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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恶月”过成“端午”，就是中国人对困难最硬核的表达

每年的端午，都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节日。

粽子甜的还是咸的？

祭奠屈原还是伍子胥？

……

近两年最著名的问题莫过于：祝词是“端午快乐”还是“端午安康”？

祝你“快乐”可以说是所有节日的基本操作，新年快乐，国庆快乐，中秋快乐……但为什么偏偏在端午节的时候会出现“安康”二字呢？

前方高能，恶月来袭

要解这道题，或许我们应该从端午的原点说起。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

端午节的起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除了流传最广的屈原说，还有迎涛神说、龙的节日说、恶日说和夏至说，大抵这五种说法。

而流传最广泛的“屈原投江说”并非是端午的起源。包括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在内的众多资料显示：端午节民俗出现的时间比屈原早得多。

当我们再继续深入探究历史时，端午才显露了它真实的一角。在众多端午的说法中，不论是对神明的祈求，还是对时令的描述，都指向一个问题：农历五月是一个事件频发、灾祸交织的时期。

农历五月，开始入夏，阳光热辣，气温猛升，南方气候潮湿，细菌、蚊蝇滋生，衣物都容易霉烂，稻田亦易遭虫害。因此毒虫横行、食物容易腐败，导致疫病开始蔓延在生活中。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农历五月是“毒月”“恶月”，五日是“恶日”，五月五日这一天更被认为是“恶月恶日”。

东汉王充《论衡》中将五月“恶”的理解或归之于“太阳”、“盛阳”之恶。

《论衡⋅言毒篇》云：“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太阳火气，常为毒螫…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

对于入夏以后自然与生态所产生的各种巨大变化，当时的人们由于对自然的认识不足，第一反应是恐慌，于是便采取不嫁娶、不建房、不砌灶、不搬家、不造船等回避的办法。

接着就是恐慌的进一步扩散，历史上我们最熟知的跟端午相关的传说故事，大都跟“死亡”有关。

“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死伍子胥。并在五月五日这天，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投入大江。

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

在历史上，没能适应变化而面临危机的物种有很多，几乎每一个巨大的天灾都会带来一批生命的消亡，而区别在于，当这道考题摆在一个群体眼前时，除了共同的恐惧与逃避，人们必须开始学会如何化解，如何面对。

在“恶月恶日”的五月初五，人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应对变化的措施，用以祈福纳祥、压邪攘灾。这些习俗，凝结了中国人对于时间系统的认识，对生活经验的应用，最终得以穿越时间，跨越地域，又自然而然地渗透在生活之中。

一句“端午安康”，是在人人自危时刻最温暖的祝福。

驱邪祛毒，祈福神明

遵循所有文明发展的规律，最开始的时候，人们面对困难，想要寻求神明的庇护。

贴符射毒，蒙昧时期的祛毒法门

在科技和认知极其低下的古代，人们能做的不多，祛毒的方式只有两个：诅咒和恐吓。

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习惯了在夏至前后，做一些挂在门头的饰物来驱邪。具体的操作程序是：“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

在描摹古代风物的《燕京岁时记》里，记录下了人们端午时，前往市井买符驱毒的盛况：“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

杨树山画钟馗 《夜巡图》

江南一带五月朔日起，就要在厅堂内张贴天师符、韦陀镇妖图、钟馗捉鬼图等。这种古早驱毒法一直延续至今。

韦驼、张天师和钟馗，便是当时用于驱毒的三个主要的流量人物。

其中天师镇宅图中的蜘蛛、蜥蜴、蛇、蟾蜍、蜈蚣就是民间所谓的“五毒”。据说五月份是五毒开始活动的时间，它们会带来很多的疫病，必须要行动起来消灭它们。

所以古代中国人在端午节当天，还会用弓箭射击蝎子、蛇、蜥蜴、蟾蜍、蜈蚣五毒虫的画像，寓意驱邪避瘟。

除此之外，人们还会用红纸把“五毒”剪成剪纸，贴在门、窗、墙和炕上。有时候还会剪成装着五毒的葫芦图案，意思是葫芦已经把五毒都给镇住了。

驯化自然，为我所用

渐渐地，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发现，自然界中有一些草药和矿石竟然有着驱虫祛毒的效用。开始有人尝试利用它们来创造自己的“祛毒法宝”。

零星的只言片语、个人经验，开始不断堆叠，衍生出具体可靠的某种通用准则，在一再实践和应用中，成为了心照不宣的公共规则。

采菖蒲艾草，向自然借来力量保护身体

菖蒲为“天中五瑞”之首，因为生长的季节和外形被视为感“百阴之气”，叶片呈剑型，插在门口可以避邪。菖蒲后被称为“蒲剑”，可以斩千邪。

清代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有一段记载“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

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有关艾草可以驱邪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主要是它具备医药的功能而来。人们相信艾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鸡未鸣时， 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 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

采雄黄，凭智慧加工药物驱散虫毒

雄黄，是一种矿物质，也是一种常用的中药。如果说“是药三分毒”，那么雄黄应该有五分。时至今日，仍有人不当服用雄黄中毒，甚至丧命。但它对于驱虫杀毒却有奇效。

《本草纲目》里记载，少量服用雄黄可以泻内毒，外敷有杀菌镇痛的功效。自唐代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端午节都有饮雄黄酒的习俗。

根据《清嘉录》记载：“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饮之，谓之雄黄酒。”民间于此日将蒲根切细、晒于，拌上少许雄黄，浸白酒，亦有单独用雄黄浸酒者制成雄黄酒。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终将使我们更强大。

佩香囊，以巧思创造美物解决难题

人总是要走出家门的，插在家中的艾草并不能起到随时保护的作用，手拿一捆艾草出门，既不方便，又不美观。那该怎么办呢？

装有草药的香囊应运而生。

香囊又叫香袋、香包、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也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佩在胸前，香气扑鼻。

“端午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

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从纯天然的艾草菖蒲，到粗加工的雄黄酒，再到精致便携、拥有审美趣味的香囊。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将凶险的“恶月”过成了安康的“端午”。

众志成城，应对变化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慢慢明白：困难不会轻易消失，变化依然永恒存在。当我们应对困难的时候，不仅需要合适的工具和方法，更需要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和众志成城的信念。

用一条龙舟，连起多少雄心。

龙，是中国人的最重要的图腾。端午是龙图腾祭祀说这一观点由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提出，他在《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考证：

在距今至少有四五千年前，住在江南的吴越民族，由于受到水旱灾害和瘟疫虫害的威胁，便以有神力的“龙”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他们“断发文身”以“像龙子”，希望得到龙的保护。

在端午这天，他们会举行在水面上作竞渡祭龙神，这便是龙舟竞渡习俗的由来。多个人同时集中在同一个龙舟上，通过全体成员有节奏的通力合作来赢得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同舟共济 、人舟合一”是最高境界。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笃信“集体力量”的民族。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在几千年间，中国人靠着团结的力量，彼此支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用一个粽子，包容种种变化。

人们在端午节期间吃的粽子，是端午节最为核心的元素。每逢端午，南北方粽子的甜咸之争就会风起云涌。其实除了甜咸之别以外，粽子早已融入各个地方的饮食文化中。

在讲究饮食的中国人巧手经营之下，今天能看到的粽子，不论是造型还是内容，都有五花八门的变化。三角粽、枕头粽、菱粽、锥粽，小枣、五花肉、蛋黄、火腿，小龙虾……万物皆可“棕”。

中国人的山川湖海，中国人的厨房与爱，以包容的姿态，被两片粽叶紧紧包裹起来，成为千百年来，最受人欢迎的端午节食。

粽中纳百川，胸中有山河。

天道人事，自强不息

我们通过吃粽子，保存着那些奋不顾身，以身报国的英雄故事，我们通过赛龙舟，重温着和集体共同争取一个宏伟目标时的同心协力，我们通过雄黄酒、挂菖蒲，将我们总结的经验，应用于一次次危机的应对。

这是端午的力量，它是一支桨，我们不断借助这个特别的日子，得以重返那些我们倍感骄傲、自豪的事情，那些我们情不自禁就能脱口而出的家国天下、多难兴邦。

我们站在屈原、伍子胥的身侧，我们彼此照见勾连，当春天来临之前，共同忍耐最后一场雪。

中国民俗学者陈勤建先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

“端午节的灵魂就在于远古先民面对自然界中的不可避免的不利变化，不惧怕、不畏缩的大无畏精神，顺其自然、利用自然，团结一致、迎难而上、共度难关。

一个危机不会是永恒的，当然危机也不会消失。面对困难时，我们应当怎么办？古老的中国智慧中早已有了答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论是顺势还是逆势，不论环境是和平还是严峻，我们只有不断自强，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和困难，才能突出重围，走出困境。

最后引用几天前新闻联播中火爆全网的一段话：

“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再恶劣的环境，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原句有修改）

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