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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大丈夫，翩翩佳公子：传奇般的东周武士

在东周时期，中国曾经有过十分灿烂的武士文化。在展开进一步论述之前需要明确"武士"的定义和囊括范围：因为彼时中国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武士阶层，所以此文中讨论的"武士"，主要是如下几类春秋时代的战斗人员：脱胎于封建制度，来源于国君，大夫，士的贵族武士；有独立于血缘关系，以施恩和报恩关系维持的刺客式武士，这些人主要是流亡外邦的家臣，门课和杀手；随着文化的繁荣，墨家出现了以学派主张为根据的武士或者武士团体。武士文化的核心，主要还是士人和大夫的尚武精神和独立人格。这些人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流星，划破历史的夜空。

一．尚武文化的根源

周代武士文化的根基，在于周人早期和西戎混战的历史，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人的祖先曾经长期与西戎各部族混战。在推翻商朝之后，具有殖民色彩的分封制则进一步强调了尚武的重要性。为了维持对被征服者-----殷商遗民和原住民"野人"的军事优势，作为国人的周人需要习武作战，在早期的齐国和鲁国墓葬之中，文物显示，在迁徙到此的周族墓葬中，几乎国人男子都是武士。所以军事义务既是特权，更是征服者的荣耀。国人和野人的区别，直到战国时代初期才因为变法活动完全消除。

所以在周代教育中，培养君子的乡饮酒礼，还是脱胎于狩猎的集体军训"大蓃礼"，都有射箭，驾车，识别鼓号的环节，都是实用的军事技能。

在贵族的娱乐活动中，"万舞"其实是"武舞"，就是古代的战斗舞蹈，表演者需要手执羽毛和武器载歌载舞，里面有模仿驾车和挥舞戈矛的动作，类似于后来的武术体操。

而到了东周时代，随着战争的频繁，贵族阶级里的大夫和士人，对于尚武精神也越来越重视。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亲临战场最为频繁的时代，春秋五霸都曾亲临战阵杀敌浴血，国君的示范无疑引发了上行下效。列国并存的宽松体制，极大地包容了士人和大夫的独立人格，使武士的出生地并不是其效忠一生的终极归宿；而主公对于人才的厚待，也庇护了这种文化，让当时的大夫和士人们，还有从军作战的国人们有了基本的物质保证，"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基本的生存权利得到保障之后，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比如豫让在中行氏和范氏服务时，仅仅受到普通待遇，而被智伯当作国士，即使主公被灭，他依旧以自残毁容的方式伏击赵家首领；最后赵襄子被豫让的忠义所感动，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做象征性刺杀，成全了豫让的心愿。以上的种种因素，都是尚武精神和独立人格得以在春秋时大大为伸张的原因。

东周武士铠甲

二．激战中的优雅

在外在形象上，武士们及其注重仪容的庄重。孔子的高徒子路混战中被敌人用戈斩断帽缨，子路在临死之前愤怒地表示："君子可以身死，但是不能放弃冠冕"，结果在整理冠冕的过程中被敌人趁机杀死。可见东周武士对于整齐衣冠的追求。

春秋战士们非常重视自己的仪容衣冠

在战场上，多数情况下，由于春秋早期诸侯国众多，而且彼此相隔不远；再加上国土与军队规模不大，所以难以承受远征与持久战的消耗，武士们需要约定交战时间与交战地点然后开战。在作战之前，国君，大夫和士人们要向上天，祖先神，山川神等神明献祭，并在太庙中祭告祖先，自己即将出兵征战，随后国君会给参与祭祀的人分发贵重的武器和铠甲；然后请大夫们和士负责动员有军事义务的国人们武装起来，听候号令，并在夜半三更完成全军的集结。

多数战争，是全军排成单线阵或者三到四个方阵，主帅以击鼓为进军号令让全军出击。在正式开战之前，为了展示武勇，有的贵族武士甚至会驾车冲到敌营之中，杀死或者俘虏敌人，并将战利品用战车拖回北方，鼓舞自己一方的士气。

在交战中，贵族们由于有军事训练的基础和良好的武器铠甲，所以是军队的绝对核心。依旧恪守着凡事有节制的原则，避免滥用武力。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记载，楚庄王对于"武"字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认为武的本意在于"止戈"，认为军事活动的作用是以战止战，停止暴力，保境安民，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所以战争本身不是终极目的，仅仅是政治手段之一。尚武而不黩武，有血性而不嗜血，是春秋君子节制精神的体现。

因此在东周武士的战争中，他们很少将敌军完全追击，杀戮殆尽，而是在追出一段距离之后及时收手，避免赶尽杀绝。在激战中，对于能轻易打败的年幼年老之敌，应当怀有恻隐之心，而不是趁机落井下石，宋襄公的“不禽二毛，不重伤”，其实是贵族风度的体现。在公元前597年的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邲之战中，晋国被楚国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军如何抽去车前的横木，让战车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调侃楚军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意思是说，还是你们大国逃跑有经验啊。

晋国战车兵

对值得尊敬的对手，武士要怀有敬畏之心，英雄惜英雄，好汉重好汉。在齐晋鞍之战中，齐顷公的战车受到晋国大夫韩厥的追击，齐顷公的御者看到追击者是一个高级贵族，于是怂恿齐顷公放冷箭，但是齐顷公确认为，明知对方是君子还是加害与他是不光彩的，所以没有放箭。

在激烈的交战中，贵族们遣使，向敬仰的对方贵族赠送美酒或者贵重的兵器也是常有的事，本着对武德的信赖和对手人品的信任，受礼者相信送礼者是光明正大的，不会使用下毒等下作手段，会在饮完美酒之后继续忠于职守，投入厮杀。比如在公元前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国大夫郤至在战斗的过程中三次遇见楚王，都急忙下车行礼。楚王非常感动，派使臣带了一张弓去慰问郤至，郤至见到楚王的使臣，立刻脱下头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所以只好对您的使者行敬礼。

战车对冲的瞬间

如果在交战中，身披铠甲的武士们遇到了敌国的国君，需要身体前赴，掌心合拢，行肃拜之礼；因为等级高低，尊卑有别，武士见到敌国国君如果不行礼，或者驾车追击敌国君主，甚至以武力冒犯都是不符合礼制的，所以在城濮之战中，子玉以楚国臣子的身份领兵追击晋国的主帅，国君晋文公，引发了楚国武士的军心浮动：以臣子之身追击国君，极大地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此外，东周武士们对于不同族群的敌人，也会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如果对手是诸夏派系的成员，那么就不能采用过于严厉残酷的手段；比如晋文公在讨伐周人的城池阳樊时，阳樊的大夫就表示：武力是用来威慑蛮夷的，对待诸夏要用德性安抚。言下之意是强大的武力难以使所有的被征服者心悦诚服。

如果敌人是不遵守周礼的蛮夷戎狄，那么行礼就是鸡同鸭讲，而且会成为军事行动的负担。因此武士们对这样的敌人不必行礼，对蛮夷戎狄的战斗会大量使用战术或者计策，反而促进了军事技术与兵法的进步。比如郑国抗击北戎，晋国魏舒抗击戎狄战役中就放弃了战车，并使用了较为复杂的步兵战术和伏击战术，促进了军事变革；面对依旧是南蛮的楚国，晋文公以退避三舍的战略性示弱，以及"以己之强，攻彼之弱"的用兵原则击败楚军，遏制了楚国的兼并势头。

相比之下，宋襄公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拒绝在泓水之战中凭借地利偷袭楚军，想打一场光明正大的胜仗收取中原人心，反而因为错失良机遭受大败。但是数百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宋襄公在泓水吃了败仗之后，有的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感叹当时中原地区的国家缺少礼义，所以表彰他，因为宋襄公具有礼让的精神。

一鼓作气其实不符合当时的军事道德准则

最后，在战场上，夜袭，偷袭或者运用手段，调动士气与军心是不符合堂堂之阵的道德的。当然在一些经典战例中，优秀的统帅可以同时兼顾到军礼和计谋，比如城濮之战中晋军的主动后撤，一来实践了晋文公流亡楚国时的诺言，稳定了己方的军心；而且将楚军引入己方熟悉的地理区和气候区中，增加了胜算；更重要的是，撤退制造出了楚国臣子逼迫晋国国君的态势，无疑进一步恶化了楚人不守周礼，与诸夏为敌的负面形象。

二．敬天爱民的人神观

在处理本阶层与民众，与国君，与道义还有上天的关系上，东周武士们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理性与傲骨。

如果说商文化里的天帝仅仅是商族的部族神，不管统治多么腐败都会无条件地庇护商人；那么，周文化的重要基调之一就是重视人事，关心民众之苦乐，并从爱惜民力的角度，赋予了宗教活动以现实意义：随国的大夫季梁认为，祭祀的本意不是去一味讨好虚无缥缈的神明，而是人民在农业产出有盈余的条件下才，如果还能献上丰厚的祭品报答神明 ，说明国力富足，君王的统治是成功的。因此人民才是神的主人。只有爱民，才能获得神的青睐。

曹刿论战精彩的阐述了东周时代的人神关系

在著名的长勺之前，鲁庄公表示自己会给大臣以丰厚赏赐，会兢兢业业地祭祀神明，但只有尽心断案最得人心，这才是可以与齐国一战的有利条件。这种理解事在人为的进步鬼神观，在子产，孔子身上都有体现。虽然是殷商王族后裔，但是对于鬼神之事的态度，孔子明显倾向于周人："未知生，焉知死？"

即使两国关系恶化，但是贤明的国君可以分清：国君间的矛盾与百姓的劳苦无关。比如晋惠公时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借粮，虽然秦穆公鄙视晋惠公的人品，但是考虑到晋国百姓会因此受苦，于是慷慨地予以赞助。

在先秦时代，贵族因为政见不合或者内外战争改换门庭十分常见。在这种情况下，东周士人与大夫分得清个人恩怨和国家矛盾。比如季孙氏和孔子的政敌，季孙氏的叛乱家臣公山不狃后来逃亡到吴国。吴王夫差为了北上扩地，准备任用公山不狃为将讨伐鲁国，但是他认为自己主要是和季孙氏有矛盾，但还是鲁国人；之前不能为鲁国尽忠，现在又要残害母国是不符合道义的。所以为了调和对故国的思念和对君主的忠诚，他故意缓慢行军，以便让祖国做好充分准备。

三．有理有节的忠诚观

在与主公和国君的关系中，忠诚与勇武是摆在第一的宝贵品质。比如在齐晋鞌之战中，齐顷公的车右逢丑父为了避免主公被俘，于是与主公互换衣甲，还打发化装成仆人的国君去打水，让他脱离险境，但是自己被晋军俘虏；在君主深陷包围的时候，作为车右的近战武士们往往需要下车步行，留下来断后，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主人的平安。

战车是武士的出行和作战工具

而且当时的社会，对于武士尽死忠是非常认同的。晋国主帅先軫为了自己赴死，故意换下了车右的勇士狼曋，希望他不要因无价值的战斗而丧命。但是视荣耀为生命的狼曋，认为自杀不是真正的勇，为国尽忠而死才是真正的勇敢，只有这样，为国捐躯的贵族武士才能在明堂里受到祭拜，于是他在彭衙之战中为全军开道，拼死杀入秦军阵中，最后牺牲。

但是东周武士们不是一味地愚忠。他们认为，国君和自己一样，也受制于更高层的道义与准则。如果国君不尊重这些准则，那么武士可以先斩后奏，但免于严厉的惩罚；如果主公的人品或行为令人不齿，或者不尊重武士的尊严，那么他们的忠诚是可以打折扣，乃至收回的。

比如武士们视荣耀为生命，宋国勇士南宫长万曾经被鲁国俘虏，后来宋国国君提起此事时面露轻蔑，结果引发了南宫长万的极大反应，最后南宫长万顺势抄起棋盘打死国君，还自己立了新国君；

另一个极端例子，是卫献公因为打猎而让两位求见的大夫久等，在打猎归来之后，依旧不换下狩猎和战争时的皮冠。对于东周武士而言，黑麻布或者绢制的冠是议政时穿戴的，皮冠是战争中的装束，各种场合的衣冠一定要加以区分。所以在两位大夫眼里，君主把他们当做野兽和敌人看待，于是二人愤而起兵叛乱驱逐了国君。

晋文公君臣其实是互相成就的典型

除去极端情况，东周士人和大夫们们对于国君的沉迷享乐，执迷不悟，不仅仅会用含蓄的寓言加以开导， 甚至会先斩后奏，冒着被杀或者被流放的风险，让主公清醒过来。比如重耳来到了齐国之后娶妻安家，忘记了复国大业，于是狐偃在对重耳之妻晓以大义之后，组织一行人用酒将重耳灌醉，然后把他载于车上，继续流亡。重耳清醒之后虽然恼羞成怒，十分愤慨，甚至一度挥舞戈追杀狐偃，但是被狐偃以灵敏的身手和幽默的谈吐化解，晋文公在发泄完之后，也默认了继续上路的事实，没有贪恋过去。

与狐偃有关的文物，子犯和钟，记载了晋文公的霸业

一旦主公有不讲信用或者违背礼仪的行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武士们甚至会用抛弃君主乃至投奔敌国的方式加以抗议。比如晋惠公是在秦穆公的扶持下上台的。但是在回国之后不仅不如约交割许诺给秦国的土地，反而趁着秦国饥荒出兵入侵。于是招来了秦军的大举讨伐。在晋国上下都感到理亏的前提之下，晋惠公依旧不听大夫庆郑的劝谏，贸然野战，惨遭失败。在战场上，晋惠公的战车深陷于泥泞之中动弹不得，要求庆郑拉他一把，但庆郑却表示："陛下不仅违背道德而且不讲信义，我的战车载不动您。"庆郑以这种方式，坚持认为君王应该听从劝谏，而且讲究信义。

在晋襄公去世之后，赵盾一度想立在秦国做人质的公子为君，但是迫于先君遗孀的压力改立晋灵公，并出尔反尔，派兵截杀秦人护送的公子。因为看不惯这种不讲信义的行为，大夫士会和先蔑愤而投奔秦国，表示抗议。后来士会还在秦晋河曲之战中，凭借对赵盾和赵穿兄弟的了解，为秦人献计擒拿赵穿。

日本浮世绘中躲避搜查的伍子胥

一旦受到了国君与同僚的不公正对待，在列国体制之下，武士们可以改投明君，有仇必报。比如楚国的申公巫臣在领地和家人，均被对手瓜分与迫害之后来到晋国，主张晋国支持吴国来报复楚国。在他提供的军事技术和外交策略的支援下，楚国君臣在东线战场上疲于奔命，深陷泥潭；而伍子胥因为父兄遭到楚平王和政敌陷害，流亡到吴国，辅佐吴王阖闾夺权并进行改革，以攻破郢都，掘墓鞭尸的方式为父兄报仇。

四．傲岸独立的人格

正义究竟是世俗权力，还是一些更加恒久的准则道义？东周武士用壮烈卓绝的方式，拒绝物质利益的收买，捍卫独立的人格，并尽可能地维护对君王的忠诚。

比如，春秋初年，楚国的王室重臣鬻熊掌管国都城门。因为楚文王征讨巴国失败，而且面部受箭伤，认为楚王愧对祖先，要求楚王取得新的胜利之后才能回到国都。在取得新的胜利之后，楚文王死于疾病与征途劳顿。在拥立新王之后，鬻熊表示自己冒犯了先王，违背礼制，没有尊重国王的权威，为了避免败坏政治生态，于是拔剑自刎，成全了君王的威严与臣子的忠义。

秦穆公对三个勇将用人不疑

崤山之战后，因为国君的母亲是秦国人，晋襄公在母亲的劝说之下放了三个被俘的秦将。晋国名将先轸认为听信妇人之言放走俘虏，这样做对不起流血牺牲的将士，于是当着国君之面口吐唾沫离开了。后来先轸觉得这样做违背礼制，于是在与戎狄的交战中摘下头盔，陷阵赴死，表示以死谢罪；

因为不想加害赵盾，鉏麑撞树而死

而受晋灵公指示，暗杀赵盾的死士鉏麑看到赵盾身着朝服，不忘政事，认为他是爱民的良臣，所以不忍动手；由于无法完成君主的命令，所以他只能用自尽，坚守自己的主张。

其实最具有典型意义，明辨利益与大义关系的，是齐国武士杞梁和华周的故事。二人因为没有得到国君赐予的爵禄而发誓死战；在战场上，由于英勇杀敌，敌国君主提出招降二人，但是杞梁认为投敌是不忠诚，接受敌国的赏赐是不正直，违背职责是不守信用，作为武士的他们只知道奋勇杀敌，而且他们对于敌国的利益并不感兴趣，所以言辞拒绝了敌人的招降。

庄公听说二将出战得胜，于是生出了爱才之心，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勇敢了，不必再战，我跟你们共同分享齐国。"杞梁、华周说： "您当初没有封赏我们爵位，是小看了我们的勇猛；临敌遇难，拿物质利益阻止我们杀敌，是污辱名声；深入敌阵，多杀敌人，是人臣该做的事"，所以二人不顾国君的恩威并施，继续杀敌。

五．文明活力的体现

激烈的战争其实起到了优化人口质量的作用

在公元前8-7世纪经历了一番诸侯兼并战争后，大约20多个实体诸侯国幸存下来，进入下一轮的角逐。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基本形成的格局是晋楚两大国围绕着中原的宋国，郑国，卫国，陈国等势力展开争夺，秦齐从西方和东方纷纷挑战两大强国。但是这些主要诸侯国之间极少发生兼并战争，即使是楚庄王灭亡了陈国和郑国，为了避免与劲敌晋国直接接壤，他也会让这两个国家复国；即使是大国争霸，两国对敌军的杀伤也是适可而止，晋楚城濮之战，邲之战都是如此；多元并存的格局，将争霸战争限制在一个良性的烈度之中，这有利于各国在竞争中的发展，而不至于因为激战而让民族受到过度的内伤，出现类似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希腊城邦衰败的问题。

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大约在公元前8-6世纪，在弭兵之会前，有一定限度的战争本身起到了优胜劣汰，淘汰老弱的作用，能帮助族群的精英们保持朝气蓬勃的身心面貌。经过战争淘汰和洗礼之后的男女，也发展出了崇尚健硕，利于生育的审美观念，比如《卫风-硕人》歌颂的就是身材颀长，肤白丰满的齐国公主；春秋时代，齐国，晋国等边缘大国的女性，都以热烈奔放而闻名；战争反过来催生了对人口增殖的需求。郑国，宋国，卫国，楚国也都有桑林，社稷，云梦等男女野合的性崇拜场所。至圣先师孔丘本人也是父母野合的结果，所以经过早期儒家修订的《诗经》里，比如在《野有死麕》这样的篇目中，看到直白地描写男女之事的诗篇。

而诸夏贵族与蛮夷戎狄等部族妇女的混血婚配，则造就了晋文公，赵盾这样的半夷半夏的贵族主，最后就连周襄王都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迎娶了戎狄的王后。旧观念的松动，为勃勃的生气提供了的空间。

如果将德性充沛的东周武士文化，和先秦时代开放的性风俗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其实二者是互为因果的。东周时代是诸夏世界最有活力，最生机勃勃的时期，所以暴力与性力都十分充沛，二者互为因果。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崇尚比较健康的审美观：颀长健硕，肌肤白皙

六．武士的绝唱

朱亥为信陵君刺杀晋鄙

"今之诸侯，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的话道出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政治上权力下移的本质事实。在这一过程中，世卿世禄的大夫之家实力壮大，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兵力，逐渐架空了国君，晋国出现了六卿，郑国出现了七穆，鲁国出现了三桓，齐国出现国，高，田，鲍四大家族共同执政的局面都是如此。

在缺乏法统合理性的情况下，这些野心勃勃的卿大夫开始壮大自己的势力，野心勃勃地试图取代国君，这就迫使他们建立全力更加集中，更有利于战争的政治制度，以便在短时间内集结大量的兵源和资源，这使得他们能集结起规模更庞大的军队投入厮杀；为了在争霸中取胜，除了逐步废除井田制，施惠于庶民百姓之外，在用人制度和任官选官上，卿大夫和君主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祖传名位和血统不再是绝对的保证，士人和没落贵族的游宦和游说，以及大贵族的责任举荐，逐步增加了才华和品德在选官标准中的比重。孔子能从平民的塾师变成司空和司寇，他的弟子们能成为三桓的家臣和幕僚，就是时代巨变，社会流动性增加的产物。新制度的出现，和选人用人制度的缓慢变化，这导致了更适合争霸战争的集权体制的登场。

孔子的出现也是时代变革的产物

而中央集权君主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的权利和独立性受到压制。卫鞅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本质意义在于，贵族会逐步失去曾经的权利和独立性，和普通平民一样，也要成为屈服于王权的臣民，在王权面前，贵族和百姓都是奴隶，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这也是贵族武士精神逐步受到压制的另一原因。

在军国体制和庞大的军队规模前，个人武艺显得微不足道

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实体诸侯国的兴起，战争规模的扩大， 贵族的个人武艺，让步于兵法，军阵和战争背后的制度优势。将领们倾向于运筹帷幄，而不是在阵前厮杀。一些布衣将相的崛起，和编户齐民的大量从军，标志着贵族式战争的终结：卫鞅设下鸿门宴擒拿公子卬进而夺取河西，孙膑和田忌等人斩杀庞涓，张仪诓骗楚王，秦昭襄王拘谨楚怀王客死他乡，意味着尔虞我诈，刷新下限，急功近利和激烈兼并，才是战国的主旋律，温文尔雅的春秋时代一去不返。

所以到了战国的历史记载中，武士群体的主角由贵族武士，变成了以家臣，门客为主的刺客型武士。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有职业性质的军队的出现，个人武艺在战场上更多地服从于阵型，所以到了战国时代，比较多见的是名将的杀伤战果，少了对各人武艺的描写。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刺客武士，就是豫让刺杀赵襄子，鸡鸣狗盗帮助孟尝君过函谷关，朱亥为信陵君夺取兵符的行动。

战国时代，还有墨家武士团这种服务于门派主张的群体，对自己的主张表现的十分狂热。

而著名的传奇-------荆轲刺秦王，其实是先秦武士文化的绝唱。按照燕太子的计划，荆轲一行人的原计划其实荒谬而悲壮。燕国是召公后裔，文化长期比较保守，战国时代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的全面变法，再加上与中原联系不便，所以他们相应的保持着春秋时代的陈旧思维；已经到了战国时代的尾声，他们想效仿春秋时代的武士曹沫劫持齐桓公，用匕首劫持秦王嬴政，迫使秦国与六国签订盟约，退还吞并的六国；如果不成再行刺，并借此引发秦国公子和将军们的矛盾。而且荆轲至死都乐观地想劫持秦王，与之签订合约。

荆轲刺秦王，其实是两个时代思路的碰撞

但战国时代的秦国就以不守合约闻名列国，秦王嬴政旨在统一天下，而不是满足春秋霸主式的压制外国；而且燕国打着进贡的名义行刺，本身也是不讲信用，秦国签订合约之后，完全可以宣布条约作废。所以，荆轲刺秦王，本质上是春秋礼制与专制王权的较量。

而在秦国建立后，虽然先秦的武士遗风曾经在楚汉战争，三国时代和东晋时代有过部分再现，因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消失是缓慢的，但是由于失去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东周的武士文化和英雄辈出的英雄时代，最终成为了绝唱。

春秋战国时代是浪漫的英雄时代

由于《左传》，《国语》等史书书写者的所处阶级和立场，以及任何记载者都不可避免得存在偏见，并非所有的大夫和士人都有如此修养和气度，并非所有人都有物质基础去习武，都有选择去舍生取义，这些精英毕竟是金字塔顶的少数人。那是一个忠诚与背叛交织，高尚与卑鄙并存的时代，今天的我们也无法返回历史现场去核实一切。“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些士人的精神，却毫无疑问，在任何时代都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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