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文化史的幸运儿”，是“文革”之后为数不多依然有创作力的小说家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4期，原文标题《重新发现汪曾祺》，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今天，汪曾祺前所未有地受到追捧。他的作品和个性契合了当下的“时代情绪”，这是生前意在“偷偷写作”的作者本人万万预料不到的。

记者/宋诗婷

高邮这座苏北小县城只在汪曾祺的生命里驻留过19年，却成为他一生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主要叙述对象。风俗、人情、地貌，手艺人、读书人、作恶的人，读他的作品，我以为自己看尽了整个高邮城。

事实上，汪曾祺的世界比我想象中小得多。

刚到高邮，当地研究汪曾祺的名人姚维儒就给了我两张地图，一张是手绘的，一张是电脑绘制，后者的商铺信息更全。“从汪家大宅往东北走是他文章里写到的文游台，往西就是去五小上学的路。《异秉》里做熏烧的王二、保全堂，《岁寒三友》里的陶家的鞭炮店，《故人往事》里的戴车匠……两公里不到，汪曾祺文章里写到的大部分人和事都在这个范围里。”

我拿着地图一一对照，的确，这个“不会虚构”的作家几乎把每个街坊邻居都写在作品里了，这个不大的世界被他掰开了，揉碎了，穷尽了。

然而，地图里的繁华几乎都不在了，1981年的汪曾祺已经很难在这条路上重温他书中的景象，今天的我和众多来寻访汪曾祺足迹的人更不能。

但还是得走走。

这条路的三个重要坐标是文游台、汪家大宅和如今已搬迁的县立第五小学。这三个坐标恰巧构成了汪曾祺的知识谱系。

边缘作家

1980年，好友林斤澜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秉》推荐给南京的文学杂志《雨花》。稿件一去两三个月，毫无回音。后来才知道，在编辑会上，稿件没有通过。因为有的编辑认为，“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

晚三个月写成的《受戒》时运稍好。在完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一份“地下读物”，只在汪曾祺供职的北京京剧团内部和少数朋友间传阅。“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尽管汪曾祺内心这样认为，但他与所有刚刚重获自由的知识分子一样噤若寒蝉，不认为“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能被主流所接受。

一次北京市文化局系统召开的各单位党员干部座谈会上，同事杨毓珉偶然谈起了《受戒》，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李清泉相当感兴趣，非要把小说要来看看。汪曾祺一直与《北京文学》有来往，不好拒绝，就把《受戒》交了出去，并附短柬：“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

李清泉当然能嗅到风险，但还是主张刊发这篇小说。安全起见，《受戒》被安排在四条位置，前面排版的是符合主流审美的其他作品。可能还是心虚，那期《北京文学》还在杂志末尾发了一篇《编余漫话》，文章东拉西扯了几件事，但核心要义是为《受戒》背书。“我们争取尽可能高的思想性，当然我们也就积极主张文学的教育作用。这一点我们希望取得作者的有力配合。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还赞同文学的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缘于此，我们在较宽的范围内选发了某些作品。很可能会受到指斥，有的作者自己也说，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和胆量问题结合得这样紧，常常是用胆大和胆小来进行评价，这是不利于正确阐明问题的。”

《受戒》在忐忑中发表了，一见刊就在文化圈引起了不小的讨论。这让早早收到《异秉》的《雨花》杂志主编叶至诚很懊恼，他赶紧将这篇小说排发，副主编高晓声也附上了一段《编者附语》：“‘异秉’这个词，一般读者会有些陌生，所以作者在文中解释说，就是‘与众不同’。这很有意思，我们写小说，也应该力求‘与众不同’，否则也不能叫‘创作’。”

《受戒》与《异秉》之后，汪曾祺几篇讲述高邮故事的小说接连发表，文化界评论他作品的人有，但声量不大。

“当时，汪曾祺的作品是很边缘的。”1982年，现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的季红真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北京作协召开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讨会，她参与会议，并针对汪曾祺的小说作了发言。

发言中，季红真提到汪曾祺似乎对知识分子有偏爱，写得没有像市民人物那样鲜活丰满。这个观点被在场一个已经成名的批评家援引，对汪曾祺展开了严厉的批评。“汪先生气得满脸涨红，憋足了力气只说出一句话——我只是写了我的一些朋友！”

“当时，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受的都是苏俄文学的影响，事实上没有合适的评价体系来批评汪曾祺的作品。”季红真回忆。

评论界不知如何对待汪曾祺的作品，在那个伤痕文学、“意识流”小说受追捧的年代，普通读者也不知如何阅读他。甚至在高邮，也不止一个人向我提及，虽然汪曾祺笔下写的都是故乡高邮，但80年代初，本地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在向我回忆汪曾祺第一次回高邮的经过时，前高邮文联驻会主席陈其昌觉得，“确实做得有些不周到”。1981年，汪曾祺受高邮市政府邀请，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当时在高邮县委宣传部任职的陆建华牵了头，因为与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是中学同班同学，他比多数人更早读到汪曾祺，并有书信往来。在《汪曾祺的回乡之路》里，陆建华提到，要促成汪曾祺回乡，“作家”的身份还不够，他想了个充足的理由：“家喻户晓的《沙家浜》的作者，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的第一次回乡相当低调，甚至在南京中转时的住宿费都是自掏腰包的。官方活动不多，最重要的一场就是在百花书场的讲座。

原《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当时还在兴化教书，他跑去听过讲座。活动当天，王干早上5点半出发，先乘船，再步行12里路，换汽车，终于在下午2点讲座开始前赶到了现场。但像王干这样热烈的文学青年实在是少数，百花书场200多平米的场地站了100多人，其中有高邮政府的人，一些本地文化圈的，部分文学青年，还有很多压根没看过汪曾祺作品的老老少少。“他们是来看《沙家浜》的作者的。”王干说，那次讲座后，他很快写了一篇汪曾祺作品评论，投稿到《文学评论》杂志，受到编辑肯定。但文章发表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了，“毕竟在当时，汪曾祺还不是什么有流量的作家，拖一拖无所谓”。

高邮

汪曾祺第一次回乡远不如后两次隆重，但对他个人而言，那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一次出行。

1981年8月26日，汪曾祺在给弟妹的信里预告了即将回乡的消息：“我的孩子汪朗随大姐到了高邮，听说你们盛情款待了他一番，他回来后还一直称道活鳜鱼和呛虾。我如果回来，请不要对我如此，给我准备一点臭苋菜杆子吧。——当然这是说了玩的，没有臭苋菜杆子也行。”

一个多月后，60岁的汪曾祺搭上了在南京中转的火车，阔别42年后，第一次回到他笔下的故乡高邮。

80年代的高邮已经与他1939年离开时大不相同。曾经的东大街已经更名为人民路，科甲巷上的汪家大宅在新四军入驻时让出，成为军队办公地，随时代流转又先后改为粮仓、造纸厂，大宅前的汪家药店保全堂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医药公司。属于汪家的只剩下老宅西北角的两间偏房，弟妹等一大家人挤在这两间旧屋里，日子并不宽裕。

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妹妹汪丽纹告诉我，那次回家，家中局促，大哥住在位于城里中市口的县第一招待所。白天，除了参加政府安排的活动，为给《人民日报》撰写的水利稿件搜集资料，他常常独自一人在东大街上散步，有时往臭河走，有时往当年的五小走，出了五小再往西就能爬上堤坝，望一望已经改道的京杭大运河。

晚上，汪曾祺总是回到拥挤的旧屋，和一家人围坐聊天。“他喜欢聊过去的事，打听过去的人，哪怕是一两件小事，他也感兴趣。聊到12点还不舍得走，一家人就陪他走回旅馆，大半个钟头的路，还是聊不完。”后来，妹夫金家渝才知道，有些闲聊被大哥写进了文章里，“母亲聊起的男产科医生陈小手，后来就被他写进了小说《故里三陈》”。

80年代初是汪曾祺重拾写作后的黄金时间，评论界对他有“黄金四年”的说法，指的就是1980到1983这四年。很难说，回乡不是一次刺激。

那之后的很多年，汪曾祺在与金家渝的通信里常常提到些过去零散的记忆，比如，新风巷口打烧饼的那个‘七拳半’，在家乡风俗里从正月到腊月怎样过年，关于露筋晓月的传说……他拜托妹夫帮忙打听，好把这些记忆补全，写进文章里。

首次回乡时，汪曾祺在给弟妹的家书里提到，想“搜集、整理秦少游的材料”。这位北宋著名文人生于高邮，是苏轼的弟子。太平兴国年间，苏轼过高邮，与秦少游、孙觉、王巩把酒论文，当时的集会地点就在泰山庙，也就是今天的文游台。

汪家大宅离这里不过三五百米，少年汪曾祺常常到此游玩，站在楼阁最高处遥望高邮湖，流连于徽式建筑的庭院里，品玩花鸟草木。更为珍贵的是，盍簪堂四壁嵌有六十几块碑刻，其中包括25块《秦邮帖》。《秦邮帖》由清代嘉庆年间高邮知州师兆龙收集，含苏东坡、黄庭坚、董其昌等书法名家作品，由当时著名的金石家刻制。如今，《秦邮帖》被密封在玻璃里，看得着，摸不得。当年可没这样的文保意识，一块块名家碑刻就赤裸裸地挂在那儿，少年汪曾祺甚至能把纸铺展在上面当字帖用。

在东大街上，见到的老人都说，汪家曾是这条街上有名的大户，有地，有两家药店，还有大片房产。我去时，汪家大宅原来的那块地正在施工，汪曾祺纪念馆即将在故居原址落成，占地面积超过1500平米。

姚维儒70岁，说起汪曾祺的作品就像报自家亲戚。少年时，他住在离汪家大宅不到200米的巷子里，故事里的很多人，他都听说过，甚至见过。过去两三年，他走访东大街的老人，对照着作品和记忆，绘出了详细的“汪曾祺地理”。

“原来的大宅也有这三分之二大小。”姚维儒让我打量着，遥想鼎盛时汪家的风范。

汪曾祺曾在散文《自报家门》里自报家门，他出生在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汪嘉勋中过拔贡，八股文写得特别好，虽然家业不小，但生活节俭，“一个咸鸭蛋能喝两顿酒”。祖父屋里常放两部书，一部顾炎武的《日知录》，一部《红楼梦》，还订了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论语》、练字，这些都是祖父亲自教。

和祖父相比，父亲汪菊生是个不新不旧的人。他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年轻时竟然还是个运动员，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撑杆跳第一名。和那些旧式家庭的大家长相比，汪菊生相当开明，甚至开明过今天的很多家长。汪曾祺十几岁学会抽烟，父亲抽烟时，爷俩一人一根，喝酒，一人一杯。儿子17岁初恋，写情书，他瞎帮着出主意。

虽然开通，但汪家很拿子女的教育当回事，除了祖父和父亲言传身教，祖父、三姑父还曾在小学毕业的假期请当地有名的先生教几个孩子国学，姚鼐的《登泰山记》，《史记》，汪曾祺都是那时读到的。

家学归家学，汪曾祺从小受的正式教育却是完完全全的现代教育。县立五小幼稚园落成，汪曾祺是第一届学生。老师王文英是科班出身，幼稚师范毕业，带孩子们唱唱跳跳的是《小羊儿乖乖》和小歌剧《麻雀和小孩》。五小语文教师高北溟曾被他写在小说《徙》中，这位有国学底子的小学老师既教学生《项羽本纪》，也教《字形音义辨》。小学最后一年，学校还开设了英文课。这是受教育于民国时代的福利，古今、中西，即便在苏北的小县城里，也能顺然相遇。

故乡水

串联文游台、汪家大宅、五小这三个坐标的大路小巷就是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世界了。如果说，三个坐标和后来的西南联大给了汪曾祺写作的能力，那这段路上的店铺和人家就给了他展现这种能力的载体。“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不知道80年代的汪曾祺重走东大街时是如何在这条路上找寻过去的，我一个纯粹的外来人，很难想象一个在这里生活19年的人，40多年后为何还能将旧日子的细节讲得如此真切。

从汪家大宅到五小原址的那条路我走了很多次，直到了解了一个细节，我才略微能感受到一些当年的氛围。“原来东大街很窄的，后来街道拓宽，沿街店铺都缩进去一大块。”姚维儒告诉我。

这个信息很重要，少年汪曾祺从这条街道穿行时，他离人那么近，离别人的生活那么近，不光能看见，能摸到，连气息都能感受得到。我和摄影师偶然穿进相邻的复兴街，那是条更好保留了当年面貌的街道，说是街道，更像是老上海的弄堂。有些人家的灶台洗手池还搭在屋外，正是午饭时间，一个大哥架一口铁锅，豆腐炖鱼看得真真切切，迎面扑来的不仅有色香味，甚至还有热腾腾的锅气。一次次经过，一次次拼凑生活碎片，更不用说尚有那些真正的交道，想到汪曾祺曾无数次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他笔下的王二、戴车匠、各有买卖的“岁寒三友”就更生动了。

女儿汪明在回忆文章《高邮汪曾祺》里提到过，激起父亲回高邮的念头，哥哥汪朗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当时，借着去报社实习的机会，汪朗曾到湛江看望姑姑，并和姑姑一起，先于父亲到了高邮，这让汪曾祺心里痒痒。

“我去看过你写的那个大淖，一泡子水，脏了吧唧！也不知道你怎么能把它写得那么美？”回到北京后，汪朗抱怨父亲《大淖记事》里真实的那片水不好看，或者说，父亲写得不够真实。

30多年后，我眼前的大淖和80年代的又不相同。它变得太过规整，岸边是小路，用围栏围住，对岸立起了住宅楼，小码头还是那个码头，但船是再也没有了。

高邮多水，这是再迟钝的人都能得到的第一感受。整个高邮城的西面被水围着，顺着80年代汪曾祺的足迹，从五小原址向西，上了坡就是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再向西就是高邮湖。运河是条悬河，早年河道窄，水患多，高邮城总有洪水。汪曾祺小说《故乡人》里写“钓鱼的医生”游过激流救人，背景大概就是1931年那次水患。东大街上的老人说，那是记忆中最大的一场洪水，水漫过房子，人们都躲到高处的寺庙和城墙上去。那年，汪曾祺11岁。

除了这属于整个城市的水，还有一处水属于东城门外的老百姓。这水就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直到现在，汪曾祺最被认可的两篇小说《大淖记事》和《受戒》都和这片水有关。

《受戒》的故事发生在距高邮城区三四十公里的庵赵庄，庄里有个寺庙叫菩提庵。17岁时，汪曾祺曾随家人躲避战乱，在庵赵庄住了半年。走的是从大淖出发的水路，到了后就住在菩提庵的偏房里。那半年，汪曾祺见识了乡村和寺院的生活，对当地的一个姑娘生了情愫。这段朦胧的感情化作一个小和尚和少女小英子的爱情故事，于是有了《受戒》。

还原了大淖的样子，才能还原汪曾祺和他当年的生活。姚维儒带我去找96岁的严世俊老人，老人年轻时做过炕房学徒，曾和汪曾祺的父亲是忘年交。“以前大淖有现在两个大，东北侧有30亩芦苇地，从乡下进城的船都停在大淖边，人多得很，好热闹。”严世俊不太识字，没读过汪曾祺的小说，但他记忆中的大淖和汪曾祺笔下的像极了。

“养女儿不把土城头，日做地摊子夜如牛，三天不洗脸，七天不梳头，手如丁筢手，头像牛海头。”严世俊背出一段草巷口打芦席做窝积的民谣，从这段民谣就能看出，汪曾祺虽家境好，但汪家大宅所处位置并非市中心，而是城乡交汇的集散地，这让他一直和小商贩、手艺人、乡下人为伴，对他们有着极深的体察，写过知识分子，写过新时代的工农兵，但这些人才是汪曾祺小说里永远的主角。

西南联大

了解汪曾祺在高邮的19年是如何度过的，再参照他解放后的经历，很容易理解《受戒》《异秉》里为何会出现那些人。但很难想象，一个写过《沙家浜》的人，如何在80年代初用清澈的笔法写小和尚谈恋爱，挑扁担的小媳妇偷汉子。

在那场争得面红耳赤的研讨会期间，季红真曾向汪曾祺问起他4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说，那是孤本，可以借给她看一看，但不要弄丢。没过几天，季红真果然收到了书，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他在信里提醒我，书不要弄丢了，也不要引用内容，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曾经是这样的。”

“曾经”指的或许是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80年代初，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思想还没完全解放，那时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不受关注，甚至有点敏感。

但西南联大在汪曾祺的个人文学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主、自由、开放的思想更是影响他一生。“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1939年夏天，19岁的汪曾祺和同乡朱奎元一起离开高邮老家，在上海会合几个南菁中学的同学，一起赴云南。徐强撰写的《汪曾祺年谱》详细记录了这段艰苦的南下之旅：“几个人一起乘船经香港到越南河内，再转乘火车，经滇越铁路到昆明。从上海到昆明，一共走了半个多月。”尽管一路小心谨慎，带足了饮用水，但汪曾祺还是染上了疟疾。从小就时常发作的顽疾这次来得尤为凶猛，差点误了考试。

很多研究，甚至汪曾祺自己也认为，他远赴云南考西南联大是追随沈从文。毕竟，当年在庵赵庄躲战乱时，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另一本就是沈从文的《沈从文小说选》。

事实上，这记忆有待考证，因为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的具体时间尚存争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有记载，1939年6月27日会议通过决议，正式聘请沈从文自下学年（8月）起担任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也就是说，汪曾祺动身时，沈从文还没开始在西南联大上课。但从这被反复提及的渊源中却能看出，沈从文在汪曾祺的求学，甚至文学生涯中影响深远。

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里有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生活记忆。严苛的体育课，下雨时响如雷的教室屋顶，床铺摆得如走迷宫般的新校舍，跑警报中的怪人们，以茶馆为家的学生……后来，很多与西南联大有关的电影里都出现过类似的细节。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不是个好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吊儿郎当”。小说《鸡毛》里提到过两个人，“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见过。”其中那个中文系的“夜猫子”就是汪曾祺自己。

汪曾祺“杂家”的底子就是在这些不眠的夜里打下的。他很少去校图书馆，总是窝在清静的中文系图书馆里读书。他散漫地翻，没有目的性，常常是随便捡起一本就读了起来。

有些课，他还是用心上了的。比如，在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提到的“大一国文”课。很多年后，汪曾祺把那视作自己“京派”的来由。“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之中的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除此之外，文言文部分突出选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

“他是文化史的宠儿。”季红真的评价基于汪曾祺出生在士大夫传统保存较好的苏北小镇，有国学作为家学，同时受了最早的完整现代教育，但更重要的是，西南联大7年让汪曾祺结识了对他美学、文学观念影响一生的师长和同学。

当时要好的同学朱德熙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是国内语言学最顶尖的研究者。李荣进入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是国内最好的方言学家之一。同乡巫宁坤成了翻译家，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等作品的译者。汪曾祺一直认为，小说本质上就是语言的艺术，到了晚年，他依然关注语言的变迁和更迭，还曾专门与朱德熙通信，讨论“的”字用法的嬗变，困惑于年轻人追求的语言中的“现代味儿”。

谈及联大时期的师长，沈从文当然是最绕不过去的一位。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里，汪曾祺回忆了很多先生授课的内容和他的为人。沈从文在联大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最爱上沈从文的创作课，“贴到人物来写”这句精义他在创作中恪守一生。

闻一多也是他喜欢的老师。一来因为他上课抽烟，也让学生抽。二来因为闻先生讲课不循规蹈矩，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尽管推崇闻一多的才华和教学，汪曾祺却和沈从文一样，一生对政治不热心，所以在政治态度上和闻一多时有分歧，他还当面质疑过闻一多对政治过于热心，当然，那是对闻一多呵斥他精神颓废、毫不振作的“报复”。

闻一多的呵斥并非没有来由，在西南联大后期，汪曾祺家里断了给他的生活费，又赶上失联，快毕业了，工作也没有着落，整个人都陷入颓丧。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对汪曾祺的这段经历有过侧面提及。某次，汪曾祺因失恋，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来，房东吓坏了，以为他要想不开。正在发愁时，朱德熙去了。朱德熙看这架势，转身卖了自己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汪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大吃一顿，还点了酒，边喝边安慰。

“后来很多人认为，汪曾祺那段时间的愁苦与政局有关，那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他是个特别普通的人，有的都是普通人的烦恼，都是自己的事。”季红真觉得，正是这样太正常不过的青年愁思和敏感，才让那时的他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如今回看，当年汪曾祺忌讳谈《邂逅集》，一部分是时局原因，更多的是不太愿在“作家心理学”层面展露自己。从40年代的小说《钓》《复仇》《猎猎》等作品里就能看出，汪曾祺曾深受伍尔夫、普鲁斯特的影响，加之又读了不少当时流行的尼采、萨特，作品里有强烈的意识流风格和自我剖析感。

即便也写了些现实主义作品，西南联大时期他的风格也与后来有很大不同。《异秉》的改写最能成为这种差别的注解。早在40年代，汪曾祺就完成了小说《异秉》的创作，1980年发表在《雨花》上的作品是对40年代创作的改写。“早期的《异秉》里能读出属于现代派的荒诞感，写起小人物来还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这些在80年代的版本里都不见了。内容差别不大，但视角变了。后来，汪曾祺更站在笔下人物的视角来写作。”季红真分析，虽然视角变了，但现代主义的语言和去道德化、追求美和自由的部分还留在汪曾祺的身上，“笔法和观念是现代的，故事和人物贴近传统和民间，这就是为什么有《受戒》，还有那些高邮作品”。

到“民间”去

把汪曾祺从青年颓丧中拯救出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后来的夫人施松卿，另一个还是沈从文。

1944年，从西南联大肄业后，失意的汪曾祺经朋友邀约，到中国建设中学教书。其间与西南联大同学施松卿走在一起。同学杨毓珉在《汪曾祺的编剧生涯》里回忆，“1946年西南联大迁回北平，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同学更是人心惶惶，各找门路”。7月，汪曾祺与施松卿离开昆明，经越南海防到香港。在香港，汪曾祺送走了回福建的施松卿，独自一人转去上海。离开云南前，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发表演讲时被暗杀，这件事让汪曾祺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阴郁的情绪里。

尽管第一本小说集在上海时完稿，但那两年的经历他很少用来作文，算起来只有《星期天》一篇小说写的是实实在在的上海洋派生活。第一次回高邮时，汪曾祺曾把自己“穷得叮当响”的上海生活当笑话讲给家人。妹夫金家渝告诉我，那时，黄裳、黄永玉和汪曾祺常混在一起，除了黄裳有正经工作，另外两人都是闲人。黄永玉常与汪曾祺在街上闲逛，一逛大半天，兜里没有一分钱。后来，李健吾受沈从文委托，将汪曾祺介绍到致远中学教书，算是解除了饿肚子的危机。

1948年，又是施松卿早先在北平谋得教职，汪曾祺才与她一同北上，算是在北平安顿下来。汪朗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在家里，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婚后几十年，母亲一直握有经济大权，父亲的家庭地位一直不高，儿女也能随意开玩笑，数落他。

“到了北平，在《说说唱唱》工作，和赵树理打交道，甚至包括后来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经历，这些都让汪曾祺更扎到民间去了，他本质上是个自由派，但那时候不可能不想老百姓真正喜欢看的东西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说。

汪曾祺职业生涯的一段小插曲常常被忽略，即在进入《说说唱唱》杂志前，汪曾祺曾在1949年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纵观汪曾祺的一生，虽没遭受太多政治磨难，但他的政治觉悟一直不高，用汪朗的话说，就是“相当天真”。在汪朗《未能“混入”革命军队》的回忆中，汪曾祺“参加革命”的动机很不纯，“他早就切感自己的生活太单调，不像他的老师沈先生那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因此没有什么创作题材，只能写些身边琐事，抒发点个人苦闷”。汪曾祺自己也提到，参加“四野”，是想体验生活，写点“真正的硬东西”。这似乎说明，至少在四五十年代，汪曾祺还不认为自己像他后来自我评述的那样，“写不出来大作品，写不出来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

随“四野”南下的目标在武汉搁浅了。次年夏天，汪曾祺回到北京，在同学杨毓珉、王松声的引荐下，到赵树理、李伯钊主持的《说说唱唱》杂志工作。

赵树理的背景与汪曾祺完全不同，他出身于山西的贫苦农民家庭，曾真正地投身革命。汪曾祺对赵树理的文艺观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相当赞同。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里，他曾回忆过一件赵树理的趣事：“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戏称他戴的一块表为‘五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

在《说说唱唱》和后来的《民间文学》工作期间，除了编辑来稿，汪曾祺还参与整理了《赵州桥》《逃婚调》，到河南等地调研。“接触这些民俗学的东西，把他民间的语言激活了。”一次，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和作家铁凝聊起汪曾祺，“有次去外地参加活动，当地把从椅子上起身叫‘拔腚’，大家听了一笑，汪曾祺却‘拔腚’‘拔腚’地用了起来。他对民间生动的东西有天然的敏感度。”

1958年底，政治运动终于是波及了汪曾祺，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汪曾祺在《随遇而安》里这样定义自己的“右派”经历。汪朗也告诉我，下放那两年，父亲是真的觉得自己需要改造，并不多么苦闷，回家探亲时还饶有兴致地给母亲和孩子们讲在大冬天掏粪的经历。

掏粪、扛一百七八十斤的麻布袋，伺候数不清的果树……改造怎么可能不苦，但那时，或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或许是已经开始校对自己的美学系统，汪曾祺那时期的作品是乐观的，苦并非没有，只是被以审美的方式转化了。整个反右和“文革”期间，汪曾祺只发表了《看水》、《王全》和《羊舍一夕》三篇小说，三个故事都来自他下放时期的经历、见闻。

如果说，《说说唱唱》和下放的经历是让汪曾祺更深刻地理解了“民间”，那“文革”期间写“样板戏”就是让他从内部看清了一种创作上的虚伪。

“右派”帽子摘掉后，汪曾祺调入北京京剧团当专职编剧，在京剧团期间最出名的作品就是“样板戏”《沙家浜》。作家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提到时任北京京剧团副团长的萧甲对汪曾祺的评价是：“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

汪曾祺因“集体创作”一次次和杨毓珉等人一起在旅馆里熬剧本，随时都会接到江青突然致电带来的修改意见，不厌其烦地改来改去。他还和阎肃、杨毓珉等人到四川体验生活，十几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杨毓珉还被拖出去“枪毙”，放枪也是真的。“在外人看来，父亲一个‘右派’，能写样板戏，日子是很好的，但他在创作上很痛苦，被打压得太厉害。所以，‘四人帮’一下台，他高兴死了。”汪朗说，“四人帮”下台后，父亲还被审查了好一阵子，“接近两年时间，反复写检查，比下放时痛苦得多”。痛苦不是因为别的，是这一次，他觉得自己没有错。

回望与重新发现

汪曾祺是如何把目光重新投向故乡的大家说法不一。

重新恢复创作后，汪曾祺也不是马上就写出了《受戒》和《大淖记事》。“一开始，还是写了些当下的题材。”汪朗指的是《骑兵列传》《塞下人物记》和《黄油烙饼》，“反映工农兵生活，或者以他下放经历为题材的小说”。

汪朗同意父亲自己的说法，老头儿虽没在历次运动中受过什么大难，但十几二十年，折腾怕了，对任何人事纠纷都有所顾虑，于是不写活着的人，少惹麻烦。汪曾祺的妹妹汪丽纹也能佐证汪朗的说法，1981年回乡时，听说他写过的一位老邻居还建在，汪曾祺立马有些不好意思，还特意上门看望人家。

在《高邮汪曾祺》里，女儿汪明却觉得，父亲写出《受戒》和大姑“文革”后来北京相聚有关。“姑姑走了以后，爸爸常愣着，我们看出来，他得了思乡病了。不久，他接连写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小说。”

汪曾祺1981年回乡时的那次讲座，很多细节王干都记得，“现在回想，那时汪曾祺的写作思想已经成熟了”。汪曾祺提到北京街头的一个标语写得极好——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形象生动，又有平仄，是很漂亮的汉语”。当时，汪曾祺已经写“马严肃地吃草”，只觉得这状态准确，“现在已经经常普遍这样使用了，在当时这还是挺超前的”。

那次，王干觉得汪曾祺的演讲醍醐灌顶，但像他一样把这番话视作启蒙的人并不多。“汪曾祺在世时从没大热过，远不及他去世后受关注。”不仅是没大热，很多书的出版都有些犯难。当年，因为散文集《晚翠文谈》出版时只印了2700册，汪曾祺心有余悸，在1987年的《汪曾祺自选集》出版前，他还特意写信给当时的责任编辑彭匈：“自选集征订数惨到什么程度？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晚翠文谈》，只印了2700册，出版社为此赔本，我心里很不安。漓江恐怕赔不了这个钱，早知如此，真不该出这本书。”

整个80年代，他都是小众的，90年代后才渐渐受关注。那时，他一定想不到，去世后这二十几年，自己的作品被变着花样地编成各种文集，小说、美食、游记、谈写作、谈哲学……虽然单本书印量都算不上大，但一直有新书出版，长销就说明，源源不断的读者正在走进汪曾祺。

《汪曾祺年谱》的作者徐强提供了一组数据。在汪曾祺逝世后的前15年间，基于他作品的各类出版物粗略估算不过五六十种，但到了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小说卷主编之一李建新统计到200多种。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中，早期汪曾祺通常只被列入“京派”、“乡土文学”或其他文学体系下的一个案例做简单叙述，甚至不做单独介绍。“但在晚近以来较有影响的史著中，他几乎都有一席之地，而且所占篇幅越来越大。比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新时期’部分用专节分析了40部左右作品，其中就包括《受戒》，陈思和把它视作‘新时期’文坛呈现民族风土和精神生活的代表作。”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201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汪曾祺是小说部分少数几个被单独列出的“新时期”作家，洪子诚称其是“为数不多难以归类的作家之一”。

学术界和出版界在“重新发现汪曾祺”，大众读者也真正开始关注汪曾祺，尽管这种关注常常是从“误读”开始的。

博客、微博刚兴起的那几年，汪家兄妹常觉得困惑，好些粘稠、温吞的“鸡汤”句子被冠上“汪曾祺语录”的名头，在网络上到处流传。“很多一看就不是父亲写的。”汪朗说。但恰恰是这种“误读”和不太加以限制的质量不一的出版物，反而让汪曾祺在更大的人群中有了认知度。

季红真却认为，与其说是出版物和“误读”帮助了汪曾祺的传播，不如说是他的作品和个性契合了“时代情绪”。

她以萧红的两部作品随时间而评价转向来比照，“在作品刚刚面世时，《生死场》的评价和受欢迎程度要高于《呼兰河传》，因为前者讲民族反抗，契合当时的历史情绪。后来受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批判性更强的《呼兰河传》评价更高，其中对于乡土、民俗的呈现更让当时的读者共情。到了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民族自信起来了，《生死场》又开始受欢迎，一部作品的命运与时代情绪息息相关。”

当年发表《异秉》时，编辑担心“小说太不像小说”，今天看来也早已不是问题。当年在高邮的讲座上，汪曾祺就谈到了如何用唐诗、宋词的意境融入到现代汉语体系的问题，“在中西、古今这方面，他琢磨得很清楚”。

晚年，季红真口中这位“文化史的幸运儿”在“文革”后还有一重幸运。经历过这场文化浩劫，很多老先生已经不在了，有些健在的，笔力也大不如从前，“汪曾祺就成了为数不多依然有创作力，还能续上传统的人”。

王干甚至愿意用当下人的阅读习惯来解释汪曾祺的长销。汪曾祺一生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晚年要写《汉武帝》，也觉得精力不够，留下的都是散文、短篇小说和职务性的戏剧作品。“今天，很少有人再去看《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了，汪老自己也看不下去。短篇小说符合当下人的阅读习惯，他笔下那些小人物，尤其是手艺人，还有吃吃喝喝的事，都是今天过小日子的读者所喜欢的。乱世读鲁迅，平淡日子里读汪曾祺，这很有道理。”

新时期的小说打开局面后，除了偶尔对时局有意见，吃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版权官司，汪曾祺的日子过得很平顺，很难叙述出什么波折。买菜做饭，抽烟喝酒，常常早起在旧沙发上坐一两个钟头，一杯茶，几根烟，打完了腹稿，提笔写作。

1997年，汪曾祺因消化道出血去世。女儿汪明写道：“在他的墓碑上写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了，就写：高邮汪曾祺。”

（参考资料：《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徐强著；《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孙郁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汪朗、汪明、汪朝著；《你好，汪曾祺》，段春娟、张秋红编；《“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贺桂梅著。感谢高邮市委宣传部，姚维儒、陈树兴、杨早、郭娟、陈其昌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梁梓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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