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章惇，这对好基友为什么反目成仇？

《宋史》是元朝丞相脱脱、阿鲁图等人先后主持修撰的，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长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

在《宋史·奸臣传》的记载里面，一共记载有二十二名奸臣，分别是：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蔡卞、蔡攸、蔡翛 、蔡崈、赵良嗣、张觉、郭药师、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卨、韩侂胄、丁大全、贾似道。

其中北宋的10几个，除了蔡京父子，几乎都是王安石变法中的变法派。其实蔡京本人也是变法派出身。而王安石执政时期变法的三员大将：章惇、曾布、吕惠卿，无一例外荣膺“奸臣”称号。受《奸臣传》的影响，我们后人看待苏轼和章惇的关系时，往往觉得章惇后期执政后欲致苏轼于死地。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是这么说的。

章惇与苏轼之间，为何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文献无征，不甚明白。——李一冰《苏东坡传》

但事实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苏轼和章惇的关系，经历过蜜月期、莫逆期，最终因为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成了最后的样子。事情还是得从那“千古第一龙虎榜”开始说起。

同榜进士，激情青年。

嘉佑二年（1057年），中国科举历史上的第一牛人榜，揭晓了。这一场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其中进士388人。这些人中，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有十多人，出名的有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这些人里，王韶、曾布、张璪、郑雍、梁焘、吕惠卿、章惇，苏辙，林希，都当过宰相或副相，对宋代时局甚至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古人很看重同榜进士，同一届考中的,尽管毫无关系,也以“同年”、“年兄”、“年家”、“年台”、“先辈”等相称。科举被主考官取中的都会去拜会主考官并成为其门生，所以他们都算是这届主考欧阳修的门生 ，而殿试中榜进士更是可以称为天子门生。

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唐国史补》

章惇与苏轼都在这一年中了进士，然而他俩的殿试名次都不是很好，都是乙等，（详见上一篇文苏东坡到底考了第几名？）。

这一榜的三甲是：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这仨人跟前面提的一群人比可以说是毫无名气了。

而且状元章衡，还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家世相当显赫，祖上往上数7代都是大官。光宰相就有好几个。可以说是标准的世代簪缨，官n代。在这样的家庭中，章惇又从小被长辈当做神童，寄予厚望。现在章惇被侄子比下去了，觉得很没面子，拒不受敕，扔掉敕诰回家复读了。

这年四月苏母程夫人病逝，苏轼父子兄弟回家守孝。所以章惇、苏轼虽然是同年，在嘉佑二年却并未订交。

章惇出自东南福建的官宦世家，苏轼出自西南巴蜀之地的农桑之家。同一年考中进士，结果一个回家复读；一个回家奔丧。他俩再一次出现交集，就是四年后了。

凤翔订交，此子杀人

两年之后，嘉祐四年（1059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派到商洛（陕西省商洛市）做县令，同时还兼任雄武军（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节度推官。

这一年的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两年后参加了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1061年，苏轼到任凤翔，此时章惇还在商洛县令的任上，两个人才就在此时订交。并且经常相约郊游。

治平元年（1064）正月，苏轼自清平镇至盩厔县，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苏旦、安师孟自长安来谒，同游楼观。——《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1064年，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为商州令，一起担任考官，主持考试的刘原父认为他们都是国家中才能最优秀的人才，十分尊敬他们。章惇与苏轼相处融洽，非常快乐，一起游玩南山诸寺，寺有怪物害人，人们不敢住宿。章惇住下后，怪物不敢出来。

他们和三五好友同游仙游潭。仙游潭深不见底，两边又是悬崖峭壁，山壁之间架着一座独木桥，非常的危险。章惇邀请苏轼过桥去对面的山壁上题字，苏轼不敢去。章惇就说，“你不去，我去”。

章惇四平八稳过桥，毫无惧色，挥毫泼墨写下“苏轼章惇来”（苏轼、章惇到此一游）。苏轼等章惇回来拍着他的后背说“子厚（章惇字子厚）他日必能杀人。”因为能自己拼命的人，一定也能杀别人。章惇听了哈哈大笑。

章惇邀苏轼过桥去题字山壁，苏轼谢不敢，诗曰：“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章惇说：“你不去，我去。”他平步过桥，乘索挽树，摄衣而下。以黑漆濡笔，在石壁上书大字曰：“苏轼章惇来。”再照样攀绳拊树而还，神色不动。苏轼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为何？”惇问。“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杀人。”轼答。

传说还有一次，章惇和苏轼正在一起喝酒，酒喝在兴头上，突然听到有人说最近山上来了一个吊睛大虫。章惇和苏轼趁着酒兴，一起骑马爬山，去围观老虎。

还没到老虎近前，一股冷风直冲下来，苏轼的马被老虎的气息惊住了。吓得不敢往前。苏轼也吓了一跳酒醒了一半，说：“马都这样了，不要执著再往前了。”立即掉转马头往回走。

章惇一听，反而快马加鞭往前冲，跳下马来，掏出一面铜锣，可劲地往大石头上敲。

那老虎正在睡觉，突然听到震天响的锣声，老虎都懵了，它哪知道来了什么天兵天将，嗖地一下，蹿进山林里。这件事让章惇很是得意，圈马赶上苏轼，抚摸着苏轼的背说：兄弟，你以后一定不如我。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佥，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子瞻曰：“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罗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陈鹄《耆旧续闻》

两个人的性格已经表现出来了，苏轼更倾向道家洒脱清淡的性格，虽有豪放气，却不做逞强事。章惇是儒家士人，也是一腔热血，却敢说敢做。有一股拼命争强的好胜劲。

这一年苏轼25岁，章惇比苏轼大两岁也不过27岁。

此事经年，背道而驰

1066年章惇离开商洛任上，本来是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召试馆职，考试合格，却遭到知制诰王陶攻击，未任馆职，只能去武进（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做了知县。也是在这一年苏洵去世，苏轼兄弟丁忧回蜀。

三年之后（1069年），苏家兄弟守丧期满，王安石变法开始，欧阳修离京。

这一年，李承之向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荐章惇。王安石一开始很犹豫问李承之“听说这个章惇非常没有品行”，李承之说“我看他很有才华，可以一用。”

王安石见到章惇之后，看他积善言辞，恨得之晚。就调章惇进入集贤院。

先是李承之荐惇于王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 “顾其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毕沅《续资治通鉴》

王安石见章惇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而这时候的章惇名声已经不大好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为人比较狂傲，又有一些污点，在当时被人认为“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丢敕诰於廷。”

后面这句是说他第一次考中了进士却嫌名次低，不去就职的事。而“佻薄秽滥”是有传言章惇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经被美女诱惑，给人家借夫生子。这事出自元朝人编的《虚谷闲钞》，这故事听着都不靠谱，加个狐狸精都能选进聊斋了。

章子厚惇，初来京师，年少美丰姿。尝日晚独步御街，见雕舆数乘，从卫甚都。最后一舆有一丽人，揭帘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随之，不觉夕，妇人以手招与同舆。载至一甲第，甚雄壮。妇人者蔽章杂众入，入一院甚深邃，若无人居者。少选，前妇人始至，备酒馔甚珍。章因问其姓，妇人笑不答。自是妇人引侪辈迭相往来甚众，俱亦姝丽。询之，皆不顾而言他。每去则以巨锁扃之，如是累日夕。章体为之疲，意甚傍徨。一姬年差长，忽发问曰：“此岂郎所游之地，何为至此耶？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宠婢多而无嗣息，每勾致少年之徒，与群婢合，久则毙之，此地数人矣。”——《虚谷闲钞》

不过，“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丢敕诰於廷。”这话是蒋之奇说的，蒋之奇也是苏轼、章惇同年，欧阳修一手选拔的门生。

这个蒋之奇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专门捕风捉影，爱挑人私生活攻击。上书攻击欧阳修和长媳吴氏有私情的也是他，这种人嘴里的话又有几分可信。

讽刺的是这个蒋之奇在书法艺术上成就还挺高，后来和苏轼的关系也一直不是特别坏。反观苏轼和章惇，两个不知道变通的人，最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真是可惜。

从此章惇和苏轼的政治生涯，开始走向两个极端，但两人的私交还是在的。

之后的几年在王安石的提拔下，章惇平步青云参与制定新法，监修国史，编撰实录。

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列传第二百三十》

乌台诗案，仗义执言

章惇平步青云的时候，正是苏轼郁郁寡欢的时候。

从欧阳修开始一批老臣文彦博、范镇、司马光，接二连三原来权力中枢。苏轼也去杭州做了通判，又从杭州到密州；从密州迁徐州；从徐州调湖州，最终乌台诗案爆发，权力终究是没有放过这个久负盛名的，欧阳文忠公第一继承人。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四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中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一向保护苏轼的范镇、张方平、苏辙纷纷上书，左相吴充也有进言。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后借着太皇太后曹氏的力量，乌台诗案就要定案，发难者李定、舒亶非常着急，只有再想办法激怒神宗，要把苏轼搞到大逆不道的死罪，才能不入赦免之列。他们又搬出一向嫉妒苏轼才华的右相王珪出来搞事情。

就是这个千钧一发之际，章惇站出来了。

右相王珪（禹玉）于进见皇上时，忽言：“苏轼于陛下确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王珪就举出轼作双桧诗内，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句为证，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章惇在旁，接口疏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神宗也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王珪语塞，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道：“相公乃欲覆人家族吗？”珪曰：“这是舒亶说的。”章惇气愤得大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出狱之后，苏轼写信给章惇表示感谢：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与章子厚书》苏轼

苏轼后来贬到黄州，还给章惇写信诉苦，章惇一方面送药送物，一方面让自己的儿子章援拜在苏轼门下。

这应该是章惇和苏轼朋友之交最高光的时刻了。

有人说章惇是投机分子，此时为苏轼说话，是看到乌台诗案大局已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乌台诗案并未结束，很难说案件走向是更倾向谁。另外在任何政治事件中，不站队是最好的投机。

我们从另一件事中也可以看出章惇绝非是善于站队的人。

宋神宗曾下令处死一个漕官。宰相蔡确觉得宋太祖以来，定下不杀文官的说法，不能从神宗开始开这个先例，于是神宗就想把这个人刺面发配，章惇顶撞宋神宗说还不如把这人杀了，因为“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蓼花洲闲录》高文虎

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说是投机分子呢？在乌台诗案中为苏轼仗义执言，完全是出于章惇对苏轼的信任和友谊。

然而，这份信任在后来的事件中，被苏轼兄弟亲手打碎了。这后来的事，并不像李一冰《苏东坡新传》所说的“文献无征，不甚明白”，反而非常清晰。

同年反目，失望至极

宋神宗因为受到永乐城之败的打击，加上肺结核发作，英年早逝。高太皇太后临朝。

她立即召用熙（宁）、（元）丰时代的旧臣，67岁司马光成为了国之柱石。

章惇对太皇太后的人事任命很不服气，当面顶撞太皇太后：“您住在大内深宫，怎么知道这五个人可用？”

高太后心里理亏，只好撒谎说：这是大臣们举荐的。

章惇内心冷笑一声，接着说：既然是大臣们举荐的，为什么不把举荐的大臣公布出来？

章惇争的是制度上的保障相权。如果人事任命都越过宰相，直接“中旨颁发”，那后面相权如何再制衡皇权，制度根本就会动摇。

章惇所争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经过宰相的审核进拟，径由“宫廷”除目，显属侵害了相权，并非没有道理，无奈说话的态度有欠庄敬，台谏们就抓住这一弱点，对他开始攻击起来。

之后，司马光一味的废黜变法内容，和此时唯一留在中枢的变法派章惇产生了矛盾。

夹在中间的苏轼，里外为难。尤其是在废到免役法的时候，苏轼气的给司马光起外号“司马牛”。眼看章惇和司马光矛盾越来越激烈。没办法，苏轼用法正当年劝刘备礼待许靖的案例劝章惇尊重贤者，章惇也听了苏轼的话，对司马光客气了一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辙的一道奏疏，让苏轼和章惇的关系敏感了起来。

顶撞太后、得罪司马光之后。章惇也成为被围攻、弹劾的攻击目标。在诸多弹劾奏章中，用语都很刻薄、恶毒。把章惇列为罪大恶极的“三奸”和“四凶”之一。这些在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中都没有提及，事实上两党之间相互碾压，都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这也是苏轼这样的人，为什么积极地索求退隐，苏轼这样的性格实在是理解不了为什么昨日还是兄弟，今天就成了仇敌。这样的是，苏辙能理解。

这些也许在章惇的意料之中，出乎他意料的是苏氏兄弟也加入了对他的“恶攻”行列中。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十八日，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苏辙在奏章中，指斥章惇在变更推行免疫法问题上，居心叵测，“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明确地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职，“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苏辙乞罢章惇，有政治理念、党派不同的因素，显然是有政治碾压倾向的，但苏辙实在不该忘了章惇与苏轼的关系。这可是在令兄最危难之际，仗义执言的人，如今由苏辙上这样的奏疏，实在是有点忘恩负义。

尤其是章惇本来就不是一个大气的人，章惇历来以行事狠辣，敢作敢为，睚眦必报而著名。

在章惇看来，握着刀把的手不仅仅是苏辙，也有苏轼。

众皆所知，苏家兄弟关系密切，兄友弟恭，苏辙在弹劾章惇前，按常理该与其兄苏轼通气。苏辙的翻脸无情，也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即便苏辙上章前，苏轼不知，但在苏辙上章后，也未见苏轼有回护章惇的任何示好言行，等于默认苏辙的攻击是对的。

我们姑且认为苏轼不知道苏辙要弹劾章惇，也可以想象出苏轼这样的人在得知此时时候的无措。一边是一奶同胞的弟弟，一边是患难之交的朋友，他谁都不能站，他只能闭嘴。

现在再看苏轼在元祐时期，屡次请求外放，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政治圈层里，苏轼这样的人根本容不下。他不能闭上眼睛享受政治群体的幻象，就只能请求外放离开这个反复无常的群体。

然而苏轼还是太天真，他以为自己想外放离开纷乱复杂的朝政，别人也喜欢。苏辙弹劾给了章惇致命一击，五天后章惇被贬知汝州，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闲人。用章惇语自道是：“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在这种时候，苏轼干了一件特别匪夷所思的事。他上奏《缴进沈起词头状》，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

元佑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敦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坐受屠灭。《缴词头奏状六首·沈起》

苏轼一直看不惯战争，之前也屡次抨击过贪恋边功的行为。也许在苏轼看来，这只是沈起的案子让他想起来当年一直看不惯的事。但这在章惇眼里，无异于落井下石，在给自己补刀。而且苏轼可能忘了，但章惇一定还记得，同样的时期，苏轼之前还曾经夸赞过章惇。

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而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

当初，章惇比苏轼职位高，苏轼写诗夸赞，如今，地位一变， 苏轼就“前倨后恭”，如果你是章惇你怎么看。

其实这事，也好理解，苏轼一向嘴巴大，抓着什么说什么，思考太少，一辈子因言获罪。

当初夸赞章惇是就人而言，而批判对外战争的政策是对事而言。这样的解释，我们后人能懂，你让当事人章惇怎么能理解呢？

这还没完，章惇被外放之后，苏轼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及。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九日。

苏轼真是在章惇的事上，误会大了。他以为自己想外放归隐田园，就觉得章惇也是这么想的，这封信一到无异于火上浇油，在章惇眼里这就是杀人诛心，来看自己笑话了。

其实从这封信也能看出来，一方面苏轼不是诚心要搞章惇，要是搞他，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写信，置于死地即可；另一方面是真把章惇外放，当成了逃离政治旋涡的手段，以为他跟自己一样有心归隐田园。

这封信还留下来了，就是顶有名的《归安丘园》帖。

一朝得势，杀人诛心

了解了这些，等于补充了《苏东坡新传》里没有提到的部分，我们抛开苏轼从章惇的角度去看。苏轼就是要给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小人。

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当事人去占到我们上帝视角的角度去理解苏轼啊。除了这些事，《苏东坡新传》倒是写了另一件事，其实也和苏章过节有关。

那就是乌台诗案的翻版——车盖亭诗案。

元祐中期，蔡确为安州知州，安州有静江兵卒应该戍守汉阳，蔡确坚决不调遣，吴处厚愤怒地说：“你在朝廷时多次陷害我，现在在邻郡做守臣，还这样吗？”

正巧吴处厚得到蔡确的《车盖亭诗》，诗中引用郝甑山的事，于是就抄好并加以注释上奏给宋哲宗说：“郝处俊被封为甑山公，恰巧唐高宗想传位给武后，郝处俊劝谏才作罢，现在蔡确是用这事来影射太皇太后。并用沧海扬尘事，这大概是说时运大变，更不是好话。诽谤朝政，都是不该说的。”

执政议置蔡确于法，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文彦博很生气，主张将蔡确远贬岭南，纯仁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去跟吕大防说：“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已七十年。吾辈开之，将来恐自不免。”大防就不敢说了。——《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蔡确定案的时候，当时有想将他贬到岭南，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拦了下来。

蔡确和章惇是变法派的伙伴，估计睚眦必报的章惇这个时候就有了有朝一日自己当权，一定将元祐党人一网打尽，将苏轼贬到岭南的想法了。

蔡确最终被流放到南方。吴处厚被提升为卫州知州，然而他的结局也不好。士大夫因为蔡确的事害怕并厌恶他，不久吴处厚就去世了。绍圣年间，吴处厚被追贬为歙州别驾。

再后来，《苏东坡新传》里就写得很详细了。高太后一死，章惇等人当权。

先拿苏轼开刀，爱之深，恨之切。在章惇眼里，这些都是你不仁，别怪我不义。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

最亲密的朋友，成了最凶恶的敌人。于是苏轼被革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由定州改知英州，又贬到惠州，再贬到儋州。

章惇独相七年间，所有贬放元祐党人的旨令，都要经过章惇的手。

章惇在不断贬逐苏轼到更远的瘴疠蛮荒之地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做得实在太过分：一是一旦发现苏轼沿途经过的州郡，有郡守或其他臣僚对苏轼一行待之以礼或提供生活便利，则给予严惩，使得沿途州郡官员对苏轼避而远之。所以苏轼流放途中的歇宿之地大多在寺庙。

二是派遣对苏轼有宿怨的官员或政治敌手任贬放地州、路官员和巡按流放属地，对苏轼进一步加重身心折磨，乃致促其早亡。称其凶恶至极，应该不为过。

至于派程之才去做广南一路的提刑，李一冰《苏东坡新传》所说非常详细，这里不再赘述。不过以章惇的聪明，应该也不会想不到苏程两家会重归于好，只是也不很在意就是了。

然而世事变化，波云诡谲。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立即把他罢相。政敌翻出更多旧账，结果被贬雷州。

与此同时，苏轼遇赦北还，六月，苏轼到达京口，章惇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章援是苏轼门生，也是苏轼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的状元。

章援想起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怕苏轼像父亲一样得势之后再报复自己家。想要当面求情，此时苏轼已经病重拒不见客。

没有见到人，章援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长信，为父亲求情。章援的信哀凄动人。苏轼看到信之后很感动，抱病回信。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苏轼

林语堂在其所作的《苏东坡传》中，赞叹此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古往今来的人物中，实在不多见。

苏轼又给雷州的章惇写信，寄送《养生论》和药方。章惇看到苏轼的来信，也许内心就释然了吧。

苏轼和章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两个人都是有啥说啥的直肠子，用苏轼的话就是“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章惇也是如此，两人都因为说话得罪人实在是太多。

两个人都是学霸，一个制科第一名，一个考中还不满足非要复读再考，考了个全国第五名。

两个人都做实事，司马光废除免役，苏轼、章惇都不同意，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他们俩都做了很多实事。

但两个人最大的不同，苏轼是出世的，他实在不想在政治漩涡中混了，一直乞求外放，并且把章惇也当成这样。

然而章惇是个有极大政治野心的人，章惇自以为是个政治家，苏轼自以为是个文人。两个人终究走向自己的极端。章惇也远没有苏轼大度……

在给被贬雷州的章惇去信后不久，苏轼死于北还的途中。

四年之后，章惇死于贬所，两人终未再见。

苏轼宋哲宗绍圣、元符年间的遭遇，是章惇等人的有意报复，又何尝不是他说话做事欠缺考虑导致的呢？

同样，章惇在这7年相权独揽，最后因为一句“端王轻佻”得罪了宋徽宗，最后老死贬所，甚至被列入《奸臣传》遗臭万年，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两个人终究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也许在天国，章惇遇到苏轼也会说一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过去的就过去了，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是以传主苏东坡的角度书写的，与王珪、李定、舒亶、林希不同，李一冰并没有把章惇写成一个纯粹的小人。

但由于章惇不是主角，李一冰忽略了很多从章惇角度看到的事件，借以补充在此。目的是使《苏东坡新传》更完整，更立体。

我们对待古人和历史，应不避讳，不隐善，不避恶，谁都是人，不能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