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这一故事记载于《宋史》，说司马光小时候，与小伙伴们在庭院中玩耍，有个小伙伴不慎跌落水缸，其他孩子见状都吓跑了，唯有司马光镇定自若，拿起一块石头向水缸砸去。于是，水涌了出来，小伙伴得救。后来，人们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情景绘成画，在开封城和洛阳城里张贴，宣扬他的机智勇敢。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后世翻遍司马光留存的所有文稿笔记，都没有找到他本人对于“砸缸”事件的任何描述，以至于有人对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或许在司马光眼中，这件事确实没那么值得夸耀。毕竟，他一直都如此英勇。12岁那年，他跟着父亲出远门，在栈道上遇着巨蟒，随后他镇定自若，手持利剑，一剑刺中了巨蟒的尾巴，巨蟒疼痛扭曲，遂跌落栈道……

不过，对于这些英勇事迹，成年后的司马光都少有提及。反倒是一些“童年阴影”，让他许多年后还念念不忘。

司马光曾在书中提到，自己五六岁时和姐姐一起剥胡桃皮，皮很难剥，两个人都没成功。后来仆人帮司马光把皮剥了下来，司马光便骗姐姐说这是自己剥开的。谁知这时，在旁边目睹了一切的父亲走过来，将司马光怒斥一顿，说：“你小子怎敢说谎！” 司马光自述，从那之后他再也不敢说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时刻提醒自己。

此外，“别人家的孩子”也给司马光的童年带来了不小的阴影。司马光的父亲有个好友叫庞籍。庞籍有个儿子，比司马光大三岁。司马光评价他“于文辞不待力学而自能，读书初如不措意，已尽得其精要，前辈见之皆惊叹”。总之，就是那种不怎么学，还回回考第一的孩子。

数十年后，已经名满天下的司马光，每每想起，还会自卑地感慨道，“光年不相远，自视如土瓦之望珠玉。”，在他心中，自己是瓦片，人家是美玉。

金榜题名，步入仕途

或许因为很小便看到了自己与天才的差距，司马光一直十分刻苦。史载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到二十岁时，已是“书无所不通，文词醇深”。二十岁那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由此步入仕途。

同年，他迎娶了北宋名臣张存之女张氏为妻。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真可谓双喜临门。

然而不幸的是，在司马光步入仕途后的几年里，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悲痛之中，司马光辞官守丧。此后数年，他化悲痛为动力，广泛阅读书籍，并创作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文章，《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文章都是作于这一时期。

此外，在守丧的这几年里，他走访乡野，了解了底层社会的真实情况，这为他后来当官治学打下了重要基础。

公元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先是做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司马光政绩斐然。两年后，二十八岁的司马光接到进京诏书——调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进京之前，同僚好友集体为他饯行。

司马光颇为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

司马光意气风发地来到了京城。要知道，在朝中，他是有“靠山”的——官至枢密使的庞籍正是他父亲的老友。随后几年，庞籍一次次在皇帝面前举荐司马光，终于，司马光当上了馆阁校勘，此后又专门负责修史等工作。不过，就在他潜心研究历史时，“靠山”倒了——庞籍被罢相，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知州，司马光也追随庞籍去了郓州，此后数年，辗转在地方做官。

一心只想做谏官

司马光虽然人在地方，但始终操心着朝堂之事。公元1056年，他连写三封奏章《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奏章石沉大海，他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可惜并没有起到作用。

公元1061年，司马光被提拔为修起居注。修起居注，就是记录帝王的言行。然而，这样一份众人羡慕的美差，却被司马光拒绝了五次！他一遍遍强调——这个工作自己不擅长。

那么他擅长什么工作呢？他擅长进谏。

后来宋仁宗让司马光当谏官，他欣然受命。在做谏官的五年时间里，先后上奏疏170余份。

针对北宋的冗兵现象，他上书建议，补充兵员要精选，要改变过去“惟务人多”的局面。

针对科举，他不赞成诗赋取士，提倡考策论。他认为，这样选拔出来的考生，才有经世致用之才，而不单单只会吟诗作赋；

有一回，交趾国进贡异兽，称是麒麟。司马光认为，倘是真麒麟，也不一定象征祥瑞。倘是假麒麟，没准儿让蛮夷之邦贻笑大方。他便上书《交趾献奇兽赋》，劝皇帝以麒麟水土不服为由，将异兽送回去……

司马光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并多次上书督促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

任谏官期间，仁宗还想擢升司马光为知制诰，主要掌管起草诏令。但司马光不愿就职，连上九篇《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于是仁宗皇帝收回诏令，让他继续做谏官。

别说，在执拗方面，司马光跟“拗相公”王安石有的一拼。两人都有一股子“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倔强劲儿，难怪后来苏轼戏称他为“司马牛”。

可是，当“司马牛”遇上“拗相公”，又会发生什么呢？

砸掉新法之“缸”

公元1069年，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地变法。而司马光不断提出反对意见。

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大胆求变，司马光坚持祖宗法度。两人因政见不同，常常在发生争辩。尤其是“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的反对格外激烈，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可是王安石也对变法有种近乎偏执的自信，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以，无论司马光怎么抨击新政，王安石只会心平气和地给他回《答司马谏议书》。然后，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变法。

公元1070年，宋神宗任命司马光枢密副使之职，希望他能够配合王安石把改革工作做好。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第二年又请求退居洛阳，表示要专心修史，再不插手政事。但是，当时的北宋朝堂，俨然分裂成了两党——新党和旧党。

新党一门心思颁布、推行新法；旧党则将司马光当作精神领袖，卯足了劲论证新法的种种弊端，给新党拆台添乱。

公元1085，神宗皇帝去世后，不到10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对变法深恶痛疾，于是一上台就召回了已经67岁的司马光。之后，司马光报复式地将新政措施悉数废除。苏轼、范纯仁等人提醒他——变法内容有好有坏，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司马光也像变法时的王安石一样，听不进任何建议。

想当年，司马光砸缸，是为了救人。可是这一次，砸掉了新法之“缸”的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曾经的理念之争，渐渐变成了党同伐异。人人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在为大宋的将来惩恶除奸，然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了大宋灭亡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