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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野象巡游

文｜卢美慧

编辑｜姚璐

出走

大象们决定出走。

那是2020年3月，生活在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内的16头亚洲象，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踏上漫漫长路。它们穿越密林，经过村镇，跨越河流，一路向北，中间两头小象出生，三头折返。最终15头野象在2021年6月2日晚间，历史性地抵达昆明地界。

大象们并不知道，在昆明边缘徘徊的几天，它们制造出何等紧张。人类组织出一道万无一失的防线，力求人和象都不要出事。仅6月3日一天，当地共投入应急处置人员及警力630人，14架无人机在空中交替盘旋，106辆渣土车在国道边、沿路村口严阵以待。为诱导象群向南折返，前方人员还在沿线投喂了3.6吨食物，一卡车一卡车的香蕉玉米菠萝被洒在大象可能行进的路线上，人们绞尽脑汁，希望大象转身南下。

为确保安全，大象所到之处，一切人类活动都要让路。一线人员后来总结出熄灯、关门、管狗、上楼的口诀，大象经过，农民不能下地，工厂要停工停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尽量把狗藏去别处，因为野生大象很不喜欢这种驯养动物的叫声。

而到了8月8日，在人类的谋划推动下，这群大象一路南下，跨过玉溪元江大桥。家乡湿热的密林就在前方，这场历时一年半的奇幻旅程即将迎来终点。

因遥遥一千多公里、历时一年半的漫漫长途，大象毫不费力地吸引了亿万人的目光，成为这个夏天的绝对明星。人们热切地讨论大象为何出走，在无人机传回的图像和视频片段中，重新认识这群亚洲大陆上最大的野兽。

杨翔宇在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负责无人机监测工作。他在5月26日接到上级命令，挑选一队人前往玉溪市峨山县，命令是监测大象。他挑选了12名骨干， 走，追大象去！

5月27号，小分队奔赴前线，在当天下午3点进驻峨山县沐勋村，开始了历时两个多月的追象之旅。当天夜间，一则大象快速跑过峨山县城的小视频引爆网络，出走的象群正式闯入公众视野。而在这之前的一年零两个月，这群大象已经在悠哉悠哉中完成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壮举——

一般大象的适宜生活海拔是1000米到1300米，但进入峨山后，海拔一度上升到1800多米。人们认为大象早已习惯了热带雨林气候，但在海拔爬升的过程中，这群大象先后穿越了亚热带季风、温带以及中亚热带半湿润冷冬高原季风气候区。因体型巨大，大象并不善于在超过20度的坡度活动，但此次旅途，它们翻山越岭，仿佛如履平地。

总之，2021年初夏抵达昆明的这15头野象，几乎把人类过去积攒的关于它们整个族群的知识都打破了。

超过1300公里的漫漫旅程，象群踩死过一个人，两只鸡，给两只家犬吓出了病，破坏若干农田，阻挡了不少急得团团转的老乡进山采菌子。沿途人类创造的秩序，引以为傲的科技，因它们可爱而产生的激动，因它们流浪而萌生出的同情，大象统统不关心。人类用几千年的时间走进了无人机和5G时代，大象一路气定神闲，只顾吃喝。

这个夏天，《人物》沿着北移象群的行走路线，一路往南，从昆明，到晋宁，再到西双版纳，与农民、警察、基层公务员、地方官员、环保人士、亚洲象研究专家交谈，也曾隔着宽阔的河谷遥望山间游荡的象群。我们记录这场史诗般的迁徙，试图理清不为人类所熟知的大象的命运。

作为自然界巨兽时代幸存至今的后裔，从密林中出走的大象依然延续着荒野王者的气度，但它们必须面临的事实是，密林之外，早无可供它们长久栖息的荒野，这再也不是一个物种可以借出走开疆拓土的年代。

天真

杨翔宇是到了前线，跟指挥部的专家们学习许多亚洲象相关的知识后，才意识到这次任务的意义。无人机追着象群一点点北上，每上升一个海拔或跨过一个纬度，他和同伴都在见证历史。

执行此次任务前，他们刚结束了大理漾濞地震的救援工作。对他们来说，之前出任务，更多是直面灾难本身。但这回不一样，虽然每天昼夜颠倒，盒饭吃到崩溃，杨翔宇一个星期就瘦了10斤，但是在镜头里看着象群吃着睡着，小伙子们心情都非常好，中途上级考虑大家辛苦，提出从后方调人换班，结果没一个人想走。

成就感最强的一天，是6月7号，他们首次拍到大象在树丛下躺平睡觉的照片，我们队员第一时间给我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说，拍得太有爱了，拍得太好看了。

跟杨翔宇的反应一样，那张照片仿佛具备某种魔力，勾起人类世界某种分外遥远又分外统一的情感反应。那张照片后来插上翅膀，飞出山林，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席卷全球，为当下彼此隔绝和割裂的世界，提供了一帧难得的集体抚慰。

大象在晋宁期间，晋宁县森林公安局的周飙一直带队在前线布防。周飙是个胖胖的、天性乐观的警察，此前工作中常与动物打交道，他是单位里的抓蛇能手，前不久还救过一只野生猴子。他熟悉晋宁当地的历史，在介绍大象的情况之前，他颇为骄傲地讲解了另一番知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在夕阳乡这个地方，曾经出土过一对恐龙骨骼，当时两副骨架纠缠在一起，似乎正进行激烈搏斗。后经鉴定，这两头恐龙生活在两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其中一头还被鉴定为新种，也就是著名的中华双脊龙。

我们这个地方有过恐龙，但没来过大象。周飙以一种郑重的历史叙事来形容与大象这场相遇。而了解大象越多，周飙就越觉出这些大家伙的神奇。象群会一直把小象保护在最中间，休息的时候，永远会有一头警卫象一级戒备；大象有跟它们庞大体型完全不相称的灵巧，在一个村子，有头象甚至用鼻子打开了水龙头。周飙跟网友们一样，几乎追踪了大象北上以来的所有新闻。象群里的两只幼象更是让他牵肠挂肚，有天晋宁下起暴雨，周飙给我发来信息，他录了一段山中暴雨的视频，忧心忡忡地嘀咕，雨那么大，小象可怎么受得了啊？

几天后象群离开晋宁，周飙也接到撤离的命令。离开之前，他带着我和几个媒体同行穿越田埂、山坡和树丛，特地来到大象睡觉的地方。那是一片面向悬崖、背靠山脊的林中空地，隐秘又开阔，树丛中还长着一些大象爱吃的野竹子，看着被大象们压得平整的草地，周飙赞叹它们的智慧，你说它们怎么能找到这儿的？在空地上，他童心未泯地招呼大家，到大象躺过的草地上躺一躺拍照留念，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学着小象的姿势，把身体蜷到一处，给这次任务留下了特别的纪念。

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赖家新村的农民唐正方也为追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6月3号，唐正方接到隔壁双河乡乡长的电话，问他有没有玉米。我说有，最近有点（要成熟的），大概三四百斤。唐正方种的是当地特产的紫糯玉米，这种玉米难伺候，产量低，但营养价值高。普通玉米每公斤收购价大概是一块五到两块五之间，紫糯玉米每公斤可以卖到十块钱以上。

最终当地政府按市场价购买了唐正方共计800多斤玉米，玉米从地里摘下后，唐正方自己开车去了双河乡。在前方人员的指挥下，唐正方把玉米一点点倒在路上。自西双版纳出走的这群大象，大约也是头一回吃到这个鲜甜的品种。唐正方很自信，他种的玉米一定是大象此行吃得最好吃的一顿。送玉米的那天，天上飘着小雨，唐正方开着面包车在前面倒玉米，大象在一百米外追着吃，刚开始是胆子大的大象，慢慢发觉没危险了，其他象也跟了上来。当时唐正方又高兴又激动又害怕，又想多看一会儿大象，又怕有危险，脚贴着油门时刻准备加速，但实际速度又控制得很慢，因为过于紧张，唐正方没有拍照片或是视频，这让他连着后悔了好几天。

两天之后，象群离开双河，有天清早唐正方在屋前的空地上，发现对面两座山中间慢悠悠地钻出一群动物，定睛一看，大象来了。

在赖家新村，大象跟在沿途其他地方一样，白天休憩玩乐，傍晚下山觅食糟蹋庄稼。有件事让村民们都感觉神奇，山里耕地稀少，象群踩塌了村里好多田地，但大象的无差别袭击绕开了唐正方。好怪好怪，我家的地一步都没有踏进去。于是村民们热烈讨论起来，一定是大象记得唐正方喂过它们好吃的玉米，回来报恩。

虽然很可能只是偶然，但唐正方更愿意相信这个颇具奇幻色彩的解释。赖家新村是个深山里的小村庄，村民只有100多人，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大山，更别说看过大象，大象的突然造访让大家都觉得新鲜。有几天无人机监测点就在村子里，为照顾村里老人们的好奇心，队员将信号转接到电视上，老人们围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跟着镜头欣赏这群天外来客。

很难总结出确切的原因，但此次象群北游，与之相遇的许多人流露出对这种庞然大物巨大的好奇和没来由的亲切。来自基因深处对自然和旷野的依恋，让在自身建造的文明系统中生存了几千年的人类，集体迸发出作为一个生物种群丢失已久的天真。

奇观背后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张立对大象的魅力很有发言权。他从1999年开始研究亚洲象，是我国亚洲象研究领域公认最权威的专家。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经常从北京动物园后门一面坡墙钻进去看大象，钻过墙就是象房，隔着坚固的笼子栅栏，儿时的张立被眼前数百倍于自己身型的巨兽深深吸引，他常常一呆就是大半天。这段经历激发了他对生物学的巨大兴趣，高中毕业后，张立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然后一路读到博士。1999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张立参与到中国亚洲象保护名录修订工作，从此以研究者的身份追踪亚洲象的命运至今。

严格说来，今天有机会在野外与亚洲象相遇，或者在网上热烈地讨论大象激萌可爱的人们，通通受益于过去几十年野生动物保护，特别是亚洲象保护工作。张立去追象的1999年，当时我国有多少只亚洲象，它们在何处分布，习性和活动范围是怎样的，所有问题，都没有答案。

张立听说云南可能有野生象，就带着团队去了云南。当时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设备，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样线调查法，找一个地方走两公里长，周围各500米宽，看到大象就记个数。用这种土办法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下去，结果一直找到了边境线，一头大象都没看到。

在边境的树林里，他们偶尔会发现大象的粪便，不过粪在这头儿，大象却已溜达到国境线的那一头儿，那是野生象给张立上的第一课，对动物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脑袋里没有国境或是边界的概念。

张立第一次亲眼看到野生亚洲象是在普洱（当时的名字还是思茅），那时张立和同伴早上四五点就要起床，钻到山林里追踪大象的活动痕迹，到了下午，他们搬个小马扎在茶叶地里等，傍晚，老乡们扛着锄头陆陆续续回到家里，大象开始在对面山上吼，边吼边能看到大象在对面晃树，张立猜大概的意思是提醒人类我要出来了，你们躲远点。

接着，几头象排着队从树林里钻出，悠哉悠哉地下山吃庄稼。一切都像此次象群北迁的预演。张立的观察是，对大象来说，它也不希望接触人类。但是大象的世界里没有边界的概念，更不知道那些被他们当作食物的农作物是人类在持续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最终改写了整个人类族群命运的伟大发明。大象眼中自由的原野，在人类辛苦劳作后变为不容侵犯的私产，矛盾自然也就浮现。

张立当年查阅了不少资料，思茅地区1975年后再也没出现过亚洲象，1995年，一只离群的公象独自来到思茅，不知是不是被种群驱逐带来的愤怒，那头公象脾气暴躁，在当地屡屡伤人。到了他去调研的1999年，五头亚洲象结成象群来到思茅，大搞破坏。张立记得当时老百姓拉起了电围栏，中间一头象直接被电死。

20多年研究下来，张立亲历了许多象的悲剧、人的悲剧，这让他很难把此次象群北迁当作一起娱乐事件看待。

张立在这次事件中数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的一个研究数据被反复提及，过去40年，因人为种植橡胶和茶树，亚洲象适宜栖息地面积缩减超过40%。

这样的声音自然会让一些人不舒服，但总的来说，张立也认为这次象群出走是件好事。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一条隐形法则始终适用，关注意味着政策、资金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汇集，这样的关注度，在过去20多年的研究中都是没有过的，所以肯定是好事。

这次出走，发生在了相对恰当的时候。早三十年，西双版纳地区还未全面禁止猎枪，颁布不久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不足以威慑惦记它们修长牙齿的人类，靠天吃饭的百姓也不会坐视自家的田地被毁。30年的时间，人类逐步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北迁象群的一路风光，是以云南当地不计成本的应对为代价的。巨大的社会资源投入显示出当地妥善处置这一事件的决心，也使整个过程变成一场皆大欢喜的奇观。但也恰恰因为投入的巨大，让此次北迁事件注定只能作为孤例存在。

根据云南当地的统计，截至8月8日，云南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5万多人次，无人机973架次，布控应急车辆1.5万台次，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投放象食180吨。保险公司还受理了1501件大象肇事损失申报，定损金额超过500万元。

大象种群的命运，人与象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不该在一场连续的奇观中被消解。张立希望人们在为大象的可爱倾倒的同时，能够在这趟奇幻旅行背后看到隐藏的危机，十几头象我们可以有效处置，如果再出来几群呢？

故事的另一面

几天之后，距昆明500公里外的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中田坝村的村民张建听我说完在前线的见闻，苦笑着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说你们去别人家里做客，人家肯定好吃好喝招待你，但是你要住在人家里不走了，那没人能受得了对不对？

张建所在的村子，属于经年遭受大象破坏的重灾区。他守着祖辈的田地，以前种玉米和水稻，后来不堪大象捣乱，改种橡胶和水果。十多年来，眼瞅着要收割了，大象一来，风卷残云。

张建理解不了大城市的那些人对大象的喜爱，跟外面的世界理解亚洲象新闻的各种角度都不同，他觉得这回亚洲象出去挺好的原因，透着农民世界里固有的朴素和狡黠，它们去远处搞破坏就不会祸害我们了嘛！他心心念念过去很多年损失掉的那些粮食，三五亩的玉米不够大象吃一顿，那种一年的辛苦瞬间被劫掠的感觉，张建希望能被更多人理解，让『他们』也体会体会我们的难处。

他还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几年前为了看护庄稼，他在田里搭了个凉棚。有天凌晨，张建迷迷糊糊从睡梦中醒来，定睛一看，大象就站在棚外。张建没什么词语形容深夜的荒野中，独自面对巨兽的恐惧，他当即魂飞魄散，一边喊叫，一边飞快逃了命。

而被很多人忽略了的一个事实是，这个夏天无限风光的北迁象群，去年7月途经普洱市大开河村时，曾致使一名村民死亡。这位在无名中死去的村民是个独居的男人，几年前妻子离家出走后，长期酗酒导致精神恍惚。象群途经村庄前后，村民都收到了预警信息，人们猜测他是喝酒后误入象群才导致悲剧，最终当地按照相关标准赔偿了家人60万元，这件事随之慢慢淡去了。

作为北迁象群的娘家人，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陶庆也觉得，北上的大象享受了沿途最高礼遇，但在西双版纳等地，对处于长期胶着中的人与象来说，很多苦楚外界根本无法想象。

2016年，他的同事、保护区科研所工程师姚正扬在外出考察期间，遭遇野象攻击殉职。出事后同事们去森林里接姚正扬的遗体回家，那个画面，我真的一辈子也忘不了。陶庆比姚正扬大几岁，姚正扬一直叫他大哥，陶庆说当时他一直控制着不让自己哭，等后事处理完剩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痛痛快快哭了一顿。

姚正扬出事的地点是西双版纳勐海县，属于人象冲突高发地区，那次考察，他的任务是在周边村落进行『人象冲突』现状及缓解对策研究的项目调研。去世那年，姚正扬只有32岁，有个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当时陶庆根本没勇气面对姚正扬的家人，只能跟小姑娘说，爸爸出去开会了，去学习了，可能要很长很长时间（才回来）。这些年每每想起，陶庆心里还是难受。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他看到网上一些批评，说保护区的工作不力，陶庆心里很委屈，我们真的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的。

张立做过统计，1988年到2016年28年间，西双版纳、普洱等地有68个人被大象踩死，320个人因大象受伤，农业损失超过300亿元。张立带学生在西双版纳野象谷做项目期间，有位老板娘负责给学生们做饭，结果一个雨天，老板娘外出遭遇野象，死于大象踩踏之下。

人类拥有的记述和感知能力，让我们的悲剧更为显性。但1988年至2016年的另外一个数字是，共有80头大象被人类杀死。而这个数据，并不包括因为栖息地破坏破碎，种群被隔绝的大象近亲繁殖后，那些难以成活的幼象。

大象的孕期长达22个月，每胎只能生一头，生育间隔需要五六年，从种群繁衍的角度来说，幼象不只是母象心尖上的宝贝，也是整个族群继续存活于自然界的希望。

在西双版纳因野象聚集而得名的野象谷，几年前一头小象因故死亡，它的母亲和姐姐，一路把它从森林深处拖出，母象接受不了失去孩子的事实，用鼻子拖着拽着，把死去的小象拖到进入野象谷景区的岔路上，有工作人员猜测它可能是想向人类寻找帮助，或是仍在盼望着小象还会再活过来。它们在那里呆了好几天，造成连日拥堵，最终工作人员不得已，才把母亲和姐姐驱逐。

另外一些悲剧更为隐秘。2016年，两头幼象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镇勐康村误食打过农药的庄稼身亡，象群在两头小象的尸体前徘徊数日，山谷里日日回荡着悲鸣，作为自然界除人类以外唯一会给同伴举行葬礼的物种，它们用自己的方式送别年幼的同类。当年两头幼象的死让象群分外暴躁，那段时间对人充满敌意，在当地制造了不小的恐慌。

笼内笼外

而如果全盘考虑亚洲象整个族群的命运，考虑人类意志在大象族群命运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去处。

1971年，上海动物园想要一头大象吸引游客，经相关部门同意后，浩浩荡荡组织了一支50多人的捕象队前往西双版纳。为保证进入动物园的象容易被驯服，捕象队把目标锁定在六七岁的小象。历时一年多的抓捕中，四头大象被射杀，大片原始森林被毁坏，捕象队才最终抓到一头七岁的小象。

四十年后，人们通过电视节目得以知道小象后来的命运。人类给小象起名版纳。在生命余下的时光中，这个名字是小象与故乡唯一的联系。此后46年，版纳成了上海的城市明星，她一生养育了8个子女，比野生象多出一倍。节目中，版纳的饲养员说，作为母亲，版纳牵挂孩子，一生再也没躺下睡觉。

甚至许多研究者也认为，因为体型巨大、脏器难以负荷，大象习惯站着睡觉。此次北迁象群给傲慢的人类上了一课，原来在野外，拥有自由的、没那么多人类打扰的、和自己家族呆在一起的大象，是可以席地而卧，享受属于它们的安稳睡眠的。

2018年，版纳因病去世，享年54岁，一个低于亚洲象平均寿命的年纪。但到了2018年，国人的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变，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人们不再认为人类剥夺野生动物的自由天经地义，在上海动物园发出版纳的讣告后，有了解版纳身世的网友评论，无期徒刑终于结束了。

张立首次看到野生大象的一年之前，那头1995年在思茅地区频频闹事的独象被送进了昆明市动物园，获得了一个正式的、终身的城市编制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人类给予的名字，中波。

中波是个大块头儿，后来也成为昆明的城市明星。在昆明动物园大象馆，中波和自己的同伴们都有专属号牌，中波的牌子是嫩嫩的紫色，上面人类模拟它的语气，写着一段萌萌的文字：我是个吃货，食量大得惊人，每天要吃100千克食物，长长的象牙可是成年公象的标志哦，在一次争抢中，我把象牙撞掉了一节，伤心了好长时间。

以为野生大象萌和可爱是人类一种一厢情愿的错觉，笼子可以羁押野生动物的躯体，但羁押不了它们与生俱来的兽性。2004年8月8日，中波失去自由的第六年，在饲养员清理象粪时，突然发狂，导致饲养员重伤，当天抢救无效死亡。

中波的伴侣之一亚明出生在昆明动物园，是两头野象的后代。2013年2月19日，向来温顺的亚明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发作，将伺候它近10年的饲养员当场踩死。

野象和野象的后代还会自动进入动物园交换系统，中波的七个后代中有两头先后被送到河南河北。昆明动物园走得最远的一头野象名叫邓丹，比中波早一年入园，2018年4月，邓丹被送至拉萨曲水动物园，是目前生活地区海拔最高的大象。

人类驯养大象的传统也在许多地方有所遗存，大象的智慧以屈服于一根带着铁钩的棍子为形式表现出来。西双版纳地区目前仍有大象表演项目，经历残忍训练后的大象，能够表演过独木桥、按摩、单膝跪地、席地而坐等项目，也能在单独付费后配合游客骑到自己身上拍下照片。

根据张立团队此前的调查，截至2018年，我国有近40个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共饲养了301头亚洲象。也就是说，就我国境内的亚洲象来说，平均每两头就有一头终生生活在动物园中。

常年的调查研究也让张立意识到，孩童时期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大象，失去了对这种庞然大物来说多么宝贵的尊严与自由。

此次亚洲象北迁新闻爆出后，很多媒体前来采访，其中有位记者曾提议，想要在北京动物园完成对他的采访，张立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他在情感上没有办法接受，人类在剥夺了大象自由的同时，在笼子边上侃侃而谈对这个物种的保护。

而大象与人类关系中最为血腥的一页，无疑是象牙贸易。西双版纳地区与缅甸、老挝接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盗猎频繁。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象牙游戏》中，揭露了人类为一己私欲，对大象族群持续了数十年的血腥暴行。该片上映前仅仅5年时间，非洲就有15万头大象死于人类猎杀。

亚洲象的数量远少于它们的非洲表亲，但只要市场存在，悬在象群四周的危险就一直存在。1994年，西双版纳有二十头大象被猎杀，震惊世界。最终警方破获了一个51人的特大盗猎团伙，经过调查审判，主犯5人被判处死刑。此前世界上并无判处盗猎者死刑的先例，云南以此为契机，收缴村民猎枪，才遏制住民间大规模偷猎的势头。

频繁盗猎也是造成亚洲象外迁可能的诱因之一，张立的学生冯利民早年曾在勐海地区做过七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尚勇保护区内有明显象牙的雄象寥寥无几，几乎消失。

2001年，当地亚洲象开始频繁地向保护区东北方向移动，最终穿越一条南北走向极为狭长的森林连接带，从此一去不返，定居在了勐腊保护区。

但是噩运也一路跟了过去，2014年10月16日，一只亚洲象死于西双版纳勐腊县瑶区乡纳卓村委会曼帕村小组东面1500米处的森林中，被发现时已经腐烂。经现场勘查，这头象是被军用枪支猎杀，为了获取大象完整的牙齿，盗猎分子割断大象的脖子，将其头骨挖开，才把埋在头骨中的象牙完整取出。

那些年，张立在各种场合呼吁全面禁止象牙贸易，个中酸楚无法细说。那是一群人对一个利润庞大、盘根错节、牵扯众多的国际象牙走私网络的战争。当时有研究表明，因象牙贸易的存在，大象以每年2%的速度在地球上减少，如果不加以遏制，大象很可能在50年内从地球上消失。

201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通知规定2017年3月31日前先行停止一批象牙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的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2017年12月31日前全面停止。

张立说，2016年12月30日这天，是他从事亚洲象研究及保护工作以来，成就感最强的一天，那天他正在路上开着车，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他把车停到路边，号啕大哭。

躲进碎片中

大象一路躲避。

躲避子弹，躲避兽夹，躲避剜去它们牙齿的利刃，躲避动物园的铁笼，躲避频繁的人类活动。

对于大象整个族群来说，真正的好日子是象牙贸易全面禁止以后。考虑4000年以前，大象依然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平原广泛分布，2000多年以前，长三角地区也有不少亚洲象的身影，一直到1000年以前，广东福建等地依然有零星的大象出没。关于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走的概念甚至是不能成立的。

在这个最后的生存王国，对动物们来说，一个很不利的事实是，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由地域上互不相连的勐养、勐仑、勐腊、尚勇、曼稿5个子保护区组成，在这5个子保护区中间，村庄星罗棋布，高速公路、水电站、电网设施穿梭其间，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人象混居的事实，也意味着很多时候冲突甚至是悲剧的不可避免。

如果不是这么出去一下，可能大家就认为象就是版纳的象，他并没有考虑到象是云南的象，象是中国的象，象是整个亚洲的象。西双版纳保护区管护局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希望纠正外界的错误认知，好像一说象就说是西双版纳的象，出去的那群象一定要让它回到西双版纳来，回到自己的家，它不仅仅西双版纳是它的家，整个云南都是它的家，曾经到处都是它的家。

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非法猎杀、栖息地减少等原因，亚洲象的数量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下降了90%。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亚洲象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46头上升到如今的300多头。这是一份难得的成绩，这其中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有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一心，但其中承受最多、也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群人是，生活在亚洲象栖息地周边、与那些庞然大物共享土地和水源，也共享矛盾和恐惧的当地村民。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森林项目主任黄文彬长期跟踪我国各区域森林保护和研究工作，在他看来，不管是西双版纳等地的人象冲突，还是这两年全球范围内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各种遭遇，关键问题在于，人类在设立保护区过程中，往往忽略了缓冲区的建设，需要有一定的缓冲区，就动物和人的缓冲区，不要交叉得太厉害。

但现实的情境是，大象面对的是一个一再破碎的家园，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叠加在这破碎之上，人和象被动卷入一场对彼此来说都算不上舒适的生存战争。

早年在普洱调研时，张立拍过一张老乡家柴门的照片，照片上写着两首打油诗，其中一首是，记者采访不见钱，象灾一年又一年，何日等到圣旨到，宰了大象好过年。

这些年演讲或是接受采访，张立总是提起打油诗的故事。最近十多年，张立也一直试图在老百姓的生计需要和濒危物种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远非一个研究团队或是社会组织有能力解决的，永远杯水车薪。普洱市林草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科科长周智韬想了很多办法缓解当地的人象冲突问题，他自己画图纸在普洱建了防象塔，还规划了4000亩地的大象食堂项目。但长久的困难在于资金，2017年，他就普洱当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做过测算，按照当年的保险价格，如果实现老百姓损失的全覆盖，至少需要投入七千万资金，但是目前在地方政府已经尽了全力的情况下，每年的投入只有2000万，这意味着即使有保险公司兜底，当地百姓自己还是要承受超过三分之二的损失。

陶庆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年水稻要丰收了，保护区边缘一个阿婆家的地被大象糟蹋，那个阿婆坐在田边哇哇大哭。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推广之前，矛盾更加激烈，陶庆那时主要靠挨骂缓解老百姓的情绪，老百姓坐在庄稼边上那种哭泣的样子，那种无奈的样子，就在那里骂我们，但是我们也只能忍着，你有什么办法？

郭贤明已经在保护区工作了32年，生于斯长于斯，郭贤明理解外界很多人在亚洲象问题上表达出的急切，但是他觉得这种急切往往忽略了现实情境中问题的复杂。1989年大学毕业的郭贤明，放弃了更稳定的农业部门的工作，选择来到保护区，那时候他想得很简单，自然保护区在我从小的心目当中，就觉得特别神秘，就想进来做点事情。

但是现实很快修正了郭贤明当时的浪漫想象，那个年代西双版纳经济很落后，农民手里也没钱，当地的老百姓对自然资源依赖比较大。像去砍木料啊，像去打猎啊，刀耕火种那些。所以郭贤明最初的工作也是巡山，他性情温和，说的话老百姓也不怎么听，但更核心的问题是，他自己也矛盾，不能说我为了保护亚洲象或是什么，就剥夺了人的生存区，我们的老百姓也需要生存。

此次随着北迁象群被外界热烈讨论的橡胶林和茶园，至少在郭贤明或者是保护区的权限范围内，他们干预不了老百姓的决定，从国家划定保护区以后，从我们的角度来考虑，保护区就是作为亚洲象的栖息地，保护区外，那个是我们控制不住的。

万能人类的局限

正像这次象群北迁事件所展示的，人类是一种需要规则、界限、职能界定、社会分工才能去行动和创造的复杂生命体，但大象和它们诸多的野生伙伴，却延续着自然界持续千百万年的野性、自由和仅被生存本能驱动的单纯。

在实际工作中，郭贤明很早就意识到了作为万能人类的某种局限，比方说西双版纳保护区共计24.25万公顷的面积，是人为划定、必须严格执行各种保护政策的野生动植物王国，过去30多年，他们在这个疆界之内尽力行使职责，成绩也很明显，西双版纳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80年代的88%上升到了现在95%以上。在人类的标准里，这是进步和胜利，但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森林郁闭度过高，林下乔木和草本植物无法生长，反而让大象和很多野生动物失去了下脚的地方。

郭贤明总结亚洲象最理想的栖息地，第一个，亚洲象是吃草的动物，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草，它喜欢吃的那些草和菜，里面要足够。第二，亚洲象它喜欢玩水，喜欢玩泥，喜欢吃那些矿物质，我们说的硝盐，它需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通俗地说就是树林不能太密，那个光可能就是60%、70%的太阳光能够照进去，如果说是光太少，大象实际上它并不是太喜欢的。太阳基本照不进去那些地方，大象是不会去的。

近些年随着人象冲突的加剧，郭贤明也开始在工作中做出一些尝试，比如在保护区内划定一片区域，然后砍掉一部分高大林木，再根据亚洲象的食性做出相应设计。这个时候悖论又出现了，《森林法》和保护区条例里面都有规定，禁止乱砍滥伐，但合法砍伐需要指标和层层审批，像我们的主管部门是州林草局，州林草局它还没有这个权力批这个，我们可能至少要上升到省林草局，或者是国家林草局。

郭贤明也觉得，不应将北迁象群做太过娱乐化的解读。从科研角度，一群大象史无前例地漫游1000多公里，背后亟需解答的谜题有很多，但在一场连续的奇观当中，他觉得我们很可能浪费了一次宝贵的近距离研究亚洲象习性和行为模式的机会，我们现在的思路，还是处理应急事件的思路，就是不要出事。实际上中间很多是空档，到了这个地方，到了你的地方，我松口气了，我终于不用管了，你下一步你接着管吧。

1968年，库布里克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抛出过一个无解的谜题，人类从猿人进化到太空时代，仰仗的是对工具理性的依赖，人类依托工具理性创造了自身文明的基础，但反过来这种思维模式也会形成对人类自身的奴役。

各种观点就象群北迁的原因激烈交锋期间，张立有天发了脾气。那是6月12号，这位自嘲长相性情都跟大象越来越像的学者，被西双版纳当地一位官员的朋友圈激怒。那位官员否定人类经济活动对亚洲象生存的影响，这让张立有点儿哭笑不得，他把自己的研究图表贴到微博，那是1975到2015年遥感卫星拍摄的西双版纳地区照片对比，40年的变迁通过色块很直观地表现出来，橡胶和茶园面积逐渐增大，城市化进程迅速，大象的适宜栖息地混至其中、日益破碎，张立半是气愤半是无奈地写道：大象为什么离家出走？要尊重科学。

站在亚洲象的立场上，问题其实非常清晰：在人类划定的保护区内部，森林越长越密，但阳光照不到它们赖以栖息的林下地带。在已经被人类占据分割的外部，是橡胶、茶园、高速公路、水电站、城镇、乡村、农田，是热火朝天的人类生活。亚洲象离开的，是一块内外交困的无依之地。

后来换位思考了一下，张立也能理解，站在地方官员的立场，要考核的是GDP，而不是亚洲象或热带雨林保护成果。关于人类思维的局限，张立也深有体会，北迁象群引爆舆论之后，刚开始来采访的记者还愿意让他谈谈栖息地问题，但后来大家问的，都是大象喜欢吃什么、大象怎么睡觉之类的问题。

很微妙，也很无奈。采访中张立反复向《人物》重申科学界的共识，任何物种的保护必须回到栖息地保护的核心上来。正如最终必须依靠人类携手才能终结象牙贸易那段血腥历史一样，生态保护的要义恰恰在于，人类要打破思维中那些属地和疆域意识，抛却偏见和短视，依靠科学与理性超越自身局限，去解决大自然抛来的那些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

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暂时剔除个体的私欲和悲欢，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时空，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视域中理解人与象今夏这场相遇。

去年10月，有着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称誉的大卫·爱登堡在94岁的高龄又一次推出新作，名为《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在超过70年的工作生涯中，爱登堡走遍了地球上每一块大陆，探索了每一片荒野，见证了宇宙中这颗孤独又脆弱的星球上一切神奇和伟大的造物。与此同时，持续一生的观察，也让爱登堡比所有人更明白人类活动对这个星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在人们以为他会在这个年纪最终拍一部纪录片讲述自己时，爱登堡却把讲述的主题聚焦为自己作为人类一员的一段证言：

我们每年砍下一百五十亿棵树；我们过度捕捞，把30%的鱼种推向灭绝边缘；我们在河流湖泊上建起水坝，污染和超采水源导致80%的淡水生物消失。现在的地球俨然变成了一个人类为自己经营的场所，野生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能留给其他生物的资源少之又少。我们用家畜替代了野生动物；地球上一半的肥沃土壤如今已变成农耕地；地球上70%的鸟类都是家禽，其中肉用鸡占绝大多数；人类自己占所有哺乳动物数量的三分之一，另外有60%是人类畜养的产肉动物，而其他动物，从老鼠到鲸鱼，只占4%。

大象属于这稀有而零落的4%。把大象和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命旅程纳入考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两条走向截然不同的曲线。

大象的历史可追寻到6000万年以前，在地球上曾有过繁盛的历史。目前出土的化石显示，地球上曾存在过400多种大象。因体型巨大，很长一段时间大象是陆地上的王者。那个时候，在大象眼里，人类祖先大概只是会用两条腿走路的猴子。

但随着这些两条腿的猴子在地球生命演化过程中登上统治地位，以及几次剧烈的气候变化，大象失去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优势地位。地球上的大象后来只剩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三种，并且持续遭受盗猎、栖息地破坏等威胁。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评级，亚洲象的级别是EN（濒危），这意味着如果不加强保护，在不远的将来，亚洲象很可能有野外灭绝的危险。

人类也在这个名单上，IUCN 2008年发布的一份关于智人的评估显示，人类的评级是LC（无危）：该物种分布极为广泛，适应力很强，当前数量在增加。他们还确认：人类是所有陆生哺乳动物中分布最广的，生活在地球所有的大陆上（但是在南极洲缺少永久性的居住点）。一小部分人类还被送入了太空，居住在国际空间站里。IUCN评估，目前无须采取保护措施。

爱登堡把《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故事开篇选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中，他告诉人们，相比于切尔诺贝利这场世人眼中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我们这个年代的真实悲剧，依然在世界各地蔓延，悲剧平日里无从察觉，他指的是从地球上渐渐消失的自然栖息地。

此次象群北迁途中，也有极端声音，为了一群象耗费那么多社会资源，当地老百姓还要跟着遭罪，大象又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保护它们干什么呢？或者干脆更极端一点，现代人类在短短几千年的时间中，已经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完成如此多的毁灭，没有大象，甚至没有那4%又会怎样？

接到《人物》的电话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世骐正在新疆某地研究地层中的古生物，在他工作的区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沉默的地层中地球生命走过的历史，大约1700万年的地层中，象的种类有很多，我们目前鉴定出来的就有七八种。

在那个时期，我们这片大陆，拥有大片适合大象栖息的茂密森林。但是一场气候危机悄然而至，在接下来的几百万年，全球迎来一次集中变暖的时期，地球上的森林大面积向草原转化，展现在王世骐眼前的，是一场不可逆转的物种消亡，然后往上走，越往年轻的地层里，象的种类就越来越少，最后到了1100万年之前，象的种类就只有两三种，非常少。

在这两三种大象里面，绝大多数是一种叫铲齿象的种类，大约能占到80%以上。到了1100万年前后，在东亚北部地区，整个这个动物群就灭绝了，不管是铲齿象还有其他象，还有其他所有的动物，没有一种大型动物能够生活过1100多万年这个界限。

不管是地球气候的骤然变暖，还是单一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绝对霸主地位，1100万年前那场生态灾难都不难跟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实现对应，单一物种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个不好的现象，跟我们今天这个现象所面临的，还是挺相似的。所以说人类太过发达，可能对待环境，从生态的角度，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王世骐看来，先于人类出现，并与人类共存于这颗星球至今的大象，已经在6000多万年的漫长时间中穷尽了一切演化能力，它们在数次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中绝处逢生，也躲过了现代人类在短短几千年中所释放出的惊人破坏。从物种存续的角度，他觉得现代大象已不可能再像它们的祖先一样，再演化出什么新的器官或功能，如果人类再不加以保护的话，等待这个物种最终的命运只能是凋零和灭绝。

而生态系统长期过于单一往往是生态崩溃的前兆，2014年，美国环境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出版《大灭绝时代》一书。亲历全球数个生态灾难现场，见证在渐渐萎缩的栖息地中艰难求生的各种生物，伊丽莎白把悲剧的源头和终点指向人类自身，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

这也是大卫·爱登堡亲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地球环境变化后，内心发出的感叹。深海中悄然死去的珊瑚，婆罗洲因森林砍伐流离失所的红毛猩猩，全球变暖阴影下随冰原消失岌岌可危的北极熊，亚马逊雨林毁灭危机笼罩下的无数珍稀动物，加上躲了人类几千年的大象，这场悄然发生着的宏大悲剧看似距现代人很遥远，但每一个物种都牵系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人类做不到独善其身。

《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最后，爱登堡转身走进切尔诺贝利废墟上重新长出的森林。就地球本身来说，它在40多亿年的历史中经历过五次系统性的生物大灭绝，科学界也有观点，我们正处在因为人类长期破坏而时时发生着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进程当中，但这个星球的伟大和神秘之处，在于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灾难，只要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树木依然会长成森林，森林依然会吸引来动物，地球有的是时间让自己变回葱茏的模样。

没有时间的是人类。转身走入密林之前，94岁的爱登堡对着镜头说出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那也是许多生态学家的共识，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需要拯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生存问题

回头再看这个夏天15头大象的兀自漫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偶发问题，一起娱乐事件，但背后缠绕着的可能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资源分配问题，最终跳出人类只顾眼前的思维模式，它也可能是一个更庞大议题的一部分，是我们所处的生态系统中起初很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但最后它关乎所有人和所有象的命运，是一个生存问题。

采访中我问张立，这么久的工作做下来，最挫败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最挫败的，是同样经历了十多年的努力，但亚洲象的栖息地还是越来越少，这个是最无奈的。

7月中旬，生态环境部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发布对云南省生态环境的督查报告，报告中的一段论述，侧面给持续一个多月的争论做了注解，一些地方过度开发，局部地区天然林面积减少。西双版纳由于毁林开垦、毁林种茶等原因，2020年天然林面积较2016年减少18.4万亩。

1996年，尚在攻读博士的张立初次接触动物保护，那是民间环保组织绿色营第一次远征白马雪山，去研究和保护一个叫滇金丝猴的濒危物种。

当时有大概100多平方公里的滇金丝猴栖息地面临砍伐，张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伴决心要保护这1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但除了一腔热血，他们什么也没有，当时甚至有同学提议，干脆把自己绑在大树上，要跟那片森林共存亡。

张立团队也是我国最早使用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的研究组织，2002年，他托朋友从国外购入一台红外相机，这台相机记录了包括亚洲象在内很多野生动物的身影，2007年，张立当时的研究生冯利民甚至拍到过一只印支虎，这张照片当年在科学界引发广泛震动，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张野生印支虎活体照片，也证实了我国云南地区有野生印支虎存在的事实。

这只一度被视作云南最后一只印支虎的森林之王，最终死在了猎枪之下。2009年，位于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尚勇片区边缘的勐腊县大臭水村村民康万年，在外出捉石蚌的过程中遭遇这只老虎，慌乱中开枪将老虎打死，考虑到老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第二天康万年伙同几位村民，将老虎分尸，虎牙虎骨被瓜分藏匿，老虎肉在清炖后被吃掉了。

但这绝非一个可以简单用混沌愚昧粗暴定义的故事，康万年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野外遭遇野熊袭击，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才勉强拣回条命。那次意外中，他的右眼和右边脸全被咬去，下巴和喉管之间只剩一个恐怖的黑洞，长期只能进食简单的流食。悲剧没有停止，16年后，康万年的哥哥死于野象攻击，那是1995年，距离云南地区推行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政策还有14年的时间。当时相关部门给予康家600元丧葬补助，而在康万年枪杀老虎的2009年，法庭之上公诉机关依据法律相关规定，提出了48万元的赔偿金额。翻阅当年的媒体报道，一些文章提到庭审期间康万年的父亲在旁听席情绪激动，他失去了语言能力，只能咿咿呀呀发出痛苦的叫喊。

这个具备强烈寓言色彩的悲剧彰显着丛林世界的复杂，也证实了人类设置的规则在面对这种复杂时的无力，同时也告诉我们，在一种对峙甚至互害型的关系中，人类、野生动物和自然三者博弈，几乎没有胜者。

20多年的工作经历也让张立明白，至少在生态保护议题上，青年时代那种一腔孤勇的天真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形成共识与合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亚洲象就是保护我们自身。

尾声

对大象这种巨兽来说，可爱是个绝对肤浅的词汇，但即便日常工作中要面临许多压力甚至危险，也耳闻亲见了许许多多无解的悲剧，与大象相处的人们被问及与大象相关的特殊记忆时，大家的答案又不约而同回到了大象的可爱，或者说是这种巨大生灵体现出的那些与生俱来的生动、温柔与优雅。

周智韬分享的是好气又好笑的经历，有年大象到了澜沧，路过一片冬瓜地，大象应该没吃过冬瓜，起初它们不破坏也不理会，顺着田埂就走过去了。来来回回走了三四个月，有头大象不小心踩碎了一个冬瓜，尝了一下，马上爽了，后来一口一个把二三十亩冬瓜全吃了。

还有一次有老百姓找他报案，说大象把他家的橘子都吃了，我们去看的时候，橘子好好挂在树上，每一颗都很饱满，黄黄的，没破坏，老乡说你去捏一下，全部都是瘪的，大象是把那个橘子里边的汁儿吸出来以后吃光了，然后它把橘子再吹饱。

在西双版纳湿热的雨林中，郭贤明见过在特别热的时候，小象在地上睡觉，大象找来一片很大的叶子当扇子，用鼻子卷起一下一下给睡觉的小象扇风。

张立印象很深的是，有次他去非洲象研究专家伊恩·汉密尔顿·道格拉斯设在桑布鲁保护区的营地考察，通常来说，非洲象比亚洲象体型更大、性格更暴躁。但当时张立在营地里吃饭，一头大象就在五米开外的营地边上取食，我吃我的，它吃它的。这让张立对人与象之间可能的关系有了新的想象，如果人类不伤害大象，不让大象感到压迫和紧张，人与象是可以和谐共存于地球之上的。

一线人员都很清楚，15头亚洲象的热闹最终会散去，问题还是要回到原来的问题。过去几年，张立一直在做亚洲象栖息地的恢复实验，每年筹集三五百万的资金，从西双版纳当地百姓那里租用一些原来的橡胶地，然后种上大象爱吃的食物。这种精卫填海式的努力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他并不知道，但做总比不做要好。

好消息是，那个关注意味着政策的隐形法则再一次被印证，7月9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亚洲象）国家公园前期工作成果专家咨询会在昆明召开，亚洲象有望继大熊猫、东北虎之后，成为第三个拥有国家公园的明星物种。

倘若一切顺利的话，这群大家伙的出走将会以一种区别于它们祖先的方式完成一次现代感十足的开疆拓土。不过这都是属于未来的事了。

8月12日晚23时48分，北迁象群进入普洱市墨江县。500多天之后，象群北渡南归，按照人类划定的范围和疆界，象群终于正式返回了自己的适宜栖息地。

回家之前，大象们留给人类的最后一帧集体身影，是8月8号晚8点左右跨过元江大桥的画面。这几乎又是一项壮举。按照大象的习性，体型庞大的它们并不喜欢踏上悬空的桥体。象群北上的时候，元江还是枯水期，大象们蹚着浅浅的河水就过去了。但是雨季来临，此刻水流湍急，过桥成了唯一选择。

静谧的月色之下，元江昏黄的江水兀自东流，掌握着整个族群命运的头象第一个踏上桥面，跟在后面的象群迟疑了一下，接着三三两两跟上头领，最后集体渡江，遁入夜色，向着它们熟悉的方向，继续游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