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从警23年尸检300余具：为逝者伸张正义 让活者释怀，公安法医真实记录

老苏，失独后艰难的诉讼路……

老苏，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汉，今年也应该也不过70岁。自己是从2006年就有心想写写老苏，但总有种想写又无法写的感受，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感叹还是唏嘘点什么，时间久了竟模糊了自己究竟写没写过他的故事。只是这些年他充满朴实、褶皱的脸庞总会不经意间浮现于眼前，一晃竟是这么多年。

老苏是所里老宋家里的一个远房表亲，2003年的时候老苏的独子在常州出了车祸。当时是老苏儿子和老苏的表侄两人合伙跑运输，出事时老苏儿子在货车驾驶室睡觉，老苏表侄在开车，撞在了路边违停的一辆安徽货车上。事故发生后，老苏儿子没抢救过来，老苏表侄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拘，安徽的违停车辆承担事故次责。

老宋把案子交给了我和韩律师。我们定下刑附民案件代理意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往前推进。但因为同时案件还牵扯安徽的车辆，当地法院刑庭以送达影响刑事审限为由拒绝刑附民同案审理，而是要求民事赔偿部分单独走民事程序。面对和法院交涉的磕磕绊绊，老苏最后同意了不再走刑附民的路子，单独就民事部分立上了案。后来赶上赔偿金额的调整，从案件的角度上，老苏另诉民事赔偿的裁决金额还是比刑附民要高了一些。在老苏表侄因交通肇事罪被判了（缓刑）两年以后，民事判决书终于下来了，当时印象里是各项费用合计判了不到50万，单就案件结果，中规中矩，能争取的都争取上了。老苏对我和韩律师很是感谢，而我们本也以为像以往的案件一样，和当事人的关系该告一段落了。哪想到这只是我对老苏故事了解的开始。

老苏的独子和我同龄。后来和他熟了以后，他跟我说，在他第一次见我知道我多大以后，再每次见到我时就会伤心地想他的儿子。听他说这话以后，每次见他我都会试图去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总每每感觉他在面对我时的这种下意识，对他来说其实很残忍。

老苏儿子出事时，是他儿子刚结婚后的第二年，正是小家庭跑运输日子一片红火的时候。据老苏说当时儿媳已有身孕，但儿子出事后，儿媳瞒着老苏老两口，把孩子流掉了。老苏跟我讲这段的时候，没看出有对儿媳妇不满，淡淡的语气中只是满满遗憾。我对他的儿媳印象不深，因为除了案件初期见过几次面，后来就都是和老苏一直在单线联系了。从老苏的口里，我了解了个大概：因为老苏的家境还算殷实，儿媳在老苏儿子亡故后并未离家，老苏两口也有意拿儿媳当闺女继续养着，再后来全家人就有了找个上门女婿的想法，再后来也招了上门女婿，再后来小两口有了孩子，再后来小两口终还是带着孩子离开了老苏的家……

老苏说那次出车，儿子从家带了8万元现金，是准备去上海再买辆货车的。因为活多忙不过来，想和老苏表侄分开干。但是事故现场的材料，这8万元没有任何显示，事故现场没有任何材料，包括身份证件、驾驶证件、随身包之类的，老苏多次要求，公安的答复就是：没有。老苏说，当时听到从表侄那传来的事故消息立即就往常州赶，但到达的时候儿子已经赤条条得挺在停尸房，尸检都已经完毕。老苏拿着比事故发生还早一周的委托尸检报告，就磨叨了。这也是老苏后来迟迟不能释怀的重要一点。后来当地公安解释，尸检报告的委托时间是个笔误；亲属不到就尸检，是正常流程。

老苏说：我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啊，他冤啊。我表侄的姨夫是公安，比我早来两天，故意晚通知我，我来时他们都已经做好这一切了啊。

我对老苏说：这些没证据的事，我们无能为力啊。

老苏说：我知道，所以我就跟你这么一说。

可我感觉隐隐的还真有那么些背后的事。

对表侄作出刑事判决的刑庭，不顾我们的再三建议，在没有做出任何民事赔偿的前提下，对老苏表侄适用了缓刑。其中主要的理由是，老苏表侄事故后报警，被认定了自首。看着老苏表侄前后两份并不一致的公安局材料，想想事故后两天才被通知的老苏，又想到明明刑庭法官都接受了老苏要求参加庭审的要求，却连开庭都不通知老苏，更在判决后老苏去要份判决书时，都被法官拒绝。是可忍孰不可忍，陪老苏去询问时，我就直接想问候法官他大爷了。老苏却没吭声，拉我走人。

后来我才知道，老苏不是凡人。因为老苏后来扒了这个法官的审判法袍，那是后话。

老苏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些偏执，认为儿子是被表侄图财害命了，然而一切然并卵。在老苏眼里，表侄逍遥的返乡，儿子死不瞑目。当艰难的民事诉讼部分终于走完程序，老苏对我说：我要钱没用，我儿子都没了，我要钱干嘛？我要把这些钱都花在给我儿子申冤上，我要彻底搞明白这件事情上。老苏的儿子究竟有没有冤情，我其实至今无法做出判断。但是老苏当年的眼神，堪比十个打官司的秋菊。

老苏拿了一纸判决，执行却遇到了障碍。在外逍遥的表侄分毫没有还款，而安徽的挂靠车辆更是连被执行人都找不到。老苏的绵软的面容下，藏着一股子狠劲。他开始不断的申请再审，先申请刑事判决不公，再反映法官的问题，但所有问题都是石沉大海。他一趟趟的来律所，我一遍遍地跟他解释，劝说。那时见他甚至都有了一丝惊慌，感觉他又偏执又可怜。

然而他坚持不懈，他锲而不舍，去南京，去北京。那些日子会经常接到他的电话，往往都是他孤苦无助地在最高院、在最高检、在国家信访总局……他给我打电话其实也寻求不到什么实质的帮助，我想只是他实在是没有可倾诉的人，只能跟我说说近况罢了。再后来他竟然在电话那头聊着聊着就开始嘿嘿的笑了，我一开始的时候还真有些悚然。然而再后来，他的电话里开始说镇里又来人接他回家了，说常州那边好像有了进展了，说执行案子安徽那边给了一部分，说执行的表侄的案子也移送到我们当地法院了……

突然有一天老苏给我打电话，说：常州那边来人了。当年的刑事审判法官和他们法院纪委的同志一起来的。

我问：他们来干什么？

老苏说：求我原谅。

我说：这是什么剧情？

老苏说，执行表侄的案子移送回我们当地后，老苏天天去找，法院开始强制执行老苏的表侄，被强制拘留了两次，老苏表侄急了，说在常州刑庭赔过老苏5000元。

老苏说：在哪？

老苏表侄说：在法官那。

哈哈哈，我都能想象得出那法官在接到纪委谈话通知的时无奈自嘲遇见中山狼的神情。我想说，活该，这就该是他应得的下场，他还真不配身上那法袍。同时又为老苏表侄小人十足的做法而感到毛骨悚然，人心何其恶方至此？

老苏说，那法官留下了一万元。央求老苏给他写了个谅解书。陪同一起来的人员对老苏说，那法官应该是会被调离审判岗位，做个单位内部纪律处分。

我对老苏说：你厉害啊这些年，佩服！

老苏说：我厉害什么，我儿子都没了，60多连个养老的人都没有……

从认识老苏，他几乎每年都要在过年的时候进城来给我送点东西，有时候是给我送两只自养的公鸡，有时是两袋子自己磨的棒子面，每次劝他不用再来了，可是他还是坚持年年来。14年前后，有次他说：我明年也许不来了，你大姨身体不太好，我也感觉有些老了……

那年我们律所还在老岱岳区党校的院内，记忆里送他下楼的时候，天都是灰色的，他佝偻着腰，背影萧索。后来我才发现，那是他儿子去世后的十年。此后，我再没接到过老苏的电话，而我有几次想打给他，却想想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遂作罢。渐渐的老苏也就成了我记忆里的一个当事人，我也只是偶尔拿出来给别人讲讲他的故事。

这就是老苏的故事。我们身为律师其实是无数个老苏故事中的配角，我们有时会以为对案件感同身受，常常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其实我们永远达不到当事人的那种切肤之痛的体会。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局中人。

所以看见所里年轻人，有时在抱怨司法环境，有时在感叹社会制度，有时又放大身上的疲惫。我就想对年轻的他们说，我们执业中的所遇到的事，都不叫事。只有摊在自己头上的事，才叫事；我们在执业过程中受的苦和累，都不叫真正的苦和累。只有当事人茫然无助的泪水和心灰意冷的眼神，那才叫苦和累……

（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 叶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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