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与太监，谁才是毁灭大唐王朝的“终极毒瘤”？

谁才是大唐王朝的“终极毒瘤”？

公元904年春正月，梁王朱全忠领数万大军，自汴州往京城长安逼近，同时向皇帝——唐昭宗李晔送上密奏，说手握禁军兵权的宰相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要求立即将其诛杀。

当月十日，宰相崔胤便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并于两日后被诛杀于自家府邸之中。6600人规模的禁军士兵也遭就地遣散。

十一天后，唐昭宗在大明宫延喜楼上，又接到了朱全忠送来的第二道奏折，说“因为京城不安全”，请皇帝即刻自长安迁都洛阳！

此刻，京城长安共驻扎有两万余梁王系兵马。朱全忠本人统领的数万大军也已逼近至距长安仅200公里的河中藩镇（今山西运城市一带）遥相威慑。而本该贴身保护皇帝的6600名禁军士兵则刚刚于十一天前遭到全部遣散。

正月二十六日，别无选择的大唐皇帝只得离开长安，踏上前往洛阳的旅途。与他一同前行的，不仅有朝中文武百官，还有被强行驱离家园，数以万计的京城百姓。

皇帝车驾甫一上路，留驻长安的梁王系军队便动手拆毁皇宫与民屋。作为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皇权象征的恢宏宫殿，和曾经极尽繁华的长安皇城，自此便陨落于烟尘之中，沦为一片废墟。房屋被拆下的木柱、大梁则被投入渭河，顺流而下，用于洛阳皇宫的修缮。

《资治通鉴》：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正月二十八日，当皇帝车驾抵达华州（今陕西渭南市）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山呼万岁。但唐昭宗却流泪答道，不要再叫万岁了，朕很快就不是你们的皇帝了。

《资治通鉴》：甲子，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

不出唐昭宗所料，当年八月，这位大唐历史上的第二十位皇帝便被梁王朱全忠刺杀于洛阳皇宫。随后，他年仅十三岁的儿子李祚被立为大唐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

三年后，朱全忠又以“禅让”的名义，从唐哀帝手中接过皇位，建立后梁。至此，那个一度成为封建王朝巅峰之一的大唐王朝，终于走完了它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漫漫旅途，在历史的迷雾中黯然谢幕了。

然而，大唐之陨落固然让人痛惜，也不禁令人生疑：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最终走到国破家亡这一步？

许多人认为，藩镇与太监，是导致大唐灭亡的“两大毒瘤”。比如最终杀死唐昭宗，并取代大唐的朱全忠，正是藩镇节度使的代表人物。

那么，既然许多人都知道藩镇与太监是“两大毒瘤”，那大唐的历代统治者又为什么没能做出有效的应对，以至最终让藩镇节度使朱全忠控制了整个朝廷，并走向亡国呢？

要拨开笼罩在历史之上的层层疑云，让我们先从“两大毒瘤”之一的藩镇开始说起。

藩镇割据的由来

“藩”指藩篱，“镇”即镇守。顾名思义，藩镇是负责卫戍的军事机构，最初设立在边境地带，管辖数万军队。藩镇首席长官称为节度使。

《新唐书 兵志》：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

为避免藩镇演化为军阀集团，在职务设立之初，节度使只负责军事，不管地区行政事务（由州刺史负责）。每隔数年，朝廷还要对节度使进行轮调，以防止后者与下属“走得过近”。

此外，当时的兵役制度设计，也能有效弱化士兵的“非分之想”：官府将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作为回报，农民要响应兵役。开战时，农民跟队伍到前线，成为士兵。停战后，士兵又回到家乡，继续种田。由于士兵总牵挂着“一亩三分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追随武将“造反作乱”。这种兵役与耕地相绑定的制度，称为“府兵制”。

《新唐书 兵志》：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到唐玄宗李隆基之时，因皇帝有鲸吞四方之志，所以朝廷于河北、西北、西南、朔方、西域等边境区域常年驻扎重兵，以支撑同外族的大型战争。为了赢得胜利，唐玄宗尝试在“提升藩镇效率”与“限制节度使权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 他允许节度使连续就职十年以上。因为“熟手”的运作效率通常更高。
• 同时，唐玄宗还尝试把多个藩镇交到同一位节度使手中，以便在多军团联合作战时能够步调一致。
• 此外，自大唐建国以来，经历了上百年的土地兼并，大批农民已失去耕地，也让兵役与耕地相绑定的“府兵制”无兵可征。为了解决用兵需求，唐玄宗打破了耕地对兵役的限制，开始大量吸纳无业游民入伍。

《资治通鉴》：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馀年不易，始久任矣。

《新唐书 兵志》：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

然而，以上举措也为野心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在长达十四年不调岗的情况下，驻扎河北的节度使安禄山悄然完成了对下属的“大洗牌”，并最终集结了多个藩镇共计十余万大军，于公元755年11月发动了叛乱。

为了应对新挑战，自幻梦中猛醒的唐玄宗只得放弃“吞并四方”的执念，将边境精锐部队悉数调回中原，同叛军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

八年后，经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唐玄宗的孙子——唐代宗李豫赢得了最后胜利。面对来自河北幽州、魏博、成德三个藩镇（又称“河朔三镇”）的降将，唐军前线副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避免“鸟尽弓藏”的悲剧重现，做出了“养寇自重”的决定：他既没有将“河朔三镇”的主帅调离其岗位，也没有对其军队进行分散收编，而是让这三个藩镇保留“安史之乱”中的割据模式继续运作。

因为只有当“河朔三镇”不受朝廷控制时，仆固怀恩才能以防备“三镇”的名义，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价值。

《新唐书 仆固怀恩传》：怀恩自见功高，且贼平则势轻，不能固宠，乃悉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之，潜结其心以为助。

就这样，“河朔三镇”便成为大唐藩镇割据的起源。至王仙芝、黄巢起义之后，几乎所有节度使都以“河朔三镇”为样板，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从而在事实上架空了皇帝统治。

那么，对于“带头坏了规矩”的“河朔三镇”，唐代宗为什么会选择“忍气吞声”呢？因为皇帝也有难言之隐！

• 经历长达八年的战乱，帝国的兵力、民力、财力均出现“断崖式下跌”，急需“休兵止血”。
• 比起“河朔三镇”，在“安史之乱”中崛起的新一代超级节度使，例如“养寇自重”的仆固怀恩等人，更让皇帝忌惮。

因此，较之纠结于“河朔三镇”，唐代宗更希望让全天下尽快回归正轨，并从长远角度找到制衡仆固怀恩等超级节度使的新办法！

提供答案的，正是“两大毒瘤”中的另一个——太监！

太监的崛起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皇帝对大臣越忌惮，太监干政的概率就越大。因为心存忌惮，皇帝就总有些事“不便摆上台面”。这时，作为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太监，便成为帮主子“暗箱操作”的最佳人选。

“安史之乱”爆发后，因战局不利，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前往蜀中避难。这时，一位帮主子“干脏活”的太监便登上了历史舞台。东宫太监李辅国通过与禁军合谋发动“马嵬驿兵变”，诛杀了皇太子李亨的政敌——宰相杨国忠及其堂妹杨玉环，并力挺皇太子以“自立”的方式成为大唐新一任皇帝——唐肃宗。

鉴于安禄山叛军的步步紧逼，72岁的唐玄宗没有深究“马嵬驿兵变”的幕后主谋，并承认了唐肃宗“自立”的合法性。而匆忙间登上皇位的唐肃宗，如果不借助老皇帝四十余年积累的威望，多少也有点玩不转文武百官和虎狼般的藩镇节度使。出于尽快平定叛乱的需要，两代帝王选择了合作。

这样，在唐肃宗的朝廷，官员的构成就非常复杂，既有“唐肃宗的人”，也有“太上皇的人”。公元757年九月，当唐军收复长安后，唐肃宗赋予了亲信太监李辅国前所未有的重权：

• 掌禁军：出任北门禁军统领，负责皇宫内部安全。
• 控外军：兼任相当于总参谋长的元帅府行军司马。
• 执号令：主持圣旨的审核与发布，权力堪比中书令（宰相）。
• 监大臣：成立类似“东厂”的秘密情报部门，随时刺探百官隐私。

一个太监几乎已达到权倾天下的地步！究其原因，正是唐肃宗对其“自立”的皇帝身份缺乏自信，对朝中大臣“到底是谁的人”感到困惑；同时，也或多或少对老皇帝的余威心存忌惮。因此，他需要通过集权于亲信太监的方式，来不动声色的将大局纳入掌控之中。

鉴于太上皇年事已高，或许肃宗的“核心圈子”一度认为，京城中“暗流涌动”的局势，终将随着老皇帝的“驾鹤西去”，而走向“软着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公元760年，唐肃宗身体状态突然恶化，数度卧床不起。而太上皇李隆基却“雄风不减”，日日在闹市区的兴庆宫城楼上高谈畅饮，约谈大臣，大刷存在感。

为避免肃宗突然离世后，太上皇势力“卷土重来”，大权独揽的太监李辅国再次为主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李隆基骗入皇宫强行软禁，以“硬着陆”的方式确保了肃宗“核心圈子”的利益。

公元762年4月，太上皇、唐肃宗在半个月内相继辞世。为填补“权力真空”，肃宗“核心圈子”又展开了激烈的内斗。最终，手握禁军的李辅国，诛杀了试图干政的皇后张氏，并扶皇太子李豫成为大唐下一任皇帝——唐代宗。

事后，“杀后立帝”的李辅国不无得意的在唐代宗面前说出了“架空天子”的话：皇上老弟只管坐在宫中，外面的事情交给老奴打理就行了。

尽管极度震怒，但因忌惮对方手握禁军，唐代宗不仅不敢表露情绪，还得极尽尊敬之能事。

《新唐书 李辅国传》：代宗立，辅国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谓帝曰：“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帝矍然欲翦除，而惮其握兵，因尊为尚父。

就这样，本来被前任皇帝用于制衡百官，加固皇权的太监李辅国，在几经周折之后，已然成为现任皇帝最为忌惮的对象，可谓权力格局的“神反转”。

不过，唐代宗毕竟是位城府极深的皇帝。他通过一番“花言巧语”把李辅国“搞飘”后，再以“荣升宰相”为幌子，将对方调出皇宫，并顺手收回了禁军兵权。随后，面对“已被拔掉利齿的猛虎”，新皇帝方才面露杀机，派刺客将其刺杀于卧榻之上。

李辅国失势后，其空出的禁军兵权和元帅府行军司马职务，又被唐代宗安排给了另一位太监程元振接管。这意味着，尽管“权倾天下”的李辅国一度威胁到皇权，但新皇帝并不打算改变以太监制衡百官的“既定思路”。因为在“安史之乱”中崛起各路藩镇节度使，是比太监更让唐代宗担忧的狠角色。

《新唐书 程元振传》帝以药子昂判元帅行军司马，固辞，乃以命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邠国公，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在辅国右……

太监与藩镇的“互搏”

新的“首席太监”程元振走马上任后，立即站出来替皇帝“干脏活”，对藩镇势力进行了一番“大修理”。如果有任何让皇帝“没有安全感”的节度使，例如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裴冕、来瑱、李怀让等人，哪怕曾立下赫赫战功，也同样难逃要么撤职，要么免官，要么被杀的悲惨命运。

一番“神操作”搞下来，各藩镇看上去“老实”了，但皇帝与节度使间的“互疑情绪”却加深了。

公元763年，正值“安史之乱”行将结束之际，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大军，趁着大唐边关守军被调往中原平叛的机会，突然冲过边境线，直逼长安而来。唐代宗大惊之下，立即召集天下藩镇勤王。但吊诡的是，圣旨发布之后，竟迟迟没有军队赶来救急。

危难之际，唐代宗只得紧急启用正主管“先帝陵墓工作”的名将郭子仪为帅，同时仓皇自长安出逃，前往两百公里外的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避难。在这里，一位叫做鱼朝恩的太监为皇帝提供了庇护。因为此君阴差阳错间掌握了一支规模超过万人的藩镇军队——神策军。

《新唐书 程元振传》：瑱等上将，冕、光弼元勋，既诛斥，或不自省，方帅繇是携解……广德初，吐蕃、党项内侵，诏集天下兵，无一士奔命者。虏扣便桥，帝仓黄出居陕，京师陷，贼剽府库，焚闾弄，萧然为空。

风波过后，作为“搞坏节度使心态”的罪魁祸首，“首席太监”程元振固然遭到撤职处罚（后被杀）。但唐代宗的不安全感却并没有消失：如果藩镇节度使因为“心情不好”，就可以对勤王号令冷眼旁观，那足以证明大唐的军事运转体系出了大问题！

自建国以来，大唐构建的是地方“兵府”与中央“十六卫”的两级军事运转体系：

• 每州设“兵府”若干，“兵府”则以耕地为量纲，征募当地800至1200名适龄农夫为士兵。
• “十六卫”则包括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金吾卫等十六个中央军事管理机构。其统辖的对象，正是来自各地“兵府”的士兵。因此，皇帝掌控了中央“十六卫”，也就掌握了天下“兵府”的控制权。

当唐玄宗取消耕地与兵役相绑定的“府兵制”后，无兵可招的“兵府”，也让其主管单位“十六卫”陷入瘫痪。而依靠无业游民为征兵对象的边境藩镇，则强势崛起为新的超级军事力量。

乍看上去，皇帝以前管“十六卫”大将军，现在管藩镇节度使，似乎也无不同。但安禄山叛乱的发生，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组成藩镇军队的无业游民，远比组成“兵府”军队的耕农，更易成为统帅的“私兵”。因为前者没有个人产业，只能把前途寄托在“领导”身上。

而得到士兵“全情支持”的节度使，其在与皇帝沟通时的“议价能力”，自然也要远远强于过去的“十六卫”大将军。

鉴于节度使们“翅膀越来越硬”，这才有了程元振出来当“恶人”，以“调虎离山”、“明升暗降”、“罗织罪名”等各种手段，对节度使进行“大面积洗牌”的风波。

“比较想得通”的节度使，例如郭子仪，就非常善于应对朝廷的“顾虑”。每当接到调令，不论是从藩镇调往京城；还是去干“主持先帝陵墓的工作”，郭子仪必定服从安排，毫无怨言。一旦需要“救火”，此君便马上出山，主持大局。靠着对“帝王心术”的精准解读，郭子仪最终得以位极人臣，安享天年，福及子孙，名垂青史。

《资治通鉴》：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如郭子仪这般“通透”。“想不通的”，“感到不公平的”，“阳奉阴违的”，大有人在。例如仆固怀恩的“养寇自重”，正是在“自危心态”下的另一种选择。而当吐蕃入侵时，天下藩镇无人勤王的事实，则证明多数节度使都对朝廷的打压策略持“保留意见”。

这就让唐代宗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如果放任藩镇“野蛮生长”，出现“下一个安禄山”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对藩镇持续打压，又会进一步加大皇帝与节度使的“裂痕”。如之奈何？

这时，手握神策军，曾在陕州为皇帝提供庇护的太监鱼朝恩让唐代宗眼前一亮！

简而言之，唐代宗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神策军扩建为全天下最强大的中央军（规模超过十万），并交给太监去指挥，以弥补“十六卫”体系崩溃后，皇帝没有“亲信部队”的窘境。

在新体系下，由亲信太监统管的神策军就仿佛“定海神针”一般，对遍布天下的藩镇军队形成制衡。当某一个藩镇不老实时，皇帝就调动神策军和其他藩镇去“修理”他。

对于唐代宗而言，中央拥有了强大的神策军，天下军事的运转才真正拥有了“主心骨”!

削藩之梦与“泾源兵变”

公元779年，唐代宗李豫驾崩。其子李适继位，成为大唐第十位皇帝——唐德宗。

新官上任三把火。唐德宗上任伊始，便将目光盯向了已割据多年的“河朔三镇”。在经历长期的“忍气吞声”后，新皇帝决定要上点“硬菜”了。

正好，没多久，“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逝。按惯例，他的儿子李惟岳在接管节度使工作后，向朝廷打了个请求任命的申请。

尽管裂土而治，但“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仍希望得到朝廷任命。这似乎是双方的默契：朝廷如果发出了任命函，就代表认可“河朔三镇”的割据地位；作为回报，“河朔三镇”仍在名义上对皇帝俯首称臣。

然而，唐德宗几乎没有思考，便一口回绝了李惟岳的申请，并要求后者尽快离开藩镇。

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削藩之战”拉开了帷幕！

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河朔三镇”中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决定和李惟岳共进退。有意思的是，尽管“三镇”中的另一镇——幽州节度使朱滔没有一同反叛，但两个不属于“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却选择了跟进。

二人动机不尽相同：

• 李正己在淄青镇已经营多年，突然被要求调往其他藩镇，打算借反叛来抗拒调令。
• 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向不满朝廷的削藩策略，正好借机摆脱皇帝控制。

面对四大藩镇的反水，唐德宗出动了多路大军，逐一进行镇压：

• 派神策军统帅李晟，协同河东、昭义、河阳等三大藩镇，攻打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
• 派遣“河朔三镇”之一，仍支持朝廷的幽州节度使朱滔，攻打成德节度使李惟岳。
• 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领淮西、西川、东川等五大藩镇，攻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

当朝廷大军压境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竟“不是时候的”突然暴病而亡。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随后兵败被杀。接着，刚接任的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又被投靠朝廷，且在藩镇威望更高的副帅王武俊所杀。魏博节度使田悦也被逼困守孤城。一时间，看似声势浩大的四大反叛藩镇俨然已有全军覆没之势。

然而，在大好形势下，“削藩心切”的唐德宗因为“蛋糕分配不公”，又招致局势反转！

当时，幽州节度使朱滔已攻占了原属成德藩镇的一个州府。他希望能够把该州府作为自己效忠朝廷的回报。而亲手杀死李惟岳归顺朝廷，又在成德藩镇威望极高的副帅王武俊则认为，自己理应成为下任节度使的不二人选。

然而，“不按套路出牌”的唐德宗一口回绝了幽州节度使朱滔扩容地盘的请求，并将成德节度使职务另委他人。在新皇帝看来，既然朝廷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结束“河朔三镇”的割据，那让“三镇”之一的幽州趁机扩大地盘岂不与愿景相悖？同时，朝廷把刚刚夺回的成德镇，又交给在当地“威望极高”的王武俊，岂不是“把肉包子扔进了狗嘴里”？

因此，“一心削藩”的唐德宗绝不可能满足朱滔、王武俊的愿望！

这么一来，困守孤城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便迎来了逆转的曙光。他不失时机的派出使者，用“唐德宗的愿景”与“节度使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为由，成功说服朱滔、王武俊“反水”。同时，尽管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临阵病故”，但他的儿子李纳仍表示将抗争到底。更具戏剧性的是，负责攻打叛军的朝廷军团统帅——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重演，竟然也加入了同盟！

如此一来，朝廷辛辛苦苦打了一场“削藩大战”后，竟然硬生生把之前反叛的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个藩镇，变成了成德、魏博、淄青、幽州、淮西五个藩镇！

割据藩镇越削还越多了！

“已砸下巨额赌注”的唐德宗不甘心承认失败，只得继续从各地调兵遣将，加大对“五大藩镇”的围剿。但让焦头烂额的皇帝没想到的是，又一件意外之事发生了。

当时，位于长安西面的泾源藩镇部队被紧急调往前线。当队伍自西向东经过长安时，地方官给的饭菜非常差，再加上朝廷长期打压藩镇积累的怨气。于是，约五千规模的泾源藩镇士兵就地发动叛乱，冲进了长安城，准备去皇宫库房“抢一票大的”。

危急关头，唐德宗慌忙召集留驻京城的神策军“救火”，但半天也无人回应。原来，大规模的削藩之战让神策军伤亡颇大。但当时的神策军主管向上瞒报了将士阵亡的消息，并将待遇优厚的编制“转手卖给了”京城富人子弟。没错，留驻京城的神策军将士中，许多人都是“吃空饷的”！

这个玩笑开大了！手足无措的唐德宗只得仓皇自长安出逃，前往陕西北部的奉天城避难。

《资治通鉴》：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召募禁兵，东征死亡者志贞皆隐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

“有家难回”的尴尬处境，也让“曾经豪情万丈”的新皇帝失去了继续削藩的兴趣。为了“聚焦主要矛盾”，唐德宗不得不向天下发出“罪己诏”。其意为：我从小长于深宫，不知耕作之艰难，不晓征戍之不易；在对时局分析不足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战争，以致为天下人带来了深重灾难。我实在是痛心疾首，无颜见列祖列宗……。至于反叛的“五大藩镇”，他们其实也没什么错！

于是，唐德宗一朝曾经轰轰烈烈的削藩行动，遂以虎头蛇尾告终。

《资治通鉴》：“小子惧德不嗣，……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遂用兴戎，征师四方，……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元和中兴

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驾崩。其长子李诵继位，成为大唐第十一任皇帝——唐顺宗。仅过数月，唐顺宗便因身体原因，又将帝位传给了自己的长子，大唐第十二任皇帝——唐宪宗李纯。

公元812年，“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其夫人将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立为代理节度使，并让家僮蒋士则主政。由于该家僮威望不够，又根据自己喜好随意任免官员，所以引发了藩镇武将的普遍不满。

这时，唐宪宗便迎来了其祖父唐德宗曾面对的问题：当割据藩镇出现变故时，朝廷要不要趁机削藩？

一派大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一位叫李绛的宰相则认为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绛解释说，河朔藩镇有个特点：节度使为了避免被部下取代，通常会将士兵、地盘平均分给多位武将，让其互相牵制。然而，各武将手中有兵、有地盘，成为一方统帅后，也对节度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节度使威望不够，武将们会不服；如果节度使处事不公，武将们会不满。

而威望不够、处事不公这两大缺陷，魏博的新统治者恰好都有。因此，藩镇发生兵变只是时间问题。

李绛进一步分析说，兵变后，一定会有一名武将被推举为新节度使。然而，这位新节度使又将面临来自河朔其他藩镇的强大敌意。因为河朔节度使们向来忌讳“以下犯上”。为警示自家下属中的“潜在效尤者”，他们很可能会对魏博镇群起而攻之。于是，出于自保，魏博镇的新节度使只有拉着朝廷做靠山！

事情进展果然如李绛所料：魏博镇发生了兵变，一位叫田兴的武将被同僚推举为首领，并主动请求归顺朝廷。

消息传来后，有人主张先核实下真伪，再做决定。但李绛则认为，朝廷不宜表现出任何迟疑，应果断的立即进行封赏。

当唐宪宗想按惯例先封田兴为代理节度使时，李绛又认为，“代理”二字仍不足展示诚意，最好直接封他为正式节度使。同时，李绛还请求朝廷拿出一百五十万贯赏钱，遍赏藩镇将士。他解释说，一百五十万贯赏钱固然是笔巨款，但比起派兵攻打的开销，依然划算很多。

就这样，在田兴的感激涕零中，在藩镇将士的如雷欢声中，朝廷最终兵不血刃的收复了已割据超过五十年的魏博镇。

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逝，其子吴元济自封为新一任节度使。此人上位后，立即对镇内官员展开清洗。有“漏网之鱼”逃到长安后，便将藩镇动荡的局势向皇帝和盘相告。于是，唐宪宗便将削藩的新目标，锁定为昔年“五大藩镇”中的另一镇——淮西镇。

不料，战幕拉开数年，朝廷军队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顶着朝中多人请求班师的压力，唐宪宗派出了宰相裴度亲自督战。同时，另一位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大将——李愬也来到了前线。

李愬进入军营后，除了安抚将士，还特别厚待被俘的敌将，与对方做“无话不谈”的朋友。这样，李愬就对淮西藩镇的兵力部署，部队调动了如指掌。最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突然率领九千将士趁着风雪与夜色的掩护，疾行一百三十余里，直趋淮西藩镇的总部蔡州城，并将毫无准备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生擒于马下，斩首于长安。

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当年“五大藩镇”之所以能够“硬扛”唐德宗，全仗相互抱团与一致对外。如今，随着魏博、淮西两镇结束割据，就仿佛五条腿的板凳连断了两条腿，让板凳本身已处于摇摇欲坠之势。又加上田兴归顺朝廷得到重赏，吴元济抗拒朝廷兵败身亡，两大教科书式案例的存在。于是：

• 幽州节度使刘总请求献出藩镇所有州府与军队，净身出户，落发为僧。
• 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请求让两个儿子作为人质，献出德、棣二州，上交租税，并请朝廷委任地方官史。
•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最初请求纳子为质，并献沂、密、海三州，但随后因反悔而兵败被杀。

至此，“五大藩镇”便悉数结束了割据状态。

与爷爷唐德宗削藩时的“手段生硬”相比，唐宪宗及其团队对藩镇内部特点、外部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巧妙借助对方矛盾，化敌为友，最终事半而功倍。

荡平群雄后，唐宪宗本有机会对藩镇的“不驯服基因”进行更深入的整治，以进一步降低其聚众作乱的概率。例如通过轮岗等方式，对中、低层武将进行平级调换；通过田产分配等手段，对基层士兵进行妥善安置等等，而不仅仅是调整节度使岗位。

然而，事业有成的唐宪宗好像失去了奋斗方向，开始仰慕神仙之道，时常吞食术士冶炼的“金丹”。这种富含重金属的神秘药物，似乎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并导致其脾气越发暴躁。

公元820年，年仅44岁的唐宪宗突然“暴毙”于皇宫（一说死于中毒、一说死于谋杀），也让以其年号命名的“元和中兴”嘎然而止。

棘手的藩镇管理

宪宗去世后，两派太监为新皇帝的归属展开了激烈内斗。最终，主管右神策军的太监梁守廉胜出，并扶皇太子李恒成为大唐历史上的第十三任皇帝——唐穆宗。

与唐宪宗当年“立志中兴”不同，新登基的唐穆宗醉心玩乐，无意进取。当值宰相也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能在皇帝面前“说上话”的太监们则趁机收受贿赂，大发横财。

然而，一旦朝廷高层开始“尸位素餐”，麻烦事也就来了。

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决定献出藩镇，落发为僧。出家前，为了降低武将叛乱的概率，他建议将藩镇一分为三，分而治之；同时又将影响力巨大的副帅朱克融“调虎离山”，送至京师，请朝廷妥善安置。

如此安排，可谓诚意十足了。然而，“接球”的宰相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把藩镇九个州中的七个都交给了新任节度使张弘靖管理。这就彻底打乱了离任节度使对藩镇“一分为三，分而治之”的良苦用心。

而张弘靖到藩镇上任后，不仅没表现出对当地人“足够的尊重”，还将朝廷给予将士的赏银吃了“二十个点的回扣”。这就激起了众怒。

同时，对于被刘总送至京城的副帅朱克融，“形同梦游”的宰相不仅未给予任何官职，甚至连衣食问题都没解决。最终，朝廷竟然还勒令这位在藩镇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回去“自谋出路”。

于是，幽州兵变发生了。张弘靖被哄下了台。影响力巨大的朱克融正好收拾残局，领藩镇重归割据。

幽州的变故足以说明藩镇管理的难度：在多位下属悍将的“监督”下，节度使做事稍有差池，都可能瞬间捅爆火药桶。

然而，对藩镇治理所需的“道”与“术”，都是当时“尸位素餐”的朝廷所缺乏的！

甘露之变

公元824年，在位仅五年的唐穆宗病逝。他十六岁的儿子李湛成为大唐历史上第十四任皇帝——唐敬宗。

仅过了两年，成天玩马球，又随意打骂宦官的唐敬宗便被太监刘克明所杀。随后，另一派太监又杀死了刘克明，拥立唐敬宗的弟弟，江王李昂成为大唐第十五任皇帝——唐文宗。

公元835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也就是唐文宗登基九年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在早朝向皇帝禀报，说左金吾官邸后院的石榴昨夜结了甘露。这是天大的吉兆，特来向皇帝贺喜。

宰相李训说道，如此好事，希望皇帝能亲临观赏。于是，唐文宗便移步到临近左金吾官邸的含元殿暂歇，并让宰相与官员先去查看究竟。

许久后，宰相李训回来禀报，说经仔细研究，甘露可能不是真的。最好先不要外传。

竟有这等事？唐文宗一边说着，一边又让神策军主管仇士良带领一帮太监再去察看。

当太监们离开后，宰相李训突然拿出一封密诏，让在场的大臣接旨……

不久后，太监仇士良等人到达了左金吾官邸，正察看甘露时，却发现陪伴在旁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直冒冷汗。当时已是初冬时分，天气寒冷，所以仇士良有点奇怪，还问了句将军有什么不舒服吗？正说着话，一旁的幕布突然被风吹起，隐隐现出全副武装的伏兵身影。

仇士良瞬间醒悟，趁韩约还没下令动手，立即带领众太监逃出左金吾官邸，直趋当时皇帝休息的含元殿，用轿子架上唐文宗就往后宫开跑。

《资治通鉴》：仇士良等至左仗视甘露，韩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如是？”俄风吹幕起，见执兵者甚众，又闻兵仗声。士良等惊骇走出……，宦官曰：“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罳，疾趋北出。

众宦官的突然出现，让在场的宰相李训始料未及。宰相一边说我汇报还没完，皇帝不能走，一边则招呼殿下金吾卫士兵快来“护驾”。

尽管有不少太监被金吾卫士兵当场斩杀于大殿，但仇士良等人还是带着皇帝，跌跌撞撞逃进了由神策军重兵护卫的后宫。眼见大势已去的宰相李训则迅速乔装改扮，骑马匆忙逃出了长安城。

这确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主谋正是骑马开溜的宰相李训，幕后主使则是唐文宗本人。鉴于手握神策军，多次废立皇帝的太监集团已严重威胁到皇权。所以，李训为唐文宗制定了一个“尽诛太监”的计划。之所以把动手地点选择在左金吾卫官邸，是因为这是皇宫中少数不被神策军控制的地方。

不多久，喘过气来的太监仇士良便开始出动神策军“平叛”。一时间，皇宫南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天便有六百余名金吾卫士兵与官员被杀。逃到外地的李训也很快被抓获、斩首。

事变后，“幕后主使”唐文宗便从万乘之尊沦为了傀儡皇帝。本来就权势熏天的太监集团则陡然凌驾于整个朝野之上！

公元839年，也就是甘露之变四年后，唐文宗召见一位大臣，问对方，我可以比作过去哪位皇帝？大臣立即拍马说，陛下当然是尧、舜之主。

唐文宗摇头说，比尧、舜就有点扯远了。我的意思是，我比周赧王（东周末代天子）、汉献帝（东汉末代天子）如何？大臣大惊道，皇上怎么把自己和亡国之君相比？

唐文宗苦笑道，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诸侯，而朕却是受制于家奴。真要比起来，我还不如那两位呢！

《资治通鉴》：上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在唐朝，自唐代宗设立神策军以来，先后有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等七位皇帝被太监拥立，堪称历史奇观。本来是替帝王“干脏活”的太监，竟然“咸鱼翻身”，多次干预到了皇帝更替。究其原因：

• 一是有条件：深宫中的太监总能在老皇帝驾崩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先发制人。
• 二是有能力：太监手握天下最强大的军队——神策军，已然成为皇帝之外，皇宫中最具影响力的角色。
• 三是有动机：借助拥立皇帝，太监能够获得极大的利益。

事成后，太监实现“利益变现”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成为皇帝的“代理人”：如果百官要通过太监找皇帝，皇帝要通过太监找百官。那其中的信息不对称，可就有大大的“运作空间”。

皇帝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代理人”呢？当他没空干正事的时候！

在“甘露之变”中大开杀戒的太监仇士良就曾这样说过：不能让皇帝闲下来。他一闲下来就会看书、见大臣、纳谏、干正事。这样，就没咱们什么事了。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马球、狩猎、声色娱乐等各种手段来占用他的时间。他一玩起来，就会把天下大事的决定权交给我们。这样，大家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

《新唐书 仇士良传》：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不过，太监在拥立皇帝时，偶尔也有“看走眼”的“败笔”。例如在公元846年，靠着“装傻”被太监立为大唐第十七位皇帝的唐宣宗，居然是位英明果断、从谏如流，人称“小太宗”的主。但即便是如此明君，也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太监的地位。

有一次，唐宣宗在与大臣密谈解决太监的问题时，曾明确提出“尽诛太监”的构想。之所以要“棋行险路”，是因为他通过尝试后发现，为了“共保富贵”，太监总是会选择“抱团”。这导致对其分化瓦解的思路行不通。

但大臣认为“尽诛太监”的风险过大，搞不好会有“甘露之变第二集”上演。因此，最好采用更和缓的方式来处理，例如太监犯罪了不要赦免，有空缺了不要弥补。用时间来慢慢“消耗”他们。

然而，先一步被时间“消耗掉”的并不是太监，而是唐宣宗本人。当他于公元859年去世时，掌权太监并没有选择唐宣宗中意的继承人李滋，而是扶持了长子李漼为新的皇帝——唐懿宗。

《资治通鉴》：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上又尝与令狐绹谋尽诛宦官，绹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

唐宣宗之后，第十八任皇帝唐懿宗、第十九任皇帝唐僖宗，都是醉心娱乐的“玩家”。这样，皇帝的决策权又重新回归到“金牌代理人”——太监之手。

公元874年正月，正值唐僖宗登基后不久，一位叫做卢携的大臣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上面写道：臣看到去年中原一带大旱，庄稼大幅减产，穷苦人家只能以莲蓬子、槐树叶为食。甚至有人吃的比这还糟。这些老百姓，自己活下去都困难，哪里还有钱粮来交税？但是，州县为了给朝廷上贡，对百姓逼得非常紧，动不动就严刑拷打。这些穷苦百姓，虽然拆屋拆梁，卖妻卖子，也只能勉强提供官差上门的酒食，根本就攒不够应交的赋税。对这些百姓，如果朝廷再不体恤，恐怕他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因此，我请求立即停止灾区征税工作，并赶紧开仓放粮。

他的建议提交后，皇帝立即下令照办。然而，朝廷相关部门却始终没有执行圣旨。因为皇帝“玩”去了，没空亲自监督。而“代理人”——太监集团考虑的则是自身利益：停止征税显然会直接减少太监的收入。

这正是太监干政的最大弊端：拥有最高决策权的人只对小团体利益负责，不对天下大局负责！

《资治通鉴》：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原料齑。或更衰羸，亦难收拾……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己。

于是，就在当年年底，中原人王仙芝带头发动了农民起义。不久，一位在历史上比王仙芝名气更大的人物又加入了起义军团。此人就是曾写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盐贩子——黄巢！

公元878年，王仙芝战死，众人改推黄巢为帅，号“冲天大将军”。两年后，黄巢便率军一路势如破竹“冲进了”长安。这一切，全仗平叛的藩镇节度使们所赐：当黄巢深陷险境的时候，尾随其后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便故意收手，要“养寇自重”；当黄巢挥师入关的时候，本该据险阻击的江淮节度使高骈出于自保心理，竟袖手旁观。节度使们的“各怀鬼胎”，是农民起义“越剿越烈”的直接原因。

公元884年，历时十年，波及近半个中国的王仙芝、黄巢起义方告结束。此时，唐王朝的国本已被严重动摇，曾天下无敌的神策军也基本被打废。而自战乱中崛起的朱全忠、李克用等节度使，则成为了新的超级军事力量。这帮人就仿佛东汉“黄巾起义”后的各路诸侯一样，名义上虽然仍臣服于朝廷，但早已对藩镇形成了绝对控制力。人人都想复制当年的“河朔三镇”割据模式。

唐朝第二十任皇帝——唐昭宗李晔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被太监杨复恭拥立的。

唐昭宗的“超级赌局”

与前两任贪玩的皇帝不同，22岁的唐昭宗尽管被太监推上帝位，却一心想铲除为害大唐已久的太监、藩镇两大“毒瘤”，实现大唐中兴。

这时，擅长“纵横之术”的宰相张浚便成为了皇帝的知心朋友。前者建议，朝廷当务之急，莫过于强兵备战。于是，唐昭宗便在长安大量招募新兵，直至将驻军扩至十万以上规模。

公元890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出于私人恩怨，纠集河朔多个藩镇，联名请求朝廷出兵，共同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当时，朝中包括神策军主管杨复恭在内的六、七成官员均不赞成出兵。主要理由，一是天下经过多年战乱，刚刚得到喘息，朝廷不宜轻启战端；二是李克用本人并未反对朝廷，且在剿灭黄巢时立有大功。

但“对纵横之术颇有心得”的宰相张浚却强烈建议出兵，他的理由是：

• 李克用被朱全忠、河朔藩镇联合挤兑，早已四面楚歌。如果朝廷再给予雷霆一击，取胜将不费吹灰之力。这正是树立皇帝权威的千载良机。
• 通过出兵，大臣可以趁机从太监手中夺取神策军的控制权，为后续清洗太监做好铺垫。

除此之外，这位宰相还有一个不便言说的原因。那就是他和李克用之间也有点私人恩怨。据史载，与张浚打过交道的李克用听说前者出任宰相后，曾对钦差大臣直言不讳的说道，张浚喜欢夸夸其谈，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将来乱天下的，必是此人。张浚听到此话后，对李克用一直耿耿于怀。

《资治通鉴》：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天下，必是人也。”濬闻而衔之。

最终，在张浚力推下，唐昭宗同意了作战计划，并任命张浚本人为主帅，京兆尹孙揆为副帅，集结五万大军，协同朱全忠等各藩镇势力，向李克用发起联合攻击。

临行前，按惯例，太监杨复恭作为神策军的最高统帅，要为大军践行。当这位首席太监向张浚敬酒时，后者借口醉了，推辞不喝。杨复恭便半开玩笑半嘲讽的说，张宰相军权在握，开始“装”了不是？张浚则针锋相对的回敬道，等我得胜归来，才是“装”的时候。言外之意，那时候就该对太监“算总帐了”。

《资治通鉴》：两军中尉饯濬于长乐坂，复恭属濬酒，濬辞以醉，复恭戏之曰：“相公杖钺专征，作态邪？”濬曰：“俟平贼还，方见作态耳！”复恭益忌之。

然而，志得意满的张浚很快就将为他的“过于乐观”付出惨重代价！随后的战局，几乎是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进行的。不知什么原因，弱势一方的李克用总是对朝廷及其他藩镇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多次在要害地点打伏击战，一开始就擒杀了中央军副帅孙揆。甚至连中央军密谋的偷袭计划，对方也能“奇迹般”的了如指掌，并做好应对。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当双方准备进行战略决战时，中央军的多支部队竟“不战而逃”，公开拆台。如此一来，张浚的惨败也就不难预料了。

《资治通鉴》：八月乙丑，揆发晋州，李存孝闻之，以三百骑伏于长子西谷中……擒揆及赐旌节中使韩归范、牙兵五百余人，追击余众于刁黄岭，尽杀之。……镇国节度使韩建以壮士三百夜袭存孝营，存孝知之，设伏以待之。……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濬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自是不敢复出……

对于如此离奇败局，如果说中央军内部没人和李克用“配合”，估计连张浚都不信。大唐宰相所犯的最大错误，其实并不是低估了李克用的战斗力，而是低估了太监的影响力：曾经营军队多年的太监势力，怎么可能坐视张浚取胜后，再回来“收拾”自己？

于是，这场由“太监与宰相内斗”而导致的惨败，不仅让朝廷本就孱弱的军事实力大幅亏空，也让本想“恃强凌弱，借机树立皇帝威望”的唐昭宗“偷鸡不成蚀了把米”。

其他节度使一看中央军如此不堪一击，就难免会感叹：既然朝廷如此“脓包”，又为什么要对皇帝毕恭毕敬呢？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正是其中之一！

公元893年，朝廷安排李茂贞自凤翔调往山南西道任职。自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李茂贞不仅拒绝调动，反而怒气冲冲上书朝廷，史无前例的对唐昭宗斥责了一番，说什么皇帝贵为九五之尊，连个太监都搞不定。又说，朝廷现在是只看强弱，不讲是非。如果藩镇实力弱，就要求节度使调动。如果藩镇实力强，就扑上去对节度使“跪舔”。纯粹就一“欺软怕硬”的势利眼！

《资治通鉴》：茂贞又上表，略曰：“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之一竖。”又曰：“今朝廷但观强弱，不计是非。”又曰：“约衰残而行法，随盛壮以加恩；体物锱铢，看人衡纩。”

所谓打人不打脸。李茂贞的话竟无情揭开了最让唐昭宗心痛的伤口。盛怒之下，皇帝便要对李茂贞动武。

宰相杜让能连忙劝阻说，大唐国运艰难，不宜因言语冒犯而轻启战端。李茂贞又近在咫尺（凤翔距长安仅200公里），万一失败，恐怕追悔莫及。

唐昭宗说道，王室日衰，号令不出国门，令仁人志士痛心疾首。朕不能甘心为懦弱之主，虚度光阴，坐视江山变色。

如果用现代语言翻译他的话，就是：他都这么过份了，我要再怂，还算是男人吗？

于是，唐昭宗不听劝阻，命亲王集结京城三万禁军，向凤翔开去，准备用武力把李茂贞赶下节度使岗位。然而，这支由市井少年新组建的禁军，一遇藩镇的百战之师便立马崩溃。最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联合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带着两藩镇共计六万兵马一路耀武扬威杀进长安，直到战战兢兢的皇帝把包括杜让能在内的几位大臣斩杀后，方才心情舒畅的收兵回镇。

此后，大唐朝廷便正式成为两藩镇的半傀儡政府。众大臣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往往都要先找李茂贞、王行瑜。只要两位节度使点头了，皇帝根本没胆量拒绝。

公元900年11月，面对灰心丧气，终日醉生梦死的唐昭宗，宰相崔胤又献上一剂猛药：“尽诛太监”！

然而，皇帝与崔胤还没来得及动手，已得到“卧底”密报的首席太监刘季述便先发制人，将皇帝软禁在冷宫，并宣布改朝换代，扶太子登基。

眼见局势突变，崔胤一方面表示向刘季述“投诚”，一方面则暗暗向宣武节度使、梁王朱全忠求援，请后者立即出兵“清君侧”。

朱全忠的谋士认为，太监劫持天子，乃是大逆不道之事。如果梁王坐视不理，将无以号令天下诸侯。

于是，素有“天下之志”的朱全忠便暗中支持了崔胤。后者随即秘密笼络了一批禁军将领，发动了兵变，诛杀了刘季述，重新扶唐昭宗“返正”。然而，当崔胤向皇帝提议，由他来取代太监，接管神策军时，两百公里外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立即表达了反对意见。因为崔胤是“朱全忠的人”，不是“凤翔镇的人”。最终，神策军主管还是由两位与李茂贞关系密切的太监接任。

次年，当“心有不甘”的崔胤，向唐昭宗重提“尽诛太监”时，绝密情报又一次被“内鬼”传递给了太监。形势所迫之下，来不及汇报的崔胤便自行向朱全忠发出“密诏”，假借皇帝名义，要求梁王立即进京“清君侧”。

当时，朱全忠已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接到“密诏”后，立即集结了七万大军，自汴州往长安浩浩荡荡的开来。

太监集团闻讯后大为惊恐。出于自保心理，他们赶紧挟持唐昭宗逃到200公里外的凤翔镇，向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寻求庇护。

就这样，本是宫廷中宰相与太监的内斗，就演变为他们各自的“后台老板”——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之间的兵戎相见。在苦撑一年多以后，实力较弱的李茂贞难以为继，只得向朱全忠献出了太监与皇帝。

此时，唐昭宗与崔胤终于达成了他们一贯的夙愿——“尽诛太监”。然而，作为副产品，朝廷的控制权也完全落入了更为可怕的枭雄——梁王朱全忠之手。

察觉到梁王有篡夺之志后，崔胤又以加强防卫为由，请朱全忠允许他在京城新募6600名禁军，以备不时之需。而朱全忠虽然满口答应，暗中却让大量嫡系士兵冒充民夫前去应征，混进了崔胤的队伍。双方都摆出了“台面上友好，台面下提防”的架势。最终，梁王侄子朱友伦在京城的“意外身亡”，让怀疑“崔胤搞鬼”的朱全忠彻底失去了耐心。

这才有了文初描述的一幕：公元904年春正月，朱全忠领数万大军，自汴州向京城长安逼近，同时向唐昭宗送出一道密奏，说手握禁军兵权的宰相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要求立即将其诛杀。

当月十日，身为“俎上肉、杯中羹”的崔胤便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并于两日后被梁王派驻京城的武将诛杀于自家府邸之中。6600人规模的禁军士兵也遭就地遣散。

十余天后，为了防备李茂贞及其他诸侯出兵干预，朱全忠又强行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以便将皇帝彻底纳入自己的可控范围。

半路上，曾被太监刘季述评论为“轻浮、奸诈、反覆无常”的唐昭宗，又做出了其人生中最后一个重大而草率的决定：派出多名心腹，密会晋王李克用、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等藩镇节度使，要求诸侯们趁皇帝还未最终进入洛阳的机会，立即起兵勤王！

《资治通鉴》：丁巳，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曰：“朕至洛阳，则为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复得通矣！”

最终，这个“小动作”成为了朱全忠下决心“弑君”的直接原因。因为梁王不想在前线与诸侯们混战的时候，后方还会“意外走火”。

“弑君”后，朱全忠扶持了另一个更容易控制的对象——唐昭宗年仅十三岁的儿子李祚登基，成为大唐第二十一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

三年后，朱全忠又以“禅让”的名义，从唐哀帝手中接过皇位，建立后梁。至此，那个一度成为世界中心的大唐王朝，终于走完了它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漫漫旅途，在历史的悲歌中黯然谢幕了。

谁才是“终极毒瘤”？

藩镇本是大唐用于防备外族入侵的军事机构，在唐玄宗“雄图大志”催化下，迅速膨胀为超级军事力量。而“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化，则为藩镇人员结构趋于稳固奠定了基础，为节度使走向割据孕育了土壤。

“安史之乱”率先催生了“河朔三镇”。唐德宗削藩失败又诞生了“五大藩镇”。而此时的藩镇割据，固然是君王“眼中钉、肉中刺”，但因其“偏安一隅”，尚未对江山大局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自公元763年“河朔三镇”割据始，至公元907年王朝终结，大唐国祚又延续了漫长的144年。

直到长达十年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后，失去约束的天下藩镇纷纷“裂土而治”。这才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统治的基础。

当天下藩镇均处于割据状态时，朝廷无法管理其土地，安抚其百姓，征收其赋税，调动其军队，天子号令难出国门，大唐朝廷也就被“架空了”。

因此，藩镇的“不驯服基因”，被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无限放大”，是大唐走向灭亡的直接原因。

如果在农民起义之前，朝廷能够以士兵转业、武将轮调等多种手段，尽量弱化藩镇的“不驯服基因”，或许即使有农民起义，大唐局势也不会如此糟糕。尽管藩镇管理难度确实颇大，但从唐宪宗的成功削藩经历看，只要统治者头脑足够清醒，“毒瘤”也是可以清除的。

同时，如果大唐统治者能够在农民起义之前，对民间疾苦具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则农民起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然而，晚唐最大的弊端，正是统治者考虑核心问题的思路，完全游走在“狂野”的轨道上！

太监本是宫廷的奴才，出于“特殊原因”，被皇帝赋予了制衡百官的重任。由于太监代表着君王“不便言说的私心”，所以大臣们往往不好谈论对太监进行反制衡的问题。久而久之，能够对太监的“灰色权力”进行制约的，便只剩下皇帝本人。一旦皇帝自己“玩去了”，或是因为“甘露之变”什么的被软禁了，那太监集团也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于是，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懿宗、唐僖宗等多位晚唐皇帝当政时期，朝廷的实际决策者都是无人敢惹的太监集团。而太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江山大局。

如果有对大局有利，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们通常不会做。例如无视百姓疾苦，继续对灾区横征暴敛的行为，直接引爆了王仙芝、黄巢起义。

如果有对大局不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他们通常会做。例如收受节度使贿赂，纵容藩镇“野蛮生长”，则为农民起义爆发后，天下藩镇集体走向割据埋下了伏笔。

因此，毁灭大唐的“终极毒瘤”，其实是用于制衡百官的太监集团，突然不被制约后，导致的朝廷决策方向游离于大局之外的畸形权力结构！而这种畸形权力结构产生的源头，正是唐肃宗、唐代宗等前辈皇帝“不便言说的私心”。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曾问大臣，隋文帝是什么样的皇帝？

大臣回答，隋文帝做事认真尽责，亲力亲为，虽然脾气不好，但也算是励精图治之主。

李世民说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待人不够坦诚，又喜欢苛察细节。不够坦诚，跟人交流就难以把话说透；苛察细节，正是多疑的外在体现。再加上大隋政权来自于对北周孤儿寡母的篡夺，唯恐大臣们“内心不服”的隋文帝，什么权力都要抓到手里，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虽然劳心劳力，但难免会出差错。而百官明白皇帝有“不便言说的私心”后，也就不好点破。即使皇帝说的不对，也只有照办而已。

《贞观政要》：贞观四年，太宗问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

作为知名皇帝，李世民的解读非常精准：一旦皇帝存在“不便言说的私心”，朝廷上下的沟通机制就会失效，权力结构走向畸形将难以避免！隋文帝时期是这样，唐肃宗、唐代宗时期，也是这样。

至于大唐事实上的最后一任皇帝唐昭宗（其子唐哀帝已徒有虚名），虽然不像前两任皇帝那么贪玩，而且很有“血性”。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的局面下，大唐王朝更需要一位能够统筹全局，从长计议，忍辱负重，甚至有点城府的皇帝（例如唐代宗），而不是像唐昭宗那样轻率而冒失的君主。

然而，历史又偏偏选择了唐昭宗，选择了一位情绪容易激动的“赌徒”，来为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唐王朝，画上了一个让人倍感遗憾的句号。

对此，世人恐怕也只能慨叹一声，时也！命也！

后记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还曾问过大臣，隋炀帝为什么会让大隋灭亡？

魏征回答道：隋炀帝追求的并不是灭亡。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认为强盛的大隋一定不会灭亡，所以外示威严，内藏险恶，驱使万民，以满足个人的穷奢极欲。于是，在外徭役不休，兵戈不止；在内小人得志，上下蒙骗。最终，天下大乱的局势，也让隋炀帝身死国灭，成为千古笑柄。

《新唐书 魏征传》：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詹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彼炀帝者，岂恶治安、喜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也。驱天下，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宇台榭是饰，徭役无时，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内行险忌，谗邪者进，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殒匹夫之手，为天下笑。

从隋亡到唐兴，从唐兴到唐亡，王朝兴衰更替，循环往复。

历史的规律，让人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