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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在读的10本中文原创书：翦商

书单又又又来啦！本月澎湃新闻思想新闻中心的编辑们在读如下这些书：

《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

陈建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2年10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推荐语：

张爱玲在《〈传奇〉再版自序》里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作为三十年前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班的一员，陈建华把他的张爱玲研究导向确立为“关注张爱玲与‘文明’‘时代’的关系”。《爱与真的启示》是陈建华三十年来张爱玲研究的集成，前两章讨论张爱玲早期小说或她与现代主义艺术的关系，对理解张氏“晚期风格”可起铺垫作用，全书的重头戏则是《小团圆》，以及作为整体的“晚期风格”——除《小团圆》外，还有《对照记》、少数短篇小说与散文以及她对《红楼梦》《海上花》的翻译与研究。“张迷”可能未必喜欢张爱玲“金石”般的晚期风格，陈建华的愿望则是：“对她的早晚之作不必抑此扬彼”，不妨“更增一份‘伟大’的包容”。

《放大：科学、艺术与文化的现实交汇》

小庄/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推荐语：

小庄这本《放大》，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好玩。写科学，容易板着面孔，写得硬邦邦的，大部分读者压根儿啃也啃不动，更不用说消化、吸收了。而正如《放大》的副标题“科学、艺术与文化的现实交汇”所示，小庄特别善于从科学的角度，对艺术、文化史上的大师故事加以评说。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戴维·霍克尼到底有没有揭穿文艺复兴画家们的秘密？》就是一个极佳的范例。真是精彩。

《隔世的眺望：永山央和他的中国母亲》

【日】永山央/口述 岑献青/执笔，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

推荐人：顾明

推荐语：

这是一本从里到外都有故事的书，而且这些故事都是令人感动的故事，以至于又让我在通勤地铁上读它时老泪纵横了。

2002年，再次来到日本的本书执笔者岑献青，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永山央老人，因而见到了永山央和王兰女士的一批书信，开启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年少的永山央，因为冰岛的笔友和赛珍珠的《大地》，和当时很多日本人一样，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1940年，他成为一家日本公司上海分行的员工，来到中国无锡。在无锡，他租住了王兰家的空房，没想到因此和房东太太结下了超越国籍、超越年龄的友谊。彼时，中日正在开战，王兰向他控诉了日军在华的罪行，这与永山央在日本接受到的教育完全相反，令他很尴尬，也大受刺激，一度想要搬走。但终究留了下来。“当时我真是一个很无知的青年，而王师母就像我的历史文化老师，教小孩似的教我认识中国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的近代史。”原来，房东太太王兰大有来头。她是北京大学开放“女禁”后正式招收的第一位女学生，就读于哲学系。她的照片至今还贴在北大的校史馆里。当然，王兰与他的交流不仅仅是战争、历史等严肃的话题，更多的时候，她像一位母亲一样照顾着这位漂泊异国的年轻人。当永山央又被公司派驻到无锡乡下、上海等地时，她会隔三差五地给他写信，在信中仔细交待工作、生活上的各种事情，比如如何看待和处理他手下的中国员工偷盗仓库物资，比如列出一些家常菜的菜谱，让他给佣人去照样做，比如教他去准备布料做几件衣服，因为乡下冷，等等等等。因此，永山央一直称王兰是他的中国母亲，精神上的母亲。虽然永山央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回国了，并与王兰中断了联系，但是，他们的联结永远不会断。

这些书信，看似很平淡日常，但细读起来又总是令人感动。正因此，永山央老人向岑献青讲述这段过往时，每每泣不成声，岑献青在整理时也常常泪如雨下。他们都希望有更多人听到这个故事，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母亲，给了永山央这样的日本年轻人以人生的向导。然而，这本书稿从动笔到出版经过了近20年，期间光后记，岑献青就写了四个版本（都附录在本书最后）。她本人也经历了癌症折磨。而回头再去看这些近百年前的信件，其中永山央写给王兰的回信，在1980年代由王兰的子女交还给了永山央。这间隔的40年啊，真如“隔世”，令人不禁唏嘘。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folio，2022年10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推荐语：

“翦商”，即“翦灭商”，讲周灭商的事，然而李硕从对商的人祭行为的考察入手，来说这段殷商之变的往事，“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

“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肚子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如这本书副标题所示“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作为读者，我们读到周文王姬昌（在书中被称为“周昌”）登场，就感觉即将走出这片荒原了。就像在看帕索里尼的电影一样，宏大的旧传统在周武王灭商之际终于巍巍壮观，之后就在周公旦的精心布局与矢志不渝之下归于湮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作者在全书最后感慨：“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以及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

毛立平、沈欣/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推荐语：

“壸（kǔn）政”，意为宫内事务——主标题字不常见，但从副标题可猜得一二。本书涉及的宫廷女性群体相当全面，从秀女到皇后、妃嫔、公主，再到太后、太妃嫔，还有宫女、乳母、“妈妈里”（差务妇人）、“姥姥”（专项差务，负责接生、照顾新生儿）都分别有章节专门述及。对于清宫剧迷们来说，或许一些颇感兴趣的问题——如清宫中的“汉女”嫔妃多吗，地位如何？后妃如何晋升，待遇怎么样？“统领后宫”的权责有多大？太后与皇帝关系如何？等等——书中都可看到历史留下的回答，只是，这答案显然不如电视剧般精彩。

“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是本书一章节的标题，也可用以说明清代紫禁城中皇帝与所有女性的关系——皇后、太后也一样。本书利用清宫档案史料所梳理、呈现的清宫女性群像，读之只觉得巍巍皇权笼罩于顶。书中讲，从顺治、康熙时起，皇帝就有意识地逐步切断后宫与外界的联系，培养朝臣与后妃“内外有别”的意识，到乾隆中期开始对后权进行全面的控制和打压，道光帝则将对皇后的管控程度推向极致，不但不能母仪天下，连统率六宫的权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至于太后，清朝一代有名有影响力的只有初年的孝庄太后和末年的慈禧太后，都是在新帝年幼且皇权尚未稳固及走向衰落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在政权稳定的时段，基本没有出现任何后妃干政的现象。极尽孝道的乾隆，虽然多次奉母出行，大办寿诞，然而，“乾隆一朝对太后的‘礼隆尊养’是建立在给太后的行为举止明立规矩的前提之下”，而且“乾隆帝给太后制定的家规，被之后的皇帝沿袭遵循”。所以，作者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清代‘壸化雍肃’的宫廷秩序，是通过对后妃类似‘囚禁’的隔离式管控达到的”。正因为这样，清代宫廷显得封闭而神秘，相比明代正史中都可见到的后宫争斗，清代的宫史就寡淡而无生气。康熙朝后，“除乾隆帝在御制诗中表达过对孝贤皇后的情感和思念，基本没有皇帝对某一后妃格外偏爱的记载，清宫档案中也几乎没有后妃之间相互嫉妒、争斗的事件记录”，于是这样一部宫廷史就难免刻板“无情”。

《麒麟》

周游/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推荐人：朱凡

推荐语：

最近偶然读到的一部通俗历史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十足的“仿古”意味，但因情节人物的庞杂和精心编织的想象，大多数时候并不觉得违和。作者在后记中表达了延续中国小说“寄托”这一文脉的野心，讲述了由有关祥瑞的历史记载获得启发，继而前往江南一带实地考察为小说骨架填充血肉的创造方法，或许是这个多少有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能够立得住的原因所在。

悬念是推进这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不便过多介绍情节。概言之，在这个背景设定在乾隆年间的苏州的故事里，皇权及其代理人、怀念前朝的儒家文人、打着八卦教旗号的起义团体以及掌握着“奇技淫巧”的传教士等多股力量相互交织，在不断争斗中暴露出各自的真实面目。小说在叙事层面的一大特色是引入了一个“说书人”的角色，他既是小说中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又属于传承有自的“钩人”群体，将眼下发生的荒唐事改换朝代加以附会，通过在小说话本中钩沉逸事，在正史之外重建了一条民间的历史脉络，确实可以看出作者的深意。

《殊途同归：明清泽州地区三教庙研究》

王群韬/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9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所谓“三教庙”，作者定义为：“三教庙就是普通民众信仰生活层面的一种‘三教合一’形态。一般而言，儒释道三教各有祠庙、寺观，分别尊奉其神圣对象。三教庙则是将儒释道三教各自的主要崇拜对象孔子、佛祖、老子的圣像（塑像、雕像、画像等）并列崇奉于同一殿堂的信仰实践形式。”（第2-3页）作者以明清时期山西泽州地区为考察中心，围绕这类庙宇的区域分布特征、基本形制、修建群体、崇奉活动及相关人群的信仰观念等问题展开研究。（第5页）

作者引卜正民的著作指出：“三教的组合崇奉现象是宋代以来佛、道、儒三教合流历史上的一种重要形态，同时也是信仰实践层面‘折中主义’的一种体现。”（第9页）这种“合祀”的情况，我们至今还能见到。二十多年前，我曾到南方某著名的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并存的寺庙游览，进山门，大殿前的庭院，左边是道教诸神，右边是佛教诸神，大多数香客两边都虔诚敬拜。据导游介绍，寺庙中的僧道曾因为香火钱的分配问题发生争执，于是闭门一天互相讨教拳脚功夫。

作者所研究和考察的“三教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次特点，即“在三教庙坐北朝南的正殿内，佛祖、老君、孔子圣像组合在整体上位于殿堂内的北部；如果采用画像形制，则通常绘于殿内之正壁。三尊圣像之间的相对位次一般是以佛像居中而老君、孔子像分别居于左、右两边。因此，在‘位’的维度，三教祖师圣像之间形成了一种主次尊卑秩序：居中的佛像处于核心和主导位置，老君、孔子像则处于相对次要的陪衬位置。”（第32-33页）作者认为这与佛教信仰在早期三教庙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有关。文献的记载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三教庙至迟在唐代中后期已出现，具体名称有‘三教道场’、‘三教院’等，名称中的‘道场’、‘院’表明其佛教寺院的特征。从地域上看，早期三教庙主要分布于今四川地区。”（第43页）

在作者考察的山西泽州地区，大量三教庙成为“社庙”，各村“社庙”的主神，除三教圣人的组合外，通常还有玉皇、佛祖、观音、关帝、东岳大帝、龙王、炎帝（神农）、汤帝（汤王）等。由此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社庙场域，比如泽州县大东沟镇东岭头村三教堂，在正殿供奉“三教尊神”，各殿兼祀玉皇、地藏王菩萨、瘟神、牛马王、关帝、龙王诸神的“复合型”社庙场域，作为本村开展重要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甚至成为社区公共活动中心，具有公示信息、道德教化等多种重要的社会功能。（第64-68页）

将孔子代表的儒教位次排在最后，按照常理，在明清儒学弥漫的时代，应该大受抨击，但有意思的是，基层儒生却并不在意，从他们为三教庙所撰碑记的具体内容来看，大多秉持“三教一致”、“三教圆融”等思想，认为三教庙体现了“三教同归”或“神道设教”的观念，对地方社会教化、道德秩序维系颇有裨益，因而愿意为这类庙宇撰写碑记。一些儒家士大夫官员在致仕还乡后也为三教庙撰写碑记。（第121-122页）可以想象，这类寺庙的功能，与教化、传教、布道关系可能并不十分密切，主要功能在于乡村民众基于现实生活需要来组织信仰实践，既从整体上保佑村社平安、风调雨顺，又涉及生产、生活的具体需求，实现对村社民众信仰需求的全面关怀。（第105-106页）

在这种背景下，僧人、道士的特殊身份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作者发现，明清时期泽州地区的三教庙通常由僧人、道士担任住持，这些僧人、道士大多是有明确宗派传承的正规僧道。不少僧人还以助缘（捐贤、捐物）的方式参与三教庙的修建活动。然而，大量资料反映出，这些僧道实际上并没有乡村庙宇的所有权，只是村社延请（雇佣）来看守庙宇的人员，庙产的控制权属于村社尤其是“社首”群体。（第129-130页）除了日常的管理和维护，三教庙的祭祀用血食，以及酬神社戏，似乎都不考虑佛道的宗教仪式传统。这样看起来，三教庙表面上儒教居于末位，但内在的运行逻辑，还是以儒学为核心。

当然，这种排序在民间虽然可以做到相安无事，但站在官方立场的儒家精英特别是负责教育事务的学臣却很难容忍，被认为是对孔子神圣性的亵渎和对儒家正统性的否定，甚至是对国家祀典的扰乱。明清时期朝廷先后三次颁布全国性的三教庙禁令，都与儒家官员的上奏有关。作者认为，围绕三教庙祭祀礼仪正当性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还涉及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教化主导权之掌控。从根本上看，三教庙禁令透过地方祠庙的礼仪正当性问题，最终指向地方社会教化与中央政权统一教化标准之间的分歧；而儒家学臣必诉诸朝廷政令以禁革各地三教庙的一个深层原因，也是为消解这种分歧。（第200页）

不过，政府的指令往往会大打折扣。在国家官僚体系之外，乡村社会有一套自身的权力运行结构，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居于乡间的士绅群体，他们有时甚至是地方公共事务的实际经营者。大量三教庙恰恰分布于国家政治权力支配末端的地方乡村社会。地方士绅对于基层民众有更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因而很清楚三教庙因高度契合民众信仰生活而广泛存在，他们在综合考量、权衡利弊之后，往往倾向于“从俗”、“顺乡人之意”，尝试以各种“变通之法”使当地的三教庙在禁令之下得以保存。（第204页）

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之间，儒释道之间，各种此消彼长的博弈在历史上从未消逝。三教庙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在民间受到崇奉的情况，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不过，在前现代社会中地方性知识勃勃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几乎难以生存，就如作者考察所见的三教庙，现在几乎全部废弃了。

《寻常百姓家》

么书仪/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版

推荐人：钟源

推荐语：

本书记述的是一户寻常人家在20世纪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它的起点是1990年代么书仪老师一点点积攒起来的36盘录音带。在录音带中，父母向女儿回忆过往。双亲相继去世后，么老师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又仔细爬梳了父亲留下来的信、账本、单据、思想汇报、合同等各种遗物。洪子诚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写道：“么书仪的父亲母亲，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河北丰润县农村，后来迁往唐山。在四十年代中期，落脚北京城，很长时间居住在西城。和许多中国的普通人、普通家庭一样，在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动荡、变化激烈的时代变迁中，他们的遭遇、命运，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期间发生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经济转折的浪潮。《寻常百姓家》讲述的，就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特定的某些普通人的物质、精神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待、向往，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里提供的事实、生活细节，正是以某一特异的‘细胞’的剖面，来显示社会变迁的约略光影。”

再借用一句豆瓣评论：“同样是20世纪的不容易，如果说《巨流河》是大江大海，《寻常百姓家》就是滴水穿石、细水长流、百折不回。”阅读此书，正有此感。

《演化医学启示录——人类疾病的过去与未来》

【美】薛人望、冯异/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

阅读《演化医学启示录》的过程，不时让我想起当年采访薛人望教授的经历。记得谈的是“转基因”这个热门话题，薛教授一口软糯的普通话，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三言两语就把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讲得清清楚楚。这本《演化医学启示录》作为面向复旦学生的讲课实录，专业程度较之于访谈自然是大大地深入了，可是依然生动、清晰，让读者对“演化”这个概念能够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

附：译著新作推荐

《清醒：摆脱工具主义，活出真实自我》

【丹麦】斯文·布林克曼/著 黄菊/译，中信出版集团·光尘，2022年10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推荐语：

在当下这个不断加速的时代，每个人似乎都在追寻“更成功的自己”。各种“成功学”鼓励着我们努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实现“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许多人热衷于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课程，以为这些“提升”会解决个人的所有问题。然而，在这种成功的螺旋中，个人只能依靠持续给自己设置新的目标，来给予自己动力和满足感。人们成为了在现实转轮中打转的仓鼠，竭尽全力地挣扎，却只能在原地打转，无时无刻不感到焦虑。在本书作者、丹麦奥尔堡大学心理学教授斯文·布林克曼看来，本书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去改变自己既有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身处于加速文化洪流的个人，应该从古典的斯多葛派哲学中寻找启示，特别是斯多葛主义看重的自我控制、心灵平和、人性尊严、责任感以及对有限生命的反思。这些美德能成就某种意义上更深层次的满足感，而非肤浅地仅关注永恒的发展和变革。

《人世间》

【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著 居三元、孔远志、陈培初 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玻璃屋，2022年7月版

《人世间》的修订重版，真是一个惊喜。我不谙印尼语，无法评价修订质量。而身处当下，能够读到这部由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写出的反映印度尼西亚觉醒史的小说，已足以令人感念。配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与《椰壳碗外的人生》阅读，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英】马修·恩格尔克/著 陶安丽/译，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2021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人类学的导论，读者对象应该是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全书根据九个关键词展开讨论，挑战我们心中固有的关于人类的常识（文化、文明、价值观、价值、血统、身份认同、权威、理性、自然），就像书中所说：“我们‘让熟悉的变得陌生，让陌生的变得熟悉’。”（第7页）这种反思并非哲学概念的抽象辨析和清洗，恰恰与此相反，作者指出人类学有两个显著的关键特征：“一是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二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不了解这两个特征，就不可能理解人类学。”（第11页）第一条原则好理解，作者在全书中反复提及的是第二条原则，时刻对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提出质疑。

比如“文化”一词，作者说：“它不是一个可以用来解答一切社会或历史问题的概念。它模糊和混淆事物的能力，和它揭示事物真相的能力几乎旗鼓相当。”（第25页）想想确实如此，我们在使用“文化”这个词的时候，几乎从未做过辨析，仿佛这是一个什么都能容纳的菜篮子。对“文化”这个概念的批评和担忧，作者归纳了三类：“不将文化与具体地域绑定，不将文化视为稳定不变的，不应对任何文化做出太过简洁有条理的概括。将这三点整合到一起就是本质主义……文化本质主义经常是危险的……它会诱导，甚至是要求我们用固定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倡导刻板印象，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偏见。”（第30页）想到现在社交媒体上每天非黑即白的各种站队诉求，忽然觉得人类学家很可怜，他们反复强调的理解“他眼中的他的世界”，似乎从来没被人在意过。

人类学家这种关注他者的眼光的思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节节败退。作者在第六章“身份认同”中，讲了一个关于马什皮小镇的故事。马什皮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印第安小镇，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印第安人一直主导着乡镇政治。但是由于旅游、商业的开发，逐渐失去了控制权，于是1976年，镇民向印第安事务局提出认证印第安文化的要求，以夺回控制权。但是在论证“部落身份认同”的审理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的政治结构不是部落式的，原住民语言也早已消亡，宗教传统更是为基督教浸礼宗所取代……换句话说，他们的印第安文化似乎荡然无存。原告传唤的几名人类学家作为专家证人，但被辩护律师问得狼狈不堪，因为人类学家拒绝按法庭系统要求的以“是”和“否”来作答。文化身份不能被简化为打勾或打叉的是非题。于是马什皮人败诉了。（第177-181页）幸好，三十年后的2007年，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印第安事务局有新的规定：“不要求申请人保持‘文化独特性’才能被划为印第安部落或社区。”（第195页）

有意思的是，作者还谈到了结婚彩礼问题。在津巴布韦，年轻男性和他们的父母常常担心彩礼的花销。新娘父母的胃口越来越大，牛不管用了，他们现在想要现金、手机，有时甚至是汽车。（第127-128页）这种将妇女当作商品的做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被人类学家埃文思-普理查德所批评。但作者在第七章“权威”中，举了中国式彩礼的例子，态度又有了变化，他认为：“彩礼成了年轻妇女主张和行使真正权威的工具。”（第209-210页）如果作者现在到华东某省去做关于彩礼的田野考察，可能还会修正自己的看法。

作者在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讨论和故事，每每能促使我们对自己身处的世界和自以为的刻板印象做反思。就像作者总结的那样：“贯穿这整本书，‘文化’和‘自然’可以被视为人类学的两条旋律线，它们的对位行进赋予了这门学科鲜明的特征。”（第269页）“在西方，我们认为自然只有一个，但文化有许多种。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宇宙观中，情况却正好相反。”（第304页）

不过，现实世界对人类学家并不友好，或者说，人类学家没法适应这个越来越极化的世界。作者列举的人类学家中，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阿什拉夫·加尼曾担任阿富汗总统，去年在塔利班占领阿富汗之后，辞职避难于阿联酋。

《瘟疫之夜》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龚颖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10月版

《瘟疫之夜》这本600页的大书酝酿了四十年，其间，帕慕克的写作动机在不断发生变化。四十年前，他希望探讨瘟疫如何引发存在主义式的焦虑；三十年前，他更关注不同个体面对死亡时的不同反应；而到了后来，他感兴趣的是借助瘟疫和灾难的话题，揭示东方和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在他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更希望着重书写现代的隔离措施、医学观念如何在一个传统、保守的社会得以推行。出版之后，正逢新冠肺炎当道，该书又多出几分现实意义。

帕慕克对历史细节偏爱有加、把握独到，为了还原120年前的历史场景，他翻阅大量的回忆录、老照片，将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细节一一打捞再现。虽然故事和人物是虚构的，但是支撑起整个故事的骨架和血肉都极为扎实，甚至可以将之视为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历史读物”。此外，帕慕克的历史观也值得品味，比如：“对于推动历史进程而言，‘个性’有多重要呢？一些历史学家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重要的话题。对于他们而言，历史是比任何个体要大得多的车轮。然而，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重要人物和英雄的个性可以推动历史前进。我们相信，历史人物的品性有时候是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但历史也反过来塑造了这个人物的个性。”小说的人物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很多叙述中充满了狡黠的嘲讽，阅读起来颇为轻快，又发人深省。

《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

【美】宇文所安/著 麦慧君、杜斐然、刘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推荐语：

宇文所安教授的这本新著主要追踪了词从11世纪到12世纪初的发展轨迹，试图讲述词是如何从一种表演实践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这其中涉及到对宋代宴饮雅集文化诸多细节的追溯，对个人词集如何开始编订又为何与诗文集暧昧隔绝或“吊车尾”的分析，更引出了很多关于我们所熟悉的词史词人的有趣讨论：比如，如何看待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的词集中，有20%-30%的作品重复出现于两个或以上人的词集中；比如，政治阵营对于词作“生存优势”的巨大影响——苏轼交友圈里的词人有明显的“生存优势”，而作为“乌台诗案”里弹劾苏轼的御史之一，舒亶的词差一点就完全消失了；又比如以黄庭坚为例暴露了词作为一种文体的残酷性：填词要求完美而简单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是无法通过勤奋努力获得的；再比如，苏轼和晏几道如何构成了宋代文化耐人寻味的一组对照：一位代表了宋代特有的风采，另一位则代表了南朝王谢的风流。“苏轼显然拥有一种激烈的性情，同时也富于反讽；晏几道虽然表现出完全相同的特质，然而却用尽办法在创作生涯中回避这种锋芒。”

宇文所安教授说：“学者们熟知的宋代在思想上是个‘严肃’的、试图把事物合理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各种层面寻求清晰的统一性。然而，跟这个理智的朝代最紧密相连的文体却是词。在词的世界里，人们不关心统一的整体。他们更关心的是失落的爱情，是一刻的悲欢，是一杯酒、一盏茶……论者一般对于这种‘逃避主义’嗤之以鼻，但那样就等于草率地放过了宋代文化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逃避主义’本身无甚趣味，然而，逃避主义就像相片的底片一般，其特定形态正好折射了产生‘逃避主义’的那个社会。它暴露了人们体验那个特定社会体系时的真实面貌，也暴露了这个社会如何辜负了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