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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2期，原文标题《挪威：幸福感从何而来》

文/贾冬婷 李菁

财富，一定会带来幸福吗？

提起挪威，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森林的意象。“挪威的森林”最初源自甲壳虫乐队上世纪60年代的一首歌《Norwegian Wood》，讲述了一段亦真亦幻的情感故事，而故事里的超现实情境正是借挪威的森林营造出来的。

令人好奇的是，这一置身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除了带给人物质的有形馈赠——典型的如森林、海洋、石油、三文鱼、极光——还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影响？与幸福又有什么关联呢？

事实上，挪威一直是“幸福感”超级强国。自2011年起，联合国每年发布一次“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这北欧四国一直占据着榜单的前几位，挪威更在2017年位居榜首，得到最高10分中的7.54分。在联合国报告中，衡量一国幸福感有一整套复杂标准，九大领域：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但说到底，幸福是一种很难量化的内心感受，这激发着我们深入挪威去探寻幸福的秘诀。

最容易与幸福建立关联的变量是财富。联合国报告也显示，富裕的国家民众幸福感比较高。不过，财富对幸福的影响并非单向的正相关。从总量上看也是如此，过去30年全球生活质量不断上升，但幸福指数的提升却相对缓慢。报告制定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赛克斯指出，经济增长会提升生活质量，但同时也伴生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社区意识丧失、社会信任度下降、焦虑感扩散等。

去探寻挪威的社会制度和国民幸福，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它的国家财富，而且是由于石油的发现而突然激增的财富。它是如何享用财富，同时又设法摆脱石油财富的魔咒的？

1969年，在挪威境内的北海区域发现了日后证明堪称巨大的石油储备，这个发现超越其他一切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个挪威人的生活，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现代挪威社会的成功——福利国家制度，无可比拟的生活水平，强大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及散布各地的新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石油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石油财富很少对一个国家产生长远的正面影响，挪威会幸免吗？我们去卑尔根拜访了挪威石油基金专家、挪威经济学院院长欧斯坦·特格森（Oystein Th?gersen）。

事实上，“石油基金”是个习惯性说法，1996年开始启动的这一基金，2006年已改组为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作为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境外进行投资。采访当天，基金主页上的实时数字显示，基金市值达到87170亿挪威克朗，早已突破1万亿美元，也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是个小国，人口只有520万，这一主权基金总量相当于GDP的两到三倍，人均拥有19万美元财富。而且，这笔财富被妥善管理，严格控制，每年只使用区区4%，剩下的都用于海外投资。可以说，石油基金是现代挪威社会最大的成就——它是北欧自制精神的终极体现，是负责任地管理财政的楷模。

特格森告诉我们，挪威人并非生来养尊处优。1969年之前，挪威是斯堪的纳维亚三巨头的穷亲戚，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因为境内2/3的面积都被冰川、山地、高原覆盖，人们要在贫瘠的土地上勉强劳作，或者在危机四伏的海洋上讨生活。直到1969年底在北海海域南部发现第一块油田，1972年成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iol，此后不断发现新的油田以及天然气田。巅峰时期，挪威一度是全球第七大石油生产国、第三大石油出口国、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据估算，即便挪威人什么事情也不做，现有的石油资源也足够全体国民富足地生活150年。

石油的影响立竿见影。特格森说，他的祖父母一辈以前都在“旧行业”工作——渔业、船业、制造业，大批石油开采后，人们纷纷转向“新行业”——石油工业直接相关的海上勘探、石油工程、沿海地区更多的酒店和餐馆服务业等。即使是远离海岸线的地区，工资水平也显而易见地上涨了，旧行业的人在减少，大规模转向间接的石油产业或者公共服务部门。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之后，挪威人开始有了忧患意识：石油资源枯竭后，挪威该往何处去？于是在1990年，挪威议会批准通过政府石油基金法案，石油营收将不再直接归入政府财政，而是转存入石油基金中。这也开始真正践行1971年挪威政府提出的“石油十诫”，宗旨就是确保收益不仅有益于这一代，而且可以造福子孙后代。特格森认为，石油基金也是挪威远离2009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石油基金的绝大部分由挪威央行负责进行海外投资。特格森介绍，投资思路是尽量多样化，“把风险分散到多个篮子里”。目前，这笔基金投资在了全球78个国家的9050家公司，其中60.6%投资国际股票市场，36.3%用于固定收益投资，另有3.1%用于投资海外房地产。累积下来，挪威已控制着全球大约1%的股票，是欧洲股票市场最大的国有股东。

特格森认为，石油基金成为挪威人幸福感的重要源泉之一，基于两个原则：第一，基金的使用被严格限制。这一基金相当于国家的储蓄账户，原则上不会动用本金，只消费利息。之前经济学家估算的基金回报率是4%，2016年以来因全球汇率降低，将预期调低到了3%，于是政府财政支出也随之变为动用基金总额的3%。“这样的话，即便石油开采殆尽，本金不再增加，这笔钱也不会减少。”第二，财富由全体国民共享。通过一套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在内的社会福利体系，奠定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都能得到照护的乌托邦社会，将财富转化为了福祉。

挪威人如何做到了抵制消费，没有花掉更多石油收入？特格森认为，一方面是基金建立之初就很清楚，要避免“荷兰病”，即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所以每一届政府尽管都面临少用石油收入的挑战，但都会遵守规则。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文化传统。“挪威一直是个穷国，人们分散生活在沿海，而不是聚居在城镇和乡村，习惯了靠简单的必需品维持生活。所以，挪威人不喜欢放纵挥霍，对储蓄始终绷着一根弦。”

有关资源枯竭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特格森说，目前挪威石油的储量已经开始下降，而天然气正处于增长的最高水平。说石油时代结束或许为时过早，但对未来的预期必须要改变。他举例，从石油基金中的支出是可持续的，但支出的增加是不可持续的；工资的增速会放缓；石油产业的劳动力要削减，转移到新的产业。

那么，在石油经济逐渐褪色之后，驱动挪威经济的新动力来自哪里？我们决定去挪威创新署找答案，那里是政府支持本国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最重要机构。创新署由一位女性CEO安妮塔·克罗恩·特拉塞斯（Anita Krohn Traaseth）引领，她身着富冲击力的红色，开门见山：“挪威只有三文鱼和石油吗？这些传统假设当然没错，我们是一个以自然为本的国家。但基于自然资源的潜力，又远远不止这些。”

桌上有几瓶苹果汁，安妮塔随手拿起来：“这是一个关于循环经济的典型例子。挪威东部很多人种苹果树，但采摘不了那么多苹果。于是就有年轻的社会企业，四处寻找过剩的苹果树，把苹果采摘下来，按照传统做法制造新鲜果汁，而不是让它们被扔进垃圾桶。”安妮塔认为，类似这样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案例俯拾皆是，毕竟挪威人拥有难以比拟的自然资源，“对下一代来说，贩卖安静、纯净、清洁更为重要”。

安妮塔告诉我们，挪威创新署在2015年策划了一个名为“梦想承诺”（Dream Commitment）的调查。他们向学生、大公司CEO、协会等发出邀请，让人们说出对国家发展有哪些期望。因为研究表明，当你把梦想说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实现。最终，有几个领域被选出，成为挪威未来发展的方向：清洁能源、生物医药、智慧城市、创意产业、旅游、海洋产业、医疗与养老。这些领域对于正在塑造国家新品牌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必须要让世界知道这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到底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以海洋产业为例，安妮塔说，海底下的东西比目前出口的要多得多。除了传统的渔业、船运和船舶制造之外，挪威还在创造基于海风的新能源，以及开发下一代生物医药。比如，挪威海域有很多蘑菇，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海洋中的蘑菇也可以制造下一代的抗生素。

无论是对传统资源的有效利用，还是对创新产业的开发，都是基于挪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因。1987年，挪威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联合国发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一理念下，挪威社会倾向于安全、务实、内敛、调和、凝聚力，这也是挪威人幸福感的根本。

Koselig，生活里的幸福哲学

挪威人甚至有一套“幸福哲学”，这要从一个词“Koselig”说起。想象一下，在挪威森林的小木屋中，燃起蜡烛，火炉里的木头燃得噼啪微响，再泡上一杯咖啡，摆上小甜点，倒在沙发上慵懒地看着一本侦探小说。这时候，挪威人就会用“Koselig”来形容，它比任何其他词都更能表达一种温暖、亲密和相聚的感觉，或者说典型的挪威“幸福感”。

对于一个挪威家庭来说，如何去不遗余力地追求这种简单又朴实的幸福哲学呢？

一个周二的下午3点钟，我们在奥斯陆中央火车站与伯德见面，跟他一起回小镇Son的家，去感受一个挪威家庭的日常生活。看到我们对于他下班时间的惊讶，伯德说，挪威人在工作上享有很大的弹性，规定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但可以自己决定几点上班，也可以在家办公。此外，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来说，每年都有至少5周的带薪假期。因为挪威人最珍视的一点就是，“工作和生活平衡”。

这一天原本的计划是：在附近镇上工作的博德妻子下班后回家做饭，而博德和我们坐50分钟火车去镇上，先去把大儿子接回家，然后我们和全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再去两个女儿的学校看她们的一场足球赛。没想到，因为在火车站聊天忘了时间，我们错过了第一列火车，只好再等半个小时，于是接孩子的任务只能交给妻子了，博德做饭。无论如何，夫妻两人总是共同承担，分工明确。

回到家，女主人已经带着13岁的大儿子出门了，留下了晚餐的半成品，我们再简单加工下就好。一家五口居住的是幢朴实的白房子，屋内也没有奢侈的家具，起居室一侧是看得见风景的大落地窗，室内的视觉中心是满墙的书架，围合的布沙发，连通着开敞的厨房和餐厅。墙面和桌面上散布着一些画作和摆饰，博德说，这些都是当地艺术家的作品，或者来自他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时的纪念品，充满“Koselig”哲学下的温暖和亲密感。作为挪威世界自然基金会负责人，博德关注海洋垃圾问题，还有机动车和人类活动带来的污染，在生活中也尽量使用公共汽车或电动汽车，消费奉行环保和节俭。他认为，这也是挪威人的共识。

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尽管挪威人收入高居全球第二，人均收入超过7万美元，但却很少在这里见到奢侈品店，也很少有人炫耀性消费。博德说，部分是因为北欧社会盛行的“詹代法则”，这一法则可以总结为“你和我们都一样”。如果一个人为了攀比，去购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另一方面，挪威有着全球数一数二的税收——所得税率从36%开始，食品类消费税14%，非食品类消费税25%，汽车的汽油燃料税则高达80%。但是大部分挪威人都乐于交税。人们都认为，拥有豪车并不会带来幸福，幸福来自自己所爱的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得到援助的那种安全感。

简单的晚餐后，我们去博德女儿们的学校观看足球比赛。两个女孩一个7岁，一个11岁，在相邻的两个场地参赛，家长们站在中央空地上加油。太阳渐渐西沉，映照着球场背后的一片挪威森林，树梢上跃动着金色和红色的光，仿佛有火焰要喷涌而出。9月的阳光格外令人留恋，因为进入10月、11月之后，日照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下午三四点钟之后就见不到太阳了。不过，对于热爱户外运动的挪威人来说，正如他们的一句俗话所说：“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适的衣着。”博德说，夏天和冬天可以做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同样令人期待。他们从奥斯陆市中心搬到距离50分钟车程的海滨小镇Son，也是为了更接近自然。夏天走路10分钟就可以去海边游泳，冬天则会迫不及待地外出滑雪，几乎每个多挪威人都有一双滑雪板。像很多挪威中产家庭那样，博德一家在山区也有一间小木屋，周末有空就会过去，在周围徒步。“挪威人周一早上都会彼此寒暄，说自己上周末去哪儿滑了雪、登了山，这些活动非常重要。”

关于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突出体现在挪威独特的育儿文化上，这一点在我们去拜访挪威贸工部部长托尔比约恩·勒埃·伊萨克森（Torbj?rn R?e Isaksen）时体会尤深。在去贸工部采访的路上，我扫了伊萨克森的Instagram，听说这位40岁的政坛明日之星也是Ins红人，而且画风搞怪，颠覆了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当天果然有条更新：“工作要耽搁了。18个月大的生病小男孩需要他的父亲。”配图是一张伴着小婴儿的无奈又怜爱的脸。我心想不妙，不知道这位忧心的父亲还会不会如约而至。另一方面也难免惊讶，因为孩子生病，一位部长就要推迟工作，而且还公之于众，难道不担心引发争议吗？

到了中午约定的时间，他已经坐在办公桌旁了。谈起生病的孩子，他说：“他哭了一夜，所以我上午陪他待在家里，为此不得不取消和推迟一些工作。不过，在挪威，唯一普遍而有效的借口就是孩子生病了。每个人都会说，好的，我们理解。”

伊萨克森告诉我们，挪威已经形成了普遍的育儿友好文化，政界也不例外。“包括现任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Erna Solberg），她在25年前刚刚步入政坛时，孩子也很小，她明白是那种感受。因此，当我们举行政府会议时，一个有效缺席理由就是你要去幼儿园接孩子。”

牛津大学曾发起过一次“全世界最完美丈夫”的评选，挪威男性荣膺榜首，因为他们花了最多的时间在家务事上。伊萨克森告诉我们，尽管他的工作要比妻子的工作多得多，但家务事分配还挺平均的。“家里主要是我做饭，我也管洗衣服，但是我不喜欢收拾床铺，所以我不做这个。我们还一起接送小孩。”不过他认为，出发点并不是“我要当一个完美丈夫”，而是挪威社会无处不在的“平等主义”，特别是性别平等。伊萨克森说，这包括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有真正的自主权，挪威是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很多领域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界限。另外，家庭中也同时兼顾父母双方的需求，女性并不需要为了家庭牺牲事业，挪威的父亲育儿假、育婴津贴、幼儿园托育制度也都是基于这一性别平等的精神。

父亲育儿假这项福利政策由挪威首位女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于1993年提出。根据这一法案，新生儿父母双方总共可休59周带薪育儿假，而且为了鼓励爸爸们参与其中，政府还规定了父亲育儿假的“配额”——父亲必须休满59周中的至少15周，这15周不能转让给妻子。伊萨克森认为，这形成了挪威独特的育儿文化，父亲从次要的照顾者成为活跃的家庭角色，与孩子共处的时间也更多了。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下班后回家陪伴家人和孩子，才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一年半前，伊萨克森的儿子出生，他请了12周育儿假，在家陪伴新生婴儿。而在四年前，大女儿出生时，他也用完了父亲育儿“配额”，在家休假14周。他说，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参与孩子最初的成长。作为一位部长，他也并不认为休父亲育儿假很特殊。“老实说，如果我不休任何育儿假，将父亲的家庭责任置之不理，会被视为一个强烈信号，在政治上会引发更多的负面反应。”

作为贸工部部长，伊萨克森这次也会随王室访问中国。他告诉我们，他访问的主要议题一是贸易合作，特别是在海洋资源、环境问题、能源技术上。二是社会模式。“我生于1978年，中国的崛起贯穿了我的一生。对于中国来说，伴随着充满活力的经济，如何搭建一张社会安全网络，是下一步的挑战。在这方面，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的北欧模式是有借鉴意义的。”

人与自然：强大的纽带

与挪威人谈论挪威，他们总是会将话题带到与大自然的纽带上，说起他们对户外生活深入骨髓的热爱。大自然，就是走进挪威人内心世界的那把钥匙。

历史上，挪威人口的分布就比邻国更为稀疏。它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每平方公里只有11人。分散的人口形成与世隔绝的小社会，方言有上千种。直到现在，挪威人仍一如既往地分散在各个地区——北方腹地、深山老林、海滨河畔，以及冰天雪地的岛屿。

挪威人与自然纽带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挪威一档看似无聊的真人秀节目——“慢电视”（Slow TV），却已经成为挪威的标志性文化景观。顾名思义，“慢电视”的节奏非常缓慢：历时7小时从奥斯陆与卑尔根的一趟火车旅行；134小时的海达路德邮轮航行，夺得最长直播纪录片的世界纪录；8小时对准一堆噼里啪啦燃烧的柴火；18小时的钓鲑鱼现场，花了3小时，才钓到第一条鱼；8个半小时直播从一只绵羊到一件毛衣的全过程，镜头里织毛衣的人也昏昏欲睡……但是，这档没有主线、没有脚本、没有剧情的节目却取得了空前成功，第一次火车旅行吸引了大约120万挪威人收看，而看过沿海航程的更高达320万人，要知道，挪威总人口才有520万。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样的节目？那就必须追溯到2009年，我们几个挪威公共电视频道NRK的同事在餐厅讨论做一档节目，以纪念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有个同事想到了火车。那年正值卑尔根铁路建成100周年，它连接了挪威的东部和西部，跑完全程需要7个多小时。于是我们去跟策划编辑们说了这个想法，他们回答说：‘好，那节目要多长？’我们说：‘全程。’‘对，但我们是说节目长度。’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对话，最终他们才明白了。”在卑尔根山顶一家咖啡馆里，“慢电视”制作人托马斯·海勒姆对我们讲述，后来他们真的拍了7个多小时，架设了四部摄像机，三机拍摄沿途的自然风光，加点乘客的访谈。他们本来预测，节目会吸引约2000名挪威火车迷，没想到实际观众数字是120万，成千上万的脸书及推特用户彼此聊着，好像他们都一起坐在火车上。有位76岁的老人从头到尾收看，到了终点的时候，他起身拿起手边一个他以为是行李的东西，等到他的头撞到了窗帘杆，才发现自己坐在自家客厅。

“就在火车旅行首播当晚，一则推特留言说：‘为什么那么胆小？ 为什么只有436分钟？你们可以延长到 8040分钟，展现挪威的代表性旅程——海达路德邮轮海岸航行，大约3000公里，几乎覆盖我们所有的海岸线。’所以，第二期节目，我们就登上了海达路德邮轮扬帆起航，而且是现场直播。在途中，成千上万的人在被拍到的时候，对着镜头挥手，这是历时五天半的‘挥手秀’。甚至船上的乘客也在看电视画面，而不愿转身90度直接看窗外的景色。就这样，古怪的“慢电视”成了人们客厅的一部分，成了彼此分享的共同话题。”

为何“慢电视”会脱颖而出？海勒姆认为，现场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保留了真实时长，没有剪辑，带着观众身临其境，搭上了火车、乘上船、聚在一起织毛衣。今年夏天，我们又直播了去北部山区的远足旅行，每天都有500多人加入队伍，一起参与到故事里来。”

“现场感之所以让人着迷，是因为可以展开联想，就像在美术馆看画一样。”海勒姆给我们看了一个片段，是峡湾岸边风光，要盯着几乎静止的画面，盯得胃都痛了。“当你坚持很久以后，我相信你会注意到画面下方的一个黑点——一头缓缓移动的牛。你或许会开始想象：农场主人在不在家呢？他在看牛吗？那头牛想去哪儿？你就开始在脑子里编故事。你也会期待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当然，最有可能的是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生活就是如此。”

“慢电视”的流行，不仅是因为讲故事的方式，也是因为故事本身。海勒姆说：“这并不只是看着油漆干燥观看冰山融化，也不是艺术或冥想。我们必须找出对挪威人有重要意义的故事去挖掘，比如在12小时直播柴火燃烧的背后，是因为在寒冬漫长的挪威，人们对火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而在我们外人看来，“慢电视”是和挪威独特的生活哲学分不开的。这种哲学让他们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民之一，仍享受着斯巴达式的生火取暖的乐趣，心满意足地为迎接北欧严冬编织出厚实的衣物，“慢电视”也是一种再现。

“慢电视”之所以出现在挪威，当然也是因为这里无与伦比的大自然，以及人在自然间多样的旅行，电视只要忠实地呈现出来就好。从卑尔根到奥斯陆，我们也亲历了各种不同的旅行。先是乘船从卑尔根前往巴莱斯塔德，去看著名的松恩峡湾。挪威绵长的海岸线用非常复杂的方式企图吞噬内陆，陆地被切割成了锯齿状，海水最终延伸到内陆，形成了一条条内陆“河流”，于是峡湾诞生了。当我们坐上皮划艇进入松恩峡湾，更体会到这奇美风光的魅惑。群山夹缝中的波光山色似乎延伸至无限，周围除了几艘船划桨的水声，天地间一片静谧，让人放下羁绊，忘掉时间。

巴莱斯塔德是松恩峡湾里一个的小镇，除了偶尔有游轮停靠，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宁静，有点“遗世而独立”的味道。壮美的高山峡湾以及充满野趣的田园生活，吸引了众多名人，影响最大的一位是德皇威廉二世，自从他1889年第一次来挪威探险之后，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持续25年，他每年夏天都会来此度假。在他看来，这里是欧洲大陆唯一远离尘世嘈杂与繁忙的地方。Kvikne’s Hotel是这里最有名的宾馆，从1877年经营第一家小家庭旅馆开始，一直维持着家族企业的传统。“你们知道吗？这里还珍藏着一件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物！”现在的家族继承人西格里德神秘地带我们走到一张木制椅子前。翻开椅子背面，上面有长长的一段文字，记述了1914年的一段小插曲：1914年6月28日，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而这年夏天，德皇威廉二世照常来到巴勒海滩度假。7月25日下午5点左右，他去画家朋友汉斯·达尔家里做客，就是在达尔家的木椅子上，威廉二世收到一份报告，称一场战争不可避免。最后通牒即在下午6点发出。两天后，皇家游艇离开小港驶往德国。一场战争已成为事实。面对我们惊叹的眼神，西格里德又狡黠一笑，说，这当然是复制品，真正的椅子不可能放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大厅里。

之后我们乘车去弗洛姆，沿途经过挪威典型的山间林地，可以随时下车徒步。在附近长大的琳达说，即使是人迹稀少的山区也不用担心，随处都分布着挪威徒步协会建立的公共小屋。为了给户外运动者提供更好的体验，徒步协会设立了长达2.2万公里的徒步路线，并沿途标注了超过100万个红色T字标识。有29万挪威人加入了徒步协会，可以进入任意一栋。我们进入的这间小屋只有必要的起居用品，沙发、餐桌、床、壁炉等。可以自带食物，自己生火取暖，到附近去打水，更加贴近自然。琳达说，公共小屋也让挪威人在享受自然的同时“照顾”自然，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想起在奥斯陆见到的几届世界咖啡师大赛冠军蒂姆·温德伯（Tim Wendleboe）所说，在挪威北部，至今保留着一种传统的咖啡自制法，讲咖啡直接放入沸水里，不经过过滤，煮出来的咖啡和油脂一起喝下去，能尝到篝火的味道。直到现在，挪威人也更喜欢浅烘焙的咖啡，因为更贴近豆子的原味。

从弗洛姆到米尔达，我们搭上弗洛姆高山火车（Flam Railway），这也是“慢电视”曾拍摄的火车旅行的一段。弗洛姆高山铁路始建于1942年，轨道架在山腰，在山林中穿行，路线和速度一如当年。古旧的木质车厢，红色装饰，进入其中，让人不禁要慢下来欣赏风景，不急着赶路。20公里的路途中，小火车钻进20个大大小小的山洞，从886米海拔降落到海平面高度，隔几分钟就停一站。慢下来才发现，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美，都忍不住要下车欣赏一阵，以至于我们的摄影师在一处高山瀑布下的小站流连忘返，差点没赶上发车。下车后发现，绿色车身上写着“世界上最美的火车旅行之一”，这也是“慢”带来的乐趣吧。

全身心地拥抱自然，也是和内心对话的一种方式，更容易激发极致的心灵体验。在奥斯陆蒙克美术馆的《呐喊》前，我们又一次体会到这种极致情感。画作的主体是在血红色背景下一个扭曲的表情。据蒙克所说，这来自他自己的一次亲身体验。一天晚上，蒙克一次和两个朋友一起沿着海边便道散步，日落时分，云被染得红红的，像血一样。蒙克疲惫地停靠在栏杆上，从厄克贝里山上俯视奥斯陆峡湾。这时候，仿佛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过天地间，他站在那里不停颤抖着。在《呐喊》画作中，奥斯陆峡湾充满着发抖的、血红的幻觉，蒙克将一种沉闷、焦虑、孤独的情感表达到了极致。蒙克美术馆馆长斯坦因·奥拉夫·亨里克森（Stein Olav Henrichsen）认为，蒙克探索的问题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普世的。“当然他在5岁时就失去了母亲，15岁失去了妹妹，一生也体弱多病，但他并不惮于面对，甚至毫不留情地揭开黑暗面。不只是《呐喊》，事实上，他一生都在探究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何以为人。”

著名音乐家格里格的音乐也突出地汲取了大自然的灵感。比如《培尔·金特》组曲，配乐诗情画意、色调丰富；《晨曲》如一股凉爽的清泉，在一片安谧的田园气氛中，衬托着太阳破云而出的晨曦精致；《山妖的大厅》中则充满了狂暴粗野、咄咄逼人的怪诞之感。格里格传记作家阿凌·达尔（Erling Dahl Jr.）原是一位大提琴家，他哼唱起格里格著名的《晨曲》的开场曲：“非常美丽的音乐，对吧？格里格在创作中借鉴了大量民族音乐的范式与主题，而这种音乐模式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识别’出来。”格里格的故居在卑尔根郊外的山上，面临大海。阿凌·达尔带我们穿越山林，来到海边，一片错落的礁石延伸到海里。他说，格里格经常来这里眺望远方，寻找灵感。也是在这里，他某天看到一缕夕阳照射到对面山坡下一处陡峭的崖壁上，感觉到了召唤，决定死去后就葬在这里。他后来如愿归返自然，棺木非常简朴，几乎不留痕迹地嵌入了崖壁中间，面对大海和夕阳。（实习记者俞可薇、龚思怡、韩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