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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参评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作品“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系列报道公示

刘守仁：在“天边边”收获梦想

2021-07-19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王斯敏 王瑟 刘宇航 本报通讯员 吴存远

6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名誉院长刘守仁的名字出现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名单里。

此时，87岁的老人正病卧于新疆石河子一间医院病房内。11天前，他在病床上戴上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位人称“军垦细毛羊之父”的绵羊育种学家，迄今光荣在党59年，扎根边疆66年。

大学毕业，他在分配志愿书上写下“去最艰苦的地方，干最艰苦的工作”，提着两箱书奔赴边疆。他用毕生心血，使我国拥有了高品质细毛羊，结束了中国高档羊毛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也用伟岸人生，回答了一道关于轻与重、苦与甘、个人与国家、付出与收获的选择题。

“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克羊身上”

1955年11月，天山北麓，石河子紫泥泉种羊场。一辆大卡车裹着尘土缓缓停下，一位青年“蹭”地跳了下来。

单薄的身形，不高的个头，瘦长脸上一双闪亮的眼睛。这是21岁的刘守仁。几个月前，他从母校南京农学院出发，颠簸数十天到了乌鲁木齐，又执意从被分配任教的八一农学院调到这个深山牧场。

刘守仁大学报考畜牧专业，是因向往父亲友人描画的壮丽图景：“社会主义煤炭工业大发展，需要马车运输。一边是机器轰鸣，一边是万马奔腾”；毕业奔赴母亲眼里的“天边边”，耳畔响着的是父亲的勉励：“大城市有舒适的生活，但草多、牲畜多的边疆，才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

一切从国家需要出发，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尽快强起来！生于江苏靖江，从小亲历家乡沦陷之痛、被迫辍学三年的刘守仁，深知“国强方能民安”的道理。

辗转到达第三天，他被任命为技术员。

“当时种羊场只有哈萨克土种羊，毛粗色杂，只能用来做毛毡。而新中国毛纺工业正起步，急需细羊毛。”看着从苏联引进的几只阿尔泰细毛羊，刘守仁动了念头：能不能杂交改良，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克羊身上？

一场瞄准世界前沿的“长跑”开始了。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皮鞭学放羊，熟悉绵羊习性。哈萨克族牧民们惊奇地发现，曾被他们认定很快会被苦日子吓跑的“知识客”，竟变成了追着羊群漫山跑的“好把式”。不到6个月，他就出了师，单独放起有360只母羊的试验羊群。

没有实验室，他搜罗来大大小小的空瓶子做容器，自制各种简易工具。最基本的工作——数羊毛测品质，因为没有密度钳、烘箱和天平而成了难事。他自有“笨办法”：用竹片做成一平方厘米的格子扣在羊身上，剪下格子里的毛，拿小镊子一根一根数。每只羊至少得取样四处，每个小格子的羊毛都在5000~10000根，常常数得眼睛酸痛、泪水长流。

最大的考验莫过于接生羊羔。20天内，300多只母羊集中产羔，土棚子里成了血水、胎衣、羊粪的世界，腥膻恶臭。他给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给母羊喂水喂食，忙得脚不沾地。

为了让羊群吃得更好，他收集研究牧草170多种，还在天山深处跋涉7天，几次险些从冰达坂上跌落，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花牛沟草场……

几年下来，刘守仁调查整理了6万多个数据，理清了阿尔泰羊的五代谱系，做了数不清多少次杂交实验。

比起“细毛羊之父”，更愿意听人叫他“天山之子”

收获的季节到了。

1957年春日，第一只毛细如丝的杂交羊羔降生在紫泥泉。老牧工们记得，那一刻，刘技术员像看到了自己的尕娃娃，扑过去把羊羔子搂起来，捧到被窝里，用洗脸毛巾把羊身上的胎衣、血水细细擦干净。疼爱得了不得！

刘守仁既喜悦又清醒。根据国际经验，培育一个成熟新品种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果然，第一批杂交羊羔毛色变杂，出现“返祖”现象；第二批杂交羊羔近四成不幸夭折……一点点摸索，一关关攻克。1965年，杂交羊羔成活率提升至98%；1968年，细毛羊亮相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不久后，农垦部正式将其命名为“军垦细毛羊”。十多年冲刺，梦寐以求的新品种诞生了！

刘守仁很快有了新目标。这次，“要把国际顶级的澳洲美利奴羊的皮毛披在军垦细毛羊身上”。

又是15个春秋。1985年，中国美利奴羊（新疆军垦型）通过国家鉴定，达到国际优质毛纺原料水平。

就这样，刘守仁团队持续育得2个新品种、9个新品系，推广至全国25个省区市，创造经济效益50多亿元。

荣誉也纷至沓来。从全国科学大会受表彰，到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从全国人大代表，到中国工程院院士。边疆热土不曾忘记这位赤子砸下的每一滴汗珠。

而他最感念的，是那些平凡牧工们。

紫泥泉种羊场深处，立着一座石碑，上书“牧羊人陵园”。这是刘守仁出资竖立的。陵园内长眠着多位牧工，每逢清明节，他都会来这里坐一坐。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细毛羊的功臣。”刘守仁总是念叨着这样一串名字——

肖发祥，脑中装着一部牧羊百科全书，视羊如命。有重点种羊、病羊，刘守仁都放心交给他。

哈赛因，快乐的哈萨克族“天山通”。遇到羊羔病亡率高等烦心事，找他请教，总能得到朴实管用的答案。

…………

这些牧工教给刘守仁难忘的道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论干出多大事，在人民面前永远是个小学生。

刘守仁喜爱草原、松林，喜欢壮美的天山。比起“细毛羊之父”，他更愿意听人叫他“天山之子”。

“他的整个人和心，都‘种’在这里了。”现任紫泥泉种羊场场长的何其宏感慨。

像一面旗，在边疆凝聚起“现象级团队”

1989年，刘守仁调任新疆农垦科学院院长。上任之初，全院没有一个博士。想办法引才，却留不住。那就自己培养！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刘守仁开始在南京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带博士。

“为了让我们尽快打开科研视野，老师多方联络，送博士们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实验室学习，或与当地导师联合培养。”新疆农垦科学院副院长周平告诉记者。

2000年，从四川来院里工作两年后，周平被送往内蒙古大学旭日干院士处，在其带领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了6年。学成之际，何去何从？周平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到了刘守仁身边。“想想他对新疆的执着，再看看他对我们的一片苦心，怎可能不回来。”

刘守仁的执着，是一面高扬在学生们心中的旗帜。

早在1978年，浙江、南京便有高校力邀刘守仁去执教。常年在家乡居住的妻子、两个儿子喜不自胜。然而，他谢绝了：“一个科学家，离开事业就失去了价值。细毛羊在新疆，我就在新疆。”

在刘守仁的感召下，一个“现象级团队”出现了：十几位从大城市深造回来的博士凝聚在新疆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酝酿着新的突破。2016年，以刘守仁为首席科学家的省部共建绵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该院，更是给了这个团队无尽力量。

几乎每个人，都有深藏心底的感动故事。

甘尚权研究员记得，刘院士曾“得意”地对年轻人说：“光看羊尾巴，我就知道是哪只母羊的崽。”他要求大家都俯下身和羊接触，“光在实验室里搞分子、搞DNA，连羊都不认识，怎么行？”

王新华研究员任院长期间，刘守仁常督促他：你晚上来院里看了吗，咱们实验室的灯亮到几点？“同样的话，他在全院大会上也讲过，意思是提醒年轻人珍惜青春，在工作上多下功夫。而他自己，多少年一直这样做。”

今天，抱病的老人仍牵挂着他的羊。顺应国家发展需求，他们的团队一面继续攻关超细型细毛羊新品系，一面在多胎肉羊、肉用羊“新疆白”的选育上持续探索。

每次大家去探病，只要谈起羊，刘守仁脸上便焕发神采。石国庆研究员说，老师一定又想起了他总提起的那个梦：蓝天上、绿草间，一朵朵“白云”飘啊飘。那不是云，是我们的细毛羊，飘出一望无尽的美好希望，汇成最为动人的华彩乐章……

张廷芳、次旺俊美：他们的岁月，就像他们的爱情故事

2021-08-05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刘江伟 光明网记者 田媛 李伯玺

列车在天路上飞驰。翻过唐古拉山，海拔渐渐走低，一片茫茫的大草原迎面而来——进西藏了！

2020年9月，受央视《国家宝藏》节目组之邀，74岁的张廷芳重走当年的进藏路。看着车窗外熟悉而久违的风景，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她的眼中泛起泪花。

40多年前，张廷芳和次旺俊美来到西藏，并肩走过艰苦岁月，共同筹建西藏大学。他是首任校长，她做过副校长。而今，她的次旺俊美离开快六年了。

在车上，有人问张廷芳：“当初为啥不远万里赴藏？”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爱情！”

“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让张廷芳对西藏如此眷恋？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了她在北京的寓所。

眼前的张廷芳，满头华发，目光炯炯有神。聊起次旺俊美，她言语间透着深情：“大学时，次旺俊美个子高高的，普通话好，会唱歌，会跳舞，会弹扬琴，还会拉二胡。”

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汩汩而出。

1965年，北京姑娘张廷芳和西藏小伙次旺俊美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她在中文系，他在教育系。在学校宣传队，他们常常一起排演节目，去工厂和乡村演出，空闲时聊爱好、聊人生、聊理想，展望未来的生活。两个年轻人志趣相投，渐渐相恋。

美好的时光，在毕业时停住了脚步。次旺俊美是北师大招的第一个藏族本科生，一门心思回家当老师。张廷芳犯了难：跟着去西藏，还是留北京？她爱次旺俊美，想去西藏，“如果因为我，他没回西藏，他的藏文就荒废了”。

但，从北京到拉萨，远隔千山万水，光路上就要十几天。况且，母亲常年多病，弟弟尚未成年。她走了，家里怎么办？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张廷芳犹豫不定。她决定跟父亲深谈一次。

父亲是老党员，支持她去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到西藏实现理想。为此，他还做通了家人的工作。

1971年12月，在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张廷芳和次旺俊美举办了婚礼。在新婚的甜蜜中，他们边等毕业分配计划，边筹划即将到来的西藏之行。

结果却出乎意料——毕业分配方案中，压根没有西藏！

怎么办？西藏更需要他们，更适合次旺俊美。他们毫不迟疑，向学校递交了自愿去西藏的申请。

如愿以偿。1972年夏天，张廷芳夫妇终于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我不知道前面等我的是什么，但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张廷芳有股拗劲儿。

“西去列车这几个不能成眠的夜晚呵/我已经听了很久、看了很久、想了很久/我不能，我不能抑制我眼中的热泪啊/我怎能，怎能平息激跳的心头？！”20世纪6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曾激励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奔赴西北。此时，这首诗又陪伴他们进藏。

先坐火车到西宁，然后坐汽车沿青藏公路一路向西，他们走走停停半个月，才抵达拉萨。

布达拉宫近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让他们下来洗洗脸。张廷芳走出车门，顿时被震撼了：蓝的天，绿的树，白的羊，青的草，远处静默矗立的雪山，眼前湍流而过的溪水——西藏原来如此美丽！

“我们的生命已深深融入这所大学和她置身的土地”

在张廷芳北京的寓所中，摆着一幅他们初入藏时的照片——一间不大的房子里，装满了书，张廷芳夫妇围坐小书桌，认真地看书。看不出紧张和忙乱，只有两人时光的浪漫与静好。

“表面平静无事，内心江海翻滚。”张廷芳笑着对记者说。

那时，张廷芳夫妇被分配到西藏师范学校，她在汉语教研组，他在藏文教研组。教学条件极其简陋，教室和宿舍都是铁皮屋顶，低矮阴暗；晚上没有电，蜡烛也供应不上。生活的困难可以克服，但语言不通是大问题。

第一次上课，张廷芳就泄了气。学生们两眼直直地盯着她，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教得不好吗？她赶快求助教研组长。教研组长问了学生，回到教研室，哈哈大笑：“小张，你知道学生怎么说你？这个普姆（姑娘）说话真好听，像中央台广播员，可我们什么都不懂。”张廷芳痴痴站着，笑不出来。

次旺俊美鼓励她，用汉语讲课不能改，但可以用少量藏语辅助。他在张廷芳备课的生词表下面，逐个注上藏文。张廷芳上课时，连画图带比画，学生们才大概其明白。后来，为方便学生们学习，她和次旺俊美一同编了一套汉文、汉语拼音、藏文三对照的《汉语文》教材，很受师生喜欢，还流传到拉萨之外的地区。

有爱人的陪伴，艰难的日子有了很多生趣。张廷芳怀孕后，特别想吃水果。这可难坏了次旺俊美。他满大街地找，连一个水果摊都没有。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跑回来，满头大汗地说：“廷芳，我买到水果啦。”张廷芳看后，真是哭笑不得，三个核桃大小的青苹果，又苦又涩，根本没法吃。

1983年，中央决定以张廷芳夫妇所在的学校为基础，筹建西藏大学，次旺俊美被任命为筹备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这是青藏高原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筹备任务极其艰巨。

这可忙坏了次旺俊美。写请示、打报告、搞调研、找经费，忙得团团转。两人白天见不到面，便相互留条子：“我有事不要等我”“饭给你放锅里了，中午热了吃”……不到一年，次旺俊美瘦了20多斤，颧骨高高凸起，像两座小山丘。

1985年7月20日，西藏大学正式成立，西藏高等教育翻开崭新一页。次旺俊美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张廷芳担任语文系副主任。

回首在藏大的日日夜夜，张廷芳感触很深：“我们和西藏大学走过了创建、摸索、发展的岁月。经过半生建设，我们的生命已深深融入这所大学和她置身的土地。”

“我的爱人陪伴我成长，西藏成全了我的人生”

张廷芳和次旺俊美一直有个念想，等有时间了，一起出去转转，就他们两人，看看北京胡同，探访援藏战友……但是，工作一桩接着一桩，似乎没有尽头。

1992年，次旺俊美来到位于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担任院长，夫妻分居了六年。1998年，次旺俊美调回西藏，担任西藏社科院院长，张廷芳被任命为西藏大学副校长。2006年，他们同时退休。还没回过神儿，又一项重大任务找到了次旺俊美——我国启动西藏梵文贝叶经保护和研究工作，次旺俊美被任命为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次旺俊美一头扎进工作中。他带领7人课题组，踏遍西藏41个县的寺庙、遗址，不放过一片贝叶甚至残片。历时6年7个月，他们共整理出西藏贝叶经1000多函（种）、近6万叶，取得了8项阶段性成果。

2013年秋，贝叶经工作告一段落，次旺俊美和张廷芳松了口气，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谁料命运当头一棒——2014年年初，次旺俊美被确诊癌症晚期。不到八个月，他就离开了人世。

“次旺俊美就是为干事业而生的。作为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他始终牵挂着工作，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说到这里，张廷芳扭过头，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我当初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选择了次旺，选择了西藏。我的爱人陪伴我成长，西藏成全了我的人生。”采访结束，张廷芳拿出一本杂志，翻到折角处，那是次旺俊美发表的诗，就像他们的爱情故事——

“姑娘动人的羌协（即酒歌）引来白亮的圆月，/人们高举银杯扬起青稞酒的芳香，/祝福，憧憬，爱情……/生活的脉搏在雪山环抱的乡村跳荡。”

吴天一：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

2021-11-15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王琎 万玛加 刘宇航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

1958年，21岁的吴天一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带着一句誓言来到青海。此前，这位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志愿军战士，刚刚随部队医院撤离朝鲜。

“青海好，青海好，青海风吹石头跑……”那时的青海，正如歌谣中所唱，遍地荒漠，满目苍凉。

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面对肆虐的高原疾病，吴天一义无反顾走上新的“战场”。从此，他像胡杨树一样，把根深深扎在青藏高原，以碧血丹心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一年又一年过去，他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医学奇迹，填补了国际医学领域多项空白，成为我国高原医学的开拓者，被藏族群众誉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医生）”……

每当谈起自己的经历，这位塔吉克族院士总是说：“中国的高原医学搞得好，不是我吴天一有多了不起，而是高原人民了不起，青藏高原了不起。这里，是我科研事业的‘江河源’！”

“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离开这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建设者来到青南地区开垦。沉寂已久的高原，一时热闹起来。

一天，有位患者被紧急送到吴天一所在的医院。

吴天一清晰记得，这位患者是一名退伍军人，20多岁，四川口音。他呼吸困难，脸色发紫，大口大口白沫从口鼻中喷涌而出……医生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在朝鲜，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没把我打倒，在高原上得了这种怪病，看样子是挺不过去了！”患者离世前的这句话，刺痛了吴天一的心。

此后，这种要命的“怪病”接连出现。吴天一意识到，这不是寻常的肺炎、肺充血症，而是高原低氧环境中的特发性疾病。当时，国内关于高原医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吴天一暗下决心，要闯一闯这片“无人区”！

然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谈何容易。经验表明，只有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0％以上，才能准确掌握疾病的人群分布和患病因素。而在高原上，牧民的毡房动辄相隔几公里，调查之难可想而知。

“群体调查，一家也不能落！问题，可能就在这一家。”蹬上皮靴，戴上毡帽，跃上骏马，吴天一冒着冰雪风沙，向最高最远的地方奔去。

吴天一边治病、边调查，初到青海时学会的藏语派上了用场。走家串户间，他与藏族兄弟打成一片——饿了，吃点牧民们的青稞糌粑；渴了，借点烧不开的水喝；夜深人静时，他蜷缩在借宿的帐篷里，整理白天收集的资料。

这项调查持续多年，覆盖人群达10万。在系统摸底基础上，吴天一首先提出了“高原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等理论，钻研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高原病防治措施。

工作间隙，吴天一写了一篇介绍高原藏族人群的科普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没承想，这篇短文给他带来了意外收获。

“吴天一，你在美国的父母来电话找你了！”1981年的一天，吴天一刚从昆仑山西大滩考察归来，同事兴奋地告诉他。

原来，早在1948年，吴天一11岁时，就同远在美国的所有亲人失去了联系。30多年来，他独自生活、求学、参军、从医。

机缘巧合。大洋彼岸，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员的吴若兰，有一天翻看《光明日报》，“吴天一”的名字令她怦然心动：“这不是失散已久的哥哥吗？”

一番辗转联络，电话两端，无尽唏嘘。父母和妹妹向吴天一倾诉相思之苦，呼唤他来美国定居。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闻讯后，也向他伸出橄榄枝：“来美国吧，这里有你的家，有更好的科研条件！”

吴天一渴望团聚，但他放不下挚爱的事业，更放不下青藏高原和这里的人民。

“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离开这里！等攻克‘高原人类适应和高原病防治’的课题后，我再去看望你们！”在给父母的信中，吴天一写道。

这又是一次无悔的选择。次年，吴天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就得准备好为科学献身！”

“山就在那里，在风的背后，可以感觉到，只是还未看见。”作家阿来在《果洛的山与河》中，如是描述神秘的阿尼玛卿雪山。

这座位于黄河源头、昆仑山东端的大山，科考价值非同寻常。

1985年，在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吴天一，与日本信州大学高山医学专家酒井秋男，一起接受了国际高山医学协会的重大课题——组队联袂攀登阿尼玛卿雪山，对生活在海平面的民族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民族进行人体高原适应性的对照综合研究。

就在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之际，意外发生了。

一次赴海西州调研，途径橡皮山，坡陡弯急，吉普车不慎翻下山崖。幸亏附近做工的老乡及时赶到，才把满身是血的吴天一从扭曲的车里拖了出来。

经历这场事故，吴天一四根肋骨断了，肩胛骨断了，腓骨、胫骨也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就得准备好为科学献身！”吴天一坦然视之。106天后，他又奇迹般骑马出现在雪山脚下。

5年一晃而过。1990年，阿尼玛卿雪山医学考察进入“决战时刻”。

攀登从海拔2261米起步。吴天一率队前行，牦牛驮着X光线机、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沉重设备尾随其后。

海拔每升50米，队员们就要把仪器卸下来、安装好，测量心跳、脉率、呼吸、内分泌、细胞对氧气利用率等指标。

行至海拔5000米，牦牛“撂挑子”了，科研设备也频频出现“高原反应”。不久，日方有3人因严重缺氧被抬下山，6人呼吸困难。无奈之下，酒井秋男宣布，日方不再攀登。但吴天一没想过放弃。“人在高原，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他让大家戴上脉率仪，心率超过180就停步，降到160再进发。

历时45天，中方队员终于攀爬至5620米的特高海拔。用肩挑背扛上来的科研仪器，装配起一座高山实验室。

翌年，第四届世界高原病医学大会在日本举行，阿尼玛卿雪山医学考察成果在会上大放异彩。吴天一也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人因为高原反应倒下！”

20世纪末，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青海：“火车要开上青藏高原了！”

青藏铁路建设，是一项世界性难题：铁路将途经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要在海拔5010米的风火山上开凿长达1338米的隧道……高寒缺氧，筑路工人的健康保障成为“难中之难”。

刚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天一，被任命为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人因为高原反应倒下！”他许下诺言。

开工前，吴天一带着精心编写的《高原性疾病预防常识》和《青藏高原卫生健康保护手册》走遍每个工地，指导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施工中，他力主建起23个供氧站、25个高压舱站，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把抗缺氧药物装进每个工人的口袋。

铁路沿线的点点滴滴，吴天一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晚上睡得热乎乎的，跑出去上厕所，外面气温低，一旦感冒就很容易发生高原肺水肿。”在他的建议下，带暖气的卫生车在夜间与住宿车对接，既解决了工人起夜问题，也防止了环境污染。

2001年至2006年，青藏铁路施工期间，全线抢救高原肺水肿千余例，成功率达100％，14万劳动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死亡。国际高原医学权威韦斯特教授认为，这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常年穿行于高山、草地、冰川，吴天一数不清遭遇过多少回事故。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如今84岁的他，虽全身曾14处骨折，却步履稳健；虽经历两次耳膜穿孔、多次白内障手术，却耳聪目明。每年，他都坚持带队到“黄果树”（黄南、果洛、玉树）等地义诊。

今年6月底，吴天一由西宁启程前往北京，参加“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透过飞机舷窗，他深情凝望着这片扎根63年的土地——

昔日的荒山，早已变了模样；戈壁滩上，胡杨林蓬勃生长；一条条江河，在高原流淌，百折不回，奔向远方……

光明日报参评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参评作品“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系列报道公示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