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堤战士好玩吗 河堤战士玩法简介，

回望初心·致敬先烈⑩丨鲍辉烈士：在抗战烽火中驰骋

赵炜 魏甜甜

在山东淄川城东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坐落着一座小山镇太河镇。这里就是 1939年3月“太河惨案”发生的地方。翻开太河惨案纪念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

鲍辉，原名鲍继禄，湖北省麻城县鲍家湾人。1908年出生于当地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5人中排行第4。当他尚在幼年之时，父亲因为疾病和贫困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他和兄弟们稚嫩的肩膀上。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此时的鲍辉依靠种庄稼、替人加工面条勉强维持生活。尽管每天起早贪黑卖力干活，但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无法满足最基本的温饱。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麻城位于湖北省东北部，鄂豫两省交界处，临靠大别山，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湖北省黄安、麻城地区逐渐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活动的身影。随着大革命的发展，1925年秋冬时节，黄、麻两县分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特别支部。1926年10月，北伐军胜利攻占武汉，革命力量成功发展到长江流域，为黄（安）麻（城）两县农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自此，在我党领导下，“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等口号响彻城镇乡村，宣传了党的思想，使大批群众明白了穷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道理。鲍辉就是在这场农民革命运动洪流中，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紧紧地团结到农会周围，同反动势力、封建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权利。

1927年， 蒋 介 石、 汪 精 卫 公 然 叛 变 革 命， 先 后 发 动 了“ 四 •一二”和“七 • 一五”反革命政变。他们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解散农会，收缴农民自卫军的武器，导致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一度陷入困境之中。在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的艰难日子里，黄、麻两县的党组织依靠广大群众和掌握的农民自卫军武装，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鲍辉便是这批骨干力量中的一员，他与广大农民一起，在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9月中旬，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县委接受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该指示为正在黑暗迷雾中摸索着坚强斗争的革命人民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亦给当地党组织和农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鄂东特委和黄、麻两县的党组织经过酝酿，在这年11月1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

黄、麻两县长期以来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党组织的积极领导、依靠和发展群众，宣传党的思想，保存了一部分武装力量，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但是由于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加上国民党军第三十军一部的困扰，不久，起义就陷入了停滞状态。10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王志仁等到黄、麻地区加强起义的领导，成立了以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组成了以潘忠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积极着手准备武装起义。11月3日，黄麻特委在七里坪召开会议，决定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群众武装予以配合，举行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2个排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千余人，组成攻城队伍，共计数万人。另外将麻城农民自卫军1个排配置于黄（安）、光（山）、麻（城）交界的北界河担任警戒，以防河南省光山县红枪会进犯。晚10时，起义队伍在广大农民群众的配合下，由七里坪向黄安城进发，于14日攻占了黄安县城，18日举行万人大会，庄严宣告黄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诞生，并把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这次起义中，鲍辉作为数万名自卫军中的一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了其大义凛然、为了革命赴汤蹈火的精神。

黄麻起义的胜利，强烈地震撼了盘踞在武汉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火速调集军队进攻黄安县城，妄图将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然而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没有那么容易得逞的。起义军们与敌人展开了英勇而激烈的殊死搏斗，最终因众寡悬殊，黄安县城被敌人攻陷。敌人对起义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清剿”，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都丧命于他们的屠刀之下。党组织为了保存实力，为下一步的斗争做准备，决定除留少数同志就地分散活动外，大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转移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鲍辉留在家乡，和隐蔽下来的农民自卫军战士一道，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奇袭民团武装，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不得安宁。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泽东的这首词描述的就是蒋、桂军阀混战之时，红军趁机扩大自己武装的景象。1928年冬，北伐战争结束后，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未结束，蒋介石为了加强政治独裁，准备从桂系手里夺取武汉和两湖地方政权，此举引来了桂系李宗仁等人的不满，蒋桂矛盾激化。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红军乘此机会迅速扩大自己的武装，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就在这一年，鲍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由于当时村里还没有发展党员，上级派来的任务，都是由团支部来承担和领导。他时任村苏维埃主席，与其他团员一起积极组织村里有志青年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同时组织青年人前往前线支援，救护战争中的伤病员，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把当地群众运动搞得红红火火。

1930年，鲍辉担任顺河区苏维埃交通员，在此期间，鲍辉积极工作，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宣传党的思想，组织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1931年底，鲍辉经过当地苏维埃介绍，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在革命军队里，鲍辉和战友们一起，积极粉碎敌人的“清剿”，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在战斗的空隙，他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农民反抗捐税，打土豪，开仓分粮济贫。由于他革命和政治立场坚定，作战勇敢，1932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先后在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任排长、指导员、教导员、特派员、师医院政委、独立团政委等职务。

1932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队以3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围剿，这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一部分。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除留下红七十四师和红七十五师及各独立部队编成红二十五军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之外，军部和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和红七十三师转战陕西南部。12月转移到位于四川、陕西边界的通江县，在四川省通江县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总指挥部。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四川，牵制敌军主力。

1935年4月，鲍辉随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离开当时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西渡嘉陵江进行长征，6月在川西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实际控制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大搞分裂主义，拒绝按照中央的决议挥师北上，擅自率领被其欺骗的红四方面军从阿坝掉头南下，向川康一带退却。在南下过程中，部队损失惨重，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遭到包括鲍辉在内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一致抵制和反对。鲍辉这时担任红军某团的政委，他和广大指战员一道，为返回党组织，历尽千辛万苦，遭受了无数的挫折，曾经两次经过草地。

在1936年10月，他们在饱经劫难之后，成功抵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然而正当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在这千钧一发、国难当头之际，及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同时放弃了“红军”的称号，联蒋抗日。为培养大批优秀的抗日军政干部，迎接抗战高潮的到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迁到延安。1937年，党组织决定选送鲍辉到抗大进行学习。

鲍辉来到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身旁，幸福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望着高耸入云的宝塔山，看着欢快奔流的延河 , 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学好本领，上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抗大，鲍辉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和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政策，掌握了开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提高了自己的抗战本领，丰富了军事政治知识。

更为兴奋的是，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1938年年初，鲍辉从抗大毕业。为了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决定从延安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山东部队。鲍辉作为其中的一员，接受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他稍作准备后，便匆匆奔赴征程。

1938年4月，鲍辉和同志们经过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地沂水县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以山东各地人民抗日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在山东大地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在山东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广大抗日游击区，并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成为驰骋山东抗日战场的一支主力军。鲍辉加入八路军山东纵队后，领导分配给他和杨国夫筹办教导队，杨国夫任教导队队长，鲍辉任政治协理员。在教导队，他经常对学员进行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勉励学员刻苦学习，掌握杀敌本领，并亲自找学员谈话，做思想工作。同年6月，鲍辉奉命到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工作。7月7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邹平县城召开了整编大会，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鲍辉任政治部主任。

三支队的前身是由党领导发动的黑铁山起义而诞生的一支抗日队伍。“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先后派林一山、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来到长山中学，与爱国志士马耀南校长筹备武装起义。1938年1月8日，廖容标率部夜袭长山城首战告捷，1938年5月底，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队伍人员大部分由青年学生、农民、矿工等组成，队伍鱼龙混杂，甚至混入了一小部分投机分子。部队中党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党员数量较少，并且各项制度不够健全，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缺乏系统性。所以，广大指战员虽有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但是军队素质、政治素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鲍辉在实际斗争和军队建设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按照党的建军原则，继续发挥红军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党在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制度，开展实际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消除部队中的少数投机分子，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这支部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鲍辉作为政治部主任，为了在部队中建立基层党组织，进行了以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战斗力，巩固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整训。首先，鲍辉注重发展优秀党员入党，他吸收了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政治觉悟高、作战表现勇敢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到党内来。接着举办支书训练班，讲授党的基础知识。讲课前，鲍辉先把油印的《支部工作条例》《指导员工作条例》《党章》等教材发给大家学习。

在9月至11月间，鲍辉还主持举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队（班），讲授红军的光荣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在讲政工干部的模范作用时特别强调指出：“指导员的岗位，是在最艰难的地方。作战时，指导员要到突击排，带头冲锋陷阵。行军时，指导员要到收容队，接过伤病员的武器装备，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

通过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从此以后，每逢激烈的战斗，三支队的指导员都形成了带突击排的习惯，这与鲍辉等的积极倡导是密不可分的。到1938年下半年，三支队各团都建立健全了基层党组织。1939年春，营、连普遍配备了教导员、指导员；有相当一批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十人团”，担负起锄奸防特的任务，战士中还组织了“朱德青年先锋队”，三支队政治工作的制度日臻完善。不到一年的时间，三支队从起义时几百人发展到了几万人，他们在小清河以南到博莱山区，从淄河两岸到济南以东的广大区域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驰骋四方，攻县城、炸矿山、扒铁轨、炸火车，打伏击、夜偷袭，打得敌人焦头烂额、疲惫不堪，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仅一年多时间，日军就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山东，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为了实现其限制、驱逐并消灭八路军的目的，对共产党进行打击。他们摧残群众抗日运动，派特务进行暗害活动。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不畏强敌，坚持抗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62名干部、战士，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的同志计划先到沂水县王庄山东分局所在地，然后再分赴各校。为了确保这些同志沿途的安全，三支队决定派十团政委罗文华率领二、三营护送受训学员越过胶济铁路至淄川县佛村，再抽二营的四连和三营的七连组成护送营（约210 余人），由三营营长吕乙亭带领，继续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这支队伍的总指挥就是去延安汇报工作的鲍辉。

山野的春天，雪在阳光下融化滋润着泥土，大地苏醒过来，草根渐渐地倔强有力地推去陈旧的草渣烂叶，奋力地生长起来。3月27日下午，南下人员集合在卫固镇的场院里，召开动员大会。鲍辉主任作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的关键阶段，我们中华民族进行了英勇抗战，在这期间，表现了民族的大团圆，表现了全国的真正统一，表现了各党派及军民的密切合作，表现了举国上下，一心一德，共赴国难的空前地步。”鲍辉对抗日战争形势进行了精辟准确的分析，加上他的具有鼓舞和感染力的演讲，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当天傍晚，南下队伍从卫固出发，拂晓前到达淄川县的佛村和益都县的井筒村（现属淄川区）。南下部队在佛村、井筒村一带休息待命，同时派人对预定行军路线进行侦察。为了顺利通过太河镇，鲍辉主任派出人员与王尚志部取得联系，向其说明我军借道通过太河镇的意图，避免发生误会，并如实将我军的枪支、人数如实相告。王尚志虚情假意地派人回话，同意借道，并说：“欢迎贵军明天到太河镇吃饭……”。其实在此之前，王尚志已召集七、十一两大队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到指挥所集合，王尚志当即讲话：“接到秦（启荣）司令的命令，近几天将有三支队的队伍，自铁路以北来，路径太河镇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如果经过这里，就用袭击的办法解决掉，我已经同聂参谋长、李主任研究过，到时候你们两个大队一定要按聂参谋长的部署完成任务。”王尚志等人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和圈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月30日9时许，全部人员成一路纵队出发，部队行进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一路坎坷。当行进在同古村时，发现两边的山上有部队在活动。这时，从对面沿河摊的路上跑来5匹马，骑马人员身着便衣，披挂短枪。他们来到队伍前，下马拦阻。队伍说明我部是经过太河南去的。他们回去报告后，回来说：“经请示，允许你们从太河镇西边的围墙下沿道路通过。鲍辉、潘建军欣然接受了对方安排的这条行军路线。当走到金鸡山的北山根时，山顶上响了一枪，这是王（尚志）部的信号枪。我军人员顺着北山根向西拐时，那些乘骑人员再次从太河镇跑来，并告诉他们：“在太河已准备了茶水招待你们，你们可以在太河休息吃午饭。”队伍绕过金鸡西面，向着太河镇走去。当队伍走到离太河镇四五百米时，清楚地看到了太河镇的外貌。

太河镇，原是博山县以东60余里的一个山区重镇，是连接我清河、胶东、鲁中三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这里群山环抱，山高峰奇，太河镇东北的金鸡山状若雄鸡啼鸣，傲立于庄后，镇西南有钓鱼台，与周围的山相比是一座小山岗，但对太河镇来说是制高点。太河镇坐落在两条小河相汇的三角地带。此镇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头围墙，上砌垛口。淄河水流滔滔，贴着村西蜿蜒北去，形成了东西两岸的天然屏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河与围墙之间，有一条仅有三四米的狭窄通道，王尚志指定要鲍辉部队从此处通过。我军队伍从太河镇的西北角顺路转向南，就进入了那狭长的太河镇的西围墙下。

太河镇制高点钓鱼台上都有王尚志的兵把守。这时，围墙上突然传来喊声：“老乡们，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鲍辉领导下的队伍没有理睬，仍然向前走着。这时吕乙亭营长走在前卫连的中间，鲍辉主任、潘建军团长走在队伍的中间，时刻警惕着。

然而，当前卫连的尖兵排通过了西围墙的小路踏入淄河滩，后卫部队的最后部分尚未进入西北角时，突然“啪啪”响了两枪，紧接着，敌军从东、西、南面向我军开火，我军完全陷入顽军包围之中。吕乙亭营长和一通讯员当场壮烈牺牲。此时，后边的战士们迅速跳下淄河堤，以河堤作掩护被迫进行自卫。情况十万火急，鲍辉主任和潘建军团长离开河堤，冒着弹雨走到河滩上，向着围墙上喊起话来。鲍辉主任高喊：“不要误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且再次讲明我军的身份和借道通过的意图。顽军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疯狂地向鲍辉主任射击。鲍辉主任右腿受伤，鲜血顺着裤腿角淌下。但他全然不顾，摆脱了通讯员的搀扶，拖着受伤的右腿，继续对顽军喊话。怎奈王尚志部是一伙破坏抗战、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他们的枪口始终对准我们的抗日志士不放。八路军除尖兵排奋勇拼杀冲出重围外，余皆被俘。

鲍辉也身受重伤，落入敌人的魔掌。被俘人员被押到太河村一座院里，顽军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搜查后，顽军军官向大家训话，胡说什么今天的事是个误会。他说今早接到一个情报，说从博山城里出来四五百人的汉奸队，朝太河方向来了，等到把情况弄清楚了，就放了你们回去。

然而当他们讲完话后，便把被俘人员分别关押起来。顽军王尚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残杀了我革命志士。他们对鲍辉引诱威逼，软硬兼施，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我军的机密。但是，面对敌人的淫威，鲍辉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怒斥顽军背信弃义，丧尽天良，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最后，王尚志黔驴技穷，凶相毕露，于当夜在太和镇东门外将鲍辉秘密杀害了。鲍辉牺牲时年仅31岁。

鲍辉从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经过多次反“围剿”，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为了民族的安危，人民的解放，奔赴抗日现场，最后把仅有31岁的年轻生命壮烈牺牲在淄博的大地上。鲍辉一生多征尘，碧血洒太河，在淄博人民心里树立了丰碑。

1985年淄博市人民政府树立起“太河惨案死难烈士纪念碑”，以此纪念包括鲍辉在内牺牲的烈士。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