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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怀中：为什么我到90岁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王京雪)8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徐怀中:为什么我到90岁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报道。

“别人见面都称道,你90岁还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实际他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我到了90岁,才能写出这部书?”90岁的徐怀中是在病房里,得知长篇小说《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这位茅奖史上最年长的获奖作家,言及当时的感受“不胜感慨”,漫长的写作过程涌上心头。

1947年,18岁的徐怀中随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当时已参军两年的他,在一个乡里担任武工队队长,手下管着十几杆“枪”,多是掉队和受伤的战士。有大半年时间,他们从不敢在同一个地方过两晚。历经生死,许多战友的尸骨留在了大别山。

以这段“参加革命后,考验最严苛、冲击最大的战争经历”为素材,徐怀中创作了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作过程一波三折:1962年,他动笔写初稿,用正面全景式的纪实笔法,描写人民解放军的这次重大战略行动。写了20万字,“文革”来了,他将手稿付之一炬。粉碎“四人帮”后,他急忙从头写起,写了几万字,自觉索然无味,再度搁置。直到2014年,85岁的徐怀中又一次重写《牵风记》,耗时近5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仍以挺进大别山为背景,内容较之初稿却仅余书名相同的“三个人物一匹马”的故事。

回头来看,为写《牵风记》,徐怀中用了近60载光阴准备,他说自己后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写,对自己的写作生涯,他认为用两个字描述最准确——“挣扎”。

（小标题）被莫言称为“恩师”的军旅作家

2012年,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提到“我的恩师徐怀中”,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在其启发指导下,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中短篇小说。

徐怀中说这话讲得太夸张,自己谈不上有什么“启发与指导”,只能说莫言有幸适逢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才是莫言的“恩师”。

改革开放也是徐怀中自己的“恩师”。

他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写作,1956年,27岁,就已写出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为文坛瞩目。叶圣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论,称“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对他那创造境界的功夫和挥洒自如的笔墨,非常钦佩。”

上世纪60年代,徐怀中因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遭受批判,之后十几年,他心灰意冷,不愿写“没意思”的东西,几乎要放弃文学创作。

1979年,徐怀中接到命令,带领一个战地采访小组,前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那时,他大病初愈,身体虚弱,提着一大包中药丸子上的飞机。

采访归来,他拿出了新作《西线轶事》,这篇描写6个普通女电话兵和1个男步话机员战地经历的小说,以9万余读者选票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被誉为军旅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

徐怀中说,他是在写《西线轶事》时,才从长久的蛰伏中“醒过一点劲儿来”。“我说要写个女子电话班,编辑说电话兵不就是爬爬电线杆、架架线吗?有什么意思呢?大家还是希望我正面宣扬战争的胜利,但我内心想写的是另一些东西。”

如果说战场是一棵树的“树冠”,徐怀中更感兴趣的是战场外的“树根”,他想写出历史纵深感,体现战争在怎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

他认为英雄人物与普通人是自然统一的关系,英雄不是超人。并且,评功可以分一二三等,人的思想境界却未必适合这样区分。“许多战士牺牲了生命,但没有成为英雄,这并不说明他们不具备成为英雄的素质,只不过没有某种客观条件。”

1979年,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气候里——也只有在这样的气候里,徐怀中写出了想写的东西,站上了个人创作的新起点。

1984年,55岁的徐怀中接受任命,主持创办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他为此中断了创作。文学系草创之初,没有师资,没有教材,徐怀中遍访名师,一次次登门,把丁玲、刘白羽、汪曾祺、王蒙、吴组缃、李泽厚、任继愈等名家一个个请来。

文学系首期学员35人,莫言、李存葆(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钱钢(代表作《唐山大地震》)都在其中,作为系主任,徐怀中总是坐在课堂上跟他们一同听课,“我常说我是班上第36名学员。”徐怀中回忆,就是这种“旁听”,促成他文学观念的进一步觉醒,也为《牵风记》的写作做了准备。

“我觉得我的创作思想还需要解放,自己以前总觉得已经够解放了,但实际上受概念化、公式化影响很深,不自觉就会疏忽,要90岁了才彻底醒悟,我像蹚一条大河,我已经蹚过来了!我不管了!我就放开手脚做最后一击!”

（小标题）突破概念化束缚的“爬行者”

1985年,徐怀中被调往总政文化部,几年后出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他再次推延了重拾个人创作的计划,“但也还在写”。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展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系列电影《大决战》,徐怀中任艺术指导,亲自修改了全片剧本。

忙于工作和各种社会事务,徐怀中到2003年才真正有时间写长点的作品。上世纪60年代“抗美援越”期间,他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了4个多月,根据当时的日记,他写出了非虚构作品《底色》,2014年获得鲁迅文学奖,接下来的,就是去年写完的《牵风记》。

他是个写得太少,也写得太慢的作者。30万字的《底色》,徐怀中写了8年,十几万字的《牵风记》,他写了四五年。“所以我总说我是一个文学的爬行者,我就像动物,把爪深深插在泥土里,这么抓着往前爬。”

他说他写作的“坏毛病”,是每写一个自然段,都要先在心里背诵下来,觉得没问题了,才写下来。“写下来一看,简直不像话,又改来改去,不知道改多少次。”

夜里突然想到什么,无论几点,他都要爬起来在小本上记下,本子不在手边,就记到药盒上。“想到一两句话很得力,必须记下,不然就睡不着。”

他的身体自年轻时就不算健壮,后来更常受病痛侵扰。写《底色》和《牵风记》,状态好的时候,他上下午各能工作个把小时。

妻子于增湘一直在旁“监督”,“一会儿该休息了,一会儿该喝茶了,一会儿该吃水果了。”徐怀中笑着说,上世纪50年代,他在于增湘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此后,妻子始终是他的“第一读者”。

徐怀中写得慢,但并不赶,90岁的人了,“赶的话就把自己赶垮了,我就这么慢慢磨、慢慢写,即使只能写半拉子,那也是一部作品,我就是抱着这种必死的决心,要把这两部东西写出来。”

他是写作上的“爬行者”,这不止体现在对文字的精打细磨上。徐怀中曾说,他们这些作者就像蚯蚓,“从泥巴里面那一个小洞,弯弯曲曲地终于钻出去了,过去以后,身体还没有变形,仍是它自己,没有成为别人的传声筒。”

从成名作《我们播种爱情》起,甚至从处女作《地上的长虹》开始,徐怀中就以“爬行”的低姿态,义无反顾地爬上一条高峻险路。有评论者评价,徐怀中的创作在其所处年代不断在“越位”,他也因此不断被判“犯规”。

“我一面写一面竭尽全力挣扎,我不愿意就范,我知道这么写不行,但我也不愿完全屈服,我要找到一个路子。”他因在病中而略显干哑的声音爆发出一股力量,“我不甘心!我知道自己受了概念化等影响,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做了挣扎。”

他回忆1964年应杂志编辑约稿,为当时部队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写的小说《四月花泛》,讲一个战士春节回老家,身上背的全是帮战友带的东西,他一家一家去送,送完年假也休完了,又赶回部队。

“真有这样一个战士,我冰天雪地地跑去他在东北的部队,住在连队炊事班一段时间,又沿战士回家的路走了一趟,走到湖北浠水,一家家去探访。那些战士的母亲、妻子、未婚妻都让我很感动,最后写了一篇讲战士和他们妻子、未婚妻内心感情的小说。写的时候用了湖北方言,让湖北作家误会我是个湖北人。”徐怀中说,“写这篇文章是我的任务,但我写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小标题）追求回归人性底色的《牵风记》

每代作家都要直面各自时代的局限与挑战,有胆识、智慧和想象力的人,才有机会成为牵风弄潮者。徐怀中的可贵,在于他从未停止这种追求,直到今天,还在做新的探索。

1962年,徐怀中给手中的小说起名“牵风记”时,“牵风”指的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牵引了战略进攻之风”。56年后,等他完成这部作品,“牵风”又多了许多别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牵引古老的‘国风’”等等。

没从正面角度反映这场重要的战略行动,徐怀中尽可能淡化具体的战争场面,将笔触聚焦在两男一女和一匹老军马的命运上。

他笔下的人物,在今天看,仍令人惊讶——背着古琴、有洁癖,会用手帕包着钱交团费的女文化教员；留学日本学莎士比亚,兼修油画、人体艺术摄影的精英知识分子旅长；英勇忠诚,但一身“风流韵事”的警卫员；还有总尿床的壮烈牺牲的小战士；被逼上绝境,跳崖前投出手榴弹却忘拉引信的学生兵们……

有老战友说,青年作者这样写情有可原,你作为亲身经历战争的老作家写这样的作品,让人无法理解。也有老同志质问,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怎么会有警卫员曹水儿这种目无军纪的人?

“其实曹水儿这类人物,我太熟悉了。”徐怀中说,“战争是复杂的,我觉得读者想了解的,是战争背后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是要了解战争过程,他不如去看战史。小说的真谛是虚构,但你经历过,就不会虚构出没影的事情。”

他写那些在今天的很多读者眼中,仍属“越位”的人物,是为了凸显人性的纠结与光辉,其实徐怀中写作中的每次“越位”,都是为了回归人性的底色。

“讴歌革命及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并非只能走上公式化、概念化道路。”国内作家里,徐怀中最爱孙犁。他为孙犁写过的许多评语,人们都可以拿来评价他本人,“他不可能像别人那样去写战争,把主要人物拔高到理想化,让别人来陪衬这个所谓的英雄人物……他不会强迫你承认他写的这个人,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普普通通,甚至带着性格和思想上的缺点,但别忘了,就是这样众多的普通中国人揭竿而起,打败了日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