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王牌特工快暴露，提议“让我娶媳妇或许还有救”，中央：批准

“不可能真有像这样的特工夫妻吧？”

自2008年，电视剧《潜伏》热播并被“封神”后，总有人反复讨论这个问题。

对此，笔者只想说一句：艺术源于现实。

应该说，自1927年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我军“隐蔽战线”就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一个个极具个性的特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经历。其中，有太多让人无法想象的传奇。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这段往事，真真实实地被写进了军史。于新中国而言，涉及其中的数名特工，都已经成为了一段传奇。

一：快要暴露的单身王牌特工

1945年秋天，广州。

一位24岁的广东小伙子，陷入了焦虑中。他姓杨，名应彬。

杨应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当下的处境：他离暴露不远了。

没错。杨应彬是一个红色特工，而且与一般特工相比，他有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首先，杨应彬是一个已经顺利打入敌人内部的王牌特工。虽然才24岁，但此时的他已经是国军名将张发奎身边的参谋人员。而张发奎部，不但兵力众多，在国军里影响力亦是不小。因此，杨应彬的位置对我军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杨应彬是奉周恩来的命令潜伏下来的。早在1937年，16岁的杨应彬就作为一颗“冷棋子”，被安插在张发奎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和他这条线的特工们，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的。

正因为以上两点，在过去数年里，杨应彬一天都不敢放松警惕。

杨应彬是广东大埔县人，1921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高小毕业后家里就没读书了。幸亏，民主人士在当地搞教育，杨应彬才得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继续读书。

因为在学校成绩优异，13岁那年，杨应彬被校长带到上海，面见资助办学的著名民主人士陶行知先生。从那以后，杨应彬就跟在了陶行知身边，相当于成了他的“关门弟子”。

当时，陶先生的装扮常常是一件背心、摇着大葵扇，十分随和。而十几岁的杨应彬则跟在他身边，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陶先生的影响。这年10月，杨应彬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第二年加入我党。

那么，杨应彬是从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特工的呢？

这得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开始说起。抗战开始后，杨应彬本是一个抗日救亡儿童组织的负责人，后来转入淞沪战场张发奎部的战地服务队。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杨应彬成了打入敌军内部的一把利剑。

说起来，张发奎此人也是很值得一提的。

张发奎也是广东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又参加过北伐战争，因此在国军内部颇有威望。抗战时期，张发奎曾先后任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长官等，是著名将领。1937年日军攻打上海时，他曾率第八集团军抵抗。

都是广东人，张发奎颇为欣赏杨应彬这个小伙子。杨应彬跟了他没几年，张发奎就把他送到中央军校四分校去上学。而杨应彬也确实很给张发奎长脸，升学考试中，他在部队1000人中排第一。

自己战区的人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张发奎高兴极了，见人就说：“我看中了一个好苗子！”以至于，1940年12月的一次，他还“徇私”保过杨应彬一次。

那天，杨应彬在军校刚参加完训练，回到宿舍，突然被大队长叫了去。大队长拿出三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很英勇善战的”、“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希望这次由柳州回韶关去，能拨开云雾重见青天”。

毫无疑问，这都是令国军深恶痛绝的“进步语言”。这3句话，是从杨应彬认识的几个朋友那里搜出来的。大队长问杨应彬：“你认不认识他们，知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杨应彬只能假装毫不知情，反复强调：“我是张发奎长官保送过来的，希望学校向张长官调查，还我清白！” 这件事，后来被张发奎知道了，他赶紧命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校长，称一切都是误会，杨应彬这才化险为夷。

从军校毕业后，杨应彬就一直在张发奎身边潜伏。期间，他数次送出重要情报，屡次救我军战友于水火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24岁的杨应彬觉得：自己的任务应该完成了吧。于是，他急忙联系周恩来，希望他批准自己离开张发奎部，公开身份，回到自己的队伍。

然而，此时高瞻远瞩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国军一定会挑起内战。于是，周恩来要求杨应彬：“你再坚持一下，再等一等，看一看！”

杨应彬当然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离暴露不远了。他的身边，有无数双眼睛盯着。

自1937年跟着张发奎起，到1945年已经过去了8年，期间他屡屡出手搞情报，不被怀疑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日本人投降后，反动派对我军地下情报网的“清剿”已经放在明面上了。杨应彬已经听到不少风声：广东特务组织对他的怀疑，随时都会上升到跟踪和秘密调查阶段。而与此同时，军警政各界，都有关于他的种种不利传言流出。

杨应彬知道，如果再不想办法，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二：办婚礼

事实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着急的不止杨应彬一个人，还有他的上级兼联络人左洪涛。

左洪涛比杨应彬大15岁，这位久经考验的情报高手，正是杨应彬这条线的负责人。与此同时，左洪涛还负责着其它不少支线。

应该说，在整个组织里，没有人比左洪涛更了解杨应彬的不易。在过去8年里，作为一个见证者，左洪涛看着杨应彬由一个学生娃娃成长成能独挡一面的王牌特工。

因此，如何才能让杨应彬顺利地潜伏下去，也成了左洪涛的一块心病。很快，他们就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如果杨应彬娶个媳妇，大办一场婚礼，或许一切还有补救的可能！

这是杨应彬和左洪涛共同商量的结果。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后文中笔者跟大家细说。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杨应彬的新娘。

新娘，是有现成人选的。此人，正是陪伴杨应彬多年的女友郑黎亚。虽然郑黎亚比杨应彬年长两岁，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她都是配得上杨应彬的：

首先，郑黎亚是一个知识女性。

她1919年出生在江苏海门，父母早逝，从小跟着祖母相依为命。初一时，她就参加了抗日游行。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

其次，郑黎亚也是一个有胆识的姑娘。

考上北大后，郑黎亚本来有赴美留学的机会，但她却投笔从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后加入我党。

1938年，在浙江金华时，19岁的郑黎亚在革命活动中遇到了17岁的杨应彬。后来，两人因工作相知、相恋，走到了一起。

其实，按当时的习俗，两人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只是，考虑到杨应彬是个特工，而郑黎亚的身份则是宣传抗日的热血青年。于是，两人便商量好：等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再结婚。

结果这一等，就等到了1945年。此时，听说杨应彬要和自己结婚，郑黎亚当然十分乐意。于是，左洪涛把他们的计划汇报给了上级。毕竟像杨应彬这样的特工，他此番大动作必然是要经组织批准的。很快，中央的回复就下来了：批准！

为了把这场婚礼办得像模像样，大家可是没少花心思：

一来，杨应彬把广东军、警、政各界，但凡他能请得动的要员都请来了，一共多达100多个。当然，这些人会来，主要还是因为杨应彬跟张发奎的关系。

二来，杨应彬特意给张发奎发了请帖，请他务必出席，当自己的证婚人。

事实上，张发奎此时也听到了不少风声，说杨应彬可能是地下党，但他又始终没有抓到杨应彬的把柄。于是，接到请帖后，张发奎还特意把杨应彬和郑黎亚找了来，当面问他：

“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哪里会想到，张发奎竟问得这么直接。但他很清楚，对方会这么问，证明其实从内心来说是相信自己的。于是，杨应彬面不改色，回答道：

“张长官，我跟了你八年抗战，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不是！”

张发奎这才放下心来，脸上堆得笑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呀，那你们就结婚吧！”、

就这样，1945年12月3日，一场盛大的婚礼在广东行营举办。席间，他们拍了这样一张照片：

照片中，新郎温文尔雅，新娘漂亮大方，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是再合适不过。而就在宾客们交杯换盏时，没有人注意到这对新人内心的紧张，也没有意识到这场婚礼的操办者正是我军地下党组织。

宴席进行到一半，张发奎当众发表了一通讲话，把杨应彬狠狠地夸了一遍，称他勤勤恳恳、有才华、有能力，是自己的得力助手。

这下子，在场的100多个国军官员全看明白了：杨应彬是张发奎跟前的“红人”。不管外界怎么猜测他的身份，张长官是极为信任他的。他这个时候出席杨应彬的婚礼，相当于就是为他“站台”、力挺他，看谁还敢动他。

三：夫妻特工

世人都说：革命者的爱情，格外浪漫。这话没错！只是，这种浪漫时时与危险相伴。

结婚那年，郑黎亚26岁，杨应彬24岁。自婚后第一天起，郑黎亚就明白：自己的丈夫是一个特工，而且是周恩来麾下的王牌特工。作为妻子，她能做的就是尽自己一切力量，护他周全。

他出门，她守在家里等；他拼了命搞来的情报，她总能想到办法给送出去。期间，夫妻俩到底送出了多少情报，笔者不知。在目前已经解密的资料中，我只跟大家讲一个：一份情报救下2000多名抗日骨干及家属。

那是在1946年1月，中共代表、国军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军调部第8执行小组，到达广州，解决我军东江纵队北撤的问题。杨应彬作为张发奎部的参谋，当然也参与了此事。

那些天，杨应彬一直格外警惕，希望能替我方代表打听到一些信息。一天，他见参谋处一个姓甄的参谋，神神秘秘地跟旁人交代着什么。于是，杨应彬便刻意走过去打听，得知：原来，我军代表住处的所有服务人员都是特务，而且屋里也装上了窃听设备。

这一情况，对我军代表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才能顺利把这一消息传出去呢？杨应彬想到了个好办法，他以照顾军调小组人员生活为由，以代理处长的身份接见了中共代表，而后又在握手的时候，把一张纸条交给了代表。

就这样，在情报网的配合下，军调终于有了结果，我军和国军签定了一份《北辙协议》。按照计划，我东江纵队的2000多人将集结在大鹏半岛，再乘军舰到山东烟台去。

事情到了这一步，杨应彬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谁知，谈判刚结束，他就收到了一份关于张发奎部兵力调动的命令。原来，蒋介石不甘心这样的结果，下令张发奎，要求他：趁我东江纵队集结之际，来个“一网打尽”，“全歼”我军。

这是一份关系到2000多人性命的情报，杨应彬马上向上线左洪涛汇报。然而，收到情报的左洪涛竟皱起眉头来。原来，当时我军军调代表们已经离开了广东，这份情报该如何迅速送到东江纵队手上，成了一个大难题。

好在，正在大伙都着急的时候，左洪涛突然发现当时香港地下党领导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当时也在广州。于是，左洪涛便把这一消息让萨空由香港方面，辗转电告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得到这一消息，我军就完全掌握了主动。在周恩来的部署下，一方面，东江纵队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另一方面，周恩来也把这一情况公开给媒体，向蒋介石施压。最后，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东江纵队的2000多人顺利撤离。

一条情报救2000多个战友，这不是影视剧里的内容，而是杨应彬和妻子经历的诸多传奇中的一件。

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收到了组织最后一条命令：迅速撤离。夫妻俩知道，应该是组织得到什么消息，他们俩再不撤就有危险了。为防离开的时候遇到阻碍，杨应彬找到张发奎请假。

一开始，杨应彬称自己想跟亲戚去南洋经商，要离开广东。张发奎并不相信，说：“你才20多岁，一看就不像是会做生意的人，去那里干什么？”

后来，杨应彬又称那自己要先回老家一趟，正好妻子也有孕在身，把她送回老家去养着。这一次，张发奎没有理由拒绝他，便同意了。就这样，杨应彬夫妻俩顺利撤离。事后，杨应彬夫妻俩转移去了香港，张发奎见他迟迟不归，还下发了通缉令。

1949年，杨应彬回到了广州，参与接管这座城市的工作。此后，夫妻俩在新中国的多个岗位上兢兢业业。

2013年12年16日，郑黎亚女士病逝，享年94岁。生前，她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2015年7月13日，中共传奇特工杨应彬病逝，享年94岁。

二老走后，曾有记者采访他们的儿子杨小斌先生，希望知道更多这对夫妻的过去。然而，杨小斌先生笑着说：“我问父亲十句，他才说一句！”

或许，70多年前的那些点滴往事，还有太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如今的军史材料里，真真切切地记录着这样一条信息：

杨应彬所在的那条情报线，一共有22人。在22人潜伏10年后，除1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无一人暴露身份。毋庸置疑，在世界特工史上，这支很多人不知道的队伍是一个传奇。

杨应彬是这支队伍里最小的一个。周总理生前，常唤他：小同志。

最后，是笔者翻阅诸多材料，找到的一张当年战地服务队的照片：

这张照片中，后排右三为杨应彬。黑白胶卷，已略显模糊的脸庞：那些年，他们正年轻；那些年，他们为新中国拼过命。