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社评：“民主化高峰会”邀约嫌疑犯，足证美国玷污真民主化，

韩国“N号房”被封，但韩国女性的“悲哀之歌”仍旧在进行

韩国“N号房”被查封

“N号房”，韩国Telegram即时通讯平台上的一个账号，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相互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发送照片、影片等所有类型文件。而之所以叫“N号房”，是因为这个账号在平台上开了N个聊天室。

“N号房”也被称为“博士房”，主要运营者是20岁的韩国人赵某，一名大学学报的记者，被网友称为“博士”。这样一个称谓本是非常崇高的，但赵某做的却是丧尽天良的犯罪事件：

他通过SNS或其他聊天软件，用赞助、招募模特等借口来引诱女性（包括未成年）拍裸照发给自己，然后再以裸照威胁上当的女性，对她们拍摄虐待、强奸等性侵犯和性剥削视频。

除此之外，还有人会在聊天房里上传熟人的生活照，然后房主将其P成裸照，写羞辱的小说，以此对女性进行威胁，而上传这些熟人照片的人包括受害者们的朋友、亲人和丈夫……

更让人愤怒的是，除了性侵害她们，赵某和其团队成员还极尽地侮辱这些女性，比如让她们喝马桶水或者在下体放入虫子等异物，然后让她们以屈辱的表情听从指示，做出各种淫乱行为。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赵某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众多女性进行了视频拍摄并传播，N号房会员数量达到数万人，而观看该房间视频的人数达到了26万，均为男性。

目前韩国的总人口在5200万，男女比例为1.03 ：1，男性约有2600万人，也就是说每100个韩国男性中就有一个参与了视频观看。而这其中肯定不乏军人、警察和政府人员。

3月19号，赵某及其团队被拘捕。在SNS上，网友呼吁公开N号房所有用户的真实身份，同时韩国青瓦台有超过185万的韩国人对此进行了请愿，韩国的艺人们也开始纷纷要求公开“N号房”的加害人身份信息。

但韩国警方却表示，这里面有很多观众未成年的学生，处理案件应该尽量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学业，所以公开全部人的身份信息有些困难。

而在N号房被封查，网友请愿公开参与者信息后，有名N号房的会员在telegram上发布了一段怨言，他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他交了会员费但是现在没有直播间了，他才是受害者，居然还要受到处罚。而比起处罚他们这些N号房的参与者，更应该先上传那些视频中的女性们，因为如果她们一开始不上传视频（他认为这是那些女性自愿的），就不会有那么多受害者了，所以这些女性的错更大。

这样的言论，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实在是让人背脊发凉。

韩国女性的地位

如果你看过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你会了解到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

在韩国，有一种现象叫“强力断工”，即女性在生育后，突然陷入职场和社交双失的困境。

就像影片的主角金智英。她本来是一名职场女性，后来生了孩子，只好辞职变成了全职妈妈，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孩子，打扫家务，没什么价值可言。而曾经说“会一起照顾孩子”并怂恿她生孩子的老公却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导致金智英的精神压力非常大，最终患上精神分裂。

影片中有非常多展现韩国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片段：

比如金智英的前公司，领导层只有一位女性，而且开会时，其他男性领导还会对这位女性领导大加讽刺，说她再会工作也没用，没有结婚生子的女性就没有价值；

公司大楼的女厕所被安装了针孔摄像头，女员工上厕所时的情景被偷拍，而公司男员工看到了之后非但不举报和安慰她们，还互相传播观看；

金智英带着孩子去买咖啡，不小心把咖啡洒了一地，被后面排队的一名男性骂“妈虫”（韩国用语，用来贬低没有收入，全靠老公的全职妈妈）；

还有很多很多……

整部影片看下来，你完全能够感受到韩国女性的悲哀和无奈。所以2018年韩国生育率跌至0.98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许多女性已经不愿为生育放弃个人自由， 她们不结婚、不生育，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

电影的改编来源是同名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小说出版于2016年。

这一年，韩国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凶杀案——江南站杀人事件。案件的受害者是一名20多岁的女性，她在位于江南站附近的一个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而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的发生令韩国一直存在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韩国女性非常愤怒，女性平权运动全面兴起。

时间倒退，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厌女现象”。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曾对“厌女”做出解释：“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

这并不是韩国的专利，而是世界历史遗留的传统观念。无论是亚洲，还是欧美，亦或是非洲，旧时代女性都是类似物品一样的存在，不断地被男性压迫着。描述最为贴切的一句话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而韩国的“厌女现象”的产生要追溯到上个世纪。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不知道的自行学习韩国历史），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政府决定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但在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韩国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社会面临转型，企业开始推行雇佣灵活化制度。这一制度让就业变得困难，也让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而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男性便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

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现象”在这时候扩大起来。这一现象扭曲了男女角色，男性变为了受害人，而女性成了压榨剥削男性的施暴者。

最开始，“厌女现象”只在网络上盛行，最大的“厌女”区是国最大的网络论坛“DCInside（DC论坛）”的“今日最佳”区，该区臭名昭著，访问者多为韩国年轻男性，他们在此区上大肆发表憎恶和侮辱女性的言论。此区的恶臭名声经年积累，终于在2012年一跃而起，被人们称为“韩国年轻右派的大本营”。

而随着“今日最佳”区成员的不断扩大，他们对女性的侮辱开始朝朝线下发展——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骂日据时期的慰安妇为“性买卖婊”；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恶心用语代词：， “妈虫”（家庭主妇）， “大酱婊”（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虚荣的女性）、“狗屎婊”（自私的女性）、“不知道婊”（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所有女性）……

2013年，韩国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上台，本以为这会对韩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大有帮助，没想到却成了反面教材：“世越号沉没事件”让其口碑断崖式下跌，而“崔顺实干政”不仅让其丢掉了总统职位，也加剧了“韩国女性不能从政”的社会观念。

2016年10月29日，市民们首次举行烛光集会，参与集会的市民手持烛光棒，拉着反对朴槿惠的布条，呼吁朴槿惠下台。2016年12月9日下午4时10分，大韩民国总统朴槿惠弹劾追诉案在国会得以通过。

2018年，美国“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使得女性平权运动进入高潮期。

同年5月，弘大偷拍事件发生：弘益大学一名男大学生在担任裸体模特儿期间，遭一名女性偷拍并上传至激进女权组织Womad网站，并把照片广泛流传。男学生后遭网络欺凌至身心受创，事件惊动学校报警。七天后，警察将犯罪女性抓捕归案。

随后，韩国大型网站Daum主办“谴责偷拍偏袒调查集会”，她们认为此次破案的速度这么快是因为“受害人为男性”，并质问“为何弘大只花7天破案，Soranet却要花17年才能关站”？（Soranet是韩国一个大型色情网站，过去被经常上传偷拍女性片段。）

根据韩国警方统计数字， 2012年至2017年间偷拍犯罪共3.4万宗，其中84.8%受害者是女性，而抓获的嫌疑犯中高达97.5%是男性。女性是偷拍的最大受害者。

但政府对待“女性被偷拍”的现象并不怎么重视，首尔大学女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振羲曾指出：“若然偷拍问题早已得到正视，女性就不会在今天认为被偏袒，今天韩国女性都无法摆脱随时遭偷拍的恐惧。”

同时，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偷拍现象”，是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不穿胸衣no bra”等运动也一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打扮甚至不穿胸衣上街。

终于，此次集会有了成效，韩国对待女性的社会观念真正开始转变。

比如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是直言“生理期”，并在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82年生的金智英》让韩国女性遭受的不公浮出水面，抗议集会让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改变。但即便如此，当我们回到开头的事情，就知道韩国要实现女性平权，还有无比漫长的道路要走。

我们可以想想，“N号房”存在近两年，直到这个月才被封查，26万的参与者，在此前的竟然无人举报，真的要说一句细思极恐。

简单谈谈“女权”

2019年12月份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男女平等度排行榜”，共统计了153个国家的数据，其中亚洲三大国：日本排名121位，韩国排名108位，中国排名106位。

即便并非倒数，这样的排名也无疑是很低的。日本的女性文化我并不了解，韩国的上面已经讲了，那就来说说国内的。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排名下（连及格线前60%都没进入），很多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而且国内的确还存在着很多对女性不友好的言论。尤其是在网络上，对于“女权”的争论异常激烈，每次微博上一有关于“女性”的新闻，我不用看评论就知道，下面肯定吵得天翻地覆。

“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都在社会中徘徊，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长久以来的女权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是由精英推动、政府改革创造出来的，而非像欧美那样是由民众阶层反抗兴起的。

在目前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金天翮等男性知识分子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受教育权等等观念。

同时从晚清开始，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女革命家兴办女学，参与革命，后来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妇女都有参与其中，当时的妇女运动要求破除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争取男女同等的参政权、财产继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刑法权等，宋少鹏以权利的个人主义特征和权利与自由的关联，将争取权利的女权运动界定为自由主义女权运动。

这就决定了民众的“女权”意识是被灌输进来的，既然是被灌输，那就会有人愿意接受，有人不愿意接受。而从晚晴到现代，即便社会发展飞快，时间也只有百来年，要让一种意识完全沉浸在社会各阶层也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中国每一代人的接受能力都越来越强，而且这种接受力是要超过时代变更的速度的，到我们这代，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对“男女平权”有了清晰的认知。

可为什么对于女性的歧视言论和行为依然存在？因为“女性社会低下”是历史观，它有点像一个潜意识层面的东西，存在于每个人脑子里。女性因为自身原因而可以将这种潜意识彻底压制住，但男性（一部分）却会在认为自己“利益受损”或者“女性犯错”时将这种潜意识放开。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王政曾说，“有些男性他有一种恐惧感，担心自己占有的性别特权会失去的恐惧感，所以他会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参加对女权主义污名化的大合唱。”

所以他们会攻击女性，斥责女权，甚至通过宣扬女性的家庭作用和牺牲精神来“捧杀”女性。

比如我想到了2018年的一部电视剧《娘道》，这部毁三观的电视剧把女性贬得一无是处，从头到尾都像是别人的附属品，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看似它是在宣扬女性的牺牲精神和母亲的伟大，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在物化女性。当时我根本不敢相信这是在21世纪拍出来的。

但好在这样的男性越来越少，支持女权的声音越来越大。

可是我想说一点，有些人是不是对“女权”矫枉过正了？他们把什么事情都扯到“女权”上面，借以女权抨击社会甚至政府。

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关注女权，只是想以此为借口而引起大众争吵和社会动荡，因为他们懂得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借此引起舆论，就有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目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总归不是真的为了女性争取平等。

真女权与假女权的区别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搞混了“女权”的关注点，它的核心在于追求男女平等，而非抨击男性。但如果你去网络上看一看关于“女权”的骂战，你会看到很多诸如“男人就是这么恶臭”“男人就是不要脸”的言论，似乎所有错误都是男性做出来的。

很明显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压迫是社会制度和文化问题，再说穿点，是人性的问题，而非是“性别”发出的宣言。

而因为社会对于“女权”的关注度很高，所以当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根本没有仔细去思考他们说得是否正确，也没弄明白事件应该关注的点，就开始跟着他们的节奏喊了起来。这非但不能让“女权”意识得以传播，甚至可能会让一部分原本想要支持“女权”的人望而生畏甚至心生厌恶。

《乌合之众》说，在群体中，个人的理性很容易被淹没。

这句话值得每个人深思。在高举“女权”旗帜的时候，应该分辨清哪些是真的在努力，哪些只是嘴上喊着口号，背地里却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利益。

不要让自己手中的旗帜成为意识传播的阻碍。

最后，借用女权主义者何殷震的话结尾：“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