而且和平最终恢复后，经济交换和专业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复兴。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东罗马赋税的影响。所以，总的来说，很难证明当地的人口从并入东罗马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或许仅有的一点好处是即便查士丁尼没有发动入侵，他们也得在北非与摩尔人一决胜负，而查士丁尼的军队应该能比汪达尔人更好地保护定居农业地区。

从受其影响的第二个主要群体即东罗马纳税人的观点来看，征服政策也没有什么好处。当然，其中一些人也遭受了与北非和意大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类似的间接损失。成千上万在洗劫中幸存下来的人长途跋涉，到数百公里外科斯罗伊斯的新安条克居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除了540年之外，东部省份的居民似乎很少受到特别严重的伤害。更经常受到战争不良后果影响的是罗马巴尔干半岛的人口。他们有充足的防御工事，普罗柯比的《论建筑》中列举了数百座堡垒（注意，大多数是“修复过的”，而不是新建造的，所以它们早就存在了），而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巴尔干半岛的入侵者中，没有一个擅长攻占有堡垒的城市。但问题是查士丁尼经常从巴尔干半岛调出军队去参加意大利的战争。因此，在我看来，第一次对巴尔干半岛真正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发生在539年并不奇怪。当时，查士丁尼刚为贝利萨留找到增援部队，以便利用他在意大利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些防御工事表明，皇帝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他的巴尔干臣民，但他更需要军队，不惜将他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25>

除了巴尔干半岛和东部的一些省份，对于东罗马的大部分人口来说，征服政策的主要影响体现在税负的增加，而这是为了应付战争和驻守新征服地区的开销，因为来自被征服地区的额外收入肯定要花许多年时间才能稳定下来。参与军队供应（武器、食品、货车、船只和许多其他物品）的特定个人当然会从中受益。对于那些参与供应的人来说，战争总是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因为需求迫切，通常可以谈成利润丰厚的合同。然而，东罗马的大多数人只能看到这些合同所需要支付的税单，而这些合同的履行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好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贯穿《秘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查士丁尼对他人钱财的贪婪。《秘史》通篇谩骂，也写了不少受皇帝或其妻子贪婪所苦的人的具体个例。

在非洲的胜利不仅使查士丁尼在政治上不可动摇，还鼓舞了他去挑战更富有的纳税人。在盖利默于君士坦丁堡遭受羞辱后的那一年，东罗马各地区出台了至少9项单独的措施，目的是通过从富人身上获取更多好处来增加整体税收。这是在6世纪40年代对哥特人和波斯人同时开战的代价产生之前（尽管值得注意的是，查士丁尼从未试图同时打两场全面战争，托提拉的经历表明了这一事实）。我一点也不怀疑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税收账单增加了，而这确实让我更好地理解了普罗柯比的抱怨。他在《秘史》中提到的所有被毁了的人都是富人，而正如他的教育所证明的那样，他本人肯定来自一个相当富裕的绅士地主家庭。查士丁尼的战争确实增加了税收，但对普罗柯比所属的阶级来说，增加的税收很不成比例，由此引发的愤怒仍在他的著作中燃烧。^<26>

过度征税大致有两种类型：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当一群人或者其中大部分人发现自己面临的税收水平十分不公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抗议或偷税漏税时，这就是政治上的过度征税。当然，从政治角度看什么样的税收属于过重，是靠主观判断的。相比之下，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就有数据可循了。在工业经济中，对生产征税会增加所生产商品的成本，如果你把成本提高到买家不再感兴趣的程度，生产和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因此，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可以通过它对整体经济产出的负面影响来衡量，而在总产出实际上没有降低的情况下，依然可能会发生政治上的过度征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适当考虑农业经济固有的特点。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农民并不会在实践中使他们的生产最大化。除非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可以让他们出售经济作物，否则他们往往不会太努力，只要能够养家糊口并支付他们应交的费用就够了，他们更愿意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以悠闲的形式消耗掉一些潜在的盈余。在这样的背景下，增税有时会增加整体生产，因此，增税并不会必然导致现代工业经济中的那种总产出下降。对农民进行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其残酷性体现在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工作，都得不到足够的产品来长期维持家庭生活。这通常以慢性、不是立即致命的营养不良的形式出现，营养不良使人更容易患病，而粮食储备很少或者是没有，因此，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作物歉收会造成高死亡率的爆发。疾病和歉收都会降低人口水平，进而先是导致较贫瘠的土地抛荒，最终或许更好的土地也会抛荒。以这种框架来做定性判断的话，查士丁尼的征服政策是否造成了东罗马心脏地带的过度征税呢？

毫无疑问，征服政策造成了对帝国地主阶层的政治过度征税。普罗柯比的谩骂是一个迹象，但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新政权要想迅速获得政治资本，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彻底或部分地逆转其前任最不受欢迎的政策。查士丁尼死后，他的外甥查士丁二世的新政权立即推翻了他对富人征税的政策（或其中一些政策）。^<27>这些政策显然很不受欢迎，但这未必说明其对帝国结构造成了严重损害。政治上的过度征税只有在导致重要的政治支持者寻求与现行秩序完全不同的选择时，才会造成严重损害，而实际上，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很少或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在查士丁尼时代或之后，我们并没有发现拥有土地的精英们离开传统的罗马人的政权，转而效忠波斯政权（尽管普罗柯比故意把查士丁尼描述为不比波斯的国王好多少）。因此，很难证明皇帝的增税对帝国的结构产生了长期的严重损害。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政策只是严重惹恼了已经很富有的人。

查士丁尼是否在经济上对东部过度征税，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在他统治期间还暴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在6世纪40年代影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541年，瘟疫沿着红海，经过埃及，到达亚历山大里亚这个繁忙的中转站，此后疫情又迅速蔓延到帝国的其他地方，甚至蔓延到了帝国之外。瘟疫在542年春天到达君士坦丁堡，年底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非洲的城市。到了543年，瘟疫已经侵袭了亚美尼亚、意大利和高卢，并最终到达不列颠群岛。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查士丁尼瘟疫，它与黑死病以及19世纪晚期的一场类似的瘟疫大暴发一起，成为迄今为止已知影响人类历史的三大流行病。但是，查士丁尼瘟疫的每一个方面都很有争议，尤其是原因。6世纪30年代末，整个亚欧大陆出现了极端的气候不稳定，536—537年发生了一次尘幔现象，部分太阳光线被大气中的重粒子阻挡，全球气温下降（冰芯样本记录了这一情况）。这一现象似乎是由东亚的火山爆发引起的（尽管这还不确定），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携带鼠疫的中非啮齿动物比以往更广泛地进入红海地区，从而引发了疫情。然而，目前还远不能确定这场瘟疫是否为黑死病（及其相关突变），因为当时的报告表明，这次暴发的情况与黑死病不同。例如，尽管接触和传播速度较慢，但是它比19世纪晚期那场留下了充分观察证据的疫病流行起来快得多。

这场瘟疫的影响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同时期的记录显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都造成了大量的死亡。然而，对于它是否造成了14世纪黑死病那样规模的破坏，仍然存在争论，后者造成了西欧受影响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那些热衷于将这场瘟疫视为重大危机的人试图找到一些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东罗马在550年左右出现了经济衰退。但是，正如最近一次全面调查相关证据得出的结论一样，这一论点总体上是很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东罗马的城市和乡村在6世纪末都显示出持续繁荣的迹象，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对于公元600年之后出现的明显衰退，是有一个与此不同的非常好的解释的。虽然这场瘟疫的确很可怕，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导致了任何普遍或结构性的严重经济混乱。^<28>

不过，我希望说明的是，对于地中海地区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完全是一连串可怕的事件，对此我毫不怀疑。战争肯定给东部居民带来了更高的税负，无论是地主（我对他们的同情通常要少得多）还是农民。许多东罗马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的士兵痛苦地死去。由于附带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不稳定，北非和意大利各省人口中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的无辜者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和长期的生计，甚至还有他们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一个专制统治者的要求，他推行这一政策是为了拼命夺回失去的政治资本，后来又陶醉在轻易的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中。对许多地区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这或许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需要强调的结论。在描述专制统治者的辉煌胜利时，历史往往过于偏向他们本人的观点，而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需要说明。

但是，从帝国中心这个更传统的视角来看，查士丁尼的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先不说所有人遭受的损失，从帝国中心的角度看，这些战争是否值得呢？对于查士丁尼这个自称为多国的征服者的人来说，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在北非的胜利给了他最佳的脱身之计，也让他获得了必要的政治资本，以便在6世纪30年代后期及以后重建政权和君士坦丁堡的礼仪。他平安度过了这一切，最后以83岁高龄寿终正寝，留下了一系列纪念建筑，至今依然让人惊叹不已（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确很惊人）。在他看来，他的每一场战争都带来了相当好的结果。到了565年，非洲已经平静了近20年，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平静了10多年，西西里岛则平静了近3年。对于这位在532年1月的尼卡暴乱中准备坐船逃之夭夭的伊利里亚冒险家来说，征服政策非常成功。但这是这个暴君自己的观点。他所统治的整个东罗马又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是考察被征服的省份。从君士坦丁堡中央的观点来看，关键问题是战争是否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付最初的征服和随后的防御的成本。笼统地看——当然，我们只能采用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答案似乎很复杂。西西里无疑是值得的。与西西里在现代意大利政治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的世界中，西西里是一个巨大的奖赏：13世纪，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为了染指西西里而几乎破产。相比之下，查士丁尼大帝几乎没花任何代价就拿下了西西里岛，东罗马轻轻松松地占领着西西里岛，一直到7世纪50年代第一次阿拉伯人的袭击开始之前都是如此，之后占领又以更大的代价一直延续到9世纪。此时，从这个岛屿所获得的肯定已经超过了为它花费的。我认为北非可能也值得。在北非，成本要高得多，而且和在西罗马的前辈相比，东罗马的税务官最终得到的征税地区似乎要小一些。它也更早落入阿拉伯人手中，迦太基在7世纪90年代的沦陷标志着东罗马统治的实际结束。尽管如此，大部分被征服的北非地区此时已经在东罗马人手中150年了，这段时间足以偿还当初征服的代价。事实上，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西西里—北非轴心十分富裕，足以为希拉克略（Heraclius）父子（稍后将更多讲到他们）接受整个帝国提供权力基础。

棘手的是意大利。令人惊讶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东罗马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考古证据表明，和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区相比，那些仍然在东罗马辖下的地区经济更加繁荣。直到8世纪，拉韦纳周围的一块重要飞地，连同罗马和意大利中部与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一直由君士坦丁堡直接统治。后来拉韦纳失守了，罗马也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控制，我们会在第7章探讨这件事。在那之后的200年里，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地区将继续牢牢掌握在东罗马手中，东罗马对一些孤立的社区的控制则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贝利萨留对那不勒斯的占领开启了东罗马人在意大利南部长达500年统治中最辉煌的时期，使人很难得出结论说，10世纪时，征服的代价才刚刚得到偿还。^<29>然而，比这些东罗马人长期统治的例子更引人注目的是，查士丁尼死后，东罗马很快就失去了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和两个中部高地的公爵领地（以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为中心）。568年，伦巴第人离开他们在多瑙河中部地区统治了三代的土地，来到了意大利北部，如前文所述，纳尔西斯刚刚扑灭了这里哥特人独立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的到来破坏了这位年迈将军的退休生活。这种突然的、毁灭性的损失，显然打乱了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对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的价值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成了一个更普遍的论点的出发点，即不管查士丁尼的短期成功如何，他的征服都或多或少导致了帝国扩张过度，而这是致命的。东罗马不仅没能守住整个意大利，而且在查士丁尼死后的40年里，近东和中东的中心地带税基开始遭受一系列重大损失，而这永远改变了东罗马的性质。这些损失是查士丁尼帝国过度扩张的长期后果，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成立？

大象和黄金床

583年，使节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和当时的阿瓦尔人联盟的可汗之间。东罗马和阿瓦尔人目前处于和平状态，在这些接触中，可汗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礼物的要求：先是一头大象，后是一张黄金床，最后还有一大笔现金。东罗马的历史学家狄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他的姓氏意为“独眼猫”）提到了这些交流，但未做任何评论。阿瓦尔人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刚从中国的边缘地区来到亚欧大陆西部，从未见过大象，可能也没怎么听说过大象。显然，之所以会有大象和黄金床之说，是因为可汗及其顾问试图通过向君士坦丁堡当局索要其无法提供的东西，来形象地展示皇帝权力的局限性。在罗马人交付了大象之后，阿瓦尔人又索要一张黄金床，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外交礼物。黄金床也送来后，阿瓦尔人趁机表示蔑视，接着狮子大开口，索要明知会导致战争的大量现金。索要精美的礼物，然后又拒绝，整个烦琐的程序就是一场外交舞蹈，目的是显示阿瓦尔人的优越性，然后打破眼下的和平状态。^<30>撇开超现实的元素不谈，这个故事最终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在查士丁尼死后的几年里，东罗马会无法继续控制更多意大利半岛的领土。

直到查士丁尼统治的最后10年，阿瓦尔人才进入帝国的考虑范围。此时，哥特人抵抗的余烬已经熄灭，约翰·特洛哥利塔的远征已经稳定了北非的局势。阿瓦尔人的第一个使团于558年抵达君士坦丁堡，据历史学家米南德（Menander Protector）讲述，他们进行了公元500年前后游牧政权所擅长的那种恫吓：

一位名叫坎蒂克（Kandikh）的人被选为阿瓦尔人的首席使节，当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朝廷的时候，他告诉皇帝说，阿瓦尔人的部落是所有部落中最伟大、最强大的一个。阿瓦尔人是不可战胜的，可以轻易地粉碎和摧毁所有阻挡他们的人。皇帝应该与他们结盟，享受他们的有效保护。如果能换取最有价值的礼物、一年一度的付款和非常肥沃的土地，他们会对罗马国家好一些。

现实情况却相当平淡无奇，就像第一个千年的不少游牧民族那样，他们很可能是正在逃避西突厥人的难民，6世纪中期，西突厥人才是真正占统治地位的草原力量。当此时生活在黑海边缘的阿瓦尔人派坎蒂克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西突厥人的势力正在崛起。事实上，避开西突厥人是明智的，他们的政权才是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的超级大国。阿提拉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尽管他经常被拿来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伟大的蒙古征服者相比，但他的事业实际上只是局限于中欧和东南欧的小打小闹。著名的匈奴人（Hsiung-Nu）曾经让秦朝的皇帝不堪其扰而修建了长城，但是他们的势力局限于中国的北部边缘地区。然而，西突厥人势力和蒙古人相当，横跨亚欧大陆，从中国一直延伸到东欧。^<31>

当时大草原上正在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尚不清楚，因为游牧民族很少写作，而西方和中国的史料都没有涵盖这些，这让我们无法详细地探索大草原内部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打出了环境牌。当然，6世纪30年代后期，在查士丁尼瘟疫中可能发挥了作用的尘幔事件可能也减少了草原上可用的草料。这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游牧民族之间的竞争，如果这种影响足够大，那么对其定居人口较多的邻居来说，后果就太容易预测了。

但这并非唯一的可能性。游牧民族依靠以定居农业为主的邻国提供大量的基本食品和其他物品，这些可以通过贸易或榨取来获得。对邻国政治结构的影响力往往是游牧群体建立帝国能力的核心。因此，西突厥人空前的帝国建设，其根源很可能是草原周围世界的变化，也可能是草原本身的变化（两者的某种结合也是可能的，即使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当然，在此过程中大瘟疫可能发挥了作用，但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切记不要过早地排除各种可能性。^<32>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西突厥汗国的崛起本身，而是其主要影响之一，即阿瓦尔人在西方的出现，而这方面的记录要明确得多。

即使阿瓦尔人是难民，他们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在6世纪中叶中欧和东南欧的战略要地所向披靡。在公元558年之前，情况相当简单。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多瑙河中部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西部）有两个讲日耳曼语的王国：西部的伦巴第人王国和更往东的格皮德人王国。黑海北部的土地上有两个讲突厥语的保加尔人游牧群体，分别是乌特格尔人（Utigurs）和库特里格尔人（Cutrigurs）。在两者之间的特兰西瓦尼亚高地和多瑙河湾部以北的一些土地，一系列非常小的斯拉夫群体在这一时期定居下来，这里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酋长制而不是王国制。6世纪20年代前后，斯拉夫人才开始与罗马国家防御的多瑙河边界发生有记录的接触，从那时起，他们对罗马领土的掠夺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像查士丁尼一样，在君士坦丁堡的宫殿里运筹帷幄，那么总体战略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北部边境的一端，让伦巴第人与格皮德人对战，在另一端，让乌特格尔人与库特里格尔人对战，同时尽量减少斯拉夫人的突袭对中部可能造成的伤害。总的来说，查士丁尼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此。但任何政策都不是完美的，而且，他要从巴尔干半岛撤回军队到意大利作战，这肯定会在巴尔干半岛造成额外的损失。539年和559年，库特里格尔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侵袭，罗马各省均受到了影响，第一次侵袭使成千上万的俘虏沦为奴隶。而在6世纪40年代后期，斯拉夫人的侵袭也变得更加猛烈。^<33>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阿瓦尔人似乎大有可用，米南德记录了查士丁尼对第一次接触的最终回应：

他派出了御前侍卫瓦伦蒂努（Valentinus）作为大使，敦促这个部落与罗马人结盟，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敌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因为无论阿瓦尔人获胜还是失败，罗马人都会获利。^<34>

起初，一切都甜蜜而愉快。到了562年，阿瓦尔人的势力已经扩张到黑海的北部海岸，经过一系列没有记录的战役，他们吞并了乌特格尔人和库特里格尔人。毫无疑问，这完全符合559年库特里格尔人第二次大规模入侵罗马巴尔干半岛之后的帝国计划。因此，没有理由不给予阿瓦尔人有利的盟友地位和大量的援助（或者说是“补贴”，取决于你怎么看）；直到565年11月查士丁尼去世，他们都享受着这种援助。

查士丁尼去世后，政权的更迭带来了政策上的决定性变化。我们已经看到，查士丁二世试图通过推翻他舅舅的税收政策来赢得政治资本，而这一政策也被描述为他停止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阿瓦尔的下一个使团一路小跑来到君士坦丁堡，要领取一年一度的礼物时，他们大吃一惊，因为新皇帝告诉他们：

从此以后，你们再也不能靠损害帝国利益致富，也不能自行其是而不给我们好处了。因为你们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

据米南德说，这让阿瓦尔人的使节“大吃一惊”，对于空手而归非常犹豫，尽管他们最终还是空手而归了。^<35>

使节们的反应并不仅仅是心胸狭隘。东罗马取消对外援助将威胁到阿瓦尔联盟的整体稳定。就像他们之前的匈人一样，阿瓦尔人缺乏直接统治他们联盟中被征服者的能力，甚至可能连这样做的愿望都没有，而是借助下属的首领来统治。这意味着为联盟添加新成员很容易，而且整个联盟可以迅速发展。只需要一次快速的军事行动和一场正式的屈服，一个新的臣服群体就基本上算是加入了这个联盟。但是，由此产生的政治结构也会十分脆弱，因为臣属民族旧有的忠诚模式并没有被打破，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很容易重新确立。尽管第一个千年的资料记载了游牧民族的豪言壮语，但维系其联盟的唯一因素是占统治地位的领导者及其直接支持者的威望，与所有的臣属群体相比，他们的人数往往并不多。声望不过是现实中的或被感知到的军事支配，再加上重复利用的声望礼物。两者通常都是成功战争的产物，而且两者都维系着这样一种认识，即相对于试图发起抵抗，接受阿瓦尔人的统治是更好的选择。582年，阿瓦尔人包围了重要的多瑙河要塞锡尔米乌姆，却意识到自己无法取胜。罗马指挥官后来接到了其对手的一个特别的通知，说阿瓦尔人愿意撤退，但前提是罗马人交出一份大礼，让可汗用来掩盖战败的事实。声望的任何重大损失都可能导致阿瓦尔当局受到考验，即使它最终没有被推翻，也要付出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及生命代价。^<36>

566年皇帝的故意轻慢实在是太明显了，可汗别无选择，只能做些什么来弥补失去的收入，同时弥补他在威望上的损失。在一项富有典型中世纪早期想象力的政策倡议中，可汗和他的顾问们决定，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发动一场战争。他们选择的战争对象是法兰克人；同一年，他们大败法兰克人最东边的国王西吉贝尔特（Sigibert），西吉贝尔特后来“立即把面粉、蔬菜和牛羊送到了阿瓦尔人那里”。^<37>正是这种对西行日益增长的兴趣最终把我们带回了意大利。

就在查士丁忙着拒绝阿瓦尔人的时候，格皮德人和伦巴第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争执。566年，格皮德人获得了帝国的军事援助，但他们后来没有遵守约定，拒绝将锡尔米乌姆城交还给帝国。因此，罗马人并不打算在公元567年再次干预，当时伦巴第人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了阿瓦尔人的帮助，一劳永逸地粉碎了格皮德人的独立地位。据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伦巴第人的国王阿尔博因把被他打败的敌人库尼蒙德（Cunimund）的头骨做成了一个酒杯，但他后来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娶了库尼蒙德的女儿罗莎蒙德。

568年4月2日，春草初生的时候，伦巴第人组成一支协调一致的队伍，离开了多瑙河中部，这情形就像90年前狄奥多里克率领大队人马经过同样的关口一样。队伍有好几万人，其中既有伦巴第人，也有其他部族，既有贵族，也有自由人和奴隶，他们对东罗马新征服的意大利的安全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很快，伦巴第人的“首领”（duces，你可以将其翻译成“公爵”，但这有点时代错乱的感觉）占领了（除拉韦纳附近一块飞地外）意大利北部平原的大部分城市，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山区高地建了两个独立的公爵领地，即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

根据200多年后的一份史料，伦巴第人是受到了消灭哥特人的纳尔西斯的“邀请”，才迁徙到意大利的，因为纳尔西斯和查士丁的妻子索菲亚发生了争吵。考虑到纳尔西斯过去的丰功伟绩，尤其是他很快就要退休，当时正在东罗马的城市罗马安享晚年，这样的说法完全不合情理。这只不过是伦巴第人后来说法的一个方面，这个说法与8世纪的情况（具体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关系很大；伦巴第人声称，他们有完全合法的权利在意大利建立王国。野心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在迁徙决定的背后，常常既有“推”的因素，也有“拉”的因素。我毫不怀疑，伦巴第人的领导层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东罗马人软弱。毕竟，伦巴第特遣队曾经参与哥特战争，亲眼看见了东罗马对哥特人和前来救援却姗姗来迟的法兰克大军的毁灭。他们不可能认为征服一块东罗马领土易如反掌。因此，很明显，就像4世纪末和5世纪初几个面对匈人崛起的日耳曼部落一样，在做出这种破坏性的危险举动时，伦巴第人的领导层决定（并设法说服了大部分追随者），有组织的撤退是对付猖獗敌人的最佳方法。566年击败西吉贝尔特，567年摧毁格皮德人，这充分表明阿瓦尔人的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其行动方向越来越向西偏移。阿瓦尔势力在中欧的崛起，与伦巴第人进入查士丁尼最近征服的意大利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38>

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是否野心太大，导致帝国扩张过度，答案可以归结为对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的回答。如果没有伦巴第人的入侵，东罗马在意大利的统治能够像在北非那样得到巩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查士丁尼是否对阿瓦尔势力的崛起及其向西转移（正是这种转移引发了伦巴第人的入侵）负有根本责任？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君士坦丁堡统治意大利的主张无疑引起了人们对帝国税务员的抱怨。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为其他任何人着想。同时，这里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是东罗马本身以及北非所实行的。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理由会导致意大利的人口（无论地位高低）不能最终适应东罗马的统治规范，毕竟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适应了。除了突然涌入的伦巴第人，没有其他敌人有能力推翻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事实已经证明，至少纳尔西斯的军队远远优越于各个法兰克人队伍（这是唯一一场激烈的竞争），法兰克人在6世纪50年代来到意大利，想在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崩溃后分一杯羹。

要想对第二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你就要相信，在阿瓦尔人最初征服乌特格尔人和库特里格尔人的过程中，查士丁尼558年提供给他们的补贴发挥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阿瓦尔人扩张的其余阶段都是在没有东罗马补贴的情况下完成的，而随后他们势力增长并向西迁移，可以说更多是取消了维稳支出的查士丁二世的错，而不是他那发放维稳费用的舅舅的错。阿瓦尔人势力崛起的模式与匈人非常相似，也形成了一个良性或恶性的循环（取决于你的视角）；征服带来了更多的臣民，从而增加了军事能力，但也在同盟内部造成了更大的政治压力，而两者都有一个固有的倾向，那就是引发进一步的军事扩张。我们几乎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查士丁尼应该已经意识到阿瓦尔人太危险了，不能用他传统的分而治之的办法来处理，也不应该在558年给他们提供最初的补贴。但这涉及大量的猜测，而且我们并不清楚在阿瓦尔人征服保加尔人的过程中，东罗马所提供的资金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在558年，根本就没人预见到阿瓦尔势力会发展到如此惊人的高度，而查士丁尼在阿瓦尔人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没有阿瓦尔帝国的话，看不出君士坦丁堡有什么理由不能无限期地控制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总而言之，把阿瓦尔人的崛起归咎于查士丁尼似乎有点牵强，因此，皇帝在战略上可能也并不是那么草率。此外，阿瓦尔人还应该对查士丁尼之后巴尔干半岛的重大损失负责。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希望获得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但他们也促使斯拉夫人更普遍地侵入该地区。斯拉夫群体想要摆脱阿瓦尔人的侵略性支配，阿瓦尔人以残暴的方式统治着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就像对待格皮德人和保加尔人一样。因此，阿瓦尔帝国的崛起从负面刺激斯拉夫人入侵罗马的领土。与此同时，依然是与匈人一样，阿瓦尔人定期在罗马巴尔干半岛发动大规模战役，以此向君士坦丁堡勒索金钱。特别是在6世纪80年代和7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这类战斗给巴尔干半岛的防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漏洞，而查士丁尼的建筑活动就是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这又意味着，罗马人本来可以有效对付的较小的斯拉夫群体，却转移到罗马的土地上，为自己开辟新的领土。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的斯拉夫化，以及君士坦丁堡对这一区域控制的丧失，的确可以追溯到600年前后的几十年，而阿瓦尔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所以，如果仔细考虑的话，责备查士丁尼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阿瓦尔人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当你停下来真正思考这些年来事件之间的联系时，对查士丁尼不利的证据会被进一步削弱。因为，虽然阿瓦尔人在6世纪80年代入侵罗马巴尔干半岛导致了最初几拨斯拉夫人大规模定居，但是6世纪90年代罗马人的反攻已经大体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39>事实上，7世纪第二个十年阿瓦尔人进一步的战役才是真正关键的，因为这些战役带来了无法控制的斯拉夫化，而这种斯拉夫化从未被进一步的反击所逆转。6世纪90年代之后，罗马没有再发动反攻，其原因在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战略转变。

亚洲七城

在《启示录》的第2章和第3章中，万军之主向罗马亚细亚行省（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部）7个城市的基督教社群分别口述了一封信。这些城市中既有以弗所和萨迪斯（撒狄）这样的大都市，也有推雅推喇（Thyatira）这样的小城市。信件的基本模式是先点出教会的名字，指出其主要罪行（对于7个教会中的5个是如此），接着就忠信行事的好处提出警告或激励，再给出应许。每一封信中都有一句也许带有不祥意味的著名叠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约翰写作时，特别是在指出那些令人忧心的罪恶时，想到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社群。但是，要说这些城市在什么时候需要这样的警告，那就是在查士丁尼死后。

大多数城市保留了大量的基督教社群，直到1923年《洛桑条约》签订后被迫进行人口交换，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在查士丁尼去世后的大约80年里，罗马亚细亚行省的基督教城市，以及它南部和东部邻近地区的城市，即东罗马的心脏地带，都遭受了一场大灾难。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先是落入萨珊波斯的手中，此后不久又被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沙漠中心建立的伊斯兰势力吞并。被征服地区的古老基督教城市作为复合城市幸存了下来，但穆斯林的征服和改信活动注定会使这些地区的基督徒人口长期下降，并在曾经是古代基督教心脏地带的地区成为少数群体。在《启示录》中提到的小亚细亚的城市中，发生了另一种灾难。这些城市仍然掌握在信奉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当局手中，但20世纪的考古研究揭示了它们曾经遭受的严重破坏。

萨迪斯尤为突出，它从一个伟大的城市沦落为一个军事要塞，也许还是一个政府中心，而且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直到6世纪晚期，这座城市仍然繁荣昌盛，并热情地维护着它的伟大建筑。这里的商业活动似乎也像以往一样繁忙，考古挖掘人员在主要的浴场外发现了一排商店，似乎充满了勃勃生机。最豪华的房子也许在标准上有一点下降，但仅此而已。610年遭波斯人洗劫后，这里的情况变得十分糟糕。似乎很少有人被杀，但急于逃难的人们来不及从商店里带走他们的物品，这座城市从此一蹶不振。在平原的遗址上，挖掘者所发现的7世纪的一切不过是一些破旧的小房子，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附近有防御工事的山头。但这实际上只是一座堡垒，几乎完全靠对旧城材料的再利用建造而成，从来就不是人口中心。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萨迪斯不复存在。那里的生活仍然在继续，但只是以要塞和几个小村庄的形式存在。在附近的以弗所，情况没有那么糟，但新城与旧城之间的直接连续性也被打破了。人们居住在两处新的四周有城墙的区域，一处位于旧址内部，方圆一平方公里，另一处是圣约翰教堂外围一个更小的区域。这两组城墙内的人口显然比仍然生活在萨迪斯的更多，也更多样化，其经济生活也更为丰富。例如，我们碰巧知道那里有一处大市场，似乎是定期集会。但即便如此，在规模、财富和宏伟方面，公元600年以后的以弗所也仅仅是它从前的影子，而小亚细亚所有罗马晚期城市的考古情况都与此非常相似。^<40>

曾经的大城市沦为驻军的小驻地或小的农业集镇，就连君士坦丁堡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7世纪，这座城市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减少了90%，那些宏伟建筑也从这时开始土崩瓦解。按照中世纪早期的标准，它仍然是一个大城市，但它在7世纪和8世纪的样子只是其在罗马晚期时的影子。这完美地反映了整个帝国的状况。到了640年，也就是查士丁尼死后的75年，埃及和中东地区落入了阿拉伯人之手，小亚细亚西部变成了战场。你可以用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数据来玩一个游戏，看看这些损失对帝国税基的影响，因为这些数据和查士丁尼帝国的情况差不多。从中可以看出，穆斯林对埃及和中东的征服，再加上小亚细亚西部的经济崩溃，意味着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将会失去每年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41>以弗所和萨迪斯的居民所经历的是一场微观上的灾难，而帝国朝廷的灾难在宏观层面上与之对应。东罗马这种令人震惊的衰弱源于君士坦丁堡东线的崩溃，与它长期的敌人和偶尔的伙伴波斯帝国有关。

波斯阵线是一个巨大的对抗战场，涉及三个独立的冲突区域。在北方，两个帝国在高加索山区形成对峙。战斗的结果往往是赢得或丧失对以各个山谷为基础的小王国的控制，如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在6世纪时还有拉奇卡，拉奇卡的人口被地形自然划分开来。而在南方，战争往往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的。这一次是阿拉伯人，因为传统的罗马军队和波斯军队在分开他们领地的广阔沙漠地带都很难施展。因此，地理中心往往也是主要的战场，这个中心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自3世纪以来，双方在这里建立了强大的堡垒，配备了大量的驻军，并部署了大量的部队提供支持。在这个区域，对于处于进攻位置的帝国来说，战争（除了540年那种非常不寻常的情况）早已成为对战略要地的长期包围；如果你处于守势，就要坚决瓦解包围你的军队。

查士丁尼给他的帝国继承人留下的直接遗产是所有这三个区域的和平。在527年至532年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发生了几次战斗，540年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武力冲突很快陷入僵局，早在545年就停战了。在其他地方，似乎有更多的得失，所以战斗一直持续到551年，一次长达5年的停战结束了北方的战争状态。557年，两个帝国达成了全面停火，562年达成了适用于各地的正式和平协议。到查士丁尼去世时，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安静了20年，高加索地区安静了15年。^<42>

两个因素引发了一个不稳定的恶性循环，一个是罗马和波斯关系的长期特征，另一个则是全新的因素。新皇帝登基后通常需要留下自己的印记。查士丁二世面临着他舅舅查士丁尼——“多国的征服者”——留下的异常有害的遗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了向朝廷上的各派势力表明自己确实是不容小觑的统治者，新皇帝不仅对阿瓦尔人的使节非常无礼，而且就像年轻时的查士丁尼在发动西方征服之前那样，他也决心通过损害波斯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来看，波斯人是最佳的敌人，把他们作为野心的目标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查士丁尼从未取得过波斯人的重大胜利。胜利演说应该很容易写：“查士丁尼，我超越了你。”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呀！

当然，问题在于，虽然波斯人是首选目标，但正如许多罗马皇帝付出代价后才发现的那样，波斯人也很难对付。让查士丁二世鼓起勇气试图通过对抗波斯来确立自身统治的，是第二个，也是全新的因素，即西突厥人的日益强大。到了6世纪60年代后期，西突厥霸权已经延伸到了咸海、里海，甚至黑海的北部边缘（这也是阿瓦尔人很乐意向西进入多瑙河中部地区的另一个原因），西突厥因而成为罗马与波斯关系中的一个潜在因素，因为其军队现在可以轻松地通过高加索地区，直接进攻两个帝国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同时进攻两个。查士丁二世的战略集中在鼓动西突厥人对抗波斯人，为此，一系列的使节和礼物从君士坦丁堡源源不断地来到大草原，实际上，如果继续向前，再走这么远的距离就可以到达中国。在查士丁二世看来，最终的结果显然令人满意。根据计划，东罗马和西突厥的军队将在573年发动一场联合大作战。罗马人会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的要塞尼西比斯，这是自210年前尤利安皇帝战败后，罗马人就失去的要塞，而西突厥人则通过从东方进攻来阻止波斯发起回击。

草刚长起来，罗马军队就隆隆地向尼西比斯进发，但突厥人迟迟没有露面。结果是一场灾难。在激烈的战斗中，波斯驻军坚持了下来，镇定自若的波斯人集中兵力发起了一次有力的反攻。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但科斯罗伊斯一世（就是查士丁尼很久以前拒绝收养的那个科斯罗伊斯）率领他的主力攻打要塞达拉——罗马美索不达米亚王冠上的宝石。经过6个月的包围，波斯人突破了城墙，洗劫了这座城市，城中居民沦为奴隶。查士丁二世的宏大计划完全失败了。他不但没能攻占波斯的要塞，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要塞。悲痛欲绝的皇帝精神和身体都垮了，权力被移交给了摄政委员会。突厥士兵为什么没有露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诡计：让两个潜在的敌人针锋相对，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也许是这样，但是当576年一个新的罗马使团到达西突厥人那里时，老可汗已经死了，军队没有露面，可能仅仅是因为他的去世。不管怎样，查士丁破坏了东方的关系，却在真正重要的美索不达米亚让波斯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在高加索地区的几次胜利根本就不足以弥补这样的损失。^<43>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战争一直在持续。576年，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取得了一场大胜，他们俘虏了国王的妻子，扑灭了国王发动战争时带来的圣火，甚至淹死了他的大祭司。这足以维持摄政委员会的运作，公平地说，罗马人也牢牢控制着他们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持续不断、代价高昂的战争逐渐对他们不利。到5世纪80年代后期，新皇帝莫里斯（Maurice）发现国库空虚，军事上也陷入了困境。588年，重要的边境城市马蒂洛波利斯（Martyropolis）的守军没有领到军饷，他们索性将要塞移交给了波斯人。驻扎在埃德萨附近的帝国军队的大部分人听说薪水将被削减四分之一，于是开始反叛。即使他们的将军在他们面前展示著名的曼德兰圣像（Mandylion），他们也不为所动。曼德兰是“非人手所造”的基督圣像，是基督教最神圣的遗物之一，人们曾经认为它是都灵裹尸布（Turin Shroud）的早期化身。士兵们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向它扔石头，莫里斯不得不收回减薪的决定，到别处去寻找必要的金钱。

正当罗马帝国这辆火车驶近缓冲区时，一条脱险的通道出现了，它就是波斯人中又一次有争议的继承。589年，波斯的重要将领巴赫拉姆（Bahram）反抗新国王贺米斯达四世（Hormisdas IV）。巴赫拉姆战功赫赫，其中包括588年对突厥人的决定性胜利，国王感受到了他的威胁，想要杀一杀他的威风。于是，在军队于高加索地区败给罗马军队之后，国王给他送去了一套女装。在随后的混乱中，贺米斯达四世遭到废黜后被杀，巴赫拉姆夺取了政权。贺米斯达四世的儿子、选定的继承人科斯罗伊斯二世逃往君士坦丁堡，请求莫里斯的支持。作为回报，科斯罗伊斯二世提出在高加索地区的阵地上对罗马做出巨大让步。巴赫拉姆则提出，如果莫里斯支持他，波斯不仅可以归还达拉和马蒂洛波利斯，甚至还可以归还尼西比斯。莫里斯最终选择了科斯罗伊斯，因为把美索不达米亚边境前后移动两三个堡垒的距离并不会带来根本的区别；而如果在高加索地区取得巨大收获，罗马人就能在战略上控制通过扎格罗斯山脉的通道的最北端，这些通道直接通向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就像是插在波斯咽喉上的一把刀。

事实证明莫里斯的支持是足够的，到了591年，科斯罗伊斯二世登上了王位。在时运不济的查士丁二世试图打出突厥人的王牌近20年后，双方最终宣布和平，罗马人满怀感激地接收了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切本身都很好，君士坦丁堡的史料适时地为莫里斯的胜利高唱赞歌。然而，问题是罗马人的收获实在太大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进一步破坏稳定的因素。最近的一项研究称这是东罗马的“凡尔赛时刻”。条约给了罗马人太大的战略优势，在适当的时机出现时，任何一位波斯国王都必然会再次诉诸战争来恢复平衡。^<44>我相信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两个帝国的内部政治结构已经相当不稳定，尤其是在发生政治权力转移时，因此这样的机会不久就会出现。

事端是由莫里斯和军队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引起的。591年的和平把他的军队从波斯前线解脱出来，皇帝把官兵派到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他们逆转了阿瓦尔人在6世纪80年代取得的一些胜利。然而，莫里斯的将领们坚持认为，要想对阿瓦尔人造成真正的伤害，应该在草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及早作战，因为这将妨碍敌军关键骑兵部队的行动。602年冬天，野战军接到命令，不准回到过冬的营房。到了11月，他们已经发起叛乱，在一个名叫福卡斯（Phocas）的军官的领导下，向君士坦丁堡进发。莫里斯于11月22日逃离君士坦丁堡，但和家人一起被抓获。福卡斯在11月24日登基，并在3天后处决了莫里斯和他5个儿子中的4个。此后不久，莫里斯的第五个儿子狄奥多西（Theodosius）和前皇帝的许多要员一起被杀。

或许，被杀的并不是狄奥多西本人。狄奥多西的头颅从未在君士坦丁堡展示过。不久之后，一个自称是狄奥多西的人出现在波斯军队的行列中，这支波斯军队称要为被废黜的莫里斯复仇，因为他是当时在位的国王科斯罗伊斯二世的恩人和资助人。我们不知道狄奥多西是否真的逃脱了，但即使他逃脱了，当他不再有用的时候，科斯罗伊斯也会很快就把他干掉。结果，这两个古老帝国之间爆发了新一轮的灾难性战争。^<45>

当罗马帝国的政治充斥着政变和叛乱时，科斯罗伊斯二世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对几乎整个东罗马的侵犯。即使是帝国新救星希拉克略（和他父亲）的到来也于事无补。610年10月，希拉克略率领一支海上远征队，从北非一路赶来，翻过海堤，冲入了君士坦丁堡。到了这年年底，罗马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所有据点都被有步骤地攻克了，这为波斯更宏伟的野心开辟了道路。607年时，莫里斯在591年条约中取得的亚美尼亚已经丧失，所以对波斯一方而言，形势一片大好。611年，科斯罗伊斯的总司令沙赫巴勒兹（Shahvaraz）率兵深入罗马的叙利亚，占领了阿帕米亚（Apamea）、安条克和埃米萨（Emesa）。然而，与540年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突袭，波斯人留在了那里。

波斯人向北推进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占领了该撒利亚。随后在南部，他们占领了大马士革，614年，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全部沦陷，最神圣的圣物真十字架也失去了；这个真十字架据说是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发现的。继续向北，波斯帝国实行了焦土政策。同年，以弗所大城遭到猛攻，稍晚一点应验了《启示录》中的警告，以弗所城中心化为灰烬和瓦砾。

科斯罗伊斯嗅到了彻底胜利的气息，拒绝了日益绝望的君士坦丁堡当局提出的所有和平提议，其中包括616年一个表面上来自元老院的极其可怜的使团（因为波斯国王拒绝承认希拉克略），使团提出接受科斯罗伊斯为“最高皇帝”，罗马人都是他的“奴隶”。621年，对埃及的一次入侵正式启动并成功完成。波斯人还同时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岛链进行海上袭击，袭击蔓延至小亚细亚，直到626年7月底才沉寂下来。此时，帝国首都本身面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边的波斯军队的威胁，而阿瓦尔军队则直接逼到了狄奥多西城墙外。

《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中记录了一名目击者对这次包围的描述，读来十分有趣。阿瓦尔人的军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却根本无法冲破城墙。接着是关键时刻。一些被征服的斯拉夫人擅长水战，在整个6世纪，他们都以擅长使用独木舟而闻名，并且通过运送撤退的劫掠者离开罗马领土赚了很多钱。进入君士坦丁堡唯一可能的路线是希拉克略走的那条，即水路。因此，一支庞大的独木舟队伍奉命从亚洲海岸把波斯的增援部队送过来。罗马人一直保持镇定，直到包围他们的斯拉夫人开始返回欧洲。罗马人的船队被放了出来，上面载着希腊火，斯拉夫人的船队被粉碎了。看到这一团混乱的局面，阿瓦尔人军中的其他斯拉夫人马上开始逃窜，可汗不得不让他更忠诚的士兵对付这些人。包围在混乱中瓦解了。在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波斯征服的高潮就此退去。

君士坦丁堡被围困的时候，希拉克略本人并不在城中，而是在东部的亚洲海岸重新训练和组织他的野战部队。他对君士坦丁堡的防御非常有信心。至关重要的是，他还成功地与西突厥人谈判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盟，而当年正是这个变色龙让查士丁二世发动了战争。627年，一支庞大的突厥军队冲入高加索地区，进入波斯人支配的伊比利亚王国。他们洗劫了这一地区的首府第比利斯（Tiflis），杀死了听命于波斯的国王，并将4万士兵移交给希拉克略，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皇帝志在必得。12月，联军越过扎格罗斯山脉，沿着底格里斯河进入萨珊帝国的心脏地带，在尼尼微城外击溃了一支波斯军队。希拉克略没有进攻首都泰西封的守军，而是采用焦土战术打击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然后他停下来，坐等波斯政体内爆。628年年初，科斯罗伊斯二世被一场政变推翻，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短命的政权。最终希拉克略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波斯人从被征服的罗马行省撤退，这些行省中的大部分行政机构都没有发生变动，希拉克略带着真十字架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他重建的帝国已今非昔比。小亚细亚西部富饶的土地遭到了破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忠诚也在波斯统治的15年中动摇了。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完全失控。由于所有的军队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十分猖獗，后者的定居点迅速增加。也许最糟糕的是，帝国的国库已经耗尽。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希拉克略被迫采取了非常措施。军饷减半，首都内部的免费面包停止供应，教堂宝库里的贵金属被悉数征用。这些勉强够用来支付给突厥人的费用，发动对波斯的大反击。带着胜利的荣耀，扛着象征上帝眷顾的真十字架，希拉克略现在可以着手重建帝国了。^<46>

从630年前后的情况看，罗马内部并没有什么能妨碍重建的因素。过去25年的噩梦对帝国造成的损失并没有3世纪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大。当时，东罗马东部行省的大片地区脱离了罗马的统治。然后，在瓦勒里安失败被俘之后的15年里，帕尔米拉城成为一个后继国的中心，这个后继国打败了波斯人和罗马人，其疆域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不过，罗马帝国后来恢复了元气，于3世纪70年代中期在奥勒留的领导下恢复了控制，又利用城市的税收重新充实了国库。到了4世纪中叶，来自这些地区的史料再次丰富起来，对帝国的忠诚再次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而近东正处于长达300年作为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带的中间阶段。

一般而言，希拉克略和他的继任者没有理由不承担与此类似的重建工作。是的，巴尔干半岛是额外的问题，但它在3世纪时也是如此，并且莫里斯的战役表明，阿瓦尔人是可以被击败的。如果没有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就只不过是袭击者，他们还没有能力在公开的战斗中对抗帝国的军队。帝国内部的宗教冲突也没有人们有时想象的那么严重。的确，卡尔西顿会议上的辩论仍在继续，但即使相关教义问题最终无法解决，帝国的结构也不会受到威胁。没有证据表明宗教上的不和使东罗马更容易被波斯征服，有迹象表明在6世纪后期，围绕卡尔西顿会议的争吵正在缓和，而此时波斯带来的严重危机尚未打破来之不易的帝国政策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6世纪80年代终于出现在了宗教领域。^<47>因此，希拉克略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而使这一切化为乌有的是在近东战略地理中出现的又一个新因素，其影响将大大超过西突厥人。就在希拉克略着手从废墟中重建他的帝国时，一个刚刚被伊斯兰教统一起来的阿拉伯世界彻底颠覆了过去一千年的旧格局。

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现象，因为它，第一个千年的亚欧大陆西部的历史仍然与21世纪息息相关。发生了一连串将中世纪和现代世界与过去的一切区分开来的变革，包括罗马陨落、地中海占支配地位的古老世界秩序终结、基督教兴起、东部和北部融入欧洲主流，而伊斯兰教的横空出世是这一连串变革中的最后一环。和其他那些因素一样，这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就历史而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来自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早期原始资料，因为在伊斯兰世界中，9世纪以前关于穆罕默德生平的叙述都没有流传下来。在那之前，伊斯兰教已然经历了两次重大革命：一次是7世纪导致逊尼派和什叶派分裂的危机，另一次是8世纪中叶的阿拔斯革命。考虑到先知至高无上的重要性，9世纪对先知生平的叙述使伊斯兰教在此前的发展合法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切与7世纪早期的现实究竟有什么关系，还不太确定。^<48>

然而，伊斯兰教崛起的背景显然与罗马和波斯之间的超级大国冲突有很深的关联。沙漠边缘的阿拉伯人是这两个帝国之间第三个沙漠边境地区的关键人物。大规模的常规军队不可能在那里作战，但沙漠至少提供了突袭的机会，并将敌人的注意力从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前线转移到北部。因此，双方都招募、资助和武装阿拉伯盟友，以保护己方易受攻击的沙漠地区，并尽可能地给对方制造麻烦。没有人费心去写作帝国这些阿拉伯边境地区连续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把罗马历史学家现存的零散资料串在一起，一个关于4世纪到6世纪阿拉伯历史的事实就会浮现出来。毫无疑问，由于两个帝国向该地区倾注财富和武器，由帝国的阿拉伯盟友控制的政治网络的规模大幅扩大，阿拉伯人的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在4世纪和5世纪，罗马人通过一系列的阿拉伯盟友来运作；但是到了6世纪，罗马人和波斯人都各自只有一个盟友，分别是加萨尼人（Ghassanids）和拉赫米德人（Lakhmids）。这些群体现在非常强大，至少有时在谈判桌上有了自己的席位，当然也有自己的诉求。换句话说，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种转变，这类似于影响了罗马帝国欧洲边界边缘以日耳曼语为主的世界的转变。从长远来看，帝国倾向于与邻国建立的那种关系会在这些边缘地区产生更大、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阿拉伯世界则是在两大帝国（而非一个）的干预下加速发展起来的。^<49>

从这个角度来看，穆罕默德生涯中的非宗教因素与匈人王阿提拉的生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阿提拉所做的是联合一系列主要说日耳曼语的边境部落对抗罗马，这些部落的首领本来听命于罗马，他们既会内斗，也可能会对抗帝国。这就产生了一个足够大的权力集团，足以直接对抗帝国，在鼎盛时期，该集团有时甚至还能获胜。穆罕默德的生涯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此前的200年里，这些阿拉伯群体已经习惯于在较大、较复杂的军事政治体系中运作，但是如果没有穆罕默德，这些群体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统一的高峰。穆罕默德与阿提拉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强大的新宗教是他设法建立的政治权威的一个基本元素，而在联盟最初的魅力领袖去世后，这个宗教继续作为一股统一的力量发挥着作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的匈人核心力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这给了许多附庸部落重新独立的机会，比如被瓦拉米尔联合起来的潘诺尼亚哥特人，以至于匈人帝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不复存在了。穆罕默德死后，在所谓的“里达战争”（Ridda wars，又称“叛教战争”）中，有足够多的核心支持者来维持宗教团结，防止那些不那么忠诚于这项事业的人脱离出去。本来听命于两个帝国的阿拉伯群体被穆罕默德统一后，不但没有像在中欧的匈人帝国那样来去匆匆，反而经受住了考验，迅速征服了几乎整个罗马东方，甚至更远的东方，征服了整个萨珊帝国，此外还有更多地区。633年，第一支阿拉伯伊斯兰军队从沙漠中横空出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罗马地中海和波斯近东之间持续了一千年的对抗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50>

遗产

我们再次调整聚焦，回到查士丁尼身上，就会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伊斯兰教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东罗马的历史进程。由于穆罕默德兴起，帝国中心地带灾难性地落入他的阿拉伯联合军队之手，希拉克略和他的继任者们不可能重演3世纪罗马皇帝的大逃亡。这些损失将东罗马的疆域限制在其以前疆域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围绕其余的许多省份将经常发生争夺。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行政不得不从根本上进行重组，因为仍然有大量的军队不得不靠多少有些微薄的资金来维持，因为无论怎样都要抵挡试图攻占剩余省份的阿拉伯人军队。这些损失甚至带来了宗教的重新调整，因为旧的帝国意识形态看起来越来越空洞。在三分之二的帝国被另一种宗教的旗手征服后，宣称自己是独一无二由神指引的国家，奉全能上帝之命把基督教文明带到全世界，这样的说法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幸运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本提供了一种更合适的模式。利用《旧约》，皇帝能够把自己从天命的世界征服者改造成一个被选中的民族的领袖，他将带领众民乘坐君士坦丁堡的救赎方舟，乘风破浪，穿过激烈的风暴，走向最终的救赎和胜利，而天启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流行体裁。这一巧妙的做法既保全了面子，又避免了侮辱人们的智商，因为当时现实的重担压倒了一切。总的来说，7世纪的失败使世界性的东罗马沦为东地中海的区域性拜占庭政权，实际上成了伊斯兰世界不情愿的卫星国。7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的所有扩张都是在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时期实现的。只要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能统一起来，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就不会太好。^<51>

这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对查士丁尼的质疑。真正的问题是，他的征服扩张是否超过帝国的能力太多，以至于它们不仅要为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领土的丧失负责，还要为帝国无法保留其东部核心地区负责？在我看来，如果认真考察查士丁尼死后的事件，是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的。

如果要把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领土损失归罪于查士丁尼，你就得把阿瓦尔帝国归罪于他，而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在我看来，伊斯兰教的崛起也是如此。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穆罕默德是真主派来的，随后的伊斯兰征服是他指定的，查士丁尼说过或做过的任何事都根本无关紧要。而如果你不是穆斯林，也没法把责任直接推给查士丁尼。在阿拉伯世界出现更广泛统一的过程中，顶多只能认为皇帝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角色。他确实促进了其帝国的阿拉伯盟友的新的统一，承认当时的加萨尼领导人为他们的共同领导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位。但查士丁尼这么做是被动的，并不情愿。波斯人已经把他们的盟友统一在一位拉赫米德人统治者之下，因此，在529年，他们能够在罗马的沙漠边缘发动一次破坏性袭击，这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任何一个尚未联合起来的阿拉伯盟友来说，都是太过强大而无法抵抗的。因此，并且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查士丁尼才建立了一个更大的阿拉伯联盟作为回应。然而，6世纪80年代，这个联盟被皇帝莫里斯解散，它并不是穆罕默德在7世纪20年代建立的联盟的前身。^<52>

7世纪30年代，希拉克略的帝国被穆罕默德新联合起来的阿拉伯人接管，接管如此容易，是因为帝国财政已彻底枯竭，而查士丁尼和这种财政枯竭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查士丁尼死后，东罗马确实显示出财政紧张的迹象，尤其是在皇帝莫里斯统治时期，但这更多是因为查士丁尼，还是因为他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对这个问题需要极其谨慎地考虑。查士丁二世让帝国陷入和波斯之间的灾难性正面冲突，因为他认为西突厥人会在关键时刻驰过地平线。查士丁尼统治的最后五年基本上是和平的，甚至在波斯前线也是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这个阶段，来自北非和西西里岛的财政收入已大幅增加。真正消耗东罗马国库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作战，而查士丁二世的行动造成了始于573年、终于591年条约签订的长达18年的全面冲突。让莫里斯承受巨大经济压力的，更有可能是查士丁二世的行动，以及他浪费在突厥人身上的钱，而不是继续对查士丁尼533年新兼并地区的毫无回报的支付。

603年，新一轮罗马—波斯冲突爆发；在那之前的12年里，帝国的金库一直没能得到充分的补充。在此期间，莫里斯的部队一直致力于改善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与阿瓦尔人作战可能比与波斯作战花费少一些，但也少不了多少。公元603年之后，灾难性的大国冲突在东方爆发，6世纪90年代的积蓄很快就被用光了。如果穆罕默德的士兵遇到的不是刚花了25年的时间互相战斗到精疲力竭的两个帝国，作为一个非穆斯林，我很难想象他们会取得如此的成功。换句话说，阿拉伯征服罗马东部的成功，更多地要归功于（至少直接归功于）此前发生的两轮大规模罗马—波斯冲突（从573年到628年的55年里，有43年是冲突活跃期），而不是查士丁尼。正是这些战争使帝国国库空虚，对东部省份的控制放松，以至于阿拉伯军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攻占。除非能使人信服地表明，查士丁尼应该对将罗马—波斯冲突升级到3世纪以来所未见的程度负主要责任，否则就不应指责查士丁尼失去了罗马东方。

毫无疑问，他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查士丁尼在意大利和北非的战役，为科斯罗伊斯一世在540年成功入侵罗马的叙利亚提供了借口和机会。但是在查士丁尼统治的剩余时间里，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正面冲突只发生在540年至546年之间，除此之外，双方都满足于在其他两个地区更有限、成本也更低的接触。正如我们所见，查士丁尼统治最后几年的特点是在各地都实现了全面和平。如果没有两个帝国在573年至628年之间几乎未曾中断的正面交锋，阿拉伯人以我们所知道的形式进行的征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样的交锋是在查士丁尼死后重新开始的。查士丁二世的政治决策是发起世界性的战争，莫里斯的政治决策是执行惩罚性的和平。从根本上为伊斯兰教势力征服罗马东方创造了条件的，是这两种政策以及西突厥人的出现，而不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与波斯之间零星、有限的争端。查士丁尼如果在6世纪70年代依然掌权，很可能会落入和他的继任者一样的傲慢陷阱，但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大概应该明确地写出来，以防前面的段落让人觉得我对查士丁尼仁慈了。按照罗马人的标准，或者实际上是任何标准，查士丁尼都是最糟糕的专制恶棍。他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毫不在乎地屠杀大量本国公民，他也可以为了权力而对邻国发动投机性的攻击，不管附带的损害有多大。他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大规模屠杀本国公民，但他野心很大，他的高压统治也同样混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有过有人认为他所怀抱的伟大梦想，因为他的政权很晚才开始实行西方扩张政策，并且完全是出于绝望才这样做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很难将东罗马随后沦落成继承者拜占庭的样子归咎于他。没错，他在西方的征服引起了一些波斯人的嫉妒，但这不过是促使科斯罗伊斯一世推行一种受约束的、机会主义的侵略而已。是的，他确实在罗马边境建立了一个更加统一的阿拉伯联盟，但这并不是穆罕默德的军事政治宗教联盟的直接前身。

一个糟透了的皇帝把帝国注定崩溃的毒酒传给了继任者，这个故事大概比较符合人们的道德情感，但这种说法往好里说也是很勉强的。只有将阿瓦尔人、西突厥人、查士丁二世、莫里斯、科斯罗伊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都考虑进来，才能对君士坦丁堡后来的苦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理解，总体而言，在此过程中，这些人的集体作用远远大于查士丁尼。在描写遥远的过去时，保持对时代的正确认识是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在21世纪的人看来，565年和630年似乎是相邻的，但它们实际上在政治上隔着三代人，从查士丁尼到阿拉伯人征服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查士丁尼并非一上台就志在重新征服失落的罗马西部，但他也没有让君士坦丁堡战略降级。

无论如何，他无疑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一位利用东部心脏地带的资源，试图在地中海西部及更远的地方重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公元573年以后，东罗马东线进入了长达55年的全面对抗，此后，没有一位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还能拥有足以重建罗马帝国的权力基础。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东地中海地区从恢复西方帝国权力的潜在竞争者名单上永远消失了。东罗马和西罗马都尝试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但最终都失败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尝试将来自北方。

<1> 《秘史》18.3–30，洛布版译文第213页上的脚注1。

<2> 关于狄奥达哈德的统治，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普罗柯比《战史》5.6—11。关于查士丁尼的征服，现代的第二手讲述见Wolfram（1988），pt 5，c. 10；Heather（1996），c. 9; Moorhead（1994），c. 3; O’Donnell（2009），257 ff.。多亏了普罗柯比，这些事件都被很好地理解了，后面没有必要不断地引用这些文献。

<3> 法兰克人：《战史》5.11.28—29。皮特扎斯：《战史》5.15.1—2。罗马：《战史》5.14—6.6。萨罗那：《战史》5.16.8—18。

<4> 皮切诺：《战史》6.7.28—34。里米尼：《战史》6.10。驻军：《战史》6.11.1—3。贝利萨留：《战史》6.11—13。

<5> 亚得里亚海前线：《战史》6.23—28。乌拉斯：《战史》6.18 ff.。

<6> 抛弃：《战史》6.28.30—35。谈判：《战史》6.22.9—20。

<7> 《战史》6.29.1—3。

<8> 哥特使节：《战史》6.22.17—20。亚美尼亚人：《战史》2.3.31—57。普罗柯比对于这次入侵的讲述，见《战史》2.5—13。安条克的毁灭，见《战史》2.10.4—9。新安条克的建立，见2.14。第二手的讲述，见Greatrex and Lieu（2002）。cc. 7–8; Greatrex（2005），488 ff.; Dignas and Winter（2007），37 ff. and 106 ff.;Sarris（2011），153 ff.。

<9> 关于乌拉斯和伊尔德巴杜：《战史》6.28.35; 29.39—41。给贝利萨留开出的条件：《战史》6.30。贝利萨留返回君士坦丁堡：《战史》7.1。

<10> 《战史》7.1.25—2.13。关于哥特人的顽疾，见Goscinny and Uderzo（1963）。

<11> 对与波斯之间战争的详细介绍，见本章注释8中提到的作品。Heather（1996）,327–328罗列了托提拉在不同时期招募的罗马军队的名单，但这里要注意，绝大多数人只是临时加入的，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报酬，一旦他们得到了报酬，就会马上转而效忠皇帝。

<12> 关于托提拉最初的胜利，见普罗柯比《战史》7.3—8。

<13> 奥克西姆：《战史》 7.9—12。罗马：《战史》7.13—21。

<14> 关于贝利萨留和托提拉，见《战史》7.21—37。突袭舰队，见《战史》7.35,37—39, 8.22。

<15> 《战史》7.37.6—7; cf. 8.24.4。

<16> 《战史》8.23。

<17> 关于托提拉最后一次战斗，见《战史》8.26—32。关于泰亚斯，见《战史》8.33—35。

<18> 抵抗的三个中心：《战史》8. 35. 37；《战史》8. 34. 19—20。Agathias, Histories 2.1—14讲述了布提林的战斗及其失败。维丁的故事，见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the Lombards 2.2；评论见《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3, 924。

<19> 但人们仍在尝试。O’Donnell（2009）, 289引用了一份较新的数据，这份数据比大多数都要缜密，但即便是这份数据，唯一一个“真实的”数字是据说查士丁尼从阿纳斯塔修斯和查士丁那里继承了2 800万苏勒德斯，其真假还无从分辨。

<20> Heather（2008）更详细地讨论了对人类群体认同的新理解是如何被纳入古代晚期的讨论的。在讨论意大利的情况时，Amory（1997）的论点让一些人相信，追随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实际上只是暂时追随他，但该论点的证据并不充分，其最主要的局限在于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在536年至556年之间，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愿意为其战斗和献身，而至少从540年开始，查士丁尼就愿意让他们保留他们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得到的土地，更充分的论证见Heather（2003）。关于汪达尔人，比Amory关于哥特人的讲述更加令人信服的是Merrills and Miles（2010），尤其是第四章，他们正确地强调，定居进程的回报使盖萨里克的追随者成为北非地区新的、独特的军事精英。在东罗马征服之后他们的消失也是一个类似的重大历史现象。

<21> Heather（1996）, 尤其是第273—275页和附录1。普罗柯比用三个同义词来描述这个群体：“最佳的”“精选的”“首要的”。从普罗柯比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灭亡的。关于汪达尔人中与其相对应的群体的灭亡，见Merrillsand Miles（2010），第九章。

<22> Wickham（2005）, 728–739；更加详细的证据，见Wickham（2009）, 140–147。这些作品中Wickham的整体模型是，罗马晚期的经济复杂性是建立在罗马晚期国家的结构和运作之上的，见（2005）, 708–717。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国家的消失必然会导致实质性的简化，即使哥特战争加速了事态的发展。Ward Perkins（2005）的观点不这么以国家为中心，他更多是从帝国存在带来的总体情况来解释这种复杂性，而不是其自身政治经济的运作。在这个模型中，与帝国终结及其影响相关的暴力是更重要的原因。

<23> Courtois（1955）, pt 3, c. 2的讲述很经典。Rushworth（2004）和Merrills and Miles（2010），尤其是第124—129页，提供了最新的补充，两本书都有参考书目。

<24> Pringle（1981）收集了防御方面的证据。关于宗教建筑的重建，请参考Merrillsand Miles（2010）, 241 ff.。Wickham（2005）的第637—644页和第720—728页讨论了被征服之后北非城市持续繁荣和经济复杂性的证据。

<25> 关于查士丁尼对巴尔干半岛防御的重大投入，Curta（2001）, c. 4（借助考古证据）令人信服地反驳了过去忽视普罗柯比所提供证据真实性的倾向。

<26> 近年来对查士丁尼税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介绍是Sarris（2011）, 151–153；一些大人物被毁的例子，见《秘史》。

<27> 查士丁尼《新律》148。Sarris（2011）, 227–228对其进行了探讨。

<28> 最近有一些涉及鼠疫各个方面的优秀英文著作：Horden（2005）; Stathakopoulos（2000）; Sarris（2002）。在细节方面，我总体上遵循的是Horden的说法。关于公元550年后东地中海的持续繁荣，见Ward Perkins（2005）; Holum（2005）;Wickham（2005）, 443 ff.（关于农业生产）, 626 ff.（关于城市）, 548–549是他对鼠疫只有“边缘”影响的具体分析。

<29> 见本章前注19，根据O’Donnell（2009）, 289引用的猜测，查士丁尼继承了2 800万苏勒德斯（罗马金币），征服花费了大约3 600万苏勒德斯，从意大利和北非每年获得的收入大约各为50万苏勒德斯，关于西西里的数据不可得。即使采信这些数据，你也不得不认为，从中长期看，征服确实是值得的。

<30> Theophylact Simocatta 1.3.8—13。与之相对的是，511年，汪达尔国王色雷萨蒙德试图通过送礼重新获得狄奥多里克的欢心，但对方拒绝接受这些礼物，见上文。

<31> Menander fr. 5.1, trans. Blockley(1985), 49. Whitby（1988）; Pohl（1988）,（2003）很好地介绍了阿瓦尔人的历史。阿瓦尔考古学的英文介绍，见Daim（2003）。

<32> 对于欧亚游牧民族的一些介绍，见Lattimore（1940）; Sinor（1977）; Khazanov（1994）。

<33> 关于库特里格尔人的入侵，见普罗柯比《战史》2.4；Agathias, Histories 5.11ff。关于斯拉夫人的入侵，见《论建筑》4.7.13 and 17f.；《战史》7.39–40。Curta（2001）, cc. 5–6（涵盖了伦巴第人与格皮德人，以及斯拉夫人）很好地介绍了当时更大范围内情况的不同方面。

<34> Menander fr. 5.1–2, trans. Blockley（1985）, 50–51.

<35> 查士丁二世宣布继位: John of Ephesus, H. E. 6.24, trans. Smith（1860）, 429；参考Menander fr. 8, trans. Blockley（1985）, 97。

<36> 对与匈人相似之处更详细的探讨，见Heather（2005）, c. 8;（2009）, c. 5。锡尔米乌姆：见Menander fr. 12.5。

<37> Menander fr. 11, trans. Bockley（1985）, 429.

<38> 纳尔西斯的邀请这一说法出自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2.5,trans. Foulke（2003）。对于他们进军意大利的深入探讨，见Wickham（1981）,28 ff.; Jarnut（1983）, c. 1; Christie（1995）, c. 2; Pohl（2005）把重点完全放在伦巴第人的侵略性上。

<39> Whitby（1988）, 156 ff. 探索了6世纪90年代东罗马的有效反攻。对于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化的更详细介绍，见Heather（2009）, c. 8, esp. 399–406。

<40> 众所周知，第一批挖掘工作的整体图景是Foss（1977）拼出来的，详见Foss（1996）。对于后来材料的最新总结，见Wickham（2005）, 626 ff.。Ward Perkins（2000）和Wickham（2005）, 609 ff. 都强调了相比之下埃及古老罗马城市的持续繁荣，以及伊斯兰教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肥沃新月地带的情况。

<41> 奥斯曼帝国的档案：Hendy（1985）, 613–669。对需要进行的重大行政、军事和政治调整的一般介绍，见Haldon（1990）。

<42> 对古代罗马–波斯冲突总背景的优秀介绍，见Whitby（1988）, c. 7; Blockley（1992）; Greatrex（2005）。后来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事态发展，见Dignas and Winter（2007）, esp. 138 ff.; Sarris（2011）, 153 ff.。

<43> Menander, esp. frr. 10 and 13的存世残篇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与西突厥人之间的外交。其他观点，尤其是涉及突厥人动机的观点，详见Dignas and Winter（2007）,esp. 109–115; Sarris（2011）, 226 ff.。

<44> 对于莫里斯的战争，最好的介绍是Whitby（1988）, cc. 9–11。关于“凡尔赛时刻”，参考Sarris（2011）, 232 ff.。

<45> 更加详细的讲述，见Whitby（1988）, c. 6; Sarris（2011）, 236–242。

<46> 《复活节编年史》对君士坦丁堡之围做了叙述，英译见Whitby and Whitby（1989）, 168 ff.。对于福卡斯和希拉克略的波斯战争的史料的精彩分析见Howard Johnston（2010）。更加详细的叙事重构见Dignas and Winter（2007）,44 ff., 115 ff., and 148 ff.; Sarris（2011）, 242–257。

<47> 关于3世纪的危机和罗马的复苏，见Dodgeon and Lieu（1991）, pt 1; Potter（2004）, cc. 6–7; Heather（2005）, cc. 2–3。

<48> 对于史料问题的介绍，见Crone and Cook（1972）; Crone（1987）。

<49> 在Sartre（1982）中，这一点非常清楚；关于古代晚期的阿拉伯半岛的总体情况，见Donner（2005）; Dignas and Winter（2007）, c. 5。关于和日耳曼世界的类似之处，见Heather（2009），尤其是第2和第11章。

<50> 这方面最近的优秀英文介绍见Kennedy（2007），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介绍。

<51> 我们将在下一章通过反圣像争论回到拜占庭宗教自我理解的历史。

<52> 关于查士丁尼阿拉伯政策的更多细节和莫里斯的逆转，见上文脚注42和49中所引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