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位从广州上岸的旅人，一路向北方城市游历。你是喜欢异国情调浓厚的广州，富庶繁华的“水城”扬州，还是具有宏伟庄严气概的都城长安？

主笔/丘濂

从南向北，人与物的流动线路

从唐朝开始，南方作为经济与人口的中心，逐渐崛起。哈佛中国史系列《世界性帝国：唐朝》中提到：唐朝之前，“南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被描绘成遍布丛林、沼泽、瘟疫、毒草、野兽的危险奇异之地，是众多贬黜官员一去不复返的流放之所。虽然在唐代，南方仍然具有这些意象，但是“南方”一词所指代的地域范围已经愈发向赤道移动。到了唐末，“南方”的概念，已经从汉代所指的长江流域变为了今天属于福建、广西和广东的范围。这一观念上的转变反映了汉人几百年来持续南移以及他们带来的地形景观的改变。

在唐人的印象中，仍旧荒蛮的“南方”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岭南唯一的都市广州。广州在当时被分为南海和番禺两县，唐人合称为广州。广州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赵佗建立南越国的时代。在盛唐晚期、8世纪末期，它一跃成为经济繁荣、外商云集的城市。这主要是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7世纪开始，随着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照搬邻近波斯人的习惯，称作大食）的东进扩张与中亚的伊斯兰化，唐朝逐渐失去在西域的控制。在发生于公元755年到763年的“安史之乱”之后，大食和突厥占领中亚，土藩势力又深入了河西和陇右，陆路变得愈发不畅通。与此相对，经过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的海路更受到来自东南亚、南亚和中东客商的欢迎。受到季风驱动，以“冬季向南，夏季向北”的方向，晚秋或冬天的时候，中国的商船驶离位于广州的港口，目的地是可能是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方的商船也在这时出航，漫长的航行后经过马六甲海峡，在湿润的夏季季风吹拂下，在广州靠岸。

从广州登岸的外国人或是外来物品，要继续前往或者流向北方的城市，按照《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的作者薛爱华的考证，主要是有通过两条道路。其中一条较多人使用的道路，是翻越梅岭（又叫大庾岭），由赣江到达洪州（今天南昌），进入长江流域。这样沿着长江而下，借助帆篷、桨棹或者在风力的推动下，就能到达另一个热闹的城市——扬州。

扬州的地位要归功于它正处于长江和大运河相结合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南方广州以及长江上游益州（今四川）来到物产都汇集在这里。隋炀帝在利用旧有水系，修建了南起余杭（杭州）、北到涿郡（北京）的大运河。其中的邗沟一段便是在江都（扬州）和山阳（淮安）之间，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大运河在7世纪初就已经修建好，但扬州变得繁华要到8世纪才开始。这是因为8世纪唐朝人口和对物质的需求大幅增长，黄河流域的农耕产出已经无法满足长安和洛阳两京的需求了。新的需求既包括最基本的粮食，也有外来奢侈品。薛爱华说，由于运河无力承担繁重的粮食运输，所经过的地区修建了临时储藏粮食的粮仓。但这依然不能减缓运河的压力——象牙、龟甲、檀香木等珍贵货物在漕运船上堆积如山，那些船只最初设计是装载粮食口袋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于南方运河更加倚重，此时运河成为保证口粮的生命线：王朝的东北部地区被独立或半独立的节度使控制，他们扣留进京税粮，中原地区表示效忠的官宦和军队消耗了所有粮食，只有东南地区的、以大米为主的粮食可以输出。

对于一位想要感受大唐风韵的外来旅者，只在广州和扬州这样新兴的商业城市转一圈，也许还不能满足。历史悠久的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是必去之所。

搭乘漕运船只继续北行，就会先到达洛阳。洛阳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座美丽优雅的都城。武则天统治时期，她改称“神都”的洛阳是牡丹花的培育中心。花开的季节，皇宫、御苑和城郊都可以欣赏到争奇斗艳的牡丹花。不过，和长安相比，洛阳还要逊色一些。日本的唐史研究者气贺泽保规形容长安和洛阳的关系就像车辆的两个车轮，互相补充完善。像是武则天那样决议摆脱旧束缚，开拓新的政治局面时，洛阳会成为一个好的据点。而从唐朝历史总体上说，洛阳是从属性质，依附于长安而存在。

于是外来者终究不能错过长安，这座在隋朝“建筑师”宇文凯的设计建造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宏伟都城。要是在天宝年间（742～756）到达长安，可能在进城前有机会目睹一幅奇景：统治者在长安城以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人工湖。那些曾经在广州海港闪现的外来货品又会再次重逢，其中最顶端的奢侈品便通过水路网络最终摆放在这里的小船上，被当作贡品进献给朝廷。长安在规模上和广州与扬州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长安的纳税人口将近200万，广州城是20万左右；长安的面积约72平方公里，扬州只有20平方公里。

作为从南方门户广州进入大唐帝国的领土的旅人，从南至北，即使浮光掠影地游历，也能体会到主要城市之间的迥然气质。而如果能够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每个城市都有它迷人的一面。

广州：异域风情的浓缩之地

虽然长安城里的外国人数量更多，但是并没有广州那样集中，并且外国人的面孔也不一样。长安城里主要是北方和西方的来客，像是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广州城里则是南方的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相同的是，长安和广州都有很多大食人和波斯人，在广州尤其占有很大比例。广州城较小，再加上外国人都居住生活在固定的区域，伴随着那些远道而来的奇珍异宝，对于漫步于其中的人来说，是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

那种奇异的感觉是从港口开始的。广州至今保留有一座伊斯兰风格的光塔，据说有着为航行照明和指示风向的作用。《羊城古钞》写，“每岁五、六月，番人望海舶至，以鼓登顶呼号，以祈风信”。光塔不远的珠江边上，就是隋唐时期停靠国外船只的码头。当时的人们根据船只的来源，称这些商船为“南海舶”“昆仑舶”“婆罗门舶”等等。其中来自斯里兰卡的“师子舶”惊人的巨大，可以装载六七百人，配置了信鸽，还拖有救生小船。另外一种波斯湾制造的独桅三角帆船则颇为小巧。它用几块木板接合在一起，中间没有用钉子，而是用椰子皮壳的纤维加以缝合，再涂上鲸油，或者一层如同黑漆一样的中国橄榄树脂。

广州城的空气中充满了芬芳。这样的香气源自于城中点缀的植物——比如由海路流传过来的波斯茉莉和印度茉莉，柑橘树和荔枝树也会散发出阵阵清香。香气还来自于那些源源不断到来的珍贵香料。像是檀香、沉香、婆罗洲的龙脑香和广藿香、安息香和苏合香，都通过南中国海运来，这让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香料市场。唐代的皇室和贵族对于香料的渴望没有止境。他们在寝室里焚香，在腰带上佩戴香囊，出行的车辇也要带有香气。并且用香并不是女性的专利，所以唐朝诗人章孝标会在《少年行》中用“异国名香满袖熏”来写一位年轻的军人。一个夸张的记录谈到贵族会把木质香材直接用于建筑。《开元天宝遗事》中写宰相杨国忠建造“四香阁”，“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檀香筛土和泥为壁”。

广州城的格局和长安也不一样。广州是州城三重嵌套的结构：最里面是牙城，有重兵把守节度使的住宅；外面一重子城里，设有军事管理和行政办公的空间；最外是罗城，一般市民居住。唐代开元初年，城里居民的房屋还都是就地取材的茅草和竹子搭建而成的，极易引起火灾。广州都督宋璟极力推广中原人用砖瓦造房的技术，将近100年之后，广州城里的民房基本变为砖瓦结构。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用当地蚝壳来做填充物的房屋，框架仍然要用木骨架或者石柱。

唐代的城市要求执行里坊制，市民居住的每个坊（类似今天的小区），都有开关门时间，市场也要有开闭的时间段。对于长安这样的首都，这种限制是在唐末五代时期才慢慢松动。但在对外贸易活跃的广州，这种制度很早就得到了突破——根据学者陈泽泓考证，《全唐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底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自足。”它说的是在西侧城门之外设有“蕃坊”，蕃商在那里居住并经营着生意。官方批准城门打开，城里和城外互通有无。这种对商业的开放也进一步加快了城里进行更多的商业布局：《唐律》说城里“街道行肆邸店林立”，《太平御览》说街道上生酒行“两两相列”，“皆是女人招呼”。诗人张籍有“蛮声喧夜市”去形容城内夜晚市场的喧哗。

从保护本国居民的角度，唐代对外国人和本国人之间的交往规定得比较严格。贞观二年（628）颁布的一道诏令就规定了外来居民娶汉族妇女为妻或者纳妾，就必须留在唐朝境内，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有的外国人通过露水姻缘而达一时满足。太和年间（827～834）的《投荒杂录》上最早出现“番坊”（后人都用蕃坊）一词，至开成元年（836）卢钧出任广州刺史，下决心彻底解决蕃汉杂居“相诱为乱”的情况，蕃坊的概念更为明晰。广州的蕃坊是以光塔和旁边的清真寺庙怀圣寺为中心的。今天广州的这片区域里仍然沿用了当年外贸特色的街名，像是玛瑙巷、象牙街，还有根据阿拉伯语翻译的大食街、诗书街（由狮子街谐音而来）。

在蕃坊里实行侨民自治原则，地方官员通过蕃长来实施管理。学者范邦瑾说，蕃长并非唐朝的正式官职，新、旧唐书《职官志》中都没有记载。所以他推测，蕃长可能来源于《宋高僧传》中所写的蕃客大首领。阿拉伯人有选举首领的传统，蕃客便会推选出这样的人选。蕃坊正式形成后，蕃长需要经过唐王朝的批准认可。地方官员中掌管海关的市舶使和蕃长的关系最为密切。蕃长要协助市舶使进行“籍名物，纳舶脚，禁珍物”的工作，也就是检查舶来品的种类和数量，收取关税，如果是特别稀罕之物，则由官方垄断买卖。阿拉伯人苏莱曼所留下的游记中，便写到唐朝皇帝会直接派宦官到广州，以高于市价两倍的价格进行收购。市舶使的职位十分关键，又是个有利可图的“肥差”，因此该人选是否清廉可靠关系到外商的信心和广州贸易的活跃度。8世纪开始的一段时间，朝廷的宦官开始垄断这一职位，以至于从广州流向北方的奢侈品出现中断。杜牧的两首诗中，就分别有“南海明珠久寂寥”和“近贡生犀翡翠稀”来描述贸易的萧条。这种状况直到769年一位廉直的地方官员上任才得到好转，广州贸易额瞬间增加了10倍之多。

蕃坊之中，各国侨民依照各自的风俗信仰来生活。由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占主要，伊斯兰教最为强盛。苏莱曼说：“蕃长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由此可以想象，蕃坊中经常回荡着穆斯林教徒们诵经祷告的声音。

与此同时，薛爱华写，印度来的佛教徒安静地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里还点缀着芳香的蓝睡莲。

扬州：富庶繁华的“水城”

对于从内陆来到扬州的人来说，唐代扬州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它水上都市的样子。它不仅是唐帝国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有襟江（长江）、控河（大运河）、距海（东海）的优势，同时它的城市中也有密布的河网。官河、七里巷河和护城河是几条较宽的水道，另外还有一些细窄的河道只容得小舟通过。学者李伯先说，唐诗中涉及扬州的有100多首，几乎每首都提到了水。岑参写“君家旧淮水，水上到扬州”；罗隐说“入廓登桥出廓船”；杜荀鹤讲“青春花开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可见当时扬州的交通是“无船不行”的。水多自然而然就桥多。这是扬州的另一道特别的景观。因此杜牧的诗句中“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座桥是真实存在过的。沈括的《梦溪补笔谈》中详细记录了它们的名字和位置。

扬州城处处显露出富裕殷实的气息。和广州一样，它发达的经济一部分来自于外贸，另一部分则是本地的商业和手工业。盐商是当地最为重要的商业势力。盐有池盐和海盐之分。池盐取自内陆湖水，但产量小、受季节影响大，隋唐开始便不能满足北方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扬州所在江淮地区出产的海盐便取带了池盐的地位。在刘晏（718～780）担任盐铁使期间，他进行了盐法改革。原本制盐在民间，但之后的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都由官府控制。他则推出了一种官民分销的制度，改成民制、官收、商运、商销，这就促成了扬州地区盐商的崛起。白居易的《盐商妇》就写了一位“扬州小家女”，嫁给盐商之后，“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的生活。盐商之外，茶商也是一支雄厚的力量，扬州是江淮茶叶的总集散地。扬州城里的富商巨贾，多从这两个群体中产生，他们居住在豪华的宅院里。《太平广记》里记载有一位叫周师儒的商人，“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

扬州的手工业闻名全国。这里的能工巧匠能制造出大型器物，也同样可以打造出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学者诸祖煜举了个例子。唐中宗（705～709）时，扬州进献过一枚巨大的铜镜。皇帝每次骑着马照镜子，能让马和人都在镜中。这种铜镜不是一次就可以浇铸成型的，要准确掌握合金比例，并保证镜面的光洁度，工匠技艺之高超可见一斑。

与此相对，扬州工匠制作小巧之物也不在话下。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小铜镜，扬州工匠就对形制和装饰不断推陈出新。除保留圆形和少数方形以外，又创造了方形圆角、亚字形、葵花形、菱花形。纹饰则有蝴蝶、蜻蜓、孔雀、鹊鸟、鸾凤、盘龙、狮、十二生肖、八卦、葡萄、卷草、宝相花、万字等等，千变万化。上世纪80年代，扬州市的一处工地曾经出土了一批金饰。其中一把用于梳头的金栉上有一对图案灵动的奏乐飞天，精巧程度让人叹为观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工匠生产出来的不光是供应朝廷和富有阶层的奢侈品，普通民众平时需要的必需品种类也很丰富。比如一种厚实耐用的毡帽，就非常受大众欢迎。“安史之乱”后，一批北方的工匠来到扬州，更让此地的手工业走向巅峰。

经济宽裕之地必对食物有所要求，何况扬州云集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这都促进了餐饮业的发展。扬州城是子城和罗城组成的两重城，子城里是扬州大都督府的官衙，罗城里就是工商业区和居住区。林立的食肆多分布在道路交叉点处，或水路桥头一带。二十四桥将罗城分为六十余坊。小市桥附近置“小市”，在开明桥附近置“大市”，这些地方都有酒楼茶馆的存在。学者见世君说，日僧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七月抵扬州，停留期间亲身体验了扬州餐饮业的兴旺，发现“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

有意思的是，今天扬州菜偏甜的口感可能就是在唐朝时奠定的基础——《唐会要》卷一百说：“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唐太宗遗使自印度摩伽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计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西域所出者。”这讲的便是扬州模仿试制蔗糖成功，味道还在西域之上。《唐大和上东征传》说，鉴真从扬州赴日携带的物品就有甘蔗八十束，石蜜、蔗糖等多斤。扬州的气候适合甘蔗生长，这说明到了鉴真时代，蔗糖已经能稳定生产。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说，在蔗糖被制作出来后，扬州开始向朝廷进贡糖螃蟹和蜜姜，本地点心小吃也有了多样化的可能。在古代世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蔗糖一开始的稀有性，都让它成为财力和身份的象征。如果在唐代扬州你有幸尝过一口甜蜜，那必定也是富贵的滋味。

如同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坊市制度在扬州也很早就出现松动，大约发生在唐玄宗执政的开元、天宝年间。学者诸祖煜论证，这种松动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坊市分离的体制被突破，穿城而过的官河岸边出现了一条民宅和商店错杂相连的步行街。这条长街在唐诗中多有印证：韦应物诗“华馆十里连”，张祜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诗“春风十里扬州路”，都应该指这条纵贯城内南北向的商贾辐揍的大街；其次是坊市的封闭性也发生变化，《旧唐书·杜亚传》写“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这样的现象并未遭到当局的严格制止；第三，坊市制度在时间上的限制有打破，夜行逐渐增多。杜牧每晚出没于倡楼之间，夜市也兴盛起来，如诗人王建《夜看扬州市》中所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诸祖煜认为，虽然唐朝后期，在长安、洛阳两地部分坊中也出现了工商业，但都是稀疏的、散落的。扬州在官河旁边的街衢形成了与“市”分庭抗礼的气候，预示着宋代以后开放式街巷体制的到来。

长安：帝都气象

长安城的城门和坊门具有严格的开关闭时间，每日以击鼓为信号。宵禁制度一直到唐代后期才出现动摇。要是不巧晚上才到达长安，那么只有第二天再进城了。这样苛刻的坊市制度是为了保证帝国政治中心的绝对安全。假如你在广州和扬州已经过习惯了自由随性的生活，来到长安势必要做适当的调整。

从走进长安城的那一刻，便不得不感叹它作为帝国首都所具有的规整设计和宽阔尺度。它由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北面的宫城是皇宫所在地，宫城南面的皇城里是中央政府的衙署，位于宫城的东西、南三面的郭城里分布有官民住宅和工商市肆。郭城的街道全部横平竖直，将居住区域分成一共109个坊，有如棋盘一般。中轴线上是朱雀大街，从郭城正南的明德门一直通向皇城的朱雀门，它的宽度达到155米（要知道北京长安街最宽处才120米）。槐树是长安城中的主要树种，朱雀大街两侧就栽有亭亭如盖的槐树，还有个名字叫“槐街”。街道上有很多行人、马匹和马车。学者于赓哲提到，唐代的文武官员都骑马，还有的会乘坐肩舆，一种类似四川地区的滑竿。

长安城的住宅按照“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特点分布。唐玄宗时，他将皇室从东北部的大明宫迁到东部的兴庆宫，之后唐肃宗时，又迁回大明宫。两片宫殿区均在东部，所以唐朝贵族和官吏的住宅不断由城市西部向东部转移。于赓哲还说到了唐代人有一个居住的理念：由于长安城地势东部比西部高，为避免湿气长安人会选择高处地势建造住宅。正是因为东部人口稠密，所以东市几乎没有空房出租，这样西市就比东市繁华。这大概是富商巨贾集中在长安城西的原因。至于“南虚北实”，讲的是长安城北部住房人口较密集，南部比较稀疏。宫城、皇城和市场都在靠北部的位置，而长安城太过宏大，南边就还有大片土地有待开发。

长安城的住宅并不便宜。很多进京考试的士子，付不起旅馆钱，只好寄居在寺庙里。他们会“随僧洗钵”，寺院则收取低廉的住宿费用。诗人白居易的购房经历或许说明了在长安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宅第有多么艰难。学者杨清越谈到，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十九年（803）授校书郎之后，租住在常乐坊。然而白居易能够自己买房，是在长庆元年（821），也就是18年后。他在新昌坊买的房子，凭借的是外放5年做官的积蓄，总共花了二三十万钱，约合绢二三百匹——白居易被贬官之后先后做过江州司马和忠州刺史，唐朝后期外官比京官俸禄要高。不过新昌坊比起长安城东南部一个新兴的文官社区升平坊还是要差很多。那里地势高景致好，井水也清冽甘甜。新昌坊的位置有点偏僻，白居易形容，属于“省吏嫌坊远，豪家笑地偏”。从古至今，地段都对房价影响很大。他不由得安慰自己：“莫羡升平元八宅，自思买用几多钱。”

有一些人来到长安，是为了能面见唐朝的天子，比如那些远道而来的使臣。鸿胪寺是唐朝设置的一个重要官署，掌管唐朝皇室成员的丧葬事宜和接见、款待外国客使。他们多会把使节安排在鸿胪寺下设的鸿胪馆中居住，它在从宫城含光门进入之后向东的位置。朝见的会面中，当属冬至那天为属国藩王召开的朝会最为盛大。学者薛爱华根据资料还原了那一天的情景：大殿前的左右厢排列着十二列仪仗卫队，其中有刀手、戟兵、矛兵、弓手等。每一列仪仗卫士都披着艳丽夺目、色彩各异的大氅，而且每一列队伍都有相应的旗帜——鹦鹉或孔雀羽毛做的三角旗，或者是刺绣着野驴和豹子的旗子，还有刺绣着其他象征勇敢动物的旗帜。使臣先要跪拜，然后把贡品放在大殿之上。在唐朝官员的低声指点下，他们要说“某国蕃臣某敢献壤奠”。皇帝继续庄严端坐，缄默不语，礼物由有司官员以皇帝的名义接下。作为回报，皇帝会给予使臣所代表的国王以相应的官衔，它徒具虚名却听起来十分荣耀。好比来自印尼室利佛逝王室的使臣进献完毕之后，唐玄宗宣称：“可遥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

即使居住在长安，普通人要想见到天子也并非易事。郭城的东南角有一处皇家园林芙蓉园。由《太平御览》关于园圃的章节可知，园中有蜿蜒曲折的广厦修廊，又有修竹茂林、凉堂和临水亭等。青林重复，绿水弥漫，芙蓉盛开的季节便美丽异常。唐玄宗为了他和其他王室成员能随时来这里观赏，同时不被百姓窥见，特别沿着长安郭城东墙修筑了一道从兴庆宫直通芙蓉园、宽约23米的夹道。杜牧诗句“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写的就是玄宗自夹城通往芙蓉园游幸的场景。

在芙蓉园旁边的曲江池，则既是皇家钟情的游宴之选，也是一处对普通人敞开的风景胜地。唐朝的长安城会让人觉得温和湿润，这是因为城里有几条人工开凿的水渠，还有曲江池这样宽阔的水面。曲江池旁边种有许多杏花，当春天雪白的杏花结满枝头，便有大型的赏花活动。“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这首名叫《上巳日》的诗歌便是描写农历三月长安城中百姓来到这里踏春游赏的盛景，乃至平时在城里见不到的朋友，都会在这一天在曲江池畔相遇。进士放榜也是在这个时候。刘沧一首《登科后》的诗篇，留下不朽的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阅尽长安花”。这是千里迢迢来到长安的士子们，心情最为酣畅淋漓的时刻。（实习记者徐亦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