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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九边者得天下：“九边”易主与明朝的灭亡

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学界乃至民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源于万历、天启皇帝惰政、不视朝；有人认为源于明末时的气候小冰期及农民起义；还有人认为明朝亡于东林党的空谈误国，种种看法十分多元。清朝统治者也多次强调，明朝不是清朝灭亡的，而是李自成灭亡的。雍正帝在审讯曾静时，针对曾静书内提到因“明亡之恨”而反清一说，反驳道：“前明之亡国，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与我朝毫无干涉。”甚至认为清朝攻灭大顺政权，是“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

然而在笔者看来，从明朝万历末年经天启朝直至崇祯朝，后金是始终是明朝的劲敌，且持续消耗着明朝的实力，是明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结合明末北部边疆时局来分析，明朝灭亡同后金崛起、明九边（九镇）防御体系崩溃、满蒙联合有着直接且持续的联系，其他因素如饥荒、弊政等等并非导致明朝灭亡的最重要的因素，如常常被视为明朝灭亡导火索的三饷加派，其中的“辽饷”即是为了应对后金对辽东的侵扰。

站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时段，结合明末清初的北边局势，可以发现，随着女真的崛起、后金的建立，九边作为明朝北边安定的基石逐渐被撬动，进而造成明朝统治根基松动。辽东镇的残破，对明朝的影响不仅限于辽东，而是影响到整个九边地区和明朝的国运。随着大顺的崛起，明朝九边逐步为农民军所占领，明朝安内攘外的九边精锐被摧毁，明朝也随之灭亡。清朝入关后陆续攻占了九边地区，为清朝全面南下、集中力量进攻南明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说“得九边者得天下”。

明九边示意图

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在哪里？

明朝在统一中原之后，开始推行都司-卫所制，北方靠近蒙古的区域是明朝卫所的集中区域。在都司卫所体制下，明朝遇到战事时，临时从卫所抽调士兵，“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军权控于朝廷，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由于明中期北部边疆边患加重，原先的都司-卫所制无法高效地应对边外的威胁，故明廷不得不通过在卫所制之外设立镇戍制以保卫北边，并逐步形成了九镇（九边）。原先具有临时差遣性质的总兵官逐渐转变为常驻地方的军事将领，地位甚至在都指挥使司之上，“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随着镇守总兵官一职趋于固定，总兵官既负责平日操练，亦负责战时的领兵作战。此后，明廷又在九镇设立巡抚、总督等职，或是为了以文制武，或是为了统筹协调边镇的防御。

明前期，明朝的京军战斗力尚可，但经历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实力再难完全恢复。有文章认为，虽然明九边士兵战斗力不及蒙古，但相比京营，可谓精锐，“尤其是明朝末年后金兴起，大起义爆发……如果没有边军，明王朝的历史将会重写”。隆庆末年时，九边地区“主客边兵，自辽东至甘肃，凡六十六万四千三百一十九人”，比明初还多。隆庆三年，蓟辽总督谭纶曾言：“今中外马步官军，大约止可八十四万五千有奇”，九边士兵数量占明朝军队的大部分，亦是明朝军队的精锐所在。

为何明军在江浙和朝鲜抗倭表现截然不同？

时常有人讨论，为何明朝江浙军队的战斗力如此不堪？为何无法迅速消灭江浙沿海的倭寇（包括海盗）？甚至出现官军被倭寇追打的情形。明朝耗费数十年才基本消弭了倭寇之乱，这是为何？这要从明朝的军制和军力分布说起。

在嘉靖朝倭寇猖獗之时，镇戍制尚未在江浙一带（南直隶和浙江地区）普及，故明朝无法及时厚集兵力应对，且卫所武将和士兵之间缺乏了解和默契。而倭寇和海盗的流寇特征，即来去无定踪，以劫掠为目标，也使得明朝军有力无处使，分散的卫所无法应对流动且颇具战斗力的倭寇。此后，戚继光打造的戚家军，不是基于卫所制，而是募兵制，将知兵，兵知将，具有镇戍制特征。

江浙地区镇戍制建立较晚，这也能解释为何嘉靖朝时日本游兵散勇倭寇同中国沿海海盗合流之后，可以在东南沿海猖獗数十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成为江浙卫所官军的苦主；而万历朝时明朝军队却可以在朝鲜同刚经历日本战国时代洗礼的日本精锐正规军进行集团化、大规模厮杀，且时有取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朝鲜同日本军队作战的士兵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明朝的九镇地区。此前，九镇区域的士兵，在持续一百多年的应对蒙古的战事中得到了充分历练，且骑兵占有相当比例，在朝鲜地区同日本军队进行集团式作战并不落下风。特别是明辽东镇将士，既要应对蒙古军队的侵扰，还要遏制女直诸部的崛起，可谓身经百炼、敢打敢拼。

明朝虽然在朝鲜地区投入了九镇重兵同日军对战，但从未把所有的鸡蛋放在朝鲜这个篮子里，即明朝只是从九镇镇戍军中拨出一部分士兵参与对日作战，大部分士兵还是驻守原地。从明初到明万历后期，明朝北部边疆的主要对手是蒙古，如嘉靖时，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军队，不时南下进入山西地区，“破城堡，杀吏卒，无岁不至，边境苦之”，甚至嘉靖二十九年，发生了俺答汗率军围困明朝京师的“庚戌之变”。隆庆时，明蒙实现了“隆庆和议”，土默特蒙古同明朝关系尚可，但甘肃边外的青海蒙古以及辽宁边外的其他蒙古部落，依然是明朝的主要对手。明朝辽东总兵李如松率领数千人在朝鲜碧蹄馆大战中陷入日军重重包围，尽管损失较大仍能全身而退，而之后他在领兵数千出辽东边墙同漠南左翼蒙古作战时却很快中伏身亡，蒙古军队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

万历名将李如松

满蒙联合对明朝九边防御有什么影响？

清朝统一蒙古诸部的时间不一，时间跨度很大。如漠南蒙古，早在清军入关前，便已臣服清朝；至康熙朝时，漠北蒙古和青海蒙古相继臣服；而漠西蒙古，直到乾隆朝二十二年时才最终臣服。《圣武记》评价蒙古诸部：“漠南内蒙古接壤满洲，臣服最先。”漠南蒙古逐步臣服后金，标志着满蒙联合的开始，也意味着满、蒙、明三方均势局面的打破。

由于后金逐步统一漠南蒙古，此前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日渐瓦解，明九边不得不面临满蒙联军的侵扰，防御压力倍增。如天聪三年（1629）九月，后金借道蒙古进攻明朝，皇太极“遣使谕外藩归顺蒙古诸贝勒，令各率所部兵来会”，明军原本单独防御后金或蒙古已十分吃力，彼时满蒙联合，明朝北边防御形势更加严峻。满蒙联合所带来的结果，除了明军面对的敌人更多之外，还使得后金有了进攻明朝的向导。如天聪三年十月，后金进攻明朝，皇太极亲率大军，“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让后金熟稔明朝北边地形和防御情形。满蒙联合和辽东残破对明九边防御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后金对漠南蒙古的逐步统一，自崇祯二年起，后金军队得以避开山海关、借道蒙古，入侵明朝京畿周边劫掠，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同时也打乱了明朝在九边的军事布局。九边东侧防御压力陡增，导致明朝不得不从西侧边镇调兵支援，进而导致西部兵力空虚。

皇太极画像

辽东局势对明朝九边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崇祯十五年，明朝同后金（清）松锦决战时，明朝援军号称十三万，领兵将领包括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李辅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及副、参、游、守二百余员，这些将领所辖之兵多抽调自大同、宣府、蓟州等地。辽东镇以外的“八边”不断向京畿和辽东输兵，造成了明朝对“八边”地区的控制力下降。

另一方面，清军对辽东镇的占领和对京畿的入侵，使得明朝辽东镇和蓟镇的建制、设官等发生了巨大变化。至崇祯十五年，明朝在山海关内外设立了两个总督，此外，又在昌平、保定设立总督两名。除了总督，山海关内外还有宁远、永平等六巡抚，宁远、山海、昌平等八个总兵，“星罗棋布，事权不一，又有监督太监握重兵牵制之”。为应对清军入侵，明廷在京畿和山海关外设立了众多的总督、巡抚、总兵和监督太监，明朝的蓟镇和辽东镇格局被完全打破，众多官员相互制约，也影响到了明军的防御效率。

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明军惨败后，清军占领了原明辽东镇大部分区域，山海关外的屏蔽日益残破，山海关成为阻挡清军的前沿。此前，清虽多次破边劫掠明朝京畿，但无法长期占据城池，最主要原因即是山海关阻隔了清军同辽东的联络，正如乾隆帝所言：“有此关控扼其中，内外气脉不能贯注，即由他路入边，而彼终得挠我之后。所以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亲统大军征明，进围燕京，仍复释之而去。圣谟深远，未尝不筹虑及此。”即是强调山海关对明朝危亡的重要作用。

松锦之战后，孤守宁远的吴三桂也不得不内徙，山海关外几无屏障。此外，崇祯十五年明军在萨尔浒、松山、锦州等地的先后溃败，一方面消耗了明朝的九边精锐军力；另一方面，随着洪承畴、祖大寿等人的降清，这些明朝边将、边军为清朝所用，成为清朝进攻明朝的向导和依托，明朝面临的敌人从满蒙联军变为了满蒙汉联军。

崇祯二年后金入侵明朝京畿“乙巳之变”图示

后金同农民军崛起和明朝灭亡有什么关系？

可以说，李自成的崛起，是后金频繁侵扰明朝辽东和京畿的副产品，即后金通过持续的骚扰，不断削弱明朝的军事力量乃至经济实力。崇祯二年，后金军队第一次绕过山海关侵入明朝京畿，崇祯帝不得不从各地调集“勤王”兵力，包括袁崇焕节制的辽东镇以及九边中最西边的甘肃镇皆有士兵入援京师。此后，后金又多次领兵入关劫掠内地，故明廷不得不再从九边调兵勤王。如崇祯十五年，“时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往守山海关，因粮饷不继，驻于抬头营”。

在这种背景下，边军入卫京师造成边镇空虚，农民军有了发展、喘息的时机。史料记载：“先是明陕西大饥，盗贼蜂起，边军乏饷者应之，及燕京被兵，延绥、固原、甘肃、临洮、宁夏五镇总兵，皆以勤王入援，陕贼益不可制。”如在常年，农民军在陕西将会遇到强力镇压，但九边精锐被调至京师，降低了明朝控制地方的能力。此外，部分九边士兵也因衣食无着和对长途奔波的厌恶，投靠农民军，“会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与群盗合”。农民军得以迅速壮大，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九边哗变士兵的投奔。

崇祯十五年，明军在辽东惨败，精锐丧失殆尽。而当年亦是李自成迅速发展壮大的一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湖北整顿了农民军建制，谋划下一步进取方向，李自成的谋士或建议直接北上进攻北京，或主张东进切断京师漕运，但谋士顾君恩认为：“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转向京师……自成称善。”顾君恩主张先占据陕西，并自西往东占领明朝的九边地区，此即先攻占明朝边镇再进取京师的策略。此后，李自成几乎完全采纳了顾君恩的意见，先攻占了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此后自西向东，先后战略了明九边中的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太原镇、大同镇、宣府镇以及原明蓟镇区域的居庸关，最终兵临北京城下。

九边地区的沦陷，意味着松锦决战之后明朝手中残留的王牌军队基本都投靠了大顺军，或者被大顺军歼灭，影响了彼时京城文武官员的守城决心，明朝大势已去，一些人已开始琢磨投靠大顺军。此后，守城太监打开了城门，放进了大顺军。彼时，吴三桂据崇祯帝谕旨入关勤王，但未及勤王，北京已被攻陷。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景山，明朝灭亡。李自成入居北京，抢在了后金（清）之前夺取了胜利果实，然而奈何李自成生不逢时，偏偏遇到了实力处于巅峰状态的后金（清），这江山最终还是让清朝夺了去了。

李自成进入北京

吴三桂手中的九边士兵对明末清初时局有什么影响？

明朝放弃了辽东镇并将所有兵力调入关内勤王，虽然未能拯救明朝，但后来滞留山海关、未投降大顺军的辽东镇吴三桂部，成为了左右明末清初时局的关键力量。大顺军占领北京之后，吴三桂也一度打算率领自己手中的九边士兵接受招降，奈何得知心中所爱陈圆圆在京师被大顺军将领掠去之后，“冲冠一怒为红颜”，拒绝了李自成的招降，并率军退守山海关。李自成得知消息，深感事态严重，未及在北京正式登基，便率领大顺军精锐北上围攻吴三桂。

多尔衮率领的清朝精锐也将抵达山海关。其实这并非仅仅是巧合，也是历史的大势，即清军得知明朝陷入危机，倾覆在即，也乘势向明朝发起全面进攻，已有问鼎天下的想法。即如顺治元年四月清朝大学士范文程所言，“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可见此次攻明，清军的目标不再是劫掠和骚扰，而是意图攻下山海关并窥伺中原。之后，多尔衮认可该议，亲率满蒙汉精锐力量进攻山海关。

退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在战略上陷入边外清军和边内大顺军的夹击，进退维谷的吴三桂最终选择联合清军对抗大顺军。此后，在吴三桂的正面迎击和清军的奇兵突袭下，大顺军惨败，吴三桂和清军“大败贼众，追杀至四十里，贼首尾不相顾，遁走燕京”。自此，包括山海关在内的整个辽东镇已为清朝所占领。

清军入关后，几乎没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领了原蓟镇、宣府、大同等地，此后又出兵攻占了山西地区。清军占领山西之后，兵分两路进攻陕西，一路由山西、河南西进，一路由边外蒙古地区过河套进攻陕西三边，清军势如破竹，李自成被迫逃离陕西。顺治二年正月，“以西安大捷、三秦平定，上御武英殿受朝贺”。自此，明朝九边地区皆为清军所控制，也为清军进一步南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明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崇祯实录》，史语所1983年版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