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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野梨树》的成就与局限

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野梨树》用冷静又疏离的视角，带领观众见证生活的粗砺与冰冷。但是，影片并没有让锡南与父亲在一番挣扎之后彻底失陷于空无，而是让他们以“野梨树”自嘲，在不适、孤独、畸形的人生境况中获得自我救赎

《野梨树》由努里·比格·锡兰执导，岛吾·德米尔考、穆拉特·杰姆吉尔等主演，讲述了作家锡南为了新书出版返乡筹钱，不料在家乡等着他的，竟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大笔债务的故事，于2018年5月在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首映，2019年6月在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

《野梨树》的场景主要有三个：锡南祖父及外祖父母居住的乡村，锡南父母居住的小镇，作为旅游及港口城市的恰纳卡莱（锡南读大学及考教师资格的地方）。这三个空间，在工业发展水平上勾勒了现代化进程的正向曲线，但在文化和情感上就暧昧和驳杂得多。此外，影片中还有土耳其东部和西部的空间划分。对于大多数土耳其人来说，东部贫瘠、荒凉，是地理上的苦寒之地，可能也是现代化的蛮荒地带。

影片主人公锡南的痛苦与尴尬在于，不可能在小镇成就自我，也不可能在乡村或东部书写壮丽诗篇，但是，在大城市又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立锥之地。因此，锡南作为一个小镇青年，在大学毕业之后陷入一种空前的失落与虚无之中。这种失落与虚无，和现实处境的严峻有关（教师岗位过度饱和），可能也和他的迷茫与偏激有关。遇到高中的女同学哈蒂斯时，锡南口无遮拦地说，在这里生活只能看着自己一天天腐烂，并断言自己是一定要离开这里的。可是，锡南又缺乏清晰的自我定位与规划，对于自己的写作水平也没有一种理性的评判。锡南活得有些盲目，愤世嫉俗，挣扎于沉沦与莽撞之中。

但是，影片并非单纯地描写一位小镇青年找工作的艰辛之旅，而是表现一位自我定位模糊、自我认识浑沌的青年，如何在雾霭沉沉的人生之旅摸索前行的心路历程。本来，锡南可以在小镇上随便找一份工作混日子，也可以发奋图强，一举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甚至可以在乡村养羊，但这不是他憧憬的生活。至于理想生活到底应该怎样，锡南可能不清楚，但他一定知道：不能像父亲那样活得浑浑噩噩，毫无尊严和名誉，沉迷于赌博，执念于毫无希望的打井事业；不能像母亲那样因为年轻时的文艺情怀，一辈子活得艰辛沉重，在抱怨中耗尽了朝气，在困窘中走向内心的寂灭；也不能像祖辈那样困守在乡村，在庸常与寂寥中走向衰老与死亡。在生活浩渺的烟波中，锡南一度把出版自己的小说《野梨树》作为人生得救的舟筏。令人失望的是，即使锡南将变卖猎狗的钱用来资助小说出版，小说也一本都没卖出去，父亲是唯一的读者。

影片用冷静又疏离的视角，带领观众见证生活的粗砺与冰冷。影片弃绝煽情与戏剧化的情节反转，而是在观众渴望奇迹与成功时，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例如，锡南将猎狗卖掉之后，在离开时有点不舍与内疚，似乎内心受到了触动，观众多么希望他能良心发现，但他只是犹豫了一阵，就决绝地发动汽车，驶向回家的路。还有，锡南服役回来之后，满怀希望地去书店询问《野梨树》的销售情况，老板用冷漠平静的口吻告诉他，一本都没有卖出去。

理解了锡南的处境和内心状态之后，我们不仅找到了解读影片《野梨树》的钥匙，而且理顺了人物之间的呼应与互文关系：影片中的人物都在为自己寻找精神寄托或灵魂救赎，只不过，有人在跌跌撞撞中身处迷途而不知归路（锡南），有人在自我放逐中坠落于失控的深渊（父亲），有人在麻木中深陷寂寞庸常（母亲），有人在精明势利中计算着自我收益（市长与承包商），也有人在平静从容中收获人生的果实（作家苏莱曼）……影片中的人和物，交织成一幅世俗众生的浮世绘，并让观众从中获得不同的感触与共鸣。

影片的温情与慈悲在于，并没有让锡南与父亲在一番挣扎之后彻底失陷于空无，或者在精神的堕落中毫无意外地走向毁灭，而是让他们以“野梨树”自嘲，在不适、孤独、畸形的人生境况中获得自我救赎。虽然，这种救赎多少是以一种退缩的姿态，以隔绝于现代文明的方式，在远离尘嚣的乡村所完成的，但至少，父亲在养羊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可能也找到了人生的真谛（诚实的劳动与从容的心境）；锡南则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血脉上的共通性，获得了面对未来人生的勇气与力量，准备在人生的荒野执拗地挖一口井。

因此，影片虽然对于人生的失意与庸碌有着深刻的洞悉能力，但并没有完全走向悲观与绝望，而是用一种缺乏铺垫的方式，让父亲完成了自我的调整与洗心革面，并以此为情感契机，感染了锡南。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影片的成就与局限。

影片的核心情节冲突，应该是锡南对于自我人生的设计与践行。为此，影片安排了哈蒂斯、市长、承包商、高中同学、苏莱曼、两个伊玛目（一种宗教职位）来刺激或影响他，但这些人物对锡南的内心震撼几乎没有。锡南在影片的五分之四时间里，都处于茫然无措、倔强无助的状态，没有在与生活正面迎击而头破血流之后，一点点地完成触动与反思。最后，锡南在发现父亲对他的默默关心，并见证了父亲朴素又踏实的生活之后，才如天启般获得了人生的顿悟与内心的丰盈。这在情节安排上未免有些头重脚轻，突兀而生硬，结局也多少有些理想化。

此外，影片为了打造一种原生态的质感，用大量的长镜头来还原生活的真实样貌，以及时间的凝滞之感，并在许多细节捕捉中，展现出生活的微妙处、人心的细腻处。但是，影片对于情感倾向的自然流露缺乏信心，或者对于思想的布道过于自负，安排了多场冗长枯燥的对话来凸显其主题野心。例如，锡南与哈蒂斯的对话，与苏莱曼的辩论，与两个伊玛目的学术探讨，对于刻画人物有一定帮助，对于披露人物的内心状态有积极意义，对于拓展影片的思想视野功不可没。但是，这些对话不加节制和剪裁地放置在影片中，毕竟有些喧宾夺主，缺乏那种言简意赅、点到为止的含蓄隽永。甚至，大段大段如学术论文般的对话，尤其是关于文学的功能、宗教信仰的意义等问题的探讨，看起来极富洞见，但与影片的核心主题毕竟相隔遥远，与影片平稳从容的风格也极不协调。（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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