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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6 09:50:22 来源: 浏览:

藩镇与太监,谁才是毁灭大唐王朝的“终极毒瘤”?

谁才是大唐王朝的“终极毒瘤”?

公元904年春正月,梁王朱全忠领数万大军,自汴州往京城长安逼近,同时向皇帝——唐昭宗李晔送上密奏,说手握禁军兵权的宰相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要求立即将其诛杀。

宣武节度使、梁王朱全忠(又名朱温)剧照

当月十日,宰相崔胤便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并于两日后被诛杀于自家府邸之中。6600人规模的禁军士兵也遭就地遣散。

十一天后,唐昭宗在大明宫延喜楼上,又接到了朱全忠送来的第二道奏折,说“因为京城不安全”,请皇帝即刻自长安迁都洛阳!

此刻,京城长安共驻扎有两万余梁王系兵马。朱全忠本人统领的数万大军也已逼近至距长安仅200公里的河中藩镇(今山西运城市一带)遥相威慑。而本该贴身保护皇帝的6600名禁军士兵则刚刚于十一天前遭到全部遣散。

正月二十六日,别无选择的大唐皇帝只得离开长安,踏上前往洛阳的旅途。与他一同前行的,不仅有朝中文武百官,还有被强行驱离家园,数以万计的京城百姓。

皇帝车驾甫一上路,留驻长安的梁王系军队便动手拆毁皇宫与民屋。作为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皇权象征的恢宏宫殿,和曾经极尽繁华的长安皇城,自此便陨落于烟尘之中,沦为一片废墟。房屋被拆下的木柱、大梁则被投入渭河,顺流而下,用于洛阳皇宫的修缮。

大唐辉煌象征的长安城沦为一片废墟

《资治通鉴》: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正月二十八日,当皇帝车驾抵达华州(今陕西渭南市)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山呼万岁。但唐昭宗却流泪答道,不要再叫万岁了,朕很快就不是你们的皇帝了。

《资治通鉴》:甲子,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

不出唐昭宗所料,当年八月,这位大唐历史上的第二十位皇帝便被梁王朱全忠刺杀于洛阳皇宫。随后,他年仅十三岁的儿子李祚被立为大唐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

三年后,朱全忠又以“禅让”的名义,从唐哀帝手中接过皇位,建立后梁。至此,那个一度成为封建王朝巅峰之一的大唐王朝,终于走完了它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漫漫旅途,在历史的迷雾中黯然谢幕了。

然而,大唐之陨落固然让人痛惜,也不禁令人生疑: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最终走到国破家亡这一步?

许多人认为,藩镇与太监,是导致大唐灭亡的“两大毒瘤”。比如最终杀死唐昭宗,并取代大唐的朱全忠,正是藩镇节度使的代表人物。

那么,既然许多人都知道藩镇与太监是“两大毒瘤”,那大唐的历代统治者又为什么没能做出有效的应对,以至最终让藩镇节度使朱全忠控制了整个朝廷,并走向亡国呢?

要拨开笼罩在历史之上的层层疑云,让我们先从“两大毒瘤”之一的藩镇开始说起。


藩镇割据的由来

“藩”指藩篱,“镇”即镇守。顾名思义,藩镇是负责卫戍的军事机构,最初设立在边境地带,管辖数万军队。藩镇首席长官称为节度使。

《新唐书 兵志》: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

为避免藩镇演化为军阀集团,在职务设立之初,节度使只负责军事,不管地区行政事务(由州刺史负责)。每隔数年,朝廷还要对节度使进行轮调,以防止后者与下属“走得过近”。

此外,当时的兵役制度设计,也能有效弱化士兵的“非分之想”:官府将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作为回报,农民要响应兵役。开战时,农民跟队伍到前线,成为士兵。停战后,士兵又回到家乡,继续种田。由于士兵总牵挂着“一亩三分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追随武将“造反作乱”。这种兵役与耕地相绑定的制度,称为“府兵制”。

《新唐书 兵志》: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有吞并四方之志的唐玄宗李隆基(剧照)

到唐玄宗李隆基之时,因皇帝有鲸吞四方之志,所以朝廷于河北、西北、西南、朔方、西域等边境区域常年驻扎重兵,以支撑同外族的大型战争。为了赢得胜利,唐玄宗尝试在“提升藩镇效率”与“限制节度使权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 他允许节度使连续就职十年以上。因为“熟手”的运作效率通常更高。
  • 同时,唐玄宗还尝试把多个藩镇交到同一位节度使手中,以便在多军团联合作战时能够步调一致。
  • 此外,自大唐建国以来,经历了上百年的土地兼并,大批农民已失去耕地,也让兵役与耕地相绑定的“府兵制”无兵可征。为了解决用兵需求,唐玄宗打破了耕地对兵役的限制,开始大量吸纳无业游民入伍。

《资治通鉴》: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馀年不易,始久任矣。

《新唐书 兵志》: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

然而,以上举措也为野心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在长达十四年不调岗的情况下,驻扎河北的节度使安禄山悄然完成了对下属的“大洗牌”,并最终集结了多个藩镇共计十余万大军,于公元755年11月发动了叛乱。

为了应对新挑战,自幻梦中猛醒的唐玄宗只得放弃“吞并四方”的执念,将边境精锐部队悉数调回中原,同叛军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

八年后,经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唐玄宗的孙子——唐代宗李豫赢得了最后胜利。面对来自河北幽州、魏博、成德三个藩镇(又称“河朔三镇”)的降将,唐军前线副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避免“鸟尽弓藏”的悲剧重现,做出了“养寇自重”的决定:他既没有将“河朔三镇”的主帅调离其岗位,也没有对其军队进行分散收编,而是让这三个藩镇保留“安史之乱”中的割据模式继续运作。

因为只有当“河朔三镇”不受朝廷控制时,仆固怀恩才能以防备“三镇”的名义,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价值。

《新唐书 仆固怀恩传》:怀恩自见功高,且贼平则势轻,不能固宠,乃悉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之,潜结其心以为助。

就这样,“河朔三镇”便成为大唐藩镇割据的起源。至王仙芝、黄巢起义之后,几乎所有节度使都以“河朔三镇”为样板,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从而在事实上架空了皇帝统治。

那么,对于“带头坏了规矩”的“河朔三镇”,唐代宗为什么会选择“忍气吞声”呢?因为皇帝也有难言之隐!

  • 经历长达八年的战乱,帝国的兵力、民力、财力均出现“断崖式下跌”,急需“休兵止血”。
  • 比起“河朔三镇”,在“安史之乱”中崛起的新一代超级节度使,例如“养寇自重”的仆固怀恩等人,更让皇帝忌惮。

因此,较之纠结于“河朔三镇”,唐代宗更希望让全天下尽快回归正轨,并从长远角度找到制衡仆固怀恩等超级节度使的新办法!

提供答案的,正是“两大毒瘤”中的另一个——太监!


太监的崛起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皇帝对大臣越忌惮,太监干政的概率就越大。因为心存忌惮,皇帝就总有些事“不便摆上台面”。这时,作为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太监,便成为帮主子“暗箱操作”的最佳人选。

“安史之乱”爆发后,因战局不利,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前往蜀中避难。这时,一位帮主子“干脏活”的太监便登上了历史舞台。东宫太监李辅国通过与禁军合谋发动“马嵬驿兵变”,诛杀了皇太子李亨的政敌——宰相杨国忠及其堂妹杨玉环,并力挺皇太子以“自立”的方式成为大唐新一任皇帝——唐肃宗。

鉴于安禄山叛军的步步紧逼,72岁的唐玄宗没有深究“马嵬驿兵变”的幕后主谋,并承认了唐肃宗“自立”的合法性。而匆忙间登上皇位的唐肃宗,如果不借助老皇帝四十余年积累的威望,多少也有点玩不转文武百官和虎狼般的藩镇节度使。出于尽快平定叛乱的需要,两代帝王选择了合作。

这样,在唐肃宗的朝廷,官员的构成就非常复杂,既有“唐肃宗的人”,也有“太上皇的人”。公元757年九月,当唐军收复长安后,唐肃宗赋予了亲信太监李辅国前所未有的重权:

  • 掌禁军:出任北门禁军统领,负责皇宫内部安全。
  • 控外军:兼任相当于总参谋长的元帅府行军司马。
  • 执号令:主持圣旨的审核与发布,权力堪比中书令(宰相)。
  • 监大臣:成立类似“东厂”的秘密情报部门,随时刺探百官隐私。

唐肃宗时期权倾天下的太监李辅国(剧照)

一个太监几乎已达到权倾天下的地步!究其原因,正是唐肃宗对其“自立”的皇帝身份缺乏自信,对朝中大臣“到底是谁的人”感到困惑;同时,也或多或少对老皇帝的余威心存忌惮。因此,他需要通过集权于亲信太监的方式,来不动声色的将大局纳入掌控之中。

鉴于太上皇年事已高,或许肃宗的“核心圈子”一度认为,京城中“暗流涌动”的局势,终将随着老皇帝的“驾鹤西去”,而走向“软着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公元760年,唐肃宗身体状态突然恶化,数度卧床不起。而太上皇李隆基却“雄风不减”,日日在闹市区的兴庆宫城楼上高谈畅饮,约谈大臣,大刷存在感。

为避免肃宗突然离世后,太上皇势力“卷土重来”,大权独揽的太监李辅国再次为主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李隆基骗入皇宫强行软禁,以“硬着陆”的方式确保了肃宗“核心圈子”的利益。

公元762年4月,太上皇、唐肃宗在半个月内相继辞世。为填补“权力真空”,肃宗“核心圈子”又展开了激烈的内斗。最终,手握禁军的李辅国,诛杀了试图干政的皇后张氏,并扶皇太子李豫成为大唐下一任皇帝——唐代宗。

事后,“杀后立帝”的李辅国不无得意的在唐代宗面前说出了“架空天子”的话:皇上老弟只管坐在宫中,外面的事情交给老奴打理就行了。

尽管极度震怒,但因忌惮对方手握禁军,唐代宗不仅不敢表露情绪,还得极尽尊敬之能事。

《新唐书 李辅国传》:代宗立,辅国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谓帝曰:“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帝矍然欲翦除,而惮其握兵,因尊为尚父。

就这样,本来被前任皇帝用于制衡百官,加固皇权的太监李辅国,在几经周折之后,已然成为现任皇帝最为忌惮的对象,可谓权力格局的“神反转”。

不过,唐代宗毕竟是位城府极深的皇帝。他通过一番“花言巧语”把李辅国“搞飘”后,再以“荣升宰相”为幌子,将对方调出皇宫,并顺手收回了禁军兵权。随后,面对“已被拔掉利齿的猛虎”,新皇帝方才面露杀机,派刺客将其刺杀于卧榻之上。

城府极深的唐代宗李豫(剧照)

李辅国失势后,其空出的禁军兵权和元帅府行军司马职务,又被唐代宗安排给了另一位太监程元振接管。这意味着,尽管“权倾天下”的李辅国一度威胁到皇权,但新皇帝并不打算改变以太监制衡百官的“既定思路”。因为在“安史之乱”中崛起各路藩镇节度使,是比太监更让唐代宗担忧的狠角色。

《新唐书 程元振传》帝以药子昂判元帅行军司马,固辞,乃以命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邠国公,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在辅国右……


太监与藩镇的“互搏”

新的“首席太监”程元振走马上任后,立即站出来替皇帝“干脏活”,对藩镇势力进行了一番“大修理”。如果有任何让皇帝“没有安全感”的节度使,例如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裴冕、来瑱、李怀让等人,哪怕曾立下赫赫战功,也同样难逃要么撤职,要么免官,要么被杀的悲惨命运。

一番“神操作”搞下来,各藩镇看上去“老实”了,但皇帝与节度使间的“互疑情绪”却加深了。

公元763年,正值“安史之乱”行将结束之际,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大军,趁着大唐边关守军被调往中原平叛的机会,突然冲过边境线,直逼长安而来。唐代宗大惊之下,立即召集天下藩镇勤王。但吊诡的是,圣旨发布之后,竟迟迟没有军队赶来救急。

危难之际,唐代宗只得紧急启用正主管“先帝陵墓工作”的名将郭子仪为帅,同时仓皇自长安出逃,前往两百公里外的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避难。在这里,一位叫做鱼朝恩的太监为皇帝提供了庇护。因为此君阴差阳错间掌握了一支规模超过万人的藩镇军队——神策军。

《新唐书 程元振传》:瑱等上将,冕、光弼元勋,既诛斥,或不自省,方帅繇是携解……广德初,吐蕃、党项内侵,诏集天下兵,无一士奔命者。虏扣便桥,帝仓黄出居陕,京师陷,贼剽府库,焚闾弄,萧然为空。

风波过后,作为“搞坏节度使心态”的罪魁祸首,“首席太监”程元振固然遭到撤职处罚(后被杀)。但唐代宗的不安全感却并没有消失:如果藩镇节度使因为“心情不好”,就可以对勤王号令冷眼旁观,那足以证明大唐的军事运转体系出了大问题!


自建国以来,大唐构建的是地方“兵府”与中央“十六卫”的两级军事运转体系:

  • 每州设“兵府”若干,“兵府”则以耕地为量纲,征募当地800至1200名适龄农夫为士兵。
  • “十六卫”则包括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金吾卫等十六个中央军事管理机构。其统辖的对象,正是来自各地“兵府”的士兵。因此,皇帝掌控了中央“十六卫”,也就掌握了天下“兵府”的控制权。

当唐玄宗取消耕地与兵役相绑定的“府兵制”后,无兵可招的“兵府”,也让其主管单位“十六卫”陷入瘫痪。而依靠无业游民为征兵对象的边境藩镇,则强势崛起为新的超级军事力量。

乍看上去,皇帝以前管“十六卫”大将军,现在管藩镇节度使,似乎也无不同。但安禄山叛乱的发生,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组成藩镇军队的无业游民,远比组成“兵府”军队的耕农,更易成为统帅的“私兵”。因为前者没有个人产业,只能把前途寄托在“领导”身上。

而得到士兵“全情支持”的节度使,其在与皇帝沟通时的“议价能力”,自然也要远远强于过去的“十六卫”大将军。

鉴于节度使们“翅膀越来越硬”,这才有了程元振出来当“恶人”,以“调虎离山”、“明升暗降”、“罗织罪名”等各种手段,对节度使进行“大面积洗牌”的风波。

“比较想得通”的节度使,例如郭子仪,就非常善于应对朝廷的“顾虑”。每当接到调令,不论是从藩镇调往京城;还是去干“主持先帝陵墓的工作”,郭子仪必定服从安排,毫无怨言。一旦需要“救火”,此君便马上出山,主持大局。靠着对“帝王心术”的精准解读,郭子仪最终得以位极人臣,安享天年,福及子孙,名垂青史。

唐肃宗、唐代宗时期的首席名臣郭子仪(剧照)

《资治通鉴》: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如郭子仪这般“通透”。“想不通的”,“感到不公平的”,“阳奉阴违的”,大有人在。例如仆固怀恩的“养寇自重”,正是在“自危心态”下的另一种选择。而当吐蕃入侵时,天下藩镇无人勤王的事实,则证明多数节度使都对朝廷的打压策略持“保留意见”。

这就让唐代宗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如果放任藩镇“野蛮生长”,出现“下一个安禄山”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对藩镇持续打压,又会进一步加大皇帝与节度使的“裂痕”。如之奈何?

这时,手握神策军,曾在陕州为皇帝提供庇护的太监鱼朝恩让唐代宗眼前一亮!

简而言之,唐代宗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神策军扩建为全天下最强大的中央军(规模超过十万),并交给太监去指挥,以弥补“十六卫”体系崩溃后,皇帝没有“亲信部队”的窘境。

在新体系下,由亲信太监统管的神策军就仿佛“定海神针”一般,对遍布天下的藩镇军队形成制衡。当某一个藩镇不老实时,皇帝就调动神策军和其他藩镇去“修理”他。

对于唐代宗而言,中央拥有了强大的神策军,天下军事的运转才真正拥有了“主心骨”!


削藩之梦与“泾源兵变”

公元779年,唐代宗李豫驾崩。其子李适继位,成为大唐第十位皇帝——唐德宗。

新官上任三把火。唐德宗上任伊始,便将目光盯向了已割据多年的“河朔三镇”。在经历长期的“忍气吞声”后,新皇帝决定要上点“硬菜”了。

正好,没多久,“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逝。按惯例,他的儿子李惟岳在接管节度使工作后,向朝廷打了个请求任命的申请。

尽管裂土而治,但“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仍希望得到朝廷任命。这似乎是双方的默契:朝廷如果发出了任命函,就代表认可“河朔三镇”的割据地位;作为回报,“河朔三镇”仍在名义上对皇帝俯首称臣。

然而,唐德宗几乎没有思考,便一口回绝了李惟岳的申请,并要求后者尽快离开藩镇。

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削藩之战”拉开了帷幕!


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河朔三镇”中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决定和李惟岳共进退。有意思的是,尽管“三镇”中的另一镇——幽州节度使朱滔没有一同反叛,但两个不属于“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却选择了跟进。

二人动机不尽相同:

  • 李正己在淄青镇已经营多年,突然被要求调往其他藩镇,打算借反叛来抗拒调令。
  • 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向不满朝廷的削藩策略,正好借机摆脱皇帝控制。

面对四大藩镇的反水,唐德宗出动了多路大军,逐一进行镇压:

  • 派神策军统帅李晟,协同河东、昭义、河阳等三大藩镇,攻打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
  • 派遣“河朔三镇”之一,仍支持朝廷的幽州节度使朱滔,攻打成德节度使李惟岳。
  • 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领淮西、西川、东川等五大藩镇,攻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

当朝廷大军压境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竟“不是时候的”突然暴病而亡。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随后兵败被杀。接着,刚接任的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又被投靠朝廷,且在藩镇威望更高的副帅王武俊所杀。魏博节度使田悦也被逼困守孤城。一时间,看似声势浩大的四大反叛藩镇俨然已有全军覆没之势。

然而,在大好形势下,“削藩心切”的唐德宗因为“蛋糕分配不公”,又招致局势反转!

当时,幽州节度使朱滔已攻占了原属成德藩镇的一个州府。他希望能够把该州府作为自己效忠朝廷的回报。而亲手杀死李惟岳归顺朝廷,又在成德藩镇威望极高的副帅王武俊则认为,自己理应成为下任节度使的不二人选。

然而,“不按套路出牌”的唐德宗一口回绝了幽州节度使朱滔扩容地盘的请求,并将成德节度使职务另委他人。在新皇帝看来,既然朝廷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结束“河朔三镇”的割据,那让“三镇”之一的幽州趁机扩大地盘岂不与愿景相悖?同时,朝廷把刚刚夺回的成德镇,又交给在当地“威望极高”的王武俊,岂不是“把肉包子扔进了狗嘴里”?

因此,“一心削藩”的唐德宗绝不可能满足朱滔、王武俊的愿望!

这么一来,困守孤城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便迎来了逆转的曙光。他不失时机的派出使者,用“唐德宗的愿景”与“节度使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为由,成功说服朱滔、王武俊“反水”。同时,尽管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临阵病故”,但他的儿子李纳仍表示将抗争到底。更具戏剧性的是,负责攻打叛军的朝廷军团统帅——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重演,竟然也加入了同盟!

如此一来,朝廷辛辛苦苦打了一场“削藩大战”后,竟然硬生生把之前反叛的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个藩镇,变成了成德、魏博、淄青、幽州、淮西五个藩镇!

割据藩镇越削还越多了!


“已砸下巨额赌注”的唐德宗不甘心承认失败,只得继续从各地调兵遣将,加大对“五大藩镇”的围剿。但让焦头烂额的皇帝没想到的是,又一件意外之事发生了。

当时,位于长安西面的泾源藩镇部队被紧急调往前线。当队伍自西向东经过长安时,地方官给的饭菜非常差,再加上朝廷长期打压藩镇积累的怨气。于是,约五千规模的泾源藩镇士兵就地发动叛乱,冲进了长安城,准备去皇宫库房“抢一票大的”。

危急关头,唐德宗慌忙召集留驻京城的神策军“救火”,但半天也无人回应。原来,大规模的削藩之战让神策军伤亡颇大。但当时的神策军主管向上瞒报了将士阵亡的消息,并将待遇优厚的编制“转手卖给了”京城富人子弟。没错,留驻京城的神策军将士中,许多人都是“吃空饷的”!

这个玩笑开大了!手足无措的唐德宗只得仓皇自长安出逃,前往陕西北部的奉天城避难。

《资治通鉴》: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召募禁兵,东征死亡者志贞皆隐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

“有家难回”的尴尬处境,也让“曾经豪情万丈”的新皇帝失去了继续削藩的兴趣。为了“聚焦主要矛盾”,唐德宗不得不向天下发出“罪己诏”。其意为:我从小长于深宫,不知耕作之艰难,不晓征戍之不易;在对时局分析不足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战争,以致为天下人带来了深重灾难。我实在是痛心疾首,无颜见列祖列宗……。至于反叛的“五大藩镇”,他们其实也没什么错!

于是,唐德宗一朝曾经轰轰烈烈的削藩行动,遂以虎头蛇尾告终。

《资治通鉴》:“小子惧德不嗣,……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遂用兴戎,征师四方,……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元和中兴

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驾崩。其长子李诵继位,成为大唐第十一任皇帝——唐顺宗。仅过数月,唐顺宗便因身体原因,又将帝位传给了自己的长子,大唐第十二任皇帝——唐宪宗李纯。

创造“元和中兴”的唐宪宗李纯(剧照)

公元812年,“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其夫人将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立为代理节度使,并让家僮蒋士则主政。由于该家僮威望不够,又根据自己喜好随意任免官员,所以引发了藩镇武将的普遍不满。

这时,唐宪宗便迎来了其祖父唐德宗曾面对的问题:当割据藩镇出现变故时,朝廷要不要趁机削藩?

一派大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一位叫李绛的宰相则认为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绛解释说,河朔藩镇有个特点:节度使为了避免被部下取代,通常会将士兵、地盘平均分给多位武将,让其互相牵制。然而,各武将手中有兵、有地盘,成为一方统帅后,也对节度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节度使威望不够,武将们会不服;如果节度使处事不公,武将们会不满。

而威望不够、处事不公这两大缺陷,魏博的新统治者恰好都有。因此,藩镇发生兵变只是时间问题。

李绛进一步分析说,兵变后,一定会有一名武将被推举为新节度使。然而,这位新节度使又将面临来自河朔其他藩镇的强大敌意。因为河朔节度使们向来忌讳“以下犯上”。为警示自家下属中的“潜在效尤者”,他们很可能会对魏博镇群起而攻之。于是,出于自保,魏博镇的新节度使只有拉着朝廷做靠山!

事情进展果然如李绛所料:魏博镇发生了兵变,一位叫田兴的武将被同僚推举为首领,并主动请求归顺朝廷。

消息传来后,有人主张先核实下真伪,再做决定。但李绛则认为,朝廷不宜表现出任何迟疑,应果断的立即进行封赏。

当唐宪宗想按惯例先封田兴为代理节度使时,李绛又认为,“代理”二字仍不足展示诚意,最好直接封他为正式节度使。同时,李绛还请求朝廷拿出一百五十万贯赏钱,遍赏藩镇将士。他解释说,一百五十万贯赏钱固然是笔巨款,但比起派兵攻打的开销,依然划算很多。

就这样,在田兴的感激涕零中,在藩镇将士的如雷欢声中,朝廷最终兵不血刃的收复了已割据超过五十年的魏博镇。


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逝,其子吴元济自封为新一任节度使。此人上位后,立即对镇内官员展开清洗。有“漏网之鱼”逃到长安后,便将藩镇动荡的局势向皇帝和盘相告。于是,唐宪宗便将削藩的新目标,锁定为昔年“五大藩镇”中的另一镇——淮西镇。

不料,战幕拉开数年,朝廷军队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顶着朝中多人请求班师的压力,唐宪宗派出了宰相裴度亲自督战。同时,另一位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大将——李愬也来到了前线。

李愬进入军营后,除了安抚将士,还特别厚待被俘的敌将,与对方做“无话不谈”的朋友。这样,李愬就对淮西藩镇的兵力部署,部队调动了如指掌。最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突然率领九千将士趁着风雪与夜色的掩护,疾行一百三十余里,直趋淮西藩镇的总部蔡州城,并将毫无准备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生擒于马下,斩首于长安。

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当年“五大藩镇”之所以能够“硬扛”唐德宗,全仗相互抱团与一致对外。如今,随着魏博、淮西两镇结束割据,就仿佛五条腿的板凳连断了两条腿,让板凳本身已处于摇摇欲坠之势。又加上田兴归顺朝廷得到重赏,吴元济抗拒朝廷兵败身亡,两大教科书式案例的存在。于是:

  • 幽州节度使刘总请求献出藩镇所有州府与军队,净身出户,落发为僧。
  • 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请求让两个儿子作为人质,献出德、棣二州,上交租税,并请朝廷委任地方官史。
  •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最初请求纳子为质,并献沂、密、海三州,但随后因反悔而兵败被杀。

至此,“五大藩镇”便悉数结束了割据状态。

与爷爷唐德宗削藩时的“手段生硬”相比,唐宪宗及其团队对藩镇内部特点、外部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巧妙借助对方矛盾,化敌为友,最终事半而功倍。

荡平群雄后,唐宪宗本有机会对藩镇的“不驯服基因”进行更深入的整治,以进一步降低其聚众作乱的概率。例如通过轮岗等方式,对中、低层武将进行平级调换;通过田产分配等手段,对基层士兵进行妥善安置等等,而不仅仅是调整节度使岗位。

然而,事业有成的唐宪宗好像失去了奋斗方向,开始仰慕神仙之道,时常吞食术士冶炼的“金丹”。这种富含重金属的神秘药物,似乎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并导致其脾气越发暴躁。

公元820年,年仅44岁的唐宪宗突然“暴毙”于皇宫(一说死于中毒、一说死于谋杀),也让以其年号命名的“元和中兴”嘎然而止。


棘手的藩镇管理

宪宗去世后,两派太监为新皇帝的归属展开了激烈内斗。最终,主管右神策军的太监梁守廉胜出,并扶皇太子李恒成为大唐历史上的第十三任皇帝——唐穆宗。

与唐宪宗当年“立志中兴”不同,新登基的唐穆宗醉心玩乐,无意进取。当值宰相也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能在皇帝面前“说上话”的太监们则趁机收受贿赂,大发横财。

然而,一旦朝廷高层开始“尸位素餐”,麻烦事也就来了。

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决定献出藩镇,落发为僧。出家前,为了降低武将叛乱的概率,他建议将藩镇一分为三,分而治之;同时又将影响力巨大的副帅朱克融“调虎离山”,送至京师,请朝廷妥善安置。

如此安排,可谓诚意十足了。然而,“接球”的宰相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把藩镇九个州中的七个都交给了新任节度使张弘靖管理。这就彻底打乱了离任节度使对藩镇“一分为三,分而治之”的良苦用心。

而张弘靖到藩镇上任后,不仅没表现出对当地人“足够的尊重”,还将朝廷给予将士的赏银吃了“二十个点的回扣”。这就激起了众怒。

同时,对于被刘总送至京城的副帅朱克融,“形同梦游”的宰相不仅未给予任何官职,甚至连衣食问题都没解决。最终,朝廷竟然还勒令这位在藩镇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回去“自谋出路”。

于是,幽州兵变发生了。张弘靖被哄下了台。影响力巨大的朱克融正好收拾残局,领藩镇重归割据。

幽州的变故足以说明藩镇管理的难度:在多位下属悍将的“监督”下,节度使做事稍有差池,都可能瞬间捅爆火药桶。

然而,对藩镇治理所需的“道”与“术”,都是当时“尸位素餐”的朝廷所缺乏的!


甘露之变

公元824年,在位仅五年的唐穆宗病逝。他十六岁的儿子李湛成为大唐历史上第十四任皇帝——唐敬宗。

仅过了两年,成天玩马球,又随意打骂宦官的唐敬宗便被太监刘克明所杀。随后,另一派太监又杀死了刘克明,拥立唐敬宗的弟弟,江王李昂成为大唐第十五任皇帝——唐文宗。

公元835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也就是唐文宗登基九年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在早朝向皇帝禀报,说左金吾官邸后院的石榴昨夜结了甘露。这是天大的吉兆,特来向皇帝贺喜。

宰相李训说道,如此好事,希望皇帝能亲临观赏。于是,唐文宗便移步到临近左金吾官邸的含元殿暂歇,并让宰相与官员先去查看究竟。

许久后,宰相李训回来禀报,说经仔细研究,甘露可能不是真的。最好先不要外传。

竟有这等事?唐文宗一边说着,一边又让神策军主管仇士良带领一帮太监再去察看。

当太监们离开后,宰相李训突然拿出一封密诏,让在场的大臣接旨……

不久后,太监仇士良等人到达了左金吾官邸,正察看甘露时,却发现陪伴在旁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直冒冷汗。当时已是初冬时分,天气寒冷,所以仇士良有点奇怪,还问了句将军有什么不舒服吗?正说着话,一旁的幕布突然被风吹起,隐隐现出全副武装的伏兵身影。

仇士良瞬间醒悟,趁韩约还没下令动手,立即带领众太监逃出左金吾官邸,直趋当时皇帝休息的含元殿,用轿子架上唐文宗就往后宫开跑。

《资治通鉴》:仇士良等至左仗视甘露,韩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如是?”俄风吹幕起,见执兵者甚众,又闻兵仗声。士良等惊骇走出……,宦官曰:“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罳,疾趋北出。

众宦官的突然出现,让在场的宰相李训始料未及。宰相一边说我汇报还没完,皇帝不能走,一边则招呼殿下金吾卫士兵快来“护驾”。

尽管有不少太监被金吾卫士兵当场斩杀于大殿,但仇士良等人还是带着皇帝,跌跌撞撞逃进了由神策军重兵护卫的后宫。眼见大势已去的宰相李训则迅速乔装改扮,骑马匆忙逃出了长安城。

这确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主谋正是骑马开溜的宰相李训,幕后主使则是唐文宗本人。鉴于手握神策军,多次废立皇帝的太监集团已严重威胁到皇权。所以,李训为唐文宗制定了一个“尽诛太监”的计划。之所以把动手地点选择在左金吾卫官邸,是因为这是皇宫中少数不被神策军控制的地方。

不多久,喘过气来的太监仇士良便开始出动神策军“平叛”。一时间,皇宫南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天便有六百余名金吾卫士兵与官员被杀。逃到外地的李训也很快被抓获、斩首。

事变后,“幕后主使”唐文宗便从万乘之尊沦为了傀儡皇帝。本来就权势熏天的太监集团则陡然凌驾于整个朝野之上!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彻底沦为傀儡

公元839年,也就是甘露之变四年后,唐文宗召见一位大臣,问对方,我可以比作过去哪位皇帝?大臣立即拍马说,陛下当然是尧、舜之主。

唐文宗摇头说,比尧、舜就有点扯远了。我的意思是,我比周赧王(东周末代天子)、汉献帝(东汉末代天子)如何?大臣大惊道,皇上怎么把自己和亡国之君相比?

唐文宗苦笑道,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诸侯,而朕却是受制于家奴。真要比起来,我还不如那两位呢!

《资治通鉴》:上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在唐朝,自唐代宗设立神策军以来,先后有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等七位皇帝被太监拥立,堪称历史奇观。本来是替帝王“干脏活”的太监,竟然“咸鱼翻身”,多次干预到了皇帝更替。究其原因:

  • 一是有条件:深宫中的太监总能在老皇帝驾崩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先发制人。
  • 二是有能力:太监手握天下最强大的军队——神策军,已然成为皇帝之外,皇宫中最具影响力的角色。
  • 三是有动机:借助拥立皇帝,太监能够获得极大的利益。

事成后,太监实现“利益变现”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成为皇帝的“代理人”:如果百官要通过太监找皇帝,皇帝要通过太监找百官。那其中的信息不对称,可就有大大的“运作空间”。

皇帝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代理人”呢?当他没空干正事的时候!

在“甘露之变”中大开杀戒的太监仇士良就曾这样说过:不能让皇帝闲下来。他一闲下来就会看书、见大臣、纳谏、干正事。这样,就没咱们什么事了。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马球、狩猎、声色娱乐等各种手段来占用他的时间。他一玩起来,就会把天下大事的决定权交给我们。这样,大家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

《新唐书 仇士良传》: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不过,太监在拥立皇帝时,偶尔也有“看走眼”的“败笔”。例如在公元846年,靠着“装傻”被太监立为大唐第十七位皇帝的唐宣宗,居然是位英明果断、从谏如流,人称“小太宗”的主。但即便是如此明君,也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太监的地位。

有一次,唐宣宗在与大臣密谈解决太监的问题时,曾明确提出“尽诛太监”的构想。之所以要“棋行险路”,是因为他通过尝试后发现,为了“共保富贵”,太监总是会选择“抱团”。这导致对其分化瓦解的思路行不通。

但大臣认为“尽诛太监”的风险过大,搞不好会有“甘露之变第二集”上演。因此,最好采用更和缓的方式来处理,例如太监犯罪了不要赦免,有空缺了不要弥补。用时间来慢慢“消耗”他们。

然而,先一步被时间“消耗掉”的并不是太监,而是唐宣宗本人。当他于公元859年去世时,掌权太监并没有选择唐宣宗中意的继承人李滋,而是扶持了长子李漼为新的皇帝——唐懿宗。

《资治通鉴》: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上又尝与令狐绹谋尽诛宦官,绹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

唐宣宗之后,第十八任皇帝唐懿宗、第十九任皇帝唐僖宗,都是醉心娱乐的“玩家”。这样,皇帝的决策权又重新回归到“金牌代理人”——太监之手。

公元874年正月,正值唐僖宗登基后不久,一位叫做卢携的大臣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上面写道:臣看到去年中原一带大旱,庄稼大幅减产,穷苦人家只能以莲蓬子、槐树叶为食。甚至有人吃的比这还糟。这些老百姓,自己活下去都困难,哪里还有钱粮来交税?但是,州县为了给朝廷上贡,对百姓逼得非常紧,动不动就严刑拷打。这些穷苦百姓,虽然拆屋拆梁,卖妻卖子,也只能勉强提供官差上门的酒食,根本就攒不够应交的赋税。对这些百姓,如果朝廷再不体恤,恐怕他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因此,我请求立即停止灾区征税工作,并赶紧开仓放粮。

他的建议提交后,皇帝立即下令照办。然而,朝廷相关部门却始终没有执行圣旨。因为皇帝“玩”去了,没空亲自监督。而“代理人”——太监集团考虑的则是自身利益:停止征税显然会直接减少太监的收入。

这正是太监干政的最大弊端:拥有最高决策权的人只对小团体利益负责,不对天下大局负责!

《资治通鉴》: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原料齑。或更衰羸,亦难收拾……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己。

于是,就在当年年底,中原人王仙芝带头发动了农民起义。不久,一位在历史上比王仙芝名气更大的人物又加入了起义军团。此人就是曾写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盐贩子——黄巢!

曾写出“满城尽带黄金甲”诗句的黄巢(剧照)

公元878年,王仙芝战死,众人改推黄巢为帅,号“冲天大将军”。两年后,黄巢便率军一路势如破竹“冲进了”长安。这一切,全仗平叛的藩镇节度使们所赐:当黄巢深陷险境的时候,尾随其后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便故意收手,要“养寇自重”;当黄巢挥师入关的时候,本该据险阻击的江淮节度使高骈出于自保心理,竟袖手旁观。节度使们的“各怀鬼胎”,是农民起义“越剿越烈”的直接原因。

公元884年,历时十年,波及近半个中国的王仙芝、黄巢起义方告结束。此时,唐王朝的国本已被严重动摇,曾天下无敌的神策军也基本被打废。而自战乱中崛起的朱全忠、李克用等节度使,则成为了新的超级军事力量。这帮人就仿佛东汉“黄巾起义”后的各路诸侯一样,名义上虽然仍臣服于朝廷,但早已对藩镇形成了绝对控制力。人人都想复制当年的“河朔三镇”割据模式。

唐朝第二十任皇帝——唐昭宗李晔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被太监杨复恭拥立的。


唐昭宗的“超级赌局”

与前两任贪玩的皇帝不同,22岁的唐昭宗尽管被太监推上帝位,却一心想铲除为害大唐已久的太监、藩镇两大“毒瘤”,实现大唐中兴。

这时,擅长“纵横之术”的宰相张浚便成为了皇帝的知心朋友。前者建议,朝廷当务之急,莫过于强兵备战。于是,唐昭宗便在长安大量招募新兵,直至将驻军扩至十万以上规模。

公元890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出于私人恩怨,纠集河朔多个藩镇,联名请求朝廷出兵,共同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当时,朝中包括神策军主管杨复恭在内的六、七成官员均不赞成出兵。主要理由,一是天下经过多年战乱,刚刚得到喘息,朝廷不宜轻启战端;二是李克用本人并未反对朝廷,且在剿灭黄巢时立有大功。

但“对纵横之术颇有心得”的宰相张浚却强烈建议出兵,他的理由是:

  • 李克用被朱全忠、河朔藩镇联合挤兑,早已四面楚歌。如果朝廷再给予雷霆一击,取胜将不费吹灰之力。这正是树立皇帝权威的千载良机。
  • 通过出兵,大臣可以趁机从太监手中夺取神策军的控制权,为后续清洗太监做好铺垫。

除此之外,这位宰相还有一个不便言说的原因。那就是他和李克用之间也有点私人恩怨。据史载,与张浚打过交道的李克用听说前者出任宰相后,曾对钦差大臣直言不讳的说道,张浚喜欢夸夸其谈,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将来乱天下的,必是此人。张浚听到此话后,对李克用一直耿耿于怀。

《资治通鉴》: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天下,必是人也。”濬闻而衔之。

最终,在张浚力推下,唐昭宗同意了作战计划,并任命张浚本人为主帅,京兆尹孙揆为副帅,集结五万大军,协同朱全忠等各藩镇势力,向李克用发起联合攻击。

临行前,按惯例,太监杨复恭作为神策军的最高统帅,要为大军践行。当这位首席太监向张浚敬酒时,后者借口醉了,推辞不喝。杨复恭便半开玩笑半嘲讽的说,张宰相军权在握,开始“装”了不是?张浚则针锋相对的回敬道,等我得胜归来,才是“装”的时候。言外之意,那时候就该对太监“算总帐了”。

《资治通鉴》:两军中尉饯濬于长乐坂,复恭属濬酒,濬辞以醉,复恭戏之曰:“相公杖钺专征,作态邪?”濬曰:“俟平贼还,方见作态耳!”复恭益忌之。

然而,志得意满的张浚很快就将为他的“过于乐观”付出惨重代价!随后的战局,几乎是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进行的。不知什么原因,弱势一方的李克用总是对朝廷及其他藩镇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多次在要害地点打伏击战,一开始就擒杀了中央军副帅孙揆。甚至连中央军密谋的偷袭计划,对方也能“奇迹般”的了如指掌,并做好应对。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当双方准备进行战略决战时,中央军的多支部队竟“不战而逃”,公开拆台。如此一来,张浚的惨败也就不难预料了。

《资治通鉴》:八月乙丑,揆发晋州,李存孝闻之,以三百骑伏于长子西谷中……擒揆及赐旌节中使韩归范、牙兵五百余人,追击余众于刁黄岭,尽杀之。……镇国节度使韩建以壮士三百夜袭存孝营,存孝知之,设伏以待之。……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濬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自是不敢复出……

对于如此离奇败局,如果说中央军内部没人和李克用“配合”,估计连张浚都不信。大唐宰相所犯的最大错误,其实并不是低估了李克用的战斗力,而是低估了太监的影响力:曾经营军队多年的太监势力,怎么可能坐视张浚取胜后,再回来“收拾”自己?

于是,这场由“太监与宰相内斗”而导致的惨败,不仅让朝廷本就孱弱的军事实力大幅亏空,也让本想“恃强凌弱,借机树立皇帝威望”的唐昭宗“偷鸡不成蚀了把米”。

其他节度使一看中央军如此不堪一击,就难免会感叹:既然朝廷如此“脓包”,又为什么要对皇帝毕恭毕敬呢?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正是其中之一!


公元893年,朝廷安排李茂贞自凤翔调往山南西道任职。自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李茂贞不仅拒绝调动,反而怒气冲冲上书朝廷,史无前例的对唐昭宗斥责了一番,说什么皇帝贵为九五之尊,连个太监都搞不定。又说,朝廷现在是只看强弱,不讲是非。如果藩镇实力弱,就要求节度使调动。如果藩镇实力强,就扑上去对节度使“跪舔”。纯粹就一“欺软怕硬”的势利眼!

《资治通鉴》:茂贞又上表,略曰:“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之一竖。”又曰:“今朝廷但观强弱,不计是非。”又曰:“约衰残而行法,随盛壮以加恩;体物锱铢,看人衡纩。”

所谓打人不打脸。李茂贞的话竟无情揭开了最让唐昭宗心痛的伤口。盛怒之下,皇帝便要对李茂贞动武。

宰相杜让能连忙劝阻说,大唐国运艰难,不宜因言语冒犯而轻启战端。李茂贞又近在咫尺(凤翔距长安仅200公里),万一失败,恐怕追悔莫及。

唐昭宗说道,王室日衰,号令不出国门,令仁人志士痛心疾首。朕不能甘心为懦弱之主,虚度光阴,坐视江山变色。

如果用现代语言翻译他的话,就是:他都这么过份了,我要再怂,还算是男人吗?

于是,唐昭宗不听劝阻,命亲王集结京城三万禁军,向凤翔开去,准备用武力把李茂贞赶下节度使岗位。然而,这支由市井少年新组建的禁军,一遇藩镇的百战之师便立马崩溃。最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联合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带着两藩镇共计六万兵马一路耀武扬威杀进长安,直到战战兢兢的皇帝把包括杜让能在内的几位大臣斩杀后,方才心情舒畅的收兵回镇。

此后,大唐朝廷便正式成为两藩镇的半傀儡政府。众大臣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往往都要先找李茂贞、王行瑜。只要两位节度使点头了,皇帝根本没胆量拒绝。


公元900年11月,面对灰心丧气,终日醉生梦死的唐昭宗,宰相崔胤又献上一剂猛药:“尽诛太监”!

然而,皇帝与崔胤还没来得及动手,已得到“卧底”密报的首席太监刘季述便先发制人,将皇帝软禁在冷宫,并宣布改朝换代,扶太子登基。

眼见局势突变,崔胤一方面表示向刘季述“投诚”,一方面则暗暗向宣武节度使、梁王朱全忠求援,请后者立即出兵“清君侧”。

朱全忠的谋士认为,太监劫持天子,乃是大逆不道之事。如果梁王坐视不理,将无以号令天下诸侯。

于是,素有“天下之志”的朱全忠便暗中支持了崔胤。后者随即秘密笼络了一批禁军将领,发动了兵变,诛杀了刘季述,重新扶唐昭宗“返正”。然而,当崔胤向皇帝提议,由他来取代太监,接管神策军时,两百公里外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立即表达了反对意见。因为崔胤是“朱全忠的人”,不是“凤翔镇的人”。最终,神策军主管还是由两位与李茂贞关系密切的太监接任。

次年,当“心有不甘”的崔胤,向唐昭宗重提“尽诛太监”时,绝密情报又一次被“内鬼”传递给了太监。形势所迫之下,来不及汇报的崔胤便自行向朱全忠发出“密诏”,假借皇帝名义,要求梁王立即进京“清君侧”。

当时,朱全忠已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接到“密诏”后,立即集结了七万大军,自汴州往长安浩浩荡荡的开来。

太监集团闻讯后大为惊恐。出于自保心理,他们赶紧挟持唐昭宗逃到200公里外的凤翔镇,向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寻求庇护。

就这样,本是宫廷中宰相与太监的内斗,就演变为他们各自的“后台老板”——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之间的兵戎相见。在苦撑一年多以后,实力较弱的李茂贞难以为继,只得向朱全忠献出了太监与皇帝。

此时,唐昭宗与崔胤终于达成了他们一贯的夙愿——“尽诛太监”。然而,作为副产品,朝廷的控制权也完全落入了更为可怕的枭雄——梁王朱全忠之手。

察觉到梁王有篡夺之志后,崔胤又以加强防卫为由,请朱全忠允许他在京城新募6600名禁军,以备不时之需。而朱全忠虽然满口答应,暗中却让大量嫡系士兵冒充民夫前去应征,混进了崔胤的队伍。双方都摆出了“台面上友好,台面下提防”的架势。最终,梁王侄子朱友伦在京城的“意外身亡”,让怀疑“崔胤搞鬼”的朱全忠彻底失去了耐心。

这才有了文初描述的一幕:公元904年春正月,朱全忠领数万大军,自汴州向京城长安逼近,同时向唐昭宗送出一道密奏,说手握禁军兵权的宰相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要求立即将其诛杀。

当月十日,身为“俎上肉、杯中羹”的崔胤便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并于两日后被梁王派驻京城的武将诛杀于自家府邸之中。6600人规模的禁军士兵也遭就地遣散。

十余天后,为了防备李茂贞及其他诸侯出兵干预,朱全忠又强行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以便将皇帝彻底纳入自己的可控范围。

半路上,曾被太监刘季述评论为“轻浮、奸诈、反覆无常”的唐昭宗,又做出了其人生中最后一个重大而草率的决定:派出多名心腹,密会晋王李克用、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等藩镇节度使,要求诸侯们趁皇帝还未最终进入洛阳的机会,立即起兵勤王!

《资治通鉴》:丁巳,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曰:“朕至洛阳,则为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复得通矣!”

最终,这个“小动作”成为了朱全忠下决心“弑君”的直接原因。因为梁王不想在前线与诸侯们混战的时候,后方还会“意外走火”。

“弑君”后,朱全忠扶持了另一个更容易控制的对象——唐昭宗年仅十三岁的儿子李祚登基,成为大唐第二十一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

三年后,朱全忠又以“禅让”的名义,从唐哀帝手中接过皇位,建立后梁。至此,那个一度成为世界中心的大唐王朝,终于走完了它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漫漫旅途,在历史的悲歌中黯然谢幕了。

谁才是“终极毒瘤”?

藩镇本是大唐用于防备外族入侵的军事机构,在唐玄宗“雄图大志”催化下,迅速膨胀为超级军事力量。而“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化,则为藩镇人员结构趋于稳固奠定了基础,为节度使走向割据孕育了土壤。

“安史之乱”率先催生了“河朔三镇”。唐德宗削藩失败又诞生了“五大藩镇”。而此时的藩镇割据,固然是君王“眼中钉、肉中刺”,但因其“偏安一隅”,尚未对江山大局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自公元763年“河朔三镇”割据始,至公元907年王朝终结,大唐国祚又延续了漫长的144年。

直到长达十年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后,失去约束的天下藩镇纷纷“裂土而治”。这才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统治的基础。

当天下藩镇均处于割据状态时,朝廷无法管理其土地,安抚其百姓,征收其赋税,调动其军队,天子号令难出国门,大唐朝廷也就被“架空了”。

因此,藩镇的“不驯服基因”,被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无限放大”,是大唐走向灭亡的直接原因。

如果在农民起义之前,朝廷能够以士兵转业、武将轮调等多种手段,尽量弱化藩镇的“不驯服基因”,或许即使有农民起义,大唐局势也不会如此糟糕。尽管藩镇管理难度确实颇大,但从唐宪宗的成功削藩经历看,只要统治者头脑足够清醒,“毒瘤”也是可以清除的。

同时,如果大唐统治者能够在农民起义之前,对民间疾苦具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则农民起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然而,晚唐最大的弊端,正是统治者考虑核心问题的思路,完全游走在“狂野”的轨道上!

太监本是宫廷的奴才,出于“特殊原因”,被皇帝赋予了制衡百官的重任。由于太监代表着君王“不便言说的私心”,所以大臣们往往不好谈论对太监进行反制衡的问题。久而久之,能够对太监的“灰色权力”进行制约的,便只剩下皇帝本人。一旦皇帝自己“玩去了”,或是因为“甘露之变”什么的被软禁了,那太监集团也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于是,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懿宗、唐僖宗等多位晚唐皇帝当政时期,朝廷的实际决策者都是无人敢惹的太监集团。而太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江山大局。

如果有对大局有利,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们通常不会做。例如无视百姓疾苦,继续对灾区横征暴敛的行为,直接引爆了王仙芝、黄巢起义。

如果有对大局不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他们通常会做。例如收受节度使贿赂,纵容藩镇“野蛮生长”,则为农民起义爆发后,天下藩镇集体走向割据埋下了伏笔。

因此,毁灭大唐的“终极毒瘤”,其实是用于制衡百官的太监集团,突然不被制约后,导致的朝廷决策方向游离于大局之外的畸形权力结构!而这种畸形权力结构产生的源头,正是唐肃宗、唐代宗等前辈皇帝“不便言说的私心”。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曾问大臣,隋文帝是什么样的皇帝?

大臣回答,隋文帝做事认真尽责,亲力亲为,虽然脾气不好,但也算是励精图治之主。

李世民说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待人不够坦诚,又喜欢苛察细节。不够坦诚,跟人交流就难以把话说透;苛察细节,正是多疑的外在体现。再加上大隋政权来自于对北周孤儿寡母的篡夺,唯恐大臣们“内心不服”的隋文帝,什么权力都要抓到手里,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虽然劳心劳力,但难免会出差错。而百官明白皇帝有“不便言说的私心”后,也就不好点破。即使皇帝说的不对,也只有照办而已。

《贞观政要》:贞观四年,太宗问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

作为知名皇帝,李世民的解读非常精准:一旦皇帝存在“不便言说的私心”,朝廷上下的沟通机制就会失效,权力结构走向畸形将难以避免!隋文帝时期是这样,唐肃宗、唐代宗时期,也是这样。

至于大唐事实上的最后一任皇帝唐昭宗(其子唐哀帝已徒有虚名),虽然不像前两任皇帝那么贪玩,而且很有“血性”。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的局面下,大唐王朝更需要一位能够统筹全局,从长计议,忍辱负重,甚至有点城府的皇帝(例如唐代宗),而不是像唐昭宗那样轻率而冒失的君主。

然而,历史又偏偏选择了唐昭宗,选择了一位情绪容易激动的“赌徒”,来为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唐王朝,画上了一个让人倍感遗憾的句号。

对此,世人恐怕也只能慨叹一声,时也!命也!


后记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还曾问过大臣,隋炀帝为什么会让大隋灭亡?

魏征回答道:隋炀帝追求的并不是灭亡。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认为强盛的大隋一定不会灭亡,所以外示威严,内藏险恶,驱使万民,以满足个人的穷奢极欲。于是,在外徭役不休,兵戈不止;在内小人得志,上下蒙骗。最终,天下大乱的局势,也让隋炀帝身死国灭,成为千古笑柄。

《新唐书 魏征传》: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詹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彼炀帝者,岂恶治安、喜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也。驱天下,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宇台榭是饰,徭役无时,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内行险忌,谗邪者进,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殒匹夫之手,为天下笑。

从隋亡到唐兴,从唐兴到唐亡,王朝兴衰更替,循环往复。

历史的规律,让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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