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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2020︱秦汉考古：秦一天下从公起，诸方广进有汉书②

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周边地区

（一）东北

刘向东在《地域文化研究》发文指出，汉辽东郡属县呈“一横两纵”排列。从西境无虑县到东南端番汗县间，一条贯穿辽河平原向东延伸的横线，连接着辽河平原和朝鲜半岛；从北陲高显县到西南角沓氏县间，一条位于辽河平原与辽东山地交接地带的较长纵线贯穿南北，连接辽东北部边塞和辽东半岛；一条位于辽河沿岸的较短纵线，连接着由北至南交错布列于辽河东西两岸的望平、房县等五属县，沟通着辽西辽东，成为辽东地区东西交通线上的枢要重镇。通过三线的延长线和分支线，辽东与华北、山东半岛和塞外玄菟郡、乐浪郡保持了紧密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联系。

（二）西北

石城子城址北通奇台、吉木萨尔等绿洲，向南穿越东天山至吐鲁番盆地，是连接天山南北的重要孔道。2014年作为西域都护府址调查与发掘项目之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遗址及周边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和试掘，之后开展了多年发掘。2020年公布了石城子遗址城门的发掘资料，其保存较好，布局和构造清晰，为依靠夯土墙及排叉柱支撑的大过梁式单门洞结构。发掘者指出，石城子城址的年代在两汉之际。（《考古》12）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高崇文探讨了汉匈民族的文化交融，张玲对河西走廊汉关进行整理，王子今从丝绸之路史视角，进行了河西地区汉代儿童资料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分析，杨谊时、陈国科、刘兵兵、康禹潇对黑水国汉代墓葬的陶器进行分期，王永安对永昌水泉子汉墓的帛画和葬俗进行探索。（《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王建新、王茜在《西域研究》发文，对文献所载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征伐匈奴的进军目标、路线、过程、结果进行了探讨，结合出土文献、环境资料和考古资料，指出今祁连山非汉祁连山，汉祁连山当为东天山，月氏故乡应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潘玲、张振腾也对月支遗存展开研究。（《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贾小军在《敦煌研究》上对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A记述的驿置进行了梳理，指出西汉乐涫县治在肃南明花乡明海城遗址，绥弥县治在下河清乡皇城故城，玉门县在今赤金绿洲之内低窝铺以东、赤金镇西北一带，沙头县在今玉门镇中渠村一带（或即中渠村古城）。现存“渊泉县故城”或即汉乾齐县城，渊泉为西汉敦煌郡属县，其故城不在三道沟镇，当另外探寻。王蕾在《敦煌研究》发文，指出肩水金关关城是关啬夫、关佐办公场所，肩水候、东部候长、骍北亭长等办公地点应分布在金关遗址北墙F6-9房间；烽燧方堡是金关官吏居所。

郭物对新疆焉耆黑圪垯、乐浪石岩里和辽宁大连营城子等地发现的龙形瑞兽纹金带扣及相关玉、银等材质瑞兽纹带扣展开研究，指出这些高等级带扣是汉中央生产后赐给边疆首领的，也赐予汉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高级贵族和官员，并导致后来中原王朝放弃“带钩”传统，使用草原传统和中原传统融为一体的亚腰马蹄形及前圆后方形的“带扣”。（《故宫博物院馆刊》7）张翠敏、谭盼盼、王智远对营城子汉墓龙纹金带扣研究后，也指出其为汉中央官办作坊生产后的赏赐或馈赠之物。（《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三）西南

杨勇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从青铜技术和青铜艺术的视角，指出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出土的青铜器彼此间都有联系，且互有影响，反映出西南夷与东南亚一直存在密切联系。（《考古学报》3）李培聪对云南宜良纱帽山滇文化墓地开展的分析表明，该墓地代表的族群未形成明显的社会分层，其绝大多数二次拾骨葬的情况也不见于其他典型滇文化墓地。（《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颜全已、杨军昌指出，夜郎区域的漆器和漆迹发现，表明最迟战国晚期夜郎地区已开始使用漆器，到东汉漆器已普遍使用。因其来源乃是受周边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故出现时间稍后于四川、云南。（《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5）

天津师范大学张子璇的额硕士论文开展了战国秦汉时期巴族地区带钩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张恒瑞开展了西南地区出土汉代金银器研究。

（四）南方

韦伟燕介绍了越南海阳省博物馆收藏的8件菊浦遗址“万岁”瓦当，指出其年代为东汉至三国，判断菊浦遗址为交趾郡下辖某县治所。从国内南方地区“万岁”瓦当的发现情况看，菊浦遗址的等级可能应不止于县治。（《文物春秋》2）

胡嘉麟通过物质与图像、原料与技术、思想与信仰等方面，探讨了秦汉南海文化交流的整体面貌，指出合浦等地出土的“陶灯模型”，过去认为是与佛教的传入有关的“钵生莲花器”，实际可能与火祆教有关。（《海交史研究》2）周仁琴、廖国一判断合浦是最早接受佛教文化的区域。（《北部湾大学学报》1）

杨海兰指出，汉代龟钮琥珀印的出现是受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影响。（《美与时代》9）刘金诺指出，琥珀作为丝绸之路上极珍贵商品，战国至东汉时作佩饰使用，三国孙吴中期其逐渐开始用来外伤治疗，及至唐宋医家对琥珀药用疗效有了更多应用。（《医疗社会史研究》1）孔义龙研究了合浦等地经丝绸之路传播的音乐文化。（《艺术探索》1）

汉代龟钮琥珀印

史明立认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高等级墓葬中所出银质器皿，应大多来自同一或有密切联系的生产或使用中心，指出使用银质器皿非古代中国传统，可能是经由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游牧人群传至东方，通过秦的仿制、使用而流向各地。（《东南文化》6）苏飒通过梧州市博物馆藏东汉羽人铜灯，分析了瓯骆社会乃至国家边疆地区从自然崇拜到君权崇拜的发展。（《文物鉴定与鉴赏》8）

社会生活

（一）建筑

董雪迎将汉代家庭安全防御措施和手段分为3类，勾勒了汉代家庭安全防御的基本面貌。（《南方文物》2）王灿、凌峰以《徐州青山泉白集汉墓院落图》为对象，对其体现的院落建筑加以解读。（《城市建筑》11）何志国、王烨将长江下游地区汉晋流行的单层建筑和五联罐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汉末三国初期北方移民南迁带来的中原等地东汉流行的高层楼阁、双阙（天门）和闭合式院落建筑模型，与当五联罐和堆塑瓶融合形成魂瓶。（《中原文物》2）

尤悦指出襄阳樊城区菜越陶楼的形制属东汉流行的高楼类建筑明器，其门扉上有翼童子在厄洛斯、扛花童子、西域有翼童子外形基础上加入儒家及神仙信仰。其屋脊檐角阔叶装饰是东汉晚期建筑明器装饰的直接继承，塔刹底部覆钵阔叶是佛塔受花前身。该陶楼体现了对佛教因素的借鉴和转化，与江汉地区佛教传播有关联，但陶楼依然是建筑明器，与浮图祠有别，非早期佛塔。（《文博学刊》2）

尚群昌在《中州学刊》发文，将秦汉中原地区水井按垒制差异加以区分，指出水井的发现以环嵩山地区、南阳盆地和黄淮平原西南部最集中，主要分布在农业经济区和城市，及冶铁、制陶手工业作坊区。

南京大学谢珊珊的硕士论文对河南地区出土溷厕模型进行研究，内蒙古大学梁兴祖的硕士论文从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开展汉代建筑及建筑物研究。

（二）铜器

苏奎对四灵柿蒂形铜棺饰的研究表明，其作为一种稀见的木棺装饰，产生于视死如生观念，为巫山工匠所作，属东汉晚期巫山风格棺饰，无论流通何处，内涵始终如一。（《中国美术研究》4）

刘尊志研究了汉代铜染炉的发展。（《南方文物》2）王强、赵思颖分析了不同时间汉代豆形灯的造型特征和演变规律。（《美术大观》7）宗椿理解析了从“错毂勾杀”到“刺援合体”的关联，探索了秦格斗兵器“戟”的设计定型。（《美术与设计》3）周亮从出土铜器开展了汉代楚国社会变迁的研究。（《淮海文博》2）

西北师范大学彭宇的硕士论文进行了战国秦汉蒜头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李亚硕士论文整理了湖南出土汉代兵器，西北师范大学冯旭蓉硕士论文开展汉代釭灯研究，吉林大学田海霞硕士论文为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研究。

（三）铜镜

杨勇、白云翔分析了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汉代陶质镜范，对铜镜铸造中镜范的制作和使用进行了重点研究，指出范制作时于泥料中羼入稻壳灰，大幅提高铜镜生产效率。（《中原文物》1）韩茗以汉晋双头龙纹镜为对象，梳理了其样式演变，确定其与变形四叶镜存在密切关联，指出洛阳是位至三公镜主产地，或此类镜是汉末魏晋洛阳铸镜的重要产品，并对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考古学报》1）时嘉艺指出，因政权更替和经济中心迁移，铸镜地也多有变化。（《长江师范学院学报》6）

韩国河、赵小雨指出，汉代云雷纹镜脱胎于战国云雷地纹镜，东汉早期开始，以云雷纹为主纹的云雷连弧镜开始广泛流行，其背景主要是光武帝崇尚谶纬神学，企图借云雷纹来宣传“始正火德”理念，维护东汉政权正统性和权威性。（《中原文物》4）

杜林渊、苑志鑫分析了两汉铜镜铭文中的儒学神化现象。（《延安大学学报》6）郑倩、范淑英指出，陕北汉墓出土铜镜不仅数量少、种类少，且出镜率极低，是汉代陕北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榆林学院学报》5）

延安大学李泽悦的硕士论文探讨了镜铭所见两汉社会生活，山东师范大学李延的硕士论文对汉代铜镜美学展开研究。

（四）铜钱

徐勇捷指出“横向茬口”半两钱非西汉吕后“八铢钱”，乃是在秦代用翻模制范技术所铸，出现或可早至战国晚期。（《中国钱币》1）

白云翔对新莽所铸货泉进行考古学梳理，指出钱径2.20-2.40厘米的中型货泉是法定标准钱型。新莽后期货泉以官铸为主，“盗铸”盛行。东汉中晚期乃至魏晋墓葬中货泉，是前朝钱币的传世使用。（《华夏考古》5）

郑州墓葬中出土的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钱币

徐龙国探讨了王莽钱币的正版与盗版钱范，黄娟对甘肃新莽铸钱遗址的发现开展研究析。（《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毕洋、申歆梦、唐静指出，过去判断是墓中镇墓辟邪“压胜钱”的汉代带柄方身器，更可能是作为“凭证”或“信符”的特殊丧葬用具，象征辅助升天，以便顺利进入天国仙界，甚或持此“凭证”或“信符”而向仙界报到。（《边疆考古研究》27）

廖国一指出，潇贺古道沿线汉墓中出土的钱币，与中原钱币类型基本一致。（《贺州学院学报》1）

（五）手工业

刘逸鑫指出，汉晋中原与西北边疆铁器生产存在“铸造”与“锻造”不同传统，“锻造”传统推动从韧性铸造铁器向锻造铁器的技术革新，体现出北方与欧亚草原深层次的互动。（《文物鉴定与鉴赏》5）四川大学陈思琪硕士论文开展了战国秦汉时期蜀地铁器与社会发展研究。

张潇、贺云翱指出，秦至东汉早期瓷器与秦以前原始瓷器无本质区别，称其“高温釉陶”“釉陶”甚至“陶器”与事实不符，秦汉原始瓷存在江东、岭南、湘赣3个中心。（《东南文化》4）

董睿指出，汉代空心砖画像的印模技术受战国陶拍和玺印影响，画像模印工具可能为木质。认为画像模印工匠与制陶工匠不同，具有流动性，因此治陶作坊中很难发现模印工具。（《美与时代》1）

陈艳在《南方文物》著文，指出盐业遗址主要分布在巫山县城附近及大宁河沿岸，以汉代墓葬居多，证实盐业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汉代巫县女性在盐业生产中的参与及在财富支配中均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苏俊林梳理了秦简牍中的盐业内容，指出秦设“县盐”“巴县盐”等盐官，但可能秦尚未实行国家控制的“盐铁官营”。（《盐业史研究》2）

陈彪指出，中国造纸术起源中的两大争议——出土纸状物是否为纸及其断代，均应在多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下方可逐步解决。（《中国造纸》7）

陈华峰以安徽天长纪庄汉墓出土漆樽为对象，发现其胎骨采用了西汉广陵国成熟的薄木（顺纹）卷制而成，凸显出西汉扬州漆器的制作工艺。（《中国生漆》1）赵喆、刘学莘、王佳指出楚地家具制作细致，善于雕刻，花纹繁复，纹饰崇尚红色；秦地家具制作简约，善于整挖，更具实用性，崇尚黑色。（《艺术与设计》8）何清俊指出战国漆器的针刻技法应是受各工艺门类影响下出现，多用于漆器铭文以体现“物勒工名”的生产制度。（《美术教育研究》12）刘芳芳对秦汉仿生漆器展开研究。（《南方文物》5）江南大学魏溥均的硕士论文开展了汉代饮食漆器具设计进行研究，他还开展了汉代漆耳杯装饰纹样主题内容与组合分析，指出其装饰的特点是构图上对称均衡、装饰技法上以线造型、图形表现上变形夸张。（《设计》21）

（六）冠服履杖

夏保国、王兴成指出，椎髻应分男、女两系统，女性“椎髻”应归于“垂髻”，男性“椎髻”则逐渐由发式实指转变为对西南地区族群的贬抑性特称。（《北方文物》2）

对羊纹金饰片多发现于战国秦汉的高等级墓葬，左骏指出该种金饰应即文献中战国秦汉流行的“鵔鸃冠”、“惠文冠”上缝缀之饰，源自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金饰“胡冠”。（《故宫博物院院刊》11）

王煊指出北大秦简《制衣》是秦始皇时期记录传抄的秦国工匠制衣之术文献，结合出土实物，厘清上衣包括衣、襦和袭3大服类14种，与中国传统上衣下裳制、上衣下裳分裁连属制和通裁制一脉相承。判断《制衣》反映出秦服面貌，对秦俑服饰和古代服饰研究有重要价值。（《南方文物》4）

夏添、王鸿博、崔荣荣通过对16座楚汉墓出土鞋履的研究，指出鞋履外观造型和编织工艺异同，指出鞋履系带的存废可能与征战、燕居功能分化相关，装饰鞋面可拆换出于节用目的，鞋帮的绞编组织适合足部曲线。指出先秦编织鞋履的生产分工为男性。（《丝绸》10）夏才艺对杖的发展进行研究，指出杖的权力意味有一个发展成熟到式微的过程。（《博物院》3）

全面梳理广州汉代珠饰出土情况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阐述了珠饰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地位。该书的出版，加上之前已出版的合浦珠饰、湖南珠饰研究专著，南方地区最主要珠饰出土的研究得以“圆满”。

邝桂荣对广州汉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进行了分类研究。（《美成在久》5）陈洪对关陇地区秦墓出土蜻蜓眼式珠的研究表明，来自西方的玻璃器在战国晚期已适应秦人习俗，由本土生产，并趋于平民化。王小迎、汪勃、范东日对扬州汉墓出土串饰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也进行了分析。（《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甘肃平凉市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

刘云辉、刘思哲将汉代圆雕玉器在分为人物和动物两类后，探讨了其高度的艺术成就。（《河南博物院院刊》2）苏奎认为，过去判断是“麒麟”或“獬豸”的独角山羊，当为源自西亚、中亚的高山动物羱羊，其图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南方汉文化区和北方匈奴文化交流的见证。（《考古与文物》2）

张维慎指出，“跽坐”就是“危坐”，与“安坐”对应，秦汉时“跽坐”使用的场合：一是某人对另一人表敬时，二是某人应付突发状况时，三是驭手策马时。（《文博》2）

（七）农牧食饮

赵昊、刘海旺指出，粉食粟是汉代农户的重要消费方式，粒食向粉食的转变不能简单等同于食粟向食麦转变，旋转磨更多应视为一种多功能粮食加工平台。（《考古与文物》2）赵昊指出，粟淀粉和小麦淀粉在三杨庄遗址各庭院出土粮食加工工具上的比例始终维持均势，这是当地粟麦并重二元粮食消费和两类作物基本对等的体现。（《郑州大学学报》5）

张宣逸指出汉代是“牛耕”的普及发展期，壁画和画像石中“牛耕”图像包括“二牛三人”“二牛二人”“二牛一人”式犁耕，“一牛一马并耕”及“一牛挽耕”等多种形式，是汉代农业发展的反映。（《农业考古》4）

陈星宇指出，岳麓秦简所见秦始皇三十五年洞庭郡亩产是迁陵县1.53石、启陵乡1.29石，为简牍所见最低量。青岛土山屯《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显示亩产为2.58石，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亩产3.98石。东汉时产量标准有所下降，《昌言》所见亩产为3石。（《中国农史》1）张梦晗指出，西汉后期堂邑县不论人口规模、户均人数，还是垦田面积及其占土地资源比重、平均亩产量，都达到当时农业经济的较高水平。判断汉代垦田存在应收田租垦田面积和实际征收田租垦田面积之分。（《中国农史》6）

颜全已、杨军昌梳理夜郎地区考古资料后，指出两汉时夜郎业已形成农业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提高了耕作效率，灌溉技术提高、育秧播种采用使稻作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为夜郎地区政治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业考古》4）

宋艳波、王青等通过对山东邾国故城遗址发掘动物遗存的鉴定分析，指出其构成以家养哺乳动物（猪、牛和狗）为主，饲养家畜的目的多样。（《考古与文物》1）

陈相龙、袁靖等通过对血池遗址北斗坊祭祀坑出土的马牲的研究，指出马牲食物来源的多样可能与饲养马牲的苑厩散布于不同地域有关。（《考古与文物》6）

洪波指出，在汉代雕塑艺术中“马式”既是良马标准，也是马造型艺术品创作的重要依据。（《文化学刊》6）

山西最北端苍头河流域背靠大同盆地，面向敕勒川草原，属典型的农牧交错带，现当地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农业与畜牧兼营。赵志军在《农业考古》根据苍头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采集浮选样品，指出战国和汉魏时期，农业是苍头河流域地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小麦已取代粟和黍成为主体农作物品种。

内蒙古师范大学王亚妮针对内蒙古出土战国秦汉时期农具进行硕士论文写作。

李超、郭金龙、周率指出，秦铭文中的“莤府”应是管理秦王用“酒”的职官，负责酿酒和供酒，是少府之下“泰（大）官”的属官，主管包括酒的生产与供应。（《农业考古》1）

李喜萍、翟荣、邰紫琳指出中国蒸馏技术的发展有两个源头，二者独立发展又互相借鉴。（《文博》1）洪石以漆器为中心进行了据西汉饮酒器具型式及组合变化的研究。（《故宫博物院馆刊》12）蔚东巍指出内蒙古秦汉酒容器的造型既有强烈的草原民族风格，又受中原文化影响。（《内蒙古电大学科》5）

廖薇指出觯、卮共存且器形有别，觯附三足，卮为平底，觯的等级高于卮。之前判断为玉卮者应为玉觯，樽与觯的区分是容器径高比差异，樽口大腹浅，便于盛取液体，而觯口小腹深，便于饮用液体。（《华夏考古》2）王文斌对天水出土的沐浴时搓澡陶㼽进行了梳理。（《文物鉴定与鉴赏》12）

刘尊志从丝绸之路角度开展了汉代日常生活的考古学研究，李银德指出深腹杯的源头可能应来自西亚和中亚。（《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宋蓉指出铜枝灯源自战国，在墓内与青铜礼乐同类。西汉武帝之后逐渐变为奉养墓主生活起居，两汉之际出现在边疆豪族墓葬之中；陶枝灯是东汉时流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随葬明器，A型灯仿铜枝灯，在鲁西幽冀一带官绅表达身后富贵，B型灯模拟神山仙界，是魂神升天观念影响下的产物，兴于两京后东传幽冀。（《考古学辑刊》23）

（八）图像

顾颖、岳凯追述了张道一先生的汉画像石研究。（《美术与设计》3）刘晓达梳理了民国时陕北、晋西北东汉画像石发掘与研究的过程。（《文化学刊》6）徐呈瑞对鲁迅藏画像石文献与图像加以梳理。（《淮海文博》2）

郎咸东指出沂南画像石墓为“东汉晚期”的推断当可成立，其墓主为年俸二千石以上官吏的认为当可确定。（《博物院》4）霍宏伟指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人像空心画像砖柱应出自郑州以南周口、许昌一带，砖柱上的人像是存亡人之魂的“其頁头”。它不仅具有承托墙砖的实用性，且起着镇墓辟邪、保墓安宁等思想观念方面的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

王煜指出虽从图像看人们对骆驼的了解要多于大象，但大象画像反多于骆驼。汉代大象与骆驼画像出现的场景并不反映现实生活，而是充满神仙色彩，当时一般将它们一起作为西域之兽。（《考古》3）王煜还对汉代西王母图像的出现和发展进行了探讨。（《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郭静云、王洪祥认为翅膀并非仙兽的必需特征，有翼造型基本限于本是先秦文化中地位等级最高的神兽龙虎。汉画像中带翼老虎要高于龙，从翼虎、翼龙、翼狮等衍生出辟邪。（《宗教学研究》2）王倩认为苏鲁豫皖四省汉石椁墓上的三角形抽象树形图像是宇宙树的象征，描绘的是与汉代神话文本《淮南子》《山海经》等表述相同的时空混同的神话宇宙论。（《民族艺术研究》3）

王媛探讨了美术史与考古学关系，指出美术史与考古学互为交叉学科，侧重点不同，探讨了没有文字资料作佐证时美术史该如何解读发挥作用。（《中国民族博览》14）后晓荣、平晓倩指出汉画像石表现的董永尽心服侍父亲孝行，与文献中的董永形象有别。画像石中董永“鹿车载父”的“生养”孝亲，系该故事的早期版本，凸显“孝”，与后世以“爱”为主题的董永故事有别。（《河北学刊》5）

赵超梳理了汉画像石中榜题，指出画像石中图像布局是当时宇宙观、人生观的体现，题榜的记载是理解汉代人思想意思的重要资料。（《中国书法》12）

刘冠对米脂县汉画像石中乐舞百戏与相关图像展开分析。（《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牛向阳研究了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祥瑞图像艺术。（《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刘永丽分析了南阳汉画像石（砖）中虎舞的功能与文化内涵。（《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4）包蕾探索了汉代文化、经济对汉画像石影响。（《西部学刊》7）武可对淮北地区汉代画像石中鸟图案展开研究。（《中国民族博览》8）赵烷汝梳理了陕北画像石中刻画的乐舞和乐器资料，利用出土文物、文献记载和图像学研究方法，对陕北汉画像石中音乐舞蹈形象进行了总结。（《天津音乐学报》3）

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前室顶部透视图

黄剑华通过画像研究了汉代成都的社会生活。（《地方文化研究辑刊》15）马雪翎对四川、重庆汉画像石中的“人物半启门”题材进行了研究。（《秦汉研究》）张露胜对山东苍山城前村汉墓石刻题记和画像石展开分析。（《大众考古》3）刘文思通过对52座徐州画像石墓的研究，将墓葬内部不同位置出土的画像石题材加以归纳，在墓葬整体中分析画像石。（《淮海文博》2）刘姝姝对徐州贾汪青山泉水泥厂M1的画像石图像进行研究。（《淮海文博》2）

顾颖在指出东汉墓葬中解注瓶上星象中，北斗图像和符号是早期道徒用来镇压各种凶邪鬼魅的重要神物。（《陶瓷研究》2）于欣露认为洛阳地区两汉墓壁画无一不体现着浓厚的神仙思想。在察举制影响下，汉代社会形成的忠孝仁德风气深刻影响了汉墓壁画题材。（《文艺观察》17）任畅也以洛阳地区为例，探讨了汉墓壁画题材的演变。（《文物鉴定与鉴赏》24）

邱雅暄对陕西靖边杨桥畔渠树壕东汉中晚期壁画墓中的司命、司禄图像进行研究。（《文博》4）王煜指出，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应有较经典的粉本和来源，但作为丧葬文化服务的墓室星象，其反映的更多是时人关于天文的思想和观念。（《美术研究》5）

西北师范学院袁瑶以汉画像中方相图案研究为题进行了硕士论文写作，四川师范大学王杰的硕士论文研究了汉代列女图像，兰州大学王乙稀的硕士论文对汉代盘鼓舞图像展开研究。

简牍

秦进才认为《肩水金关汉简（壹）》“田卒赵国尉文翟里韩□”中的“尉文”在《史记》《汉书》有记，赵国尉文应在赵孝成王十五年以前的赵国疆域内寻找，西汉赵国尉文应在汉景帝中五年以后赵国辖区内寻找，从简文看，“赵国尉”与“文翟里”似可点开。（《邯郸学院学报》1）汤勤福指出，里是基层管理机构也是封闭式聚落，西汉末年有军事防御性质坞堡垒壁的大量出现，使国家难对其中居众如既往般管控。西北沿边民众不仅居住在聚、里，也依附于烽燧坞堡。汉西北沿边的户籍格式与里居形式密切相关。（《人文杂志》10）

刘自稳指出，司空、少内等官府的位置当靠近县廷，分布在县廷周边二十里范围之内。（《国学学刊》3）张新超判断秦无县属游徼，到汉文帝时的出现与《周礼》“野庐氏”有关。县属游徼先后演化出县游徼、部游徼和门下游徼。（《古代文明》2）

谢坤探讨了秦代地方稟食在用粮类型、稟食标准、减停发放等方面的基本原则。（《中国农史》5）吴方基据里耶秦简，探讨了秦代的乡仓。（《湖南社会科学》1）

何有祖对湖南益阳兔子山９号井所出秦二世诏书加以解读，对毋以、扰、令等字词做出新释，指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的断句问题，对二世诏书公布后影响开展文献学考察。（《文献》1）秦一鸣对秦汉公文结构、书写、内容组成及政务处理方式进行研究。（《兰台世界》9）董飞对里耶秦简中“笥牌”进行讨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6）张啸东开展了两汉简牍署书与碑刻所存字体间演变的研究。（《中国书法艺术》6）

史党社分析了清华简《系年》“奴卢之戎”，指出其可与秦封泥中“奴卢”、《汉书》所记河西“罗虏”对读，指出其本为西北羌系人群，先秦到秦代“奴卢”、汉代“罗虏”，到唐代作为彝族先民的西南乌蛮一部“卢鹿”，及近代“罗罗”（彝族）可能存在源流关系，“奴卢之戎”是秦奴婢的重要来源。（《中华文化论坛》1）

欧扬讨论了岳麓秦简中秦定陶郡、陇西郡、泰山郡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张韶光指出秦实行的“关中本位”制度以中县道为中心，新地、故徼地区以及徼中普通县道等边缘地区与中县道间人口往来都受限制，对边缘地区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史学月刊》8）

张忠炜、张春龙对首次出现的律名，如告律、行书律、臘律、祠律、治水律等等进行梳理疏证，重新分析了“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的可能含义。（《西域研究》3）凌文超据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爰书”简，指出西汉户籍的格式和内容与秦代户籍不同，与东汉户籍相近，西汉户籍已有算赋等赋役注记。（《出土文献》4）

陈亮认为东汉镇墓符箓与道教“三尸”信仰无直接关联，其所用符箓模块都可还原为汉代星宿，与《史记·天官书》中天界结构相符，非属道教特有的知识建构，可能是民间术士将知识阶层共享的天文学知识择取与攘除不祥相关部分，创造性地将其加以符箓化结果。东汉镇墓符箓与木片人偶的使用，是有强大群众基础的民间信仰的产物。与源远流长的诅咒巫术的木片人偶不同，镇墓符箓在东汉中晚期的出现体现出墓葬解除术士职业化进展，与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文化中心的葬俗改变密不可分。（《中国美术学院学报》12）

何有祖、刘盼、蒋鲁敬根据胡家草场M12出土简牍，重新探讨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的简序。（《文物》8）

学术史

王巍梳理介绍了包括秦汉考古在内的十三五期间中国考古学重要成就与主要学术成果。（《中国文物报》12月4日）吴晓彤、谈金卓、马江波在开展的冶金考古综述中，对秦汉时期冶金考古的进展进行了整理。（《有色金属》5）

刘瑞从苏秉琦《战国秦汉考古》出发，对秦汉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在标明苏秉琦先生对秦汉考古学科建立所作巨大贡献后，阐述了苏秉琦先生从已知到未知、从秦汉溯及远古的学术道路。（《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张荣芳回忆了与麦英豪交往的过程、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秦汉考古专业教学历史。（《中国史研究动态》6）刘瑞通过麦英豪致苏秉琦的5封信，梳理了苏秉琦先生对考古资料整理和考古资料发表的相关意见。（《广州文博》13）山西大学张越的硕士论文探讨了考古报告编撰体例的发展历程与范式变化。

郑岩指出考古学对美术史的意义一是提供材料，二是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为美术史研究提供最切近的参照系统。他认为考古学在进行大数据分析时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会被排除，但这种具个性的东西却需要美术史研究格外注意。（《艺术学研究》6）长期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李淞，也进行了艺术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探索，指出艺术史不应是考古学的“补充文本”，也不是历史学的延长线。（《美术观察》10）

霍巍指出，历史时期考古还远远不能跟史前考古做出的贡献想比拟，就在于我们有这么多思想上的禁锢、理论和方法上的停滞不前。西方的理论，尤其是英美的理论，包括新考古学、后现代主义考古学，往往研究的对象，都不是古典时代的，而是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针对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现象。因此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体系中，要警惕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情况，应当非常客观、冷静地去看待差异，既要吸纳从西方传入的现代考古学，或者叫田野考古学的科学基因；但另一方面，还要从我们自身的古典主义传统中，继承并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独有的文化基因，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用以指导中国大地上的考古实践。（《南方文物》1）

作为两千年统一时代开端的秦汉考古，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各地考古工作和发表的资料、研究成果，多是分散开展，系统化不强，全局性整合的空间巨大。因此，如何揭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如何从秦汉帝国四百多年的发展层面，从秦汉帝国如何完成、巩固和完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进行整合，通过考古学上回答秦汉为什么统一、如何加强和巩固统一、不同区域如何协调发展、如何长时间稳定发展等等问题，都意义重大。但任重道远，需不断努力。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