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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大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

最近二三十年里，由于全球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大潮流，相当多的欧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史相当有挑战性的说法：即东方的大清帝国对边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样的【1】。

从全球史的观点来看，大清王朝对西北的开疆拓土，以及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不仅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帝国的殖民地事业没什么两样，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别是18世纪全球殖民主义浪潮的一部分。

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用了「征服」（conquest）一词命名他的著作，并说，「清朝的扩张，其实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统一帝国都通过对外军事征服方式来扩大领土，而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

在这一方面，大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很相似，它们都统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广大的疆域，只是两个帝国结局不同，「它们都在19世纪末陷入崩溃境地，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分裂成为几个民族国家，而清帝国则被整合为单一的国民政权」【2】。他还认为，大清帝国对西部的征服，如果作为一个全球史的事件来观察，那么，那个时代的Central Eurasia还不是大清帝国以及后来中国的边缘省份「新疆」，各种来自中国、俄国、印度和欧洲的宗教、贸易辐辏于此，在地缘上看，它更在俄国、准格尔、大清三个帝国之间【3】；西北如此，西南也如此，脱开以中国立场界定「中心—边疆」的观念来看，他们认为，西南苗彝也只是被明、清帝国殖民的地域和族群。

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以及乔荷曼（John E.Herman）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讲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渐变成编户齐民，把西南地区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的故事。他们的书名中，都不约而同使用了「殖民」（Colonial或Colonization）这个词【4】。

清帝国对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吗？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是「殖民」吗？再说得久远一些，古代中国对于周边异族也是「征服」与「殖民」吗？

就像说到「汉化」西方学者不赞成一样，说到「殖民」，中国学者往往也会不高兴【5】。中国学者会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欺负，差不多已经成了半殖民地，结果你们还说我们是「殖民」？但我以为应当理解，他们之所以用「殖民事业」这个词，是另有历史观念与学术背景的。如果我们不在道德意义上评论「殖民」的功过是非，而只是把「殖民」当做一个（他们所说的「前近代」）全球史过程，似乎这也无可非议。

通常，中国学者尤其是汉族中国学者不免有这样的习惯：首先会沿袭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念和「中央—边疆」的视角，其次也会受到晚清以来「五族共和之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种国族意识的影响，再次，甚至还会残留古代「华夷」与「文野」的历史记忆和文明进化论。因此，总觉得这些「苗彝」本来就是中国之边缘，「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本来就是「进于华夏」，仿佛是从野蛮变成文明。甚至还会认为，古代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础上的互助关系，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国就深谙此理【6】，开疆拓土的帝国何尝如此温柔敦厚？被征讨的「蛮夷戎狄」固然被杀戮得很惨，去讨伐的军人同样死伤无算。中唐杜佑就曾在《通典‧边防》中，痛心疾首地检讨盛唐的扩张，他说，仅仅是天宝年间，哥舒翰远征吐蕃，两万人在青海岛上，「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在天门岭讨伐奚与契丹，「十万众尽没」；高仙芝远征石国，在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而杨国忠去打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前后「没于异域数十万人」【7】。

就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也不能同意那种政治化的粉饰说法，1980年初，《历史研究》发表了他写于1962年的遗稿，在这份没有发表的遗稿中，他就说古代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对比，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8】。这就像前引文献中所说的，「命将出师，恣行诛讨」，「搜山荡谷，穷兵罄武」【9】。

以清代贵州「改土归流」过程中平定苗彝反叛时为例，清王朝军队在镇雄「连破四寨，斩首二千余，尽焚其垒」，在威远、新平「冒瘴突入，擒斩千计」，在清水江和丹江「潜舟宵济，扼其援窜，突捣其巢」【10】，这种所谓「文明化」过程，毫无疑问就像「殖民化」过程一样，并不只是莺歌燕舞，而是充满了血与火【11】。

让我们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问题上来。应当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全球史背景下的历史新解释，在国际学界非常流行，这种全球史研究推动了一个新潮流，这个新潮流包括有关中国边陲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12】。而这些有关中国边陲的研究通常有两类，一是讨论中国现在的边疆地区是怎样被整合进帝国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那些西南地区的苗彝是怎样被「殖民」，清朝是怎样「征服西南，进行殖民，实现主权控制」，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蛮夷」区域，是怎样渐渐成为帝国直接管理的「中国」的【13】；另一类是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认识那些华夏边缘的异族，他们是否从人种和文化意义上，就与内地汉族有所不同？他们是否是由于「他者」才逐渐产生「我者」意识，并逐渐形成自我认同的族群？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否并不认同「中国」或「满蒙汉」帝国？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来讨论民族的「本质性」和「建构性」问题【14】。

那么，清帝国「殖民」说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以为，它就与「汉化」说一样，一半有道理，一半没有道理（或者说，一半可以接受，一半需要修正）。

为什么说一半有道理呢？因为，这里确实有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死角。十八世纪前后，世界上各个帝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虽然处在衰落之中，但俄罗斯帝国却逐渐向东向南侵蚀，而大清帝国却迅速崛起，并且向西扩张，过去曾经横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虽然逐渐衰落，但欧洲的英、法、德帝国却在向东方扩张，但正是这种扩张，逐渐引起了各个帝国的挤压和碰撞，挤压和碰撞的结果是，有的帝国萎缩，有的帝国衰落，有的帝国崛起，有的帝国膨胀，这当然是后话。但是，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帝国恰恰在扩张的巅峰状态中，乾隆一朝所谓「十大武功」，其实就是清帝国在「殖民主义扩张」中。

正如前面所说，清代中国版图相当广大，其中边陲的一些区域，并不能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中国四周的疆域不断变动。过去，中国学者撰写中国史，常常会提及西汉设酒泉等四郡，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一直远征到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也会提及张骞试图经云南通身毒，诸葛亮南征擒孟获，当然更会提到大唐帝国在四裔的开疆拓土，似乎这些地方很早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

其实，古代中华帝国的疆域不断变化，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时期还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国」，更不必说收缩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继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内」。所谓「西域诸国」，在明代就连敦煌也已经不归中国管辖，所以才有「嘉峪关外即非吾土」之语；所谓「千洞百蛮」，云贵苗彝，基本还是由土司管理，和内地府厅州县这种编户齐民的政府管理还是有区别的。

清代把西域拓为「新疆」，在云贵「改土归流」，帝国在边缘族群的地区派驻军队，设置机构和官员，大量兴办学校，征收齐民的赋税，使这些地方逐渐「从异域到旧疆」【15】，在全球史上来看，确实也可以称之为「殖民事业」【16】。那么，为什么我说「殖民」这个说法还有一半没道理呢？

这是因为当历史研究者使用colonization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来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发某种误解，觉得清王朝对于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国家对亚非拉的殖民，无论性质、目的与方式都一样。

之所以我不能无条件接受「殖民」这个概念，是因为我无法简单地把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齐观，把大清帝国和西方列强在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当作同一个「殖民」。以「改土归流」为例，应当注意到，明清两代的措施，基本上是

（1）设置官吏，把边陲之地与内地一样「郡县化」，

（2）征收赋税，使异域之民等同内地一样作为「编户齐民」，

（3）兴学设考，让殊方异俗逐渐改造同于内地文化。

因此，以欧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来跟中国明清改土归流进行对比，要看到有三个不同。第一，是跳出本土远征海外，还是从中心向边缘的逐渐扩大【17】；第二，是为了掠夺资源，还是纳入帝国；第三，是保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异质性，还是要逐渐把蛮夷与华夏同质化【18】。

所以，我很赞成西方学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历史确实有相似相近之处，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学者也许应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正如Lee Byung Ho在其博士论文“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所说，中国从明清到近代的国家意识的转变，并非从过去的「文化主义」转变成后来的「国家主义」。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如果说欧洲模式是colonialnational（殖民国家），那么，中国则是patrimonial imperial（世袭帝国）。当然，从清王朝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仍然延续了后帝国时代（post-imperial）的一贯思路与做法【19】。

【1】 诸如平定金川、台湾归来、驻守西藏、安南入贡、平定回部，即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等，参看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87）。

【2】 濮德培〈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Comparingthe Empire and State by Way of Discussing Border Controlin 18th Century China”），牛贯杰中译文，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页37。

【3】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Eurasia （中国西进: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Introdution,” pp. 9–10.

【4】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and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ohn E‧ Herman, Amid theCloud and Mist: China’s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 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对于这两部书的中文评论,见吴莉苇〈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代殖民地事业》〉，载《史学月刊》(开封) 2005 年第 6 期,页 83–92;李林〈开化与殖民两套诠释话语的论争与困境〉，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80 期（2013年 6 月）, 页 151–170。

【5】 汪晖曾批评「（中国）殖民论」，认为这种把「殖民主义」套用在中国的清王朝忽略了「清朝帝国体制及其转化过程」，「中国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描述中造成了解释上的混乱」。但是，如果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周边王朝都不承认清王朝为「中国王朝」，清代对于西南也曾有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军事征服），那么，我并不太理解他所说的「转化过程」究竟为什么可以证明清王朝对西南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殖民」，也似乎没有说明清帝国的「殖民」，为什么与其他帝国「殖民」有本质的不同。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上卷第一部「导论」，页14–15。

【6】 近年来，中国一些提倡「天下体系」、「天下主义」的学者，始终不看这些明显而众多的历史事实，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说古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建立天下秩序实行的是「德政」或「王道」。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源自五帝之国的帝国概念与古代西方的帝国概念以及19世纪传入亚洲的帝国概念有着显明的区别：前者以德政为中心，而后者则是综合绝对皇权和同一国家的权力形式」。见前引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页25。

【7】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八五〈边防一〉，页4980–4981。

【8】 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北京）1980年第1期，页7。

【9】 《宋书》卷九十七〈夷蛮〉，页2399。

【10】 魏源《圣武记》卷七，页304–305。

【11】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界对民族问题逐渐直言不讳，如芈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的几个问题〉就说关于「融合」和「同化」的说法要分析，「许多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中来，有不同的途径。大致说来，有的是自愿迁进来的，有的是自己打进来的，有的是被打进来的，也有的是通过和亲、经济交流而进来的，总之，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自愿的，也有的是被迫的」。前引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页103。

【12】 关于这一研究潮流，中文介绍参看前引陆韧〈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卷首「代序」，页1–39。

【13】 John E‧Herman, Amid the Cloud and Mist, p.1.

【14】 但是，无论是民族的「本质论」还是「建构论」，在现实中都必须解决一个麻烦的「国家认同」问题。如果各个民族原本就有历史、文化甚至人种的差异，那么，它将如何融入传统帝国或认同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各个民族只是在历史中由于「他者」才产生「我者」意识，从而形成各自的族群认同，那么，各个民族又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在一个国家内？帝国时代的统治者或许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或许只要用不同方式分治各个族群即可，因为帝国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其控制。

【15】 参看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省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08）。

【16】 古代中国向来有「酷吏」和「循吏」两个治理传统，这就是「霸王道杂之」。清王朝在云、贵对付苗彝，也同样是这两手，叫「抚剿并用」。

【17】 也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为「陆基帝国」、「内地延长主义」、「内部殖民主义」，见维基百科「殖民」、「内部殖民主义」条目。

【18】 因此，我们会常常认为这是传统中华帝国的「文化主义」策略。我在《何为中国》第六章第二节中曾经说到这一点，不过现在看来，也许这一点不宜强调过头，中华帝国控制疆域和文化影响的扩大，既有「文化主义」策略，即所谓向蛮夷推广华夏文化的一面，也有通过军事行为，即征服与殖民的一面。

【19】 Lee Byung Ho的博士学位论文：“Forgingthe Imperial N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