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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6 09:15:53 来源：浏览：

「跟李山老师读《诗经》」04“大武乐章”的诗篇

“大武乐章”的诗篇

撰文 | 李山责编 | 廖玥

“大武乐章”用诗几首？

《礼记》中曾记录孔子关于诗在礼乐中起何作用的一句话，叫做“歌以发德”。意思是：歌唱可以明确宣示礼乐含义。要理解“大武乐章”的内涵，可以“发德”的诗篇当然有同样的意义。惟其如此，历来关于“大武乐章”的诗篇才那样说法众多。

在注解上，把《左传》和《礼记》的记载与《诗经·周颂》的诗篇联系起来的，就笔者所指，是朱熹的《诗集传》。

之前，在汉代的《诗经》注解中，基本看不到有哪位学者将《左传》和《礼记》的记述与《周颂》的诗篇联系起来考察过。到北齐时期，有一位名叫熊安生的儒生说过一句：《礼记·祭统》所言之“武宿夜”，即“大武之乐”（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祭统疏》引）的内容。不过只是这样一说。

到朱熹作《诗集传》，才把《周颂》的《武》《赉》《桓》与《左传》有关楚庄王的说法联系起来，加以解释。他这样做，实在有开创之功。还有一点也很可贵，朱熹在解释《桓》时说：“篇内已有武王之谥，则其谓武时作者亦误矣。”意思是，诗篇中出现了“武王”这个谥号，那么诗篇肯定不能作于武王在世时。后来的证据表明，朱老夫子这样说也是对的。

在研究《诗经》方面，过去许多学者瞧不起宋人的研究，这些学者自以为懂得训诂学，而朱熹在这方面不如他们。其实，宋代学者不少的新提法，都为后来研究所承接延续，例如“大武乐章”的问题就是。

在宋代，还不止朱熹一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与朱熹时代相同而稍晚的王质，在其《诗总闻》中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不过，也是从王质开始，不再沿着《左传》所提供的“大武乐章”用诗为《武》《赉》《桓》三篇的思路，而是在三篇之外，另寻其他诗篇。

这一点，同样被后代学者延续。例如明代学者何楷在其《诗经世本古义》中，就照着《左传》和《礼记》关于《大武》乐有“六成”的记载，向《周颂》中按图索骥，非要找出“六首”《大武》所“歌”之诗，以凑成《礼记·乐记》所说的“六成”之数。《大武》用诗问题开始变得纷纭复杂。

何楷之后，讨论《大武》用诗的，还有晚清魏源的《诗古微》、龚橙的《诗本谊》，近现代则有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孙作云《周初大武乐章考实》、高亨《诗经今注》、阴法鲁《诗经中的舞蹈形象》、王玉哲《周代大武乐章的来源和章次问题》、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等，加起来不下十余家。

这里让我斗胆说一句，王质以下的许多家说法，没有一家是可信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本的原因是思路不对头。

“大武乐章”按照《左传》和《礼记·乐记》的记载，是有“六成”，可舞乐有“六成”，歌唱的诗篇就一定有六首（个别学者如孙作云，相信乐章只有五首；另外，阴法鲁则认为第五成诗篇今已缺佚）吗？

以现在的戏曲为例，有些武打的表演，只有乐器伴奏，根本无需唱词。这样的道理，很遗憾，王质以下的老前辈没有多想，就向《诗经·周颂》现有三十多首诗篇中去找《左传》所言之外的三首或两首。这样一找，每一位找出的结果可就有点五花八门了。像《周颂》的《时迈》（楚庄王很明确是把这首诗与“武”分开来讲的）篇、《昊天有成命》（《国语·周语》明确说诗篇是颂扬周成王的）篇以及《酌》《般》《维清》等篇，都被拉来凑数了。

讲到这里，我想对一般读者而言，该有点“头大”的感觉了。所以，不能再一一细说上述诸家之说所以不对的理据了。其实，要验证诸家说法的不合理，也不难，只要将上述诸家的说法，亦即将他们所承认的《周颂》诗篇一一放到“大武乐章”的具体情境中去逐一考察一下，其龃龉难合的情况马上就显露出来了。

比如《礼记》说乐章已经“始而北出”“再成灭商”了，可是看有的学者所“找出”的诗篇，却是表达周人祖庙祭祀祖先内容。就是说，若按他们的舞乐用诗的理解，周人在灭商这样的进程中，还要大老远回到祖庙祭祀。哪有这样的事！

总之，说来说去，不如回到《左传》所载楚庄王那段话这一文献原点：既然楚庄王说周武王所作之“武”只有《武》《赉》《桓》三首诗，那么，就应该相信，原本“大武乐章”的歌唱，也就只有楚庄王说的三首，如此而已。下面，我们就按用诗三首的思路，还原一下“大武乐章”的用诗情况。

“大武乐章”如何用诗？

《大武》首章之诗是《周颂·武》。上引《乐记》的材料说，舞乐演出是“始而北出”，最后又有“总干而山立”的造型。还原当时的演唱，笔者以为“总干而山立”的造型完成之后，马上就是歌声，唱的就是《周颂》的《武》：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

允文文王，克开厥后。

嗣武受之，胜殷遏刘，

耆定尔功。

篇中的“尔”字，可以指天，也可以指周家的祖宗神灵。下面会谈到，“大武乐章”首先在成周雒邑“离上天最近的地方”演出，这时诗篇中的“尔”，就指的是上天。若是回到周家祖庙演出此诗，“尔”就可以指祖宗之灵。还要说明的，这首诗应该是舞乐中的音乐人员演唱的。“无竟维烈”意为“无上的功烈”，是指武王克商而言。“允文文王”则表文王之德，“允”的意思是“实在”。“嗣武受之”是说武王继承了文王的志业。

从《礼记》记载看，《大武》首章演出速度较慢，与“再成灭商”形成鲜明对比，孔子认为是因为周师“戒备”，“病不得其众”，“恐事不逮”。“总干而山立”应该是第一成结束的造型，象征周人及其联盟者的万众一心。这一造型完成时，《武》的歌声响起。歌声赞美武王，再回溯性地赞美文王开基立业，之后又回到对武王的颂扬，曲折跌宕，有条不紊。

再来看《赉》的演唱情况。《乐记》言乐章：“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灭商”“发扬蹈厉”通过舞蹈就可以表演了。“三成而南”即表达周人军队南下，则需要有歌声“以发德”。这时候应该唱的是《赉》，其辞曰：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

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

时周之命，於绎思。

此篇是紧接上一篇《武》而来的，《武》说“嗣武受之”，说武王继承文王基业，此诗开始便说“我应受之”，正是承上而来，“我”是武王的口吻，表达的是武王之志。武王或者扮演武王的人在左右大臣的拥护之下，手持象征权力的斧钺，做出向四方砍伐的动作，以此宣示盛威天下。

歌这首诗篇十分合适。“三成而南”与二成的“发扬蹈厉”不同，它不是群体舞蹈，而是周王或他的扮演者的独舞和歌唱。此时周师继续南下，武王或他的扮演者上场，高歌《赉》篇，向周家南下之师发布进军命令。同时，也是向天下人宣称，周人进军只求天下和平。

第四成犹如后世所谓“过场戏”，以舞蹈形式表演大军南进，攻取南疆。第五成也是以动作、鼓乐为主，演示周公、召公的分治。

最后来看看《桓》。《乐记》言“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到第六成，“南国是疆”攻伐完成之后有一个动作，即复缀，舞者复位。此时，诸侯尊崇天子，歌声再一次响起：

绥万邦，娄丰年，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於昭于天，皇以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