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对口支援的起源与作用

作者：王禹澔（中国对口支援与合作学会会长）

作为在我国政治生态环境中萌芽和发展起来的一项独特的政策模式，“对口支援与合作”充分发挥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彰显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

“对口支援”（Counterpart support）即结对支援，全称“对口支援与合作机制”，是指经济发达或实力较强的一方对经济不发达或实力较弱的一方实施援助的一种政策性行为。主要类型有：财政性、医疗性、教育性等三种。其中“财政性”对口支援利用经济及财政方面形式，集聚人力、财力、物力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治理、支援和帮扶民族聚居区、边疆地区、农村和贫困地区、重大工程项目涉及地区、重大自然灾害受灾区、革命老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和衰落地区，以实现这些地区的人民脱贫致富，主要涉及教育、医疗、经济、生活（如住房保障）、工业、农业、人才管理、文化交流、公共服务、政治方面（如挂职干部交流）等社会领域。“财政性对口支援”依据以上分类，又分为“边疆与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如援疆、援藏等，主要任务是加强中央对边疆与民族聚居地区的全方位综合治理）、“重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对口支援”（如对口支援1998年特大洪水、2008年5.12汶川地震和2010年4.14玉树地震灾区等，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央政府加快完成重大自然灾害灾后各方面恢复重建并加快灾区脱贫致富）、“重大工程对口支援”（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主要任务是通过转移安置移民等加快实施重大工程任务的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口支援（协作）”（如东北三省四市与东部三省四市对口合作、苏浙沪各市与皖北各市对口合作等，主要任务是利用欠发达地区参考和学习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并与经济发达地区合作交流，以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革命老区对口支援（协作）”（如北京与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对口合作庆阳、长治、吉安等革命老区，主要任务是利用发达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快推动革命老区产业发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如东部(京、津、沪、辽、鲁、苏、浙、闽、粤)九个省市帮扶贵州和青海全境及四川、甘肃、云南等省藏区、京沪粤帮扶云南、津鲁闽帮扶甘肃、鲁粤浙帮扶四川、京粤帮扶内蒙古、闽宁协作、鲁渝协作、粤桂协作、苏陕协作、京琼协作、京津冀协作等，主要任务是利用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帮扶和支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既促进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协调发展，又促进对贫困、薄弱和农村地区的治理以实现“反贫困”，促进农村和贫困地区居民利用产业发家致富，打响“脱贫攻坚战”）等六种。“财政性对口支援”任务一般由国务院办公厅或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直接公布。

“医疗性对口支援”主要针对东西部医院与医疗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及应对一些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2003年的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和2020年到2023年的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如30个省份重点支援武汉市137家医院，其中19个省份利用“一省包一市”的医疗手段火速驰援湖北省除武汉市的16个地级行政区的各大医院参与救治），其任务主要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

“教育性对口支援”主要针对教育方面，如中小学校间甚至实力较强的高校对实力较弱的高校参与帮扶、交流任务，有效促进各地教育力量均衡发展，如2009年的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等，其任务主要由国家教育部公布。

“对口支援”是促进区域、行业乃至部门间开展合作与交流的有效形式，通常泛指国家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为支持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采取不同区域、行业之间结对形成支援关系，使双方区位或行业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我国对口支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萌芽，60年代初首次出现。1979年，由著名学者乌兰夫(1906-1988)等人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并通过中央52号文件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着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对口支援的内涵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发展成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即财政性对口支援、医疗性对口支援、教育性对口支援。

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横向资源转移和区域合作机制，对口支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将对口支援政策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全过程，划分为探索与孕育(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提出与起步(1978～1998年)、巩固与提高(1998～2008年)、扩大与持续(2008年以来)四个阶段。

【一、对口支援灾区政策的探索与孕育(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

对口支援，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军队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支援与帮扶。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严密封锁，导致当地粮食、生产原材料供应被切断，工厂相继停工，出现大量的失业和饥饿。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新解放区在展开群众性生产自救运动、节约度荒的同时，得到了老解放区的支援和帮助。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对地方、地方对地方的支援与帮扶作为一项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同时，对灾区和欠发达地区“一帮一”的方法也在城乡之间、厂社之间、灾区与非灾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之间得到初步应用。例如，1953年9月，华北区农业丰收遭受了涝灾，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及其他灾害。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区人民紧张动员起来，积极支援灾区战胜灾害。1955年，湖南省非灾地区农民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支援洞庭湖灾区农民的春耕。在此期间，灾害发生后各省份之间跨地域的支援开始出现。例如，1956年9月，河北省的生产救灾得到了北京、天津两市以及武汉、西安、包头、大同等外地许多支援。1960年，山东省遭受严重灾荒，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和上海市五省一市节约粮食大力支援灾区，并调运大批罐头食品、药品以及鞋袜、棉花、棉布等大批物资；江西、福建等省还以负责干部为首成立了支援山东省灾区生产救灾的专门机构。1950年-1978年，东部的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包括海南)、江西、安徽、山东、河北等省市利用针对国防军事情形下中国“南濒美国，北靠苏联”的政治夹击形势，中国政府由苏联参与企划，通过“三线工程建设”，利用资金、技术、人才等社会方面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建设对口支援四川(包括重庆)、贵州、云南、广西、青海、甘肃、宁夏、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及新疆、西藏等处于二线、三线地区，特别是“三线工程”的重点地区。此外，经济发达地区的知识青年在1950-1980年代参与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支援边疆、民族和中西部地区以及东部欠发达地区的任务也属于此种形式。

总的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虽然中央和地方都未明确提出“对口支援”的概念，军队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在灾害发生后或发现贫困及欠发达地区后的支援活动也不具有明确的“一对一”结对支援性质，但这些对灾区或贫困及欠发达地区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相互支援和帮扶活动却在很多地区存在。同时，灾害发生后或面对贫困和欠发达地区的相互支援和帮扶也开始突破以往局限于相邻地区或省内较小地域范围而扩展至全国不同省份和地区之间。这为“对口支援与合作”政策的正式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与起步(1978～1996年)】

(一)对口支援政策的正式提出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省内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对口支援灾区的办法开始出现，并作为一项经验被正式提出来。

1976年7月28日3时43分，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以西的渤海海域发生8.0级地震，震源位于海底以下18公里。此次地震波及北京、天津2市和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山西、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10多个省份，并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海啸(巨浪最高高达365米)，造成48万人死亡(其中有超过32万人死亡，16万人失踪)，102万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亿人（主要分布于河北、辽宁、山东、北京、天津等沿海省市），3000多万人无家可归，房屋倒塌超过14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3亿元人民币。由于地震震波向西可辐射对渤海西岸的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带对这些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因此这场地震又被称为“唐山大地震”（学名“旅顺-唐山大地震”，简称“旅唐大地震”）。

1976年旅唐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停止国际援助的残酷形势下，首次在全国制定了“对口支援”政策。主要包括：北京市支援河北省唐山地区（汛口地区，包括除青龙县外秦皇岛市所有区县和唐山市）、天津市支援河北省沧县地区（沧州市）、河南省郑州市支援河北省廊坊地区（廊坊市）、湖北省武汉市支援河北省承德地区（包括承德市和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河北省石家庄市省际支援河北省保定地区（市）、福建省厦门市支援河北省衡水地区（市）、浙江省宁波市支援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市）、上海市支援辽宁省旅大地区（大连市）、辽宁省沈阳市省际支援辽宁省锦州地区（包括除建昌县外葫芦岛市所有区县和锦州市）、吉林省长春市支援辽宁省营口地区（包括营口市和盘锦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支援辽宁省丹东地区（包括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和丹东市）、安徽省合肥市支援辽宁省鞍山地区（包括除岫岩满族自治县外鞍山市所有区县）、福建省福州市支援辽宁省昭乌达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四川省成都市支援辽宁省朝阳地区（市）、四川省重庆市（今重庆市）支援辽宁省阜新地区（市）、广东省广州市支援山东省烟台地区（包括烟台市和威海市）、山东省济南市省内支援山东省东营地区（市）、江苏省南京市支援山东省青岛地区（市）、湖南省长沙市支援山东省滨州地区（市）、浙江省杭州市支援山东省临沂地区（包括临沂市和日照市）、江西省南昌市支援山东省潍坊地区（市）、江苏省苏州市支援江苏省连云港地区（市）和江苏省无锡市支援江苏省徐州地区（市）等。通过全国各大经济发达城市的对口支援，旅唐大地震所涉及的大连、烟台、唐山、秦皇岛等地震灾区实现了灾后生产、生活方面的社会性恢复重建，同时也促进了地震严重受灾区人民脱贫致富，更好、更快地实现了灾区人民的小康生活。

1978年是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年之一。在此次抗旱过程中，对口支援作为湖北省的抗旱新经验被正式提出并通过《人民日报》在全国进行宣传。湖北是当年受旱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划分黄冈、孝感等6个抗旱战区，省委组织武汉、黄石等大型厂矿企业对口进行支援。同时，武汉市负责对口支援黄冈地区，全力以赴地支援浠水、新洲、黄冈等八县抗旱斗争。1978年11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版写道：“在抗旱中，湖北省创造了城乡结合、厂社挂钩、对口支援的新经验，把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力量，更好地动员起来，进一步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加强了对抗旱的支援。”

对口支援河北唐山、辽宁旅顺-大连等地震灾区和湖北对口支援抗旱经验的提出，标志着“对口支援与合作”政策的正式提出，并作为先进做法和经验在全国进行宣传推广。随后，灾害发生后不同地区之间或经济发达地区对贫困、边疆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在全国各地逐步得以推广应用。同时，不同行业或企业之间的包干对口支援，也成为对口支援灾区政策的新的重要形式。例如，1981年8月发生的水灾，使汉中地区57个轻纺企业遭受重灾，占企业总数的20%。为了加速恢复生产的进度，整个轻纺工业系统广泛开展了无灾帮有灾、轻灾帮重灾的活动，把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企业组织起来，开展同行业包干和对口支援。在1979年6月1日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由著名学者乌兰夫(1906-1988)等人召开的中央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口支援”政策，确定了东部经济发达的10个省市对口支援5个自治区和5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云南、贵州、青海、甘肃、四川)的具体方案，为对口支援灾区和欠发达地区(包括贫困、边疆地区)政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主要包括：北京支援内蒙古，天津支援甘肃，河北、辽宁、广东支援贵州，山东、福建支援青海，江苏支援广西和新疆，上海支援云南和宁夏，浙江支援四川，全国支援西藏等。

总的来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虽然对口支援灾区政策得以正式提出，并作为一项富有特色的重要经验开始在全国进行推广和应用，但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对口支援灾区无论在规模、内容还是周期上都还处于雏形。在规模上，主要局限于比较小的地域范围内，通常是在一省范围内展开。在内容上，主要是支援地区(行业、企业)对受援地区(行业、企业)，轻灾区(行业、企业)对重灾区(行业、企业)提供各种人、财、物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社会支持。在周期上，主要是在灾害发生后比较短的期限内，时间通常都不太长，属于短时间内的临时应急措施。

【(二)纵向对口支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1991年江淮地区特大洪灾为标志，我国开始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启用中央部委对灾区的纵向对口支援政策。同时，非灾区对灾区的横向对口支援也在很多省份全面开展。

1991年夏，我国淮河、长江支流滁河、洞庭湖的澧水和安徽的水阳江都发生了特大洪水。太湖水位超过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截至6月底，全国有18个省市区遭受洪涝灾害，受灾耕地面积达1.3亿亩，倒塌房屋65万间，各项经济损失总和达160亿元。11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全国今冬明春灾区群众生活安排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认真组织落实好对口支援灾区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在技术、信息、项目安排等方面支援灾区，增强灾区的经济实力和内部“造血”功能，提高灾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1月29日，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计委召开会议，部署有关部门对口支援安徽灾区。轻工业部、国家科委、化工部、农业部等有关部委以及纺织、冶金、机电、交通、建材、商业、医药、石化、烟草、银行等行业、企业支援安徽灾区工作开始全面开展。1992年5月4日至5日，国家32个部委、部门参加的第二次对口支援安徽灾区会议召开，落实一批对口支援资金和项目。“这些支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安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极为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央部委对灾区的纵向对口支援政策大规模启动的同时，各地非灾区、轻灾区和有关企业单位对重灾区的横向对口支援也在实践中不断应用和推广。例如，1996年，湖南发生特大暴雨洪水，是湖南省超历史纪录的洪涝灾害。在抗洪抢险中，湖南省组织非灾区、轻灾区和有关企业单位开展对口支援，帮助重灾区渡过难关。湖南省确定了6个地市和2个企业对口支援受重灾的6个县和2个农场；省级各部办委局组织12个工作组，从财力物力方面定向支援12个重灾县，并分工负责派干部下乡，帮助这些地方尽快恢复生产，搞好抗灾补损。

【三、对口支援政策的巩固与提高(1996～2008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1996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1998年特大洪灾为标志，我国“对口支援与合作”政策进入巩固与提高阶段。民政、教育、卫生等系统全面采取对口支援灾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办法，在继续实施传统的中央部委对灾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纵向对口支援政策的同时，开始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启用非灾区、轻灾区和经济发达省份对重灾区和经济欠发达(包括边疆、民族和贫困地区)省份的横向对口支援，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央部委对灾区、边疆地区、民族聚居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纵向对口支援与非灾区、轻灾区、经济发达地区和有关企业、单位对重灾区的横向对口支援有机结合的纵横交错对口支援格局。

(一)对灾区的横向对口支援政策：1998年洪灾

1998年6月中旬以来，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嫩江、松花江也在8月出现了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峰。全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省(区)受灾最重。特大洪灾发生后，民政系统、教育系统、卫生系统采取对口支援灾区的办法，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动非灾区、轻灾区省份对重灾区省份进行横向对口支援。为解决灾区群众的御寒衣被问题，民政部分别于8月25日和8月31日发出了关于京、津、辽、鲁、冀5省(市)募集衣被对口支援方案和关于各地捐赠物资调拨及募集衣被对口支援意见的紧急通知。教育部确定了北京等11省市与受灾严重的内蒙古等7省区之间的对口援助关系，要求已确定的援助省(市)在重点援助对口省(区)的同时援助其他受灾省(区、市)，各省(区、市)教育系统自主开展教育系统对未列入对口受援的重庆等受灾省(区、市)教育的对口援助活动，受灾的省(区、市)的非灾区、轻灾区在本省(区、市)的范围内积极开展教育对口援助活动，各省(区、市)教育系统募集到的物资可直接运送到对口援助省(区)的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安排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浙江、天津、河北、山西等8省、市对受灾省份进行卫生对口支援。在国家层面横向对口支援持续推进的同时，很多省(市、区)也组织开展了省(市、区)范围内非灾区、轻灾区和有关单位对重灾区的对口支援活动。例如，吉林省直147个部门和省军区、长春市、吉林市等地区，按照省里统一安排，筹措资金，帮助对口村镇建设灾民住房。吉林省军区筹资一百多万元，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为受灾严重的镇赉县坦途镇建成了一座多功能配套的“长城新村”。长春市帮建的“长春新村”，“春城新村”，交通厅帮建的“那林新村”等相继竣工，1/3的灾民在入冬之前住进了新的砖瓦房。到了1999年10月末，受灾最重的白城地区，各级政府共投入建房资金22.7亿元，建成新村240个，共建房756万平方米，灾民基本上都住进了新房。

在完成1998年特大洪灾对口支援任务后，上级机关、有关企业单位对灾区的纵向对口支援与非灾区、轻灾区对重灾区的横向对口支援有机结合的对口支援格局继续得到巩固和提高，并在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不断得以延续。例如，2003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安徽沿淮9市24个县大量民房倒塌。在应对此次洪涝灾害的过程中，安徽省直155个单位对口援助江淮灾区155个重点乡镇，一直包干到村到户。

(二)对口支援灾区政策的制度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政部门开始探索实施跨省对口支援和本省对口支援开展捐助活动的办法，在大中城市开展经常性捐助活动支援灾区、贫困地区，提高对口支援捐助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199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拟定了“关于在大中城市开展经常性捐助活动支援灾区、贫困地区的意见”，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以募捐衣被为主要内容的“扶贫济困送温暖捐助活动”，按照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动员城市居民自愿捐赠闲置不用的衣被、物品等，就近、定向送给灾区、贫困地区生活困难的群众。捐助活动采取跨省对口支援和本省对口支援的办法，由民政部门牵头组织管理，有关部门积极配合。

199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特急件转发了《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在大中城市开展经常性捐助活动支援灾区、贫困地区的意见》，明确要求把开展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200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开展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意见》，强调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口支援所需的铁路运输费用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随后，参考沿海发达地区对口帮扶中西部10省(区)进行扶贫开发的方案，民政部确立云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建5个省，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深圳、青岛、大连、宁波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支援中西部10省(区)的省际援助方案。各省内部也结合实际确定了地区间的对口援助方案。

在对口支援灾区方面的过程中，对口支援与合作任务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发展，也泛化到针对贫困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开发的重点领域，这里我们以“东西部扶贫协作”为例。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孕育并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完善。

1990年，海南省从广东省脱离独立建省后，国务院办公厅为加快和巩固海南经济特区的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为促进海南经济特区下辖的贫困地区更好、更快脱贫致富，决定由北京市直接参与对口帮扶海南省并实施任务，并由上海市、广东省提供给北京市的资金支持。这便是“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的开始。

1992年，对口支援机制首次应用于重大工程建设方面。为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工作，199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三峡工程库区和周边地区移民工作对口支援的通知》（国办发〔1992〕14号），动员和部署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关于深入开展对口支援三峡工程库区和周边地区移民工作意见的报告》（国办发〔1994〕58号），国务院要求有关省（区、市）根据“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各方支援、共同发展”的原则，支持在库区合作兴办项目、技术交流、信息交流、市场拓展、劳务输出、经营管理、人才培训、产品开发等，帮助库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从1992年开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武汉）、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等27个省（区、市）和沈阳、大连、济南、青岛、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泉州、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汕头等18个大中城市分别与三峡工程途径的重庆市31个区县、湖北省宜昌市14个区县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8个区县共53个区县建立了“一对一”的结对支援和扶贫协作关系，举全国之力支援三峡库区和周边地区发展。

199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初步提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为发达的省，都要对口帮助西部的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

1996年2月15日，中央政府为了“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同年3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扶贫协作要求和任务，确定了东部9个发达省市与西部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湖北、湖南、吉林3省民族聚居地区的对口帮扶关系：北京市帮扶内蒙古自治区（若干地区）、海南省和云南省（若干地区）；天津市帮扶甘肃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若干地区）；上海市帮扶云南省（大部分地区）；辽宁省帮扶青海省，其中沈阳市帮扶贵州省贵阳市、大连市帮扶贵州省六盘水地区(市)；山东省帮扶四川省涪陵地区、万州地区和黔江地区（1997年起与四川省地级重庆市合并为新的重庆直辖市），其中济南市帮扶贵州省铜仁地区(市)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青岛市帮扶贵州省安顺地区(市)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江苏省帮扶陕西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若干地区）；浙江省帮扶四川省（若干地区），其中杭州市帮扶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宁波市帮扶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福建省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其中厦门市帮扶贵州省遵义地区(市)和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东省帮扶内蒙古自治区（若干地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中广州市帮扶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云南省昭通市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深圳市帮扶贵州省毕节地区(市)、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全国帮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这里指的是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9个发达省市和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川、重庆、陕西等12个中西部省市共21个省市也参与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主要有以上21个省市共同参与)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有除重庆、四川、陕西外以上18个省市共同参与)的任务。

随着全国援疆、援藏任务的不断扩展，自1996年到2008年，东部9个发达省市重点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自治区。其中北京市支援新疆乌鲁木齐市、和田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1师、第12师、第14师（昆玉市）及西藏拉萨市；天津市支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铁门关市）及西藏昌都地区(市)昌都市和察雅、芒康、左贡、江达、贡觉等6个县市；辽宁省支援新疆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7师（胡杨河市）、第8师（石河子市）、第9师（白杨市）、第10师（北屯市）及西藏阿里地区噶尔、日土、札达、普兰4县；上海市支援新疆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图木舒克市）及西藏日喀则地区(市)；江苏省支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市及西藏山南地区(市)；浙江省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师（阿拉尔市）及西藏那曲地区(市)；福建省支援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6师（五家渠市）及西藏阿里地区革吉、改则、措勤3县；山东省支援新疆哈密地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星市）及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丁青、八宿、边坝、洛隆5县；广东省支援新疆吐鲁番地区(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双河市）及西藏林芝地区(市)。

除了经常性的社会捐助活动外，对口支援也成为我国抢险救灾和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的全国性疫情防控工作就使用了“对口支援”机制。随着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我国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机制、法制)为基本框架的应急管理体系稳步推进，对口支援也被写入国务院的文件。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强调：“健全社会捐助和对口支援等社会动员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灾害应急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

【四、对口支援灾区政策的扩大与持续(2008年以来)】

进入21世纪后，对口支援灾区政策进入扩大与延续阶段。在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对口支援灾区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再次被紧急启用，在规模、内容、机制、投入和时间上都有了新的飞跃。2009年发生甲型H1N1流感后我国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对口支援灾区政策已由自然灾害领域拓展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对口支援再次被列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整体部署的重要措施。

(一)对口支援灾区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再启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任务十分艰巨。地震发生后，中央决定举全国之力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对口支援机制。

5月20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实施对口支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6省民政厅分别对口支援四川的受灾州市。22日，民政部再发《关于对口支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区的紧急通知》，调整和扩大了支援力度，要求各省民政部门分别对口支援四川21个重灾县及甘肃、陕西灾区。紧急通知规定，目前阶段对口支援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受灾群众的临时住所、解决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协助灾区恢复重建、协助灾区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经济合作、技术指导等。

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明确提出“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27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明确提出：“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6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强调要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组织有关省市对口支援灾区加快灾后恢复重建。6月8日起施行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将对口支援纳入法制化轨道。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明确东部和中部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含深圳市)、重庆等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甘肃、陕西省的38个县(市、区)（其中四川省18个，陕西省10个，甘肃省10个），未纳入对口支援但参与对口协作的受灾县(市、区)由所在省人民政府组织本省范围内的对口支援。此外，原本没有对口支援任务的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5个省区(下图表格中的深灰色字体)和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海口等22个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下图表格中的浅灰色字体)也主动请缨，参与支援四川省其他27个较重受灾县(市、区)。对口支援期限按3年安排，东部和中部19个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6月13日，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指出，灾区群众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帮助灾区群众及早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生产，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和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对口支援政策从灾区泛化到贫困地区和经济需要地区

关于2008年汶川地震灾区的对口支援与合作模式，也应用于东西部对口支援与扶贫协作方面。

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问题作为突出、贫困人口最多、脱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省份，在全国对口支援任务中与新疆、西藏及包括青海全省、甘肃、四川和云南的部分涉藏地区齐名。2008年，贵州省全省9个市(自治州)除贵阳市5个老城区以外的所有区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2008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引发《关于开展对口支援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由东部9个经济发达的省(直辖市)对口支援贵州省包括贵阳市在内的9个市(自治州)。其中北京市支援贵阳市，天津市支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辽宁省支援六盘水市，上海市支援遵义市，江苏省支援铜仁地区(市)，浙江省支援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建省支援毕节地区(市)，山东省支援安顺市，广东省支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这意味着对口帮扶贵州的工作从“城际帮扶(支援)”转变为“省际帮扶(支援)”。

除此之外，包括整个青海省和甘肃、四川、云南三省涉藏地区的“四省藏区”，也是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也是被国家定位的“跨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仅次于新疆、西藏的“内地边缘民族政治敏感地区”。针对此现状，2010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对口支援青海省及川云甘等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东部9个发达省市除对口支援西藏任务外，还要求东部9个省市对口支援青海及四川、云南、甘肃等藏区的任务。其中北京市支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天津市支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辽宁省支援青海省西宁市，上海市支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江苏省支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浙江省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福建省支援青海省格尔木市，山东省支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广东省支援青海省海东地区(市)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2010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全国对口支援新疆、西藏工作会议指出：“新疆、西藏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随着中央新疆、西藏工作会议日益临近，中央新一轮促进新疆、西藏稳定与发展的决策部署也趋于清晰。针对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民族问题与政治局势，根据最新出台的对口支援新疆、西藏计划，中央将采取2008年“5·12”特大地震灾后的灾区重建模式对新疆、西藏进行扶持。借鉴此模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下辖的所有区县，将获得来自19个省市的对口支援，并要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和重庆等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各省市需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援助新疆、西藏的有效机制，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且要下大力气帮助新疆、西藏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问题，同时支持新疆、西藏相关特色产业的发展。提高新疆、西藏自身的“造血”功能。

2010年春季，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直辖市、自治区）遭遇特大旱灾。根据气象专家预测，干旱一直持缤到5月份。为帮助重灾地区抗旱，2010年3月28日，国家防总紧急部署12个省市水利部门对口帮扶云南、贵州、广西等重旱区。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市对口帮扶云南，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四省市对口帮扶贵州，广东、福建、湖北、安徽四省对口帮扶广西。

2010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东西部对口支援与扶贫协作总体方案》，要求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见2010年全国对口援疆、援藏)。在东部9个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贵州省9个市州(见2008年对口援黔)和青海省9个市州，以及四川、云南、甘肃三省藏族聚居的自治州、县(见2010年对口支援四省藏区)外，还要加强东部除辽宁省外8个发达省市和济南、青岛、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深圳8个城市所承担的东西部对口协作任务，并取消天津市和江苏省对口帮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资格。具体为：北京市帮扶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赤峰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河北省张家口市、保定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云南省昆明市、丽江市、保山市、曲靖市、玉溪市、普洱市、临沧市；天津市帮扶甘肃省（不含临夏回族自治州、陇南市、定西市）、河北省承德市；上海市帮扶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江苏省帮扶陕西省；浙江省帮扶四川省（不含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隶属于藏区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现由浙江省支援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杭州市帮扶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宁波市帮扶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福建省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州市帮扶甘肃省定西市，厦门市帮扶临夏回族自治州；山东省帮扶重庆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济南市帮扶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青岛市帮扶甘肃省陇南市；广东省帮扶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广州市帮扶云南省昭通市，深圳市帮扶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2016年，国务院在宁夏银川举行全国脱贫攻坚工作座谈会，确定东西部对口支援与扶贫协作变更关系：新增北京市与广东省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惠州、肇庆7市共8个城市联合帮扶云南省昭通市，新增上海市与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3市共4个城市联合帮扶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原由福建省福州市帮扶的甘肃省定西市连同陇南市一起由山东省帮扶，对口帮扶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任务改由福建省直接参与。此外，北京市和天津市还一起承担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任务。原本帮扶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浙江省宁波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浙江省杭州市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山东省济南市也取消了对口帮扶任务，改由山东省对口帮扶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浙江省对口帮扶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同时取消济南、青岛、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深圳8个城市与贫困地区的对口帮扶关系，改为由9个东部发达省市的省际对口支援与帮扶协作框架下开展。由此，对口帮扶任务也由“城际帮扶”完全升级为“省际帮扶”。

利用汶川地震灾后援建模式的对口支援与合作任务同样也应用于重大工程方面，以及革命老区产业协作与振兴东北的对口合作任务。

2014年，涉及陕西、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六省（市）人民的用水安全与移民问题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此前，为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数千万人的移民安全。2013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制定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对口协作工作方案》，明确北京市对口协作河南、湖北两省，共16个县市区。其中，河南省6个县市，南阳市的淅川县（渠首所在地）、西峡县、内乡县、邓州市等4个，洛阳市的栾川县，三门峡市的卢氏县；湖北省10个县市区，十堰市的张湾区、茅箭区、郧阳区、丹江口市（水库大坝所在地）、郧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神农架林区和襄阳市老河口市。天津市则明确要求对口协作陕西省安康、商洛、汉中、宝鸡、西安等5个地级市31个县市，以及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重庆市城口县和四川省达州市万源市等库区。

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GDP常年下滑、经济衰落、工业产业贬值等问题。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由江苏省对口合作辽宁省，浙江省对口合作吉林省，广东省对口合作黑龙江省，北京市对口合作辽宁省沈阳市，上海市对口合作辽宁省大连市，天津市对口合作吉林省长春市，广东省深圳市对口合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由此，对口支援与合作机制也首次应用于经济衰落地区。

2020年，为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建立发达省市与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机制，深化区域合作协作，以推动革命老区可持续发展。该方案承继自2012年《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各项规定，明确由北京市与天津市对口合作甘肃省庆阳市，与上海市对口合作山西省长治市，与江苏省南京市对口合作湖南省张家界市，与江苏省无锡市对口合作陕西省延安市，与浙江省杭州市对口合作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福建省厦门市对口合作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与广东省广州市对口合作江西省吉安市，与广东省深圳市对口合作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由辽宁省沈阳市与广东省深圳市对口合作江西省赣州市，大连市与浙江省宁波市对口合作湖北省黄冈市；由上海市与江苏省南京市对口合作安徽省六安市，与江苏省苏州市对口合作福建省三明市，与山东省济南市对口合作山东省临沂市，与广东省珠海市对口合作贵州省遵义市；由江苏省苏州市与福建省厦门市对口合作河南省信阳市，无锡市与浙江省宁波市对口合作浙江省丽水市；由浙江省金华市与山东省青岛市对口合作四川省巴中市；由福建省福州市与广东省广州市对口合作福建省龙岩市；由山东省济南市与广东省深圳市对口合作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青岛市与广东省佛山市对口合作湖南省郴州市；由广东省广州市与深圳市对口合作广东省梅州市，由深圳市与东莞市对口合作广东省汕尾市。

(三)从自然灾害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甲型H1N1流感防控

2009年3月，墨西哥、美国等国家发生甲型H1N1流感疫情。到了2009年下半年，我国甲流患者骤增，聚集性疫情明显增多，重症与危重病例持续增加，死亡病例不断出现，甲流感病毒已成为我国流感的主要流行株，医疗救治任务十分艰巨。为统筹东西部地区医疗救治资源，2009年11月13日，卫生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甲型H1N1流感医疗救治工作的通知》，决定建立东部9个省市与中西部各个省市的甲流医疗救治省际对口支援机制，并明确由北京市支援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天津市支援河北省；辽宁省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上海市支援黑龙江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省支援陕西省、甘肃省；浙江省支援吉林省、贵州省、青海省；福建省支援山西省、湖北省；山东省支援安徽省、湖南省；广东省支援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与海南省。对口支援的形式为技术支持，重点是重症与危重病例医疗救治技术指导。

甲流医疗救治省际对口支援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口支援政策的覆盖领域首次从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救助领域拓展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领域。《通知》还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组织制定本辖区不同地区间、大型综合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间、医疗机构不同专业间的对口支援办法。”为此，各省(区、市)制定了市际间对口支援制度。例如，《江苏省甲型H1N1流感医疗救治对口支援方案》明确：南京市对口支援扬州市、镇江市，徐州市对口支援连云港市、宿迁市，苏州市对口支援无锡市、常州市、泰州市，南通市对口支援淮安市、盐城市，依托省级甲流医疗救治专家组所在地开展市际间对口支援。同时，各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本辖区内不同地区间、大型综合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间(三级支援二级、二级支援一级、乡镇支援村级)、医疗机构不同专业间的对口支援方案，明确对口支援形式和内容，实施分级分类救治。

(四)对口支援灾区政策的巩固与强化：从汶川地震到新冠疫情的“类脱贫行动”

自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以来，作为救灾常态机制创造出不少非常可贵的经验，对口支援被经常性地用于应对各种重大灾害，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资源统筹措施。2010年4月14日，我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7.1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口支援这项使汶川地震灾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举国支援机制，再次导入玉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

5月1日，中央领导在青海玉树考察抗震救灾工作时强调：“玉树灾后恢复重建的对口支援主要是建筑施工。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省市、支援藏区的对口省市、周边省区以及中央企业，要组织有高原施工经验和能力的建筑施工力量支持玉树恢复重建工作。”5月2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强调：“东部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青海藏区工作要优先在玉树灾区启动实施”，“原有东西扶贫协作支援省要重点做好支持玉树灾区工作”，“青海省要组织省内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灾区建设”。在青海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上，北京、辽宁以及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被确定为对口支援玉树灾后重建的单位。在确定对口支援关系后，支援方组织相关机构，统筹资金安排、支援任务和人员配备，与受援方一起全面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例如，按照国家青海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整体部署，北京市负责玉树县结古镇、隆宝镇及结古镇新寨村的恢复重建。2010年6月4日，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市委书记刘淇任该领导小组组长，市长郭金龙任常务副组长。7月5日，北京市新成立“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及新疆和田指挥部、青海玉树指挥部、西藏拉萨指挥部三个前方指挥部。

此外，在针对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如北京大学支援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支援青海大学、复旦大学支援云南大学等的对口支援）、东西部地区医院合作，以及省内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高校、企事业单位与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对口支援”均占有主流地位。

2020年，湖北省武汉市等地多次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疫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在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指挥下，全国19个省份集中优势资源，利用“一省包一市”的医疗合作，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这是对口支援模式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其中，天津市支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河北省支援神农架林区，山西省支援仙桃市、潜江市和天门市，内蒙古自治区和浙江省支援荆门市，辽宁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援襄阳市，黑龙江省和重庆市支援孝感市，江苏省支援黄石市，福建省支援宜昌市，江西省支援随州市，山东省和湖南省支援黄冈市，广东省和海南省支援荆州市，贵州省支援鄂州市，云南省支援咸宁市。此外，北京、吉林、上海、安徽、河南、四川、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11个省市也集聚所有医疗力量与其他省市一起承担了对口支援武汉市137家重点医院和方舱医院的物资分配和医疗救治任务。截至3月25日24时，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地区已实现连续21日无新增确诊病例。这充分显示出“以省包市”对口支援机制下汇聚起来的强大合力。全国人民再一次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和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2021年4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东西部对口支援与脱贫协作总体方案》，确定北京市帮扶内蒙古自治区和云南省昆明、丽江、普洱（以及玉溪、曲靖、保山、临沧、昭通）等8个地级市，天津市帮扶甘肃省（不含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及陇南市和定西市）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上海市帮扶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8个自治州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江苏省帮扶陕西省和青海省，浙江省帮扶四川省（不含成都、眉山、资阳、内江、自贡、遂宁、德阳等地级市），福建省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山东省帮扶重庆市和甘肃省定西市、陇南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广东省帮扶贵州省（不含贵阳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在这里，原本帮扶贵州省六盘水市的辽宁省取消参与对口帮扶，海南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以及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和保定市取消接受对口帮扶，改由省内发达城市结对帮扶。而在2016年《东西部对口支援与扶贫协作》中确定在辽宁省与广东省对口支援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的财政条件下，由江苏省南京市和无锡市利用45%资金支援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2021年，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改由江苏省南京市和无锡市全面对口帮扶。

(五)对口支援任务的启示

对口支援对于发展中国家以政治机制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具有特定的启发意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之一是发展不均衡。不少国家的传统解决方案是依赖市场机制，试图通过自由市场驱动生产要素的流动带动后发展地区，结果却使得落后地区收入和购买能力水平愈加降低，资本供给和需求长期不足，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和投资收益率，往往导致低收入和低消费，从而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Nurkse，1953），因此，自由市场中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贫困地区难以吸引外来资本投资，从而难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然而，对口支援的政治机制可以集中力量进行资源对口再配置，启动和激发落后地区生产力发展机制，创造生产力发展基础和机会，对发展中国家打破局部“贫困循环”怪圈，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意义。

与此同时，对口支援对于国家之间的援助具有启发意义。统计表明，起源于二战后的国家间援助，给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带来的减贫贡献极为有限，并且国家间援助的支援方往往带有除减贫外诸如政治等其他援助动机（世界银行，1990）。中国以对口支援为鲜明特色的反贫困实践，解决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群体的绝对贫困问题，给不同国家间援助行动带来重要启示：一是援助应该以提升受援地区和群体的发展能力为终极目标，实际表现在为受援方兴建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以提升地区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条件，赋予贫困群体更多的经济机会而不是简单生活救济，从而提升援助的效能。二是支援机制的成功运行，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帮扶。中国对口支援的成功关键，在于选派“支援队伍”的全程在场，事实表明，离开了援派干部机制和人的因素，援助资源只能被机械地消耗殆尽甚至被少数精英侵吞。而只有在援助物质资源的同时，派驻各类人才，对于落后地区的人们进行技术、经验和制度创新的帮扶传授，提升受援方的管理与发展能力，才能够系统提升援助的有效性，从根本上使受援国走向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