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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上海记忆

最近几天，静下心来整理相册，不经意间看到了45年前我第一次到上海的照片，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数次前往大上海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于是，抽空记录下这些往事，以资纪念。

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温州去上海的交通工具只有两种，船与车。（从乐清出发也是如此，先要乘船沿着乐琯运河，到达琯头，然后再转乘江轮摆渡到温州望江路码头）。温州市区望江路安澜亭码头是当时可停靠大船的深水码头之一，等到涨潮的时候，大船才可以进港。儿时在柳市听到那嘹亮的汽笛声，“呜——”，我知道大船要进港了，心里便生出对大上海的无限向往。心想要是能坐船到上海玩，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乘船去上海一般要19至21个小时，遇风大时走在船廊或甲板上，像扭秧歌一样把持不住，大部分乘客会吐得一塌糊涂。温州到上海这条航线上的船，我孩童时人们叫它“民主18号”（初期），文革期间改为“工农兵18号”，后来船也大了、多了，叫“长自、长力、长更……”取“自力更生、繁荣昌盛”的寓意。一连串的船名船号变化，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也体现出时代变迁的深刻内涵。

乘车去上海要先到金华或杭州再转车，公路基本为沙石铺就。晴天，车经过时，一路尘土飞扬，灰蒙蒙的一大片；雨天，道路泥泞不堪，极为难行，人坐在车里犹如坐过山车，颠簸得让人难以承受。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交通出现了“二包”现象，一是玉环来温的潘姓能人，承包了上海、温州往来旅游班线（友谊）豪华客车，我把这叫做“包地”；二是温州机场建成后，温州人王均瑶胆大“包天”——承包航空客运线路。当时车票船票都很紧张，每次买票都是大费周折，真正是一票难求。这充分体现出人们那种敢闯天下，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

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是在我15岁时，受命前往上海帮父亲进一批做衣服用的的确凉布料（算是最流行的料子了）。那时候，上海是计划经济，什么都凭票证，浙江的布票在上海通用，说是与上海的棉花由浙江供应有关。我从乐清七里港码头乘上运煤的木帆船，历时三天三夜72小时才能抵达黄浦江十六浦码头。高高的帆拉起来，船顶着浪花前进，风大浪高，船就摇晃得特别厉害，再加上船舱里有很浓的海腥味，一路上不少人晕船，还好我不晕船，同船的有两位姑娘，说是搭船去上海置嫁妆，吐得一塌糊涂。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二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人们被禁锢的思想得以逐渐开放，尝试着接受新生事物。

上海有我两位表伯和一位表叔，听父亲说是旧上海时做木工手艺留下的，住在闸北。有一位表伯五几年支疆去了，在新疆石河子。23岁那年我第二次去上海，跟潮流带着爱人去上海旅行结婚，开开眼界，置办一些嫁妆，顺便探探亲。我们连夜排队，才买到两张从温州望江路码头到上海的散席五等舱船票（票价5.5元），那时候船名是“长自”号。

当时，人们外出要先到人民公社开介绍信和结婚证，才可以乘车乘船、住旅店等。结婚证上印有毛主席语录，无照片，名字是写的，经办人竟将我爱人名字中的蕊字写成“芯”字，变成了我的“芯花”，还好那时没有身份证对照，有点出入也无妨。我们从乡下带了五斤菜籽油，当作礼物送给亲戚。在上海公平码头上岸后，我们租了一部叫“跳蚤”的三轮卡车，一路“突突突”地轰鸣着去闸北访亲。上海亲戚的住房很紧张，一家七八个人全部挤在格子铺里，白天是吃饭间，晚上当睡间。对于我们的到来，表伯很开心，根据我们乡下人的习俗，请我们在外面吃了碗皮很厚的大馄饨，就算当点心给我们接风洗尘吧。

带着结婚证、介绍信，经办人安排我们住进了漕河泾镇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徐汇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附近）。为省钱，我们乘3分钱一站的电班车去外滩、南京路、中山公园、动物园等处游览。可能是因为太兴奋的缘故，没提防在车上被扒手偷去几百元钱，让人心痛不己。那时浦东还没有开发，只是个小镇，要前往浦东，要乘董家渡的班渡才能到达。“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的浦西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浦东发生的巨大变化。

上海人早餐喜欢吃泡饭，自来水漂白粉味道很浓，夏天的石库门弄堂里最能体现当时上海人的精神面貌，演绎出万家灯火，百态人生。记得我大伯住的共用厨房，每人控制自己一只15瓦的灯泡，来开去关，不知是上海人精打细算（抠门、小气），还是节约。外滩是青年人谈情说爱的地方，有人说那时上海普遍人多住房紧，为躲避亲人间的那种难为情，只好在外滩度夜晚归。

阳春面是我最喜欢的，生煎配一碗牛肉汤那时只能是想想，偶尔吃上一顿三黄鸡，那真是非常幸福的事了。上海名菜宫保鸡丁、红烧鲳鱼、红烧肉等，看一看，就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至于热油浇上去“滋滋滋……”直冒香味的油爆鳝丝，更是让人直咽口水。上海人喜欢吃老酒，加饭、特加饭、光明啤酒等都是小地方很少见到的酒。最便宜的鲜啤要8分钱一杯，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饱个眼福，心想哪天要是我也能吃上一顿，那真的太享福了。

大前门、飞马（飞马牌香烟的马前部有标记着“白兰云”秘标）、牡丹香烟凭票供应，南京路上的华侨商店的高档商品要有“华侨券”，才能买到。这次上海之行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花270元买了一台9吋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尽管看起来，屏幕上的人物像蚂蚁一样，但我们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三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上海、温州、厦门、汕头、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随后，上海风起云涌，进入大变革时代，计划经济“配给供应制”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热火朝天。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温州农民洗脚上岸，轰轰烈烈地兴办起家庭工厂，十万供销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从温州走向全国各地，搜集市场信息，推销推广产品，带动了温州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带动下，我加入到了十万供销大军的行列之中。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成为一名游商，推销电器元件产品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东北去过哈尔滨，西南到过云南的昆明。为了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我时常会经过上海这个大都市，但大多是路过没停留，都成了上海十六铺（温州航线）、公平码头（大连航线），火车北站（全国各地）的常客。出差途中，能夜宿浴室床（注：浴室晚上下班后改成的临时铺位）、地下人防招待所就算是不错的待遇了。

温州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与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理论界对这两种现象的姓资、姓社的辩论一直在持续中，坊间有“社会主义红样板在苏南，资本主义黑样板在温州”之说。市场经济初期的温州，出现过“八大王”事件。“八大王”中我认为对柳市电器产业发展贡献最大的是目录大王叶建华。他编印的电器产品目录中还有个只有乐清人知道的秘密——每张产品图片前都有个编号，产品后则是国家指导价格，这看似简单的编排却暗藏着“玄机”，前面的编号中的尾数代表着产品的成本价，比如如果编号是“000015”，那么说明这个产品的单价是15块，后面的国家指导价如果是30元，每卖一只产品就可以赚15元。这样，即使柳市不识字的农民在推销电器的过程中也可以很快根据报价核算出自己这笔生意可以赚多少钱。聪明的柳市人化繁为简，把原本复杂的产品规格、型号与对应的价格简单标记在了一起。十万供销大军，硬是凭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几年之后，我到上海四川北路虬江路口的旧货市场开了个电器店，从游商变成了坐商，当时我弟弟办的乐清县求精开关厂已经红红火火，我就主打卖求精厂的产品。我的电器店就挂靠在上海当地道街办的残疾人福利企业。那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二女儿5岁时接来上海寄托在杨树浦一位杨姓朋友家，并在那里上了幼儿园。

上海人喜欢吃大闸蟹，我为感谢朋友对我的帮助，特地从家乡带来20来斤的大闸蟹，结果把他们的肠胃吃坏了——我将家乡的萍蟹当成样子相似的大闸蟹了，结果引起上海朋友的肠胃不适，这真是陈奂生上城——乡下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后来，我回到柳市创业，办起了开关厂。1996年，我带着开关厂加盟德力西，成为德力西众多成员企业中的一员，并亲身经历了德力西成长进步的一个又一个精彩瞬间。

回忆这段往事，我为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幸运，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