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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庚：韩国产业布局，文在寅不得不“硬核”抗疫的苦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长庚】

自韩国疫情爆发，到压平曲线，再到确诊数基本呈个案增长，近两个月了。

就在这期间，韩国总统文在寅成功赢得国会大选——执政党以180票的绝对优势拿下了国会五分之三的议席。这是韩国自1987年民主化以来首次由单一政党占据国会五分之三议席。

韩国“新天地教”引爆疫情之后，政府推行大规模检测，外界一直有很多疑惑，比如最初的为何不封城，为何不抄作业，为何文在寅如此“刚”等等；回头来看，且不论文在寅内心是不是真的如此“刚”，韩国经济格局的残酷现实让他有很多不得不“刚”的苦衷。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为参加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投票 图自路透社

讨论这个问题，得从韩国地图和经济布局说起。此次韩国疫情的最初爆点是在大邱，很多人说，大邱之于韩国，如同武汉之于中国，这个比喻不仅适用于疫情，也适用于城市在全国版图中的地位。

大邱，是位于韩国东南部的一个广域市（注：广域市相当于直辖市），隶属庆尚道，是继首尔、釜山之后的韩国第三大城市。

历史上，先后经历二战、朝鲜战争的朝鲜半岛，在战火刚平息时，都处于非常贫穷的状态。日本侵占时期，日本殖民者对整个朝鲜半岛的产业布局是“北工南农”，三八线以北主要发展工业，因为离伪满洲比较近，方便给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日军提供补给，再加上当时受到苏联的影响；三八线以南以农业为主，在半岛南部的西南侧，沿着忠清道-全罗道一线往南，是比较广阔的平原地区，适合种植农作物，从地形来看，北面以山地、高原为主，前几年金正恩还开发马息岭滑雪场等等。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50年开始朝鲜战争。1948年，金日成在北方苏占区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甚至威胁李承晚在南方美占区建立的大韩民国，声称中断电力供应。因为当时南部是农业社会，电力需求量没那么大，在朝鲜宣布对韩国断电之后，美国就开了一艘航母停靠半岛，一艘航母的供电量电已足够全韩国使用。

朝鲜战争结束，南北分裂。1950年代，韩国就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农业社会。到1960年代，朴正熙军政府上台，因为凭借军事政变上台，为了解决自己执政的正当性问题，朴正熙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展经济，大搞工业化。

当时朴正熙做了很多经济调整，制定了类似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就政策来看，确实也从苏联等大国得到不少启发。不过，这个“五年计划”本身并不是朴正熙时期提出来的，而是朴正熙的前任尹潽善（注：韩国第四任总统）、总理张勉以及美国顾问共同制定的计划。只是没想到，计划草案出来后，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

又值美苏冷战，美国也很担忧韩国倒向共产主义，在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虽然韩国不是“马歇尔计划”受惠国，但确实得到了不少美国的援助。与此同时，以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得到美国承认，决定向越南出兵，随后美国为了表示感谢，向韩国提供巨大的经济援助。这是第一个层面，来自美国的作用。

第二个层面，是来自日本。一方面，过去日本的对外政策比较依附美国，所以对韩态度与美国还算步调一致，另一方面，李承晚就任韩国首任总统时期，因为其本人是抗日出身，搞过独立运动，所以对于和日本谈和并不积极，反而向日本提出了一个很离谱的“赔偿金价格”，以示拒绝。这一点，在去年日韩半导体纠纷时，曾详细写过，在此不做赘述。

朴正熙上台后，想发展工业化，大搞经济开发，都需要大笔资金，钱从哪里来？正好，一方面有美国援助，另一方面拿到日本的一笔大额赔偿金。同时，朴正熙时期，韩国政府向西德派了一批工人过去，男性主要是矿工，女性主要是护理人员，相当于国家主导的海外劳工，通过这一途径也赚了一笔钱。三者相加，朴正熙算是有了资本搞工业化（注：韩国也称“产业化”）的第一桶金。

那么，为什么朴正熙开始工业化之路后，大邱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呢？

第一，大邱的周边，也就是庆尚北道一带是朴正熙的故乡，朴正熙的籍贯就在庆尚北道，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就出生于大邱。

第二，如同前面提到，那个年代韩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位于半岛西南侧的全罗道地区，适合农耕，整体情况、生活状态要比庆尚道地区好很多。而庆尚道地区多山，盆地，除了在庆尚道东南角有韩国第二大城市、最大港口釜山，离日本相对较近，物流发达，但道其他地方还是一片落后山区。所以，韩国也有一个说法，为什么庆尚道各地方言差异这么大？因为山地隔开。

相比之下，全罗道比较一致。全罗道分全罗道南和全罗道北两部分，虽然可能内部关系略有分歧，但从整个国家角度来看，当地政治立场比较统一，比如说这一届支持文在寅，那么全罗南、全罗北都是支持文在寅。但是，庆尚道就不是如此了，庆尚道也分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两地隔阂比较大，包括政治倾向，某种程度上和当地地形也有密切关系。

目前，韩国共有六个直辖市，其中三个位于庆尚道一带，釜山、大邱、蔚山。蔚山起初是庆尚南道的一座工业城市，后来随着工业产值上升，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成为直辖市，从今天来看，蔚山是韩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同时，庆尚南道的代表城市是釜山，庆尚北道的代表性城市就是大邱，这是当地的一个基本格局。

釜山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经济发展较好，也成为日韩经济往来的中转地。比如乐天创始人辛格浩，是一名韩裔日侨，当年就是在釜山登陆，在韩国开始创业，频繁往来日韩两地。辛格浩当时有一个外号叫“大韩海峡的王子”。（注：釜山和日本长崎之间的海峡，韩国方面称“大韩海峡”。）

有时，我们在韩国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在釜山市场上出售很多洋货。现在韩国人最喜欢的午餐肉“SPAM”，以前就是美军战争时期的军粮，但在韩国成了过节时相互赠送的东西，这一点即便很多美国人到了韩国也不能理解。

但是，庆尚北道的经济就更加落后，以大邱为例，盆地多山，不靠海，只有几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与外界连接。大邱地区靠轻纺业起家，韩国刚建国时，当地的经济支柱就是轻纺业等轻工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运输条件落后，大型重工业企业根本没法顺利运送货物设备，即便到现在大邱最出名的还是镜框生产地。但在韩国工业化过程中，轻工业很快就被替代，因为只要找到比这里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生产线自然就转移出去了，比如后来居上的中国、越南等。

朴正熙大刀阔斧推进工业计划时，最关注的几个地方，一是首都圈，即首尔周边，二是庆尚道地区。前者作为首都，无疑需要现代产业支撑。从人口因素来看，目前韩国总人口的一半居住在首尔及周边地区；朴正熙时期的状况也相差不远，1/3在全罗道，1/3在庆尚道，还有1/3在京畿道、忠清道、江原道等地，拥有全韩1/3人口庆尚道肯定需要支柱产业。再者，朴正熙以及之后上台的全斗焕，政治根基都在庆尚北道大邱一带。所以，围绕大邱，在大邱周边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环形工业园区。

截图自谷歌地图

在大邱北边的一个地方——龟尾，集中发展电子产业。这是从朴正熙、全斗焕一直到后来的继任者延续下来的，因为毕竟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再要进行大规模迁移就非常困难。在龟尾集聚了一批显示屏、手机等生产企业，三星智能手机工厂就设在这里。三星为了收益率，针对附加价值低、价格相对便宜、非最新技术的产品采用代工制，比如中低端智能手机、半导体、三星动力电池工厂设在中国；但对于高端智能手机，为了保证稳定品质和品牌形象，仍由自己生产，而这些高端智能手机最大的生产基地就在龟尾。此外，像LG显示屏生产厂也在龟尾。

从大邱往东，有一个城市是浦项，虽然浦项靠海，但因为离釜山比较近，所以没有特殊必要发展物流，况且当地本身的交通条件一直不怎么好。

浦项的经济产业主要是渔业，同时是韩国海军陆战队的始发地，当地最有名的就是浦项制铁厂（POSCO），地位相当于上海宝钢，浦项制铁厂是朴正熙一手推动的，工厂启动资金就来自日本支付的战后赔偿金。朴正熙当时的考虑是，工业生产，钢铁是必需品，若过度依赖进口，本国产业链很可能会遭受变动。浦项制铁厂建成后，浦项就成为韩国的一个钢铁城，后来韩国现代汽车创立的子公司——现代制铁，也在浦项建立工厂。

再往东南角看，就是蔚山，这座城市是以现代汽车为核心的汽车城。

龟尾、浦项、蔚山都是相对比较老的工业城，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现在，这些城市之间都通高铁，只需20分钟就能到达；过去没有高铁的时代，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京釜高速于上世纪60年代通车，从首尔到釜山。高速公路通了，物流自然也就通了，京釜高速正好将上述各工业园区连接起来，从首尔往南，先是龟尾，再到大邱，经过蔚山，最后到釜山；即便是高速公路，相互之间的车程也不到一小时。另外，差不多同时期，韩国第一辆国产汽车也正式下线，叫“始发汽车”（sibal），因为名字的韩文发音经常被笑话。

始发汽车

韩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整个经济架构中，95%的中小企业为5%的大企业打工，这些中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上下游，尤其是制造业，这一趋势相当严重。汽车、电器、手机等等，都需要大量零部件、电子元件，这就牵涉到谁来制造的问题。

韩国历史上也曾饱受技术封锁之苦，现代汽车、三星芯片在刚起步时都吃过苦头。有段时间，韩国尚未掌握发动机制造技术，车企主要依赖于和日本的合作，比如韩国新进汽车曾跟日本三菱搞技术合作，但是当时国际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中日建交。中日建交时，双方达成一项协议，不允许跟“南朝鲜”、台湾地区有技术合作的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随后日本三菱汽车就中断和新进汽车的合作，最终导致新兴汽车破产。

后来，这也促使现代汽车下定决心，必须自己开发发动机，自主掌握整个零部件体系。一直到现在，韩国车企仍有一个显著特点，比如要在某地建厂，就要同时带着一批韩国零部件工厂一起搬过来，像韩国起亚汽车在江苏盐城建立工厂——东风悦达起亚，以至于盐城出现了一条韩国街。目前，中国9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都是跟着韩系车企工厂进入中国，现在是这样，以前就更是如此。相类似的，韩国电子工业的零部件厂都建在大企业工厂的附近，目的也是为了加强绑定。

当然，随着中韩之间交通物流运输的便捷化，上述情况也逐渐出现变化，一些韩企把工厂设在中国，从韩国本土供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现代汽车停产的一个原因就是，零部件设备工厂建在山东，中国因为疫情停工、无法供货。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韩国的零部件企业与韩国整车厂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了韩国经济结构的这个特点外，当地有一个先天条件：农村，多山，交通不畅，导致当地低价便宜，也有富余劳动力，毕竟上世纪70年代，韩国人口还不像现在这样高度集中到首尔周边。所以，很多为大企业工厂提供零部件的小工厂就开始落户庆尚北道大邱周围。不过，就整体格局来看，庆尚北道大量分布着的还是农业地区，比如大邱北面的清道郡，也是此次韩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仅次于大邱的，清道郡唯一的经济产业就是苹果。

图自钢材价格网（注：韩国“岭南地区”，太白山脉以南地区，即庆尚南北道地区。）

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大邱发展成了一个消费枢纽型城市，周边工业城市里面的人日常消费就去当地最大的城市大邱，距离近，车程大约半小时，吃喝玩乐的多样性也不比首尔差，甚至有很多工业城市的上班族就选择住在大邱。

大邱的经济结构重心，逐渐从轻工业转向服务业。不过，与此同时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邱的人均GDP在韩国几大直辖市中的排名最差，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支柱性产业，而周围工业城市GDP都直接为庆尚北道或者邻省做贡献。

大邱过去也发展过金融业，但金融业规模很小，毕竟韩国地方就这么大，尤其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需求没这么大了，比如首尔的大型金融机构直接在地方设立分支就行。这个风潮其实是1980年代全斗焕执政时期推行起来的，简单来说就是每个省都要有一个地方银行，当然全斗焕这个政策背后目的是为了获得地方支持。

大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了大邱银行，但大邱银行的最大收入不是来自大邱，而是来自大邱周边的几个城市，当时有一个说法是，在大邱以及庆尚北道南部比如浦项、龟尾，大邱银行的网点数量比当地居委会数量还多。

金泳三（左）和金大中 图自韩联社

自19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向庆尚道倾斜，引发了全罗道的不满。因为当庆尚道搞产业开发的时候，全罗道还是农业地区，只有全罗南道靠海的一块是稍微有些起势的，像丽水、光洋主推化工业，附带一些钢铁产业，但量不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些地方的人跟全罗道其他地方的人关系并不亲近。试想，全罗道内部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全罗道如何看待庆尚道了？

第二，是韩国政治人物的纷争。1987年全斗焕下台，当时韩国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一批搞民主化运动的人士，所以也是产业化一代让位给民主化一代。当时民主化人士中名望最大的是两拨，一是金泳三，一是金大中。同时，右派势力、产业化这一代，推举出了卢泰愚，但从政策上来看，卢泰愚和全斗焕是拉开距离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其道行之。

但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间存在谁先当总统之争，挑动起了全罗道和庆尚道之间的矛盾——金大中是全罗道人，金泳三、卢泰愚是庆尚道人，其中金泳三是庆尚南道人，卢泰愚是庆尚北道人。

一方面卢泰愚和金泳三不断挑动对对方的不满，另一方面在卢泰愚执政时期，卢泰愚的政党和金泳三的政党合并，在韩国政治史上被称为“三党联合”，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以庆尚南道为地区根基的政党、以庆尚北道为地区根基的政党和以忠清道为地区根基的政党，实现三党合并，一起攻击以全罗道地区为根基的政党。这种政治格局和政治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韩国政坛。

当然，庆尚北道对左派政党的仇恨是大于庆尚南道的，尤其以大邱为首。大邱人心理上总觉得我们为产业化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个样子？这里面是有不满情绪的。前总统朴槿惠，从大邱起家，很好地瞄准了大邱市民的这种心态，曾在大邱三次连任议员。

所以，从政治光谱上来看，最右的也是庆尚北道，以大邱为中心。相对而言，庆尚南道右派势力的历史不是很长，因为很多人的政治立场跟随金泳三。不过，这几年，随着庆尚北道工业区的转型，成立了很多研发中心，比如龟尾，不少年轻人到这里工作后，也让右派氛围有所减弱。

在韩国，出现过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因为朴正熙的籍贯在龟尾，所以韩国人给龟尾起了一个外号叫“朴正熙格勒”，龟尾前任市长每年都会举办朴正熙诞辰节，公开演讲时直呼“朴正熙大总统是半神半人的伟大存在”，以至于韩国政坛有了“半神半人”的梗。但是，就在龟尾这么右的地方，上一次地方选举中，选出了一个民主党市长。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龟尾的年轻人确实变多了，人口构成更复杂，二是上一任市长除了纪念朴正熙之外，民众想不出其他做了什么，任期表现实在太差；他可能愿意拿100亿韩元建一个朴正熙公园，却连市政府公共厕所的手纸都供应不起。要知道，龟尾作为一个传统工业城市，同时又转型成功，不会缺预算，最后却出现这样的情况。

再比如，朴槿惠执政时期力推“创造经济”政策，当然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创造经济”究竟是什么；当时，政府还要求每个省都要设立孵化器，“创造经济革新中心”，各省再找大企业撑腰。大邱就是韩国首个建立“创造经济革新中心”的地方，背后大企业主是三星，三星为该中心拿出一块土地，而这块地就是三星第一代创业主李秉喆开办三星商会的地方。李秉喆是庆尚北道人，最早创办三星商会是做粮油生意。这也是为什么朴槿惠“闺蜜干政门”爆发，三星也上了热搜。原因就是，明明没人知道创造经济究竟是什么，三星为何还如此大献殷勤。

大邱“创造经济革新中心”揭幕时，三星的李在镕和朴槿惠一起参加开幕式，此间两人单独会面半小时。后来在“闺蜜干政”调查过程中，有国会议员问李在镕到底和朴槿惠聊了什么？李在镕回答称，朴槿惠是向他介绍创造经济；这位议员说了一句话，令全场大笑，连李在镕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朴槿惠的脑子根本没有办法以创造经济为话题谈半个小时！”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和三星电子董事李在镕 图自韩民族日报

整体而言，庆尚北道、以大邱为中心这一带，政治光谱仍然偏右，这是历史渊源造成的。韩国的政治体制有几个很明显的特征或者说弊端，前面提到的地方政治完全割裂，是其中一点；另一点则是有太多盲目崇拜的追随者，无论是文在寅阵营还是朴槿惠阵营。在韩国，有一个政治口号，“脑袋被打碎了，也是文在寅。”起初是中性词，，但随着文在寅执政，很多政策出现争议，这个标语也成为贬义词，一些反对者以此嘲讽文在寅支持者是“脑碎文”。同理，“亲朴”也是贬义词。

所以，当初大邱成为韩国疫情震中时，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不能封城？我想，只要了解了上述情况，就能明白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旦封锁大邱，相当于把为周边工业城市提供后勤保障的地方给封了，时间一长，足以导致韩国整体经济出现大停滞。韩国无非就是四大支柱产业，芯片、电子、汽车、造船，最多再算上钢铁。除了造船业，主要分布在靠海的庆尚南道以及蔚山一小部分，其他都在大邱附近。在这次疫情中也可以看到，虽然大邱出现大规模确诊，但现代汽车蔚山工厂、LG龟尾工厂都出现停产；高铁通车以后，这些城市之间，最快15分钟就能达到，人员流动极其密集活跃。

另外，从工业技术角度来讲，尤其是芯片行业很难停产。几年前，三星在京畿道的一个工厂，因为临时停电5分钟，损失10亿韩元，虽然芯片业主要是自动化生产，对人工依赖不大，但是一旦停产，损失就特别大，因为不只是停产本身带来的损失，还包括复产之后的不良率提升，导致间接成本很高，所以企业不希望停工停产。

再者，如果大企业停产，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怎么办？中小企业停产，很可能面临生存难关，而大企业完全可以找到另一个供应商。所以这些企业都没法停工，除非工厂出现确诊患者，因为这是韩国政府有明确规定的。现代汽车就同时遇到两种状况：一是有供应商确诊，零部件无法供应，导致其一部分生产线停产，二是蔚山工厂有员工确诊，最终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员工以及和他同时当班的其他生产线员工全部隔离。

此前，中国工厂逐步复工，对韩国本土的零部件供应有所缓和，但仍面临交通物流管制问题，中韩之间的航班数量一度降至往常的20%，快递物流速度也变慢。 所以，现代汽车曾四处面谈，辗转于中韩各部门，韩国的产业部，中国的商务部，中国驻韩使馆经商处，中国地方政府等等，并自费给零部件供应商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资，希望可以让自己的工厂能够早点恢复供应链。

韩国东大邱站 图自维基百科

文章开头提到，大邱之于韩国，就像武汉之于中国，这不仅体现在疫情爆发上，还体现在地理要道上。当初武汉疫情大规模扩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大邱也是如此。在韩国高铁体系中，70%的发车量集中在京釜线；在京釜高速上，大邱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再者韩国高铁不像中国，中国太大了，在京沪高铁线上的高铁不一定跑完全程，但韩国所有高铁几乎都跑完全程，只是中间停靠车站可能不太一样，但大邱是所有车辆都会停靠的地方；而且大邱又有分支线，中转到其他地方，比如浦项；对几大工业城市而言，大邱就是枢纽中转地，一旦封锁，这些城市怎么办？如果看过电影《釜山行》的话，大家应该会有印象，其中一个场景就是在“东大邱站”，车站非常大，停有很多备用列车。

图自韩巢网

所以，且不论韩国政府从政策上能不能封，在现实层面上也不允许。韩国支柱产业对这些工业城市的依赖度高达七成，境内至少40%的汽车零部件厂在大邱周边，大邱封城，就像韩国经济大动脉被切断，可能意味着韩国支柱产业的崩溃。

当然，文在寅政府不会轻易封城，还有一个政治因素，即4月15日的韩国国会大选，这对执政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然，现在文在寅顺利拿下此次大选。但是就选举前，尤其是韩国确诊人数急速上升时期，一些政治热衷者已经抛出争议话题——大邱疫情大规模爆发，到底是中央政府的责任还是大邱政府的责任？毕竟，大邱市政府、庆尚北道政府还是在野党地盘。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后，文在寅政府迅速进行检测，确诊人数直线上升，也让外界感慨防疫如此硬刚。当年，朴槿惠时期，韩国经历“MERS”，政府被抨击的最大问题是不透明，所以现在文在寅要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过去政府有所不同。

其中，颇受外界肯定的是，韩国部分地方政府自2月26日起，开通“得来速”（drive-throug）免下车快速病毒测试，几个小时便可知检测结果，扩大民间病毒检测规模；截至4月8日，韩国进行了超过48万次病毒检测。同时，韩国政府利用大数据，收集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行踪记录进行流行病学追踪，比如信用卡记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时间及地点等等。这项措施的法律基础是韩国政府在MERS之后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修法容许政府能够在国家应对紧急危机时收集民众手机号码、信用卡等个人资料。

自2月最后一周的疫情高峰起，仅经过两星期，韩国单日增加确诊数字已回落至双位数，3月14日韩国单日新增76人。

由于确诊病人大都迅速隔离，全国医院可以腾出足够病床数，让重症病人得到治疗，大大降低病死率，目前韩国的新冠肺炎病死率大约控制在1至2%。

文在寅政府在短短数周内转危为机，同时又有欧美各国的“同行对比”，据Realmeter在3月26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回升至52.5%，创下2018年1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当然，不管文在寅当机立断的举措对错与否，在他任内出现大规模感染，总归是有责任的，问题只是在于多大。

眼下，全球疫情大流行仍无法看到尽头，人们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已经缓和下来的地方是否会面临反扑。政治家们或是如履薄冰，或是全面甩锅，一场疫情看尽人间百态。当然，除了疫情还有经济，疫后时代世界潮流会走向何方，仍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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