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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气、真趣、真意”，郑板桥独创“六分半书”新书体，楷、草、隶、篆融一体，笔方法多样，结体夸张，长窄更长窄，宽的更宽，斜的更斜，章法布局大小错落，上下左右互相响应，疏密相间，所谓“乱石铺街”，富有节奏韵律感，独创写意，着意趣味。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官山东潍县县令，有政声，“一枝一叶总关情。”

乾隆十四年（1749年），潍县城县衙西侧城隍庙雨中倒塌，知县郑板桥建议修缮。三年后，潍县城隍庙（位于今天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城隍庙街）修葺一新，郑板桥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作成《新修城隍庙碑记》志其事，并由司徒文膏勒石（城隍庙碑，190×80cm，现藏于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纸本，行书，22.3×18.3 cm，12开）乃《新修城隍庙碑记》草稿，初成于乾隆十六年岁末，碑文如下：

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故仰而视之苍然者，天也；俛而临之块然者，地也。其中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让而能礼者，人也。人则非天，天则非人，断断如矣。自周公以来称为上帝，而后世又呼为玉皇。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范之以金，塑之以土，刻之以木，斫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而天下后世遂裒裒然，从而人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即如府州县邑，皆各有城如环无端，而齿齿啮啮者是也。城之外有隍，抱城而流，而汤汤汨汨者是也，又何必乌纱袍笏而人之乎?而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生死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之以十殿之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烝（钅历）以惧骇之。而人亦裒裒然从而惧之矣。非惟人惧之，而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淅淅，吾亦毛发栗竖，状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信不爽也。子产曰，凡此所以为媚也。愚民不媚不信，然乎！然乎！潍邑城隍庙在县治西，旧颇整翼。乾隆十四年大雨，两廊倒塌，而东廊更甚，燮于朔望瞻拜，见而伤之，谋诸绅士，是宜新整，诸公咸曰：“俞。”于是鸠工庀材，重建两廊，高于旧者三尺，其殿厦、寝室、神像、炉鼎、鼓钟，焕然—新，是亦足矣。而于大门之外，又新立演戏台一所，费用几及千金，不且多事乎哉!岂有神而好戏者乎?是又不然。（读）《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屡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乐琴瑟，谁其知之？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令人激昂慷慨，回心向道者亦不少也。至于鄙俚之辞，情欲之事，直可置之不论耳。此戏台之设，亦不尽为多事也。总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此人而神者也，后世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中霤井灶，此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然自古圣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茧栗握尺之牲，太羹元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璉簠簋之华，天地神祗岂尝食之、饮之、服之、驾之哉？盖在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愿慕以致其崇极云尔。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言之，直可探千古之礼意矣。

《重修城隍庙碑记》草稿，赋予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夸大了主笔在字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了用笔上潜在的刻板，结构上采用字形的长短、大小、宽窄进行调节，一气呵成，在相对统一的笔势连贯中出之自然而又能做到一定的变化有度，在对比的流美中溢出朴拙的古意。

《重修城隍庙碑记》由赵六吉装裱成册，乾隆十七年元日（即1752年2月5日），郑板桥作了题跋：

板桥居士作城隍庙碑草稿初就，赵君六吉即剪贴成册，可谓刻划无盐，唐突面子矣。是碑不足观，而作文之意，无非欲写人情所欲言而未能说者，实在眼前，实出意外，是千古作文第一诀。若抄经摘史，窃柳偷苏，成何笔乎？乾隆十七年元日，板桥道人郑燮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