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人洗澡：499一次，有人11年没洗，有的长疮，用洗澡恢复尊严

想象衰老。

想象褶皱从脖颈，慢慢爬上嘴角、面颊和眼睛，皮肤越来越松弛，最后变成薄薄的一层，在骨头上来回滑动；骨骼也变得脆弱，无法自如地奔跑、弹跳、行走，你逐渐变得不自由，出行必须依靠拐杖或者轮椅；再往后，你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需要和脑梗、中风、糖尿病、认知症这类普遍的老年疾病搏斗，要习惯与失能和疼痛相处。

当然，这些远远不足以描述衰老的全部。

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象，当衰老一步步逼近，当你已经不能自己洗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当这样细微的日常变成不可能之事，你会连带着失去什么？和伴侣、子女的关系会变得如何？如果你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成了孤家寡人，要如何独自面对衰老和死亡？日复又一日，你被禁锢在家里，对世界的感受又会变成什么样？

2019年，上门助浴——上户帮助老人洗澡这一项目在上海出现。他们服务的，是已经无法自己洗澡的老人。那时候，让我感触的是，我们距离老龄社会或许又近了一步，老人的生活和尊严被更多人看见了。

2021年初冬，我来到上海，跟着助浴师一起上门，观察他们如何帮助老人洗澡，了解每一间房子里的养老故事。

我走访了11位老人的家庭。他们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曾经是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服装行业的裁缝、建筑业的工程师、造船厂的职工、报社的记者，是在大时代里奔跑的年轻人。他们渐渐变老了，又被各类老年疾病所累，退出了我们熟悉的世界，带着病痛闭锁家中。

后来，上海经过了一个冬天，再经过了一个春天，疫情打乱了老人的生活。到了今年秋天，我再次来到上海，看望那些曾经拜访过的老人，有的人还在照常预约助浴，有的人因为经济情况停止了洗澡，还有的老人，已经离世，生命停留在了这个春天。

两次去到上海，我在不同老人身上寻找衰老的答案。这绝不仅仅是十一位老人的故事，而是整个衰老世界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老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我的将来。

而现在，要想展现他们的模样，需要从皮肤的感觉开始。

文｜程静之

编辑｜姚璐

摄影｜程静之（除特殊标记外）

活着

躺在一方小小的床垫上，被压在身下的皮肤没过多久就会发痒，到后来会发痛，这种痛一点一点变得剧烈，有时候就像是被针刺了一下，提醒着她，皮肤在变坏。颜色由红变黑，她看不到，心里却明白，那是身体在腐烂，带给她皮与肉分离之后变得松弛的感觉。她很想翻个身，动一动，甚至去浴室里用喷头冲个澡，把自己弄干净一点，但她做不到。

「做不到的事情没法想，要不然准会活不下去的。」她说。

三年了。一天又一天，像抛弃衰老与疾病带来的痛苦一样，她把洗澡这件事抛在脑后，肢体也因病情加重变得麻木，没穿袜子的双脚露在棉被外面，长满了褐斑，摸上去是冰冷的。

「没有知觉了。」她淡淡地说。包括鼻子、耳朵，也只不过是与身体连在一起的器官，不起什么大作用了。

嘴巴或许是例外。如果要问身体哪个部位的感觉仍然灵敏，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舌头。「我还能吃，说明我还活着！」提到这一点时，她原先哀伤的语气才突然消失，表情随之显得高兴起来。

她叫林景怡，年轻时做过记者，后来加入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作家，写过十几本自费出版并不知名的书。

现在，她73岁了，身体肥胖，头发变得一片雪白，与早年那些职务已经不相干，只是一位瘫痪卧床的老人。她住在一扇漆成红色的铁门背后，一幢带有小院的两层别墅里。进门往右，她常年躺在第二个小房间。为了卧床方便，她上半身的衣服全部被剪开了，剩下两只袖子套在手臂上；下半身是赤裸的，只用一条被子遮盖着。

九月中旬，我来到林景怡家的那天，「梅花」台风正登陆上海。雨滴被狂风催着落在地上，惊扰了院子里的狗，响起一阵吠叫。快到中午时，钟点阿姨推开了门，端来一份午餐，「饭好啦，现在吃吧？」她一边用粗鲁的口气问，一边把一碟虾仁炒鸡蛋、一碟鸡块摊放在床头。林景怡顺从地接受了。

接着，她几乎无视了窗外的风雨声，用一只颤抖着的手，去抓盘子里被苍蝇叮过的鸡块，然后专心地啃了起来。

失能的状况源于2019年1月24日晚（日子非常清楚，因为她把所有的病历装订成册，厚厚一叠，收藏在柜子里），她看着给家里安装红色铁门的工人离开后，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四肢麻木，于是连忙去扶楼梯把手，踉踉跄跄地上了楼，以为睡一觉就会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醒来，感觉还是不行。她给钟点阿姨打电话，要她陪着去一趟医院。是脑梗。

病历本的第一页由此开始，上面写着：Ⅱ型糖尿病伴脑血管病变，伴肾病，伴周围神经病变，高血压。多发脑梗塞，脑萎缩。

那次发病后，她的身体逐渐变坏，四肢慢慢不会动弹，如今只剩下一只手还算灵活，能自己抓着鸡块喂进嘴里。她与丈夫离婚十八年了，唯一的儿子在三年前因病去世。兄弟姐妹都没有了，她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睡在这满是尿骚味的屋子里。只有钟点阿姨每天不情愿地把房门打开数次，给她擦拭身体，换尿不湿，以及送来一日三餐。

为了应付没人看护的生活，林景怡把平时要用的东西都堆放在床头，比如手机、餐巾纸、水杯、药盒等。即便如此，很多时候她还是摸不着，难免把东西翻弄得床单上到处都是。于是，她拼命去够，又经常把垫着的尿不湿甩掉，没人来处理，尿液会把被褥浸湿。

长期躺在屋子里，她倒不觉得有什么难闻的气味，只看到好多苍蝇在头上乱飞。「不碍什么事。」她像宽恕无礼而粗心的钟点阿姨一样，宽恕着屋子里陪伴着她的仅有的活物。

尽管距离上一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三年，助浴师聂积燕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门，就被她屋子里的味道熏到难以呼吸。那还是在林景怡生病不久时，上门助浴这一项目刚从日本进入国内，被上海一家养老公司推行，与各街道的居委会试点合作。林景怡被居委会列入了需要帮扶的老人名单，免费接受了四名助浴师帮她洗澡。

但洗过一次之后，她才知道价格是450元（最近涨到了499元）。她付不起这笔钱，因为退休金已经几乎变成了阿姨的工资，看病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反过来还要向阿姨借钱。她也就不再去想洗澡这回事。

因此，对于那唯一一次洗澡，林景怡已经说不上来太多，只剩下一个感觉，「害怕」。她担心助浴师万一不注意，把她摔在地上，那只会把目前的生活变得更糟。

浸入水中

相比于舒适，害怕是很多老人第一次洗澡时共有的感觉。镇宁路404弄一位92岁的阿婆看着浴缸（老人说像一口棺材），又看看穿着白大褂的一群人，她把眼皮往上一抬，皱着眉头，说，「怕」。

阿婆瘦瘦小小的，在被子里缩成一团，六颗坏掉的下牙往外翻。浴缸漆成淡粉色，可以拆成两截，由聂积燕和一名男助浴师抬上楼；一名护士负责拿药箱，里面装着血压表、血氧仪、棉签、理发刀；还有一名护士提着两根长长的钢管，一张黄色的皮垫，皮垫两侧带孔，钢管插进孔里，就变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是用来抬放老人的。

「阿婆不怕，来给你洗澡的，我们先剃个头发。」聂积燕对阿婆说。

进门之后，四名人员分成了两拨。聂积燕带着一名护士，给阿婆测量血压、血氧，接着剃头；另一拨人马负责忙活浴缸，他们把原本两截的浴缸用螺丝扣卡紧，再套上一次性的浴缸套。聂积燕说，即便每次洗完澡，都会给浴缸消毒，但大部分上海人的想法里，别人用过的，总归不干净，不如套个一次性的塑料膜，心里还是感到卫生一点。

这一边，剃刀在耳边嗡嗡地响。阿婆照不到镜子，不知道被剃成了什么样，眼圈开始泛红。「全部剃掉了啊？是不是变成老和尚了啊？」

在一旁看着的儿子说，阿婆年轻时候是一名裁缝，除了会做一做衣裳，最在意就是自己的头发。每年过年，她都要去理发店烫一次，洗完后，再吹吹干，蓬蓬松松的，像一团棉花。只是人老了没办法，美不美的，都不重要了。那一团棉花一样的头发，早在七年前患病时候剪掉了，变成一头短发，此刻更是被聂积燕手里的剃刀左一铲，右一铲，剃得又尖又短，像是这个季节里被收割后的枯草坪。

标准的40度热水已经慢慢注入浴缸，发出汨汨声响。等到把这个宽0.75米，长2.2米的浴缸填到三分之二，阿婆的头发也剃好了。聂积燕把阿婆的衣裤脱掉后，在赤裸的身上盖了一条长浴巾，身下再铺一层黄垫子。插上钢管后，两人配合着，一前一后地，把阿婆从床上抬进了浴缸里。

当阿婆慢慢浸入水里时，聂积燕感到她的身体在自己托举的手下轻轻地抖动着。

阿婆的反应并不算异常。聂积燕看过太多老人下水之后的极端反应，有的会因为害怕而躁动发狂，不停地击打周边人；有的则安静得可怕，从始至终一言不发，身体也一动不动，只有呼吸声让人感到他还活着。

所有老人中，有两位的反应在聂积燕看来最为特别——一位已经11年没洗澡了，甚至忘记了洗澡的感觉，下水的一瞬间，她的每一寸皮肤都像吃了一惊，全身忍不住颤抖起来，老人当时还没反应过来，以为自己仍躺在床上，慌张地喊叫，「我身上全湿了，衣服湿了，被子也湿了」。另一位老人则对水温失去了感受，下水之后，觉得自己要被烫伤，她紧张地翘起手和脚，要从浴缸里爬出来。聂积燕赶紧舀出一瓢水，让老人摸一摸，等她触到水不烫，才肯让整个身体去适应水温。

「所以肢体上的感触是很深的。水温热一度，还是凉一度，手法轻一点，还是重一点，肢体都能最直接地感受到。」在给老人洗了三年澡之后，聂积燕得出一条朴素的结论。

粗略算下来，她已经给500多位老人洗过澡，因此也见过各种各样老去的皮肤和奇异的躯体：有的老人患了渐冻症，四肢笔直僵硬，一个浴缸都摆不下；与之相反，有的老人患了重症肌无力，手和脚软塌塌地耷拉下来，在浴缸里柔成一团；有的残疾老人五指握成拳，把掌心都掐烂了，抵在下巴上，怎么也掰不开；有的两腿像麻花一样绞缠在一起，肌肉消退后，变成一层皮包肉，挂在骨头上直晃荡。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老人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脆弱不堪。他们掉头发，指甲因为真菌感染而变厚、变成黄灰色，皮肤也干燥得像一张皮革，坏死的细胞成了白色皮屑，粘附在身上和衣服上，老人再用老化的指甲去抠，皮肤就会变得瘙痒难耐。

因此，只要适应了一两次上门洗澡，很多老人就再也离不开了。一位老人告诉我，每周六，他会帮妻子预约一次洗澡，这一天，身患尿毒症的妻子会醒得很早，听到助浴师的脚步声在老弄堂的木楼梯上一响，就嘿嘿地发笑。一位最早接受这项服务的老人专门在日记本上记录下心情，「2019.1.17，首次日式上门沐浴服务，赞！赞！赞！！！」「2020.4.23，上门洗浴，好！爽。」还有一位爱吃红烧肉的老人打趣地说，「这个洗澡啊，比给我吃红烧肉还要香。」

在这些喜欢洗澡的老人中，江宁路301号的老人或许是最讲究的一位。她惯用一块老牌上海硫磺皂，助浴师一上门，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我只在乎你》就从音响里流淌出来，变成洗澡的配乐。老人年轻时是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现在被她的女儿喊成「大宝宝」。女儿说，人生就是一个轮回，从一副小巧乖宝宝的样子，来世界走一遭，到老了，纸尿裤重新穿上了，又回到宝宝的状态。女儿又说，大宝宝一直是娇生惯养的，老来皮肤脆弱，她每天帮忙擦精油，还买来好多仪器，泡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以延缓肌肉萎缩，但也没什么大作用。母亲还是不可避免地老去了。

尽管大部分老人都在洗澡时感到适意，但也存在着危险。聂积燕说，部分老人下水后，受到水压的影响，会感到胸闷气喘，然后在浴缸里呕吐，大小便失禁。最惊险的一次，她遇到一位慢阻肺老人，平时需要氧气瓶供氧，一次洗澡前，老人为了更自由地沐浴，提前吸足氧，拔了氧气管，躺进了浴缸。等到窗户密闭，热度升高，老人突然呼吸急促，一口气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口了。聂积燕立马停止洗浴，给老人吸上氧气，老人才慢慢缓过来。

诸如此类的「危险」，我在长宁区武定西路1251弄也感受过一次。那是一个身体枯瘦的老人，胸腔的肋排一根一根凸起。老人下水后，没过一会儿，突然把眼睛闭上了。助浴师大声喊着，叔叔，你怎么不讲话了。老人不响。

这时，浴缸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站在一旁的老妻子感到担心，快步走到浴缸前，弯下腰来，伸出颤抖着的食指，去探了探丈夫的鼻息。

钥匙、零钱与腰带

妻子试探过后，才知道自己刚才是虚惊一场。丈夫不过是在浴缸里睡着了。

对于这类情况，聂积燕见得多了，也不觉得害怕。她今年40岁出头，成为一名助浴师之前，是陕西汉中市一家旅行社的小老板，性格豪爽，平时喜欢去理发店洗头、做造型，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一直到2018年，旅行社的生意挣不到钱，发愁之际，她听说邻居在上海做「长护险」，每天上门为几户老人护理一小时，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她感到吃惊，「没想到养老行业这么有挣头」，于是干脆关了店门，来到了上海——这座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

很多事情在真正接触之前，困难往往难以想象。初来乍到的聂积燕，留着一头过肩直发，纹着弯弯的眉毛，爱穿一件短款皮夹克，走在上海摩登又干净的街道上，看起来像这座城市一样派头亮丽。2019年秋天，她听说一家养老服务公司推出了上门助浴服务，需要招聘助浴师，要求女性，身高一米六五以上，有护理证，会开车。聂积燕是一个对新鲜事物感到好奇的女人，各方面要求又达标，「就想来试一下看行不行」。

投了简历后，又经过面试，她就这样闯入了衰老的世界。

每天跟老人打交道后，聂积燕才知道，在衰老的世界里，首先不可避免的就是四处弥漫的老人味。那是一种夹带着汗水、尿液和皮肤腐烂散发出的复杂味道。聂积燕记得，有一年夏天，她去虹口区一位老人住的老城厢，随着一扇木门被推开，没有秩序的房间就在眼前显现出来。老人的衣服和鞋子胡乱塞在麻袋里，脏臭味冲得人头脑发晕。昏黄的光线里，最显眼的是两条大板凳，上面铺了几块木板，再垫上一层棉花和被罩，就成了老人睡的床铺。老人很胖，个子又高，木板不够长，他只能斜斜地躺在上面，脚抵着墙，头朝外，脏臭味同样引来数不清的苍蝇在老人脸上飞。

聂积燕一上手，才发现白色的棉花，已经变得又黑又黏。「真的是下不去手的。」聂积燕说。

在衰老的世界里，更让她难以应对又无法忽视的是老人的性欲。体能的衰退，并不代表对欲望以及亲密不再渴求。含蓄一些的老人会委婉地说，我喜欢女的给我洗澡，长得漂亮，活又干得好，希望下次全是女的来。大胆一些的老人直接发问，除了洗澡之外，还提不提供其他「特殊服务」。也有失去分寸感的半失能老人，聂积燕聊起其中的一位，趁着家属不注意，先用眼神示意，再去捏她的手，往浴巾盖住的隐私部位拉，聂积燕躲了好几次，又不能明着说，只能客气地暗示，「叔叔，这个手其实挺有劲儿的噢」，家属的注意力被拉回到浴缸，老人也就不好再动了。

「很难做的。」聂积燕一边摇头，一边皱眉。

哪怕是在观念先进的上海，新鲜事物的出现也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误解。最初，聂积燕开着「上门助浴」的商务车走在大街上，会被很多人指指点点，说这个年代怎么干什么活的都有？她去有老人晒太阳的公园发名片，一位大叔挑白了问，「你们这个洗澡，有小姐吗？」

这些误解曾给聂积燕带来许多困扰。她不断质疑自己，原本的人生是鲜活灿烂的，怎么现在每天面对的，都变成了听不见的、看不着的、脑子不清爽的老人？团队成员因此不断流散，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聂积燕不知道被一股什么力量牵引，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到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干了三年，上海摩登的印象在聂积燕脑子里慢慢褪去，她更多接触的是这座城市衰老与残酷的一面。

有了一些长期客户之后，聂积燕几乎能看到老人生命枯萎的全过程。有些子女孝顺，照顾得细心一点，老人面色会变好，还会发胖，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有些子女疏于护理，老人会枯萎得很快，每隔半个月，就要变一个样，身体每况愈下；还有一部分子女，对老人置之不理，认为人老后终归要死的，不如让老人自生自灭，早点解脱。

现实的一面凸显出来，金钱有时候会显得比亲情更牢靠。聂积燕接触到，条件好的老人，名下有房产，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两万，子女会像宝贝一样供着老人，老人想要洗澡，就像喝粥一样平常了。如果中途洗累了，子女会说，宝宝已经累了，你们不要搞那么久，下一趟再来噢。条件不好的老人，一个月工资才两三千，大多挤在弄堂的老房子里，十几平米的空间，浴缸卡在床和沙发之间，才能勉强摆得下。这些老人难得洗一次，就要指挥了，这里痒，那里痛，总归是要洗个够，才感到这笔钱花得值当。还有一些老人，拿的退休金也不少，但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想要洗澡，子女不支持，甚至去居委会投诉，老人也不敢多辩驳。

「所以说人跟人真的是没法比的。」聂积燕又总结，有的人大概不是老来的幸运者，子女生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靠得住；有的人一辈子独居无依靠，只能等居委会送来一日三餐，老来境遇也十分悲惨。

到最后，如果老人连金钱、亲情都一同失去了，安全感就会变得稀缺。他们不得不把情感寄托在所能掌握的一些细小物品上。一位老人洗澡时，手里总攥着一把钥匙，钥匙匹配的抽屉里锁着老人珍惜的一切，因此老人一刻也离不开，睡觉也要压在枕头下面；一位曾参加过战争的老人，洗澡时总把一根裤腰带看得很紧，其实腰带只是一根白布条拧成的，不值几个钱，聂积燕猜测，或许它对老人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还有一位老人洗澡时总要抓着一把零钱，有一块的，五块的，尽管她已经糊涂到分不清纸币的面额了，但抓在手里，她的表情显得很踏实。

比起所有老人，长宁区的一位独居老人是聂积燕见到的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每天，她都靠墙蜷缩着坐着，头发像野人一样又脏又长，大小便都在裤子里，晚上睡觉也不会脱下来。居委会没办法，才帮老人约了一次上门洗澡。见到聂积燕一行人进来，老人害怕得一边狂叫，一边甩动四肢，想把陌生人赶出门。几个人好不容易把她抬进了浴缸，老人还是不配合，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是一场打架。

最后，聂积燕总算把老人身上洗干净了，就是一双脚没有洗到——不管她怎么劝说，老人就是不肯把鞋子脱下来，担心一旦脱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鞋穿了。

新世界与旧世界

去年11月的一天，冷空气抵达上海，气温降到只有几度。

我跟着聂积燕去河南中路531弄一户人家。这是一位名叫曹翠莲的74岁老人，同时患有脑梗、糖尿病和右侧肢体偏瘫。她的下肢已经伸不直了，也不能说话，但神志还算清爽。

距离翠莲上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一直等到天气极好的那天，家人再次为她预约洗澡。阳光打在附近南京路步行街上，这条街道遍布明亮富丽的商场，东方明珠和外滩就在不远处。宽阔的正街道往里延伸，分出多条岔道，长成独具老上海风味的弄堂。

531弄便隐藏其中。因为房子间距小，下午的阳光早已在这里熄灭，弄堂显得阴沉沉的，一股寒气在密集房子之间狭窄的弯道里窜动。

翠莲住在这些房子中的一间。一扇铁皮门背后，遮盖的是一个杂乱而又有序的空间——轮椅、木柜、餐桌把二十几平米的地方塞得满当当。其中一个木柜上，摆着一台带DVD的老电视，旧世界流行的电视剧《大宅门》正在屏幕里播放。翠莲躺在房间里侧的病床上，床铺紧贴着一面墙壁，上面挂着她与家人过生日、过节等不同时刻微笑的照片。

「照片都是专门挑出来的。」她的丈夫胡金泉介绍。胡金泉今年82岁了，说话声音又柔又轻，两腿弯曲，背部佝偻，是一个做事十分细致的老头。每天，他会把自己和翠莲要吃的五颜六色的药丸，分门别类装在一个带小方格的塑料盒子里。我们到达时，他正为翠莲准备洗澡要用的毛巾和衣服。

翠莲留着一头灰里泛白的短发，露出又高又光秃的前额。两条眉毛快要掉光了，眼皮也耷下来，但目光依然有神采，看得出来，胡金泉把她照料得很好。

翠莲洗澡时，胡金泉开始了他的回忆——妻子已经在病榻上躺了11年。发病是在一个糟糕的夜晚，一家人吃过了夜饭，翠莲突然一下子倒在地上，不停地呕吐。胡金泉怎么喊她都没反应，赶紧打电话喊救命车，送到附近一个大医院。医生一看，说是脑溢血，如果做开颅手术，只有一半存活的机会。胡金泉做了保守的选择，想让妻子慢慢恢复。妻子在医院昏迷了一个礼拜，醒来之后，左半脑的脑梗导致偏瘫。

生病前，翠莲留着一头短短的卷发，是江南造船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上海当时规模最大的造船厂），丈夫胡金泉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单位也十分体面。1970年，两人经人介绍相识，第一次见面就在翠莲家。说起记忆中的第一印象，胡金泉腼腆地笑，「这个姑娘有点胖。」处了一年半，两个人很谈得来，胡金泉感到姑娘性格温和，老实肯干，讲好了就要去打结婚证。

一开始，他们跟着父母蜗居在上海市中心二十几平的房子里，一直到单位分了房，情况才有所改善。平日里，他和翠莲各自去厂里上班，一个人工资36元，一个人工资56.5元，凑在一起，除去一家人的吃喝，把余钱攒下来，凑够数了，再给家里买大件。

这些接受洗澡的老人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又在动荡的岁月里长成青年，毕业后要么当兵，要么上山下乡，分配进工厂的人是幸运的一批。结婚分房、攒钱买大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像如今的都市青年一样，他们是旧世界里的摩登青年和高级打工族，会蹬着一辆二八大杠上下班，坐慢吞吞的「辫子车」（上海老式无轨电车）到「新世界百货」逛商场，穿涤纶面料衬衫、连衣裙或喇叭裤去看电影。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放一天假。这一天，翠莲和金泉一般在家里打扫卫生，偶尔也去繁华的南京路兜商店，只看不买，但乐在其中。

再往后，生活的下一个阶段在两人面前展开。翠莲生育了一儿一女，得了产后高血压，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抚育了孩子后，她从不给自己买东西，唯有一样，碰到节假日，她偶尔从市场带一束鲜花回家，最喜欢康乃馨和玫瑰。胡金泉偷偷把零花钱省出来，给翠莲买衣服和首饰。他买过最贵的是一块手表，195元，是他近四个月的工资。

「五十年一晃眼就过去啦。」胡金泉说。像这对老夫妻一样，那块手表现在也走不动了，钢质表带长了锈，变得老旧不堪，只好被锁进木柜抽屉里。

翠莲生了重病后，旧世界也在时代更迭中退场。南京路变得生疏了。再到商场里去，柜台的东西都是很贵的，进去看一看，营业员要把人盯得不自在，反而没有了当年的乐趣。「有距离了。」胡金泉说。

除了过年给翠莲买衣服，他们也就不再去了。

在他们老去后，南京路又被新一代的年轻人占领。给翠莲洗完澡，刚好是周五晚上6点。年轻人结束了一周的工作，赶往外滩和南京路。中心城区热闹起来，出租车被堵在了宽阔的马路上。

新世界大商场里人潮涌动，伴着闪耀的霓虹灯，明星们代言的手表、护肤品、珠宝等各种奢侈品的广告在屏幕上滚动出现。

显然，这样的世界已经不属于翠莲和其他接受洗澡的老人——和那块旧手表一样，他们现在只剩下一副残败而充满病痛的身体，被禁锢在家里，甚至是一张病床上，被遗忘在了旧世界。

管子与烂疮

伴随着这一代人老去，上海也变成了一座对衰老和死亡十分敏感的城市。

在这里，每十个人中，就有超过三位是年过六十的老人，三甲医院总被老人挤满，附近的道路拥堵不堪，周围宾馆的价钱要按照铺位计算，五六十元一张床，提供给那些陪护的家属。街道上的老人面孔也四处可见，有带着助步器锻炼的老人，用轮椅推着老伴的老人，挎着背包出门买菜的老人。

当然，你还可以在出租车上找到年老的痕迹。许多司机已超过六十周岁，面上长出了老年斑。如果开车路过老人聚集的区域，导航软件会弹出提醒，「附近老人较多，请减速慢行。」

但这些也许还不算真正的老人。真正年老的人，或许像翠莲一样，已经很少能出现在街道上，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翠莲生病后，很快去单位办理了病退。2010那次脑梗之后，她失去了吞咽功能。

我见到翠莲的时候，她的嘴巴干瘪瘪的，里面总是塞着一团纸巾。那是为了防止口水掉出来，或者回流呛到肺里去，引发肺炎。脸上的线圈固定着一根鼻饲管，饭菜、水果、药物都得打成糊状，从鼻子注射进去。

「我妈现在就靠一根管子活着了。」翠莲的女儿说。

长期依赖鼻饲，又吃多种药物，身体的机能会变得一塌糊涂。各个器官衰退，那些它们原本能提供的功能也随之消退了，比如行走、表达、吞咽、排泄，到最后完全消失，老人活着就只能依赖各种管子和设备。

面对衰老和病痛，很多老人最初都会无法接受。一位家属发现，89岁的父亲骨折后，陷入抑郁之中，好几次都是一整晚不睡觉，在客厅的沙发上从黑夜坐到天亮；还有一位家属说，家里92岁的老人原本开朗多话，瘫痪之后，老人变了，脸上的笑容从此消失，表达变成了点头或者摇头，似乎连同说话的能力也一起失去了。还有一位最极端的老人，在90岁摔了一跤瘫痪后，不管家人怎么喂水米，老人都不张口，一个礼拜后，老人最终离世。

在这个时代，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许多瘫痪老人的生命都得到了延长，但生活质量却没有跟上。他们大多拖着肮脏和腐烂的身体，每日忍耐着低质量的生活。

静安区万航渡路的叶阿香生病了，几个星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三女儿说，她的皮肤很快开始溃烂，一开始发黑，接着流脓，需要把这些腐肉挖开，抹上药膏，再让生肉长出来。可阿香的情况太严重了，烂疮就像游戏机上的老鼠头，这一处刚消下去，又从另一处冒出来，搞了几个月都没好。三女儿说，可别小看这种烂疮，烂到一定程度，引发炎症，老人是很容易没命的。她四处打听，尝试了各种药膏，才算是把疮给抑制住。

现在，阿香的疮算是差不多消失了。老伤口在身上留下了一圈白色的疤痕，新伤口还透着新肉淡淡的粉色。

嘉定区金耀路333弄的韩扣兄情况更严重。因为长期卧床，老人已经千疮百孔，尾骨已经烂到骨头里，破了一个洞口，露出鲜红的生肉，脚趾头上的肉也烂到发黑了。

自从住进医院，韩扣兄的各个器官都在急剧退化，先是房颤，之后是肺功能衰竭。反反复复住院两三次，到后面，医生说，静脉堵塞，药水也打不进去了。干脆停了一切药物，回到家挨日子。她的儿子对我说，讲得难听一点，「就等着她百年了」。

无论是进食，还是排泄，韩扣兄都要靠管道来完成。上了鼻饲，她就靠一根管子注射流食，液体经过消化之后，尿液再由另一根管子流出来。

在我去到她家的那天中午，她的丈夫正在准备她的食物。他把儿子煮的一大锅猪蹄炖白菜，舀出一碗，倒进了破壁机。机器把食物碾得嗡嗡响，三次过后，猪蹄和白菜变成了一壶棕色流体。

老丈夫准备了一壶热水，把注射的针筒洗干净，放在一边备用。接着，他摸到了鼻饲的管道口，捏起拇指和食指，颤抖地解开橡皮圈，取下包裹的棉花，再揭开绿色的塑料封口，这根通向胃部的管道才被彻底打通。

老丈夫把注射器浸没在流体食物里，抽出一管，对准打通的鼻饲管口，把一壶猪蹄和白菜，一点一点推进妻子的胃里。

「她87了，我91了，我们结婚70年了。」老丈夫一边注射食物，一边讲着含糊的上海话。年迈的他牙齿已经掉光了，话语也变得不清爽。那一刻，老人亲自以一种最无力的方式帮助妻子进食，眼眶一下子红了。随着针筒推到了底部，老人的身体也跟着抖动起来，眼泪随即打湿了面上的皱纹和黑斑。

「老了好苦啊，太苦了。」他望着妻子，越哭越止不住悲伤，一大滴口水掉落在地上，发出啪啦一声响。

绑带与自由

在《从容的告别》一书中，作者曾提到，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固有的医学问题。因为医疗很难确定失能老人的死亡时间，也很难准确判断他们器官消退的速度有多快。但毫无疑问的是，老人的行为自由会一点一点失去，躺在病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变成了他们生命最后阶段的唯一姿势。

衰老随着病痛，同样在翠莲身上发生。起先，她还能被搀扶着下地走一走。慢慢地，她的病情发展到病床上。躺得难受的时候，她会指一指轮椅，想把身体坐起来。可没过两分钟，她指了指床，又要躺回去。光是这一天，她能来来回回折腾几十趟。胡金泉知道，翠莲肯定是身上不舒服了，但他自己也老了，挪不动，就给翠莲买了一个起吊机，高高地摆在床边，方便把她吊来吊去。

而在长宁区武定西路，失能老人袁泊清呈现的是一种特殊的衰老姿势。

年轻时，袁泊清曾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做出口生意，经常去世界各地出差。退休后，他跟着女儿在澳大利亚生活，直到2018年发了脑梗，才回到上海。病情初期，袁泊清能勉强出一趟远门，到上海繁华的地方兜一兜，吃一顿美味的晚餐；接着，他对家人讲，「吃不消了」，身体退步到在弄堂走一走，感受季节和天气；再往后，骨骼跟不上他出门的意志了，走着走着，他感到双脚没有力气，啪嗒一下摔倒在地，裂开一条缝隙，送去就医康复，但再也回不到受伤前的状态。

这之后，袁泊清整天从房间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房间。偶尔，他像是忘记了自己走不动的事，把门打开，说要去淮海路吃咖啡（那曾是他年轻时上班的必经之路）。女儿问，你下得去吗？老人不讲话了，胆怯地往门外望一望，然后把门带上，说不去了，外面天太热，似乎为自己的无力寻找着借口。

在家里封闭的时间久了，袁泊清的右脑神经萎缩更快，越来越痴呆。半夜里，他时而坐在床上，把餐巾纸一张一张抽出来，扔得满地一片白；时而去客厅，把冰箱里的东西全都搬出来；时而走到女儿的房间，站在那里痴痴地看，把女儿吓一跳。

他还像往常一样，早上六点起来，穿着睡裤，趿着拖鞋，拎了一个包，跟女儿说，要去上班了。女儿拼命把他拉住，你到哪里去上班？他迟疑了一会儿，又改口，要去巴黎出差，护照过期了，去公安局申请一下。女儿崩溃地问，你到底要干嘛？老人也激动起来，喊着要回上海。女儿把回国的机票、户口本、身份证全部翻出来，跟他解释，「你现在就是在上海」。

老人看过之后，站在原地愣住了。女儿痛苦地哭了。

「他想来想去，脑子里好像都是以前的事情。」女儿说。

再往后，袁泊清又中风了一次，情况越来越糟糕，双手不停地发抖，嘴巴也不会讲话了。但他执拗地不断尝试行走，于是不断地跌跤。妻子在挂历上留下了所有的摔跤记录。她计算了一下，到去年10月为止，丈夫一共摔了25次。

最后一次摔跤，袁泊清坐在椅子上，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倾，哐当一声往下掉，砸在地板上。家人把他扶上椅子，他又掉下来，摔得满面流血。

之后，袁泊清只好躺上了床。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睡觉，脑神经逐渐坏死。大小便失禁了，柜子里由此堆满了薄厚程度不同的换洗裤子。他的牙齿也一颗颗断掉了，咀嚼不了食物，体重随之掉到百斤以下，面容也瘦脱了相。

家人觉得这样睡下去不行，但能怎么办呢？最终，女儿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她从网上买来一根黑色松紧带，绑带从父亲腰部，绕到椅子背后，打个结，两者就被绑在了一起。于是，袁泊清又僵硬地坐回到椅子上，他低头看着绑带，嘴里哼哼地呻吟着，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看上去像被绑架了一样）。每天，他都会用手指去抠这根绑带，想把它解开，但发抖的手又做不到。就这样，他跟这条绑带纠缠不休，经常一抠就是一个下午。

女儿说，父亲现在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了。她一方面感到心疼，一方面认为这样总比睡觉好，「算是给他找了一件事情做。」

到了这个地步，袁泊清的行为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白天，他的姿势就是在椅子上被捆一天，夜晚再挪到护理床上。他每天活动的范围，就缩小到两平方米能容纳的这一张椅子和一张床上了。

轮椅车、毛豆与头发

澳大利亚重病特别护理专业教授肯·希尔曼曾说，衰老是基因自带的程序，没有谁能逃离衰老的宿命，也没有谁能摆脱病痛与死亡的樊笼。但我们必须直面死亡，考虑死亡的质量，选择体面无痛苦地离世。

胡金泉是这个观点的实践者。为了保证翠莲病后的生活质量，能像常人一样出门兜风，感受屋外的阳光和街道变化，他花费了不少心思。

胡金泉记得，上海开世博会那年，淮海路上有一位老人，蹬着一辆链条带动的轮椅车，在路上自由地兜风，这给他带来了灵感。他决定重拾年轻时的修车手艺，改造出一辆电动版的轮椅车——把电瓶车的车头和轮子拆下来，换成翠莲的大轮椅，固定好后，再把电瓶放入车后的小箱子。这样一改造，车子比原来长了不少，显得头重脚轻。但胡金泉并不在意，他一共花了三个礼拜才装好，「很高级的。」他自豪地说。

此后，这辆风格独特的轮椅车几乎不得闲，经常被胡金泉骑出门。每次出发前，他都会跟翠莲说，我带你去哪里好不好，翠莲就竖起大拇指，意思是都好。

他们一起去过复兴公园、淮海公园、老城隍庙和外滩，「反正比较热闹的地方，就带她去看一看。」最远一次，他们去了离家八公里的龙华寺，那是一个大晴天，他们一早出发了，慢悠悠䠀到寺庙门口，可是车子进不去。他们就在门口简单看了看，又折返回来。

回程走了不到一半，电瓶的电量耗光了。金泉推着翠莲走了好远一段路，才找到一家商铺，充好电后，又继续赶路。

之后，胡金泉不敢往远处走了，最常去的还要属外滩。出门次数多了，难免也要发生意外。最严重的一次，他们在去外滩的路上遇到陡坡，车子因电力不足往下溜，失衡后侧翻。他们连人带车倒在地上，摔得八脚朝天。路边很快围来一圈人，看着这辆奇异的改造车和这一对特殊的夫妻，连忙搀起来。胡金泉紧张地问妻子，你怎么样啊？翠莲摆摆手，意思是没事，但右边额头已经摔出一个大鼓包。

尽管带着伤痛回到家，他能从妻子的脸庞上看出来，「挺高兴的，觉得今天又出去过了。」他说，妻子病了这么长时间，但她对日子是很盼望的。

如今算起来，他们在这辆车上前后摔倒过三次。直到过了八十岁，胡金泉因高血压也发了一次脑梗，车子不敢再开，怕摔下来，骨头就要断了。胡金泉说，这辆车子装满了他和翠莲的故事，后来被摆在弄堂里，经历风吹日晒，渐渐生了锈，居委会以为是老人遗弃的，把它收走了。胡金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车子不在了，心疼了很久，但也没有再去要回来。

你很难想象，这些被病痛折磨的老人，会花多大力气去维护生活的体面和尊严。

助浴师聂积燕提到一位住在黄埔区老式公房的老人，如今已经90岁了，肚子上长了一个肿瘤，而且每天越变越大。「怀…… 怀……宝宝了。」老人结结巴巴地说。尽管腿脚已经不方便，她每个礼拜都要下楼，迈着螃蟹一样的外八字步伐，去小区门口的理发店做造型，30元一次，卷成老上海阿姨典型的大波浪样式，十个手指甲也要修得尖尖的。每次洗澡时，聂积燕发现老太太腿上又青又紫，「走路……摔的。」老太太说，但她觉得不碍事。与之相比，她更在意的是体面和美观，洗澡时总是小心维护发型。

聂积燕注意到，老太太还在头发上打了啫喱膏，闻起来香喷喷的。

与那位老人不同，翠莲维护体面的方式是做家务。长期不劳动的人是会感到痛苦的。病后，翠莲也总想为家里做点什么，儿子就去菜市场买毛豆，带回家给她剥。翠莲看到毛豆，就会打起精神，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胡金泉给她围上一条卡通围裙，身前再绑两个篮子，一个放豆荚，一个放豆子，翠莲自己会分得开。

光是这件事，翠莲可以干两三个小时，剥到指甲盖都翻开了，还要继续剥。于是，一年四季下来，翠莲家的冰箱里封冻着永远吃不完的毛豆。

在穿衣与打扮上，翠莲也是不随意的。每到过年，胡金泉总要推她去百货商店，给她挑一挑新衣服，其实也不怎么有机会穿，但总归要买的。他还给翠莲买首饰，翠莲的手已经没有太多知觉了，一次出门，不小心把一条3000多元的黄金手链弄丢了。「不要紧的。」胡金泉对她说，转头又带她去买了一条5000多元的。

到后面，翠莲一共有五串手链，两枚戒指，两只手都快戴不过来了。

在睡不着的夜晚，胡金泉就推翠莲去外滩，像年轻时候一样，感受黄浦江面吹来的风。他记得很清楚，两年前，九月二十七日的夜晚，他们恰好碰到一家店铺做完活动，店员正在处理剩下的玫瑰花。看到这对老人后，他们送了两朵给轮椅里的翠莲。那时，翠莲手里捧着鲜红的玫瑰，胡金泉就站在她身边，笑得很灿烂。

这一幕被好心的路人拍下来，至今留存在金泉的手机相册里。在那张照片里，他们看起来是快乐的，有活力的，就像从未经受过疾病的折磨。

两张床

那些过早失去另一半的老人，或许没有翠莲这么幸运。

当慢性病通过外显的形式袭击身体时，他们不得不接受各种失能和疼痛，并把自己的余生交付在子女手中。

作为子女，你可以选择养老院，用金钱购买自己的自由和老人的舒适（尽管很多时候并非如此，许多子女发现老人在养老院遭受非人待遇）；也可以选择长期居家，与父母共同面对一场与死亡对抗的漫长战争；当然，你也可以对他们置之不顾，让老人全面依赖退休金、「长护险」、社区日托这类养老政策，任由他们过着毫无品质的生活。

但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因为经济条件、养老机构床位和自身养老意愿的制约，他们最终能做的选择往往是居家。这也符合国家的规划，无论在中国哪个城市，居家养老依然是最主要推行的养老模式——每100位老人中，大约就有90位会在家里度过生命最后一程。

这样一来，子女不得不承担起看护的责任（这种「不能拒绝的照护」曾被一位学者形容为「强制劳动」）。子女一方面会抱怨陪护老人限制了自己的自由，一方面又会为照顾上的欠妥与过失而感到歉疚。

因为居家养老，镇宁路404弄的陶彩英和儿子的亲情关系显露出畸形的一面。陶彩英瘫痪七年以来，儿子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日四目相对，连彼此的气味都闻熟悉了。只要看不到儿子，陶彩英就会不停地叫唤。

陶彩英第一次中风时，碰巧那天家里没人在，她一个人倒在地上，不知道睡了多久。儿子回来看到，自责了半天，发誓以后哪也不去了，就陪在老妈身边。此后，在这个十来平方的房间里，陶彩英睡的是病护床，能够摇上摇下；儿子睡的是沙发床，能够打开折叠。

夜里，两张床并排摆起来，像是宾馆里的标准间。

可陪护毕竟不是一两天，而是2900多个日与夜。积年累月下来，儿子为这种重复而又望不到头的劳动感到不堪重负。疾病不仅消耗着时间，母子之间的感情也被消耗了。每日，他们感到哀伤的事情变得一样——陶彩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但痛苦的感受却不相同：一个极度害怕死亡，经常双手合十，对着天花板祈求，「菩萨保佑」；一个难耐的是被孝道和责任束缚，常年不能出门，自己的脚也快不会走路了。

「老妈经常说，我要死了。我说，你才要把我搞死了。后来骂好了，我心里又懊恼。但我真的搞到吃不消了。」儿子说。

当亲情关系受到严重束缚时，裂缝也随之出现，家变成了禁锢自由的牢笼。特别是当老母亲半夜里感到不适，一会儿喊儿子要起来，一会儿要睡下，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儿子睡不了觉，就恨不能从老母亲身边逃开。有时候，他会选择去阳台抽一根烟，嘴里骂着脏话；有时候，他会有一种极大的憋闷感，不得不夺门而出，在无人的暗夜大步快走，想把压抑的情绪甩到后面。

还没等心情完全平复，儿子又不得不踱回家中。他的老母亲正在那里等着他，时不时地叫唤着，「儿子啊……」

儿子长得又高又瘦，一口牙齿被烟草祸害成黑黄色，也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了。从去年开始，他从药店买来白色安眠药，每天晚上倒出一粒，让母亲就着茶水吞下，以期获得每晚的平静。只是陶彩英并不知情，还以为药丸是一种保健品。

你很难过多指责儿子。照顾不过来时，他也试过请阿姨。但阿姨上午才进门，下午就被陶彩英赶走了。儿子吓唬她，迟早要送她去敬老院。陶彩英生气了，说那还不如去跳黄浦江。

而在多子女家庭，这样的情况也得不到改善。子女往往在看护上互相推诿，家里也要起争吵。

万航渡路623弄的叶阿香，一共生了五个子女。失去自理能力之前，她守着丈夫的灵位，一个人生活在老房子里，将近九十岁时，饭菜还是自己烧。直到两年前，大儿子发现她讲话不利索了，觉得不对头，送去医院检查出脑梗。后来，阿香又摔了一跤，导致骨裂瘫痪在床。

从医院回来之后，五个子女来到阿香家，商量母亲的看护问题。他们第一想到的是送养老院，能省去很多麻烦事，哪怕多花一点钱也无所谓的。阿香坐在床边上听着，没有吭声，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三女儿看到了，感觉母亲好可怜，才打消了去养老院的念头。

五个子女又接着商量。大儿子说，家里媳妇不可能同意；二女儿说，她还要在宾馆里做保洁；四儿子也往外推，说家住得太远；五儿子说，自己还没有退休，更加不可能。剩下一个三女儿，「这个包袱就丢到我身上了。」

三女儿留着短短的头发，是一个讲话直接、个子矮小的女人。那天之后，她就揽了责任，住进了阿香的屋子。一个人照顾确实是辛苦的，三女儿力气小，没办法把阿香从床上拎起来，阿香的吃喝拉撒只好在床上。每隔两小时，三女儿给她换一次纸尿裤。阿香长疮了，怨女儿不给她洗澡，她才找到上门洗澡服务，一个月里给她洗一次。

自从买了上门助浴服务，三女儿像是买到了一份良心，她觉得自己对阿香尽力了。

因为照顾母亲，三女儿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家里变得乱七八糟，老公也不高兴了。但这不是最麻烦的，她发愁的也是母亲夜里不睡觉，有时候因为难受而不断呻吟，她知道母亲痛苦，自己也跟着痛苦，心绞成一团。她不得不开了电灯，打开房门，来到阿香床边，把她当成小孩一样了，一边拍，一边哄，宝宝快点睡。几乎是每个深夜，这样的情形都要在这间屋子里演一次。

「我也是很累了。」三女儿说，她的眼底因常年睡眠不足而一片乌青。

回到美好馆

「一个人长期死不了，生活又没有了质量，那要怎么打发漫长的时间，靠什么才能活下去？」我问。

「管它质量不质量，能够吃，想得通一点，心态好一点，就能活下去。」林景怡回答。

但她也承认，日子是很难熬的，衰老的世界意味着无意义的重复。这种重复短到可以用天来计量，冬天和夏天，阴天和晴天，今天和明天，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在我接触的十一位老人中，林景怡是唯一一位独居老人。换句话说，她必须一个人养老。

因为担心脑梗发作，自己叫不了救护车，林景怡曾经离开家，住进养老院。在养老院，她每天打发时间的方式是，透过窗户看云。床位正对着窗边，云团就挂在窗户外，它们时而转变方向，时而变幻形状，还会在不同时刻变出好看的颜色。她着迷又安静地看着，能这样看一个整天。她说，看到了天空，就等于是看到了外部的世界。

但养老院还有很多她无法忍受的部分。每个月花费5000元，讲好的一日三餐都有荤，去了才知道，荤菜不过是一枚小小的鸡翅尖。养老院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她又决定逃到民营医院，买一张床位，再请一个护工，工资日结单算，把生命维持下去。到了医院，和护工的相处也不愉快。

此后，她决心回到自己家，哪怕发生意外，也宁可独自在家里面对死亡。

家被她称作「美好馆」。离婚后，她把100万积蓄都投入到了美好馆的装修，今天弄点地砖，明天弄点相框，「就想做得美好点。」这座两层楼的小别墅，分布着八个房间，里面装了88盏灯，所有灯打开时，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小的灯具城。她还在院子里种了5棵大树，又在树周围养起了鸡鸭，她时常坐在一把双人摇椅上，用五官感受着这个自己打造的小世界。那时，她曾把美好的日子写成了一首小诗：

院子里有一把双人摇椅，

我在蓝蓝的天空下睡觉。

身边围着我的鸡鸭，

我与鸡鸭为伴，

桂圆煮鸡蛋，

成了我最美的早餐。

在平凡人那里，

或许世界只有一个，

就是五官能感受到的俗世，

一个肉身享受的世界，

我对自己感官里的世界是多么地热忱，

因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美好馆完工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她看着工人离开的那天，没想到脑梗找上门来，「自己变得不美好了。」她说，自己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个结局。

如今，她的身体退回到一楼的一个小单间，包围着她的是四面淡蓝色的墙壁，上面挂着她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有她与各界名流的合影。那是她作为记者与作家所挣来的荣誉。这些成为了她在病床上漫长的岁月里，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临终助浴

在漫长的对抗后，老人无一例外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点。当那一天差不多被医院判定时，许多家属会选择预约临终助浴，让老人干干净净地离开。

聂积燕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肺癌晚期的老人。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两位女儿就为他预约了临终助浴。那是2020年10月份的一天，下午一点多钟，聂积燕走进了这家门，看到老人躺在床上，脸色黑里发青，眼睛瞪得很大，表情显得痛苦。他浑身还在颤抖着，鼻孔哼哈哼哈地喘不上来气，嘴里也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呻吟。聂积燕给老人测了各项生命指标，体温显示只有32摄氏度，心跳、脉搏也不太好。

「有可能洗澡的过程中，老人就离世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聂积燕问两位女儿。

原本态度坚定的女儿听了这个话，又开始重新商量，语气中透露着纠结。聊过一会儿后，她们的意见再次达成一致。「没事的。」其中一位女儿坦然地说，「早晚都得这样，医院也说过了，我们就想给他再洗个澡。」

双方谈好，聂积燕说，「人熟理不熟，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她按公司要求，拿出一份意外免责协议，让女儿在上面签了字。

一切准备好后，聂积燕和其他三名助浴师配合着，就要去床上抬老人。被子掀开后，聂积燕看到老人接近一米七五的个子，脂肪都被疾病和衰老消磨了，剩下一副枯瘦的骨架。等老人下了浴缸，身子完全浸湿后，他突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紧接着，他的喘气声变得轻松，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他的表情没那么痛苦了。浸泡了大约五分钟后，老人身上热乎乎的，显然比刚才有了更好的体温。

可等到聂积燕把头一洗好，突然，老人又提了一口气上来——那感觉像是被某种硬物卡住了嗓子眼，瞳孔也随之放大，眼睛一直瞪着，不会眨动了。聂积燕赶紧给老人测心率，发现数值一直往下掉。其中一位小护士慌张起来，不知道是接着往下洗，还是干脆停止。

洗澡水的热气还在狭小的空间里蒸腾。这时，二女儿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跺脚，焦急地喊着「爸爸，你怎么不说话，你急死我了」，又哭着责怪大姐，「我说不要洗，你非要洗。」大姐不知怎么回答，一会儿去摸一摸爸爸的脚，一会儿去抓他的手，不停摇晃身体，但老人没有一点反应。

聂积燕这一头，赶紧把心情平复下来，让团队成员加快速度，把老人的身体清洗一遍。擦干后，他们把老人抬回了床上，护士接着做起了心肺复苏。但没过两分钟，老人的瞳孔开始扩散，那口卡在嗓子眼的气息，顺着凸起的喉结蠕动，最后伴随着一种沉闷的敲钟声，咕咚一下从喉间落了下去。聂积燕说，那一瞬间，她感到老人像是内心什么东西解脱了一样，随后把眼睛闭了起来。她再去摸一摸老人的鼻子，彻底没有呼吸了。

看到这一幕，两位女儿的情绪也陷入崩溃，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我一辈子没有爸爸了。」聂积燕在一旁沉默。那也是她第一次遇到老人刚出浴缸就死亡的情况。尽管后来复盘，这不是团队任何一名成员的过错，但处在那个情景中，她还是难免自责，内心涌起一股极大的失落。

过了约莫大半个小时，两位女儿才接受父亲离世的现实。她们忍着悲痛，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寿衣，让聂积燕帮忙把老人穿上。聂积燕按照顺序，给老人穿好了大红色的外褂，蓝色的裤子、白色的袜子和黑色的鞋。

一切处理好后，聂积燕看到老人身上洗干净了，胡子刮了，指甲也修整齐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庄重和安慰。

毛毛细雨夜

等聂积燕抬着浴缸，从那一户人家走出来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外面的天色已经变黑了。

无数个白天和黑夜，聂积燕都在忙碌中接触着死亡。计算下来，她帮忙洗澡过的老人，每年大概会有20余名离开人世，有的是在浴缸旁边；有的是在洗澡过后两三天，家属打来电话；有的是在公司的每周例会上，经理用沉重的语气告知大家。

今年5月，也是在一次例会上，又一个噩耗从经理口中传出——河南中路531弄的曹翠莲离世了。而去年11月，我在翠莲家看到的那次洗澡，居然成了她人生最后一次洗澡。

那一次，胡金泉手里拿着毛巾，开门让助浴师进来。他谈起，第一次上门给翠莲洗澡的是一个日本人，那时候，这项服务刚进入上海，他在电视里看到，立马就给翠莲预约了。因此，他是接受上门助浴最早的一批客户，也是在日记本上记录「2019.1.17，首次上门沐浴服务，赞！赞！赞！！！」「2020.4.23，上门洗浴，好！爽。」这两条心情的老人。他还骄傲地谈起，翠莲已经洗过八次澡了，小聂学得快，已经不比日式服务差了。

翠莲在浴缸里听着我们聊天，面部表情皱成一团。刚开始，聂积燕还以为她哪里不舒服，但胡金泉清楚，那是妻子高兴时候的反应。洗完之后，翠莲心情激动，紧紧地握着聂积燕的手，还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洗浴之后，翠莲身体又不好了，感染了肺炎，浓痰总是哽在喉间，胡金泉给她买了吸痰器，但炎症还是下不去。去年十二月，翠莲住进了医院，元旦前夕才回家。元旦那天，正好是他们5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儿媳妇特地给翠莲买了一束花，是她喜欢的玫瑰和康乃馨。一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但在今年三月，也就是上海刚发生疫情的时候，翠莲的病情再一次恶化。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翠莲知道自己没有了生机，坚持回了家。到了5月11日这天，她发热到39度，临近生命终点。女儿因为封控过不来，只好打来一通视频电话，翠莲看着屏幕里的女儿，对着她招了招手。之后，胡金泉看到，一口气也从翠莲喉间落下去，她手上带着的智能手表随之显示，心率变成了一条直线。她离开了人世。

翠莲去世后，胡金泉心里一下子空了。「现在没了她了，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这个秋天，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对我说。

他提起十几年来的无数个夜晚，翠莲睡不着的时候，都会伸手摸一摸睡在旁边的他。他会对翠莲说，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之后，两个人的睡意都没有了。翠莲比出按遥控器的手势，胡金泉立马就理解了，把那台带DVD的老电视打开，让《大宅门》从任意一集开始播放——这部片子在他家播了十几年，因为翠莲理解力下降了，只能看懂这一部。

现在，《大宅门》也播累了，终于在他家停了下来。胡金泉谈起，翠莲走的那一个傍晚，上海下了一场毛毛雨，他不想让翠莲在雨夜里走，就跟殡仪馆联系，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再过来。

于是，在那个毛毛细雨夜，他陪着翠莲，在家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文中袁泊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