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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爱好者荐读，3个阶段为你讲明女性主义发展历程

一、发展时期女性主义实践的特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积极后果，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主要是左翼思想文化运动和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但也包括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由于妇女运动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上与左翼思想文化运动和工农运动相结合，所以女性主义实践便由此而形成如下特点：

（一）女性主义实践观念的转换

即由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实践观念转向以革命为本位的群体主义实践观念。以革命为本位的群体主义实践观念的基本内涵是革命、政治和群众的统一观。丁玲曾以萧红为例对这一观念作出如下阐释：

她这个人政治性太少，和革命老离得远远的。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是代表时代的东西。你跟它离得远远的，就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群众。萧红一辈子都在艰难坎坷中跋涉，在爱情生活上也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这对她的情绪很有影响，她如果不早死，她最后也会走到这股力量里面来的。……国外有些人，国内也有少数人认为：作家一接触政治就完了；没有政治，才可以获得创作自由。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很清楚，正是在政治里面，在近代史的每个政治的大变动里面成长出一批一批的文学新人。“五四”以后出了一批人，三十年代出了一批人，抗战时期出了一批人……所以文学和政治是不可分离的，这不是理论，这是中国的历史事实。

（《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原题为

《丁玲答问》，刊于1982年11月5日《延河》第11期）

可见以革命为本位的群体主义的女性主义实践观认为：妇女解放道路实是革命的道路，女性主体意识实为革命意识，女性主义实践实为群众革命实践。

（二）性爱观念的转变

即由“情投意合”的主情主义性爱观转向“志同道合”的以革命为本位的性爱观。以革命为本位的性爱观体现了政治本位的价值观，把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和思想认识的一致性视为性爱的基础，并认为革命的性爱观是革命人生观与世界观的一部分，要在“实际斗争里，工作锻炼中”来培养。丁玲和她同时代的革命女性，大都是这一性爱观的信守者和实践者。她们几乎都有一段革命加恋爱的人生历程，在这历程中她们于选择爱情的同时也选择了革命。胡也频的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1930年6月光华书局出版）和《光明在我们前面》（1930年10月春秋书店出版）便是这一性爱观的形象化诠释，而丁玲和胡也频的爱情生活则是这一性爱观最具典型性的实践。

丁玲从个性主义者向革命者的转变固然与整个时代环境有关，但其直接原因则是爱人胡也频革命者伟大人格和崇高情操的感召与激励。正如她自己所说，也频的革命和牺牲使她真正懂得：“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刊于1950年12月1日《人民文学》第3卷第2期）后来她曾对她们那一代革命女性所实践的性爱观作了如下概括：

恋爱是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是解决了恋爱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切其他的问题，也不是恋爱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不能解决。不是看两本书或听一次演讲就可以解决，要在实际斗争里，工作锻炼中，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而得出正确的对恋爱的看法。……恋爱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彼此了解，彼此尊重，彼此相爱，携手前进就可以。……其中政治认识是很重要的。要了解要相爱要共同进步，拿什么来巩固来发展呢？靠政治认识。它可以使恋爱不脱离一个原则而逐渐发展起来。

（《青年恋爱问题》）

（三）女性人格美的升华

冰心时代所崇尚的贤妻良母型伟大母性，其人格美是为了爱的牺牲；丁玲时代则崇尚无私无畏的革命母性，她们是革命的匡护者，其人格美是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丁玲曾以宋庆龄、向警予和自己的母亲为例，说明革命母性人格美的内涵及其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女革命家向警予是丁玲母亲的挚友，她那崇高的革命母性的人格对丁玲母女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丁玲则正是在她人格魅力长期感染和激励下走向革命道路的。她在回忆中说：

尽管那时我对某些漂浮在上层、喜欢夸夸其谈的少数时髦的女共产党员中的熟人有些意见，但对她我是只有无限敬佩的，认为她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是女性的楷模。

又说：

她的坚韧不倦的革命精神总在感召着我。有的人在你面前，可能发过一点光，也会引起你的景仰，但容易一闪而逝。另外一种人却扎根在你的心中，时间越久，越感到他的伟大，他的一言一行都永远令人深思。向警予同志在我的心里就是这样的。……她对我一生的作人，对我的人生观，总是从心底里产生作用。我常常要想到她，愿意以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为榜样而坚定自己的意志。我是崇敬她的，永远永远。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1979年10月写于

北京，刊于1980年1月25日《收获》第1期）

她认为在她母亲的人格中也深深刻着向警予等革命母性的烙印，她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情教学的教育工作者”，“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勤奋、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母亲一生的奋斗对她是“最好的教育”（《我母亲的生平》，写于1980年1月，刊于1980年8月《芙蓉》第3期）。她曾满怀皈依之情以诗的语言忆念和赞美国母式女性宋庆龄的伟大人格：“您刚刚走出校门，就站在中国伟大的先驱者的身边，您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二、发展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创作

女性主义实践发展时期是指1930年至1936年的七年间。从文学上看这正是“左联”领导的左翼文学运动从兴起到结束的时期。女性主义实践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结合，不仅使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革命意识，而且以其创作成就及其社会影响成为左翼文学重要组成部分，丁玲则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由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向以革命为本位的集体主义的转变，成为“左联”的主要作家和领导者之一。1930年她与胡也频同时加入“左联”；1931年胡也频遭国民党秘密杀害后，她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14日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长期关押、软禁在南京，直到1936年9月才在党的营救下从南京逃出，辗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这时的丁玲及其创作正因与被“围剿”的左翼文学共受难而备受中外文坛所关注。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初版）、《母亲》（未完稿，1933年6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两部；短篇小说20余篇，分别结集为《一个人的诞生》（1931年5月上海新月书店初版，收《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两个短篇）、《水》（1931年上海湖风书局初版，收《水》、《田家冲》、《一天》、《从夜晚到天亮》、《年前的一天》五个短篇）、《夜会》（1933年6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收《某夜》、《法网》、《消息》、《诗人亚洛夫》、《夜会》、《给孩子们》、《奔》七个短篇）和《意外集》（1936年1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收《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团聚》、《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杨妈的日记》七个短篇）。这些作品以不同的主题和题材反映着女性主义实践发展时期的特点，这便是由于女性主义实践与左翼文化运动及工农运动的结合所形成的以革命为本位的鲜明立场和女性主体意识。

（一）爱因信仰而升华——《韦护》对“爱”的阐释

《韦护》是该时期创作的开端之作，是标志作者小说创作主题和文体转变的界碑。作者说：“我写了《在黑暗中》那几篇后，再写的东西就超不过那几篇了，还是在这个圈子里打转。自己感到了这一点，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套东西放下来，另外再想一套东西。那时候，我放下短篇，暂时不写，着手写长篇，写《韦护》了。这篇《韦护》突破了过去的一些东西，写了一些新的事新的人，那些人从黑暗逐步走向光明，而光明还没全部来到，有光明还有黑暗，因此有矛盾，就写这个东西。……我觉得《韦护》在我的写作上是比过去进了一步，当然，还没有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但它已是通向革命的东西了。”（《答〈开卷〉记者问》）

《韦护》不是以性道德为主题的性爱小说，而是作者以亲历和目睹的挚友的恋爱生活为题材反映女性主义实践发展方向的小说。它通过以丽嘉（其原型为作者挚友王剑虹）为代表的一群在黑暗中抗争、奋斗和求索的知识女性和革命家韦护（原型为瞿秋白）之间发生的真挚友谊与爱情，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灵情感和精神境界的升华，说明崇尚革命、以革命为本位的性爱观念和人生观念及其实践已成为女性主义者新的觉悟和方向，预示着女性主义实践的路必将是“通向革命的”路，“从黑暗逐步走向光明”的路。丽嘉虽是以王剑虹为模型塑造的，但却是体现包括丁玲在内的一代知识女性心灵和人生历程的典型性性格。

王剑虹是作者的同学和挚友，更是作者人生道路上志同道合、携手并进的同志和战友。她在作者心目中是一个思想敏锐、意志坚忍、聪慧干练，“热忱于社会主义，热忱于妇女解放，热忱于求知”的杰出女性。早在五四运动时她就是“全校的领头人物”，“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后来她在上海结识了早期共产党人李达及其爱人王会悟等，并参加妇女工作，曾在宣传女性主义的刊物《妇女声》上写文章。在艰难奋进的人生路上，她和作者并肩奋斗、相依为命，以“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精神，“去寻找真理，去开辟人生大道”。作者曾深情地回忆她们那段共同奋斗的生活，说：

现实总是残酷的。我们碰到许多人，观察过许多人，我们自我斗争，但我们对当时的平民学校总感到不满意，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当我们把钱用光，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者当佣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有的位置。

又说：

一九二三年夏天，我们两人到南京来了。我们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如果能买两角钱一尺布做衣服的话，也只肯买一角钱一尺的布。我们没有买过鱼、肉，也没有尝过冰淇淋，去哪里都是徒步，把省下的钱全买了书。我们生活得很有兴趣，很有生气。

就在这时她们结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开始接受他的指导和影响，并经他介绍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当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成了她们最崇拜的朋友和导师。作者回忆说：“有一次，我问他我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现在应该怎么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他的话当时给我无穷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话，决定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我，希望剑虹都走文学的路，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这是他自己向往的而又不容易实现的。他是自始至终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上引文见《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剑虹对他的爱情便正是由这种对朋友和革命者真挚的崇拜的友情而发展起来的。作者始终向往着广阔的世界，矢志于学问和事业，因此对剑虹的恋爱感到突然和不理解，并因向来与自己朝夕与共的挚友由此变成“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深感惆怅和遗憾。但她又认为从女性主义实践角度看，他们这段因革命而升华的爱情是永远值得回忆和铭记的。这也便是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原因。她说：“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又说：“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好的文学创作总包含着作者美的发现。丁玲对挚友剑虹这段爱情生活所以不能忘怀并由此产生创作冲动，决不仅是为友情所动，而更是因为她从这段革命者的爱情中，特别是剑虹情感的变化中，发现了因革命而升华的爱情美和爱因信仰而升华的规律。因此，展现因革命而升华的爱情美和揭示爱因信仰而升华的规律，便成为《韦护》所隐含的主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韦护和丽嘉这两个性格都具象征意义：前者是革命者的象征和信仰的化身，是“疾恶如仇”、“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的“韦陀菩萨”；后者则是爱的象征和美的化身，是韦护心中的“仙女”，是“天上的人儿”（《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他们的恋爱也便因此而成为爱情与信仰相结合的象征，其结果则是爱情因信仰而升华，信仰因爱情而神圣。

韦护是为信仰献身的革命者。信仰是他人格的内涵，对信仰的追求与恪守则是他人格的实践。他的青春时代是生命在艰难环境中挣扎和求索的时代，也是自在生命在追求中升华为自觉生命的过程。这是一个由感情而审美而信仰的追求过程：感情的追求使他坠入难以摆脱的无爱的婚恋折磨中，从而动摇了他纯真爱情的信念，并由此引发了“对一切生活的怀疑和空虚”；“怀疑和空虚”的个性又使他接近了文学艺术，由感情的追求转为审美的追求，因为从艺术鉴赏中可以“找到同情和同调”，“认识出那最高的情绪的沸腾和时代的转变”；艺术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继续舞文弄墨，他是会有大成就的，但革命的波涛却把他卷入信仰的大潮，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不仅“有了研究马克思列宁等人著作的趣味”，而且找到了革命实践的指南，并经国内外三年的考验和锻炼铸成他为信仰献身的牺牲精神和钢铁般意志。

他是信仰的化身，他的人格“得到无数的忠实的同志的信仰”。但当遇到丽嘉时，他生命中已死去的对于感情的追求，却又被“这热情的，有魔力的女人”，“喊醒了，并且发展得可怕”。于是，他又经历了一段从未有过的爱情的陶醉和信仰与情感矛盾的痛苦，但最后他终于从陶醉中醒来，以“铁的意志”作出放弃爱情、恪守信仰，使“生命的自然需要”服从信仰所规定的“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的决断。这决断是痛苦的，然而在这痛苦中却使人感到信仰的崇高、神圣和令人皈依的力量。这不是爱情的终止，而是爱情的升华，灵魂的皈依。正如裴多菲的诗所描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丽嘉是女性主义实践发展时期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自立、自尊、自强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她人格的内涵，对于爱情和事业的执着追求则是这人格的实践。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与统一交织成她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生。她对事业的追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成才而读书。为此她走出家庭，求学于他乡，由湖南而上海，由上海而南京，又由南京而上海，在艰难环境中辗转求索，以超人的勇气、胆识、坚忍和倔强，吸引和影响了一批以求知改变命运的青年女性：她们“没有别的信仰，信仰便是她”，“没有别的兴趣，兴趣亦惟她的兴趣是从”。第二阶段是为改造社会而投身实践。她认为要找到一条正确的改造社会和发展自己的道路，光靠读书不行，还必须通过实践去认识社会。她开导仍恪守读书信念的姗姗说：

你既然知道这社会已不准你再游荡，那，也就未必还能准你读书！你说，年纪大了，要找条出路，但是你认不清那最正确的，所以你要靠读书来帮忙，但是书太多了，路也因为书更多了，你将更认不清你应该选择的那条路，你将永远走不上一条路。人只是应该向前走，走不通了，再来，那才会有一条真正的路……你不懂这个社会，你便读尽天下的书，你仍然只是一个误解！

为此她曾托人在巴黎为自己和几个朋友安排工作，又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活动，但前者遭拒绝，而后者则使她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事业追求的受挫虽使她感到落寞和困惑，但却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转换了追求的方向：由事业而转向爱情。但方向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她人格中主体意识的丧失和人格实践的终结，而是以主体意识为其内涵的人格实践由事业领域向性爱领域的扩展。因此，她在与韦护的热恋中所深深感受的并非是情欲满足的陶醉，而是灵魂皈依和精神追求的满足与幸福：“她将她的爱人，看成一个巨人一样，有了他，精神便有了保障”；“她只爱他，敬重他，一切均为他倾倒了”，“因为没有他，思想便没有主宰，生活便无意义了”。

在她的心灵中爱情是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正是这精神境界的追求使性爱升华为与信仰相结合的抽象的爱与美。所以当韦护为信仰而放弃爱情，遽然离开她时，她虽“失望的痛哭起来”，但痛定之后却毅然决定重新回到事业追求上来。在这里固然显示了丽嘉性格的坚忍与倔强，但更揭示了信仰的力量。韦护在留给丽嘉的信中曾深情地嘱咐她应该去找一条“应走的人生大道”，正是这信仰的呼唤震撼了丽嘉陶醉于爱情的灵魂，她事业心的重新振作实是对信仰的皈依。

《韦护》写作于1929年至1930年初。这正是作者和爱人胡也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期，也是革命加恋爱题材盛行的时候。这些反映在这篇作品中，便是以革命加恋爱的流行题材表现信仰与爱情的矛盾。但题材的流俗并没有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和艺术真实性以及鲜明创作个性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作品对革命与恋爱矛盾的描写避免了同类创作的简单与浮浅，而以揭示爱情因信仰而升华和信仰因爱情而神圣的辩证关系深化了主题。这规律性认识包含着作者真切的体察和感受，一年后她把这体察和感受化为如下诗句：

我们不是诗人，

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

还和那些所谓爱情；

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不是像那些流云泉水容易的玩艺。

须要头脑，须要毅力，

一切的理论与实际，都包括在这里了。

（《给我爱的》，刊于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

其次，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作者以自己最熟悉的朋友和真实生活为基础而创造的。作者在小说刚刚面世时就特别肯定这一点，她认为生活真实是创造艺术真实的基础，《韦护》中的人物和故事因为都是依据生活中真实人事创造的，所以更加真切感人。她说“《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当有人把作品中的韦护与生活里的韦护等同起来时，她又强调艺术的创造，说：“有的朋友很不满意，说我把《韦护》赤裸裸的印上纸面了，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显然，以中国现代著名革命家的性格和真实的爱情故事为素材进行艺术创造，正是《韦护》在创作上的成功尝试。它使这篇作品的批评和研究具有了历史的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与价值。

再次，这篇小说在文体上虽没有脱出革命加恋爱的囹圄，但仍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个性。这便是：（1）严于选材。即选择既有积极意义而又是自己最熟悉的和体察过的人事作为创作的题材。她说：“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是加以反对的。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乱写起来，有什么意义呢？”又说：“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现在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什么呢！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我的自白》，刊于1931年8月10日《读书》月刊第2卷第4、5期合刊）（2）打破了以动作和对话为主要形式的小说叙事模式，创造了以多角度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心灵感触和情态流变的小说叙事方法。她说：“我不愿写对话，写动作，我以为那样不好，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韦护》体现了上述文体特征。

（二）知识女性的分化——美琳和玛丽性格的时代意义

1930年后，在左翼文化运动和工农运动推动下，原是在个性主义旗帜下抗争与奋斗的知识女性群开始分化：有的接受革命信仰，走上革命实践道路，从而获得社会主体地位；有的则坚持个人主义道路，堕入享乐与颓废，重返家庭做了有钱丈夫的傀儡。《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便是以此为背景创作的。它们分别通过美琳和玛丽这两个思想性格不同的女性，“在时局的转换中，在新的条件新的环境下”，对政治与人生所作出的完全不同的选择，反映了知识女性的分化。

美琳原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者，曾热烈追求爱情和家庭幸福，并自认为获得了成功。她的爱人是个作家，对文学艺术的热爱是他们相爱的基础，性格虽有不同，但“他爱她，体贴她，而她爱他，崇拜他”，因此便“很相得地”生活在一起，并组成一个舒适的小家庭。但一年后，美琳竟娜拉似的从小家庭中出走了。只是她出走的原因已不再是单一的性道德的觉醒，而是在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她政治思想和人生方向的转变，形成了与丈夫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矛盾向内表现为指向男性法权的性道德的批判，向外则表现为毅然走出家庭投身于革命实践的行动。过去的美琳是文学爱好者，读过许多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小说，“理想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因此，“自从爱了他，便真的离了一切而投在他怀里了，而且糊糊涂涂自以为是幸福地快乐的过了这末久”。

觉悟后的美琳已将自己的命运和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其理想是像那些革命女性，“到人群中去，了解社会，为社会劳动”，“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人发生关系”，从而体现生命意义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她对家庭的幸福感顿然消失，而代之以由此而失去独立人格和社会主体地位的悔恨。丈夫在她眼里也因政治思想分歧而改变了角色：

她仿佛觉得他无形的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家庭还厉害。他哄她，逗她，给她以物质上的满足。但是在思想上他只要她爱他，还要她爱他所爱的。她尽着想：为什么呢？他那末温柔，又那末专制。

可见，美琳是30年代革命的娜拉。她的出走标志着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的结合，反映了知识女性在左翼文化运动和工农运动影响下在政治上的前进与分化，说明女性主义实践发展时期妇女解放的目标和途径已不再是以个人奋斗获取个体自由和幸福，而是投身于革命，把个体生命融化在革命群体中，通过解放社会的伟大实践获得社会主体地位。

玛丽也是一个美丽而又充满青春热情和浪漫主义幻想的女性，在大学时代，她就以自己超人的美丽赢得好多男人的爱情，她虽“都快乐地接受了”，但“却什么人也不爱，她只爱她自己”。这是因为：（1）她知道这是“全凭她自己的青春赠给自己的荣耀”，“她要永远保持着这王位”，不愿自己让任何人“攫去”；（2）她知道“女人一同人结了婚，一生便算终结了”：“做一个柔顺的主妇，接着便做一个好母亲，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女，所谓的家庭温柔，便剥蚀去许多其余的幸福，而且一眨眼，头发白了，心也灰了，一任那健壮的丈夫在外面浪游，自己只打叠起婆婆的慈心，平静地等着做祖母”。视婚姻家庭为陷阱的性爱观，本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职业女性所努力恪守的，但玛丽奉行的目的却不是献身事业而是以游戏恋爱来自由享乐。因为有家庭经济援助，她竟然真的获得她所憧憬的自由浪漫的生活：她不仅有许多朋友，“臣仆似的，都惟她的喜怒是从”，而且她以恋爱为游戏为享乐的态度，也随着她对异性吸引力的增加而更加习以为常。

然而，她所奉行的信念终因革命者望微的爱而陷入危机。她本来“很贱视男性的爱”，但望微给予她的“像不是爱情，却是无止的对于生活的新希望，是真真的，她还不曾了解的生命”。于是她“不让任何人‘攫去’”的信念动摇了，竟然慷慨地“接受了他大胆的表示”，一起“那末浪漫热情”地生活了一阵。后来几经周折，他们才过上同居生活，而结果还是以玛丽出走告终。玛丽出走同样不是两性道德矛盾所造成，而是政治方向选择的必然结果。因为她虽爱望微的人品而却厌恶他的工作，更不堪他为团体利益而牺牲她自由享乐爱情的要求和权利。在这爱情与政治的矛盾面前她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做丈夫志同道合的伴侣，或者放弃与望微的爱情而重返享乐主义人生。她选择了后者。

玛丽和美琳在女性主义实践中都经历了面对政治与爱情矛盾的选择，并且采取的都是出走的方式，但选择方向却完全相反：美琳选择的是与革命实践结合的路，而玛丽选择的则是与革命实践相脱离的路。小说通过这选择的矛盾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女性主义实践发展时期知识女性政治分化的历史原因，而且揭示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女性主义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趋势更为直接地表现在《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未完稿）中，在这里，曾宣言“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剩余”的莎菲，并没有在落寞中消失，而是在左翼文学运动影响下成长为思想坚定的革命作家和踏着烈士血迹前进的英雄母亲。她新的宣言是新我对于旧我的告别：

人事真变迁得快。……从一个旧的抽屉里翻出了几年前的日记，自己觉得在那黄了的纸上所留下的影，与自己完全判若两人了。那里所烙印上的莎菲，也许还为一些人喜欢……可是我自己呢，我读了我几年前的东西，没有一点感伤和留恋，没有一点旧的情绪重温着我的心，真的是过去了！过去的岂止这一点点日记时代；所有的梦幻，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感伤，所有的爱情的享受，都过去了……我只向着前方，一点也不回头。

（三）光明就在前面——斗争中的革命女性和劳动妇女

1931年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以革命为本位、以大众为主体的创作思想更加明确和坚定，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以革命斗争和工农大众的生活为题材，以工农大众和为之献身的革命者为形象主体，同时在文体上也摆脱了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她认为这个突破和转变始于《田家冲》和《水》，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水》是个突破。《水》以前是《田家冲》。写了《田家冲》不够，还要写《水》。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这以后还有一些短篇：《消息》、《夜会》、《奔》都是跟着这个线索写的。”（《答〈开卷〉记者问》）

从女性主义实践角度看，作者该时期的创作可分为两类：一类写女性革命者，如《田家冲》（1931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22卷第7号）、《杨妈的日记》（1933年8月《良友图画杂志》第79期）和《从夜晚到天亮》（1931年5月15日《微音》月刊第1卷第3期）；另一类则写劳动妇女群体，如《水》（1931年9—11月《北斗》第1、2、3期）、《法网》（1932年4月21日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收入“一角丛书”出版单行本）、《一月二十三日》﹙写于1936年春，收入《意外集》﹚等。

《田家冲》的主人公三小姐是地主的女儿，但却毅然背叛地主阶级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被反革命政权通缉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避开敌人追捕和父亲的禁闭，她以静养为名从城里潜入乡村（田家冲），住进小时候曾生活过的佃户赵得胜家里，继续开展农民运动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由于父亲已嘱托赵得胜要对她严加看管，并告诫全家不要听信她的宣传，所以她的活动是在敌人追捕和佃户家人监视双重压力下艰难地进行的。但她终于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感化了佃户全家，赢得工作的成功。

她的人格力量表现为行为的无私无畏和对大众特别是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正是这些深深打动和感化了赵得胜家人的心灵，使她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由一个“神秘”的“美丽温良的小姐”，变成一个光明磊落、智勇超群，能将他们引向解放之路的命运女神。于是，原处于蒙昧状态的佃户儿女们，便由对她人格的敬慕和信仰，而皈依了革命：不但儿子们由她的同情者而成为她的“同志”，参加了农民协会，而且连那些在男性法权下安身立命的姐妹们，也接受了女性主义启蒙而成为“有思想的人”，立志“要轰轰烈烈做桩事大家看”。三小姐是女性主义实践与工农革命运动结合时期的典型性格。时代赋予她的性格政治性和革命性内涵：她背叛地主家庭走向民众的道路，所体现的既是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女性主义实践的方向；她的人格魅力已不再是个性主义者同绝望抗争的坚忍与倔强，而是以社会解放事业为己任的革命者毅然走向大众和为大众而献身的精神。

《杨妈的日记》通过保姆杨妈的视角展示了革命女性孙先生崇高的心灵美。农村经济破产往往把那些丈夫无法养活的妻子逼进城市寻求生计，这些丧失了土地和一切社会权利、落得一无所有的人群，正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也是连结城乡大众的纽带，所以她们的命运也便为革命者和女性主义者所特别同情和关注。杨妈正属于这个群体。她才25岁就背上难以承受的物质和精神的重负：她所思念的家里，“公公婆婆，丈夫，儿子，都在挨饿”，所盼望的家信，“横竖只有一句话：‘要钱’”。物质的重压和挣扎的屡屡失败，使她陷入宿命论，把自己一切不幸都归于命运。当她面临窘境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是孙先生帮助她获得了生活的信念和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心。因此，在她心目中，孙先生是她命运的救星、灵魂的圣母、生活的导师：不仅牺牲自己的利益资助她渡过经济难关，用革命道理把她从宿命论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而且以圣母般无私而圣洁的灵魂和导师般严格而真诚的态度，教育感化她的心灵，塑造她的人格。

孙先生和三小姐都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女性。时代赋予她们人格的时代内涵是：为大众而献身。这类人格的塑造，标志着作者以大众为本位的人格价值观念和女性主义实践观念的形成。她认为过去作品中，那些“不甘于平凡的女性”，为恋爱自由而“逃出家庭的女英雄”，以及“要求进步而感到无路可走曾使我们同情的女性”，在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或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虽起过教育作用，但在知识女性与大众相结合的时代必将被为大众献身的革命女性所替代。这类人格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女性和作者自己的人格价值观。

后来她曾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这种人格价值观念作出阐释，说：“知识分子如不同群众运动、群众生活相结合，最好，也只可以起点小小的作用，但如果一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生活结合，则立即可以成为英雄人物。”（《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刊于1946年3月《民主青年》第3期）又说：“也许有人会认为，得到一位最好的爱人是一生当中最高兴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值得高兴的。但爱情只是人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我最高兴的时候，是能为别人的事业尽了力，而且是成功了。这样的高兴不只是一次，也不一定最大。最难受的是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群众。”（《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

《从夜晚到天亮》是作者在胡也频死难后不久的一段心灵情感的真实记录和内心世界的自我剖析与展示。它的深刻性和典型性，不仅在于表现了一个革命的妻子和年轻母亲面对丈夫遽然牺牲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不幸所具有的超常承受力和克制力，更在于揭示了这承受力和克制力超常性的根源是革命信仰。小说所描写的情感过程是生命自然情绪与基于革命信仰的理性在矛盾中发展的过程，也是自然情感因信仰而升华为革命理性的过程。也频的牺牲使作者完全陷入悲痛、愤恨交集中。作为死者的妻子她既无法摆脱自己失去丈夫、儿子失掉父亲的巨大伤痛，更难以忍受追忆已往的悲哀。她哭泣的心灵因美的毁灭而发出哀伤的呼唤：“她不能再看见她的所爱，一切，逝去了，那无间的甜美的生活！那属于两人对生命的进展和希望！一切，逝去了，那些难忘的梦幻！”她对革命者F夫妇一家所以突发格外羡慕而又爱怜的情意，并特为他们的孩子买了一件“粉红的小衫”，正是因为上述感情无意识地转移，因为从F夫人身上她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由他们一家的幸福她联想到她失去的恬美生活。但这种自然情感终于为革命理性所战胜，她毅然重执战斗的笔，踏着烈士血迹奋然前行，走向大众和光明。她对自己一时的感情凝滞作出理性的反省与批判，说：“多么可笑的感情！我还在一种无意识中生活呢！我不应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把握着，正确的，坚忍地向前走去。不要再这末了，这完全无价值！”

这源于信仰的革命理性是她革命人格形成的标志，而它的形成则包含着胡也频伟大人格的影响。因为她心目中的胡也频就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性的人，而这理性则源于他人格对信仰的皈依：信仰吸引他走向光明，“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走上了光明大道”；信仰使他成为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都根于对信仰的虔诚。对他人格一向满怀崇敬与同情的作者，更因其牺牲所放射出的人格光辉而诱发了对信仰的皈依之情。她说：“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又说：“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纪念，永远为后代的模范。……他人是死了，但他的理想活着，他的理想就是人民的理想，他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以上引文见《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她正是怀着对死者伟大人格的敬仰和对信仰的皈依之情塑造了《田家冲》中三小姐等革命女性的性格，寄托了自己的崇高人格理想。

革命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标志着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更反映着女性主义文学作家革命化的水平和她们为此所付出的艰难与牺牲。若说三小姐和孙先生两个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前者，那么《从夜晚到天亮》所揭示的则是后者。

《水》在文体上不固守以人物和故事为中心的模式，而是以“水”为象征形象来表现农民群体力量。几乎每年一次的水灾，在把农民逼向饥饿和死亡的同时，也粉碎了他们对菩萨和统治者的幻想，走上以群体同自然与社会抗争的路。因此，小说虽似写自然力“水”的凶猛，但实际上则写“比水还凶猛”的由“饥饿的奴隶”所结成的社会群体力量为生存而抗争的不可阻挡之势。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表现了妇女群体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的独特意义与地位。小说中的群体形象，也可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男性和女性两个“大我”形象：前者是象征勇猛和力量的“亚波罗”，后者则是象征智慧和母性的“宇宙女神”。

作者对女性群体这个大我形象的描写，所运用的是点面结合的方法，即在展现女性群外在形态的同时，又着力揭示了“老外婆”的内心世界。70岁的老外婆饱经水灾之苦，是农民苦难历史的见证人。苦难的经验在这位善良母性的心灵中播下怀疑和反抗的种子。她怀疑世界公平会自然轮到穷人身上来，认为农民的善良和忠厚并不能改变自身命运，说：“我不晓得怪谁才好，死了的老伴是结实的，儿子是结实的，我们都没有懒过，老天爷真不公平，日子不得完，饥饿也不得完，我是不要紧，算隔死不远，可是一代又一代，还不是一样。从前年纪轻的时候，还指望有那末一天，世界会翻一个身，也轮到我们穷人身上来。到老了才知道那是些傻想头，一辈子忠厚，一辈子傻。”她的怀疑终于升华为阶级反抗意识，说：“有钱人不会怕水，这些东西只欺侮我们这些善良的人。……有钱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老天爷的眼睛，我敬了一辈子神，连看我们一下也没有，神只养在有钱的人家吧……”老外婆没有动作，只以凝结着历史经验而又富有哲学意味的心灵絮语，启迪那些正在重复前辈命运的后代子孙的灵魂。她是农民和农村妇女悲惨历史的见证，也是苦难农民心灵和智慧的象征。

作者笔下的女性群虽仅是随着水势而流动和变幻的影子，但却隐含着深刻的思想动机，这便是突出体现妇女群体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力量、地位及其独特意义。在这里，女性群是伟大母性的象征，聚集着家庭、丈夫和子女匡护者的身影。正是母性无私、无畏、无限的爱使其生命迸发出同灾难和危险抗争的惊人力量。她们人在家里，心却系在与洪水奋战的丈夫身上，在最危急的关头都冲向大坝：“拖着跑掉鞋的赤脚，披散了长发，歇斯底里的嘶着声音哭号，喊着上天的名字，喊着爹妈，喊着她们的丈夫，喊着她们的儿子，她们走到堤边，想挤进去，又被一些男人们的巨掌推开来”。她们面对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扶老携幼向生之希望走去：“一批一批的，在无可奈何之中，含着眼泪，含着一线希望，扶老携幼……带着苦和叫，带着骚扰和不安，向原野的四方伸去，到一些高阜上，到一些远的山上……”最后她们终于汇入与绝望抗争的大军，毅然向镇上的粮仓冲去：“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咆哮着，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

《法网》从主题看可谓《水》的续篇，写因水灾而丧失家园后流入城市又被贫穷和无情社会法权逼向死路的劳动妇女的惨剧。主人公阿翠和小玉子是两个工人家庭的主妇，两家原都是无锡乡下农民，遭水灾后又同逃到汉口谋生。两家丈夫在同一工厂做工，原是好朋友，却因误会和坏人挑唆为生计而相仇杀，致使小玉子误死阿翠丈夫刀下，阿翠也以在逃丈夫的人质被关进监狱，在长期的极度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中死去。在这相互争斗与残杀的悲剧中，受害最深重的是妇女：两家的妻子，一被误杀，一被关进大牢忧病而死。她们都是丈夫争斗中无辜的牺牲品，其中以阿翠的性格最具典型性。

阿翠才19岁，美丽而善良，对生活充满希望。她虽有丈夫工资糊口，但为了帮助流浪上海、生活无着的妈妈和妹妹，减轻丈夫的负担，带着身孕在街道上揽洗衣活挣钱。不久便因与同行竞争怄气而小产，同时丈夫也因在家看护她而被厂方以旷工为由开除。失业的丈夫走投无路，郁愤难平，便把她当成泄愤出气的工具，疯狂地打骂她，虐待她。而她却默认了这奴隶的命运，对丈夫的暴虐行为给以同情和理解。她说：“他怎么能不打我呢？我们是这样无路可走，吃尽，当光，求人，等短工，没有用，饿死就在眼前了，一向来我都不敢吃饱……他自然不耐烦啊！他只好找我出气。我怕他，我恨他，但是我也懂得他，他从前不是这样。我也只想打人，我找不到出气的地方，只好一个人哭了……”

在牢里她更忍受着无法解脱的心理矛盾和心灵痛苦：她一方面因“自己的吃苦”而恨丈夫，一方面“却并不想把他抓到”，“因为，那是偿命的事”；她一方面惧怕自己一生会在地狱般的监狱中毁灭，而想一旦丈夫被捉到“她也许就可以放出牢了”，但一方面又为丈夫偿命的后果而更加惶恐，“他死了，那她呢，于是她瘦了，病了”。最后，这无辜的灵魂终于在矛盾痛苦中瘐死于监狱。

从阿翠的悲惨遭遇可以看到，男性法权是无所不至的，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下层社会，劳动妇女依然受着社会的和男性的双重压迫，特别当被压迫阶级因天灾人祸而处于水深火热时，妇女的命运就更加悲惨。所以《法网》中的“网”，既是驱下层劳动人民于死地的统治者的法律之“网”，更是致妇女于悲剧命运的男性法权之“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男性法权总以与社会等级制度天衣无缝的结合而变得天经地义。鲁迅曾把这种天衣无缝的结合称为“古人的良法美意”，说：“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灯下漫笔》，刊于1925年5月8日、22日《莽原》周刊第3期和第5期）

《一月二十三号》写失去土地的农民，城里进不去，家乡不能归，只好麇集在城边土岗上靠乞讨维持生命。其中最苦的是妇女，年轻母亲为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儿子而疯狂；被狗咬伤的卖唱姑娘“抱着个花鼓，吞声忍泣在冷窑旁”；更多妇女则在冻饿病死的威逼下加入进城讨饭的乞丐群：

一个，两个，还背得有小孩，几个女人从岗子上走下来了。都不说一句话，头上盖着一块布，腕上挽着一个黑色的脏极了的洋铁桶，桶的边缘有些不整齐的冰冻。用一些旧稻草裹着她们的脚，她们在洁白的平坦的路上踏过去，留下一些污的脚印。有时从那稻草的缝隙里，滴下一点殷红的血，或是不知是什么颜色的一些什么东西。她们朝向城里的路上走去，她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些有着剩饭施舍的地方。

小说虽没有像《水》那样表现饥饿群体向官仓夺粮的行动，却预示着一场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并且这群饱经饥寒和屈辱的妇女一旦觉醒就必然成为反抗主力。因为她们从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中不仅更加感受到社会不公，而且认识到剥削是造成社会不公和被剥削阶级贫穷的根源：正是“那些穿长衫的”富豪和房地产商趁火打劫，以最低价格“勒买”她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借以存身的“一些破房子”，然后“在那地上盖了一些平房，或是洋房，收很大的租金”，从而暴富。而那些失去土地和房屋的人虽拿到“一小笔钱”，但因不能在城里就业，便很快变为赤贫，住在肮脏帐篷里乞讨和等待施赈。

从《水》到《法网》，再到《一月二十三日》（还包括《松子》等），构成一个题材、主题和人物等倾向一致的小说系列，可称它为《水》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小说具有三个特点：其一，以30年代洞庭湖农村为背景表现农民的悲惨命运和斗争，其中特别突出了对在贫穷与男性法权双重压迫下的妇女群体的关注；其二，以群体形象描写代替了个体形象的集中塑造；其三，在天灾人祸描写中真实地再现了水灾给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者在后来回忆中对上述特点作了肯定和阐释，说：

过去，一般作家都喜欢写个人的苦闷，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大都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而《水》在当时冲破了这个格格。写了农村，写了农民，而且写了农民的斗争。……我小时候居住的常德县，在沅江下游，人们经常说：“常德虽好，久后成湖。”那里离洞庭湖很近……原来沅江上游，地势很高，水流很急，每到春夏，就要涨水。一涨水，常德县城就像一个饭碗放在水中，城外一片汪洋，有时都和城墙一样高了，城内街巷都要用舟船往来。老百姓倾家荡产，灾黎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接踵而来。因此，我对水灾后的惨象，从小印象很深。所以，我写农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还比较顺手，但写到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就比较抽象，只能是自己想象的东西了。

（《谈自己的创作》）

在艰难苦斗中觉醒和前进的革命女性形象与劳动妇女群体形象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已与革命实践结合的女性主义文学形象主体的转换，而且揭示了女性主义实践的方向与美好前景：因革命而走向光明，“光明就在前面”。

（四）一个女性主义者的伟大人生——《母亲》的构思及曼贞形象的意义

《母亲》是匠心独具的长篇小说。作者原计划写40万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通过自己“伟大母亲”为女性主义理想和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典型人生历程，展示中国女性主义实践的历史方向，颂扬前一代女性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呼唤“踏着前驱者足迹前进”。但只完成第一卷（10万字，1932年6月15日至7月3日《大陆新闻》连载部分篇章，1933年6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就搁笔了。此后，作者在命运多舛的岁月里，总想写续篇而不得。至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印《母亲》（第一卷）时，又勾起她写续集的欲望，终于也还是因时间和精力所限而无法付诸实施。

为弥补这缺憾，她援引母亲的日记和遗稿撰写了《我母亲的生平》（1980年8月《芙蓉》第3期）。在文章开头说：

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勤奋、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留下一部六十年的回忆录和几十首诗，是我保存在箱屉中的宝贵的财产。每当我翻阅这些写在毛边纸上的旧稿时，我的心总要为她的经历而颤栗，不得不生出要写她、要续写《母亲》这部小说的欲望。只是太多的事，太多的人挤压着我，在排队时只得把她挤到后边。……我现在只能把母亲的生平，作一极简单的介绍，希望能帮助读者更易于了解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和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中斗争的人吧。我想摘录我母亲遗稿中的一些片断，尽管她没有完全写出她的感受，文字比较粗浅，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读来也许会感到更亲切些。

这篇文章虽不能代替续篇创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构想和母亲与时俱进的思想发展轨迹，从而使我们有理由推断，40万字的《母亲》所写母亲于曼贞奋斗不息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道路，应包括如下三个阶段：

1.女性主义理性启蒙阶段（1909—1919年）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发动到失败的时期。在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爱国知识分子，政治主体意识和社会改造意识普遍觉醒，其在实践上的表现之一，便是基于对妇女命运的同情与关注而倡导女性主义启蒙运动；其基本形式是创办女校，赋予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使之通过教育接受女性主义理性启蒙，获得自立、自尊、自强的主体意识和赖以独立生存的能力。这就为封建传统型女性——首先是有家庭经济支柱的大家闺秀，向现代型女性转换搭起桥梁。当时32岁的于曼贞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还是紧跟时代潮流，毅然走出封建大家庭，进女校读书，成为接受和从事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第一批女性。

她出身于常德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因此“幼年得以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她的姊姊们学习画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小说，对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有了一点突破”。但她结婚后家庭生活不幸，婆家是临澧县一个封建没落世家，丈夫则是“一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却没有什么出息的”“败家子”，结婚仅十年就病逝。然而，丈夫的早死却使她得以从大家庭中解脱出来，走向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启蒙运动，从而开始了从传统型女性向现代型女性转换的漫长人生历程。正如作者所说：“父亲的早死，给她留下了无限困难和悲苦，但也解放了她，使她可以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虫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情教学的教育工作者。”（以上引文均见《我母亲的生平》）

从1909年至1919年的十年，是曼贞接受和从事女性主义启蒙的时期。1913年前她通过进女校求学接受女性主义启蒙，先后就读于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至1919年则通过组织妇女团体、创办女校和在女校执教，从事女性主义启蒙运动的普及工作。在任常德女子高小学校舍监后，又先后创办“妇女俭德会”和“俭德会附属小学”（系平民工读女校）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启蒙的指导思想，以其为基础所形成的女性主体意识包括如下两方面内容：

其一，作教育救国的主体。据作者回忆，母亲曼贞初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时曾与向警予等七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结拜为姊妹，在烫金的兰谱上边写着誓约，大意是：“姊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教育救国正是曼贞等爱国女性读书和从事女子教育的根本动力。这可以曼贞1909年在接到弟弟关于开办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的信时所写下的如下一段日记为证：

弟命人送信来……并告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家国，首应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等语。闻后雄心陡起，我何不报名读书，与环境奋斗？自觉如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光明，决定将一切难关打破，一面复弟函嘱代报名，一面打主意。

（转引自《我母亲的生平》）

其二，作改造社会的主体。社会改革论和社会革命论是这一主体意识形成的基础。教育救国论者视教育为“强家国”之本，以倡办女学提升妇女素质，为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培养女性栋梁之材；社会改革论者和社会革命论者则视改革和革命为“强家国”之道，要求一切女性主义者都成为改革者和革命者，把女性主义实践与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时的曼贞已从两个方面接受了社会改革论和社会革命论的影响，并形成改造社会的主体意识。一方面的影响来自挚友向警予。向警予虽比曼贞小十余岁，但却是她的思想偶像。在她的日记和遗稿中有如下两则记述：

（1）1910年（日记）：“……与同级者更觉亲爱，其中有一十余岁姓白者（即向警予——丁玲注），与我更说得来，学问道德，可为全校（指常德女师——丁玲注）之冠。她对我亦较同他人合得来些，真可谓忘年交。”

（2）1918年春（遗稿）：“不久，白友准备留学法国，从她的故乡溆浦去长沙，路经常德，特来看我。彼此知己，相晤之下，极其忻悦。留居校中，并约旧日好友，为十日之聚。夜夜与白友抵足谈心。伊劝我振作精神，将眼光放远大些，不可因个人的挫折而灰心，应以救国救民之心肠，革命的成功，来安慰你破碎的心灵。并介绍我看那几种书，都是外边京沪出版的一些杂志新书。我听她这些话，如梦方醒，又如万顷波涛中失了舵的小船，泊近岸边一样。亦正如古人常说的‘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白友之来，其所言是我的福音。其他友人也顿开茅塞，相约应互相勉励前进，我顿时感到强了许多。……”

丁玲回忆说：“向警予同志那时才十七岁，长得非常俊秀端庄，年龄虽小，却非常老成，不苟言笑。我母亲比她几乎大一倍，却非常敬重她，常常对我说，‘要多向九姨（向警予在家里排行第九）学习。”又说：“向警予同志就像一只传粉的蝴蝶那样，把她在长沙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种种新闻、新道理，把个人的抱负、理想，都仔细地讲给我母亲听。母亲如饥似渴地把她讲的这些，一点一滴都吸收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拿来教育我和她的学生们。……这时我母亲已把这位最小的阿姨看作一位完全的先知先觉，对她言听计从，并且逐渐接受她介绍的唯物史观、解放工农等这些最先进的理论。”（《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另一方面的影响来自社会思潮，特别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曼贞是新思潮的信仰者，她在从新思潮中接纳了教育救国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社会改造的思想，认为“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她克服种种困难毅然决然地把女儿送进具有新思想、走在改革前沿的学校读书，并且常以历史上杰出女性自勉和教育女儿：将自己的名字由闺名曼贞改为“蒋胜眉，字慕唐”，向女儿讲“秋瑾的故事”和“法兰西革命的女杰罗兰夫人的故事”（《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总之，从接受女性主义启蒙到成为女性主义启蒙者，便是曼贞在女性主义启蒙阶段所走过的人生历程。这个时期在她整个人生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她由此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经济地位的转变，即由一个旧式的封建家庭的寄生虫转变为一个现代型的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二是思想意识的转变，即由封建主义和男性中心道德的信奉者与受害者转变为民主主义和新性道德的信仰者与实践者。

2.女性主义实践开端阶段（1919—1927年）

五四运动后，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女性主义运动也由理性启蒙阶段进入社会实践阶段，即从上层知识女性的宣传教育和舆论活动，进而发展为与旨在改变下层人民命运的社会改造运动和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女性主义实践活动。这实践过程的开端阶段集中表现为女性主义实践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倾向，即一方面是经过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知识女性走出家庭投身社会改造事业，在社会化实践过程中逐步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并形成女性社会群体组织；一方面则是女性社会组织的日益政治化。曼贞在这个阶段的实践活动正鲜明地体现着上述倾向。

首先，是女性主义实践的社会化倾向。“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社团。这些社团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的产物，其宗旨和政治倾向虽有不同，但目标却都在于社会改造，并且都视教育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而倍加关注。在这些社团中对曼贞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该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基本会员21人，后陆续在长沙各学校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发展会员，至1920年已达70余人，在15位女会员中就包括向警予、陶斯咏等曼贞的同学和挚友。

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又进而主张“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以布尔什维主义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新民学会·编者说明》，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1979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其工作方针则是“以学为体”，开展新文化运动，重点抓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和妇女教育。他们认为“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新民学会·向警予的信》，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学会要以湖南为基地，“聚精会神”地革新小学教育和发展劳动教育，并将已呈发展之势的女学运动纳入其中。

为此，他们一方面大力发展小学教师和校长入会，一方面则派女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为妇女教育和劳动教育国际化开辟道路，向警予就肩负着这一重任：“决计俭学数年，将语言习好，情形习熟，设法大辟女子外出之路。”（《新民学会·蔡林彬的信》，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曼贞在这个时期先后以女校舍监、校长和女界组织俭德会主席等职务所从事的女校小学教育革新事业，正是新民学会妇女教育、小学教育和劳动教育革新运动的一部分，是在学会直接影响和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社会化倾向。女性主义实践的组织化与社会化，在曼贞身上具体体现为如下特征：

一是行为动机的社会化。她从事教育的动机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自立的个人欲望和志趣，而是基于改造社会和救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化要求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丁玲回忆说：

一九一八年春天，最可怕的事，我母亲一生中第二次最大的打击发生了。我的小弟弟寄住在一所男子高小学校，春天患急性肺炎，因无人照顾耽误了治疗，夭折了。我母亲懊悔悲伤，痛不欲生，从精神到身体都几乎垮了。但由于向警予等挚友们的开导，我母亲才又振作起来，并全力组织妇女俭德会，成立附属学校，一年后又毅然辞退高工薪的管理员职位，离开自己耗费过心血的县立女子高小学校，而专办妇女俭德会的附属小学。同时又创办文艺女校和工读互助团。互助团是工读学校，吸收贫苦孩子入学，半工半读。

（《我母亲的生平》）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到曼贞从万念俱灰中重新振作起来全力组织妇女俭德会和创办工读学校，其思想方面的原因是在向警予开导下，真正懂得了自己所从事的小学教育工作在女性主义实践和整个社会改造运动中的意义和作用，并由此认识到个人的付出和牺牲都是值得的。正是这思想境界的升华形成她上述教育实践行为的社会化动机：“改造社会”，“救国救民”。行为动机的社会化及其鲜明的实践效果，在她1918年的日记中有如下翔实记述：

这年夏天，我与数友风雨无阻四处奔走，筹备组织妇女团体“妇女俭德会”，至开成立大会时，到会者会员上千，还敦请了各界人士。大众推我为主席主持开会，报告妇女俭德会成立的宗旨，另有多人演讲，这实为本县之创举，一时热闹无已。

从此别开生面，不似以前那样悲苦了。又与友人相商，欲提高贫民女子知识和解救她们的痛苦，想于常德东关城乡办一平民工读女校，不独不取分文学费等项，还要使她们有进款。友人亦极赞成。我即准备将意图写出，呈请县政府立案。定名为工读互助团。分文科（实际就是扫盲）、艺科、学缝纫、纺纱、织毛巾。又进行募捐，登报，刷广告招生，校舍也租到了。但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学生来报名。因乡下风气闭塞，女孩裹小脚不出门，于是暑假中冒着三十多度的酷热，每天带着两个教员，均是我的学生，去乡下一家家宣传……后来因为成绩显著，学生识了字，又能学到手艺，还能帮助家里解决一些问题，而且都懂事了，有了向上心，于是学生越来越多，直到因为地方小，一时无法扩充，只得有所限制了。

（《我母亲的生平》）

二是行为角色的社会化。曼贞出面组织妇女俭德会或创办平民工读女校，所扮演的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角色，而是代表社会公众尤其是妇女群体权益的社会角色。因此她的行为准则是：为社会公众利益特别是妇女弱势群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她为救活濒临垮台的俭德会附属小学，毅然“辞掉了有钱可拿的好差事，而去做难做的又几乎是尽义务的事”。关于这件事，在她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

一年之后，俭德会的附属小学，问题严重，校长不负责任，致开学时，教员退约，学生不到校。我自己又是县立高小的管理员，而这个学校又正在蒸蒸日上之时，扩充了校舍，添了班次与教员，学生已达四百余人。校长非常倚重我，月薪也增加了。俭德会附属小学的规模条件都比较差，但这是我们妇女界自己创办的，不能任其垮台。会员们都建议我勉为其难，要求我为大家全力负担学校事情。我本不愿离开县立女校的原职，但群众热烈要求，我为形势所迫，只好下决心不畏艰苦，辞掉了有钱可拿的好差事，而去做难做的又几乎是尽义务的事，以我一个寒士来说，实在不容易。县立女校的校长还坚决挽留我，我只好面叙苦衷，声明我乃权衡两校的利益而决定去留的，校长见我义正言切，非常佩服，并云我如有事当相助。于是我又将全力重振这即将关门的学校。

（《我母亲的生平》）

三是行为理念的社会化。这时曼贞已将教育视为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己的终身事业，认为自己为此所作出的牺牲和自觉的行为决策，都因体现上述理念而具有了社会实践意义和历史价值。因此，她不仅不再为艰难牺牲而痛苦，反而以艰难牺牲所换得的事业成功而自慰。她在日记中记录了艰难创业时的崇高心境，说：“白天整日忙忙碌碌，至晚与二教师独守古庙，夜读不倦，假舒气以破岑寂。能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俾社会有所裨益，亦诚忘忧心有所慰也。”（《我母亲的生平》）

其次，是女性主义实践和女性社会组织的政治化倾向。所谓女性主义实践和女性社会组织的政治化倾向，是指这个时期女性主义运动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在实践上和组织上不同程度的结合。即在实践上，以平民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实践活动逐步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实践活动相结合；在组织上，自发性专业性妇女团体与组织随着规模和影响的不断扩大逐步靠近革命组织或置于革命组织领导之下。上述倾向在曼贞身上集中体现为她与新民学会深切而长久的关系。

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切而长久的关系作桥梁和纽带，才使她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实践上与新民学会保持了一致性，以致使她在大革命失败时以共产党员嫌疑而被剥夺工作权利。这经济制裁不仅置她个人于窘境，而且也累及在外飘流的女儿。丁玲回忆那时情景说：

这时革命潮流继续滚滚向前，从广东出发，来了个北伐，我在旧北京，没有赶上。我找老朋友施存统同志，他走了，不在北京。我找瞿秋白，也找不到了。我想上广东，但没有办法，只得留在那个死一样寂寞的旧北京。这时候，不仅政治上我没有出路，经济上也处在困境。我母亲一直在小学里当校长，当教员，她在临澧拿到的一点工钱，都给我了。她很开朗，让我出去，支持我，她说她自己不行了，不能到世界去闯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愿意怎么闯就怎么闯吧。大革命失败以后，她的职业也丢了。她不是共产党，但她有嫌疑，因为她老在那个地方搞什么妇女会、工读互助团。母亲没有了职业，没有了收入，我的经济来源也断了，一个人穷愁潦倒在北京。

（《我是人民的女儿》，1982年10月30日在临澧县县直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

回溯曼贞这段奋斗历程，有三次具有政治方向性的选择都与新民学会的几位朋友有关：

第一次是走经济自立和教育救国之路。这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但在其开端和遇到困窘时都得力于向警予等挚友革命精神的支持。这条人生道路的开端，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常德女子师范时期。那时曼贞与之结拜的七姊妹中就有后来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向警予和陶斯咏。这是中国第一批女性主义者在教育救国和男女平等旗帜下的结盟，也是曼贞走经济自立和教育救国道路的开端。被曼贞视为“见解高超”，“学问道德，可为全校之冠”的向警予，不但在这次具有时代性的选择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此后，每当曼贞陷入困境时，总热诚帮助，成为她走出困境，继续前进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辛亥革命失败后，常德女师停办，曼贞和向警予同考进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曼贞将儿子寄养在姨家，带着女儿入学，生活和精神都陷入困境，是向警予帮她走出困境。丁玲回忆说：“母亲带着我们到长沙，住进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向警予等六位阿姨也来了，都住在这个学校。我在小学一年级。课余常常到她们师范部去玩。那时我家生活是较贫困的，母亲把被子留给我和弟弟，自己只剩一床薄被。向警予同我母亲挤在一张床上，盖两床薄被。她还送过我们两听牛肉罐头，每餐我可以吃上几丁丁。”又说：“母亲在长沙只待了一年，因为没有钱继续念下去，托人在桃源县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缺位，便带着弟弟去桃源，把我留在长沙，寄宿在第一女师的幼稚园里。每天放学回来，幼稚园里静悄悄的，我常独个留连在运动场上，坐会儿摇篮，荡会儿秋千。这时，向警予阿姨就来看我了，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我这幼稚的寂寞的心灵。”（《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更使曼贞母女不能忘怀的是向警予对她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和帮助，其中对曼贞一生命运具有关键性影响的，是1918年春向警予去法国留学前十余天的“抵足谈心”。这时向已是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肩负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将赴法国勤工俭学。向的谈话和行为本身，对因儿子夭折而痛不欲生的曼贞，都是一次生动而深切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操教育，使她在痛苦反思后，决心要以向警予等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革命女性为榜样，走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路。虽因经济条件和女儿拖累不能与向警予同去法国留学，但也要在国内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和妇女教育等社会改造运动。这便是曼贞从1918年直到1927年将近十年间，不畏艰难、全力投身于创办妇女俭德会和妇女工读互助团的思想动力。

第二次是送女儿进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学习。她所以不顾学费昂贵而毅然选择这所学校，原因是这所学校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新民学会会员中向警予、蔡畅等一些杰出革命女性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而当时学校的管理员陶斯咏既是新民学会会员又是她在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和挚友，也是思想先进的新学家。此外，校长朱剑凡是她在长沙念书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当时也是新潮人物，1927年参加大革命，其子女后来也都参加了革命。这是革命思想的熔炉，青年丁玲正是在这里第一次较为集中而有效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和新文学的教育，为她后来成长为一位忠诚的革命女性和杰出革命作家打下基础。

当时对丁玲影响最大的是国文教师陈启明。他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并且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曾与毛泽东是同学。丁玲总是满怀崇敬和感激地追忆这位思想启蒙老师在自己青年心灵中留下的无法泯灭的印象。她说：

进了周南之后，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是全校最进步的人物。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泽东同志是同学。他订了许多的外边的杂志报纸，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笔画上圈交给我们读，读不懂他便讲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欢喜谈论问题，反对封建的一切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的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的频繁的礼节，公开的指斥那些腐化的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

又说：

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种下某些社会革命的种子，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在进周南以前，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可是我的作文总不十分好。因为是用文言作文，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和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翻译小说《最后一课》、《二渔夫》等是我最喜欢的，当然那故事的情调，写普法战争，法国感到快要亡国的痛苦，是深合于那时我们的情绪的。于是我便学着写，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枝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枝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明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刊于1946年5月5日《时代青年》第1卷第5期）

第三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身处逆境中的曼贞在人格上的自我选择。1927年5月21日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军阀何键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大肆捕杀共产党及一切革命群众。在被捕杀者中就有曼贞的学生和挚友，她自己也以共产党嫌疑而被当局停止工作。身处政治逆流中的曼贞面对着人格选择的考验：或放弃革命操守随逆流而沉浮，或恪守革命信仰而傲然矗立。她选择了后者。她的选择显然是挚友和同志向警予伟大人格长期影响的结果，而向警予的牺牲则使这影响更加凸显出来。

向警予1922年从法国归来后加入共产党，历任第二至第四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中央委员和妇女部长，曾领导上海丝厂和烟厂工人罢工；1925年至1927年初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4月回国后在武汉总工会和湖北省委负责工农运动的宣传、领导工作；1928年春在汉口法租界被捕，5月1日英勇就义。向警予的牺牲是她伟大而崇高的革命人格美的完成，屠刀虽夺去英雄的生命，但无私无畏的英雄行为却使她的伟大人格放射出灿烂的光华，在人们的心灵里获得永恒，而且更铭刻在曼贞母女的生命里，成为她们永远的榜样和力量。所以向警予的牺牲虽使她们悲痛，但在灵魂深处所唤起的却是对牺牲者崇高美好人格的崇尚和皈依之情，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心灵境界得以升华，更加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丁玲在《我母亲的生平》中援引母亲当时的日记说明上述心境：

第二天（指马日事变后的第二天）早饭后，我仍旧出外走动，看见今日情形与昨天大不相同，不独没有鼓号之声，行人稀少，所贴标语，若经雨之花片，又好像一些大小蝴蝶，松枝牌坊也是乱糟糟的。我感到顷刻要发生什么事情，急去打问……话没说完，只听得啪啪几声枪响。我又急急回家，有人又说现在满街都是兵，背着枪捉人，某家的少爷打死了，某学生让枪毙了……从此没有好消息，一会儿说谁被捉了，一会儿又说什么地方关了许多人。我觉得我受刺激太深，神经紧张，全身乏力，成天躺在床上。……又常有人说“某女生亦在其内”，或说，今天的那个年纪很小，还不到十五岁咧……还形容他们的状态和其家庭如何。这些话都使我听了如万箭钻心，恨不能放声嚎啕大哭。我用两手捧着头，靠在书桌上任泪水澎湃以杀悲。可怜的热血青年死得真冤枉，我那可爱的勇敢有觉悟、舍身为国的青年们哟！这次将我国的元气太丧了！国家前途就败落在这群自私自利的奸滑之徒的手里吗？

可见，在反革命大屠杀的血腥屠场上，曼贞是一个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其心境恰似鲁迅《悼杨铨》一诗所抒：“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从这里所看到的已不仅仅是一个爱国的向往革命的知识女性对牺牲者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向警予等伟大人格力量对曼贞等革命信仰追求者的深刻影响。向警予牺牲了，她无私无畏、忠贞不渝的伟大人格却在曼贞母女身上得以继承和永存。丁玲回忆说：

大革命被扼杀了，在听到许多惨痛的消息的时候，最后却得到九姨光荣牺牲的噩耗。这消息像霹雳一样震惊了孤独的灵魂，像巨石紧紧地压在我的心上。我不能不深深地回想到，当我还只是一个毛孩子时就有了她美丽的崇高的形象；当我们母女寂寞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时，是她像一缕光、一团火引导着、温暖着我母亲。尽管后来，她忙于革命工作，同我母亲来往逐渐稀少，但她一直是我母亲向往和学习的模范。我想到我母亲书桌上的几本讲唯物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就感到她的存在和力量。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3.女性主义实践发展阶段（1928—1948年）

女性主义实践与左翼文化运动及民族救亡运动的结合，是该时期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标志。随着丁玲等新一代革命知识女性实践中心地位的形成，曼贞等老一代女性主义者逐渐退居二线，由革命实践者变为革命实践的支持者。这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20年。曼贞作为革命母亲在与革命一起受难：先是胡也频牺牲、丁玲被捕，使她在极度精神痛苦中毅然担负起抚养革命后代的重担；而后是女儿只身秘密逃往延安，她孤身滞留湖南，在艰险危难环境中度过长达十几年的飘流生活。

关于第一段（1928—1936年）生活，丁玲有如下回忆：

学校的事都有旁人代替，她不能不蛰居家中，苦闷极了。我虽然于一九二九年接她到上海住了几个月，还去了一趟杭州。但终因我当时经济困难，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回湖南一人独居……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牺牲后，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请她照管，她慨然应允，丝毫没有表示为难。我先把也频被害的消息瞒着她，后来她知道了，但来信从不问我，装不知道，免得徒然伤心。

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后，我母亲写道：

“五月尾，我的乱星又来了。女本有许久未来信，外边传的消息非常恶劣。想法给她朋友去信，或向书店中探听。每到夜静，哀哀哭泣，心肝寸裂，日里则镇静自若，不现一丝愁容。幸灾乐祸者多，纵有安慰者，亦徒增吾之悲痛。……”

一九三六年，我为了准备逃离南京，要母亲带孩子先回湖南。母亲写道：

“默察吾女似有隐忧，烦闷时则向小孩发脾气。女亦与我商量，要我带孩子回湖南。纵然难舍我女，但看形势，不能不暂时分手，我应尽我个人之力，决定携小孩别伊等之母。从此南辕北辙，晤面难期，前途渺茫，唯靠我一颗忠心，两手操劳；唯愿吾女得志，以图他日相会。……”

（《我母亲的生平》）

第二段生活（1937—1948年），丁玲有几则说明，并公开了母亲的旧稿以阐释她那时的心情。

说明一：

一九三六年冬，我到了保安。抗战初期，我从延安去信给她。她情绪极高，来信说：“我早知道你全心只在‘大家’，而‘小家’你也不会忘掉的。望努力为国，无须以我等老小为念。”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前，我想把她和孩子都接到延安。组织上考虑，认为延安非久安之地，孩子可以接来……因此我去信，请母亲把孩子送到延安。母亲在旧稿中写道：“两京沦陷，时局日非，只得忍痛割爱，将两小孩若邮局寄包裹样，由四侄（即武陵同志）送交伊母，吾则飘浮无定踪，非人之生活较前苦百倍矣！”

说明二：

抗战前后这十余年，母亲的生活是够凄凉的，也够磨练人的。这时期她的来信，常常使我黯然无语。但她总在诉苦之余，还勉励我努力工作，教诫孙辈好好读书。我在这些信中看到她将倒下去的衰老的身影，也常常体会到她为等待光明而顽强挣扎的心情。她在回忆稿中经常流露凄婉的情绪，但又显示着她坚忍豁达的心情。

最能体现曼贞女性主体意识时代特征的是她感时而发的十首旧体诗。这些诗可按其内容分为四类：

其一，抒民族悲愤的爱国篇。包括律诗四首，其中如下两首可为代表：

山河破碎千万顷，断壁颓垣草木横；

满目疮痍应堕泪，风声鹤唳却心惊。

危机暗伏何日了，朝餐夕宿不时更；

为惜流光图苟且，欲安脏腑暂栖身。（1939年）

雪花抚面腊尽时，踽行山径意迟迟；

怕看桃符除旧岁，喜听松风似马嘶。

地图变色何日复，天道循环定有期；

壮志凌云空怅恨，投笔请缨少人知。（1941年）

其二，抒志士情怀的巾帼篇。包括绝句两首：

苦历风尘魔孽多，运蹇时乖莫奈何。

踏遍天涯谁能识，年华荏苒枉蹉跎。

白驹闲向隙中过，搔首问天究若何？

力拔山兮无用处，不生不死且放歌。

其三，记流离之苦的陋室篇。包括绝句两首：

南孔北穴挂朝阳，地势凸凹古书藏，

面山临水风刺骨，苍松庭立傲秋霜。（1941年）

白发苍苍睡烂床，断简残篇不用装，

几摇案倒东西置，橱无门屉任鼠忙。（1941年）

其四，为民请命的革命篇。包括律诗两首：

雨雪送残年，平民苦熬煎；

橱中无柴米，儿妻又号寒。

北风利如剑，荷担行路难；

那知胜利后，犹戴复盆冤。

物价增千倍，米珠薪如桂。

富者已成贫，贫者何足论，

虎狼相争食，蝼蚁岂能存？

前途花灿烂，留给予儿孙。（1946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71岁的曼贞被女儿接到北京，至1953年病逝，终年75岁。这四年是她生命的尾声，也是她思想追求的又一高峰。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多年乡居，与世隔绝，知识、思想都落后了，因此她每天都读书看报，手抄《矛盾论》、《实践论》，听艾思奇同志讲解大众哲学的广播”。她有强烈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欲望：1950年北京组织工作队到新解放区参加土改时，她“要求组织上允许她回湖南参加工作”。她热切希望加入共产党：“一九五一年她问陈明，入党须有什么条件，她希望争取入党”，在1953年她逝世前两个月，“还慨叹自己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而深感遗憾”（《我母亲的生平》）。

可见，一生向往革命、追求真理，而又把理想寄于女儿身上的曼贞，至此已实现了她的人生目标，以其艰难的人生历程证明：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是近现代中国女性主义运动成功的必由之路。

《母亲》（第一卷）所写的是曼贞人生历程第一阶段开始三年（1909—1911年）的生活，即在新思潮影响下毅然携子女离开临澧夫家返回常德故里和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后的读书生活。小说背景是辛亥革命，作者为了表现第一代知识女性所处的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典型环境，特别突出了革命党人及革命思想的影响，以致引起某些批评家的误解，认为作品主旨在于反映辛亥革命，且由此批评作品没有更好地表现革命时代的特点。

最早从女性主义文学角度批评《母亲》的则是茅盾的《丁玲的母亲》（1933年9月《文学》第1卷3号，署名东方未明）一文。作者在反驳上述观点后，对《母亲》（第一卷）的主题及其意义作出如下概括：“《母亲》的独特的异彩便是表现了‘前一代女性’怎样坚苦地在‘寂寞中挣扎！’也许将来还有作品把这样‘前一代女性’的挣扎为题材，而且比《母亲》写得更好；但在现今，我们不能不把这部《母亲》作为‘前一代女性’怎样从封建势力的重压下挣扎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这一串酸辛的然而壮烈的故事的‘纪念碑’看了。”展示中国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在新思潮影响下，面对强大的封建主义和男性社会法权的统治与压迫，毅然走出家庭囹圄，投身于以教育为途径的女性主义启蒙运动，进而走向自立、自强之路，正是《母亲》作为女性主义文学在主题和题材上的独特和新颖之处，也恰恰在这里体现出它在女性主义文学史上“纪念碑”的意义。

曼贞是维新运动至五四运动前那个社会转型期的典型性格。光明与黑暗交替的现实迫使那一代知识女性必须面对两种选择：一是做家庭和社会的叛逆者，冲出封建主义和男性法权的重围，投身于以教育为途径的女性主义启蒙运动，走自立自强之路；二是做恪守旧道德的牺牲者，在家做从父的闺秀，出嫁做丈夫的奴仆，夫死则做从子守节的贞妇。曼贞虽最终选择了前者，但有一个曲折过程。在30岁前她还是旧道德的牺牲者，由书香气浓郁的大家庭里的闺秀而成为另一个家运败落的封建世家里的少妇，并且生下一男一女。她的觉醒从根本上说是那个光明与黑暗交替时代的必然趋势。这必然性趋势在时代环境上为曼贞的觉醒提供了两个必需条件：

其一，是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

小说开端颇似《红楼梦》，着力介绍江（曼贞的婆家）、于（曼贞的娘家）两大家族由兴隆迄于破败和分化的状况。江家后代全是挥霍无度、不会理财的败家子，曼贞的丈夫就是这群败家子中的末代少爷，他聪明而无作为，富贵而短寿，就正是嗜吸鸦片和生活浮靡的结果。丈夫早死，虽把曼贞逼到人生窘境，但却使她从封建夫权和族权的绳索与淫威中解放出来，从而增强了摆脱封建道德和家族制度束缚，走自立之路的决心与信心。于家与江家不同，原是书香门第又加老一辈相继去世，而新一代当家人于云卿则是在维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先是在当地办新学和出版宣传新学的刊物，后在上海参加革命党。曼贞从江家回到于家后，所以毅然作出进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决定，便是受了弟弟于云卿教育救国论和“欲强家国”“首应倡女学”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其二，女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开展。

女性主义启蒙运动是在维新思潮影响下兴起的，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倡办女学对妇女进行女性主义启蒙教育。由于倡办女学堂的都是受过西学教育而又具有维新或革命思想的上层知识分子，所以女学运动是首先从文化政治开放的上海、长沙等大城市开始，然后逐步影响和发展到中小城镇。常德女子师范学校便是在上海和省城长沙的女学影响下，由革命党人程仁山和于云卿领导创办的，而曼贞一个年过三十而又有两个孩子拖累的寡妇，所以毅然决然地走进这所新型女学成为常德历史上第一批女学子，也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小说以曼贞思想转变为线索，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风貌和特定时代内容。

首先，作者通过创办女学的艰难历程揭示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艰巨性和历史必然性。创办女学的阻力主要来自长期的男性社会法权及其意识的统治。这种长期的统治一方面形成维护男性法权的法律、制度和男性中心道德，一方面则使妇女被剥夺家庭和社会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丧失了社会主体意识和独立生存能力。因此，虽然兴办女学是妇女获得主体意识和独立生存能力的途径，但却必然遇到来自社会的及妇女自身的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从省城来常德办学的女教员褚先生的口说：

讲起来，你们这里算开通了。堂长昨天同我说，办这个学堂也不知有多少人反对，但是究竟也有了这么多学生。前几年省里召南女学堂的堂长也是刚从日本回来，要办学堂，赞是有人赞成，可是没有学生，没有法，先办起来再讲，每天用轿子去接几家亲戚中的小姐。什么音乐体操都没有，只请一个先生讲书，当中还挂一幅帘子，先生和学生都只听见声音，看不见人。慢慢城里几家大户人家也就送了学生来。慢慢才取消了帘子，添了课程，府里看着他办得好，又请他办了一个女子师范，现在两个学堂都有两百多人，毕业了好几十，骂他的人还是有，说好话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这是对中国近代创办女学的艰难历史情状真实而生动的描述。从中使我们不仅看到以女性主义启蒙为内容的女学运动因与男性社会法权的深刻矛盾所产生的艰巨性，而且看到了女学运动因女性主义启蒙的时代要求而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其次，小说通过女性主义的觉醒揭示了女性主义启蒙运动与女学运动、维新运动的深切联系。所谓女性主义觉醒，就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当时就是以秋瑾为榜样，走出家庭，以教育为途径发展自己的思想和才智，走自立、自强之路，终至成为社会改造的栋梁和主体。这既是女学运动的目标，也是女性主义启蒙的内容。在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是被作为新思潮影响下女性思想发展潮流和必然趋势来描写的，因此它在人物身上的体现总是因其接受新学影响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对曼贞影响较大的金琼、夏真仁、于敏芝、蒋玉、吴鼎光的妻子等便都是受新学影响而开始觉醒的女性，但由于家庭环境、文化素质和所受新潮影响程度不同，其思想境界可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追求时尚和个性自由。杜淑贞和吴鼎光的妻子可为此类代表。她们都是富家中握有经济权的少妇，对女学产生兴趣，并非出于经济自立或改造社会的动机，而是把新学视为任个性自由发展的时尚来追求。杜淑贞原是一个大商人的女儿，从小没有母亲，因要常常帮她父亲管家，所以练得很能干。出嫁后丈夫是个多病的少爷，她便很快当上大家庭掌家人，只两年时间就买进百来石田，成为当地首富。在家庭中她自由自主，虽没有感受族权和夫权压迫的痛苦，却为在新学已成潮流、读书已成女子时尚的年代而家族中没有读书人而深感遗憾。但自己又不能进学校读书，于是便一方面怂恿丈夫进了省城的中学，一方面利用结盟聚会等形式结交读书人做朋友。她对曼贞和夏真仁说：“我以为我们再邀几个人结拜一下也好，都要志同道合，大家一条心，将来有帮手，要做什么事也容易些。我现在虽说不能上学，可是心还不死，愿意同你们一块儿，人不中用，就在别的方面出点力也行的……”

吴鼎光是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物，他妻子对女学的兴趣全是他影响和怂恿的结果。小说有一段关于她的精要描述：“她年纪虽说已经二十七八，可是俏皮得很，长个子，发髻梳得很高，长长的脸庞，端端正正放在颈子上边。也是一个爱看小说的人物，笔生花、孟丽君是她最熟的。……她因为没有小孩，又加上吴鼎光的怂恿，也预备进学堂玩玩。”但女学不仅有许多门功课，而且还有集体生活方面的严格管理，所以她入学不久就因不能吃苦退出了。

第二个层次是追求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类女性较多，以金琼最为典型。金琼是革命党人程仁山的妻子，虽年近三十却还为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而在丈夫帮助下到上海女学堂读书，毕业后做了常德女校第一批女教员，成为女学运动和女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锋。在小说中她是被作为新女性楷模来描写的，不仅以顺乎时代潮流的人生选择启迪妇女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在关乎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的行为文化方面，也勇于打破传统，标新立异，开风气之先。小说运用对比方法描写了她在服饰上的标新立异：

这天程家虽说只请了十来个女客，却热热闹闹早就到齐了。都是穿的时样衣服。什么四季花缎，十样锦缎，镶花边儿，品金边儿，真是五颜六色。头上的金珠宝石，颤蓬蓬的京花，还有手上戴的，躲在裙子里边的各色绣花镶花的精致的小鞋，分不清谁好谁歹，谁美谁丑。……却谁知这位程家二嫂子才真特别，干干净净一副脸儿，脂粉不施。头上也光溜溜的，只一根金簪子绾着发髻，耳环戒指都不戴。穿一件灰绸夹衫，滚一道窄边，袖口小了好些，正身也短些。大褶黑裙系得高高的，脚全露在外边，放大了好些，光面元色闪缎鞋，连白袜子也看见了。大家都同她说客气话，恭维她，问长问短，心上却安着一个心：“难看死了！”

她的服饰虽与世俗格格不入，尚未被一般女性所接受，但却因具有现代文明的审美内涵而代表着女性文化的方向。

第三个层次是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献身于革命和社会改造事业。这是女性主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达此境界的女性较少，唯夏真仁可为代表。夏真仁的原型是曼贞的挚友、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妇女运动杰出领袖向警予。她虽只16岁，但却早已从在上海读书的表兄处读了许多宣传维新和革命的报纸，接受了教育救国论和社会革命论的思想：“她有绝大的雄心，她要挽救中国”，“她知道一个在家的小姐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她一听说武陵有女学堂，便在家里同父亲争辩了几次，结果她同着她小的嫂嫂一块来武陵了”；她认为要救中国，一定先要有学问，还要有一般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她入学后不仅思想学问为全校之冠，而且因特别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快就成为有志女性的思想领袖。

她热诚地拥护和支持程仁山、于云卿等革命党人的事业，曾与曼贞拟订了一个与他们协同行动的计划：先以结盟形式把志同道合的女性组织起来，然后去同于云卿等说开，假若他们真是革命党，就同他们一块儿干。在讨论时夏真仁总以最坚定的语言激励大家，说：“看看我们的地图，这十几年来土地去了多少！瓜分中国的时候到了，那时就得做亡国奴，人民假如还不自觉，不联合起来把满清赶跑，自己立国，真是不得了！”她批评程仁山等不主动组织她们参加革命行动是看不起女子，说：“看不起女子呢，可是女子之中也有像秋瑾那样的，我们只要多读些书籍，不是那些时文八股，我们能干些，不怕他们！不过我总以为秋瑾太傻一点……”又说：“假使有需要我的地方，我是不怕死的。”夏真仁那时虽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代表着中国女性主义运动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方向。此后历史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上述女性虽觉悟程度不同，但却都是在维新和革命新思潮影响下女学运动和女性主义启蒙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参加者。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是她们人格的时代内涵，通过女学接受女性主义启蒙则是她们人格转换的途径。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女性主义觉醒者，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都同革命党人或维新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思想动力正来自推进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时代思潮。小说正是通过上述共同点展示了近代女性主义启蒙运动的时代内涵及其与女学运动、维新运动的深切联系。曼贞便是这个典型时代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环境影响下由传统的寄生的大家少妇向现代的自立的知识女性的转换，是那个社会转型期所赋予她性格的时代特征。

其三，小说通过曼贞典型性格塑造历史地再现了中国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在时代潮流推动下从痛苦挣扎到奋发觉醒、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人生历程。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大都是首先感受欧风西雨的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曼贞就因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闺秀，所以幼年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但男性法权统治是不可逾越的，她天经地义的前途是嫁夫生子，而不是如男性同胞那样继续读书立业。因此，从大家闺秀到大家少妇，曼贞所走的是一条带着封建主义女性道德枷锁而走向命运陷阱的牺牲者的路，其人格特征是囿于传统而不思觉醒。丈夫的死，在把她推向生存窘境的同时，也引发了她对人生和命运的痛苦反思，使她第一次感悟到自己所面对的命运之敌不是丈夫留下的债务和子女的拖累，而是势力强大的男性社会法权统治下的不平等的两性道德，她便是这不平等道德的牺牲品。小说通过曼贞回到于家第一个夜晚的一段回忆对比，写出了上述人生感悟：

这一晚她都没有休息，同她的弟弟、弟媳，和一个住在这里的年老的侄媳，絮絮的谈到夜深。她问了许多，听了许多，又述说了许多。这全是一切不堪闻问、更不堪回忆的情境，于是一边讲一边又流眼泪，直到打过了三更才睡。在被窝里还不免一人悄悄的哭了又哭。她一点也不能同她兄弟相比。他是一个有为的、从小就以聪明能干为人称道的男子。而她呢，她只是一个软弱的女人。他是拥有很丰富的产业，她却应该卖田还债。她只比他大一岁，他们小时候总在一块玩，她什么都不弱于他，但是后来，他读书了，她只关在房子里学绣鞋上的花，他又进了学，她只能在屏门后羡慕他的荣耀。现在呢，差得更远了，他有学问，他有思想，他有事业，他的前途无限光明。而她呢，她只能听幺妈的话，孵一百个小鸡，养一窝小猪，种一点花生，还种点南瓜！他的小孩将因为他成为像他那样，像祖父那样辉煌的人物。而她的小孩就只靠在她的小鸡身上，这一切都不能再想下去了！她能不怨天尤人？尤其使她不甘服的，就是为什么她是一个女人，她并不怕苦难，她愿从苦难中创出她的世界来；然而，在这个社会，连同大伯子都不准见面，把脚缠得粽子似的小的女人，即便有冲天的雄心，有什么用！一切书上，一切的日常习惯上都定下了界限，哪个能突过这界限呢？

这段描写，真实地揭示了中国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即将觉醒时的典型心理：一方面感悟到男性中心的道德和法权是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从而产生不平和愤慨，一方面却因传统文化强大和长期压抑摧残而造成的自身软弱与无可奈何，从而陷入心灵的巨大痛苦与悲哀之中。这觉悟了而又无路可走的悲哀，却是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第一步，也是她思想人格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基础。正是从这里所产生出的思变图存的强烈欲望和情感动力，使她成为女学运动和女性主义启蒙运动最主动、最热切、最坚定的拥护者和参加者。

曼贞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始于进常德女师读书以后。其觉醒过程可以她拟订的两个行动计划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主体意识的内涵是经济自立和人格自由。其行动计划是以女学为途径接受女性主义启蒙，获得独立生存技能，走自立之路：“她不愿再依照原来那种方式作人了，她实在想，而且要替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她要不管一切的讥笑和反对，她不愿再受人管辖，而要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了。”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她首先征得弟弟云卿的同情和支持，并决定把在江家的家产统统卖去，住在娘家上学。其次是以礼教叛逆者的姿态应对江姓家族的阻挠。她自强、自尊，独立不依，曾在弟弟面前表示：“江家那边，我自己对付，爷爷们既不能替我还账，又不能替我抚孤，也就管不到我许多，我只要规矩，不差礼数，我就不怕。”再次，以请客会友的形式联络女校师生感情，形成女性群体凝聚力和互助精神。她此后艰难的学习生活便是在这群体中许多挚友影响和帮助下度过的。

后一阶段主体意识的内涵是做教育救国和改造社会的主体，其行动计划是组织女校师生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于云卿和程仁山组织的朗江书社已办起宣传革命的报纸《朗江之光》，并经常替上海出版的几种杂志报纸设代派所。这些报纸杂志在女学堂里点燃了曼贞、夏真仁等有志女青年的心。于是便以曼贞为首拟定了参加革命党人活动的计划。她说：“我听我大姐说过，说仁山要卖田，可是她爹妈不准，实在他们也没有好多田。至于讲到我们，你们都是些毛头姑娘，千争万争得到这学堂读书，已经算了不起了；我呢，虽说可以自主些，我又是个寒士。我们想为国家尽一分力，说钱是没有希望的。不过我却有这样一个主张，先把人马弄起来，多邀一群人，然后我去同舍弟说开，假如他们真是革命党，我们就同他们一块儿，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假如他们不是革命党，我看也是要求革新的，他们是赞成我们的，那我们和他们一块儿，还要他们介绍同外边发生关系……”正是上述主体意识所形成的人格独立和社会改造的理想成为曼贞在艰难中挣扎、奋斗和前进的动力。

《母亲》虽是一部未完的长篇，但在女性主义文学史上却有独特的意义。这便是：（1）塑造了以于曼贞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形象，写出她们思想人格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艰难历程，为现代女性主义人格理想构建提供了历史依据。（2）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女性主义启蒙运动，揭示了它在思想上与维新运动所倡导的教育救国论和社会改造论的深切联系，为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现代女性主义运动方向提供历史实证。（3）在文体上尝试借鉴《红楼梦》手法。作者说：“这是我在写这些短篇中间，觉得欧化了的文章不好，有意识的想用中国手法，按《红楼梦》的手法去写。我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比较熟悉，也比较适于这种写法，就写下来了。”（《答〈开卷〉记者问》）所谓《红楼梦》手法，所含内容比较丰富，但《母亲》所借鉴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描写封建大家庭中的叛逆性格，特别是在封建礼教和男性法权双重压迫下的女性叛逆性格。林黛玉、尤三姐、晴雯等就是此类典型性格。《母亲》中的于曼贞、夏真仁、金琼等也属于这类叛逆性格，尽管因时代不同，她们已具有更为高远的理想与抱负，但面对传统礼教和男性法权的压迫、戕害所表现出的坚忍、决绝的叛逆精神和女性人格的独立自尊，却是一脉相承的。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塑造人物。《母亲》中虽有革命党人的活动，但都是作为背景描写的。中心人物于曼贞的性格主要是通过江、于两个家庭和常德女校中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塑造的。三是在对照中描写人物性格。这一手法在《母亲》中也得以成功运用：有于曼贞和弟弟于云卿两个性格发展历史的对照；在女性性格群体中既有于曼贞和夏真仁两个志同道合的挚友性格的对照，又有于三太（于云卿的妻子）和程二嫂（程仁山的妻子）两个革命党人妻子的性格对照，还有杜淑贞和吴鼎光太太两个富家少妇的性格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