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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严海建：中国公学的“成”与“败”

【编者按】中国公学是1905年日本取缔留学生事件后，由一群具有民族情怀、“义不受辱”的留日返国生自行创办的学校，到1936年前后最终消亡，历经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不同时期。其间不管是外在社会政治的环境，还是学校本身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晚清立宪派、革命派、民初的研究系、1927年前后的自由主义学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政治势力与学人群体在中国公学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歧而又纷呈的表现。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严海建认为，中国公学的历史集中反映了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的真实处境，通过对中国公学历史的考察，既能反映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若干共相，又可展现一个完全异样的大学个案。

借由新书《变动社会中的投入与疏离：中国公学的历史（1906-1936）》出版之机，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严海建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中国公学的创立及消亡、校长胡适、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等。以下为访谈正文。

严海建教授

澎湃新闻：您对中国公学研究的缘起是什么？为何选取这样一所在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学校作为研究对象？

严海建：这本书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公学作为我博士阶段的研究主题，这其中有各种机缘巧合。我是2007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逐步进入大学史研究的领域，偶然中也有必然。我从本科时即关注中国近代的学生运动和校园风潮，看了很多先行研究和资料后，开始逐渐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学校风潮与学生运动的勃兴是近代的特殊现象，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虽然学校风潮与学生运动有时不易截然划分，但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二是不同学校有着风格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生运动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亚文化的多元决定了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除了我们之前关注较多的具有政治意义且与世运有重要影响的学生运动以外，学界对于学校内部风潮的研究稍显薄弱。二是对于学校内部风潮的研究则要回归大学本身的整体研究。

至于为什么会选取中国公学这样一所学校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这所学校历史上风潮不断，从晚清到民国的各个时段几乎无时无风潮，真可谓起于风潮，亦亡于风潮，从事件史的角度可以做系列论文的探讨，但为什么一所学校会有如此频繁且肇因各异的风潮？有必要回归这所学校的整体历史和政治文化特质才能得到答案。另一方面是受到吕芳上和叶文心两位老师相关研究的提示，吕先生的《从学生运动与运动学生》一书，曾提到1921年中国公学校内驱逐校长风潮的本质，虽寥寥数语，并未详论，但我从注释列举的材料中获得不少线索和启发。博士阶段读叶文心老师的《疏离的学院》，其中有一节专论中国公学的历史，叶老师的眼光锐利，常常能在我们习见的材料中看到常人所不易把握的时代趋向，其关于近代中国大学多元而异质的政治文化的分析给了我很多启发。在此基础上，我尝试着梳理中国公学相关的史料，以此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写作。

《变动社会中的投入与疏离：中国公学的历史（1906-1936）》，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澎湃新闻：中国公学创立过程是怎样的？干事姚宏业投江自杀等特殊因素对其成立之初有何助力？

严海建：中国公学是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颁布的《取缔规则》而发起抗议集体罢课归国，在上海创立的新式学校。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该规程意在整顿不合格的公私学校，取缔品性不良的留日学生，提升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品质。但在中国留日学生看来，其中两条规定涉嫌限制自由，且伤害民族自尊，由此引发中国留日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并进行集体罢课，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退学归国风潮。

清末留日学生赴日的路线大多是从内地到上海，再由上海乘海轮东渡，尤其是四川、两湖地区的留日学生基本是循这条路线赴日的，由此上海成为留日学生群体流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取缔风潮发生，留日学生归国欲自办学堂以求自立，因含有对外性质，且意在破除省界，故名之为“中国公学”。各省学生既未返回原籍，也未在北京或其他通都大邑办学，之所以选择上海，一则是考虑到上海作为口岸城市商贸繁荣，可以争取到较多的办学资源；二则与上海在清末海外与中国内地的网络格局中的枢纽角色相关，上海因此成为人员、信息流通的落脚点、聚集地和转运枢纽。

中国公学之创立虽与时代需求若合符节，但在创立之初却少有人赞助，历经艰难困苦始得以保存。在向官绅商学各界求助均无结果的情况下，中国公学发起的全体学生只能转而求己，由学生捐款才得以开办。然中国公学虽勉强得以开办，但维持至为不易。如再无经费挹注，则临时租借之校舍亦将不保，初创之学校即面临瓦解之势。时负庶务之责的姚宏业因此忧愤不已，蹈黄浦江以殉中国公学，其绝命书缕述中国公学创立之意义及维持之困难，吁请各界赞助学校。姚宏业的尸身和遗书于1906年4月13日被发现之后，社会各界均受震动，于是赞助中国公学的人稍多，同志诸人受他深刻的刺激，振作精神，向各处奔走求助，由此学校得以维持。民族主义的强大驱动力是中国公学得以成立并在早期的困难境地中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姚宏业投水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震动，恰在于其将中国公学的成败与民族能力的优劣联系在一起。当时报刊呼吁捐助中国公学者，即提出，“谓公学不成，吾中国此后决无一可成之事。”姚宏业投水使濒于瓦解之困境的中国公学得以维持。当然中国公学后来得以维持与发展还是跟官绅的联合赞助密不可分。

澎湃新闻：中国公学是个怎样性质的学校？校董会在学校治理中有起到什么作用？

严海建：民国初年重建的中国公学系私立性质，故论者多以后来之眼光进行倒溯，认为中国公学是近代设立较早的私立大学之一。中国公学创校及其早期发展的历史过程颇为曲折，发起创校的学生、官方及地方绅商在不同时期均发挥过重要作用。晚清中国公学在治理结构与机制上经历过一个由自治到官办再到官派监督与董事会并存的演变过程，体制转变内在的驱动力则是学校经费来源的变化。晚清中国公学学生籍属不拘于一省，经费由各省官绅协力资助，学校既有负责筹款的董事会，又有官方聘请的监督，其性质很难以民国以后“国立”与“私立”的标准衡量。

中国公学之得以创立，既不是依靠官方的赞助，也非上海绅商的扶助，除郑孝胥的赞助以外，主要是靠学生自己垫款和募捐。这种创校模式使得学生在校内治理中具有主客的双重性，学生既是学校的创办者与管理者，同时又是受教育者，由此形成中国公学特有的自治传统。1907年4月，两江总督端方上奏学部请拨经费，饬江南财政局每月补助常款，同时照会郑孝胥为监督，从而改变了此前学校不设校长而由学生自治的体制。晚清中国公学的维持实际上依赖官方的补助与地方绅商的支持，故表现在校内治理的结构上既有官方聘请的监督，又有绅商名流和早期发起创校者组成的校董会。

晚清中国公学董事会的设立，主要目的是集合各界名流为学校争取资源，校董会并非真正意义上学校产权的法人，故而也不是唯一的权力来源。中国公学董事会一方面在形式上确立了董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角色，另一方面学校监督仍需呈请两江总督委派。个中原由还是跟中国公学经费来源构成有关系，到1909年实际为中国公学提供助款的省份增多，负责联络的校董对于学校发展获得更多的发言权，但因比较稳定的常费仍来自两江，故而江督对于学校监督的选聘仍具有决定权，由此形成董事会与江督的二元结构。

到1910年，由于新政改革对于中央与地方的税制重新划分，原属地方的税收多被收归中央，由此中国公学由各省协济的体制遂无法维持。本应筹商办法以调整补助方式，但很快辛亥革命爆发，进入民国后教育经费的配置方式又再次转轨，中国公学性质也由此改变。中国公学非一省官方或一人出资，事实上没有一个确定的校产所有人，进入民国以后转为私立，但与一般私立学校产权清晰的特征相比又有所区别，这一特征与此后中国公学的动荡和衰亡都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校董会在很多私立学校的设立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应景设施。私立大学大体而言自有其权力重心之所在，一般为创校者和实际出资人。中国公学是清末创立的新式学校，晚清时期中国公学的校产和常费大多来自官方赞助，与民国以后创立的私立学校不同，中公没有一个明确的类似校产所有者的法人和团体，到1927年校董会改组，经过胡适任内的经营，学校办学规模和品质不断提升，依靠学费收入即可维持，此时的校董会既不是校产的所有人，也不再提供学校常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公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其私立的特性与一般私校有很大的差异。校董对于学校都是“外人”和“过客”，构成校董会主体的中国公学早期校友并非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校董会和校内没有一个对校政有超然决定权的人物，1930年末倒马风潮（马君武）出现后，校董会的分裂导致其无法行使职权，校内没有一个拥有最高权威的大家长，两派僵持之下，最终将自主权拱手让人。

澎湃新闻：胡适既做过中国公学的学生又做过校长，他为中国公学做出了哪些贡献？

严海建：胡适做中国公学校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适系中国公学早期的毕业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公学校董会改组，早期毕业的较有声望的校友大量进入校董会，且多为胡适的旧日同学，这为胡适任校长创造了条件。但胡适出任校长并非出于自愿，主要是“旧同学”逼迫的结果。

1928年3月，中国公学发生驱逐校长的风潮，何鲁被迫下台，学校陷入无人负责的境地。胡适则是在1927年5月底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由于北方政治环境的恶化，胡适回国后未选择北返，而是留居沪上，拟专心写作，此外，受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1927年6月，中国公学校董会改组，胡适任中国公学董事。1928年4月26日，原中国公学教员王云五邀胡适吃饭，同席者有中国公学校董但懋辛、朱经农、刘秉麟、丁鷇音等人，均为胡适在中国公学就读时的师友同学，众人劝胡适任校长。为解决旷日持久的公学风潮，胡适暂允维持两个月。校董会诸人推举胡适为校长，当然是看重其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其实胡适并无实际的大学行政管理的经验，而且其兴趣也不在此。当然，胡适不愿出任中国公学校长职，还与中国公学之种种困难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学校的散漫风气以及经济上的困窘。胡适并不看好中国公学的发展前景，之所以允任校长，也是抱着过渡时期暂时维持的心态。

胡适在1928年6月，暂允维持两个月到期后，即向校董会提出辞职。校董会提出挽留，最终校董会聘杨亮功任副校长常驻校内负责日常校务，从而减轻了胡适自身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胡适同意继续维持。胡适在日记中提及就中国公学校长职的考虑，“套上这一箍，不知何日能解下。我所以不忍一丢就走的缘故有三：（1）熊锦帆、但怒刚、丁鷇音诸同学真热心办此事，我不忍丢了他们就走；（2）这个学堂当初确然于我个人的发展曾有大影响；我若不进中公，后来发展的方向当不同；（3）此时我行就职礼，可以表示一种态度，表示我不想北去。”此三条可见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的真实心态。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期多被认为是中国公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公学师资得以充实，学风得到改善，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充。中国公学学生认为“中国公学是中国较好的大学”，而且对中国公学的前景也非常期待，认为只要胡适多任几年校长，中国公学“升到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也是意中事”。胡适在这一时期所作《四十自述》和《校史》成为中国公学历史叙述最重要的文本，真可谓中国公学因胡适而闻名。无论是当场还是事后，关于中国公学的历史书写大部分都受到胡适的影响。

1930年5月，胡适辞职，由马君武继任。胡适1931年在给美国友人韦莲司的信中曾提到，“1928年秋初，我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当前政治问题的文章，这让我和执政党有了公开的冲突。1928年5月我就任中国公学校长，到1930年5月，马君武博士接任这个工作为止。”这封信是在辞职后一年写的，而且是给关系亲近的美国友人韦莲司，其言应该比较客观，可见胡适离职跟其与国民党的冲突有直接关系。当然北方政治环境的改善，胡适有意北返，故辞中公职而急于就北大职，也显现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权势差异。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就曾提到，对于中公的结局，“自愧当日但为自己设想，急于求去，而不曾为学校谋安全。”从胡适与中国公学的关系来看，胡适是中国公学难得的校长人选，但中国公学对胡适从来都不具有优先性。

胡适

澎湃新闻：中国公学为何风潮频发？您如何评价中国公学这些“爱搞事”的学生？

严海建：从中国公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其与社会政治变动之关系非常紧密。中国公学创立之初即有学生自治的传统，其得以维持又与官绅的赞助密切相关。中公学生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晚清时即积极参加革命，故而在民初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嘉许。中国公学在民国初年逐渐成为研究系的事业，1927年以后又成为自由学人的重要舞台，后来一度又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控制。中公学生胡颂平就曾特别指出，“母校原是留日革命党人创办的，但以后的历任校长，除了胡校长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外，差不多都有政党的背景。校内的风潮，也都多少与政治有关。”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公学或隐或显的影响，实则反映了近代中国大学校园的政治化倾向。

当时政治势力渗入教育界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投入与疏离之间，学校主体性实则已严重销蚀。1919年，中公校友集议复校事宜时，校董熊希龄特别提议，“此次董事拟以在教育界或实业界握有势力，确能扶助公学者当之，并以超然派人物无偏无党，勿染近日政治之臭味者最为适宜，校友会各代表闻言，亦深表同情，现已决议照行。”熊希龄希望以教育界或实业界的有力人士担任董事，而不希望政治色彩太过浓厚，实则是希望学校回归其教育机关的本位，脱离政潮，但结果恢复后的中国公学仍然成为研究系一党的事业，可见理想与现实差距之大。

在经历了胡适掌校的自由办学时代后，中国公学迅速地滑入校园党派斗争的漩涡。政治势力渗入校园必然带来校园生活的政治化，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积极推行党化教育，极力推动私立学校人事的党化，其中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倒马风潮”后实际掌控中国公学。与此同时，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在上海恢复组织活动，极力在大学发展势力，吸收大量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及外围团体，中国公学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中国公学的校园生态高度政治化，校内派系分立，风潮不断。

从中国公学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次风潮来看，除晚清时发生的新旧公学风潮属于学生自发的风潮外，其后的历次风潮都有外部势力的介入，学生虽在前台，但并不能完全自主，校内风潮大多是借学生表达其他各种幕后势力的利益诉求，学生群体的所谓权势在校内风潮中纯属虚幻，学生不但不能主导校内的风潮，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被操控的角色。学生基本没有主体地位，这在风潮的解决与善后上特别能得到体现，风潮过后各利益主体通过斗争各有胜负，而甚少有人在意学生之得失。从学生的基本角色和其利益来看，其安心读书的环境和获得优良教育的机会才是符合学生本位利益的，而在各种风潮中恰恰牺牲的是学生的学业，学生在风潮中往往一无所获，大多是其他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博弈的牺牲品，这不仅是学生本身的悲剧，同样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全能化的背景下教育扰攘不安的悲剧。

澎湃新闻：中国公学与其他在上海的私立大学相比较，最大的特别之处是什么？为何同期的复旦大学等存续了下来？

严海建：民国时期不同的私立大学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除了前面讲到晚清创办的私立大学与民国以后创办的私立大学之间的差别，复旦与中公同为晚清创立的学校，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两校的发展趋向逐渐分途。中国公学生源多来自外省，在晚清由于可以获得各省的协济，故学生来源的多样于学校发展并无妨碍，而进入民国以后，对于依赖上海商业社会发展的私立学校而言，与本地社会的疏离，则会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据叶文心的研究，在上海的大学呈现出一个等级差异的格局。从生源来看，圣约翰的学生大多来自上层精英的家庭，复旦的学生多来自上海的中产阶级，所以在学费收入和校友资源两方面对学校的发展有较好的支持。而中国公学的学生则多来自外省且家境一般，所以中国公学的学生欠费问题比较严重，且很多外省学生均为在校教职员担保入学。与同为私立学校的复旦相比，中国公学与上海地方社会关系较为疏离，得不到上海地方社会的支持，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中公的校董基本由校友构成，与上海本地工商业社会没有关联，而复旦的校董会中不乏实力的商人与资本家，便于争取捐助，与中公以地契抵押借款增建校舍不同，复旦新建校舍的建设经费大一部分来自校董的捐助。

当然，中国公学的政治化与学生的来源也有很大关系。中国公学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寒家庭，据1930年《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刊》所载的一份调查，该校社会科学院学生家庭出身的统计，出生工人家庭的有67%，农民和知识者家庭的各占13%，商人家庭的7%。中国公学学生大部分来自下层的工农家庭。近代以来，随着物质的兴起，贫寒子弟由于生存的压力，就学大多追求速成，以便改善生活境遇。出身贫寒的青年学生相对激进的心态，使其难以安心求学，而且多具有波希米亚风格的反抗精神和对高远理想的献身精神，与圣约翰及交通大学等精英大学优雅的布尔乔亚的风格适成对照。边缘知识青年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找到了自身价值实现的途径，通过将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使其自身从不值一文的白丁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这也是中国公学这样的私立大学校内容易脱序、难有重心、风潮不断的原因之一。

中国公学十年校庆纪念会

澎湃新闻：中国公学因何衰亡？后来为何一直未能复校？

严海建：中国公学衰亡最致命的因素是校舍被毁，因校舍被毁，故失去办学的基本物质条件，不得不争取政府支持以复校，但国民政府对于办学成绩并不突出且校园风潮不断的私立大学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其衰亡也就不可避免。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向闸北等地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抗战由此爆发。2月3日，日海军舰队开炮袭击吴淞炮台，准备在吴淞口登陆，受到十九路军的反击，由此在吴淞地区成为中日之间激战的战场。从2月7日开始，日军调集飞机10多架对吴淞镇轮番轰炸，这一地区的商店、工厂、学校遭受严重损失，中国公学的主要建筑基本被炸毁。

“一·二八”事变中，学校校舍的被毁对于中国公学这样的私立学校的打击是致命的。中国公学在晚清得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得以建成完备的校舍，在当时的上海属于办学的硬件设施较好的学校。校舍被毁使得本就经费不足的中国公学雪上加霜，马君武在任时为扩建校园借正大银行之款项还未清还，而校舍毁坏，据估算，以毁损情形之轻重，设计修葺，或拆除、或改建，估计工料已需十三万八千余元。姑不论重建，即租赁校舍对于劫后的中国公学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校舍被毁是中国公学衰亡的一大潜因，其办学条件进一步恶化，使得本就属于勉力维持的中国公学隙漏毕现。

至1936年1月，中国公学仅剩文、法两院的文学、法律和经济专业的部分学生，教育部令办至现有学生毕业为止。如不招生，旧有学生几近全部毕业，学校就空余一块招牌。鉴于公学之命运已至决定阶段，不复兴即停办，1936年8月13日，吴铁城约校董谈话，商讨中国公学复兴问题，讨论结果，上条陈于校董会，推于右任、邵力子、胡适之、吴铁城及蔡元培五人为筹款委员会，请中央拨款十万元，各省市政府合助十万元。

当时很多人对于中公复兴的前途并不乐观，如校友穆济波就认为，“中公虽为一与革命历史实有密切关系之学校，然其过去之成绩，不过一普通之私立大学，与上海大学，东吴大学等。中公校舍虽不继续存在，犹之上海大学其精神固永远存在，复与不复殊无何等轻重于其间，此种心理在社会中异常普遍。且近时风习正趋向于极端限制私立大学之产生，取缔合并，国立省立犹不免，若贸然恢复一时认为空乏无用又易启纠纷之私立大学，实为事实所不许。”校董刘秉麟对于复校也持悲观态度，认为“以目前情形而言，不仅黄君所希望之具体办法无从说起，即复兴之初步，亦谈何容易！……经济方面之筹划，渺若云天，人力方面之供给，亦苦不足。以今日设备完美、经费充裕之各学校而言，尚有办学不易之感。故办教育，实一苦事，复兴中公，更是苦中之苦。”刘秉麟更指出，学校沦为政争之工具，风潮不断，“头脑之牺牲于此中而无代价者，诚不知多少，中公校誉，亦受其累。”1937年7月21日，胡适在与上海市长吴铁城谈中国公学事，“力劝他设法使这个害人的学校关门。”

在经历了此前复兴努力的种种失败后，中国公学校友开始意识到，学校复兴最重要的是重建校舍，而重建校舍需要大笔经费，靠各种捐助绝无可能，故只能争取国民政府的支持，为此中公极力向政府靠近，以争取国民政府的好感。经于右任等人的多方争取，1937年8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案，“拨助复兴中国公学基金十万元，先行恢复中学。”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以“该校兴发历史，确有足资纪念之处，且上海创设规模宏大办理完全置中学，尚有需要，允准拨助经费十万元，限定恢复中学。”国民政府同意恢复中国公学，跟校友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校友会屡述学校与国民党革命历史的渊源，从而使得保存中国公学具有相当的纪念价值，但其价值似仅止于纪念价值，其作为教育机关并无特殊的意义，故而只限定恢复中学。然而，在该校同学听闻中公复兴有望，筹备庆祝之际，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不但复兴之事搁置，而自1931年以后之设备又毁于炮火。命运多舛的中国公学这最后一次机会又被侵华日军毁灭。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特别注意研究对象与时代的勾连，在您看来，中国公学30余年的历史展现了怎样的时代风貌？

严海建：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外患频仍的时期，为应对危机，国家对于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控制与动员不断地深入，而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社会群体与个人救时救世的主动性亦日益突显。新式学校和现代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即卷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之中，与此过程同时展开的是教育的现代转型，而这两个过程相互之间实际存在着不小的张力，表现在现代大学与时代趋向的互动关系上，即一种投入与疏离的两难。一方面，随着科举废止，政学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逐渐成为主流，大学在自觉的层面多追求对政治的疏离和超越；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家权力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大学的渗透和控制，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此时代趋向之下，大学欲保持独立而不可得，实则除了“迫不得已”的被动卷入，身处大学的新知识人对于政治变革、社会改造、文化启蒙的角色与功能的认同，又使得大学卷入社会政治的时流之中带有一种“有意为之”的主动。

大致而言，近代中国大学可以分为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类，不同类型大学的经费来源、治理体制和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国立大学办学经费由政府拨付，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命，与政府之关系最紧密；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经费主要由校董会筹集，校长由校董会聘任，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教会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外国教会的捐助，在1927年以前，校长基本是聘任外国人担任，此后，则大多改为华人校长，但作为出资人和校产所有者的教会仍有相当的权势，故而教会大学的自主性更强。当然，具体到每个大学的情况也各有差异，不可全以上述类别涵盖其个性与特质。

中国公学自晚清创立到1936年前后最终消亡，历经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不同时期，其间不管是外在社会政治的环境，还是学校本身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晚清立宪派、革命派、民初的研究系、1927年前后的自由主义学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政治势力与学人群体在中国公学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歧而又纷呈的表现。通过对中国公学历史的考察，既能反映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若干共相，又可展现一个完全异样的大学个案。大体而言，中国公学的历史集中反映了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的真实处境，一方面存在着对于国人自办大学的理想期许，另一方面则是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弱势及其在现实中的困境。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之所以无法确立坚实之基础，其症结在于经费上的困难，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近代中国实业的不发达，私立大学无法从社会汲取到足够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与国家权力扩张的大趋势有关，私人法团不能充分伸张其势力。1927年国民党建政之后，在加强对私立大学政治控制的同时因经济负担又无力包办，由此造成私立大学一方面无法摆脱经济上的困窘局面，另一方面独立性亦大受侵害，私立大学办理不佳而又长期存在。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