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种树”真广告宣传？近八成被访者曾被互联网“种树”坑过，

焦波——永远在土地里种植故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保群

　　焦波，摄影家，纪录片导演，1956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天津湾西村。曾任《淄博日报》摄影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主要作品有摄影画册和图书《俺爹俺娘》，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川流不息》《出山记》《进城记》《老窝》《种瓜记》《淘宝村》《大众村》《大歌》等。曾获华表奖、白玉兰奖、金鸡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等。

　　焦波部分作品。

　　乡村是我们每个人的爹娘，是中华民族的根。

　　爹娘会拍完，但爹娘的“爹娘”中国乡村，永远拍不完。

　　我会一直拍，拍到走不动路为止，

　　如果有一天我抱着机器倒在乡村的土地上，

　　那是我最幸福的归宿。

　　采访焦波，记者倒像一个被访者。他时常拿出手机对着你拍照，或者把你拉到某些场景里教你如何构图，镜头后面那张似乎永远堆着笑容的脸，马上令人放松下来，只能乖乖地配合。

　　“焦老师一向如此，时刻不会忘记摄影，工作的时候，更是像打了鸡血似的。”跟着焦波学艺13年，如今是执行制片人的刘晓晨对老师的作风习以为常，“在拍摄《乡村里的中国》时，老师每天早晨5点钟左右起床，先在村里转一圈，看看有啥素材可用，回来后催几个年轻人起床，并布置当天任务。等他们睡下了，老师又经常剪辑到凌晨1点。”

　　在推崇“速成”“多面手”的风潮下，很少再有人像焦波一样，能够一头扎进工作现场，几十年如一日地耕耘自己的“责任田”。他曾用30年拍摄《俺爹俺娘》，给父母留下12000多张照片和600多小时影像；用10年拍摄《川流不息》，记录6个汶川孤儿的震后成长历程；2012年2月初开始，他首次担任纪录片导演，用373天蹲点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拍出一举拿下20多个纪录片奖项的《乡村里的中国》；近几年来，他的镜头又对准了脱贫攻坚战，拍摄了9部相关纪录电影。

　　“乡村是我们每个人的爹娘，是中华民族的根。爹娘会拍完，但爹娘的‘爹娘’中国乡村，永远拍不完。我会一直拍，拍到走不动路为止，如果有一天我抱着机器倒在乡村的土地上，那是我最幸福的归宿。”这位今年66岁，被公认为最会拍农村、农民的“农夫导演”，说起这些话的时候，饱含深情。

　　“故乡是一根线，没了啥，也别没了牵挂”

　　“1988年，公社机关学探戈”“1989年，给大会战的村民送水送饭”“乡亲们交公粮”……焦波边走边介绍去年“影像大集”时，来自全国各地摄影家、摄影爱好者的作品，这些贴在天津湾老房子外墙上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将农民和农村的点滴变化都定格起来，成为历史的真实再现。

　　全村贴了900多张，有300来张是焦波拍摄。来到村子里的人们，仿佛步入一间大型乡村影像实景博物馆。

　　“布展的照片与墙、窗户、门要构成一定的呼应关系，就像新闻艺术一样。”焦波说。

　　最震撼人心的是那张长15米、宽10米，簇拥着1200多位村民的全村福，它伫立在村里主干道的入口，气派地迎接着八方来客。照片拍摄于2002年大年初一。

　　“转眼过去20年，好些老人走了，当年的小孩子多半也都成家，所以，全村人的面孔定格下来的那个瞬间多么珍贵。”焦波拉着记者站在全村福旁边拍了照，接着说，“‘影像大集’那天，我又设计了一个千人剪彩活动，乡亲们拉起400多米长的红绸子，欢呼雀跃，很有视觉冲击力。在开幕式上，我带领大家高喊‘影像大集哪里赶，中国淄博天津湾’！”

　　不一会，来到焦波家老屋旁，记者看到了书本《俺爹俺娘》里提到的盘石磨，实物比想象中要大。焦波说，身高不到1米5的娘长着一双三寸小脚，天不亮就推着家里两三个孩子合力才推得动的石磨，好让孩子们睡醒就能吃煎饼面。焦波问娘，你一个人是怎么推完的？推磨时在想什么？娘平静地说，俺什么也没想，就是抱着磨棍使劲往前走，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嘛。

　　焦波12岁就跟着做木工的爹拉大锯，“拉锯，拉锯，你来我去”，就一个动作在重复，焦波有些受不了。爹对他说，学木匠要先拉3年大锯，主要是为了磨性子，性子磨踏实了，干事就不图虚，锯要一锯一锯拉，路要一步一步走。

　　焦波说，娘教会我做事要坚持，爹教导我做人要踏实，这些道理对我的摄影道路影响深远。

　　1974年6月8日，焦波带女朋友回家见爹娘，也带回了女朋友父亲在战场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一台德国蔡司依康相机。这是他第一次给爹娘拍照，也是60多岁的爹娘第一次拍合影。

　　这一拍，焦波坚持了整整30年。什么都拍，做饭、干活、赶集、聊天，甚至拌嘴都不放过。刚开始，老两口不知道儿子天天拿着个“方匣子”拍他们有啥用，等看到报纸上刊发了他们的照片，很高兴。因为署名后总是带“摄影”二字，渐渐地，爹娘不再称儿子拍照为照相，而是改口为“聂影”。

　　“他们读‘摄’为‘聂’，觉得‘聂影’比照相更有艺术。”焦波说，从爹娘口中说出这两个字，不别扭，听着十分舒服。

　　1998年12月1日，在娘86岁生日那天，焦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俺爹俺娘》摄影展，轰动全国。

　　“走，带你去看我承包的山林。”2008年，焦波在老家的荒山上种满了松柏、银杏、核桃、国槐、柿子等长寿树数万棵。

　　“有人说，你找这么大的一个山种树，又带不走。”焦波回答，“故乡是一根线，没了啥，也别没了牵挂。以前我一直用影像留住爹娘、留住乡村，但是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家乡，要给咱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

　　不只是种树，焦波还要在山上办影像论坛。于是，他又修路、打井、垒石堰、造梯田，在小景点旁边种上南瓜、丝瓜、葫芦等……站在精心设计被他比作“古罗马大剧院”的元宝形梯田上，背靠大山，面朝村庄，山风习习，鸟语花香。

　　“每一个石堰，每一个景点，都要认真统筹考虑。每天都需要爬到山上检查一次才放心。”去年有段时间焦波腰疼，他只能拄着拐杖上山。

　　2021年10月27日下午，影像论坛在山上如期举行。关注“三农”的编剧、导演、制片人围坐在一起，畅谈着影像“为乡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的暖心话题。

　　为了料理好眼前这片山林，焦波前后共投资了六百多万元，这些年拍纪录电影挣的钱基本上全花在了上面。

　　“我们的起点就是土地，踏在土地上谈我们的土地，谈我们的乡村，我觉得那才有意思。”焦波说。

　　“今天拍完了，明天就是历史，错过了，就是罪过”

　　2012年，焦波接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的“命题作文”：扎扎实实在一个村庄住一年，拍一部能进院线的农村纪录电影，反映出农民身上的信念和遇到的挫折，“更重要的是困难中的坚持”。这就是后来的《乡村里的中国》。

　　这是焦波受命第一次拍纪录片。考虑到经费、操作难度等问题，找专业摄影师也不大可能。最终，他组建了一支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北川是他在2008年汶川地震孤儿中收的徒弟。

　　之后，这支零经验导演带领下的零经验摄制团队在淄博市沂源县杓峪村一住就是373天。他们在村里租了一间院子，养了6只狗、2只鸡和1只羊，取名光圈、黑白、快门等与影像有关的名字。

　　《乡村里的中国》构思了三条线：张自恩的政治线、杜深忠的文化线、杜滨才的情感线。

　　杓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自恩，最直接地对农民负责，是片子中最忙碌的人，但又总得不到理解，甚至被骂被威胁，苦恼烦闷，又不能不干，自嘲“干一年支部书记，就赚了一肚子酒”。

　　“落魄才子”杜深忠，早年读过鲁迅文学院，也写过小说，可“浪费了很多纸，没出头”，喜欢弹琵琶、练书法，经常与妻子为家长里短的琐事争执不休。在地上蘸水写毛笔字时，会说出“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这样有诗意的句子。

　　一心想走出村子的大学生杜滨才，对于家的情感很复杂，农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父辈的一些行为习惯以及母亲改嫁，令他自卑，但他又自强自立，用功学习。

　　这三条线在村庄的四时之美和民俗民风中交错出现，串联起农村基层治理空转、文化匮乏、家庭伦理冲突等问题，提纲挈领，繁中取胜。该片一举拿下华表奖、白玉兰奖等20多个纪录片奖项。

　　2016年冬，焦波团队以纪录电影的形式参与到脱贫攻坚战场上，在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漆村，拍下村民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取名《出山记》。

　　泉里组是大漆村唯一一个建在山崖上的村组，只有一条羊肠小路连向外面的村镇，路上还有个断崖，人要跨大步才能迈过去。村里的老人患病，需要一路背着出山看病。这里又是摄制组的重点拍摄点，焦波来这里近30次，前后摔了十几个跟头。

　　片子记录了农民进城逛超市看错价格标签，想在楼顶上养鸡，老房子被拆时抹眼泪，村干部做搬迁动员挨骂甚至挨打等细节，让人们看到了抽象名词和庞大数字背后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脱贫故事。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作为《出山记》的姊妹篇，《进城记》从2018年6月底开始持续跟踪遵义新蒲新区新中街道幸福社区几个搬迁户，记录了杨多晏、覃猛等群众出山进城后如何适应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点滴变化。虽然拍摄条件比在大山里好多了，但难度却成倍增长。

　　“出山的故事是写在脸上的，而进城的故事是藏在心里边的。”焦波说，思想上的纠结和精神上的脱贫很难拍，所以《出山记》拍了1年，《进城记》却拍了3年。

　　2019年秋，焦波团队来到云南怒江兰坪县老窝村，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直过”（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傈僳族村落，位于海拔4300多米的老窝山上，交通极其闭塞，雨季泥石流频发。没有水，就用高山冰雪在太阳下晒化；没有电，求助乡镇干部单独给团队拉了电线。

　　山里高寒缺氧，焦波又患有间质性肺炎，走几步就杵着木杖大口喘息。好几次遭遇泥石流，看到大块石头“哗啦啦”滚下来，担心自己“命丧老窝山”。

　　《老窝》拍摄历时10个月，定格了古老的傈僳族村寨集体搬迁到老窝新村，迈向新生活的幸福时光。

　　《淘宝村》《大众村》《种瓜记》《大歌》……焦波10年拍了9部与脱贫攻坚相关的纪录电影，为中国乡村的变迁标定了珍贵的时代印记。

　　有人质疑焦波是拿纪录片给政府唱赞歌，焦波反问道：“对政府的功绩视而不见，就是一个纪录片人的客观吗？去拍那些边边角角的阴暗面，具有普遍性吗？我始终走中庸路线，平实纯粹。对于脱贫攻坚这样的国家战略，今天拍完了，明天就是历史，错过了，就是罪过。”

　　“我们要学习中国农民身上的一些精神”

　　还没有走出天津湾时的焦波，在收麦子的季节，会天天跟着爹娘下地干活，空余时间喜欢叫爹娘讲故事，他躺在麦垛上拿个本子记下来，晚上回到家再重新整理。这个爱好培养了他善于讲故事的能力。

　　焦波说，虽然自己读书不多，但爹娘是他第一任好老师，生活永远是自己的老师，好好学习和经历，一辈子受益无穷。在生活中，他喜欢观察老百姓的一言一行，觉得这些东西“既实在又经典”，书上学不到。这些年他请附近一些村民在山上种树，中午吃完饭会凑近他们聊天，听到精彩的故事或语句也会赶紧记下来。

　　从小跟着大人劳动，焦波不仅体会到农民的辛劳，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坚韧，“中国的农民，不论生活在哪里，不论生活多难，他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我家乡有一句俗话：‘庄稼歉收年年种’，无论收成好孬，不会放弃土地，来年依旧春种秋收。这一点给我们很多启示：碰到困难、挫折，甚至创业失败突然一下子什么都没了，还得打起精神继续干啊。”

　　所以，在焦波的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到，《俺爹俺娘》表达的不只是孝道、感恩，《川流不息》描述的不只是汶川孤儿的震后成长史，《乡村里的中国》《出山记》《进城记》等呈现的不只是中国农村的生活样貌和个体的喜怒哀乐，更折射出中国农民伏地而生、挑战宿命的妥协和挣扎，并在妥协中蓄积勇气，在挣扎中怀抱希望。

　　1988年，在《淄博日报》当记者的焦波，听说一个叫上雀峪的山村严重缺水，当晚就骑着自行车去采访，看到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抱着被子和水桶睡在泉水边等水，并了解到这个状况已持续多年。焦波请村民马上腾出一个房间用来写稿，时间急来不及准备，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没有桌子，焦波以一个麻袋当凳子、以床当桌，写了一篇通讯，第二天刊发。

　　报道一出，反响热烈，在各方帮助下，村里终于打了水井。焦波一路追踪，又去拍了村民们“咕咚咕咚”喝水，围着水井笑逐颜开的画面。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颤颤巍巍走过来跟他道谢：“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

　　“她说的不是‘你好，谢谢你’这种话，而是说‘我们养活你’，话里那种淳朴、那种心意……”焦波说，每次回忆起这个，都想掉眼泪。

　　“勤劳、坚韧、善良、朴实，这是中国农民的底色，也是我作品的底色。”焦波说，即使有无奈和痛苦，他们依然隐忍和坚持，就算追求的目标达不到，他们也会调整自己，自得其乐，这是中国农民身上最值得歌颂和敬佩的精神，可能也是当下普遍焦虑的社会中所缺乏的一种精神属性。

　　面对大多数年轻人选择走出村子、离开乡村的现状，焦波有自己的见解，“走出乡村能摆脱困难的话，离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离开’不等于‘嫌弃’，而是指到一个机会更多、平台更大的地方去学习、去奋斗，最后报效家乡。希望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不要忘记这种追求。”

　　焦波的这种看法自然是有底气的。1994年，38岁的焦波离开《淄博日报》，进入《人民日报》做海外版摄影记者，之后又担任了国务院新闻办图片库艺术总监。退休后，他把在北京积累的媒体资源、人脉资源和文化资源带回家乡，带动村庄知名度，助力家乡发展。

　　“大家过上小康生活了，但是文化资源还是比较贫瘠，我能做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摄影艺术来为家乡的文化振兴尽一点力量。”焦波说。

　　“原来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那片土地”

　　在《淄博日报》工作几年后的焦波，对于专题报道已经轻车熟路，他带着几位年轻记者采摄了大型系列报道“淄博边缘行”。这次专题做了50天，行程2500里，绕淄博市界转了一个大圈。他爱人以为焦波会好好休息一阵子，谁知第二天晚上焦波居然没睡着，夜里12点突然起来查地图。

　　第二天一大早，焦波对爱人说：“我想走长征路。”

　　1989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出发55周年，焦波和另外3位伙伴骑自行车自瑞金出发，踏上征途。历时8个月，走完了红军长征路。焦波瘦了40斤，4个人的头发长得老长，仿佛一支披头士乐队。其间，《淄博日报》跟踪报道，刊发了“重走长征路”系列文章。

　　“以后我还想来一次汽车重走长征路，看看祖国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听听这块土地上动人的故事。”焦波爽朗地笑了起来。

　　如今，焦波在汶川收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有一个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考上了四川传媒学院，还有的跟着他一起学摄影，现在成了很优秀的摄影师。在其他地方，焦波一路拍，一路收徒弟。“哪一天我不在了，这些孩子还可以继续拍下去。”

　　有人问焦波，纪录片里的农民，对摄像机没有任何紧张或者畏惧，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拍摄农民，不仰视也不俯视，始终平视，他们能感受到和我们是相通的，我们永远没有高高在上的态度或语言，有些地方即便语言不通，但当我们握着他们的手向他们问候的时候，这些行为是平等的，有温度的。”焦波说，团队去村民家中拍摄，会买些水果、小礼品，把自己当成去串门的亲戚朋友，赶上村民家里有喜事，也会去庆贺，“对于村民来说，我们更像他们的邻居，而非冷冰冰的摄影师，我们与拍摄对象没有距离感。”

　　拿了几十个纪录片奖项的焦波，一直说还未达到自己理想的艺术顶点，目前还没有他最满意的作品，但是他自觉眼光不错，能够发现亮点并一一拿下。在他的经验总结里，懂得体悟人情世故以及捕捉真情流露，远比专业知识重要。

　　“我热爱这些人，热爱这片土地，所以会一如既往地聚焦乡村母题，永远在土地里种植故事。”焦波说。

　　在北京工作的那些年，焦波经常坐731路公交车上班，由于距离起点站很近，上车后一般都有座。他喜欢坐最前边，坐定后就掏出纸笔写文章，一个多小时车程，有时候能写完一个小节。时间久了，乘务员就和焦波熟悉了，偶尔会凑过来问他，是不是又写了一篇呀？《俺爹俺娘》那本书的主体部分就是在公交车上完成的。

　　焦波说，在车上他喜欢打量来来往往的人们，这个人像老家的张大姑，那个人像村里的毛大姨，很快就能勾起自己小时候很多回忆，激发写作灵感。即使在家里，焦波也喜欢打开电视再开始写，时不时瞄一眼屏幕。

　　他爱人打趣他：“你说你这人怪不怪，别人专门找静悄悄的地方躲起来写，你倒好，喜欢人多、闹哄哄的环境。”

　　“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反而不分心。后来快写完《俺爹俺娘》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的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家乡那片土地。”坐在记者对面的焦波，说完这些话，长出了一口气。

　　（本文采写得到中国文联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