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三千年的再次相遇!俩件西汉青铜簋取得成功匹配,西汉青铜簋
10分钟助你分清鼎鬲甗簋簠……做朋友圈里的青铜器大拿
每当我们谈起博物馆里的“国之重宝”,青铜器是绕不开的主角。作为最重要的商周礼器,青铜器见证着遥远历史时代的权力和活力,它们常被用来装盛供奉给祖灵的食物和酒水,是商周人与祖先沟通的媒介,也在当时贵族各种礼仪场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数千年的时光阻隔,后世很难分清这些国之重器的功用到底是什么,甚至连名字都读不出来。从宋代开始,学者不再把青铜器单纯视为古董珍玩,而是将其作为历史资料开展系统研究,并对青铜器进行初步分类。到了近代,罗振玉、容庚、陈梦家等学者依照器物用途、形状,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铭文,对青铜器做了科学分类和命名,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今,就我们所知,中国常见的青铜器包括30种主要类型,可以分为烹饪食物的炊器、盛放熟食的食器、盛酒和饮酒器、行沃盥之礼的水器、奏“乐”所用的乐器、行军打仗时的兵器以及其他杂器等等。
民以食为天,烹饪食物的炊具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器具,现存青铜器中有大量炊具,包括鼎、鬲、甗等,而这些器物在历史演变中逐渐获得了礼仪功能,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也许鼎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青铜器。因为器型高大,它们常常会独占一个展柜。
但实际上,博物馆中还会有不少普通炊具大小的鼎。鼎最初就是烹煮食物的炊具,先民烹制肉食时,以三条腿架起锅烧火,便是鼎的雏形。如今我们所见的鼎足之间的空隙,便是灶口和支架的所在,便于腹下烧火。
随着鼎的发展,一种巨型的鼎大到可以放下一头牛,便是《淮南子》中的“函牛之鼎”,因为过于巨大,也曾被用作施行“烹杀”的刑具,罪犯会被扔进鼎中活活煮死。大鼎逐渐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是突出统治者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在周代,便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
鼎有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两类。国家博物馆中藏有商代体量最大的子龙鼎,和拥有291字铭文的周代大盂鼎,2021年,国博联合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更将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周代大克鼎运送进京,让三座重要的青铜大鼎得以相聚。此外,重要的三足鼎还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拥有500字铭文的毛公鼎。
四足方鼎制作工艺更复杂,存世相对较少,最为盛名的后母戊大方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所铸的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饕餮纹饰精美,完美展现了鼎在当时作为权力象征的宏伟气魄。
与鼎相似,鬲也是重要的烹煮炊器。最大的特征是拥有口沿外倾的侈(chǐ)口,以及3个肥大形似布袋的足。这些特征也印证了鬲出现的原因也许是为了节省柴火。虽然鼎已经足够稳定,但鼎足之间的中空让烧火时热量容易散失,而鬲肥大的足压缩了中空的空间,让受热面积更大,也更省薪柴。
甗的字形看起来很复杂,但经过拆解后,你会发现其中藏着“鬲”。从外形上,我们也能直观地发现这是一种组合器物,甗上部盛放黍粟,中间有一层叫箄的带孔薄板相隔,下部的鬲里装水烧火,蒸汽通过箄加热食物,如同今天的蒸锅。
国家博物馆所藏的殷墟妇好墓三联甗,是一件罕见的巨型殷商青铜器,长方形的鬲部上放置了3个甗,极为特殊,可以想象当时宴飨或祭祀时的盛大场面。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已经培育出粟、黍、稷、稻、菽等粮食作物。为了盛放熟食,食器也就相应诞生。青铜食器是古代最早、最正式的饮食用具,可分为盛食器、挹取器、切肉器等。
食器不仅会被贵族用来进行祭祀等礼制活动,也会被用到日常生活中。这些食器多有盖,一是为了保温,同时也可以翻转过来,便于盛放食物。
圆口双耳的簋,类似我们现在使用的大碗,用来盛放饭食。当黍粟在甗中蒸熟以后,会被盛在簋里祭祖。簋的地位与鼎相当,西周时实行“列鼎制度”,簋常和鼎同时出现,一盛主食,一烹肉食。簋常以偶数组合,与成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有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等形制。现在广东还把八大碗菜称为“八簋”,这也是北京“簋街”名字的由来。
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常展中陈列着几个重要的簋。“利”青铜簋上的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上圆下方的形制也是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宜侯夨(cè)簋内的铭文记载有周代分封制,见证了周人通过分封制以扩大政治版图;“禽”青铜簋的铭文记录了周成王东征的历史,为西周初期“周公摄政”、“伯禽代封”等历史提供了线索。
簋到了春秋时演变成簠、盨,它们都是装饭粥的食器,上部都有盖,不同的是簠是长方形,盨为椭圆形,类似现在的带盖饭盒。这两种器具盖上都带有钮,当盖被倒置时,钮就成了足,器盖也可盛放东西,十分便捷实用。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的遂公盨,于2002年春天由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内底铭文10行98字,是目前所知最早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
就盛食器的变化来说,与盛肉食的鼎相配的盛饭食器,在西周是簋,到了春秋则是簠、盨和敦,战国以后则是盒。敦的外形像一只圆球,下部有足,上部装有钮,两侧加有耳。因为它浑圆的外观,也被称为“西瓜鼎”。
豆是一种高足容器,用来盛装调料和副食,例如古代常常食用的干果、肉酱“醢”和肉脯。豆在使用时,常以偶数出现,按尊卑长幼有数量之分,古有“觞酒豆肉箪食(一觞酒一豆肉一箪饭)”一说。
殷商时的贵族饮酒成风,盛酒的青铜器皿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酒器包括盛酒器和饮酒器。盛酒器主要有尊、觥、彝、卣、罍、瓿、缶、壶;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斝等。先秦时期对不同青铜饮酒器的容量有明确区别,如一升为爵,二升为觚,三升为觯,四升为角,五升为散。
尊是商周时一种大中型盛酒器。从器物形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体形较大,长颈,敞口,口径较大,可以想象下北京的建筑“中国尊”;还有一类形制特殊,多模拟鸟兽形状,统称为鸟兽尊。尊在酒器中的地位重要,也让这个字衍生出“尊重”、“尊贵”、“尊严”的说法。
尊中常常出现青铜器的“明星”。国家博物馆藏的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它也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的何尊,底铸有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商代的“妇好”鸮尊,则是鸟兽尊的极致体现。此外,国家博物馆中的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山西博物院的晋侯鸟尊,都是重要的镇馆之宝。
“觥筹交错”如今也用来形容饮酒时的热闹场面。觥通常全器会做成动物状,装饰纹样同鸟兽尊相似,然而与鸟兽尊不同,觥的盖会做成兽首连接兽背脊的形状,用来倒酒的流部,便是兽的颈部。
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牛形铜觥以水牛为形象,为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杰作;山西博物院的龙形觥装饰花纹中出现了鳄鱼形象,在国内青铜器中独一无二。
商周至战国一类形制巨大且特殊的盛酒器,到宋朝时始称为方彝。彝多为长方形器身,直口直腹,盖与器身往往铸有4条或8条凸起的扉棱,全器满饰云雷纹地,给人庄重华丽的感觉。
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妇好”青铜偶方彝犹如两个方彝组合,故称偶方彝,造型取材于庑殿顶状的宗庙建筑,可以窥见商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卣多为椭圆形,底部有脚,重要特征是有提梁,俗称“提梁卣”。在商代和西周时盛行,但到了西周,卣的形制有所变化,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鸟兽形卣。
湖南省衡阳博物馆藏的春秋动物纹提梁卣为古越人青铜文化经典之作;南京博物院藏的商代菱形雷纹提梁卣,盖周沿饰菱形雷纹很典型。
罍是古代大型的盛酒器,体量略小于彝,有方罍和圆罍两种,罍出现于商晚期,流行至春秋中期。《诗经·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多处以夔龙、蟠龙和兽面作为装饰。从商到周,罍的形式逐渐由瘦高转为矮粗,繁缛图案渐少,变得素雅。安徽博物院藏的战国兽耳罍便是一件战国时期少见的青铜器。
古代盛水或酒的器皿,其中尊缶是盛酒器,盥缶是水器,最初为瓦制,可以理解为瓦盆、瓦罐,但缶之后演变为一种乐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有秦王为赵王击缶的记载。而缶最著名的一次出场,是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击缶成歌”,它的原型便出自曾侯乙铜鉴缶。
古人用水来调和酒味浓淡的器具,一般认为盉中装玄酒(水)用于调和酒。从字形上,盉由“禾”和“皿”组成,便是表示把五谷所酿的酒放到容器里进行配比的工具。古时酿酒没有测量酒精度的仪器,只能凭主观口感调和饮用。盉的重要特征,便是前端有明显的出水流口,美国费利尔美术馆藏的人面盉出土自河南安阳市殷墟,器盖与器身连起来看如同仰卧的人头,形态非常奇异;河南博物院藏的西周鸭形盉整体酷似水鸭,也是一件绝妙佳作。
壶分为两种,一种规格较大用于盛酒器,一种为饮酒器叫饮壶。壶通常用来盛水、酒,流行于商至汉代。因为壶使用的年代较长,式样也比较多,但通常壶的断面为扁圆形,深腹下垂是它的特征。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颂”青铜壶,在铭文中详细记录了西周时期重要的“册命”仪式。
青铜爵相当于如今的酒杯,始于二里头文化,是流行于夏商周时期的饮酒器和礼器,可以说青铜爵见证了中国伟大的酒文化传统。爵有圆润的腹部,前面有倒酒用的流槽,后有尾,旁有把手。青铜爵上多有立柱,它的用途,一说是为了在上面挂滤布滤掉酒中的酒糟,还有学者指出是为了冬日温酒后方便提取。洛阳博物馆藏的夏代乳钉纹铜爵,1975年发现于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爵。
像一个小号的尊,是瘦长带有喇叭口的饮酒器。觚初现于二里头遗址,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例如1999年4月出土于山东微山县的商觚。
圆腹,侈口,形状类似小瓶,大多数有盖,流行于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
形制与爵相似,但区别在于没有柱,最初是普通的斟酒器皿,供低级别贵族使用。角的出土和传世数量远少于爵。《礼记·礼器》说:“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在一般墓葬中出土的酒器,通常是觚和爵的组合,但有时会以角代爵。
斝为行祼礼之礼器,用于把酒倒入地上的祭祀仪式,也有认为是温酒之器,有三足,一耳,两柱。上海博物馆藏的青铜方斝,器物立柱顶端所饰火纹是太阳标志。
商周时贵族举行的礼仪活动常在宴前饭后,都要行沃盥之礼。沃意为浇水,盥意为洗手洗脸。《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盥”的记载,便是在说祭祀典礼之前,需要浇水洗手的仪式,以表示对神明的虔敬。
匜是沃盥之礼时用来舀水的工具,通常是长圆形,前面有流,后面有可以手提的鋬,相当于现代的瓢或舀水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的青铜朕匜是当时的贵族洗漱用具,器形整体像一只羊,有157字铭文,上面记载一桩完整的诉讼案件,被誉为中国的“青铜法典”。
盘是周朝沃盥之礼所用的水器,在商代会以盘+盉组合来行礼,到了周代,则变成了盘+匜的组合。山西博物院所藏的晋公盘是晋文公给大女儿的嫁妆之一,装饰的浮雕龙、立体水鸟等圆雕动物,能在装置原处作360°转动,工艺精绝,和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子仲姜盘非常相像。
古代盛水或冰的器皿。形体一般很大,大口、深腹,和今天的盆很相似。在没有普遍使用铜镜前,古人常在鉴内盛水用来照影,所以后来也把铜镜称为“鉴”,有“以铜为镜”一说。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墓铜鉴,可置冰贮酒,所以又称为冰鉴。
西周时为维护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统治,“礼乐”成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体系。“乐”者以音乐和舞蹈为基础,内延包含天地自然,相应产生了不少青铜乐器用于奏“乐”。古代青铜乐器大致可分为铙、钲、钩鑃、铎、铃、钟和鼓等,主要用于祭祀、宴会、举行典礼以及军事活动。
形制似铃,多枚铙组成一套称为编铙,是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妇好墓出土的5个一组的编铙,即为年代最早、件数最多、断代最为可靠的一例。
形状与小型的钟相似,可执柄敲击,几个大小不同的钲组合在一起,成为编钲。
编钟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青铜乐器,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音调高低次序排列,用木锤和长棒敲打铜钟发出不同乐音,也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著名的曾侯乙编钟是目前出土的最大编钟,全套编钟上饰有人、兽、龙等花纹,并刻有错金铭文,记录了许多乐律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
除了以上常见的青铜器类型以外,中国古代重要的青铜器文物还有兵器、车马饰、衣带饰等杂器。今天的人们有幸还能看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既有体型巨大的国之重器,也有独具匠心的生活用具,还有别致小巧的饰品,透过解码这些文物的纹饰、用途、铭文,我们得以一窥数千年前人们的生活场景,进一步走进遥远而迷人的先秦时代。
文|杨娲中
文字编辑|罗维、沐钧、大华
图片编辑|雪哥
封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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