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江口县一退休职工被测施暴举报者，警察：正证据调查，

刘备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忠厚之人，是施行仁政的贤君明主。他一生牢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他对仁德的崇尚和他勤政爱民的行为是表里如一的。

他虽生长于社会底层，却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虽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却意志坚定不屈不挠；虽有时卖憨弄愚，却不乏远见卓识。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成就霸业不仅要有文臣武将的辅佐，更要大力争取民心，获得百姓拥护。

他曾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只有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才会打下江山，并拥有长远稳定的基业。“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也；得其心有道：所欲，欲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他对儒家思想的“以民为本”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并形成理论总结，在临终之时对儿子诏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这可以说是刘备对后人的寄托，亦是自我毕生为人为官为帝王的一个行为总结，更是刘备作为一个政治家智慧的体现。

苏东坡道：“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备败，频蹙眉，有出涕者。”

刘备为政在宽，史上并无岢敛记载，对外抵御入侵，对内大力扶植经济，保证社会安定团结；刘备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 当督邮欲逼害其时，竟然有五六十老人为其请愿。

以民为本，初见成效；理政新野，使民丰衣足食，新野的百姓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除豫州牧，设计杀韩暹、杨奉，为民除害；除荆州牧时，很少征收赋税；入主益州后更是注重社会安定，他采取赵云的意见，“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并“开仓赈济百姓”。

他避免了试图“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的一次重大的伤及民利的决策失误。于是“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更有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得先主来”。取汉中后，玄德也是首先安民，再大赏三军，人心大悦。自此，在刘备集团的领导下，“东西两川，民安国富，田禾大成”。

在小说《三国演义》的第四十一回中，刘备夺取襄阳时携民渡江，这实际上是与曹操之间展开的一场以争夺民心为目的的心理战。为了胜利，他把儒家的仁义、道德演绎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其“宁死不愿暂弃百姓”和“百姓宁死亦愿随之”的仁者仁心，与“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形成了鲜明对比，徒增了刘备形象中的“王者风范”。

史学家习凿齿评：“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

当曹操“传令军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军分作八路，一齐去取樊城”时，玄德问计于孔明。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

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

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方才上马。

有意思的是，在刘备弃城之前，曹操采用谋士计策，派徐庶亲往樊城，以招降刘备来收买民心。曹操知道刘备根本不会投降，却故意假戏真做，可见曹操收买民心之意也是假。

对此，毛评本第四十一回中评价为：“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

这个解释使人想起一则民间故事:当韩信被项羽打败的，一路追杀，筋疲力尽在树下休息，有个小孩在树上朝韩信头上撒了泡尿，韩信不但没杀他，还鼓励他等会儿朝追来的项羽头上再撒泡尿。小孩照做了，他被项羽杀了。

这说明当仁需要靠矫情骗取以及可以被他人利用时，仁便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这种虚伪性使得刘备有了另一种解读方式，从而使刘备形象的争议性加大。

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路过刘表之墓，玄德率众将拜于墓前，哭告曰：“辱弟备无德无才，负兄寄托之重，罪在备一身，与百姓无干。望兄英灵，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军民无不下泪。

对此毛评本评曰：曹操哭袁绍之墓，是假哭；玄德哭刘表之墓，是真哭。又曰：虽为刘表而哭，却为百姓而哭，处处以百姓为重。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价:“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坟，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其所以结物情者，其徒投醪扶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当后军报说曹军大军已屯樊城，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时，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百姓闻得，莫不伤感”。

罗贯中借后人之诗赞日：“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

从襄阳奔至江陵途中，刘备大败而走。张飞保着玄德，且战且走。奔至天明，闻喊声渐渐远去，玄德方才歇马。看手下随行人，止有百余骑；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简雍、赵云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

毛评本评曰：“先言百姓，次言诸将、老小，处处以百姓为重。”毛评本在第四十一回总评曰：“玄德之走几不免于难，其故何也？则皆玄德不忍之心为之累耳。若非不忍于刘表，则可以不走；若非不忍于刘琮，则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于百姓，则犹可以轻于走，捷于走，脱然于走。其走而及于难者，乃玄德之过于仁，而非孔明之疏于计也。”

此为刘备以民为本的仁君风范的典型表现之一。《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几滴眼泪，寥寥数语，一个活生生的爱民如子的明君就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战乱频生、征伐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的时代中，军阀混战，割据一方，视民众如草芥稀松平常，熟视无睹，处于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刘备却能处处表现出民为本、社稷轻之的思想，这确实是他处于孙权与曹操政权夹缝中谋生存、求发展的不二选择，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创作理念。

为难之际众人皆劝说刘备放弃百姓自行撤离，刘备不忍弃之；即便被简雍告诫不舍百姓就会“祸不远矣”，刘备宁与曹军死战亦对百姓不离弃。

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刘备冒着江山尽失、前途尽毁的危险，不肯舍弃百姓。这种与百姓共存亡，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爱民之心，在当时社会是绝无仅有的，与董卓、曹操那种“为天下计，不惜小民”为一己之愿，视百姓性命如草芥的思想意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才使得刘备爱民如子的形象熠熠生辉。 在“携民渡江”这一事件的描述中，哭声被作者多次着重描写，贯穿整个事件之中。当中虽也有落败而逃的凄惨号哭，但描写最为突出的则是刘备对百姓仁德爱惜的哭声，及被他所影响带动起来了一连串的哭声，其中有听闻者的感动，士兵将士的共鸣，百姓们的感伤。

如此描写，作为君主的刘备与普通的百姓便被哭紧密的连在了一起，形成了患难与共、亲密无间的关系。之前对于这种关系也有多次的描写，但都不及此次突出深刻。

相比较之前董卓的洛阳施暴，曹操在徐州恶行，刘备的仁德爱民恰恰为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生活的百姓带来了希望，使饱受战乱厮杀之苦的人们对刘备更加的珍惜和拥戴，从中体现出刘备为百姓而哭的巨大力量。

刘备虽出身于“卖履小儿”，但用他仁爱的泪水，凝结成坚固的基石，撑托起了一段辉煌霸业。历史证明，刘备虽然惨败长坂，只有“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得免”，从军事上说是大错特错，但却博得了大众支持，对其日后的发展和历史评说都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劝导人们“忍”的说教汗牛充栋，而鼓励人们“争”的学问却是凤毛麟角，致使好人善于忍受不善于斗争，叹气多而悍气少，而且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重品德修养的君子不与人争斗，热衷于政治斗争的人不讲道德良心。

然而在刘备身上，我们看到，道德修养与斗争精神，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是那样和谐统一在一起。刘备重道德，求人和，但他不是谦谦君子，不乏斗争精神。

他以道德为武器，坚持把扬善与惩恶相结合，与奸雄曹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毕生的较量，面对曹操的不仁不义，狡猾奸诈，刘备反其道而行之，他坚持“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

曹操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大肆杀戮，而刘备的军队则对百姓秋毫无犯。曹操对下属狡猾狠毒，为防行刺竟“梦中杀人”，而刘备对将士尊重信任，和善诚恳。刘备所以与曹操对着干，是因为“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这种情况表明，在激烈的竞争中，对于不义之徒，道德是一种负担，而对有道之士，道德是一种武器，是一种独特的竞争手段，正确使用可以克敌制胜。而且，与不义者的缺德行为反差越大，道德武器的威力越强。

刘备那些常人难以理解的，近乎于极端的道德行为，如“携民渡江”等，就是与曹操对着干的典型表现，是政治竞争的需要。正是曹操的许许多多缺德行为激发和强化了刘备的道德感情和道德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是曹操这个不道德的竞争对手把刘备推向道德高峰。

另外，道德武器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因此，道德武器的使用不能急功近利，浅尝辄止，刘备对曹操就是打的道德上的持久战，这就是为什么刘备几十年间即使是身处绝境，家破人亡，也不在道德上后退半步的原因所在。

总之，以道德为武器，持之以恒，斗争到底，这是刘备道德实践的基本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